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政府机构职能

区政府机构职能（共7篇）

区政府机构职能 篇1

所谓政府职能，是指政府为实现国家利益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负有的职责和所发挥的功能。经过多年的改革，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发生了显著变化，政府管理职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直接从事和干预具体生产经营活动的现象大大削弱，经济调节、市场

监管和综合协调的职能明显增强；单一追求高增长目标的现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工作重心逐渐集中到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上来；以人为本的社会服务和管理职能不断丰富，政府的政策方针更多注重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

然而，转变政府职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目前的政府职能还不同程度存在着部门管理体制不够配套、依法行政意识没有真正落实到位等问题，其主要表现有：一是干预经营，集权审批，市场基础性作用还没有得以充分发挥。二是体制不顺，因权设事，“三乱”现象还不能得到全面禁止。三是执法不严，侍权干预，行政执法制度的机制还不够健全规范。这些现象不同程度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信任危机，影响了社会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最终结果是阻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在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内，政府只有从直接微观管理转向间接宏观调控，从重审批重管理转到重执法服务上来，规范行政行为，提高行政效率，经济发展环境才能真正实现长治久安。优化发展环境、建设法治政府，主导权在政府，主动权在政府，关键环节在政府职能的转变，重点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强化制度建设，实现三个协调

要真正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就需要有完善的制度机制做保障，通过制度把政府的职能固化下来，因此，加强制度建设显得非常重要。要注重通过提高立法质量，完善配套制度机制，确保政府及其部门实现行使职权的法制化、规范化，努力做到“三个协调”：一是要与健全市场机制相协调。转变政府职能与培育市场机制是相辅相成的，在将企业推向市场，市场对企业起引导作用的条件下，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管理，建立市场秩序，规范市场主体，健全市场组织，不断提高市场的组织程度，形成完善的市场机制，只有这样，政府职能转变才可能真正到位。二是要与健全社会组织相协调。如果没有相应的社会组织承担政府让渡的职能，必然导致大量社会事务无人管辖。因此，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同样是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基本保障。政府要积极对社会组织予以引导和管理，促使其不断健全和完善，从而有效地分担传统体制的部分政府职能。三是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相协调。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内容是给国有企业更多的自主权，让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法人实体，政府不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管理国有企业，而仅仅是从直接干预转向间接调控的管理方式转变。因此，要转变政府职能、改变计划体制下的政企关系，就必须完善国有企业的自我管理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真正实现企业搞活的目的。

二、理顺管理体制，改革行政审批

转变政府职能，其根本在于理顺管理体制，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也取得了可喜的效果，如开展了对相对集中的行政审批、行政执法依据梳理和行政权力清理等工作，基本理顺了政府各部门的职能，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今后，还应该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最大限度地减少行政审批事项，对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能通过市场机制调节的审批项目一律予以取消；对确要保留的审批事项予以精简、规范；对部门之间重复、多头交叉的审批予以归并。同时，要建立健全行政审批的监督约束机制，推进行政审批的政务公开和民主监督，真正理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使政府部门从过去繁琐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来，集中精力搞好公共行政，加强公共服务，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廉洁高效、协调运转、行为规范”的行政管理体制。

三、严格依法行政，提高执法水平

法制是发展环境的基础，坚持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执法是政府的职责，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是政府的失职。因此，有必要加大行政执法责任制落实力度，加强行政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建设，努力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的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要把依法行政与提高政府部门服务水平有机结合起来，保证必要的执法经费，坚决纠正各种形式的收支挂钩现象，以有法必依求效率，以执法必严保公正，以违法必究顺民心，以法制意识和执法水平论干部，确保规范执法行为，提高执法水平。

四、塑造诚信形象，提升政府公信力

区政府机构职能 篇2

法治型政府的建设不是一蹴而就的, 是一个漫长的渐进的过程。早在1985 年, 彭真同志就提出了政府的建设不能只依靠行政命令, 还是要建设健全法治的, 是需要依法行使职权的。这当然是从文革之中得到了一个教训和反思。当然, 也就开启了我国政府法治进程的序幕[1]。但是, 这个时期提出的“依法办事”, 其实还只是法制型政府建设的初期阶段。到了同年八月, 国务院召开了一个行政管理学术研讨会, 主要是研究怎样加快政府的改革进程。这次会议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学术共识, 那就是要使我国的政府逐渐朝着现代化的行政管理水平迈进。在这一共识的基础上, 我国的法制型政府建设不断的升级。

到了1988 年, 依法行政这个名词出现在了社会公众的视野。我国的相关机构也把《中国行政法》列入了政府依法行政的法律法规之中, 并要求严格执行。在这一时期, 政府的合法行政成为了一时的风尚。在1989 年《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条例》先后颁发, 并实行, 我国政府逐步进入了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阶段。在随后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中发布要对行政类型的案件做到审理和依法执行, 这样就能够为政府的依法行政奠定法治基础。在新世纪初年, 政府加快法治建设进程, 要求当前的政府机构由“治事”转向“治权”或“治官”的一个发展进程中来。

二、法治型政府的属性和特征

法治的对立面就是人治, 人治就是封建独裁。因此, 我国的政府走上法治道路建设是必然的趋势, 是人民和政党的要求。其实, 法制型政府不是一个独立的概念, 而是一个相互连接的, 相互依存的政治主张。它和人民服务型政府、阳光政府、廉洁高效政府是相辅相成的, 也政府实现其存在价值的最高目标。

虽然, 法制型政府和阳光政府等概念相互联系, 但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因为, 法制型政府必然是一个法律要求和概念。法制型政府也是一个法学概念, 在严格的意义上, 它不属于政治学或者行政管理学, 它就是一个法治要求, 而不是其他[2]。

它要求政府要以法律为准绳, 以为人民服务为依托。要依法行政、依法施政。要实现人民的目标, 要在逻辑上符合法律和人民的意志。其实, 在本质上, 政府的权利来源是法律, 是人民赋予了它的权利。因此, 政府要有依法行政, 要有权力法定、监督法定、行为法定、程序法定、责任法定。

政府的法治建设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只要坚持党的领导, 才能够有和谐、稳定的政治环境, 这是不言而喻的。要有法定监督, 和责任监督, 只有做到人民的监督和法律的监督才能够保障政府真正的做到依法行政和建设法制型政府。也要有政府地方法定责任, 要求行政问责制度, 权利和义务是高度统一的。政府只有依法履行政治职能, 才能够使得依法行政落到实处, 才能够建设成人民满意的法制型政府。

三、法治型政府下, 政府服务职能重塑的新形势

十八大以来, 政府在法治的建设中不断加强政府职能的重塑, 这也是因为面临着新的形式, 党的这次会议中提出要到2020 年把我国的政府基本建设成法制型政府, 这说明了我国政党从现实出发的务实态度。当前, 我国政府的行政中仍旧存在很多的问题。不依法、不依规, 高高在上的作风仍旧很严重[3]。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 我国政府要建立一种法治的生态, 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作为依托, 任何的法治建设都是空话。这个生态就是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结合起来, 在社会上普遍建立起一种法律氛围, 人人知法、学法、守法、懂法、用法。只有落实到人民的监督上, 人民都懂得法律, 并且敢于、能够使用法律, 政府才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

