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昌龄的生平介绍（推荐9篇）
王昌龄的生平简介
王昌龄大概出生于698年，家境贫寒，直到30岁，王昌龄才成为进士，担任秘书省校书郎，后来被贬到岭南一段时间后再次被调回长安。王昌龄在游襄阳的时候，曾与孟浩然见面，后来又结识了李白，当时两人都是在贬途中。王昌龄曾担任江宁丞所以人称王江宁，在前往江宁的途中与诗人岑参相识，经过洛阳时，又与綦毋潜、李颀等诗人一起游玩。王昌龄在当时也算一个著名的人物，但是他的生平资料却很少，大多都是诗人间彼此留诗互赠才得以流传事迹。
王昌龄一生都是在被贬中度过的，他再贬做龙标尉的时候，人们称他为王龙标。王昌龄被贬的理由已经在资料里找不到了，所以我们无法知道这位著名的诗人究竟发生了什么，安史之乱时，王昌龄被闾丘晓所杀，据说是闾丘晓嫉妒王昌龄的才华。
王昌龄代表作
王昌龄作为我国著名的诗人，写下许许多多著名的诗篇，流传后世。王昌龄在七言绝句的创作上有很高的成就，被人们称为七绝圣手。而王昌龄代表作有很多，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从军行》和《塞下曲》。
从军行》有很多首，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第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其中的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是这一首七言绝句当中的千古名句，受到了后世的推崇与赞扬。
《从军行》这首绝句是年轻时的.王昌龄所写下的，表达了王昌龄想要投笔从戎，去到沙场上面杀敌立功，从而成就一番事业的理想与抱负。你也正是因为王昌龄所写下的《从军行》，使得很多的爱国男儿纷纷赶往战场，保家卫国，建功立业。
《塞下曲》之所以能够成为王昌龄代表作，不仅仅是因为《塞下曲》当中所使用的词语与手法非常的绝妙，更是因为《塞下曲》当中所表达的感情，容易使人产生共鸣。
《塞下曲》是中老年时期的王昌龄所写下的，在《塞下曲》当中，多描绘战场的残酷，以及战争给士兵的家人所带来的种种痛苦。主要是表达了王昌龄的非战思想，让人们可以尽早的化干戈为玉帛，避免战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伤害。由此可以看出，王昌龄不仅仅拥有才能，更拥有一颗博爱之心。
王昌龄的诗有哪些
王昌龄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大多是七言绝句，并在七绝上面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因有五言绝右丞，七言绝龙标， 右丞就是王维，而七言就是王昌龄。王昌龄的诗大反映自身的爱国精神和战争中人民的艰苦，他善于借景言情，最具代表的作品就是《出塞》。
王昌龄的《出塞》一共有两首，而我们最熟悉的其中一首就是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两首就是对当时边塞战争的描写，历来他的这首诗在文坛的评价很高，有人曾说它是唐朝七绝的压轴之作。还有王昌龄曾学过剁手《从军行》，里面也有名作留世，王昌龄还写过《西宫春怨》、《闺怨》等描写女性不幸遭遇或者思春情怀的诗句，他的《采莲曲》则是表现了少女的天真烂漫。王昌龄的送别之作《芙蓉楼送辛渐》也是千古名作。
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
岘首羊公爱，长沙贾谊愁。
土毛无缟纻，乡味有槎头。
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忧。
数年同笔砚，兹夕间衾裯。
意气今何在，相思望斗牛。
注释
①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七年(739)，时王昌龄贬岭南，途经襄阳。
②据此二句，知王贬岭南，将途经洞庭湖。《楚辞·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楚辞·九歌·湘夫人》:“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惊:全诗校:“一作经。”
③岘首:即岘山。羊公:指羊祜。
④土毛:土地所生植物。《左传》昭公七年:“食土之毛，谁非君臣?”毛，全诗校:“一作风。”
⑤缟纻:白绢、细麻织物，此处代指馈赠之物。
⑥槎头:槎头鳊，鱼名。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六:“缩项鳊出襄阳，以禁捕，遂以槎断水，因谓之槎头缩项鳊。”
⑦沈痼疾:经久难医之病。刘祯《赠五官中郎将》:“余婴沈痼疾，窜身清漳滨。”
⑧魑魅:(左传)文公十八年“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注:“魑魅，山林异气所生，为人害者。”
⑨间:全诗校:“一作异。”按，“间”与“异”义同。衾裯:《诗·召南·小星》:“抱衾与裯。”毛传:“衾，被。裯，禅被。”《后汉书·姜肱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姜)肱感《恺风》之孝，兄弟同被而寝。”
⑩斗、牛:皆属二十八宿之一。庾信《哀江南赋》:“路已分于湘汉，星犹看于斗牛”。表留恋之意。
作者介绍
