中国公益现状

2024-08-17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中国公益现状(精选8篇)

中国公益现状 篇1

一个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绝对不只是一个道德问题。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个人都开始积极参与到慈善中来,然而,慈善机构如何取信于民?相关法规又如何保证捐赠者与受助者的共同利益?中国的慈善机构目前有哪些可以改进的问题?在慈善项目的推广方面,又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创新模式?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一些政府及非官方的慈善机构,几乎所有慈善机构负责人都表示,公信力是慈善机构最具影响力的指标之一,而我们的话题,就从慈善机构的公信力谈起。

无论是国际还是国内,慈善机构的公信力都是一个有实际影响力的指标,和吸引公众的筹款能力高度相关。如何让民众的善款可以得到合理分配使用,几乎是公益组织得到民众支持的首要条件。采访中,很多被访机构都提出,公信力的加强除了要通过行业自律,还需要通过专业分工、相互监督、相互依存来实现。

须大力发展社区性公益机构

目前,中国公益组织还是以国字号的公益筹款机构为主,它们在引导行业发展中起到了非常明显的规范作用,并基本形成合乎规范的接受资助和合作、监督模式。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应该大力发展基层社区性慈善公益机构,它们直接面对基层问题和需求,针对性和快速反应能力较强,运作成本相对较低,能够将慈善行动价值延伸到社区,满足社区慈善的需求。和所有企业一样,慈善公益机构的公信力还在于如何吸引和培养人才,只有更多优秀人才从事慈善事业工作,才能使慈善机构的组织能力及公信力大幅度提升。

立法可保慈善基业长青

另一方面,通过立法保障慈善组织公信力是最简洁有效的方法之一,拟议中的《慈善法》,一方面通过对慈善机构的性质及运行方式作出相应规范,对国家的监督管理职责及社会监督机制予以明确,以大幅提高慈善机构的公信度和透明度;另一方面,通过确立现代慈善事业必须尊重受助者人格的基本Ô¬则,来帮助人们树立现代慈善意识与观念,推动我国古老的慈善事业向现代化的转变。《慈善法》第一稿2005年就已¾¬完成,后来几¾¬修改,至今仍有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形成完全共识。比较核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慈善的内º¬和外延;一个是政府到底如何管理慈善。慈善到底是民间的事业,还是政府也可参与其间的公共事业,这个问题不仅是事关理论,而且是实际问题,因为慈善是有资源的、有资产的、有利益的。相信现在随着社会对慈善的关注,这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会行之有效的出台。

阳光运行,慈善无阴影

另外要加强对社会慈善募捐行为的统一管理。还需要对慈善捐赠资金实行税前列支。对慈善捐赠行为给予鼓励也是必需的。几家被访问机构都同时提出需要规范慈善资金的管理。进一步建立规范、公开的财务管理“阳光运行”制度,形成慈善项目资金追踪和反馈机制,并定期向公众公布有关善款筹集、管理、使用等信息,自觉接受社团管理机构和社会各界的监督,保证慈善资金使用公开透明,切实做到善款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专款专用、规范管理。加强慈善组织自身建设。

创新捐赠模式

胡润百富第一次举办生活奥斯卡慈善晚宴的时候,很多到场富豪还对这种优雅慈善的形式非常新鲜,几年时间过去,媒体、艺人、明星都开始以各种形式参与到慈善中来,随着慈善宣传力度的增加,如何广泛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共同推进慈善事业的发展,已成为所有慈善机构都在积极筹措的方向。与Ô¬有的思维方式不同,很多慈善机构都开始创新捐赠模式,建立捐赠工作新机制,多元化、多渠道、多形式募集慈善资金。

慈善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渠道

筹资机制关键是拓宽渠道,建立稳定的资金来源。采访中我们了解到,目前慈善资金的来源主要包括:

1、国内社会各界的捐赠与赞助。这是慈善机构资金的主要来源,包括企事业单位、组织赞助和个人捐款。由于¾¬济发展、社会习惯的不同,资金的来源也大不相同,比如在香港,捐款的70%来自个人。

2、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友人团体的捐赠和赞助。这是我国善款的重要组成部分。慈善事业无国家和区域界限,在博爱精神和人道主义Ô¬则下,向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及国际友人团体的募捐,是慈善机构工作的重点之一。政府的有关部门如外办,侨办、台办、海外联谊会也一直发挥着优势与特长,为慈善团体牵线搭桥。

3、政府资助。在政府支持方面目前存在两种方式:西方国家的慈善机构通常得不到政府的拨款资助,政府对慈善事业的支持主要通过减免税收形式实现;而香港的慈善机构是以政府资助为主要财政来源,形成官助民营的官方财政主导性社会公益事业。现阶段我国政府资助则主要体现为政府各部门的支持和优惠税收政策。国家对《公益事业捐赠法》的税收优惠政策已作出了一些Ô¬则性规定:如政府各部门应乐为慈善机构牵线搭桥,提供服务。有条件的可给予一定的资金、信息资源支持。优惠的税收政策包括:单位慈善捐赠在应纳所得税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给税所得额中扣除;慈善机构以组织的各种义演、义卖、义赛、义拍、义诊等活动所得收入可免除营业税;从事慈善事业的非盈利机构用于公益事业的支出,可按《税法》有关规定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企业或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等非盈利机构的公益、救助性捐赠可以税前全额扣除。

4、创始基金的增值部分。

5、举办募捐、义演、义卖等慈善活动组织收入。

6、慈善资金的利息收入。

7、其他合法收入。如将无主财产及非法所得等充作慈善基金。

慈善资金如何使用

慈善资金的使用总体来说要按照量入为出的原则,编制预算,经理事会审查批准后,按计划使用。几乎所有慈善机构都提出,慈善资金的使用,要严格执行财务纪律。所有发票必须有经手人、证明人签名,负责人审批签发后方可报销。资金实行独立会计核算,配备必要的财务人员,开设独立银行账户,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管理财务。对国家批准的慈善机构来说,资金募集和使用接受财政、审计、民政、金融等部门的审计、监督,并定期上报资金收支情况。慈善机构也会不定期向社会公布资金收支情况,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慈善机构接受捐赠后,也须向捐赠者出具凭证、颁发证书,执行严格的钱物交接、保管制度和财务审计制度。

资金募集除接受社会各界人士和企事业单位的自愿捐赠外,还可以开展义卖、义演及专项慈善捐赠活动等各种形式,向社会进行募集。部分慈善机构对于创始基金(慈善总会成立时接受的捐赠资金)的使用,坚持动息不动本的Ô¬则。以后陆续接受的捐赠,少部分纳入创始基金,少部分用于当年必需之活动¾¬费,大部分用于当年的救助支出。

对突发性灾害募集的资金,全部用于赈灾。定向专项捐赠,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实行专款专用。对于义演义卖所筹集的资金,扣除成本外,全部纳入捐赠收入。对于捐赠者所捐的实物,全部用于救助。

慈善的现存问题之一理念有待更新

不可否认,目前中国慈善事业还在探索阶段,关于慈善的现存问题,我们在走访中发现,尽管政府现在大力倡导,但一些人仍对慈善事业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甚至一些慈善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也只是将慈善事业看成是单纯的“道德事业”,未能将其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及不断发展的社会事业来对待,在理念上与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存在着较大差距。

慈善的现存问题之二资源匮乏,捐赠水平低

另外慈善机构的数量太少,慈善捐赠水平较低。我国目前的慈善公益机构仅有100多家,而且绝大多数是“官办”的,全国每年募集到的慈善资源不到全国GDP的0.1%(美国慈善公益团体掌控的资源高达美国GDP的8%£¬9%),并且我国的慈善事业在很大程度上仍依赖海外捐赠,如中华慈善总会的捐赠物资中有近80%来自海外,只有20%多一点来自内地。一份慈善组织的公益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纪录的不超过10万家,这意味着国内有99%的企业从未参与过捐赠。

