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共6篇）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 篇1

天津财经大学会计学科伴随着天津财经大学的发展已走过了47年的历程。会计学系的办学层次齐全,现有博士、硕士、在职研究生、本科、专科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不同的办学层次。目前,本科教育设立会计学、财务管理和审计学三个专业,其中,会计学专业包括注册会计师、国际会计、财务会计、审计、会计与信息技术等方向。注册会计师专业方向是国家首批试点院校之一。会计学系于1979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93年被批准为天津市首批市级重点学科。此外,会计学系在社会办学中还承担了注册会计师资格,会计技术职称资格和会计电算化资格培训,教育部高职高专师培训基地,高校师资在职攻读硕士学位,以及英国ACCA资格培训。会计学系现有本科生2200多人,硕士研究生130多人,博士研究生40多人。

天财会计教育师资雄厚。李宝震教授(已故)、管锦康教授等老一辈学者为会计学科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目前拥有教师52人,教师队伍中教授12人,副教授19人,讲师16人,助教5人;其中博士生导师6人,硕士生导师19人。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 篇2

古人云，三十而立。这是对个人生命成长的要求和简括。而对于一个专业或学科来说，30年也许不必应然为成熟与否的标记，但回顾一下走过的足迹，可以有助于我们对未来规划的思考。回顾是纪念，更是期待；是总结，亦是反思。回顾的主体方面，固然是这个学校这个专业的历史，但更想从中映射出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这个为之培养人才的行业，这个教育体系中的学科的发展轨迹，询问其中包含着怎样的时代、文化产业和教育自身的逻辑？

当1983年4月1日，教育部以（83）教计字第044号文批复了武汉大学同意设立图书发行专业，相隔4天后，新华社专门发表了消息，《光明日报》及多家报纸亦予以报道。作为新闻点，关注的重心，当是这个新专业的诞生，至于花落谁家，由谁率先承办，倒还在其次。新闻背后的潜台词，是我国图书出版发行行业飞速发展的现实需要和未来预期。经过“文革”十年的书荒，一朝改革开放，极大释放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新华书店站在与读者眼波交会的前沿处，春江水暖，从排成长龙的广大购读人群中，感受到行业发展人才短缺的瓶颈。于是，新华书店总店牵头发起，积极谋划，奔走于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之间，一手促成了这个新专业的诞生。1983年9月武汉大学校方特邀新华书店方面的高层出席开学典礼，既表明对这个新专业的重视与支持，也是对专业推动者的感谢与敬意。

时隔29年，2012年9月的又一个开学季，武汉大学的梅园小操场上，又迎来了一个簇新专业——数字出版专业的新生，虽然不再有首届学长们的恩荣，但可肯定的一点，这个同样是全国首度招新的专业，也一定会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史上留存下印迹。当初，图书发行专业的创办，以人才需求方——新华书店为主导，而数字出版专业的创立，则是以办学方——武汉大学伙同兄弟院校的专业同行主动索求的结果。主导模式虽然有别，但所面临的出版境地却是相同的，即社会转型带来了出版转型，进而要求出版人才培养的跟进与嬗变。如果说，图书发行专业创办的时代前提是国家的改革开放，基之于政治经济体制的巨大变革，而带来出版规模的大幅提升，和生产组织结构方式的变化；那么，数字出版专业所遭遇的出版现实语境，则是数字技术的异军突起，出版产业形态愈来愈明显的数字化趋势，昭然若揭。前者的转型是体制推动，后者的转型是技术推动，都释放了生产力，都内在地要求教育培养目标与之随转，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新专业的创设。而现在的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恰因这两个新专业的先行接办，从教育的端口处，见证了时代与出版转型的轨迹，有某种典型意义。

2012年9月，与数字出版专业同时招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出版科学系就读本科的，还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的新生。这个专业的脉络流传，早先的源头就是1983年开始首批招生的图书发行管理学。10年后的1993年，教育部发布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设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两个并列二级学科，于是，有专业名称的第一次更换。未久，武汉大学图书情报学院[2]将此专业，从原来图书馆学系中分离出来，独立为“出版发行学系”，系名就是专业名，两者对应一致。1998年，国家教育部又出台新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归并了1993年目录中的编辑学和出版发行学，统合为编辑出版学。于是，又有专业名称的第二次更换。饶有意味的是，这次随之更改的系名，没有与国家规定的专业名称保持响应，另名为“出版科学系”。这背后不曾言明的心理，是否可理解为对“编辑出版”这个在上下位概念上多少有点含混的专业名称的心存置疑？抑或是在隐隐中坚持大出版的概念，不乐见“发行”的轻轻抹去？毕竟，中国的高等出版教育，是从“发行”开始起步，与“编辑”专业、“印刷”专业一道，共同构筑了现有的出版高等教育体系。