孟浩然(689-740)，男，汉族，唐代诗人，孟子第33代。本名不详(一说名浩)，字浩然，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世称“孟襄阳”。浩然，少好节义，喜济人患难，工于诗。年四十游京师，唐玄宗诏咏其诗，至“不才明主弃”之语，玄宗谓：“卿自不求仕，朕未尝弃卿，奈何诬我?”因放还未仕，后隐居鹿门山。代表之一，他前期主要写政治诗与边塞游侠诗，后期主要写山水诗。其诗今存二百余首，大部分是他在漫游途中写下的山水行旅诗，也有他在登临游览家乡一带的万山、岘山和鹿门山时所写的遣兴之作。还有少数诗篇是写田园村居生活的。诗中取材的地域范围相当广大。孟浩然与另一位山水田园诗人王维合称为“王孟”。
繁体对照
全唐詩卷160送王昌齡之嶺南孟浩然
洞庭去遠近，楓葉早驚秋。
岘首羊公愛，長沙賈誼愁。
土毛無缟纻，鄉味有差頭。
已抱沈痼疾，更贻魑魅憂。
數年同筆硯，茲夕間衾裯。
意氣今何在，相思望鬥牛。
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
悔教夫婿觅封侯。
王昌龄诗鉴赏
王昌龄善于用七绝细腻而含蓄地描写宫闺女子的心理状态及其微妙变化。这首《闺怨》和《长信秋词》等宫怨诗，都是素负盛誉之作。这首诗抓住闺中少妇盛装登楼欣赏美好春光时心头突然激起思夫之情这一瞬间心理变化，细腻而生动地刻画出了这位女主人公被离愁别绪所困扰时的愁姿怨态，含蓄地表达了夫妇朝夕相爱胜似追求世俗功名利禄的思想。
诗的起句“闺中少妇不知愁”，“不知愁”三字，表现出闺中少妇天真、娇憨乐观、开朗的性格和对生活热爱、达观的态度。正因为她娇憨得不知愁，才会一度向往世俗的荣华，劝“教夫婿觅封侯”;正因为她热爱生活，所以面对大好春光，她才会精心地打扮自己，象孩提时那样蹦蹦跳跳地登上翠楼，去饱览人间春色。丈夫从军远征，离别经年，照说应该有愁。
之所以“不曾愁”，除了这位女主人公正当青春年少，还没有经历多少生活波折，和家境比较优裕(从下句“凝妆上翠楼”可以看出)之外，根本原因还在于那个时代的风气。唐代前期国力强盛，从军远征，立功边塞，成为当时人们“觅封侯”的一条重要途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成为当时许多人的生活理想。在这种时代风尚影响下，“ 觅封侯”者和他的“闺中少妇”
对这条生活道路是充满了浪漫主义幻想的。第二句“春日凝汝上翠楼”，则是“不知愁”之形态的注解和具体表现。一个春天的早晨，她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着意的妆饰，登上了自家的`高楼(翠楼即青楼，古代显贵之家楼房多饰青色，这里因平仄要求用“翠”，且与女主人公的身份、与时令季节相应)。春日而凝妆登楼，当然不是为了排遣愁闷(遣愁何必凝妆)，而是为了观赏春色以自娱。这一句写少妇青春的欢乐，正是为下段青春的虚度、青春的怨旷蓄势。从“凝妆”
二字上我们可以体会她登楼前那“不知愁”的欢悦心境;一个“上”字，又将她登楼时步子的轻盈描绘得真实可感。
第三句“忽见陌头杨柳色”，是全诗的关键所在。
“忽见”表明所见的突兀、感触的陡生、联想的迅捷。
其实，在大好春光中，处处都有柳暗花明、莺歌燕舞，见柳是不会令人大惊小怪的。然而这里所见的“杨柳色”有它特定的地点—— “陌头”。这个“陌头”，它使人联想到：也许从前他们夫妇曾携手经此而游春;也许当年她曾在此“陌头”亲自折柳送夫从军，以期觅得封侯，求取荣华。然而丈夫一去数年，这美妙的“陌头杨柳色”却无人共赏，一种怅惘、孤寂和愁苦的感觉不免要袭上心头，并引燃久蓄心头的离愁别绪，于是目光与“陌头杨柳色”相撞，就会猝然迸出“悔教夫婿觅封侯”这个火热的念头。于是由“愁”而“悔”，由“悔”而见“怨”。“悔”字是“愁”和“怨”所化合而成的衍生物，而“愁”和“怨”又是“悔”的根源。在离愁袭扰心头的时候，这位闺中少妇的“怨”，不涉夫婿、重在责己，这就更衬托出她对丈夫的一往情深。这里的“悔”，也是闺中少妇瞬间对人生世俗功名利禄的一种彻悟，它从另一个角度含蓄地暗示黩武的开边战争破坏了多少人的爱情和幸福!
这首诗在艺术上的主要特点是感情波澜起伏，跌宕有致，诗的画面感极强，境界优美而含蓄。本来要凝妆登楼，观赏春色，结果反而惹起一腔幽怨，这变化发生得如此迅速而突然，仿佛难以理解。诗的好处正在这里，它生动地显示了少妇心理的迅速变化，却不说出变化的具体原因与具体过程，留下充分的想象余地让读者去仔细寻味。诗题为“闺怨”，但诗句却无一字道及“怨”字，一切意在言外。
李白(701—762) ，字太白，号青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县附近)。先世于隋末流徙中亚。李白即生于中亚的碎叶城(今苏联吉尔吉斯境内)。五岁时随其父迁居绵州彰明县(今四川省江油县)的青莲乡。早年在蜀中就学漫游。青年时期，开始漫游全国各地。天宝初，因道士吴筠的推荐，应诏赴长安，供奉翰林，受到唐玄宗李隆基的`特殊礼遇。
但因权贵不容，不久即遭谗去职，长期游历。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起，他隐居庐山，但仍密切注视着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后参加永王李璘幕府。永王兵败被杀，李白坐系浔阳狱，第二年长流夜郎，途中遇赦。晚年飘泊于武昌、浔阳、宣城等地。代宗宝应元年(762)病死于其族叔当涂县令李阳冰处。
纵观李白一生，其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儒家、道家、纵横家、游侠思想对他都有影响。他企羡神仙，向往隐逸，可是又不愿“一朝飞腾为方丈蓬莱之人”，而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但又不愿走科举的道路。他想通过隐居，求仙获取声望，从而在名人荐举下，受到皇帝征召重用，以便实现“济苍生”、“安社稷”的理想，然后功成身退。诗人就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度过狂放而又坎坷的一生。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