慈善的现存问题之三法规尚不完善,系统内自律有待强化

迄今为止我国尚没有出台有针对性的,专门规范慈善(公益)组织实体内容的法律与法规条款,发展慈善事业相关的政策、法律、法规尚不健全和完善。即使是已¾¬颁布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亦因缺乏具体的、可供操作的配套政策而难以落实。我国目前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与中国红十字会等7家慈善机构是捐赠全额免税的慈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极少数慈善机构获得了政府特别许可,有权开出能得到政府财政部门认可的捐赠证明。这种垄断格局,成为慈善事业依附于政府,难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的主要障°¬。

而且慈善组织自身亦存在着不适应发展需要的弱点。部分慈善机构的组织建设还不规范,慈善募捐的方式缺乏足够吸引力,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还有待提高,机构运行还缺乏透明度,接收社会监督,慈善公益系统的自律还有待强化。

民营化成慈善机构重要发展方向,慈善立法是当务之急

虽然事实上,现今我国的慈善组织都或多或少带有政府行为倾向,但是慈善事业是社会的公益事业,必须坚持民间力量独立自主发展的原则。因此民营化或者说非政府化是慈善机构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

现有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及《公益事业捐赠法》等6部涉及慈善公益事业方面的法律法规,对规范和推动慈善事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在现代文明社会,一项事业要想成熟发展,必须有相应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其给予保障和规范,慈善事业也是如此。这是慈善事业进一步健康长期稳定发展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因此,大力推动《慈善法》的制订,形成一部专门规范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础性法律,成了我国慈善事业法制化发展的当务之急。

专业化发展道路已成慈善事业必然性的发展方向,积极推动和坚持慈善工作队伍的专业化和工作内容的专业化,这是慈善事业提高自身业务办理效率的有效途径。

慈善事业发展面向的最终目标是:在全国上下,从城市到农村的每个角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我们这个正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度,普及成为一种自觉自愿的意识和行为。

创新推动慈善长青

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慈善事业就会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维护社会公平的重要力量。近年来,随着中国¾¬济的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和个人希望为慈善事业出钱出力。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业,需要来自社会各界的鼎力相助。而如何通过有效的整合创新,把这特殊的“供”和“需”双方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社会事业。在这个过程中,慈善事业发展的快慢,与整个社会的慈善创新步伐息息相关。

我们常说,慈善是一种力量,而创新,更是推动慈善前行的力量。凡是在慈善事业比较发达的国家,慈善事业绝不只是往捐款箱里投钱这么简单,他们通过长期的慈善创新,让慈善事业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很多吸引人的地方。比如说,在许多国家,都流行一种名为“胶鸭赛跑”的公众筹款活动,活动就像娱乐游戏一样吸引人。具体的做法是,慈善机构购买一大批编了号的黄色橡胶玩具鸭,让公众来认购,然后,通常是在公众假日,找一条风景如画¬的河流,把这些橡胶鸭放到河里,看ˬ率先流到终点。胜出的鸭主会领到一笔奖金,而绝大多数的款项则拨入善款。今年9月,英国的一场“胶鸭赛跑”,筹款高达50万英镑。

媒体助力慈善创新

而在慈善创新过程中,媒体永远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出色的媒体,永远能通过智慧和创意,给慈善事业带来崭新的局面。就拿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为例,互联网产生以后,很多全新的慈善模式被创造出来。比如说,面对节能减排的全球趋势,一些国外的环保组织就在网上推出了针对个人的碳排放权交易,任何国家的公民都可以用信用卡为自己的汽车、游艇和房子购买碳排放权,而这些机构则用这些捐款进行环保公益事业。据一家澳大利亚环保组织透露,已¾¬有相当多的中国内地车主在他们网站购买碳排放权。

附录:慈善机构简介

中华慈善总会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于1994年,是¾¬中国政府批准依法注册登记,由热心慈善事业的公民、法人及其他社会组织志愿参加的全国性非营利公益社会团体,目前在全国拥有260多个会员单位。截至目前,中华慈善总会直接募集慈善款物共折合人民币40多亿元,数以千万计的困难人群得到了不同形式的救助。中华慈善总会实行严格的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聘请了国际知名的毕马威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财务审计,重大募捐活动接受国家审计署的审计,并随时接受社会监督。

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

光彩事业促进会成立于1994年4月23日,是在中央统战部和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积极推动和倡导下,由非公有制¾¬济代表人士以及港澳台和海外工商界人士自愿组成的具有法人地位的民间社会团体。通过十三年坚持不懈努力,光彩事业以造血为理念,以项目投资为主要形式,先后实施了农业产业化扶贫、生态建设扶贫、资源开发扶贫、医药卫生扶贫、智力开发扶贫、移民安居扶贫、招工就业扶贫、建设市场扶贫、公益捐款扶贫和国际援助扶贫等多项扶贫工程,不仅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也得到了受助地区群众的赞誉,还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取得联合国¾¬社理事会特别咨商地位、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特约观察员身份。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为“中国青基会”,属全国性公募基金会,面向公众募捐的地域是中国以及许可中国青基会募捐的国家和地区。其使命为: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倡导“社会责任、创造进取、以人为本、追求卓越”的价值观。其发起实施的“希望工程”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的民间公益事业。

中国红十字总会

颇有历史的中国红十字会始建于1904年,建会后一直从事救护伤兵、救助难民和赈济灾民活动,并积极参加人道主义救援活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统一的红十字组织,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救助团体,也是国际红十字运动的重要成员。

爱德基金会

爱德基金会成立于1985年4月,是一个由中国基督徒发起、社会各界人士参加的民间团体,致力于促进我国的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和农村发展工作。优先考虑发展直接改善人民生活的项目,帮助缺医少药、教育的落后穷困地区开展脱贫工作,促进生态保护。在我国,基督徒的人数大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应该说,爱德基金会为中国基督徒参与社会服务提供了一种新形式。

中国扶贫基金

中国扶贫基金1989年成立,已成为当前内地扶贫领域规模最大的公益组织,累计募集资金和物资近20亿元人民币,帮助400万贫困群众受益。目前已逐渐形成六大援助型品牌项目。包括:“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以降低贫困地区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为目标的“母婴平安120行动”,以帮助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为目标的“新长城特困大学生自强项目”,以救助水灾灾民为主要目标的“紧急救援项目”,以改善贫困地区医疗条件和提升管理水平,降低医疗成本,从而减少贫困人口治病开支的“天使工程”项目和以培训就业、教育扶贫和国际合作扶贫为主的“综合项目”。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也积极开展以动员社会力量、推动全民扶贫、倡导贫富和谐为愿景的“365天天扶贫宣传项目”等倡导型品牌项目。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

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成立于1997年5月26日。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是为了维护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为¾¬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实现司法公正、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接受国(境)内外社会各界捐赠资金并进行管理运作而成立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是¬国务院批准成立并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的独立的非营利法人。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

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成立于1993年4月,是中国第一个专门从事环境保护事业的基金会,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属非营利性社团组织。2005年获得联合国¾¬社理事会的“专门咨商地位”。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建立了严格的资金筹集、管理和使用制度,并接受政府有关部门、捐赠者和公众监督。本着“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人类”的Ô¬则广泛筹集资全,将之用于奖励在环境保护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资助与环境保护有关的活动和项目,促进中外环境保护领域的交流与台作,推动中国环境保护事业向前发展。(来源:胡润百富)

