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关系的界限

劳动关系的界限（推荐7篇）

劳动关系的界限 篇1

在“博客中国”举办的作家联谊会暨《劳动合同法（草案）》论证会上，很多作家对草案提出批评，说草案对劳动关系的定义过于狭窄，不能囊括生活中各种劳动关系，例如时下方兴未艾的大学生零工资就业问题，例如小时工、钟点工问题，例如保姆问题，等等。这么多劳动关系没有受到立法者眼帘的眷顾，以致游离在劳动合同法草案之外，还不足以说明劳动合同法草案的局限吗？连劳动关系都没有规定好，这整个草案还有什么价值？但是且慢，我却认为这部草案最亮眼的部分，恰恰就是对劳动关系的定义上。

其实说我受到了“博客中国”的邀请，那是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没有事先受到邀请，本来邀请某报记者，因人家临时有事，该报另一名记者是我的朋友，就叫了我去充数。一听说是讨论《劳动合同法（草案）》，我肯定来劲啊，最近办的许多案子都是劳动争议，我很愿意听听大家是怎么看的。所以，就算是充数，我也乐意去。

在路上，朋友给我看了他做的这方面的报道，其中就有好几位法学者在探讨本文开题部分谈到的问题。说劳动合同法草案没有包括这个，没有包括那个。当时，我就有个疑问：如果那些都是劳动合同法上应该规制的劳动关系的话，那么劳动关系和一般的劳务买卖有什么区别呢？如果没有区别了，那我们还要立这个法干什么？只要一部《合同法》就完了嘛。

想到这里，我当时就提出来，其他的报道我不看了，如果有我说话的机会的话，我只有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未来出台的《劳动合同法》需要规制的劳动关系？

一到会场，好家伙！整个一个圆桌会议，坐在核心的一圈都是明星大腕儿，哪有我说话的份？只有旁听的份。要谈，就只有另外找地方谈了。

虽然我没有说话的机会，但是主办方还是很有礼貌的给了我一份《劳动合同法（草案）》。我注意到，草案第三条就是关于劳动关系的规定的：“本法所称劳动关系，是指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为其成员，劳动者在用人单位的管理下提供有报酬的劳动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把这个定义一拆，就发现草案中的劳动关系其实是规定了四个要件：（1）劳动者必须成为单位成员；（2）劳动者在单位的管理之下；（3）劳动者提供劳动；（4）单位支付报酬。只有这四个要件同时具备，才能构成劳动合同法所称的劳动关系。我认为这个定义是准确的。

要准确抓住劳动关系的内涵，那首先得领会劳动关系的法律性质。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劳动法不是民法，是社会法。这种人至少犯了两个错误：一是对民法有误解，只看到民法规制财产关系，忽视民法同时还规制人身关系；二是不理解什么是社会法，所谓社会法是对单纯追求个人权利而造成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的一种反思和矫正的产物，这当然主要说的是西方一些国家啦，这需要前提的，就是个人权利已经发展到相当的程度，和有人称谓的“权利本位”很接近，但我本人是反对什么本位的，理智的做法不是什么本位，而是兼顾，只是在某个阶段可能需要更突出什么罢了。关于劳动法是民法的范畴，劳动关系是民事关系的范畴，在这里我不深谈了，我会在别文中详细谈。

劳动关系属于民事关系，但不是单纯属于财产关系或者人身关系，而是兼具财产性和人身性双重含义，缺一都不是劳动合同法规制的劳动关系。没有人身性，劳动关系就和一般的买卖关系无二致了；没有财产性，劳动关系就沦为奴役关系。而这些，都不是劳动合同法上的劳动关系。

现在我们来看草案中规定的四要件，前两个要件是对人身性做的规定。劳动者必须成为单位成员，这一要件就决定了劳动关系的人身专属性，同样的工作，但是必须张三来做，李四就不行，没有哪一家单位允许单位外的人取代单位成员为单位工作。劳动者必须在单位的管理之下劳动，这就在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了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某种程度上说是人身依附关系，不服从管理的员工要么受处罚，要么被解雇。单位处罚员工，依据就是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只不过这种依附关系不是身份关系，不是天然的，而是单位与员工通过合同确立的。

后两个要件是对财产性的规定，这个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容易理解，所以也容易把这种理解绝对化，以至于很多人包括学者都只看到了劳动关系财产性的一方面。把劳动关系仅仅理解为一方付出劳动，另一方付出报酬的关系。也因此带来概念的混淆，出现本文开题部分的争议。

我们曾经遇到一个有趣的案子，有一个法国人C与A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但A公司没有给他办理来华务工手续和《就业证》，在长达二年半的时间里C没有在A公司工作，由B公司给他办理了《就业证》等，并发给工资。03年中国发生“非典”疫情，C擅自离开，六个月后回到B公司要求支付六个月的工资以及三年的福利待遇。本案一审法院仅支持了C一个月的解除劳动合同补偿金，二审法院以A公司与B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存在亲属关系为名，认定A公司与B公司存在关联关系，C实际上是在为A和B两家公司工作，因此支持了C的全部主张。我们在接到本案后，认为：关联关系不能适用于劳动关系这种具有人身专属性的关系。依据我国有关法律，外国人在中国就业的单位必须与《就业证》所载单位一致，而A公司虽然与C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是没有为其办理《就业证》，所以合同无效；B公司为其办理《就业证》，C一直在B公司工作，由B公司支付工资，双方建立起事实劳动合同关系，应该按照事实劳动关系来处理本案。本案目前已经启动再审程序。

在办完这个案子之后，我写了一篇小短文《论关联关系的界限》，其实，反过来用在今天的论题上，就是讨论劳动关系的界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反观大家提出的情况，或者不满足人身性要件，或者不满足财产性要件。这样的关系，其实不是劳动合同关系，不是劳动合同法要规制的对象。如果，把那些都纳入劳动合同法来规制，只能把这部法律做成一锅“大杂烩”，将导致这部法律根本无法协调内部的矛盾与冲突，也就无法运作。我的一个看法是：要使一部法律不起什么作用，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得这部法律没了边界。

我们千万不要这样作茧自缚，自毁长城哟。

劳动关系的界限 篇2

我最近经历了一件很困惑的事情, 希望能得到一些支持和帮助。

我是一名普通高中的数学老师, 很喜欢自己的工作。上学年, 我执教的高一学年A班数学成绩在统考中非常出色。而且, 在我参加工作这4年里, 我跟A班的班主任老师关系一直很融洽, 可以从她身上学到很多教育教学经验。新学期开学当天, 领导就找我谈话, 说A班班主任由于其父亲病危, 必须回家探望, 希望在这段时间由我来做A班的代理班主任。我教过A班数学, 对学生比较了解, 这个班的学生凝聚力强, 思想活跃, 各方面表现出色, 这次在开学典礼上还捧回了“三好班级”的奖状, 想到这些我很痛快地就答应下来了。