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公元846年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香山。
人物生平
出生乱世
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一个“世敦儒业”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乡便发生了战争。蒲镇李正己割据河南十余州，战火烧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岁时，任巩县令的祖父卒于长安，紧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亲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户参军授徐州彭城县县令(公元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与徐州刺史李洧坚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别驾，为躲避徐州战乱，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离安居。白居易得以在符离度过了童年时光。而白居易聪颖过人，读书十分刻苦，读得口都生出了疮，手都磨出了茧，年纪轻轻的，头发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白居易罢校书郎。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西安周至县)尉。8，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8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8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8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贬谪江州
8，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8冬，被任命为忠州(今重庆市忠县)刺史，8到任。8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10]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至江州与白居易相聚。当白居易被任命为忠州刺史时，白行简也一同与兄长溯江而上。途中与元稹相遇于黄牛峡，三人相游之处被称为三游洞。在忠州任职的时间，白居易在忠州城东的山坡上种花，并命名此地为“东坡”。
任职苏杭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8，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12]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839年10月得风疾。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葬于龙门(今龙门石窟之白园)。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僧如满之弟子。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洛阳安逝
武宗会昌六年(公元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阳，葬于洛阳香山，享年75岁。他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写诗悼念他说：“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著有《白氏长庆集》，共有七十一卷。
个人成就
官场
翰林学士
前期是兼济天下时期，后期是独善其身时期。白居易贞元十六年(800年)29岁时中进士，先后任秘书省校书郎、盩至尉、翰林学士，元和年间任左拾遗，写了大量讽喻诗，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使权贵切齿、扼腕、变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亲因患神经失常病死在长安，白居易按当时的规矩，回故乡守孝三年，服孝结束后回到长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赞善大夫。
江州司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岁时，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杀，武元衡当场身死，裴度受了重伤。对如此大事，当时掌权的宦官集团和旧官僚集团居然保持镇静，不急于处理。白居易十分气愤，便上书力主严缉凶手，以肃法纪。可是那些掌权者非但不褒奖他热心国事，反而说他是东宫官，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是一种僭越行为;于是被贬谪为州刺史。王涯说他母亲是看花的时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写赏花的诗和关于井的诗，有伤孝道，这样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贬为江州司马。实际上他得罪的原因还是那些讽喻诗。