中国公益现状 篇2

1.1 小额信贷中国的潜在影响巨大

(1) 中国农村信贷有巨大未满足的需求, 在中国2.5亿农村家庭, 只有1/3家庭有获得正规信贷的渠道, 非正式借贷极为活跃。 (2) 农村信用社的贷款/存款比率都在80%以上;在许多领域超过100%。 (3) 小额信贷在中国飞速发展。根据格莱珉基金会的有关统计, 我国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数量已从2008年不足1000家发展到2013年逾6000家, 小额贷款余额已从2010年200亿元发展到2013年超过600亿元, 所以小贷行业正在经历飞速发展时期。

1.2 中国农村信贷有巨大未满足的需求

尽管2008年银监会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的《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 (23号文) 中明确规定, “小额贷款公司发放贷款, 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 鼓励小额贷款公司面向农户和微型企业提供信贷服务, 着力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但是仍然存在需求远大于供给的情况。

一是行业仍然没有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需要。中国的小额信贷业发展迅速但始终无法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需要, 整个行业的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给市区的中小企业人民币的贷款驱动的。

二是为穷人提供金融服务的紧缺性。全国64%的农民没有任何途径接触任何的金融服务, 因为大多数农村地区传统的金融机构需要个人土地所有权的形式抵押品的信贷这样的条件而无法借贷。

三是小额信贷机构不够。事实上, 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更倾向于为中小企业而非个人提供贷款。而主要面向农户个体、贷款额度一般不超过两万元的公益性小额信贷机构, 其生存状况并没有数据显示得如此光鲜。数据显示, 我国公益性小额信贷组织已经从2003年鼎盛时期的三百多家萎缩到不到一百家。且类似于农村小额贷款合作社 (RCCs) 这样的小贷机构经常会向农民索取过高的利率 (高达30%~40%) 。

四是市场缺陷:存在银行忽视农村居民。农村居民平均每一万人有0.36个银行, 远远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3 格莱珉信托在世界范围内的经验

多年来格莱珉小额信贷模式取得了极大成功, 在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已经为接近730万妇女发放小额贷款。格莱珉银行的借贷者在三年内收入增长, 五年内极端的贫困减少了70%甚至更多, 每个月大约有一万名格莱珉借贷者摆脱贫困, 在格莱珉借贷者中婴儿死亡率降低34%。不仅在孟加拉, 格莱珉信托也将他们的经验通过复制项目传递至非洲、美国、欧洲等世界其他国家, 总放贷额从1997年的2000美元 (百万) 左右发展到2011年逾8000美元 (百万) , 支行数量从1997年底的1000家左右增加到2011年底超过2500家, 近年来不论是总放贷规模还是支行数量都经历较快发展。不难看出格莱珉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小额贷款扶贫大有裨益。并且该种模式正是瞄准那些被前文所述的各种机构忽视的客户群体, 更有参考价值。

2 格莱珉信托复制项目在中国的发展现状

格莱珉信托以各种方式与形式在中国开展了一些复制项目, 其中自2008年先后成立的格莱珉松潘小额贷款公司以及格莱珉商都小额贷款公司颇有研究意义。这两个公司的业务以及产品形式都类似, 通过经典格莱珉5人小组方式发展客户, 每户贷款1万人民币, 每月还款本金1000元和利息100元 (如表1) , 先后10个月还清 (如表3) 。然而, 由于各种因素, 复制项目在商都地区开展并不顺利, 其中格莱珉松潘公司已于2013年4月正式关停进入清算程序。相比之下, 格莱珉商都公司情况就要好些, 公司现有客户379户 (截至2013年12月) , 至今还款率100%, 但是受制于信贷资金不足, 目前公司只回收贷款不发展新客户。监管格莱珉商都公司目前处在亏损运营状态, 但是在信贷资金的前提下, 预计2014年客户规模到达500户左右时, 可实现公司当年自负盈亏。

3 格莱珉信托复制项目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3.1 信贷资金来源单一, 数额有限

首先, 公益扶贫性质的小额贷款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商业小额信贷, 后者的商业性以及盈利的目的保证该种性质的小额贷款有较多的信贷资金来源途径, 既有正规金融转贷, 民间资本甚至包括高利贷也囊括其中, 所以, 信贷资金的供给对于需求反应是很灵敏的然而类似格莱珉式小额贷款这样带有公益性和非营利性性质的小额贷款的资金渠道是非常单调乃至匮乏的。其主要来源于第三方的捐赠和部分财政配套, 而捐赠与财政配套的资金供给力度并不取决于实际的资金需求某种程度上是由捐赠者的捐赠动机、捐赠方的财力大小、地方财政的拨款力度等决定的, 上述诸多因素的差异最终会影响信贷资金的数额。

其次, 小额信贷行业自身的信贷资金来源有着只贷不存一条腿走路的尴尬。格莱珉模式在中国遭遇也面临无法吸储的困局, 根据银监会规定, 非银行机构不具备吸储资格 (如表3) , 而若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吸储, 就有可能涉嫌非法集资。

3.2 管理层被架空, 信息不对称

3.2.1 管理层与业务员之间存在信息隔离现象。

由于格莱珉商都的2名领导者———项目总监格劳克·罗伊, 执行经理———侯赛因·僧旺是外籍人士, 而公司的具体业务操作者是3名中方员工。那么, 语言问题就是横亘在公司管理层与实施层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3名员工中仅有1名员工掌握一些基础英语, 于是公司指令的传达与任务的下发都是通过一个人来传递与反馈的。这样的信息传导机制带来了传播效率的低下进而引发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譬如客户与项目经理无法直接沟通这样就会限制客户监督信贷员工作的效果。在小额信贷这样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行业, 很多时候如果不能够与客户进行有效沟通 (直接语言沟通) , 慢慢的许多问题的端倪是会被掩埋。另一方面因为中外员工双方意见不合, 不排除中方职员将大量有效信息拦截, 外籍专家获得的仅仅是部分可见的纸质文件, 还有大量无法形成纸质文件的隐含信息无法到达专家手中, 最终导致在制定策略和方案时难以与现实相符, 与当地的现实情况有较大差异。并且这些信贷员并未通过正规的格莱珉信贷员的培养选拔体系脱颖而出的, 更多的是经由当地政府官员或者有较强社会关系的人推荐而来的 (如表3) , 那么他们对格莱珉模式的理解就不得而知了。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显然是缺少防火墙的, 如果中方员工掌握很多信息却不反映给管理层那么很多信息管理层无法知晓, 信息会在传播过程中被过滤, 当然, 这是所有外籍人文社科工作者在中国工作的一个共同问题。我们也很欣喜地看到项目经理正在刻苦学习中文, 这是他们工作责任感的体现, 对于中方工作人员掌握基础的英语也是必要的。

3.2.2 业务员与业务员之间也存在信息隔离现象。

在陆口格莱珉项目的发展中, 时有信贷员与客户私下达成某种行为, 并且未告知其他工作人员。结果, 在类似的信贷员突然离职或者离开原来客户群体时, 许多问题会接踵而至, 譬如新接替者并不知道前任与某个组员私下达成的借款协议, 而造成账目不对, 或者借款者拒绝向接替者否认之前的借款行为等等。这些都和业务员之间的信息隔离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也是这种体系缺乏监督机制的体现。