于是我来到A班, 向学生转达了校领导的意见, 并希望学生配合我做好临时班主任工作。学生的反响我搞不懂, 让我的心里感到不踏实。好在学生上课、上间操、进行体育活动、上自习课, 还有卫生清扫都表现出色, 我的心也就放了下来。一周结束, 我们还得到了流动红旗。夺得流动红旗那天, 我一整天都兴高采烈, 第一次带班就旗开得胜, 整个人都乐得像踩在云彩上似的。直到下班前, 班长领着班委会成员来到办公室, 请我到操场谈谈, 我才猛然从云彩上掉下来。

操场上, 班长开门见山:“老师, 我班不需要临时班主任, 我们自己能管理好这个班。我们代表全班同学, 谢谢老师的关心, 也请你相信我们有管好自己的能力。”当时, 我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只剩下震惊。我当时浑身像被冰水浇了一样。学生走后, 我转身来到校长室。校长说的话我并没有听进去, 心里只有一个感觉, 是A班的班主任故意让学生给我难堪。我当天夜里开始发高烧, 一烧就是3天。

病愈后上班, A班的班主任已经回来了, 左臂上戴着黑纱。她特地过来对我表示感谢, 还问候了我的健康状况。我表面上表现得很客气, 但心里很堵。平心而论, 她是一个很会为人处事的中年教师, 以前和她相处觉得她为人豁达, 幽默, 博学, 也很多才多艺。可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心里总有一团疙瘩, 以至于影响到我的工作状态。我很希望能从这段经历中总结教训, 避免工作上的被动。

山西 齐老师

如上叙述勾勒出一个对教育工作满腔热忱的青年教师形象, 而且学科教学成绩显著。这位年轻的老师心里那“一团疙瘩”, 是因为无法理解, 为什么她“旗开得胜”地在开学后的第一次周评比中夺得流动红旗, 在她心情飞起来的时候, 她代管的班级学生却打算集体免她的职。正是由于她对当时情况下的学生和他们的原班主任心理状况缺乏相应的了解, 所以内心情感上产生重大抵触──对咄咄逼人的班委会成员, 对班级全体学生, 也对他们的班主任。年轻的数学老师内心遭受着很大挫折, 体验着一种受到伤害后的痛楚。

如果我们的老师在工作中能够明确自己的任务目标, 分清教师间关系与师生关系的界限, 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贯彻一致, 不仅能把一些问题防患于未然, 而且即使出现问题, 教师也可以思维清晰地分析和解决面临的状况, 避免工作中的被动, 或师生情感受到伤害。

●对学生行为的分析

对行为进行分析是需要把行为放到具体情境中的, 倘若抛开背景, 没有来龙去脉地看待一个行为, 孤立地“就事论事”, 就无法准确了解引发这个行为的动机。那么, 得出有失偏颇的结论也在所难免。恰如个案中的这个班级, 数学老师仅仅看到“凝聚力很强, 思想活跃, 各方面表现出色, 这次在开学典礼上还捧回‘三好班级’的奖状”, 却没有站在这个班集体的角度去思考, 一个班级强大的凝聚力, 是这个班级的师生们点点滴滴用心铸造出来的。凝聚力的背后, 有师生们共同的契约, 即使不形成文字, 没挂在墙上, 但一定会在师生们的心里。从不同初中来的几十个同学, 汇集到一所普通高中的同一个班级, 经过一年的努力, 能在数学统考中成绩不俗, 我们在大力肯定数学老师教学能力的同时, 也需要考虑到学生们有很强的学习动力。高二的开学典礼上捧回的奖状也在告诉我们, 学生各科成绩都很不错, 班级各项管理上也出色。那一张奖状里面, 或许有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 或大或小, 每段故事都是这个班级的一滴粘合剂, 让老师和学生的心灵贴得更近。我们在文学作品中常常说情感纽带, 这个班级联结着老师和同学们心的就是这条博大而结实的情感纽带。

当这样一个被情感纽带紧紧联结的集体出现变动时, 集体中的一部分成员会在一段时间内特别地渴望自己的老师早些回来, 师生共同面对新的学年新的挑战。

例如, 有的学生初中时语文成绩不好, 升入高中后, 班主任老师发现他思维很敏锐、语言风格犀利, 经过指导, 他写议论文的水平大大提高, 那么这样的学生在一定时期内仍然感觉有班主任这个主心骨在, 有老师的欣赏, 学习动力就足, 老师不在身边, 心里就感觉不踏实。

或者有的学生以前松松散散, 衣冠不整、头发脏乱, 满脸的不在乎, 在看透了他表面的“不在乎”其实掩盖了一份由于担心可能达不到自己理想目标而产生的惶恐后, 班主任老师故意放出“烟幕弹”, 在他的作业本上留言:“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愁。与其任时光匆匆在对自己不满中流逝, 不如尝试潇潇洒洒做一回自己的感觉。何不先让自己在镜子里看到一个发型整齐、身姿挺拔的年轻人呢?”于是, 学生感到遇到了知音, 不但一改往日的拖沓形象, 学习成绩也会一点点进步。

再有, 有的学生可能不喜欢清扫班级的卫生, 班主任在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故意视而不见, 但两三次值日轮下来之后, 故意找个放学时间请他帮忙, “教导处主任让我在班里找个责任心强的学生帮他整理一下办公室的书柜, 你看你去怎么样?老师相信你不但会注意自己的安全, 而且会把书柜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擦干净。好好干吧, 老师相信你。”事后, 再对这个学生的工作给予真诚的赞许, “主任说清扫得非常好, 相信你也会在咱班的值日清扫中做得出色。”学生会敏感地意识到老师话里含义不少, 不但没挨刺儿, 面子上还得到很多光彩, 以后的清扫中就必须继续保持这份光彩了。

类似这样的教育都会成为老师和学生间的一种默契, 学生被欣赏, 被信任, 体验着成长中的烦恼和喜悦。慢慢的, 一种和谐的班级文化氛围建立起来, 学生健康地发展着自己的个性, 尽情地享受着被老师欣赏、被老师“修理”的高中生活。因为, 学生知道, 老师恰如杜甫笔下润物无声的春雨, 她的心愿就是让所有的学生尽可能地发掘出自己的潜力, 实现自己美好的心愿。对教师而言, 获得学生的合作并不仅仅意味着对学生的错误行为进行有效处理, 更意味着要为学生策划各种活动, 为学生制定合适的操行和学业要求, 向学生传递明确的信息, 帮助学生顺利平稳地度过其发展中的转折点, 预见可能发生的问题, 并把问题抑制在萌芽状态。任何班级的管理体系的目标都应该是帮助学生实现自我管理, 同时, 让学生体会他们在学校班级中的归属感, 他们的老师和同学真正关心他们的进步和成长, 老师和学校值得学生信赖。正如美国著名的精神医学博士──最善于运用灵活而富有个性的心理治疗方式的米尔顿埃里克森医生 (Milton Erickson) 那样, 把治疗对象的进步看成是那些人自己的成就, 认为治疗师所起的作用, 不过是帮助治疗对象看清自己所需要做的, 然后, 让他们去做就是了。