据北京印刷学院王彦祥文章《我国编辑出版学专业教育规模调研和地域分布分析》，国内开办编辑出版学本科专业的院校，2011年上半年的数据是62所[3]，这恐怕已是全球第一的规模。武汉大学从最先创办发行专业到现在，早也由“第一”变成了“之一”，由“先行”变成了“同行”，这一方面固然值得额手称庆，因为专业学科由独木长成森林，印证了擎火者的吾道不孤，固有其价值在；另一方面也深可惕虑的是，“之一”者曾经领先的地位如何保持，或者，退一步说，特色和优势何在？

追溯1993年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开设的主干课程，课程名称中镶嵌有“发行”字样的，就有图书发行学概论、图书发行目录学、图书发行财务与会计、发行企业管理学、图书发行自动化、发行应用文写作、音像制品出版与发行、图书出版发行史。另外，图书进销学、读者学、图书储运学、图书市场信息学、图书分类学、对外图书贸易等课程[4]，虽无发行之名，却有发行之实。“发行”与“图书”是课程体系中最为核心的两个关键词，凸显着这个专业前10年令人瞩目的亮色。至如今，20年又过去了，“发行”依然是武汉大学该专业的标签与招牌，被外界认可，自己更不轻言放弃；尽管，后来的课程目录中，“发行”之名几被“出版”字样替代，“图书”亦换成了“书业”，载体形态之一的“期刊”也开始在课程中露脸，“电子”“网络”“数字”更作为出版新宠，被吸纳进课程体系中来。当课程边界日益扩大，变的印迹，似乎更容易被指认出来，曾经“发行”独大的亮色慢慢隐退，但并没有消逝，还保持在底色中。这里有不变之变，有变之不变，这，是否可视为一个应用型专业本该有的专业生存哲学？一方面在不变中有所坚守，希望保持专业原有的发行特色与优势；另一方面又在变中与时俱进，不至于在社会转型和出版行业的大变局中，失去朝气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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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在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整体格局与历史脉络中，才能更好看出武汉大学这个专业不变与变的历史与现实因由。在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创办的第二年，得之于胡乔木的大力支持与推动，教育部授意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创办编辑学专业，因而在学界，有将1984年作为中国出版高等教育元年的说法。对历史起点认识分歧的现象背后，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主导时代，在出版大系统中，编辑与发行各不相属的事实，进而导致了编辑学教育与发行学教育的各行各道。事实上，武汉大学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1993年之前的教学计划中，就不见有任何编辑学课程的踪影，“发行”得近乎纯粹。而在1987年的武汉大学同一校园里，又有中文系编辑学专业的炉灶新起，原本同根的两个专业，却分属于同一所学校的不同院系，鸡犬之声相闻，彼此相安十余载。这样的图景，缩略了中国早期出版高等教育体系中，编辑学与发行学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历史现实，在专业教育的服务对象和培养目标上，确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分途。而这种分途培养模式，局限性是明显的，它窄化了出版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亦背离了越来越市场化的中国出版业对复合型出版人才的需求。教育部1998年将两专业归并，有其现实合理性。在1990年代中后期，武汉大学原出版发行学专业，主动增设编辑学方面的课程，以全程性的大出版观，组织相关专业教学，逐渐摆脱原先单一“发行”的教学格局。这种变化，与教育部专业目录调整的内在理路，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另外，由于一直强力支持武汉大学办学的新华书店总店，在自身经济实力与行业号召能力上的弱化，也促使武汉大学在外部依赖性减弱的情况下，拓展新的教学领域，以拓宽学生就业空间。事实上，武汉大学前十年主要为新华书店输送人才，1990年代中后期开始，学生到出版社就业的比例明显增多[5]，可见，变有变的价值。