3.3 信贷目标漂移问题浮现

信贷目标漂移即冒名、顶名贷款是通过欺骗手段获取信贷资金的一种欺诈行为。其表现通常为: (1) 贷款人因本人不符合贷款条件或其他违规原因, 不能通过正常程序在相关机构取得贷款, 而虚构借款人或在借款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贷款; (2) 在他人知情或经他人允许的情况下, 以他人名义获取的贷款; (3) 内部人员违法违规, 与用款人恶意串通, 采取冒名、顶名的手段为不符合条件的关系人发放贷款 (如表3) , 或采取冒名、顶名方式套取贷款供自己使用。银监会曾印发的《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内蒙古自治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案件风险情况的通报》 (银监办发[2008]214号) 披露, 2006年以来内蒙古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发现各类案件56件, 其中冒名、顶名贷款31件, 占比高达55.4%。处在小额信贷“事件”高发的地区, 格莱珉商都小额贷款公司在运营中难免会受到传染, 事实上, 也出现了5人小组中存在垒大户的蛛丝马迹, 而垒大户现象在格莱珉松潘小额贷款公司已经确实发生。垒大户使得贷款具有欺骗性、虚假性、隐蔽性, 掩盖了信贷资产的真实性和安全性, 造成垒大户、跨区域、超越权限、多头贷款等违规贷款, 使承债人和贷款使用人相分离, 权利和义务不对等, 贷款主体失效。不管格莱珉小额贷款公司在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或者疑似出现垒大户的现象的案例中, 信贷员是知情违规操作还是不知道小组组员私下发生联系, 这种现象都应当引起我们注意。

3.4 中心会议与小组会议缺失

30多年来, 格莱珉模式享誉世界, 一方面是由于该种模式通过金融媒介向穷人注入经济血液, 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这种方式给穷人带来的通过自身努力与奋斗去改变生活现状的勇气与动力, 以及在此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社会资本与小组成员间的关系纽带。这种独特的产物恰恰是格莱珉模式最独特最具有魔力之处。对于小组成员, 小组成员藉以中心会议这个平台相互交流与倾诉, 学习与鼓励使她们能够共同面对生活中的困难, 一起去改变落后的境地, 大大增强了穷人的自尊心与勇气。对于格莱珉银行, 正是通过这样定期的聚会, 保持小组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联系, 相互隐性制约才能使得其无担保无抵押无诉讼的贷款模式一直安全运营下去, 换句话说, 小组会议某种程度上就是“风险控制”的一种方式, 一种非金融的方式。然而, 不论是在格莱珉松潘还是格莱珉商都小额贷款公司, 我们都很遗憾地发现小组会议并未展开 (如表3) , 如果连小组会议这样一个格莱珉模式的真正内核的缺少了, 那么我们会反思中国现在开展的还是格莱珉模式的项目复制吗?现在正在运营的项目究竟有没有其存在的意义呢?这和一般意义上的小额信贷又有多少差别呢?甚至如何保障客户及时还款?拉提菲甚至指出, “如果对这些要求擅自改动, 我们就不能说那还是格莱珉模式了。”

3.5 贷款客户规模有限, 机构运营亏损

无论是格莱珉松潘小额贷款公司的50户贷款客户, 还是格莱珉商都小额贷款公司的379户客户规模, 都十分有限, 扶贫公益性小额贷款的理想客户规模与一般小额贷款规模相去甚远。零星的项目点以及有限的客户规模也极大地羁绊了格莱珉模式在中国农村经济扶贫与社会群体自我增能方面的发挥更大作用。

亏损运营似乎已近成为公益性小额贷款的标签, 在格莱珉中国的项目中也体现出来 (如表2) , 除了项目初始投入较大, 运营年限还不足以覆盖投入之外, 高昂的行政管理费用也是格莱珉在中国遇到的运营亏损的重要原因, 如表2所示, 2011年格莱珉松潘项目年亏损50万人民币, 截至2013年8月, 当年亏损逾30万人民币。

4 格莱珉信托复制项目可持续发展的对策———疏堵结合

对于格莱珉在中国遇到种种问题的解决应当沿袭疏堵结合, 近堵远疏这样的思路展开。所谓堵就是及时采取措施对于已经发生的问题给予关注处理, 防止金融风险蔓延;所谓疏即在中长期要把眼光放在问题的根本解决上, 找出问题的症结, 提出可行的方案使得复制项目长期顺利地进行下去。

4.1 拓宽信贷资金来源渠道

放眼国际, 在印度有大量的小额信贷公司通过从银行融资开展信贷零售业务, 在印度上市的SKS就是一家只贷不存的小额信贷公司。在国内, 类似只存不贷的小额信贷机构也有, 他们的资金来源值得借鉴。

4.1.1 堵。

一是短期内寻求公益机构的平台捐款。格莱珉松潘以及格莱珉商都公司都有捐赠资金, 譬如阿里巴巴集团, 壹基金都向项目赠予基金, 那么继续寻找类似认同该种模式的企业或者机构寻求赠款是短期内解决信贷资金缺口的一个办法。二是其他公益机构或者公司提供的无息贷款。可以考虑同中国扶贫基金会或者世界银行扶贫项目申请一些无息和低息贷款, 专门用作格莱珉信托复制项目的展开, 短期内通过其他机构项目合作也有前景。

4.1.2 疏。

一是地方政府配套资金, 地方财政可以将扶贫资金作为配套资金进来。每年财政部会专项拨款用做扶贫资金, 这些资金最后很多演变为呆账坏账逾账最终无法回收, 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如果能寻求同财政资金配套, 即格莱珉专家出技术, 财政部出资金, 那么理想状态是个双赢的局面。其实, 很多类似格莱珉商都的项目早期都遇到过此类困境, 前期的资金来源于捐赠, 后来由于资金有限, 慢慢财政资金配套进来继续扶持计划开展。对于格莱珉商都, 除了依靠其独特优势在国际上寻找信贷资金来源外, 地方政府与财政合作或者能够配套地方扶贫基金也不失为一个值得摸索和探究的思路。二是与纯正金融机构合作, 从他们那里批发, 再进行零售业务。尽管正规大型金融机构触角很难触及到扶贫小额贷款, 但是也可以和这些金融巨无霸合作, 譬如与中国邮储银行合作向他们批发资金然后用这些资金去发展小额贷款的业务, 这也是基于当前中国金融监管法规不允许小额信贷非法吸收存款的一个长远可行的解决方案。如图1所示, 格莱珉在中国可以采用P2P平台作为资金载体, 但是得注意法律风险与监管风险。当下比较流行的互联金融, 譬如宜信的宜农贷, 贷帮都合理运用了互联网平台进行P2P操作。同样格莱珉也可以尝试作为一种桥梁牵线搭桥将信贷资金出借人与客户巧妙联系在一起, P2P线上模式可以借鉴宜信模式, 线下模式则可参考平安陆金所。然而, 对于P2P中涉及法律规范的问题也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风险。

4.2 改进并完善项目人员组织结构

4.2.1 堵。

一是针对管理层被架空, 成立中方管理顾问委员会 (如图2) , 定期至项目点督导。建议由出资方委派中方协调人, 帮助外国专家熟悉国情, 突破语言和文化障碍, 有效反馈员工客户向上传达的意见, 使得项目管理者能够更好地制定适合当地的制度与指导方向;中方协调人也可以代行项目管理者对中方员工直接督促管理, 防止管理层被架空。这对于当前格莱珉商都公司管理层被架空的情况是亟待的。二是针对信息不对称与信息隔离, 对于每个工作岗位设置“双眼”制度, 即A、B角色 (如图2) 。通过同一位置希望两人互相督导, 防止操纵信息。同时, 可以有效防止人员离职带来的损失;虽然这会极大增加项目的经济成本, 但是为了项目的持续运营, 能够有效抑制潜在的系统金融风险的蔓延, 短期内这种方式也是可行的。

4.2.2 疏。

一是建立健全中方员工培训体系与制度, 使员工深入了解格莱珉理念。从长期来看, 只有建立健全中国的格莱珉员工选拔和培训机制, 使他们能够真正地认同并掌握格莱珉的精髓以及内涵才能走向岗位去践行和推崇这种模式。这显然不会是现在格莱珉员工的状况。二是招募有社会工作和小组工作背景的新员工, 便于工作开展。格莱珉小组工作的特点以及格莱珉哲学理念恰好契合社会工作行业的理念, 如果能够招募到合适的有社会工作背景和小组工作经验的员工, 会大大减小工作中的阻力, 这也是格莱珉在中国招募员工长远的解决之道。三是完善绩效考评机制, 奖惩分明, 对于不合格的员工按条例处置。