●对数学老师行为的分析

首先, 从主观上分析, 数学老师在对自己前一学年的教学成果自豪的同时, 却忽视了一个常识, 同一个科任老师在不同班级里教授同一内容, 其教学效果是受班级的精神面貌和学习风气影响的。在一个管理良好的班级,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高, 学生课堂上提出的问题也有深度, 老师讲课也有动力, 如此的良性循环就会在教室里形成一个充满正向能量的场:老师乐教, 学生乐学, 教师和学生会有一种默契, 考试成绩比较理想。这个结果是师生共同努力换来的。

其次, 做代理班主任, 接受学校领导交给的紧急任务, 从学校的管理角度理解, 是为了保持学校教育管理的稳定性和一致性, 但对学生来说, 这个任务目标并不会让他们产生兴趣, 也不会让他们激发出更强的自我管理动机。学校的任务目标和学生的目标丝毫不相矛盾, 但学生关注的焦点却不可能与学校和教师完全一致。教师必须清楚地掌握学生关注的焦点, 从而鼓励和激发学生学习和进步的动机。如果在接班的时候说, 是为了让班主任不担心, 那么孩子们的想法一定会和代理班主任达成一致, 代理班主任就不会在开场白之后感觉“学生的反响我搞不懂”而“心里不踏实”了。事实上呢, 是代理班主任没能站在学生的立场上思考, 更多地关注了自己的工作焦点, 并且误认为这也同样是学生的任务目标。所以在开场白中, 代理班主任把教师的工作目标当成了学生的, 教师单纯而直白地让大家配合她做班主任, 忽视了关注学生们内心活动机制, 贻误了与学生建立联盟、激发学生自律和进步的动机的最佳时刻。这里我们不妨打个比方, 邻居因为有急事要出门几小时, 让你帮着照顾一下5岁的孩子, 你可以给孩子讲故事, 一起做游戏, 也可以陪着孩子画画, 你的任务是保证孩子的安全, 也许操心一下孩子的吃饭饮水, 或者午睡一下。不过, 你要是请小朋友配合你一下, 让你当他的好妈妈, 后果会同样不乐观。

再次, 从班级管理角度探讨, 获得流动红旗的事实证明代理班主任的工作确实卓有成效, 完全达到了学校管理任务目标, 但代理班主任宣称“第一次带班就旗开得胜”, 无疑是过度单纯, 再一次将自己的工作目标和学生的思维情感混淆不清, 让学生感到这位老师把功劳统统地记到自己的账上了, 正如教师自己的亲身体验那样“一整天都兴高采烈”“像踩在云彩上”。如果, 代理班主任能够站在学生的立场上, 能够理解学生知道老师家里有特殊情况, 希望用一贯良好的表现给老师痛苦的心一份安慰, 所以学生能够一如既往地表现出色, 学生就会感受到代理班主任和他们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 借此机会师生间的理解与尊重也会得以加深, 后续工作会更加顺利。教师对自己工作中的成绩产生自豪感是很美好的事情, 学校领导也会给予肯定, 不一定要让学生为自己叫好。遗憾的是, 代理班主任老师由于经验不足, 把学生的良好表现非常善意地、同时过于单纯地理解成了学生配合自己做好暂时的班级管理, 让学生感到自己的努力没有被老师理解和欣赏, 孩子们从情感上对代理班主任产生了排斥。难怪班委会“弹劾”代理班主任时的宣言是:我们不需要临时班主任, 我们自己能管理好这个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对工作充满热情的代理班主任忽视了一个教师工作中的要点, 即同事之间关系问题。在教育管理中, 有时会牵涉到师生关系和同事关系的议题。作为教师, 在处理这两种关系时, 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与学生的不同, 学生局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社会经验, 在面对不如意的事情时可能会比较冲动, 说出过激的话语或采取过激的行为, 如这个案例中班委会成员自作主张地给代理班主任下“逐客令”, 置学校管理制度和程序于不顾, 的确伤害了一位满腔热忱的青年教师的感情, 但从另一方面来说, 这位老师在面对工作中的挫折时, 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与学生摆放到了同一个层面, 甚至误认为是他们班主任插手干扰管理, 完全把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混为一谈, 让同事关系蒙上尘埃。教师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相互支持是我们教师工作中的宝贵资源, 如果因为学生的言行而伤害到同事关系, 会给教育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

青年教师在教育教学实践中, 如果能始终认清自己的任务目标和学生的任务目标, 即使二者在某些时候会重合, 由于教师所处的立场与学生看待问题和理解问题的立场存在差别, 那么在操作上就处于主动地位, 教育教学工作就会比较顺利。

法律救济的界限 篇3

一九二四年八月的一个礼拜天，帕斯格拉芙（Palsgraf）太太和她的女儿正在纽约长岛火车站的站台上等待一辆从纽约去洛克威（Rockaway）海滩的火车。当火车站的两个工作人员帮一位旅客登上一辆已开动的火车时，不小心碰掉了这位旅客携带的一个包裹。孰料包裹内竟是烟花爆竹，掉在铁轨上发生爆炸。爆炸的冲击力将许多英尺外的一杆秤击倒，砸在了帕斯格拉芙太太的头上。受到伤害和惊吓之后，帕斯格拉芙得了严重的口吃症，虽经治疗，但仍未得到完全恢复。而那位携带烟花爆竹的旅客登上火车后去向不明，于是，帕斯格拉芙诉长岛火车站要求赔偿。不幸的是纽约上诉法院（纽约州最高法院）推翻了下级法院做出的有利于帕斯格拉芙的判决，不仅认为她无权从铁路公司获得赔偿，而且裁定她承担铁路公司的诉讼费用。帕斯格拉芙仍经受着口吃、眩晕、头痛和愤怒的折磨。可以说，美国律师和法学院学生无人不知这一案件，但普通民众知之者寥寥。在六十五年后的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的《纽约时报》上仍提到：可怜的帕斯格拉芙由于在错误的时间站在了错误的地方而在美国法学院的教科书中赢得了有限的不朽的名声，但她所受的伤害将永远被遗忘。