建立法制型政府也应该做到科学的立法, 做到法律建设, 做到规范政府的法律保障。法律建设之后, 政府要严格执法、有法必依, 执法必严, 违法必究。只有把法治建设落到实处, 才能够使人民真正相信这个政党和政府。在国家宪法实施30 年的讲话上, 习近平指出: “我们的政府要依法公平地对待人民, 要让人民的述求得到依法的保障, 让他们活的有尊严, 有希望, 有中国梦。”但是,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国的行政对司法的干预还是比较严重的。有的司法机构完全成为了行政的工具和政治手段。因此, 在今后的法制型政府建设中, 要法律独立, 要司法独立, 只有法律机构和政府平等, 才能够做到有效的制约, 当然, 这些都是漫漫无期的事情, 需要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需要政府自觉的还权、还法于司法机构, 于人民, 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依法执政得到有效的落实。

四、法治型政府下, 政府服务职能重塑的目标

首先, 政府要建设成生态文明型政府。近年来, 我国的工业污染和生活垃圾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生态健康。而且, 随着人们出行的更加频繁, 工业生产的更加过剩, 人们制造生态污染的能力也越来越强。但是另一方面, 人们经济上的富裕, 开始追求生态和自然的健康。这就要求一个绿色的生态社会。这样的难题摆在政府的面前。需要政府在法治的指引下, 寻找到新的出路。其实, 政府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前, 我国的政府什么都参与, 什么都管理, 结果很多方面不该政府管理, 应该是由经济市场管理的[4]。政府出力管理, 而且结局也很不好。所以说, 政府要在新的形势下, 在法治的要求下, 建立服务型政府。2013 年, 我国政府再一次提出要到2020 年基本建成法制型政府。可见, 我国政府在法治建设下改革的决心是多么的坚定。法制型形式下进行服务型政府的建设不仅是政府的努力方向, 也是共产党和人民的共同要求。最后, 政府应该在法治的制度下, 建立诚信型政府。很多政策从中央下达到地方, 就遇到了各种问题。官僚主义, 不作为。这些情况都是对政府诚信的一种打击。因此, 政府要进行职能上的重塑, 还要在法治型政府的指引下, 做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吴丽娟.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行政文化障碍及消除对策研究[D].湘潭大学, 2005.

[2]高娟.责任政府导向下的政府回应力研究[D].武汉大学, 2011.

[3]王海佼.我国政府信息服务创新研究[D].武汉大学, 2012.

区政府机构职能 篇3

舆情给政府提了个醒

由于部分政府机关和公职人员不依法行政甚至存在腐败行为，加之征地拆迁、劳资、医患、交通、环境污染、物业服务管理等各种社会矛盾纠纷大量涌现，有关政府管理的负面舆情不断发生。

根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和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发布的《2010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2010年，国内20大网络热点事件中，直接与政府管理、决策、有关活动或公职人员相关的事件有11个，包括上海世博会、李刚之子校园撞人致死、北京查封“天上人间”、宜黄拆迁自焚、各地校园袭童案、安阳曹操墓真伪之辩、山西“问题疫苗”、商丘赵作海冤案、王家岭矿难救援、唐福珍自焚、部分地区罢工等。

2011年，又接连发生了多起涉及官员腐败与作风问题的网络事件。近两年，网络舆情往往发端于网络，盛传于微博，持续暴热于媒体跟进，呈现迅速强烈、多元叠加、集中放大等传播特点，从而在短时间和大范围内对政府声誉和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抱怨是没用的

政府形象是需要塑造的，然而我国在政府形象塑造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与不足。一些地区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对于形象树立和品牌建设缺乏足够重视，对于新闻媒体的发展变化缺乏应有认识。一些人不能正确看待舆论监督，指责批评报道“影响稳定”，抱怨“天下本无事，媒体来扰之”。

一些地方对舆情引导、突发事件处理重视不够，没有形成健全的舆情应对与突发事件新闻处置机制，效果也就不佳。一些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不适应，不会做、不善做新形势下的舆论引导工作，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不高，应对处理突发事件的水平不高。

此外，公众教育需要加强，现代公民意识尤其是法制意识有待确立。而实情决定舆情，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不够畅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不够及时有效。这些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在新形势下塑造政府形象的重要性紧迫性；要采取有效措施，把树立政府形象工作置于更加突出的位置，准确把握和利用社会化媒体规律，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形象根源于政府职能转变

形象发生于政府本身，归根结底，政府自身的修炼才是根本。要致力于提供公平公正、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重点落实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的职责，把精力、人力和财力向搭建平台、营造环境、提供公共产品转移，树立服务型政府的形象。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大力宣传和强化“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理念，摈弃“以GDP为中心”的观念，纠正“重经济指标，轻公共服务”的倾向。

为建设广大公民心目中的诚信政府，要依法行政，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别注重司法公正，增强对公众的诚信。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明确职责权限，开展绩效评估，建立健全行政问责体系，增强政府机构内部的诚信。要进一步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完善培训机制，切实提高素质，减少“害群之马”。

新闻媒体本身具有“阳光、目光和激光”的作用，将政府行为亮在“阳光”之下，聚焦于群众“目光”之中，进而通过舆论监督实现“激光”手术。要推进大部制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健全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机制，提升政府的公共行政效能和水平。要加快社会工作、应急管理等改革，充实部门和力量，完善工作流程机制，切实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在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时，尤其要快速反应，公开信息，以最快的速度和最佳的组织，最大限度地保护和挽救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损失。

区政府机构职能 篇4

邢文璟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的发展，为了进一步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社会迫切要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并相应地进行政府机构的配套改革，这也是我国政府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而这一进程中主要面临政府职能缺位、不到位，政府职能越位、错位，机构间职能配置不合理以及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在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历次重大机构改革回顾的基础之上，本文对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中的作用以及部分人群可能具有的几大误区加以简单论述。

关键词：政府职能转变 机构改革 公共服务职能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的开展与深化，我国社会得以迅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当前面临的行政环境较之前发生了重大变化。因此，面对我国社会的新形势、新挑战，我国政府要不断地适时进行政府职能转变及相应地进行机构改革，进而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最终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一、我国政府进行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必要性

哲学知识让我们明白了一切事物随时间、地点、条件的不同而不同。政府应该具有的职能与机构设置也不会例外，因而政府有必要进行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

（一）政府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必然选择

所谓政府职能，即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在一定时期内为实现国家利益和 推进社会发展而负有的职责和功能。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而政府应履行的职能也是不断变化的。而当前政府正在履行的职能未必是政府应该履行的职能，所以政府要适时不断调整自身职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行政环境与社会需要。而政府机构是政府履行自身职能的组织载体，是人员、职责以及权力的统一体。政府的任何职能都必须由一定的机构来履行，这样政府的职能才能够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机构改革对政府职能也有一定的依赖，即政府机构设置是以政府职能为依据的。

上述社会历史条件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国内环境而言，建国初期主要体现为政治职能，即巩固并发展社会主义政权；一段时期之后政治职能便逐渐弱化，与之相对应的应该是逐渐增强经济管理职能；就目前来说，应当是增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同样，建国以来我国的国际环境也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也就是有两大阵营的对立、逐渐开始并加强联系；进而发展到目前世界各国都无法置身世外，走上全球化、国际化道路。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