4.3 控制垒大户现象, 防止风险蔓延

4.3.1 堵。

对于组内想额外借款的组员, 在明确向信贷员表明意图后, 可以考虑安排一笔单独的款项, 额度需有限制并且需要组员本人向信贷员如实表明意图。虽然这有悖格莱珉的理念, 但是对于短期内控制垒大户现象是必要的, 但是这绝不是常态。对于已经出现的违规问题, 应当尽快收回贷款。为了避免更大损失, 短期内对于已经出现违规没有还款的客户, 应当较快敦促还款。

4.3.2疏。

4.3.2疏。为保护出资人和相关捐赠人利益, 对资金负责, 可考虑小额信贷保险, 防患未然。基于格莱珉信托在中国的信贷资金大多来源于捐赠的事实, 例如来源于壹基金的捐赠, 那么有义务对这样的基金会捐赠人负责, 所以, 从经济角度看为了规避金融系统风险和小额信贷风波, 购买小额信贷保险是对机构本身更是对捐赠人的责任;对于负责筛选与评估客户的信贷员的培训依旧是重要课题。长远来看, 根治垒大户, 信贷目标漂移的基础在于加强对信贷员的理念教育以及客户筛选工作的监督, 做到透明化和公正化, 杜绝私下行为;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 建立防火墙, 预防信贷员的利益操纵, 制定合理的公司机构建制, 与中方员工签订符合中国法律的劳动合同, 使双方都做到权利与义务并举。

参考文献

[1]刘祖君.从格莱珉模式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J].商品与质量, 2010, (Z4) :33-33.

[2]刘人玮.我国小额贷款公司的现状与出路[J].法制与社会, 2009 (23) :271-271.

我国公益诉讼现状及完善 篇3

关键词:公益诉讼;公益诉讼条款;公共利益;机制保障

公益诉讼制度的引进对于中国来说是一种必然。建国以后,国家不断强调依法治国,普通民众的法治意识不断增强,使得我国的公益诉讼开始显现。自1996年丘建东作为“中国公益诉讼第一人”状告电信部门开始,公益诉讼这一概念逐渐进入我们的视野,我国的公益诉讼案件也屡见不鲜。

一、我国公益诉讼特征

第一,案件涉及到的是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私有权益,我国的公益诉讼指的不是公权利益,而是“公共的、广泛的私权利益”。比如垃圾短信侵权一案,就涉及到了及其广泛分民众的私权利,这就是所谓的公共利益。第二,个体诉讼的标的很小,也就是说相对于涉及到的公众总体权益而言,是微不足道的。比如“三毛钱入厕” 一案,对于单个人来说,三毛钱微不足道,但是,如果就公众来说,每个人三毛钱,这个利益就值得一提了。第三,被告往往是公共权力部门或者大型的垄断性企业,比较强势。第四,从公益诉讼解决的最终结果上看,对于公民个人提起的或者与案件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为原告的案例,一般都以各种形式或者实质上的理由被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当然也有很大一部分以和解、调解结案。

二、公益诉讼条款的法理依据

首先是宪法依据。我国宪法第二条就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是属于人民的,人民作为国家的主人,对国家中的各项事务都有管理的权力。因此,如果社会的公共利益在遭受损害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站出来给予保护。

其次是民法依据。我国民法在相关条款中规定,要求所有参与市场主体的人们无论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经济交往中都应该遵守法律,维护公共利益。这是一个命令性的条文,但是一般的法律适用“禁止向一般的条款逃逸”,是主要以适用法律规则为主的。因此,只有当法律规则没有或者不明确时,才能以法律原则适用案件之中。

最后是诉讼法依据。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案件虽时有发生,但是好多因为没有立法上的依据而败诉或者得不到法院的支持。而我国新民诉的的修改,新增了公益诉讼的条款,使得为公益而战不仅仅再是理论上探讨的课题,也有了立法上的依据。

三、司法适用中的困境

首先,法官对立法目的的误解。法官在运用公益诉讼条款处理案件时,或由于自身的文化水平不高,或由于外界的不当干预,致使法官在司法的过程中有时很难“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从而使得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成为了腐败、以权谋私的护身符。

其次,法官对公益诉讼条款的任意适用。对于内容以及对象都不确定的公益诉讼条款的适用,极大地考验着一名法官的综合素质。不仅要有对法律的深刻认识与理解,还要深谙世故人情、明情理之法。

最后,法官机械的适用公益诉讼条款。能不能很好的运用公益诉讼条款处理案件,是对一名法官的综合素质的考察。公益诉讼理的审理案件而考虑相关因素,比如立法目的、合理与合法的关系、比例原则等。

四、强化公益诉权机制保障

首先,在立法保障上,新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增加了有关公益诉讼的条款,为我国的公益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实现了有法可依。新规定使得中国的公益诉讼制度迈出了法律制度破冰的一大步,但通过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概括规定的条款由于起诉主体的不明确和起诉程序的不明了,可能导致法官以无法律认定的诉讼主体为由,拒绝所谓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的公益诉讼。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为“可以在制定相关法律时进一步明确规定,还可以在司法实践中逐步的探索”,但这也意味着在新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主体仍是未知数。“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机关因立法条文的规定而需要去做很多的配套工作去完善该条款的内容,从而真正的做到“能用”。

其次,在公益诉讼基金和费用的制度保障上,公益诉讼不同于私益诉讼,大多数的公益诉讼的诉权主体与案件并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倘若单单依靠“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积极性去支持公益诉讼,不仅诉权主体的积极性不高,而且也会因为诉讼费用问题不利于公益诉讼的长久发展。参照国际做法,可以从每一件胜诉的公益案件罚金中提留一定比例作为公益诉讼的基金。同时,基金会还可以接纳社会资金作为基金拉来源。另一方面,法院要在降低诉讼成本的基础上,对提起公益诉讼的原告适当的减轻、免除诉讼费用,还可以支持诉权主体在诉讼之前向社会公益诉讼基金会申请公益诉讼费用,以有利于公益诉讼的发展。

最后,在奖惩机制保障上,我国传统的民事诉讼案件采取“填补式”的归责原则。即对受害人的补偿以实际的可预见的损失为限,不会因为对受害人补偿而使其得到额外的利益。既然对受害人都是补偿性的救济,那么为什么对于没有直接遭受损害而提起的公益诉讼的原告要采取奖励性的措施呢?所以对于诉权主体的奖励并不是归入诉权主体个人的腰包,而是归入公益诉讼基金之中,以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

五、结语

综上所述,公益诉讼不管是在具体的诉讼规则和程序上,还是在抽象的价值理念上都与传统的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别。我们要本着“实体权利是我们起诉利益的基础”原则,根据公益诉讼维护公益而不是私益这一制度理念,为我国公益诉讼的构建与完善提供不同于私法和公法的建设角度,对公益诉讼制度从法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探索,研究社会法(实体法)与公益诉讼(程序法)二者之间的具体的关系,从而在实体法的运用中对程序性事项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逐步构建和健全极具中国特色的公益诉讼制度和体系。

【参考文献】

[1]贺海仁.公益诉讼的新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2]项炎.公益诉讼的理念与实践[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3]徐卉.通向社会正义之路公益诉讼理论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4]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

[5]张艳蕊.公益诉讼的本质及其理论基础[J].行政法学研究,2006.