这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案子。帕斯格拉芙无辜地被伤害，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但美国司法界的巨匠本杰明·卡多佐（Benjamin Cardozo）法官为此案所写的判决书却确立了美国侵权法的一项重要的原则，奠定了该案在美国侵权法史上里程碑式的地位。

与帕斯格拉芙案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为该案写判决书的卡多佐法官。卡多佐的天才和智慧使得帕斯格拉芙一案影响深远。 如当代著名学者和法官理查德·波斯纳（Richard A.Posner）在其《卡多佐——关于声誉的研究》一书中写道：“如果帕斯格拉芙案的判决书由其他法官来书写，该案可能早已声名寂寂。但即使遇到的不是帕斯格拉芙而是其他侵权案件，他也会造就一个如帕斯格拉芙一样的案件。”帕斯格拉芙案也助卡多佐声名远播。其实， 在卡多佐一生中所写的近七百个案件的判决书中，麦克费尔森诉别克汽车有限公司一案比帕斯格拉芙案更重要，但却没有帕斯格拉芙一案出名。提到帕斯格拉芙案不能不提卡多佐法官，被认为与约翰·马歇尔、奥利弗·温戴尔·霍姆斯、伦德·汉德并列为美国历史上最声名显赫的法官。

一八七○年五月，卡多佐出生于一个虔信宗教的犹太人家庭。十九岁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随后就读哥伦比亚法学院。两年后取得纽约州律师资格。一九一三年，作为一个已经很成功的执业律师，卡多佐被选为纽约州最高法院（纽约州初审法院）的法官。仅一年之后，他被任命为纽约上诉法院（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一九二六年，卡多佐成为纽约上诉法院的首席大法官，直到一九三二年被赫伯特·胡弗总统提名为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填补大名鼎鼎的奥利弗。温戴尔·霍姆斯法官的辞职而产生的空缺。作为“知识渊博的学者，思想清晰和有勇气的思想家”，卡多佐被普遍地认为是接替霍姆斯的最佳人选，他的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被提名很快在参议院得到全体一致地通过。在他人生的最后阶段，卡多佐终于登上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的宝座——也是他应得的位置。

卡多佐被誉为具有圣人般的个性(saintly character)。有关他的报道描述他“是一个瘦小的人，在一头蓬乱的白发下，是一张学生般苍白的脸和一双渴求真理的眼睛”。他几乎每天从一大早开始工作直到晚上很晚的时间，没有什么娱乐，除了在近处走走外，也不做什么锻炼。他从书中获取快乐，以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为消遣，过着修道士一样的生活。他没有经历过婚姻和感情上的冲突，因为他没有结过婚，甚至没有恋爱过。他也没有什么冒险的经历，因为他不喜欢旅行，甚至没有去过纽约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他几乎没有敌人，因为他的处世风格是调和性而非对抗性的。他有着温和、正直、慷慨的传奇品格。很难想像他这样一个如此雅致的绅士却要经常面对和处理如伤害、通奸、强奸、抢劫和谋杀这类丑陋和邪恶的行径。他曾经说过，“诉讼人之间肮脏的争斗是提取伟大真理的绝好材料”。

除了大量经典的、具有经久不息影响的判决意见外，卡多佐的许多司法外著作也为他带来巨大的声誉。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司法活动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Judicial Process)一书。此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当我裁判一个案件时，我所做的是什么？”他的回答：“如来自长空的闪电，一扫昏暗的阴霾”，在法律界产生巨大的反响。

卡多佐一生最辉煌的日子是在纽约上诉法院度过的近十八年。从一开始，他就是该院最耀眼的明星，很快就被认为是美国最杰出的普通法法官之一。他的许多重要判决即产生于此段时期，其中包括帕斯格拉芙案。在就任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后的第七个年头，卡多佐死于心脏病。

帕斯格拉芙一案的核心问题在于火车站两位工作人员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帕斯格拉芙的过失侵权，从而须由铁路公司代为赔偿帕斯格拉芙所受的伤害。在帕斯格拉芙案裁决之前，法院分析此类案件的标准是：首先考虑被告是否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negligence)；其次判断被告的疏忽大意的过失是否是造成原告伤害的最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很明显，由于被告的两位工作人员在帮助那位携带包裹的旅客上车时的疏忽，碰掉包裹，引起爆炸，致帕斯格拉芙受伤。如果没有两位工作人员的疏忽，就不会有包裹落地，就不会有爆炸发生，也就不会有帕斯格拉芙的受伤。因此被告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而且被告疏忽大意的过失是造成原告伤害的最直接原因。被告似乎应当为帕斯格拉芙所受的伤害承担责任。

然而，卡多佐法官并不这样认为。在此案的判决意见中，卡多佐写道：一个正常的小心谨慎的人所感知的危险的范围决定应承担责任的范围(The orbit of the danger as disclosed to the eye of reasonable vigilance would be the orbit of the duty)。假如一个人在拥挤的人群中不小心碰了他旁边的人，使得该人携带的炸弹落地爆炸，炸伤了周围的人，承担责任的应该是携带炸弹的人而不是碰掉炸弹的人，因为后者在做这样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时根本就无法预料到有如此巨大的危险存在。再比如，一个人驾车在满是行人的街道上狂奔，无论后果如何，他的这一行为构成疏忽大意的过失，因为任何一个正常的小心谨慎的人都能感知到这一行为对他人造成伤害的危险性。但是，同样的行为发生在高速公路上或赛车场上，就可能不存在这样的过失。合理感知的危险决定应遵守的义务。……在此案中，以当时的情形，谁也不会预料到这样一个包裹的掉落会潜伏着对远在站台另一端的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如果被告的工作人员存在过失的话，该过失是对那位携带包裹的旅客的过失，而不是对原告的过失。

与卡多佐的判决意见同样有名的是安德鲁斯法官为该案所写的反对意见。安德鲁斯认为，只要被告疏忽大意的过失是造成原告伤害的最直接原因(proximate cause), 被告就应当为原告所受伤害承担责任。

卡多佐为帕斯格拉芙一案所写的判决意见已经被美国大多数州的法院所采纳, 少数州仍然坚持安德鲁斯的观点。

帕斯格拉芙一案为美国法院分析疏忽大意的过失侵权行为确立了一个新的标准，即被告只对可预见的原告(foreseeable plaintiff)承担责任。如果一个正常的人(reasonable person)，处在被告的位置，按当时的情形，能够预见到对原告造成伤害的危险，这时，原告就是可预见的，被告就对原告负有谨慎从事的义务(duty of care)。如果由于被告的疏忽违反对原告的这一义务，从而造成对原告的伤害，被告就应当对原告承担责任。试设想这样一个很简单的例子：被告驾车高速行驶撞伤了街角的甲某，站在两个街区以外的一栋高楼上的乙某看到了这一场景，受到惊吓，从楼上掉下，摔成重伤。毫无疑问，被告应对甲某承担责任，因为被告对甲某负有谨慎驾驶的义务。但是，要求被告对两个街区以外的高楼上的乙某也负有谨慎驾驶的义务，从而对其所受的伤害承担责任似乎是不合理的，因为一个无论如何小心的正常人，处在被告的位置，绝不可能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对乙某的伤害。