当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权得以巩固之后，我国政府逐渐增强经济职能。特别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我国的工作重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之后，我国逐渐加大经济方面的改革力度。在1993年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尤其是初期国企改革的深化，使得我国政府的经济职能较以前发生重大转变。新时期，我国又致力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此过程之中，我国由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不论在哪个时期，某些政府职能已不复存在或有些职能弱化了；相反，有些政府职能却需要强化或产生了新的职能；总归都是为了适应和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社会发展需要。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不断出现新问题、面临新形势，有待于进一步健全。因此，我国政府进行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以保障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所以，对于那行已不复存在、弱化了的政府职能，政府应当将与之相应的机构加以撤销或调整；而对于需要强化、新产生的职能，政府应当将于之相应的的机构加以扩充和进行组建。只有这样，政府职能机构的设置才能够与我国逐步建立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相适应。

（三）我国政府自我革命的重要手段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为探索建立新型的政府管理体制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决定了“我国的国家机关是属于人民群众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因此它同旧中国的压迫人民的国家机关在本质上相反”，“人民群众第一次看到了廉洁的、认真办事的、艰苦奋斗的、联系群众的、同群众共甘苦共患难的自己的政府”①。然而，以目前我国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我国某些行政权力并未能真正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运作，有的权力运作甚至发生了严重扭曲。这些都说明我国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完善，因而要进一步推进我国政府的自我革命。而转变政府职能以及进行政府机构改革是解决上述问题和保障上述国家机关性质、作用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

当前，我国对内改革的不断开展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不断扩大和深化，我国社会结构与利益格局不断得以调整。在此进程之中，将一些问题加以解决的同时也产生了新的问题。因而要求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步伐，并相应地改革与调整政府机构，才能促使我国政府自我革命的已成功。

二、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需要解决的问题

要想进一步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我们就必须首先了解在此进程之中政府应当解决些什么问题。目前，我国政府在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中主要面临着政府职能缺位、不到位，政府职能越位、错位，职能在机构间配置不合理以及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等问题。

（一）政府职能缺位、不到位

当前，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依然相当薄弱。一些涉及人民群众的基本民生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或形势相当严峻。社会管理问题主要表现为：安居工程、就业问题、医疗体制问题、教育问题以及食品安全等等。现阶段我国社会表现出的这些问题相当突出，这些我们从近年来频繁发生的各种事件就可以得到佐证。当然，这些问题是各国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突出以及需要解决的社会发展中的常态问题，但也是需要各国政府及时进行解决的关键问题。对于社会服务职能方面：首先是社会发展中人们的基本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建设相对比较滞后；其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机构五十年》，党建读物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①是一些涉及几个部门交叉办理的事务没有良好的受理程序，是一些简单事务不能得到及时解决。

面临这些问题，我国政府要加快机构改革对政府职能转变的配套，及时依据社会需要新设或强化相应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机构，从而真正地做到为人民办好事、服好务。

（二）政府职能越位、错位

当前，我国政府的有些部门依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同时也是管不好的事。生活中还存在一些政府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象，特别是行政审批和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如：政府对于车辆驾驶的管理是应当采取的必要措施；但政府应当只是设定考核标准及对其进行考核，而对于个人的这项能力习得不应该多做限制。而目前生活中有关部门却作出相关限制规定。这些规定可以说是不合理、不正当的，同时也造成了一些本可以规避的行政权力不良运作问题。

此外，在许多地方直接有意扭曲行政权力运作目的的现象也是屡禁不止，不仅对我国政府形象造成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危机政府在民众当中的公信力。不论中央下发多么完善的规范性文件，最终有些政策的执行力度到了地方总是趋于弱化。针对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的现状，一些越位、错位行使的政府职能应当做出转变和调整，相应的政府机构也必须加以撤销和改变。

（三）一些政府职能在机构间的配置不合理

目前，我国政府职能在机构间的配置不够科学。首先是综合管理职能与行业管理职能配置不科学。总体来看，我国综合管理部门的权力过于集中，进而造成了行业管理部门统筹协调困难。其次是决策、执行和监督功能在部门内或部门间配置不科学。许多部门集决策和执行于一身，致使监督流于形式。如一些宏观管理部门既管宏观规划，又具体执行；进而容易造成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解决这些问题重在于重新科学地进行政府职能配置，以致于国家对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合理配置。

（四）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的现象

当前，我国政府机构设置未能完全解决过多过细的状态，我国政府对于有些事务呈现多头管理而产生职能交叉、政出多门现象；以致一些日常 事务不能够及时解决、政府办事效率低下。这一问题是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配套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就目前来说，我国呈现出的这一行政体制特点还不能得以消除。因而我国政府应以为民服务为出发点，设立一些综合行政服务中心来处理那些日常事务，进而提高行政效率。

此外，由于政府职能交叉也随之出现了一些令人匪夷所思的社会现象。一些部门一部门利益为行政立足点，当有利可图时就互相争利；相反，当主要是一些责任时各部门间就互相推诿、扯皮，出现了“拍皮球”现象。所以社会中就出现了两个部门人员互相斗殴之类让人啼笑皆非的情景。

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历次机构改革回顾及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政府主要进行过十多次的机构改革，而前几次改革收效甚微。但是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开展的几次大刀阔斧的机构改革不断取得成就，推动着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健全。

（一）历次改革要点及经验

1982年政府机构改革主要是为了提高政府效率，实现干部年轻化。此次改革的成果主要有：一是废除了我国领导干部任职终身制；二是精简了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班子；三是加快了我国干部队伍年轻化建设步伐。但此次改革并没有触动我国固有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职能未能适时得以转变。

1988年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之下进行的。在此次改革中，我国首次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是机构改革的关键”这一命题。国务院在此次机构改革中撤消了一些职能交叉较大的部门，重新组建了新的部门；此外还将一些重要的部委下属部门升格为国务院组成部门。

1993年，我国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此次改革中，我国政府将机构改革的重点放在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改革任务就是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将我国政府由全能政府逐渐转变为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但这次改革并未能彻底改变政府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主导作用。1998年机构改革是建国以来中央政府实施的涉及面最广、改革力度最大的一次政府机构改革。改革中提出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是目的，尽快结束专业经济部门直接管理企业的体制是目标。在此次改革中，中央撤销了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设立的工业专业经济部门，从而真正地让政府放开了对于微观经济活动的控制，使得市场配置作用得到更大发挥。

2003年政府机构改革是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背景之下开展的。此次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从而进一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改革的目标是：逐步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深化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健全金融监管体制，继续推进流通体制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建设。这次机构改革抓住了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中的突出问题，进一步转变了政府职能。

（二）我国政府机构改革的现状

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大部制改革下政府职能整合的经验与模式的基础上，我国逐步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府大部制改革道路。在2008年我国开展的大部制机构改革之后，我国政府组成部门减少到27个。经过历次机构改革，我国政府按综合管理职能合并一些职能交叉较大的政府部门，目前已大体形成了大部制的政府组织体制。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我国社会形势逐渐要求政府不断增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要全面履行这一职能，一方面还是继续改革完善中央政府组织机构；另一方面还得加大地方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力度，不断提升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和政策的落实。