贬官江州(现九江)给白居易以沉重的打击，他说自己是 “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长。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帮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暴死在长安，唐穆宗继位，穆宗爱他的才华，把他召回了长安，先后做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等。但当时朝中很乱，大臣间争权夺利，明争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听劝谏。于是他极力请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白居易还规定，西湖的大小水闸、斗门在不灌溉农田时，要及时封闭;发现有漏水之处，要及时修补。白居易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文学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影响极大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喻、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同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喻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喻，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21]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22]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作品
主题
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喻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一吟悲一事”，主题非常明确。为使主题更明确传达给读者，或诗题下加小序点明主题，或“卒章显其志”突出主题。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喻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喻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喻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诗歌理论
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孟子说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他终生遵循的信条。其“兼济”之志，以儒家仁政为主，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其“独善”之心，则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贬江州司马为界。白居易不仅留下近三千首诗，还提出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比作果树，提出“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观点，他认为“情”是诗歌的根本条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与元九书》)，而情感的产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时政。因此，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必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他继承了《诗经》以来的比兴美刺传统，重视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强调诗歌揭露、批评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诗歌表现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则。《与元九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他的这种诗歌理论对于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生疾苦，是有进步意义的。对大历(766～779)以来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亦有针砭作用。但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则势必束缚诗歌的艺术创造和风格的多样化。