所以，一个人不可能对其引起的所有伤害都承担法律责任，也并不是所有的伤害都能获得法律救济。这似乎不合情理，但世界万事万物都处在普遍联系之中，法律必须在某处划一条界限。这是一种公共政策，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公正，或者说是一种方便。这不是逻辑，是一种现实的选择。

波斯纳在其《卡多佐——关于声誉的研究》一书中对帕斯格拉芙一案何以会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原因有五：一、帕斯格拉芙一案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卡多佐的声望。相对于一般的法官，卡多佐所写的判决书注定会被大量地引用和研究。卡多佐的名字具有光环效应。二、卡多佐对案件事实有意识地简略陈述，使读者能在片刻间明了事件的主要场景——也是卡多佐希望读者了解的场景。他甚至省略了帕斯格拉芙所遭受的具体伤害，即使对这一伤害的描述可能对他的判决结果有所帮助。实际上，帕斯格拉芙在事故发生几天后得了口吃症。如果事实确如原告所主张的那样的话，这一伤害不仅显得有些古怪而且很愚蠢。伟大的案件从来都不是愚蠢的。而且，对案件事实过分详细地表述，可能使案件失去被广泛适用的判例效力，因为后来的法官会认为该案的判决意见只适合于该案所描述的特定情形。三、卡多佐不仅对事实做简略地陈述，甚至有些误导和伪装事实。如对帕斯格拉芙在事件发生时所站位置的很不精确地描述——许多英尺远，致使该案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一小包烟花爆竹的爆炸怎么能将许多英尺远的一杆秤击倒？事件越不可能发生，表明事件的确实发生是多么的不可预料。四、卡多佐异乎寻常的语言风格，如不遵守惯常的语句顺序，频繁使用隐喻和格言式的短句，使他写的判决意见不同凡响。他的判决意见经常很短，而且多由短句构成。他不仅有从特殊事件中发现一般原理的天才，如从帕斯格拉芙一案中提炼出关于过失侵权的基本原则，而且能用一种新鲜、生动、明晰的散文式语言把这些原则表述出来。事实上，卡多佐的判决意见异常地晦涩难懂。记得在美国法学院的头一学期，教授要我们写关于帕斯格拉芙一案的案件摘要时, 许多学生觉得卡多佐写的判决意见不知所云。我的一位美国同学开玩笑说卡多佐的英语不好。他的语言风格也受到许多人的批判。一位杰出的法官和法学家——杰罗姆·弗兰克在卡多佐死后不久匿名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揶揄道：“卡多佐获得了一个思想家的杰出声名，不是因为他的语言风格。强迫自己用一种怪异的语言（十八世纪的英语）思考一定浪费了他不少的努力。用这样一种语言思考而且思考得很清楚，这的确是卡多佐的天赋。”波斯纳回忆他在哈佛大学法学院一年级时，他的侵权法教授批评卡多佐使用隐喻和格言式短句使法律变得“泥泞不堪(muddied the law)”。卡多佐最出名的格言式短句之一是“危险邀来援救(danger invites rescue)”。波斯纳的老师曾警告他的学生，“如果谁在考试中写‘危险邀来援救’就将邀来F（不及格）”。但是，卡多佐的隐喻和格言式短语仍然不断地被引用着。如帕斯格拉芙一案的判决意见中，被引用最多的就是“一个正常的小心谨慎的人所感知的危险的范围决定应承担责任的范围”这一经典名句。五、安德鲁斯法官的反对意见也为帕斯格拉芙一案增色不少。安德鲁斯的反对意见似乎写得更为流畅、易懂和合乎逻辑。他的反对意见对过失伤害的最直接原因做了重点阐述。但是，该案的关键不在于爆炸和伤害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而在于被告的工作人员的疏忽行为与伤害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所以安德鲁斯的反对意见并未击中卡多佐判决意见的要害，反而增强了判决意见的正确性，使卡多佐的判决意见更显得不可动摇。

帕斯格拉芙一案仍然是美国法学院侵权法教科书的必选案例，仍然不断地被引用着、被争论着、被研究着。它几乎成了美国法律界的一个传奇。

沃伦·谢威（Warren A. Seavey）教授，也就是波斯纳的那位侵权法教授的老师，在一篇研究帕斯格拉芙案的文章中写到，尽管卡多佐从私人感情上对那些受到伤害的人心存挂念，但他并未因被告财大气粗有能力赔偿损失而把自己扮演成受害者的保护人。他的天平衡量的是法律正义，而不是情感公正。他的判决不是依据内心无法解释的正义感或关于公共政策的个人倾向，而是考虑由判例演绎而成的原则并权衡各方的利益后做出。

音乐并没有绝对的界限 篇4

初二三班

黄思敏

45号

在我看来，这三种演唱方法都是三种不同的音乐文化，不同的音乐风格，不同的音乐表达方式。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那么下面就跟大家谈谈我根据相关资料所找到的不同点吧！

一：文化渊源的起始、发展阶段的差异

美声产生于17世纪意大利的一种演唱风格。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是以传统欧洲声乐技术、尤其是以意大利声乐技术为主体的演唱风格。在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歌剧，美声唱法也逐渐完善。歌剧中要求咏叹调和宣叙调相结合；要求合唱和重唱相结合；宣叙调需要足够的气息支持，要求明亮优美的声音能穿透交响乐送到观众耳边。歌剧的出现，使美声唱法趋于完善。

通俗音乐一词，早见于19世纪的演出报导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通俗音乐通常包括爵士音乐、拉丁美洲的伦巴和探戈等歌舞音乐、一般电影歌曲、音乐剧、世界流行的地方性音乐（如美国新民歌、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歌曲、法国小曲、黑人灵歌、夏威夷音乐、中国的时代曲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俗音乐的名目更为纷繁，除上述类别外，又加进了摇滚乐（曾译摇摆乐）、新摇滚乐、乡村与西部音乐、黑人的灵魂乐与布鲁斯、迪斯科、怡情音乐等。其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变种。如爵士音乐有“热爵士”、“凉爵士”、“博普乐”、“现代爵士”，摇滚乐则有民间摇滚、东海岸摇滚、西海岸摇滚、迷幻摇滚等。此外，还有许多支流，如迪斯科发展中有扭扭舞、巴沙诺瓦以及今日的霹雳舞。有人还把轻松活泼的军乐，以及根据古典和通俗的世界名曲改编和选奏的音乐(如把世界名曲主题串联一起，用摇滚乐或迪斯科节奏来演奏的“连环扣”，以J.海顿《F大调弦乐四重奏》的第2乐章改编成单独演奏的《海顿小夜曲》，从П.И.柴科夫斯基的舞剧《天鹅湖》中选出来的舞曲)，也都概括在通俗音乐之内。至于中国或其他国家的革命群众歌曲，从体裁、形式以及许多特征来看，事实上与通俗音乐并无不同，但为了突出这种歌曲在该国某一历史时期所起过的积极作用，通常把革命群众歌曲作为专项列出，不包括在通俗音乐之内。