四、关于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一些思考

在推进我国的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过程之中，我国政府要在认清自身存在的影响因素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其他影响因素。此外，对于部分群体来说，一定要走出关于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一些误区。

（一）中国共产党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中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这是有历史和人民作出的选择。中国共产党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日常政治生活中，中国共产 党的执政理念和行为直接决定着行政意识和行政方向。“政府的组建、官员的任命、政策的制定，都是由中国共产党这个唯一的执政党其直接或间接的作用。”因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贯穿和渗透于我国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全部过程和全部领域。

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这也就决定了我国政府的职能运行必须是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根本出发点，不断转变政府职能以及相应地进行机构改革来努力构建服务型政府。

（二）走出对于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几点误区

误区之一：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转变政府经济职能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致力于经济发展，政府职能在经济方面的转变较为突出。因而，如果没有对于政府职能转变有一定的科学理论知识学习，一些人可能会认为政府职能转变就是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其实不然，正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几乎将我国推向经济崩溃边缘的社会现实，才使得我国政府不得不尽快走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道路。一些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使得我国经济社会得以迅速发展、国内生产总值持续攀升。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区域、城乡间差距的不断拉大，广大人民没有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不公问题日益突显。此外，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社会的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社会保障体系亟待建立健全。这些都表明当前我国政府应当尽快逐步增强社会管理以及公共服务职能。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政府面临的职能转变的侧重点不尽相同。

误区之二：先转变政府职能，后进行机构改革

我国在1988年中央政府机构改革中抓住职能转变这一关键问题，取得了显著成效。之后，我国各级政府在历次机构改革中也确实把握住了这一核心。但是，在实际理解和执行中，一些政府人员、特别是一些领导人员在一定时期内没有正确把握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之间的关系，错误地将“先转变职能，后进行机构改革”作为具体操作程序来遵循。

其实，正如前文所述，政府机构是政府职能的载体。政府机构若不存在，政府职能就无法运作；同样，一个机构若不存在明确具体的职能，也 刘明，《从服务型政党到服务型政府—中国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因素》②②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而，转变职能与机构改革是相统一的整体；政府职能转变后就应有相应的机构设置，而机构设置要以政府职能为依据。所以政府的重点、难点任务是首先要在理念上认清其在所处社会阶段应当具备的职能，然后根据职能相应地进行机构改革。否则，不论是分解、转移还是合并，都难以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误区之三：转变政府职能就是要削减政府权力和精简机构

政府职能是政府行使权力的过程和效能，政府职能的强弱取决于行政权力的大小。因而政府职能的变化必然导致行政权力的变化。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转变职能就是要削减权力。而且，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行政权力具有不断扩张的趋势。比如说：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社会对于网络及其相关产业的管理需求就不断显现出来；这必然就会赋予政府新的行政权力，相应地也必须要设立新的管理机构。

此外，削减政府权力和精简机构作为一种政府职能转变的手段，可以说只适用于那些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的问题。而各个时期政府职能转变问题不单单表现为政府职能越位、错位的问题。面对那些政府职能缺位、不到位以及机构间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反而需要对政府相关行政权力予以加强或调整，相应地对相关机构加以扩充和调整改变。所以，政府职能转变所带来的权力变化是双重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误区之四：机构改革必然要削减政府开支

政府要维持公共权力的行使与职能的履行就必然会有所花费，而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由税费来提供。拿西方人的观点来说，花费纳税人的钱，就要为其办事。在日常生活中，不论是办什么事，我们首先都会考虑成本问题。而政府也是一样，政府在行使权力和履行职能时要尽可能地降低行政成本。但降低行政成本并不是代表行政开支在数量上的减少，还得具体分析行政开支的事项。

一方面，政府自身存在与活动所需要的直接开支是应当削减和节制的。如果我国能够改变文山会海中的那些比必要的额外开支以及政府人员冗多等造成政府浪费现象，就可以有效地减轻我国人民的负担、减少政府的财政支出。可以说，这应当也是政府进行机构改革的重要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政府还有用于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福利保障的投入等方面的开支。由于这些开支具有不是为政府自身而是为广大社会公众 利益的特征，所以就仅存在如何合理投入使用和保障实施的问题。就目前我国社会形势来看，随着我国政府自身公共服务职能的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健全方面的开支必然会逐渐增加。

新时期，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首先要正确处理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的关系，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与政府机构的配套改革。在此进程中，不仅要坚持全面、统一、精干、效能的原则，而且也要保障政府职权回归社会之后不能形成无管理的“真空地带”。其次，我国要积极运用历次政府职能转变与机构改革改革的宝贵经验。之后的政府机构改革，以科学发展观为价值导向，逐渐增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的，进而全面促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参考文献

政府职能 篇5

经济管理学院 行政管理1101 巫慧婵 201011522127 政府职能

政府职能，亦称行政职能，是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应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政府职能反映着公共行政的基本内容和活动方向，是公共行政的本质表现。

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在一定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其应担负的职责和所发挥的功能、作用的范围、内容、方式的转移与变化。政府职能转变的必然性，是由影响政府职能的诸多因素所决定的。

全能型政府的职能模式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对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扮演了生产者、监督者、控制者的角色，为社会和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职能和角色被淡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善，要求政府把微观主体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调节。政府由原来对微观主体的指令性管理转换到为市场主体服务上来，转换到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这一重大转变是艰难的，但却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啃掉的“硬骨头”。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调整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出资人职能分开，政府与国有企业在市场中的角色混淆现象得到改变；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迫使政府管理经济方式转变；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也将使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事不分的现象有一定改变。但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不当干预与市场竞争秩序维护“缺位”并存，政府规模的膨胀加剧，影响了市场交易的顺利进行。

事实证明，把经济决策权归还给市场主体，同时提供各类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公平交易的市场环境，让市场主体分散决策并独立承担经济后果和社会影响，政府专注于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维护的有限理性思维，更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战略目标

1、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政企分开。

2、调整行政组织结构，加强宏观调控部门，减少专业经济部门，适当调整社会服务部门，加强执法监督部门，培养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

3、按照权责一致的原则，调整行政部门的职责权限，明确部门间的职责分工，相同或相近的职能由同一部门承担，克服多头管理、政出多门。

4、按照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要求，加强政府职能体系的法制建设，实现政府职能运行的法制化。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内容

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在当前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既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机构改革的核心问题，又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政府职能的转变，“这是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大问题，不在这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改革难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难以建立。”可见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它转变的主要内容、根本途径是什么呢?