中国公益现状 篇4

北京宣言

2004年12月15日,在国家卫生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指导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中国青年报社、中联橡胶(集团)总公司,以艾滋病和安全套为主题共同举办了“2004红丝带公益论坛”。与会的专家学者和社会工作者就艾滋病流行现状及发展趋势,预防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和干预,安全套与预防艾滋病,艾滋病的检测,艾滋病的新闻学等发表了重要论点。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人口基金驻华机构的官员和专家对论坛的举办给与了有力支持。

论坛就以下观点达成了共识:

一、尽管在政府主导下,经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艾滋病防治工作面临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

二、通过社会动员,持续不断地开展经常性预防艾滋病宣传工作是控制艾滋病流行的主要策略。由于我国人口总量大,受教育水平总体不高且区域发展很不平衡,使得提高公众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成为一个严重问题。论坛呼吁,在各级政府充分重视这一问题,不断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包括公益机构、媒体和企业在内的各种社会力量要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为普及艾滋病防治知识,增强全民防治意识做出积极的贡献。

三、有针对性的生活干预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措施。在防治艾滋病的有效疫苗和可治愈药物开发出来之前,根据当前我国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呈逐年明显上升的情况,论坛认为,国内外成功经验已经证明:大力宣传并推广使用安全套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经性途径传播的一项有效措施,也是一种低投入、高效益的干预手段。应将这一结论准确告知公众,并大力宣传推广。

四、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子女,对因艾滋病致孤儿童提供各种可能的资助,营造无歧视的社会环境,不仅是以人为本社会理念的重要体现,也是防治艾滋病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中国梦公益广告词 篇5

2. 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实干托起“中国梦”。

3.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实现中国梦需要每个人的辛勤付出。

4. 开放强市产业立市旅游兴市文化铸市。

5. 聚你我能量,燃中国梦想。

6. 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7.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创新驱动,科学发展。

8. 建设沿海强市,打造美丽港城,同心谱写中国梦新 篇章。

9. 坚定理想信念构筑精神支柱,积极投身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

10. 汇聚正能量,拥抱中国梦。

11. 汇聚正能量,实现中国梦。

12. 汇聚正能量,开启新征程,同圆中国梦秦皇岛梦我的梦

13. 汇聚时代正能量传递社会真善美,共筑美丽中国梦。

14. 共筑中国梦,你我在行动。

2009中国公益新闻年会策划案 篇6

第二届中国公益新闻年会

暨2009公益推动力颁奖盛典

【策划案】

§公益发展与媒体责任高峰论坛

§发布十大公益新闻事件

§揭晓十大公益新闻人物

§揭晓传媒公益推动力大奖

【2010年1月22日〃北京】

中国公益新闻年会组委会

电话:010-65069580传真:010-65950989E-mail:dookeecn@126.com

【组织框架】

指导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全国总工会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联合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

《公益时报》社

官方网站:

腾讯网(第一届年会专题:http://tech.qq.com/zt/2009/commonweal/)

支持单位: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中国华侨经济文化基金会、华文教育基金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中国金融教育发展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大学教育基金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育基金会、人保慈善基金会等。

媒体合作:

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电视台、凤凰卫视、北京电视台、中国青年报、光明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新闻周刊、经济观察报、中国经营报、中华工商时报、环球时报、南方周末、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北京娱乐信报、东方早报、工人日报、法制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国社会报、中国经济时报、中国企业报、中国经济导报、经济参考报、国际商报、绿色时报、21世纪经济报道、第一财经日报、华夏时报、中国环境报、中国妇女报、中国企业家杂志

网络支持:

新华网、央视网、新浪网、搜狐网、人民网、网易、凤凰网、中华新闻传媒网、中新网

§中国公益事业发展与媒体责任高峰论坛§

∽∽时间∽∽

2010年1月22日下午13:30—17:00

∽∽地点∽∽

北京〃王府半岛饭店(北京市王府井金鱼胡同8号)

∽∽宗旨∽∽

1)长期关注和推动中国公益事业发展。

2)展示公益领域成就,倡导媒体社会责任。

3)倡导力量联合、公益协作,实现资源共享。

∽∽主题∽∽聚焦2009中国公益事业发展,探讨媒体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风向标 ∽∽演讲嘉宾∽∽

(拟邀请)发言嘉宾: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铁农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会长徐瑞新

国家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顾勇华

国家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孙伟林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

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常务理事郭凯天

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央综治办代表、全国妇联代表

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郭长江

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刘文奎

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武高汉

南方周末相关领导

21世纪报系执行总编辑沈灏

中国经营报总编辑李佩钰

中国新闻周刊总经理刘晓青

中国企业家杂志社社长刘东华

人民政协报副社长刘颖冰

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

新京报社长戴自更

腾讯网副总裁孙忠怀

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公益时报》社社长刘京

∽∽论坛议程∽∽

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沈冰

1)主持人介绍到场嘉宾2)领导致辞3)主题演讲及点评4)主题论坛

中国公益推动力颁奖盛典

∽∽时间∽∽

2010年1月22日下午17:00—18:00

∽∽地点∽∽

北京〃王府半岛饭店(北京市王府井金鱼胡同8号)

∽∽活动流程∽∽

(1)领导致辞

(2)发布十大公益新闻事件

(3)揭晓十大公益新闻人物

(4)揭晓传媒公益推动力大奖

【评审委员会】

专家评审委员会成员(拟定及增补中):

顾勇华(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书记处书记)

刘京(中国社会工作协会副会长)

郭凯天(腾讯公司副总裁、公益慈善基金会常务理事)

王齐(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副秘书长)

俞建良(民政部办公厅副主任兼信息中心主任)

李勇(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

王素英(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

袁瑞军(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邓国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钟宏武(中国社会科学院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

刘文奎(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王汝鹏(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秘书长)

涂猛(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

李伟(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秘书长)

刘京扬(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副秘书长)

杨文庄(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秘书长)

------------------------第三部分-------------------

【晚宴及交流活动】

∽∽时间∽∽

2010年1月22日晚18:30—20:00

∽∽地点∽∽

北京〃王府半岛饭店(北京市王府井金鱼胡同8号)

∽∽环节设置∽∽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及构想 篇7

一、环境公益诉讼概述

(一) 环境公益诉讼的特点。

环境公益诉讼是20世纪70年代源于美国的一种新的诉讼形态。指原告并非出于自身利益受到侵害, 而是以环境的社会公益可能受到侵害为目的, 以环境与资源开发利用行为者或许可开发利用环境与资源的政府机关为被告, 向法院提出请求判决停止开发利用行为或宣布行政许可无效的诉讼。环境公益诉讼旨在减少环境本身的损害, 而与环境污染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无关。环境公益诉讼有其特殊性:

1.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具有特殊性。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并非是环境污染的直接受害者, 即可以是直接的受害人或者是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原告的申诉的基础并不是自己的某种权益受到威胁或损害, 而是为了保护因其它私人或者政府机构的违法行为受到损害的环境公共利益。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任何组织或个人为了保护环境公共利益都向侵害公共环境利益之人提起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的被告既包括一般的民事主体, 也包括国家行政机关。一般的民事主体, 如企事业单位和个人, 当其行为对环境公共利益构成损害, 而环境行政控制无力或不能干预时, 即可成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行政机关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 在个体利益的驱动下也往往未履行其法定职责, 构成了对环境公共利益损害的不当行政行为, 对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 也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

2.环境公益诉讼具有显著的预防性, 同时兼具补救功能。环境公益诉讼的预防性在于环境公益诉讼中只要有合理情况判断有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可能, 便可以提起诉讼, 并不要求一定有环境损害事实发生, 违法行为人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环境违法侵害行为的侵害, 把违法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在环境公益诉讼中, 这种预防功能就显得尤为重要, 因为环境一旦遭受破坏就很难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所以在环境污染未发生或未完全发生时, 法律应当允许公民采用司法手段加以制止或排除, 从而避免公共环境利益遭受重大的损失或危害。