早期通俗音乐的创作和演出多是商业性的，在城镇中进行，因而有别于乡村色彩浓郁的民间音乐；同时，它不具有艺术音乐的那种规范性与稳定性。它的早期，在多种情况下只是口头流传。故此，有人说，通俗音乐乃是有别于艺术音乐和民间音乐，泛指一种通俗易懂、轻松活泼、易于流传、拥有广大听众的音乐。更有人说，它即是“大众的音乐”。

据国外的音乐史家们研究，在公元前的古罗马、古埃及一带，以音乐为生的行吟歌手们说在兴起的城市集镇间流动，遍及剧场和街市的“击”歌现象，为广大平民们所喜爱。到了中世纪，通俗音乐几乎覆盖了广大的社会生活和艺术天地。

民族唱法植根于中国的土壤，由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它体现了中华民族艺术的

待点、欣赏习惯和审美意识。数千年来，它积累了浩瀚的曲目，创造了独特的演唱技法，形成了民族唱法的演唱形式和风格特点。并造就了无数深受人民爱戴的歌唱家、声乐教育家。

二，演唱方式的差异

美声唱法又称《柔声唱法》。它要求歌者用半分力量来演唱。当高音时，不用强烈的气息来冲击，而用非常自然、柔美的发声方法，从深下腹（丹田）的位置发出气息，经过一条顺畅的通道，使声音从头的上部自由地放送出来（即所谓“头声”）。

通俗音乐又名流行唱法)始于中国二十世纪30年代得到广泛的流传。其特点是声音自然，近似说话，中声区使用真声，高声区一般使用假声。很少使用共鸣，故音量较小。演唱时必须借助电声扩音器，演出形式以独唱为主，常配以舞蹈动作、追求声音自然甜美，感情细腻真实。通俗唱法声音的主要特点是完全用真声唱，接近生活语言，轻柔自然。强调激情和感染力，演唱时有意借助电声的音响制造气氛，所以很注意话筒的使用方法和电声效果。

民族唱法的主要特点是，口咽腔的着力点比较靠前，口腔喷弹力较大；以口腔共鸣为主也掺入头腔共鸣；咬字发音的因素转换较慢，棱角较大，声音走向横竖相当，声音点面合适，字声融洽；声音色调明亮，声音个性强，以味为主，手法变换多样；音色甜、脆、直、润、水；气息运用灵活；以真声为主。

三：音乐风格的差异

美声歌唱不同于其他歌唱方法的特点之一，是它采用了比其他唱法的喉头位置较低的发声方法，因而产生了一种明亮、丰满、松弛、圆润，而又具有一种金属色彩的、富于共鸣的音质；其次是它注重句法连贯，声音灵活，刚柔兼备，以柔为主的演唱风格。

通俗音乐的结构形式通常比较短小简练，器乐曲常作机械的反复和简单的变奏，常与舞蹈结合在一起；许多通俗音乐强调即兴性，而这种即兴性意味着一种高超的技艺和音乐感觉的敏锐性，这一点和民间音乐相似。在旋律上，通俗音乐力求易记易唱，音域较为狭窄，声乐曲以分节性歌曲居多。不少通俗歌曲与民间音乐有紧密联系，经常采用富有地方色彩的音阶和调式，因而更具有通俗性。在节奏上，通俗音乐强调强烈、清晰、单纯而富有变化。乐曲的整体或整个段落常采用长时间的固定节拍（如圆舞曲、波尔卡等）或固定节奏（如迪斯科等）。在和声上，通俗音乐远较古典音乐简单纯朴，但在近年发展中，也出现了不少复杂化的处理，例如现代爵士音乐中使用了十二音技法。在音色配置上，通俗音乐的乐队，通常人数不多，但力求发挥各个乐器的独特效果。随着科学、特别是电子工业的发展，现代通俗音乐越来越多地强调借助和运用电子手段，不但使用电子乐器，而且使用电子合成器、电子音乐以及其他的特殊音响和复合音响等。在录音制作和实况演出时，话筒的操纵技术已成为重要的表现手段。

民族音乐的音乐风格是，声音听起来很甜美，吐字清晰，气息讲究，音调多高亢。民间歌曲源于人民之中，是我们民族的宝贵文化财富。我国有56个民族，不同的民族习惯，不同的民族语言，形成了丰富多采的民歌。

试论盗窃与抢夺的界限 篇5

现在是学生党的下学期，大四生都在准备实习以及毕业论文的撰写，下面YJBYS为大家带来法律毕业论文一篇，仅供阅读!更多资讯尽在应届毕业生网!

论文摘要张明楷教授把盗窃划分为秘密盗窃与公然盗窃，然而“公然”与“盗窃”的秘密性相矛盾，公然盗窃理论令人匪夷所思。相反，从“秘密与公然”角度区分盗窃与抢夺的观点与做法没有问题;盗窃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违反被害人的意志，“秘密”的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者第三者占有的行为，盗窃行为具有秘密性。以暴力或者平和的方式公然夺取他人占有的财物，具有致人一般危险或者危险可能性，构成抢夺罪。盗窃与抢夺的区别在于：是否“秘密”与“公然”，行为是否具有致人一般危险或者危险可能性。

论文关键词盗窃 抢夺 新界限

将抢夺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类型，在世界范围内并不多见。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刑法均未规定抢夺罪，对抢夺行为视不同情形分别认定为盗窃罪与抢劫罪。单纯针对物的，定盗窃罪，如果超出单纯“为了转移占有所必须的物理力”(在国内指盗窃罪与抢夺罪)，存在伴随对生命、身体、自由的一定程度以上的危险的暴力、胁迫，便不能评价为窃取。我国刑法将抢夺行为规定为独立的犯罪类型，所以，对抢夺行为必须认定为抢夺罪，而不能视不同情形认定为盗窃罪与抢劫罪。这便产生了以下问题：如何界定抢夺罪与盗窃罪、抢劫罪的界限?本文浅析抢夺罪与盗窃罪的界限。