创作主张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作品风格
白居易
白居易(772年2月28日-846年9月8日)，字乐天，行第二十二，晚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另有广大教化主的称号。祖籍山西太原，生于河南新郑，唐代文学家，文章精切，特别擅长写诗，是中唐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作品平易近人，乃至于有“老妪能解”的说法。
白居易早年积极从事政治改革，关怀民生，倡导新乐府运动，主张诗歌创作不能离开现实，须取材于现实事件，反映时代的状况，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之一。他晚年虽仍不改关怀民生之心，却因政治上的不得志，而多时放意诗酒，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白居易与元稹齐名，号“元白”，两人是文学革新运动的伙伴。晚年白居易又与刘禹锡唱和甚多，人称为“刘白”。唐宣宗称之为诗仙，而李白是后世才由天上谪仙人转尊称为诗仙。
当时正值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隆冬，身为贺金正旦副使的曾觌，同正使汪大猷一道奉命出使金国，词中所描述的情境正是他们在邯郸古道上的所见所想。(《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一)。据《宋史》记载，宋高宗赵构在以奸臣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怂勇下，于绍兴十年在向金帝所进表中，卑躬屈膝地答应：“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史称“绍兴和议”这个卖国投降条约遭到广大南京军民的强烈反对。绍兴三十一年金兵又准备南侵，高宗进退两难，只好将皇位传与养子赵，即孝宗。赵在太子时期就主张抗金，即位后在主战派陈康伯、胡铨、张浚、虞允文等主战派的支持下积极备战，兴师北伐。由于北伐暂时失利，再加上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主和派极力阴挠，本来就对抗金缺乏信心的孝宗只好同意议和。在公元1164年冬，与金签订了妥协投降的《隆兴和约》。从此南宋皇帝对金虽不再称臣，却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疆界仍维持完颜亮南侵前状况，岁贡由原来的每年银、绢各二十五万两、世，减少为各二十万两、匹。这无疑又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所以对于于有着国之家破之悲的东都故老，却还要到金国去贺正旦的曾觌来说，当然是倍感屈辱的。然而这种屈辱和惨痛又无法逃避。这首词所抒发的，正是词人内心世界的这种痛苦。
词的上阕讲行客之“伤”眼前邯郸古道的连天衰草固足令人神伤，当年转瞬即逝的繁华，也因现今的政治形势和疆界的划分而成为“不堪思忆”的东西了。下阕紧承“古”“伤”二字，结穴于“空”这个观念。
词人在嗟叹前人业绩，往昔繁盛不复再现的同时，也把失地未能收复的感伤之情，揉和于其中，一并抒发出来。至于“伤行客”与“空陈迹”两个叠句的使用，不但符合音律上的要求，而且使这种失落感进一步加深，伤感之情更加浓烈。“丛台歌舞无消息”等句，就明显地透露出了这种渴望却又失望，感伤而又悲凉的情绪。邯郸丛台，本战国时赵武灵王所筑。李白《明堂赋》说：“秦、赵、吴、楚，争高竞奢，结阿房与丛台，建姑苏及章华。”可见丛台也同阿房宫等都曾经是“朝歌夜弦”的宴乐之所。而目前的情况又如何呢?于是曾觌将他在邯郸古道、丛台陈迹上所涌起的种种黍离之悲，兴亡之感，通通淡化在“空”之一字里。所谓“空”实际是希望它“不空”而成了“空”。如此深曲委婉的心思，竟被他表现得这么充分，这么蕴藉，正如张炎所要求的，不但造语“平妥精粹”，而且用事又“紧着题，融化不涩”“不为所使(《乐府指迷》)，确实具有相当功力。词的末尾两句的”连天衰草，暮云凝碧“，描绘出一幅十分衰瑟的景象，这是词人内心感情的外化;情景交融，达到了巧妙的程度。对于这首小令，黄叔旸当时就指出它”凄然有黍离之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其实它的价值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象曾觌这样的上层文人，不管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最高统治者联系得何等紧密，残破的家园、积贫积弱的国运总会要不断地扣击他的心，在光荣的历史与屈辱的现实的夹击下，又怎能不流泄出那只能属于自己的反省和呻吟呢?所以我们认为这首词中，所谓繁华一瞬，所谓歌舞陈迹等都寄寓着对北宋灭亡的感叹，和失地未能收复的悲伤。
他在1928年出生，因为他生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期里，所以他经历了两场战争。
因日本人打进来了，他妈妈带着他远走高飞，逃到了南京城。哎，也算是万幸中的不幸吧!他遭遇了一场洗劫——南京大屠杀。在这场惨无人道的劫杀中，余光中活了下来。
后来，他去了台湾，在那儿教书，还有一段有趣的时光呢。
一天，他在台湾的中学教书，突然，一群泼猴闯了进来乱摔东西，女生惊得花容失色，男生也手足无措。突然余光中走了下来，大声呵斥道：“大胆泼猴，竟敢到这来撒野!”这么一说，这群泼猴反而不敢动了。
第二天，那猴子又来了，不过，那些猴子是不声不响来的，蹭在墙角，认真听课，余光中上完了课还奖励了一把花生给它吃。之后，接连几天，它们都来听课，可能是想得到那些花生吧!