1999年起高校扩招，随后又有编辑出版学专业由国家控制专业变为自由申报专业[6]，开办和试办编辑出版学专业的高校，一下子从十几所陡增到几十所，量化倍增导致学生就业方面的压力，如何避免办学同质化，是出版教育界共同面临的问题之一。更为揪心的焦虑还在于，高校编辑人才的培养方式，因缺少相关学科背景为专业依托，一直存在行业认可度低的尴尬局面。武汉大学素来侧重于发行与出版经营管理的办学模式，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这一困窘，在近来发表的相关出版教学探讨文章中，这一模式被人视之为特色，屡屡提及，可见，不变也有不变的好处。

2005年1月7日的《中国图书商报》上，曾刊载有一篇英国出版人保罗·理查森的长文。他把当时近十年来的出版专业课程纷纷进驻多国高校教育系统，看作是全球“出版业最积极的新发展之一”。他解释说，出版行业环境的复杂和出版职业技能要求的提高，是产业与教育联姻的主要原因[7]。比对于中国，新世纪以来，中国多所高校一拥而上兴办编辑出版学专业，虽主要受大学扩招的教育因素驱动，但倒也扣合了当前正处于迅速变革中的中国出版业急需人才的产业逻辑。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武汉大学初办图书发行管理学专业的时候，书业环境自没有现在这般复杂，而新华书店总店之所以下大力气推动出版教育入驻高校，除了振奋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好读书形势外，迫在眉睫的压力则是要解决十年动乱造成的出版发行队伍严重破坏的问题——“那时，各省各级新华书店普遍反映‘四多’问题，即：不熟悉业务的人员多，新进的人员多，文化水平低的人员多，安插的人员多（甚至个别精神病患者也被安插进书店）。队伍状况，委实令人堪忧”[8]。新华书店总店及各省市店，为此成立专门的人事教育处或教育科，抽调专门人员抓员工培训，编写相应业务教材，以纾一时之困。而转换思路，选择高校来承办出版专业教育，则反映了当时新华书店总店高级管理层的战略性视野与务实性态度，既体现了社会化分工的现代性质素，又减轻了行业负担，提升了人才培养层次。

从办学过程与最终结果来看，以新华书店总店为代表的图书发行行业与以武汉大学为代表的高等院校，校企联手的成果堪称丰硕。1993年前，全国办过发行专业的高校除武汉大学外，尚有安徽大学、成都大学等17所[9]，共培养各类发行人才5000余人。其中，武汉大学培养了2673人，有四年制本科、两年制专修科、三年制大专函授，以及大专层次专业知识水平的专业证书班。“自从有了这个专业，全国新华书店的干部和职工的大专以上的人数已由1987年的3.9%上升到1991年的9.12%；特别是领导和业务骨干的文化层次明显提高”[10]。校企双方的合作亦十分愉快。多年以后，新华书店总店的总经理汪轶千先生、教育人事处副处长王旭先生以及最初具体联系办学的李廷真先生，都写有深情回忆文章，对当时主政武汉大学的刘道玉校长的热情与开明，对负责图书馆学系的黄宗忠、彭斐章、傅敬生等领导的积极与支持，以及对具体承担教学的孙冰炎等老师的辛劳与付出，多有肯定与感谢。汪轶千先生被聘为这个专业早期的兼职教授，多次到武汉大学，给学员作报告，给本科生上课。他退休以后，还将其个人珍藏的400余册专业书籍，捐赠给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资料室。这是“一段美好‘姻缘’的‘爱情结晶’”，2003年9月26日的《中国图书商报》“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20周年专刊”上，记者曾以此为题，记叙了这段校企双方堪称美满的合作办学过程。