一、盗窃具有秘密性，抢夺具有公然性

从词义的角度看，“盗窃”具有秘密性。何为“盗”，“盗”可分为窃盗和强盗，窃盗指偷盗，偷窃;强盗指的是用暴力强制地将他人的财产据为己有。我国刑法理论的盗窃，应该为偷盗或者窃盗，而非强盗，否则盗窃将包含抢夺和抢劫，这与立法愿意不符。社会大众与传统文化的一般认识盗窃者即为小偷，抢夺、抢劫者即为强盗，诈骗者即为骗子。何为“窃”，“窃”即偷，偷盗：偷～。～取;私自，暗中：～笑。～听。何为“偷”，“偷”指秘密，暗地里[insecret]。

笔者认为，抢夺具有公然性，但不以“乘人不备”为必要。这是因为虽然抢夺罪的客观行为多是“乘人不备”实施的，但不全部都是，如将“乘人不备”作为必要要件，就会以偏概全。例如：行为人明知财物的所有人对其要抢夺财物的意图和行为已经觉察，然而在财物的所有人因客观无能力(因患病、轻度醉酒、摔倒等)而丧失或基本丧失防护财物的能力但神智清醒、已经觉察的情况下，还是公然夺走或者拿走了被害人的财物，但并未对被害人的人身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类情况的夺取财物行为当然不是“乘人不备”，但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抢夺他人财物的故意及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客观上实施的是公然夺取财物的行为，完全符合抢夺罪的构成要件，成立抢夺罪是毫无疑问的。因此，在少数情况下，有的夺取行为实际上是在他人有觉察的情况下实施的。将“乘人不备”作为夺取行为的必要，与抢夺罪的实践不符。

二、从一般社会认识看：“公然”盗窃理论令人匪夷所思

法律是开放的，是具有普遍性、适用广泛的。换言之，法律应追求通俗易懂，更好的为人民所接受，更好的适用于广大人民群众中。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推陈出新，但凡是新的，并不意味是正确的，我们要对新观点做辩证的思考，一个所谓的新观点从社会的一般人认识看令人匪夷所思，则很难认同它，刑法理论也如此。例如：“被害人手拿钱包，途中不小心被绊倒，钱包也随之落在离其身边几米远的地上。由于其脚摔伤不能行走，不能捡回钱包。被害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钱包被行人甲拾起抢走。由于被害人的钱包已经离开身体，则甲定为(公然)盗窃罪。再又如：被害人在自己家里的四楼阳台上掏钱包时，不慎使钱包掉在楼下马路上。被害人立即让妻子下楼取钱包，自己在阳台上看着。行人甲看见马路上的钱包欲捡起时，被害人在楼上喊：“是我的钱包，不要拿走。”甲听见喊声后，依然不慌不忙地拿走钱包。则甲应定为(公然)盗窃罪。大庭广众之下，甲夺走被害人的财物，定为盗窃，令人匪夷所思。盗窃具有秘密性，公然盗窃即公然并且秘密的盗窃，自相矛盾，解释过于扩大。

三、“秘密”与“公然”的界定

盗窃具有秘密性，抢夺具有公然性。何为“秘密”，何为“公然”，必须对其做出明确的界定。所谓“秘密”，指偷偷的，一般指被害人不知，对于被害人知因为某种原因不敢做声，导致行为人不知被害人知(如：公交车上，行为人手伸到被害人的布兜，被害人特别胆小，知道行为人在行窃而不敢声张，行为人不知被害人知顺利窃取)的情况下应为“秘密”还是“公然”?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按盗窃处理。本文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被害人知道，但行为人不知被害人知道所以其行为仍具有秘密性，应为一般的秘密盗窃，而非公然盗窃或者抢夺。因为此时，在被害人看来是公然性，在行为人看来具有秘密性，由于行为人不知道被害人知道，被害人因胆小等某种原因不予抵抗，行为人的行为性质不因被害人有无认识而变化，行为人主观上具有秘密窃取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同时，由于行为人不知被害人知，故不具有对被害人的人身产生危害或危害的可能性。不应因为被害人知道，而认定为抢夺罪。

因此，“秘密”与“公然”的界定，应以行为人有无认识而判断，而不因被害人或者其他人有无认识而变化。

劳动关系的界限 篇6

——题记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是开国总理周恩来一生肩负的责任。

在封建社会，用一支“金”笔呐喊，抒写出那个年代的沧桑与苦难，用刚劲有力的声音呼唤麻痹了几千年的国人，是鲁迅先生一生肩负的责任。

西汉末年，匈奴大肆骚扰大汉疆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则是霍去病将军一生肩负的责任。

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当年的顾炎武身上的责任，更是出于风华正茂的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But，责任一旦过度，便不再为那种所谓的“责任”，而演化成一种沉重的责任，一个心灵的包袱。

曾经的20世纪，有一个王，于瑟瑟秋风之中，写诗、绘景、抒情。那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低低、浅浅的吟唱，触动过多少人心中的琴弦。一直到了现在，诗坛中再也没有涌现出像他一样，单纯的只是为了写诗而写诗的诗人，谱写出像他的抒情诗一样朴实却又华丽的礼赞。

海子，曾经用幸福的笔墨渲染过整个世界。他说从明天起，要做一个幸福的人，他说要给每一条河每一条小溪取一个名儿，他说要给陌生人也一样的祝福，他还说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可是，每每到了3月的第24天，人们在用欣赏的目光品味他充满诗情画意的不朽之作时，无不泪流满面，因为前的今天，他，一声不响的，走了……

多少年了，人们猜不透当时海子的想法，是因为有太多太多个明天，还是因为明天太远太遥不可及，他才让自己的韶华终结在那天的晨曦呢?

其实，他应该很孤独的吧。一个孤独的吟唱者，一个内心空灵的诗人，独自一个人，构建着诗歌的大厦，品享着寂寞的璀璨烟花。

都说，思想者都是孤独的。一个人的思想越是深刻，他就将世界看的越透彻，他就越想改变现实，他也就背起了比常人更沉的包袱，承担了比别人更多的责任。

责任，确实是催人奋进的加速器，但，有时，过度的责任，却可能成为让人一蹶不振的罪魁祸首!

诚然，要成为一个合格的高中生，我们理应做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可是，这繁花似锦的年华，却又是极其脆弱的，也许这单薄的肩上根本承担不了更加沉重的负荷呢!

我们理应承担自己的责任，我们也理应奋力前进，而当责任一旦过度，成为成长路上磕磕绊绊的乱石，我们，又将何去何从?