3.环境公益诉讼并不是独立的诉讼领域, 而是一种与原告资格认定相关的诉讼方式和手段。这种诉讼可以适用于行政诉讼中, 也可以适用于民事诉讼程序。如果被诉的对象是对公共环境利益造成侵害或者是有侵害威胁的行政机关或者其他公共权利机关, 即可以适用行政诉讼的公民环境行政诉讼;如果被诉对象是企业、公司、其他组织或个人, 便可以适用民事诉讼的公民环境民事诉讼。

(二) 环境公益诉讼的作用。

环境公益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的诉讼手段, 是在人们的环境质量受到污染严重下降, 环境污染事故频发的背景下产生的, 它的目的就是减少污染物的排放, 杜绝重大污染事故的发生, 改善人们的环境质量, 使环境容量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内, 从而促进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环境公益诉讼, 作为一种强调预防性目的、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克服诉讼的事后救济和个案救济的局限性的创新的社会管理手段, 对于司法创新性质和环境保护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

1.环境公益诉讼是对政府机关有限执法资源的重要补充。

政府机构负有社会公共环境利益的监管责任, 但是由于政府机关本身可用资源有限, 不可能对全部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及时有效的处理。而环境公益诉讼让保护环境的主体多元化, 使环境污染处在全社会的有效监管下, 从而保证环境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多元化的主体就成为在政府未能执行环境法律情况下的重要补充。

2.环境公益诉讼有助于对企业构成充分震慑。

通过环境公益诉讼, 让污染企业付出高额罚款甚至被关闭的代价, 从而迫使企业采取污染控制措施或改变生产流程, 实现从源头上减少和杜绝污染。另外, 公民 (包括环保组织) 可能或者已经对某一个特定企业提起的诉讼将会对其他更多的企业产生威慑作用, 促使他们遵守环境保护法律的规定。

3.环境公益诉讼对于环境公共政策的形成有重大影响。

公益诉讼的案件处理结果不仅与原告及原告之外的众多社会成员直接相关, 另外也常常与公共政策调整、立法的修改完善等密切相关。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处理通常具有强烈的公共政策导向, 这无疑会对一般公众、行政机构及各种利益集团提供在同类事件、同类行为中的基本准则, 对环境保护工作产生更广泛的影响。

二、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及不足

(一)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现状。

近几年, 我国在环境公益诉讼领域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例如, 2007年11月, 全国首个环境保护法庭——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法院环境保护法庭成立。贵阳市中级法院2007年12月向全市发出《指定管辖决定书》, 明确全市所有涉及环境保护的一审案件, 包括环境公益诉讼案件, 均由清镇市法院环境保护人民法庭集中管辖。这一决定书明确规定:“各级检察机关、两湖一库管理局、各级环保局、林业局等相关职能部门, 可作为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 向人民法院提起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类型涉及两湖一库及环城林带的环境保护、管理、侵权、损害赔偿等”。[1]江苏省无锡市两级法院相继成立环境保护审判庭和环境保护合议庭, 无锡市中级法院和市检察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试行规定》, 该规定指出, 在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程序中, 检察院享有不同于普通民事诉讼原告的诉讼地位, 有权支持起诉、督促起诉, 乃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该规定还明确了检察机关受理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来源, 主要有:群众来信、来访反映的;国家权力机关或者其他机关转办的;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检察院自行发现的。检察机关的受案条件:一是环境污染后, 一些原本该负起责任的单位, 在法定的期限内未采取行动的;二是不提起公益诉讼可能会导致环境公益遭受进一步损害的。[2]云南省昆明市中级法院、市检察院、市公安局、市环保局联合发布了《关于建立环境保护执法协调机制的实施意见》, 规定环境公益诉讼的案件由检察机关、环保部门和有关社会团体向法院提起诉讼。环保部门在环境污染事故鉴定、损害后果评估方面, 对环境公益诉讼提供技术支持。[3]。

(二)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不足。

1.公益诉讼缺乏理论上的有力支持。

《民法通则》第5条规定:“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 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的财产, 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1条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 有责任排除危害, 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 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 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处理;当事人对处理决定不服的, 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 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五十五条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 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虽然这些法律规定涉及到环境公益诉讼, 但是由于过于概括和笼统直接导致当环境污染事故发生后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途径, 导致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财产权和享受优良环境的权利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侵害或威胁。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 起诉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也就是说, 提起环境民事纠纷的必须是那些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他人民事不法行为侵害的人。这样的规定显然对受害人十分不利。因为受害人所遭受的环境侵害大多是“间接的”和“无形的”。我国的行政诉讼法规定, 有资格提起行政诉讼的主体, 是在具体行政法关系中的当事人。只有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时, 才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而对侵害环境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 即使是行政机关未依法行政引起重大环境公害的, 仍不能通过诉讼途径得到救济。由此可见, 我国的现行诉讼制度对公众环境利益的保护是软弱无力的。

2.对原告的起诉资格限制苛刻。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 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就排除了与具体行政行为无关的其他人或组织为他人或公共利益提起诉讼的可能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只有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自己的民事权益受到侵犯, 或其与他人发生民事权益争议, 才能以原告的资格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在环境公共利益遭受侵害或威胁时, 公民的环境权益必然受到影响, 但依传统法规定, 与环境权益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对破坏和污染环境的行为无权依法提起诉讼。《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并未对没受到水污染直接损害的组织和个人赋予原告起诉资格, 这是《水污染防治法》的一大缺憾, 赋予这些组织和个人一定的诉讼权利更有利于水资源保护, 防止水污染。环境利益是一种以公益为主、个人利益和超个人利益相互结合的利益, 这种将诉讼资格限于环境权益直接利害关系人的理念难以适应社会的发展, 针对现实生活中大量的环境公共利益受到侵犯而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情况显得苍白无力。

3.环境团体作用的限制。

国外法律规定凡环保或其他团体或某一集团中的某成员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或生态破坏之害, 该团体或集团及其中的其他人都具有了提起团体诉讼的资格, 他们都可作为原告出庭。[4]。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社会团体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个人起诉, 但对环境团体能否代表其成员起诉, 法律存在欠缺。这样, 如果一个得到环境行政机关行政许可的区域性开发行为可能危及该区域的生态安全时, 如果所有潜在的受害者不敢起诉, 而环境团体由于不具有原告资格又无法起诉, 那么该侵权行为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排除。[5]

三、环境公益诉讼的发展构想

当今环境问题公益化的趋势日益明显, 而按照传统诉讼制度不能有力地保护这种公益, 其结果必然淡化人们维护公共利益的热情, 同时也将影响公众参与环境事务的积极性。在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具体建构上, 可以采用适度放宽原告起诉资格, 逐渐扩大诉讼范围, 合理配置举证责任, 尽量降低诉讼费用等原则推进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的历程。