从以往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到当前转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转变，主要内容有以下四个方面：

(1)由原来微观经济管理与调控转向宏观经济管理与调控。与此相适应由原来的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由原来的单一行政手段转向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管理国民经济。

(2)由原来管企业转向管市场。与此相适应由原来主要管国有企业转向积极引导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以及各种非公有制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各种服务和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

(3)由原来人治性计划经济管理转向法制经济，主要以法律来引导与规范、约束与管理市场经济，实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

(4)由对经济生活实行全面的直接干预和高度封闭性管理转向全方位开放，实现与国际经济、国际市场互接互补。

从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且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出发，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其要点有三：

①政府的职能和企业的职权分开

凡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企业行使的十四项职权，各级政府都不要干预。下放给企业的权利，中央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都不得截留。在明确划定企业职权的基础上，政府职能主要是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组织协调、提供服务、检查监督，从而使政府与企业各司其职，各负其贵。

②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职能分开

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主要是制订和执行宏观管理、调控政策，运用经济、法律、行政等手段，管理国民经济、调控社会经济活动，协调各种利益关系；企业自主决定生产经营，成为独立的市场经济主体。

③政府的国有企业所有者职能和企业自主经营职能分开

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中央和省级(含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政府通过设置专司国有资产管理机构，加强对企业国有资产的监管。这就是既使前述的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分开，又使两种职能与企业自主的经营职能分开。当前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按照财产构成，国有企业实行公司制的组织形式，这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出资者所有权和企业法人财产权(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的分开，将使产权关系逐步明晰。

我国政府职能转笔的意义

1，从整体上看，使整个社会发展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也就是是社会的发展“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达到统一。为什么？很简单，它使主体的发展权还给了人民和各个社会成员，有利于使人民大众更加自由地、更加自觉地按照社会发展规律和市场规律，以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因为，减少了长官“意志”主观作用，减少了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所以是社会发展地更加和谐、更加科学。

2，有利于民主法制的发展和完善，民主和法制完善和发展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的自主发展，政府职能的转变，就是推动社会的自主和谐健康的发展，而随着社会自主发展程度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人的素质的不断提高，反过来也推动了民主和法制的发展。

3，有利于社会的自主和谐健康科学发展，政府把发展权，平等地还给了各个社会组成的细胞，随着，社会激励机制的完善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形成，也就激活了各个社会细胞的发展意识和创新意识，也就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健康科学发展。

4，有利于建立更加完善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最大问题，是政府过多地直接干预到经济发展的微观领域，也就是政府掌握过多的社会稀缺资源配置权，如，土地，银行贷款，项目承包，资源能源等。这些本来应该通过灵活的、能反映其稀缺程度的市场价格来配置的，结果却由政府来配置，其结果，一是造成了稀缺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造成了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底下；同时，还滋生了各种腐败行为，因为，政府的行政权力有了寻租的机会，这本来应该是用来为人民服务的；还有，就是恶化了社会竞争环境，因为，有的企业和个人，可以通过各种关系，得到政府的项目和贷款，而是企业和个人得到大发展，它就不会想通过技术创新和科学管理来使企业得到大发展，也就不存在什么科学发展。而政府的职能向服务型政府转变，通过建立和完善鼓励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以及法制的完善和对知识产权和专利的保护，使创新者能得到实实在在好处，这样，才能是资源得到有效地利用，对于节约资源能源，对环境的保护，有着深刻长远的现实意义；这样，也有利于科学发展观的落实，也有利于“以科技建设为中心”在经济领域的应用。

总的一句话，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经济从外延型向内涵型转变，从传统经济（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和大量物质资本的投入来实现）向现代经济（发展依靠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进步、效率提高来实现）转变，也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基础和关键所在，也是发展和完善现代经济制造的基础和关键所在。

5，有利于创新型社会的建设，前面已经提到，政府退出了微观经济领域，进而加强激励创新机制和公平竞争环境的建设，对法制的完善和对知识产权和权利的保护，把企业（企业是社会技术创新的主体。）的逐利行为引导到技术创新、科学管理和优质服务上来，这样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创新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6，也有利于国家对腐败行为的预防、监督和治理。因为，政府官员不直接掌握对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就等于，关闭了权钱交易的大门，也就极大地预防腐败行为的发生。

7, 有利于基层自治和公民的个人自治。发展权的下放，和更多的公共资源对公民个人和基层的平等开放，这些都有利于基层民主自治和公民个人自治的发展。

8，也有利于政府自身的建设，要建设一个高效、自律、科学、法制的服务型政府，首先，要不越位，不错位，不失位；然后，是充当好公共权力的“守夜人”，高效、公平公正地向公众提供各种公共服务和公共品，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通过总量控制来调节和稳定经济的发展。

论政府的经济职能 篇6

关于政府经济职能的含义, 国内理论界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童本立认为, 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在组织、领导、协调社会经济运行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 为优化资源配置或实现某些特定的宏观经济目标, 从而对内对外进行各种经济活动时所履行的经济、法律、行政职责及相应发挥的功能。黄素蕙认为, 政府经济职能是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担负的职责和功能。这种观点从动态的角度说明了政府经济职能是发展和变化的。朱光华认为, 政府经济职能自从国家产生以后就开始存在, 这不只是国家维护阶级统治的要求, 更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客观需要。这种观点强调了政府经济职能是随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的客观需要而存在的。

笔者认为, 政府经济职能应该是以政府机构为行为主体, 从社会生活总体的角度, 对国民经济进行全局性的规划、协调、服务和监督。它是为了达到一定目标而采取的协调和组织经济活动的各种方式、方法的总称。从上述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界定可以看出, 其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 政府经济职能的行为主体是政府机构, 而不是任何其他经济组织、单位和个人。 (2) 行为的目的是为达到一定的政府目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政府都是代表国家和公众利益的, 其经济职能也一定是为达到政府目标和维护公众利益而施行的。 (3) 行为的实施范围是具有全局性的。

笔者认为, 就当今政府而言, 其一般经济职能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 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社会经济在遭受供需不均衡的冲击后, 市场机制本身虽然可以使经济从一个非均衡状态恢复到均衡状态, 这要求政府在宏观层面上通过运用各种经济政策去影响和调节引导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 使经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以较低的代价再度恢复到均衡状态, 实现经济的稳定发展。 (2) 政府的资源配置职能。就是指的是通过公共部门收支活动以及相应政策的制定、调整和实施, 实现对社会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资源结构与流向的调整与选择, 保证资源配置的有效性。 (3) 政府的社会分配调节职能。政府必须制定符合战略目标的收入政策, 利用税收政策和福利政策以及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对分配悬殊的问题进行调节, 以求得分配公平, 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二、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变迁

从政府经济职能的历史来看, 经历了以下的几个理论变迁过程:

(一) 亚当·斯密的“消极政府”理论

自18世纪下半叶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以来的二百多年历史中, 政府经济职能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1930年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前, 亚当·斯密的“消极政府”理论占有主导地位, 其主张最低限度的政府作用, 认为“管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要求废除一切特权和限制, 建立一个“最明白最单纯的自然自由制度”。在经济自由主义理论的指导下, 政府经济职能只是建设和维护一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 基本上不参与经济的发展, 政府担当“守夜人”的角色。

(二)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说理论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的一场经济浩劫后, 使人们从亚当·斯密制造的神话中清醒过来, 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学说逐渐占了主流。凯恩斯认为私人经济制度的自发调节, 很难实现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所有问题, 如充分就业、收入分配等。为此, 需要扩大政府功能, 实行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和调节。政府的经济职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是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和公共政策来维护市场功能, 弥补市场缺陷, 矫正市场偏差, 行使职能的范围是市场失灵的领域, 这一时期政府扮演着“道德人”的角色。