对于武汉大学来说，收获的不仅是一个新专业，还收获了新华书店为这个专业高达280万元的专业投资，改善了学校的教学和办公条件，更大的收获，还在于曾成功探索了一条产学深度结合的教学模式，于今犹有现实启发价值。“办学之初缺乏师资和教材，新华书店抽出有丰富实践经验和较高理论水平的专家编写教材、登台授课[11]。教师进行实际调查，学生开展毕业实习，函授和专业证书班的开办，新华书店总店都亲自过问，甚至向全国发文，精心安排，免费提供各种方便。”“新华书店系统所给予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巨大支持，是我院图书发行专业建立、生存和发展的保证。正是他们对图书发行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图书发行学教育的执著追求，为我国图书发行学教育开拓出一条校企联合办学的大道。”[12]从这些教学当事人办学十年的总结陈词中，表达的不仅是对业界——新华书店的感谢，也是对自身“一只脚在学界，一只脚在业界”这种办学模式的高度认可。尽管后来主客观多方面的原因，这种合作未能延续，但作为一种宝贵经验，余音袅袅，一直回响在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后来的专业教学中，形成专业传统。比如，重视学生实习环节，广泛联系实习基地；聘请出版业界和出版行政一线管理人员任兼职教授；2012年出版科学系创建数字出版专业，在设计课程前，多方走访调查，问道于业界，反复征求意见等，都反映了这个专业在办学过程中，努力使教育逻辑合轨于文化产业逻辑的自觉意识。然而，无可讳言的是，目前包括武汉大学在内的国内几乎所有高校，在出版专业教育的产业实践性方面还存在相当不足，联系业界的主动性明显不够，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的现象广泛存在，成为我国当前出版教育的软肋。相比于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等出版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的一些国家的教育同行，在致力于产学协作的办学旨趣及教学实践上，我们还相距甚远。出版高等教育若得不到行业的高度认可，办学单位数量即便再多，也不好说是繁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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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思考的是，行业认可度并不那么尽如人意的中国出版高等教育，何以仍有如此大的规模？其中是否有更强大的自洽的教育逻辑作支撑？不惟如此，在办学层次上，我国的出版高等教育也比国外任何国家都要丰富。武汉大学因为办这个专业最早，又挂靠在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之下，1985年起就开始招收硕士生，2002年起开始招收出版发行学方向博士生，2007年又成功申报博士后流动站，（这招收博士生的时间点似乎不准确，需要再考证。应该是90年代中期开始招收出版方向博士研究生。博士后流动站不是我们专业的，是图情档一级学科的。）各层次教育的起始时间既早，毕业生数量亦多，因而深具某种典型代表性。在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体制之下，一个专业的生存与发展，是难以逸脱出教育评价体系的共同规约而安然自存的。比如说，在意于教育部颁布的本科和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希望在目录中“必也正名乎”，摆脱目前的依附性局限，并有更高学科级别的吁求，以获得制度性的确认。又比如说，重视对学术的考量，要求于在职教师的，更多的是学历层次而不是从业经历，强调学术成果的出版与发表，计较于课题的级别及经费的多寡，以及学术获奖情况等。凡此种种，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都有相当不错的表现。而三次国际学术会议的先后举办，《出版科学》学术刊物的具体承办等与学术密切关联的活动，也有助于提升这个专业在这个评价体系中的竞争力。

近些年来，编辑无学、出版无学的言论，已不多见。这表明了编辑出版学专业经过30的建设与发展，已初步具有了学科雏形。一个学科的建制成形，大约有三个方面的标志：一是有一批高等院校以培养相关人才；二是有一批学术成果出版或发表以供学术研究；三是有相关的学术共同体以供沟通交流。我国的编辑出版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作为该专业的诞生地，办学时间长，师资规模大，培养学生人数多。本科生除了1989年因故停招外，年年都有新生入学；新世纪以来，每年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招生数量，已与本科生持平，甚至略多。30年来，从这个专业毕业的各级各类学生数量已近6000名（这个人数是20年时统计的，现在应该高于它，具体多少也说不准。如果把各类短训班算上，7000人应该是可信的），成为出版发行行业的一支劲旅[13] 。硕博士毕业生中，去其他高校编辑出版专业任教的亦复不少，间接地为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发展添砖加瓦。至于教师授课之余，编写教材、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申报课题、参加学术会议及组织团体等学术活动，虽说是个人化的学术行为，但最终都会汇集到同一个学术场域中，为学科的共同发展拾柴积薪。作为湖北省编辑学会会刊的《出版科学》，自2006年第5期起由武汉大学出版科学系具体承办后，学术化色彩日益浓厚，2011年起，入选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是目前这个学科有影响的重要学术平台之一。该刊创办于1993年，于今已有20年。第一任主编蔡学俭先生，曾担任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同新华书店总店汪轶千先生一样，蔡学俭先生也曾被聘为武汉大学的兼职教授，以地方之力，对武汉大学原中文系编辑学专业多有支持，局校携手，一时口碑载道。编辑学专业合并到信息管理学院以后，局校关系一如既往。在此过程中，蔡先生牵线搭桥，出力良多。《出版科学》后来为武汉大学承办，亦是蔡先生多方协调努力的结果。在从专业到学科的建设之路上，因为得益于许多像汪轶千、蔡学俭这样业内有识之士的强力外援，才使这条路不至于那么崎岖难行。