(一) 原告资格上应该适度放宽。

在民事诉讼中, 我国民事诉讼法强调的是, 起诉资格必须“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也就是说, 依照民事诉讼法提起的环境民事诉讼必须是那些人身或财产权益直接受到他人民事不法行为侵害的人。但是由于环境污染及侵权的特殊性, 环境污染的侵害往往不是直接的侵害, 而是间接的侵害, 若按照传统的侵权理论, 则根本起不到保护环境的作用。因此, 要对环境侵权理论进行重构, 即扩大原告主体的范围, 基本思路是环境保护法律制度中应当强化维护公共环境利益的国家机关如环保机关、检察机关等的责任与义务并赋予其在必要时行使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 同时应当赋予社会团体, 特别是各种环保组织、公民个体原告资格, 在主体体系建设中确立国家机关履行职责并行使环境公益诉讼为主导, 以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体行使环境公益诉讼为核心的制度。因为环境污染的发生, 直接或间接侵害或威胁到每个公民的健康权、财产权和享受优良环境的权利。诉讼主体的扩大, 不仅有利于对污染者实行监督, 而且有利于对一些行政执法机关的违法行为或行政不作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如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已具有世界上最为完善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这与其法律规定的原告范围密不可分。在美国的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范围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联邦、州和城市基于自己的职责或者利益可以作为公民诉讼的原告。二是产业者提起的具有公益性诉讼来维护自己和业界的利益。三是环境保护组织, 通过个别起诉或者联合起诉的方式介入那些对环境保护有重要意义的案件, 以实现其影响国家环境法治、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6]。因此,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在《环境保护法》和各个单项环境法规中设立专门条款, 扩大环境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 不仅包括因环境污染直接或者间接受到侵害的公民, 还包括检察机关、环保部门以及社会环境保护公益组织都可提起环境公益诉讼。

(二) 逐渐扩大诉讼范围。

笔者认为, 环境公益诉讼可根据原告的不同分为三类, 一类是公民或社会环境公益组织诉环境污染企业的环境公益诉讼;二是检察机关或者环保部门代表国家诉环境污染企业的公益诉讼;三是由公民或社会环境保护公益组织诉行政机关不作为、不当作为的公益诉讼。其中,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范围应主要限于行政机关根据“依法行政”原则不能直接干预的、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民事主体的行为;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范围应在现有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上, 适当予以扩展。行政机关不当作为、当作为而不作为等使环境公共利益受到损害, 均应纳扩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受理范围。 [7]而现实生活中, 环境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不一定遭到破坏, 往往是环境公益遭到破坏。这样, 只要行政行为损害了环境公益, 或行政机关有保护环境公益的职责却不作为, 民众和社会环境保护公益组织就可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来维护环境公益。

(三) 合理配置举证责任。

民事诉讼中一般的举证责任规则是:“谁主张, 谁举证”。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4条规定, 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 被告对原告提出的侵权事实予以否认的, 由被告负责举证。这种规定对保护环境污染受害人具有积极作用, 但同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原告是否需要承担举证责任以及被告举证的具体范围等需要在立法中加以明确规定。在民众和检察机关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 由于环境问题的特殊性而不易收集证据, 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应得到坚持。在环境公益行政诉讼中, 被告仍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组织, 应遵循行政诉讼的一般规则, 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即由被告对其所做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和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承担举证责任, 至于其他方面的事实, 仍应遵循“谁主张, 谁学证”的原则。在环境诉讼中, 环境损害的认定具有很强的技术性, 由于原告获取信息的有限性且不具备必要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让他们承担这样的举证责任是极为困难的。因此, 为了实现原、被告双方力量均衡, 许多国家在环境侵害案件中实行无过错责任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 规定主要证据由被告提供。在我国,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虽然规定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实行被告举证制, 但却没有规定举证的范围和原告是否还有一定的举证责任, 从而使得被告感觉承担了太重的举证责任, 而原告则忽视了对必要证据的收集。为解决这一问题, 应明确规定原被告举证责任负担的范围, 让被告对是否排污、能否造成污染、排污与损害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能否依法免责提供证据, 让原告对损害的事实和损失的大小负举证责任。

四、结语

综合上述, 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 一方面能解决行政权利保护环境公益的不足, 缓解环境问题, 使得公民能通过诉讼的途径来保护环境, 维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另一方面能使我们对于环境的保护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达到预防和补救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的目的。通过环境公益诉讼, 能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与切实可行性, 从而切实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 实现自然与人类的的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岳琴.一个成功的环境公益诉讼案例——北京华清嘉园小区绿地环境公益诉讼案研讨[J].中国律师, 2006, 5

[2].陈岳琴.Storm King:美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经典案例[J].世界环境, 2006, 6

[3].高慧.昆明全国首创环境保护执法新机制[N].法制网, 2008-11-6

[4].黄霞, 常纪文.环境法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27

[5].常纪文, 杨金柱.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Z].载别涛.环境公益诉讼[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105

[6].焦颖.如何构建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J].太原科技, 2009, 2

公益中国,海晖先行 篇8

5月23日,海晖·雪兰雅公司在花都华钜君悦大酒店喜庆成立八周年。为了迎接来自五湖四海近3D。名代理商和美容院伙伴们,公司奉上了精心准备的各种厚礼。

当晚,海晖·雪兰雅公司为迎接伙伴们回家而准备的盛大时尚酒会准时上演,悠扬、轻快的小提琴声在偌大的大厅里回旋,让整个酒会都沉浸在一种喜庆的氛围中,大家一起举杯,把酒言欢。重磅时装秀是海晖品牌在另一个领域的延伸,突显了海晖企业的实力。一个个身材高挑、美丽的模特穿着海晖服饰在台上展现自信,让台下的美容院老板们也都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T台前人潮涌动。一场场展现时尚美的演出轮番上演,整个酒会高潮不断。

第二天上午,海晖·雪兰雅“公益中国妇科康健工程”启动仪式正式举行,将海晖·雪兰雅公司从形象到效益都提升了一个新的高度。出席开幕式的重量嘉宾有安徽省驻深圳办事处朱主任,华山论剑·中国美业领袖年会主席、医学美学美容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辛映继先生,南方医院妇科主任教授等,近十家大众专业媒体也争相报道了此次活动盛况。

开幕式上,深圳海晖·雪兰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臧东科先生发表感言:“海晖·雪兰雅公司成立8年了,这8年是雪兰雅公司全力拼搏的8年,是用血和泪浇铸的8年,以往画面一帧帧、一幕幕地浮现在眼前,那段日子不堪回首。但这些经历实实在在地为我们徽商诚信、负责的形象做了最好的诠释。徽州素称东南邹鲁,生于斯、长于斯的徽商,一个明显的特点是“贾而好儒”、“贾儒结合”,徽商的本质就是儒商。作为后一辈,徽商更应该去继承和发展前辈的优良传统,将徽商精神发扬光大。只有在不损害消费者个人安全和利益的前提下,实实在在地为他们提供满足个人需求的产品和项目,企业才能实现长远发展,合作伙伴们才能达到稳定赚钱的目的。企业只有实实在在为社会付出,才能获得社会对企业的回报。所以坚持做人的原则,在现今社会比做事来得更加重要。直以来,雪兰雅遵循为社会负责的原则,踏踏实实地为合作伙伴和消费者提供最安全、最好的产品。经过8年的文化沉淀,为回报社会,利剑出鞘,我们打造了“公益中国妇科康健工程”。此项目在政府、媒体等各方人士关注和支持下,终于在2011年发力。它的出现将使成千上万的妇女受益,也将把雪兰雅公司带入更高层面的发展轨道,把企业社会责任形象提升到更高的层面。雪兰雅公司是大家的,也是社会的,只要付出,相信最终会收获得更多。”

华山论剑·中国美业领袖年会主席、医学美学美容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辛映继先生在会上指出,2011年是第三波的美容财富机会年,行业从治到修再到养的阶段,渠道从以产品为中心到以代理商为中心,再到以美容院为中心的阶段。尤其在2010年美容连锁得到快速发展,行业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洗牌、整合、转型阶段。连锁大店单店营业收入远远超越了行业其他环节所产生的收入,近几年出现的年销售过亿的连锁美容店比比皆是,而其中美容项目收入已经占到店营业总收入的七成。这些数据告诉我们,现阶段品牌企业发展将以项目服务为主,代理商也必须跟上主流,把握好这第三波发展的财富机会。美容院则必须朝着专业化、连锁化、集约化、多元化的发展方向迈进,只有快速把控好项目,占领终端市场,才能在以后发展中不会被市场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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