(三) 市场与政府相结合的新综合理论

然而面对20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中出现的滞胀现象, 使西方经济繁荣了半个世纪的“看得见的手”丧失了有效的解决能力。凯恩斯式的政策主张受到了挑战, 最终促成了新综合理论的诞生, 即把“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两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使政府行为与市场机制在运作前提、功能、实现方式上互相补充。新综合理论指导西方政府再次重新认识政府的经济职能, 市场经济存在市场失灵, 同样地政府干预也存在政府失灵, 但政府和市场都是经济发展进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干预并不只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她肩负着实现国家整体目标的重任。这一时期, 政府主要的经济职能是从宏观上调控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实现国家的整体目标。

政府经济职能的不断演变是由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有与之相应的经济职能。中国正处在逐步迈向市场经济, 并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目标的新阶段。在这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 对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又有了新的要求。

三、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现状分析

(一) 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变迁

考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 我们发现, 自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经历了集中和分散的交替变化。可将其分为三个阶段:

1. 建国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

建国初期, 中国按照苏联模式迅速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体制, 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较建国前发生了深刻变化。当时实行的是以高度集权为特征、以对经济系统运行的指令性计划控制为核心的政府经济职能, 可将其归结为“全能型”政府经济职能。

2.20世纪80年代初至1992年。20世纪80年代以后, 在政府总体计划体制下, 有限地实行商品经济的双重体制, 政府对重大物资分配、重要产品调拨、企业投资以及大中型国有企业等, 仍然实行计划经济, 对一些小型企业、集体企业或地方性国营中小企业, 逐步实行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

3.1992年以后。1992年以后, 政府不再直接和全面行使对企业经济的管理, 而是间接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 政府主要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特别是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以后, 对转变政府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明确要求: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切实把政府经济管理职能转变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上来, 并且现在我们国家一直在为这一目标推进。

(二) 当前中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存在的问题

1. 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适应。

尽管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 但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和保护贸易政策, 中国的经济体制和贸易政策与WTO规则尚有较大差距。这不仅表现在中国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确立、开放型贸易体制的基础不坚实, 而且在市场准入上也存在差距, 许多经济和贸易政策明显背离世贸组织规则。近年来, 尽管在国外的压力下, 采取了一些贸易自由化的措施, 但总的来说, 中国贸易自由化的程度很低。此外, 一些经济政策与世贸组织规则不协调, 阻碍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

2.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理顺。

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常常是一柄双刃剑, 在发挥其积极功能的同时, 也带来一定的负面效应。改革以来, 中国各级政府自身的改革远远滞后于改革的总体进程。地方政府对其介入市场应有的行为边界和行为方式模糊不清, 不习惯运用各种法律的和经济的手段, 而是以行政手段直接干预企业和市场运作。另外, 政府和企业、市场分工不清, 行使了不该由政府行使的企业职能和市场职能。

3. 政资不分、政企不分依然存在。

企业市场主体的地位停留在理论上, 在政策上和实践上还没有解决。有资料表明, 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仍未完全落实, 即使是上市公司还是以行政管理为主。政府依然是最大的投资者, 国有经济的绝对控股地位和公有股的不流通性的弊端暴露的日益明显, 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普遍处于所有者缺位状态。国家控股的公司制企业运作不规范, 董事由组织、人事部门选定、任命, 企业仍旧有主管部门, 还是摆脱不了行政干预, 政府仍在用计划经济的办法去管理市场经济。

4. 政府干预的效率较低, 阻碍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转。

政府干预效率低下原因有四个:一是缺乏竞争。由于政府干预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缺陷, 并不以盈利为目的;提供公共服务的各部门之间也不存在竞争, 缺乏竞争压力必然导致低效率。二是没有采取激励措施降低成本。政府部门的活动主要依靠财政支出维持, 很难计算其成本, 因此缺乏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的利益驱动。三是政府部门工作大多具有垄断性, 政府部门可以利用这种垄断地位, 提高服务价格, 降低服务质量, 这种没有竞争的行政垄断必然带来效率损失。四是中国政府机构臃肿, 财政供养人员庞大, 人浮于事, 客观上影响了工作效率。

5. 规制需求与减少规制的需求并存。

在改革过程中, 市场竞争不充分与无序竞争并存, 要求政府加强规制的呼声与减少规制的声音不相上下。一方面, 条条、块块的制约依然存在, 行业垄断尚未完全打破, 市场主体尚未完全实现国民待遇, 这些因素导致竞争不充分, 需要政府减少规制;另一方面, 不规范竞争、过度竞争大量存在, 需要政府加强规制, 完善竞争规则, 维护竞争秩序。

四、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方向及途径

(一) 中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目标选择

经济全球化趋势使得国民经济的壁垒完全被打破, 在全球经济控制的宏观层面上也提出了制度转型的新课题, 即政府如何改善自己的经济调控机能, 将对经济的调控从国内延伸至全球经济领域。政府经济职能未来的走向:一是在追求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平衡的同时, 仍将保持政府对社会经济的调节职能, 但其导向功能得以突出和增强;二是伴随着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 围绕经济问题矛盾、摩擦也日益扩大, 国家之间调节经济矛盾、摩擦的任务也日益扩大, 迫切需要政府加强协调, 因此对外经济职能或外交将进一步增强;三是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防止市场的不正当竞争和社会经济畸形发展。就中国政府而言, 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目标应该是构建有限与有为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不否定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积极作用, 它为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如提供公平的法律, 保障稳定的社会环境, 充分公正的裁判等。有限政府始终坚持社会自治范围最大化、政府行政范围最小化, 将政府行政局限于弥补社会不能和市场失灵的领域。

有为政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的有为, 必须提高政府为民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把握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二是政府的有为, 关键的是有一支廉洁、勤政、务实和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三是政府的有为, 是做制度性的建设, 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好的法治环境, 公平对待所有企业。

(二)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的实现途径

1. 要强化政府培育和维护市场的职能。

首先, 要建立健全规范的财产法律制度。无秩序便无市场, 而市场秩序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市场主体的权利平等和对合法权益的切实保护, 特别是受保护的平等的财产权。只有用规范的财产法律制度平等地保护所有市场主体的合法财产权利, 才会有平等、等价、自愿的交换, 才会有正常的市场秩序和公平的竞争, 也只有这样, 市场机制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作用。其次, 要加大反垄断和反不公平竞争的力度。政府的必要性在于:它是竞争规则的制定者, 又是解释和强制执行这些已被决定的规则的裁判者。中国政府要尽快制定《反垄断法》, 修订和完善《反不正当竞争法》, 为反对垄断和不公平竞争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要严肃执法, 特别是要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和打击力度, 真正以法制手段打破部门和行业垄断, 遏止地方保护主义, 促进国内市场的统一、开放和公平竞争。最后, 要强化市场服务职能。面对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竞争国内化的严峻形势, 中国政府培育和维护市场的作用也不能局限于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 而应当着眼于提高市场环境的有效性, 促进市场机制作用的充分、有效发挥。