一个具有30年历史且年年招生的专业，是值得庆贺和纪念的。庆贺于这个专业已基本上基础稳定，开始臻于成熟；纪念于一路走来的那些人和事，那些曾经的赞扬与批评、质疑与问难，都值得咀嚼与回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以教学为中心的专业的成熟，并不意味着以学理为中心的学科的成熟。学科的系统性要求更强，学理性要求更高。如今，作为全国60余所开办这个专业的高校中的一员，我们所要共同努力的，除了致力于与产业更高的黏合度，以及专业学科目录中更高的名分待遇外，我们还要与全国学术界一起，重新审视这个学科的边界与核心，框定其统辖范围、理论背景、学理方法、价值意义等一向较为混乱的研究范畴。有专家说，如果一个学科的基本概念尚不能统一与明确，命题的阐释以及由此而来的命题关系的组织结构尚未得到展开式研讨，那么，这个学科形态充其量还只是一个潜学科[14]。 由此说来，我们还走在从专业到学科的漫漫长路上，任重而道远。

东南大学数学系 篇3

简

报

2011年第2期（总第8期）

东南大学数学系办公室 主编

2011年4月15日

本 期 目 录

△曹进德教授研究团队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我系召开全系大会布臵新学期工作 △我系喜获数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我系教师积极申报各类基金项目

△我系和日本北海道大学理学院签署研究生双学位培养备忘录 △2011年数学物理学位分委会第一次会议在我系召开 △我系参加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并作汇报交流 △数学系积极投入人才培养卓越化国际化工作 △4位海内外学者应邀来我系作学术报告 △我系教师卢剑权入选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4名青年才俊将加盟数学系

△校党委组织部领导来我系调研党建工作

△我系教师参加“舞动校园 魅力东大”女教职工排舞大赛 △我系女教师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简讯

曹进德教授研究团队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2月26日，全省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南京隆重举行。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罗志军为省科学技术突出贡献奖获得者颁奖，省委副书记、省长李学勇出席并讲话。奖励大会上，省政府授予“复杂网络的动态分析与控制”等199个项目2010江苏省科学技术奖，其中一等奖19项。我校特聘教授曹进德主持完成的项目成果“复杂网络的动态分析与控制”（完成者：曹进德，卢剑权，虞文武，孙永辉，杨永清）获得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也是东南大学此次获得的唯一一项一等奖。

此次获奖，既是曹进德教授及其研究团队的光荣，也离不开学校领导和各职能部门长期以来对数学系科研工作的大力支持。数学系经研究决定给予曹进德教授及该项目研究团队成员4000元特殊贡献奖励，对其所作贡献表示嘉奖，同时号召全系教师向他们学习，为数学系学科发展共同做出新的贡献。

（王峰）

我系召开全系大会布置新学期工作

3月2号中午，我系在九龙湖校区报告厅召开全系教职工大会，会议由李涛书记主持。各位副主任就一年来分管的工作向大家作了总结汇报，并对新学期的相关主要任务做了布臵安排。刘继军主任最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教学工作，政策导向四个方面就过去一年来数学系取得的各项成绩向全系教师做了汇报，对面临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也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同时对于全系教职工一年来对系行政工作的支持表示感谢，刘主任还特别强调了青年教师的成长问题，希望大家利用有关政策，保持教学和科研的协调发展。他希望大家再接再厉，奋发进取，在新的一年为数学系新的辉煌共同努力。

（王峰）

基金的申报，两位候选人报学校最后审定批准。

分委会会议结束后，全体委员还就数学系，物理系的发展情况、发展战略进行了交流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数学物理两个理科系应该共同努力，为学校创建一流高水平的大学作出自己的贡献。

（谢静琪）

我系参加学校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并作汇报交流

3月31日，2011年东南大学本科教学工作会议在九龙湖校区召开，我系李涛书记、刘继军主任、林金官、陈文彦副主任参加了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结合本系的人才培养实际，刘继军主任代表数学系作了汇报发言。