他在1992年的时侯，回到大陆让儿女们感受祖国的气息，祖国的美丽。
他写了一首非常有哲理的散文。教我们做人的方法，做人的道理，做人要做正直的人!
点评：文章已经有你的个人风格了，清晰地讲述了老先生的经历和趣事，读起来也是爽心阅目!
方孝孺生平
方孝孺(1357年—14)，浙江省宁海县大佳何镇溪上方村人，明代大臣、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思想家，字希直，一字希古，号逊志，曾以“逊志”名其书斋，因其故里旧属缑城里，故称“缑城先生”;又因在汉中府任教授时，蜀献王赐名其读书处为“正学”，亦称“正学先生”，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牵连其亲友学生870余人全部遇害，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被“诛十族”的人。福王时追谥“文正”。
方孝孺主张作文要“神会于心”,反对摹拟剽窃,其文风格豪放雄健。《四库全书总目》说他“学术醇正”，文章“乃纵横豪放，颇出入于东坡、龙川之间”。他的散文常以物喻理，直抒胸臆，文笔畅达，言简意明，为时人所传诵。如《蚊对》一文，以蚊喻人，揭露世之衣冠禽兽公然在白昼“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醢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的狰狞面目。并指出对这些食人者如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不是“君子先人后身之道”。《指喻》一文,则以“拇病为戒”,指出“天下之事发于至微而终为大患”，劝喻人们要防患于未然。
方孝孺说，他是见“世人之好诞者死于诞，……而终身不知其非者”而作(《逊志斋集》卷六)。可见《越巫》是作者有感于明初“好诞”“好夸”的不良风尚，作之以为世戒的警世振俗之文。文章生动地描述了惯于装神弄鬼的`越巫，被恶少装鬼而吓死的故事，鞭挞了招摇撞骗、自欺欺人的越巫之流;也形象地揭示了骗人者始则害人、终则害己这一古训。叙事生动而简洁，立意正大而警策，作者虽不加议论褒贬，但倾向鲜明，让人领悟妄人欺人者“不自知其非”的可悲。这在“终身不自知其非者众矣”的封建社会，具有警世作用。方孝孺的著作今存《逊志斋集》及《方正学先生集》等。由于永乐中凡藏有他文章的俱遭死罪，留传于世的诗文是由后人辑录的，因此其中难免杂有他人之作。据《南濠诗话》记载,《勉学》24首是陈子平作,《渔樵》1首为杨孟载作，《牧牛图》为元人诗。
诗词诗句
1、不安于小成，然后足以成大器;不诱于小利，然后可以立远功。——方孝孺
2、人可以有德，而不可以恃其德可以有才，而不可以恃其才——方孝孺
3、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交甘若醴。——方孝孺
4、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里宁，为善事者子孙兴——方孝孺
5、虚已者进德之基。——方孝孺
6、公其心，万善出——方孝孺
7、谦虚之于功德，犹如阴影之于绘画——方孝儒
8、将兴之主，惟恐人之无言;将亡之主，惟恐人之有言——方孝儒
9、求之言语之外，而得其所不言之意——方孝儒
10、虚己者进德之基。——方孝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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