2. 要强化政府宏观调控职能。

首先, 要强化战略引导职能。政府要围绕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提高, 制定和实施以中长期战略为主的指导性计划体系, 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要通过制定和实施产业政策;引导和调控产业发展方向;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健康发展。其次, 要强化平衡协调职能。一方面, 要通过综合运用国家计划、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 保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克服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另一方面, 要针对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实际, 采取诸如有效的转移支付等政策, 支持、帮助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逐步缩小区域差别;要依靠收入分配政策、税收政策和社会保障体系等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 在保证效率的前提下兼顾公平, 防止个人收入差距过分悬殊, 出现两极分化。最后, 要强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职能。在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新形势下, 在扩大对外开放的过程中, 要十分注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强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维护职能。

3. 要弱化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职能。

首先, 要弱化政府对资源的直接控制职能, 从根本上改变由政府统一计划、配置人物财等各种资源的模式, 将这种职能让位给市场。这要求最大限度地压缩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 取消相应的审批权、核准权、管理权、制约权。其次, 要弱化政府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直接干预职能, 使各类企业真正成为独立平等的市场主体, 自主地依据市场信息进行自我调整。对于政府行使所有权的国有企业, 应本着有进有退的方针, 对绝大多数中小国有企业和一般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 应通过产权制度改革, 使政府从这些企业所有者的位置上彻底退出来, 从所有权关系上规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实现政公分开。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企业, 则要着力克服其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等方面面临的制度性障碍, 为其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4. 强化与创新政府对外管理职能。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我们在政府职能转变时, 要注意减少不必要的“对内管理”, 加强“对外管理”。对于一个大国来说, 对外经济管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加强对外经济管理, 重点要研究那些对中国影响最大、最直接的国际经济活动, 如:资本管理中外资流入、内资流出的安全监管;人员出入管理、国际技术转让管理等等。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 一定要兼顾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与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的要求, 真正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最大限度地取得参与国际分工的利益。

摘要：政府的经济职能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变化, 不同时期不同经济体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不同, 通过对政府经济职能的诠释, 提出经济职能的内涵, 论述了政府经济职能的演变过程, 并通过借鉴和分析西方国家政府职能的历史演进及其模式选择, 探讨经济全球化下中国政府经济职能转变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并论证中国政府经济职能的模式选择及其实现途径。

关键词：政府,经济职能,途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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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机构编制改革初探 篇7

关键词：公务员规模；政府机构；编制；改革；官民比

中图分类号：DO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5X(2009)03—0033—04

保持适度的公务员规模是政府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是政府机构进行编制改革的重要依据。因此，研究我国公务员规模大小是否适当的问题，适当的标准问题是国内外许多政治学者和行政学者非常关注的一个现实问题，也是目前为止没有确定结论的问题之一。本文认为，适度公务员规模是定性指标和定量指标的有机统一，适度公务员规模下分析政府机构编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对我国政府机构编制改革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规模的演变

衡量政府公务员规模的数量指标包括政府公务员总数、政府公务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政府公务员占全国就业人数的比例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务员规模的增长状况，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测量，有三个变量可供选择：各年公务员总数、官民比即公务员占总人口比重、公务员规模年增长率。本文选取公务员总数，公务员的年增长率，公务员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官民比)这三个变量来研究公务员规模。

由于考虑到我国改革开放前后财经体制的不同，编制管理职能范围和其政策的适用性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只对1978年以来的公务员规模的变动进行阐述。

表一反映了从1978年到2006年公务员规模的变动情况，通过仔细的观察这个表，我们可以以1992年和2003年为界，把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规模的变动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78—1991)公务员总数从1978年的467万增至1991年的1136万，官民比从0.49％上升至0.98％。增长了一倍。在这一阶段，公务员规模的年增长率大致保持在4％以上的水平。公务员规模在这一阶段增长的幅度较大。在第二阶段(1992—2002年)，公务员的总数和官民比从1992年的1148万和0.98％下降至2002年的1075.2万和0.84％公务员规模的年增长幅度始终维持在零增长或负增长状态，公务员规模的增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第三阶段(从2003年起)公务员的规模又重新回到了扩张的轨道，公务员的总数从2003年的1171.0万增至现今的约1400万。官民比从0.91％上升至0.96％．公务员规模的年增长率除了2003年高达8.9％外，其余年保持在2％—3.4％之间。分析发现，改革开发以来我国公务员的规模经历了80年代的高速扩张，90年代高速增长得到了较有效控制，以及2003年以来重新回到扩张轨道的演变历程。

二、我国公务员规模适度标准的设定

公务员的规模随着现代政府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及政府财政能力的提高，政府职能的扩张，社会结构的橄榄化，长期看会呈扩张趋势，这种扩张就必然要求有一个适度的限度。

本文认为我国适度公务员规模，在定性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公务员的规模对内要适应我国政府职能的变化和能够满足保证各部门的有效运转的需求，对外要能够满足政府为社会有效提供公共产品及公共服务和政府对社会进行有效治理的需要。二是公务员的规模要与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财政能力，人口增长率等因素相适应。

现阶段，我国适度公务员规模在定量方面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的有机组合，政府公务员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官民比)为1％左右；政府公务员总数的增长一般保持在-1％-5％范围的比例比较合适，下文将从横向的国际比较和纵向的历史比较这两个角度对这两个指标进行论证。

从横向的国际比较视野来看，从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一般以占总人口的1％左右为标准。此项比重，我国1980年0.496，1985年0.68，1990年0.813，1995年0.848，1996年0.878。2006年0.96。27年来这个比重上涨了近一倍。纵观世界，印度(1989年)0.46，日本(1991年)0.69，加拿大(1993年)0.76，土耳其(1993年)0.98，新西兰(1993年)1.01，美国(1993年)1.13。我国1996年从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高于印度、日本、加拿大等国，低于土耳其、新西兰、美国等国。根据一些实证资料，通过对50多个国家和20多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政府官员规模进行观察，我们发现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达国家的官民比已经远远的超出了1％，而发展中国家的官民比一般低于1％。我国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典型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并且这一国情在短时期内不会变，据此认为我国1％左右的官民比相对是较合理的。

从纵向的历史比较视野来看，我国总人口中财政供养人口所占的比例：汉代7945:1，唐代3927:1元代2613:1，清代911:1，20世纪50年代为600:1，20世纪70年代为155:1。1978年以来我国官民比的变动(如表1所示)，运用趋势分析法，我国的官民比处于越来越接近于1％的水平。1％左右的比重是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财力基本相适应。所以我们说1％左右是现阶段我国公务员的适度规模。

公务人员总量也要适应政府职能的变化，占人口总量的比例在不同发展阶段上应有所不同，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适度上升，但是在现代经济环境下，从横向的国际比较来看，西方发达国家大体维持在43％到143％之间，新兴工业化国家一般维持在25％到50％之间。如美國近百年间，公务人员占人口比例逐步上升，1901年为3％，1942年为43％，1999年为64％。根据实证资料分析，政府公务人员的总量增长一般维持在-1％—-5％左右为比较合理的增长幅度。从纵向的比较，根据表1可知我国公务员的年增长率在-2.36％—-5.58％，从1990年至2006年的公务员总数的年增长率大体都是处于-1％—-5％这个范围内，2005和2006年的增长率分别为4.27％和2.01％，处于公务员的年增长率的合理水平。本文认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总数增长的年增长率大体上是适度的。