因为每回看报、看新闻、上网，都能看到一些像我们这样妙龄的人选择了轻生，也许，那些所谓的责任来自自己，来自朋友，甚至来自家人。但是，生命诚可贵啊，郭敬明说不成熟的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死去，成熟的人为了伟大的事业而卑贱地活着，也许用在这里着实不太合适，但至少也能体现一点道理吧。——后记

记忆的界限 篇7

讲座活动连着研讨班，再加上一场与哲学家、美术史学家和导演的对话，一个名为“记忆的灼痛”的展览——此为OCAT北京研究中心开馆展系列活动的全部计划，也是法国哲学家、美术史学家乔治·迪迪—于贝尔曼（Georges Didi-Huberman）在北京暑期的主要行程。

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乔治·迪迪—于贝尔曼这个名字还十分陌生。在来参加活动的观众里，常有人将一幅展览作品里的男子误认成这个体态发福的学者年轻时代的模样。而他此次在OCAT北京研究中心的系列活动也早已超出了只是策划一个开馆展览那么简单。对于那些习惯了把看展览作为周末消遣的人来说，这次的活动过于学术和理论的气氛一定会让他们兴趣大减。

OCAT北京研究中心邀请乔治·迪迪—于贝尔曼来撑起整个系列活动确实也是看中了他能够运用跨界思维去讨论那些有关展览、历史、图像、哲学等多个领域的问题，并且还能用一种法式幽默侃侃而谈。其实，真正了解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具体工作的人，都会被他极具胆识又极富敏锐直觉的特质所吸引。就连OCAT北京研究中心的负责人黄专也说，在陪同于贝尔曼观看故宫展览时，也被他能够迅速进入中国图像的观看能力所震惊。上承法国历史学“年鉴学派”（?cole des Annales），下启“符号学”新方式的乔治·迪迪-于贝尔曼拥有一种基于瓦尔堡（Aby Warburg）图像研究与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学的新型图像哲学。同时，在理论研究之外，他从90年代开始就尝试以展览为媒介来阐释其学术思考。6月27日，OCAT北京研究中心开馆展览“记忆的灼痛”就旨在提出关于“图像与时间之间多重边界”的问题。

以“图像、历史与诗歌”为主题的三场讲座，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围绕前苏联犹太裔导演爱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于1925年拍摄的黑白默片《战舰波将金号》展开，没有宏大的理论，他只是用最具体的影像解说，表达出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悲怆记忆。而在法国文化处与美术史家李军、哲学家赵汀阳、电影导演赵亮等嘉宾的对话活动“新事物的发明与历史再创造”上，乔治·迪迪-于贝尔曼更是在碰撞和交流中阐释了自己对于传统和创造之间的关系。那些被我们丢弃在角落，被认为是边缘化、过时化的记忆，恰恰是毫无界限的重叠在一起，为构建新的图像与创作提供重要的给养。“1789 年法国革命者的欲望与其对古代罗马的记忆是分不开的，而正是后者为我们带来了‘共和’这个词。在艺术史中，情况也同样如此：从白板一块开始，不断地有新的发明，新发明逐渐累加。为了发明，为了创造一个未来、新的情境，我们必须对记忆做出重新布置，正是因此，马塞尔·杜尚才放弃了文艺复兴时期发明的油画而投入到著名的《大玻璃》（Grand Verre） 的创作中，而后者所使用的则是彩绘玻璃（vitrail）技术是中世纪的一种实践。我们不是通过遗忘过去来创造新事物的，相反，创造要求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记忆的谱系。”

于贝尔曼广阔的视野和打破事物边界的勇气来自于一种交错的时空观，他借用法语“时间”（temps）一词中的“s”来引出时间永远是复数的观点——它们总是在过去、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多重轨道上穿行、相撞、分叉、剪接、粘合，在当下的节点上错过，又在历史的深渊中相遇。这其中包含了法国著名艺术史家阿拉斯的 “错时论”（anachronisme）的观点，即我们共享的时空是平行交错的，记忆并无真正意义上的界限，也并非线性发展。但在于贝尔曼的表述中，这一观点变得更加有质感。正是这样一种时空观将我们对于事物认知的桎梏和边界击打得粉碎。在一次采访中，他谈到艺术史和哲学的边界：他认为，从一开始，艺术史就是一个哲学学科。不过在柏拉图那里艺术史和哲学被分开了，柏拉图是谴责图像的，即使他的主题是理念或理型（idea）。而他却觉得哲学术语对于艺术史研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德国浪漫主义和当时的德国哲学。此外，艺术史是作为一门人文学科开始的，所以从起始处艺术史就拥有一个哲学背景。艺术史研究中那些主要的大师，比如形式主义学派中的沃尔夫林或者所谓“图像学”流派中的阿比·瓦尔堡，他们的著作都非常“哲学”，所以如果没有经过哲学训练的话是无法理解他们的。只是在后来，当德国的艺术史家移民到北美，以及不同的博物馆纷纷变得自主之后，艺术史家才被认为是“实证科学家”。所以，必须重新回到艺术史研究的源头，因为这种研究既是语文学的，又是哲学的。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策划展览和理论研究之间也无绝对的界限，都是创造一个物件（object）。相比创作一本书，他认为，策展要简单得多。不过这是同一种工作，都是一种创作（composition），创造某种叙事（narrative）。

对话现场，哲学家赵汀阳向于贝尔曼提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仓颉造字，神鬼会哭？”对于中国人来说，《淮南子》中“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记载并不陌生，而对于贝尔曼来说，当场听到这个传说，且还是由中文瞬间转化成法文的翻译版本。但是，他很快就做出了巧妙的回应：“我没有听过这个故事，但很有趣。也许是因为人类学会造字，就意味着偷走了神鬼的超能力，它们很害怕也很不安吧。就像希腊传说里的普罗米修斯盗火，天神会很恼怒。”于贝尔曼从来不缺乏精准地直觉地把握事物的能力。即便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事物，也可以被他迅速转化吸收和理解。

除了乔治·迪迪—于贝尔曼在讲座、对谈中所谈到的记忆、历史与艺术的种种观点令人深思，此次OCAT北京研究中心邀请于贝尔曼本人来京也让更多的人意识到中国学界自身的问题：传统的美术史、图像学、美学和艺术实践之间的分野过于清晰，以至于并不容易找到能够与于贝尔曼在其学术体系的各个层面直接对话的学者嘉宾。不论是中国的美术史家还是哲学家或是电影导演，每一次的发问都像是一个小拳头，打在于贝尔曼身上时，那股力量就消散掉了。很多时候，大家都只能沉浸在于贝尔曼的学术光环中，真正意义上的对话还远为形成。而这一现象本身就具有启发性：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应该如何开拓自己的研究与实践疆界？我们如今不断强调的学科间横向的“跨界”是否正以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展开？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场，在经历了执着探索、2000年之后的商业高潮、2008年之后美术馆、双年展和博览会以及近年来的数波“理论热”之后，关于艺术的记忆也日渐界限模糊，乔治·迪迪—于贝尔曼的到来将会是激起学术界反思涟漪的那颗石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