三、适度公务员规模下政府机构编制改革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公务员规模都在适度的范围内。中国政府先后进行了6次全国范围的自上而下机构编制改革。这六次改革，都是为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化与转型的要求，而进行的政府机构的撤并和公务员队伍编制管理，以期达到转变政府职

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提升政府人员素质，加大对行政权力的监督约束力度，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等目的。但是在适度公务员规模下的历次政府机构编制改革过程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本文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第一，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目的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机结合程度不够，导致公务员队伍内部结构不合理。社会公众迫切需要的社保，公安，财税等公务人员所占的比例过低，而机关后勤人员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占比重过高。政府职能随着宏观市场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而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必然引发相应的机构改革，但前四次改革的成效在提供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方面不是很明显。与西方典型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投入的人力、物力还太少，2002年用于抚恤和社会福利开支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仅为1.7％(《中国统计年鉴2003》数据)。编制改革的目的与政府职能转变的紧密结合程度不够，致使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疾病控制、给排水、文化事业等方面还需要给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地方税务官和警官也存在一定的缺口，社保，公安，财税等公务人员所占的比例过低。传统管理体制形成的福利“单位化”和社会服务的“单位化”，造成机关后勤人员和经济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所占比重过高。这个问题可能与政府职能转换不到位、编制管理科学性和规范性程度较低有关。

第二，地方政府编制改革成效不大。1982年改革使国务院各部门从100个减为61个，编制从5.1万人减为3万人，但是这次改革完全限于中央政府特别是国务院，而在地方当时进行的行政机构改革则是地改市和建立乡镇政府，两者都产生了导致公务员规模扩张的效应。结果，在这次机构改革期间，公务员规模得到了极大的扩张。1984年公务员的增长率高达15％。1988年改革使国务院部委由45个减为41个，改革后人员编制减少了9700多人，这次改革采取了自上而下，先中央政府后地方政府，分步实施的方式进行。但是，由于治理、整顿工作的需要，原定从1989年展开的地方机构改革暂缓进行。这两次改革在地方政府见效不大，这可能与地方政府的执行力过低，行政管理工作效率低下有很大的关系。

第三，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过程中人员分流问题突出，尤其是地方政府机构改革中人员分流困难重重。伴随政府职能的转变进程的是编制改革过程中的人员分流。每一次政府机构编制改革都会涉及到富余人员何处去的问题。以往改革中富余人员的安置不成功，如让一部分人去念学位，结果导致了学位的贬值，让一部分人充实企业，结果造成官商不分，将一部分人安排到社会团体，结果造成社会团体的官僚化。这些问题构成了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阻力，人员分流困难可能与我国公众的“官本位”价值观念严重、中央一级行之有效分流措施在地方一级操作起来困难、分流人员的就业安置困难等都有关系。

第四，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结果致使公务员层级配置不合理。在公务员的层级配置中，地方政府人员所占比重较大，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务员比例不协调。通常情况下，实行“大部门制”的单一制国家，中央政府官员的比例一般都高于联邦政府(包括中央驻地方的雇员)。由于我国政府在纵向间的“职责同构”和职责的层级分解，我国目前中央公务员的比例是比较低。1997年底，中央公务员总数为530.7万人。以中央和地方的类别来分：中央政府机关48.9万人，占公务员总数的比例为9.21％，地方政府机关481.8万人，占90.79％，驻地方和国外45.4万人，占8.55％。将近10倍的比例差距，极明显的表示了中央和地方公务员比例的不协调。这可能与行政层级结构不合理，地方职责同构现象比较严重有关。

四、基于我国适度公务员规模的政府机构编制改革设想

探寻适当政府公务人员规模，研究适度规模下历次行政机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是转变政府职能，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深化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的重要举措。

针对适度公务员规模下的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问题，本文提如下几点建议：

第一，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目的要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有机结合，逐步调整公务员队伍结构。政府职能分为功能和职责，在本文中我们关注的是政府职责，因为职责具有灵活性，政府可以据此调整机构设置和官员规模。政府职能会随着客观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转变，根据政府职能的转变及时调整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目标。调整公务员的结构，一方面要满足社会公众需要，增加社保，公安，财税等公务人员数量；对社保，公安，财税等公务人员进行扩编，一定要以保证质量为前提，要扩宽其招聘渠道，选拨高素质的专业化人员进入该队伍，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另一方面要逐步把机关内部自我服务性的机构剥离出来，转变成面向社会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经营性实体，推进政府机关部分服务社会化，实现国家公务人员的专业化。提高编制管理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第二，科学定位政府机构编制改革的对象，明确地方政府也要实行相应的编制改革。我们不仅仅针对中央政府，而且也要把各级地方政府也作为编制改革的重点对象。在明确把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编制改革的目标有机结合后，明确提出地方政府编制改革的任务和目标，提高地方政府的执行力和行政管理效率。90年代两次改革以精简、效能、统一为原则，采取先中央，后地方逐步推进的方式进行，实现国家机构组织、职能、编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使地方政府机构膨胀，冗员增加现象得到了有效控制。在当前金融危机和我国大部委改革的背景下，在刺激经济的复苏，扩大内需和缓节就业压力等方面政府职能要求有很大的调整，调整国务院机构的同时，各地地方政府机构也要相应的调整，各地公务员岗位编制为缓解就业压力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第三，摒弃“官本位”的价值观念，切实做好分流人员的再就业工作。要实现人员分流的目标，首先要改变传统的“官本位”的价值观念，鼓励公务员走出政府机关，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其次，对有关人员分流的政策和法规进行重新审定，赋予地方更大、更灵活的自主权，积极探索人员分流的新办法。人员的分流工作重点是要解决分流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各地应结合实际，积极探索符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社会保险办法，让分流人员参加养老保险，使其老有所养。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和鼓励分流人员再就业。再次，在推进政府改革期间，实行离职补偿金制度，运用经济杠杆推动人员分流进程。通过多种渠道筹措资金，对分流人员可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分流人员自谋职业的，纳入企业下岗人员再就业范围，享受再就业优惠政策。创办经济实体的，政府在经营场地、地方税费减免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积极引导、鼓励分流人员组建公司，及时向分流人员提供就业信息，组织劳务输出，帮助实现再就业。

第四，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逐步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公务员规模比例。从国际比较和我国实际情况看，现在我国机构人员臃肿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中央与地方层级配置的不合理，地方政府规模从人员编制上看是中央政府规模的十多倍。因此，适当减少行政层次是国际行政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政府深化行政改革的大势所趋。要在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事权责任的过程中，逐步改变目前这种不合理的结构问题。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省级政府数量来扩大中央政府管理幅度，取消地区建制，实现四级政府管理体制，减少和规范政府管理层级；另一方面通过减少一级政府机构的数量，缩小该级政府管理幅度，适当增加内设机构数量，归并政府相近职能，既有利于政府快速决策，又可以减少行政機构之间条块分割造成的职能交叉、机构重叠和责权不明确的问题，同时减少行政执行中扯皮推委。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的基础上，适当缩小地方政府的规模，扩大中央政府的规模，改变地方政府规模比例相对不合理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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