刘继军主任代表数学系向大家汇报了对数学教育在学校卓越化国际化中的思考，以及数学系的一些做法。他的汇报分四个部分：1）师资队伍的水平决定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成败，高水平人才培养对师资队伍提出的新要求，需要在教学理念、教学过程和教学评价体系方面实现“三个更新”；2）用科学研究引领高水平的人才培养，通过观念变革和具体的实施方案来提高教学工作水平，促进青年教师的迅速成长；3）通过教学六环节的组织和实施来保障高水平的人才培养；4）几点思考及建议。刘继军主任具体提出了一些做法。例如，针对卓越化的要求，制定符合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数学专业课程体系和面上数学课程体系；针对国际化的要求，在保障教学秩序的前提下，以各种方式选送现有老师赴海外进修；处理好数学系学科建设和面上课程教学的关系，保证面上课程教学的高水平；在学校的支持下引进面上研究生助教制度，提高学生课堂作业批改量；引进高水平海外教师来数学系教授核心数学课程。

（陈文彦）

数学系积极投入人才培养卓越化国际化工作

2月17日，我系在四牌楼校区召开专业建设委员会扩大会议，研究讨论在学校卓越化国际化办学的新形势下，数学系如何更新理念，在面上数学课程教学和本系人才培养中开展研究型教学，双语教学的工作。在当前

from surface hardening of steel to laser thermo-therapy”。这些报告涉及偏微分方程、统计分析、几何以及优化控制等学科领域，对开阔青年师的学术视野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学校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近年来我系学术讲座活动持续稳步地开展，获得了全系师生的广泛好评，也对我系老师学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刘国华）

大学数学系硕士研究生；2008.3—2011.3，the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 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Applied Statistics。

数学系热忱欢迎各位青年才俊的加入，同时欢迎有志于和东南大学数学系共同发展的青年学子报名应聘。

（曹海燕）

校党委组织部领导来我系调研党建工作

3月16日上午，校党委组织部副部长顾芳和组织员陆玲、许燕、李庭红四位老师来我系召开座谈会调研党建工作。系党委书记李涛、副书记宋晓燕、系党委秘书严昌强及教师和学生党支部书记代表参加了座谈会。李涛书记主持座谈会并对组织部领导来我系调研表示热烈欢迎。宋晓燕副书记系统报告了我系党建工作的基本情况、特色活动与经验以及进一步做好我系党建各方面工作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及对策建议。参加座谈的教师和学生党支部书记代表也分别结合各自情况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顾芳副部长等与大家交换了意见，并对我系党建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李涛）

我系教师参加“舞动校园 魅力东大”女教职工

排舞大赛

3月9日，学校在四牌楼校区体育场举行了“舞动校园 魅力东大”女教职工排舞大赛，我系20名女教师代表参加了比赛，共同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为在此次比赛中充分展现数学系女教师的风采，我系在系行政的大力支持下，从今年年初就开始筹备比赛，组织老师们排舞。经过老师们辛苦的排练和精心的准备，我系女教师以一支活泼轻快的“超级曼波”获得了二等奖。

（宋晓燕）

我系女教师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动的申报材料。材料包括“至善践行”大学城资源配臵与均衡发展的实践活动，“恰同学少年”党史知识竞赛，“先锋的引领”中共优秀党员事迹演讲比赛等一系列活动。

今年3月，评比结果出炉，我系2008级党支部“至善践行 同学少年”创先争优系列党日活动喜获校最佳党日活动一等奖。

（袁煜昶）

数学系第三届体育嘉年华顺利举办

3月27日下午，我系在梅园体育场成功举办了第三届体育嘉年华活动。数学系党委副书记宋晓燕老师、团委书记袁煜昶老师、辅导员张涌老师悉数到场。宋晓燕书记发表讲话，鼓励大家在学习之余用运动丰富生活，并宣布第三届体育嘉年华开幕。

本届体育嘉年华活动包括欣赏校空手道等社团表演，团体趣味竞技，和游园会三部分。团体趣味竞技，以班级为单位，举行了扔抢垒球比赛，“十人十一足”比赛等多个项目，通过比赛，既很好地增强了班级的凝聚力，同时也提高了团队协作意识。游园会上，三国杀、斗地主等传统棋牌类项目，让同学们在繁忙的功课之余，尽情享受了智慧火花碰撞的快乐。

挥洒青春的活力与激情，享受运动的快乐与美好，在紧张的游戏和欢乐的气氛中，数学系第三届体育嘉年华活动圆满落下帷幕。

（袁煜昶）

3·15维权视频的制作与宣传

3月中旬，为提高大学生的维权意识，增强防盗防骗的能力，数学系学生会承办了校学生权益中心关于3·15维权的视频宣传拍摄工作，并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文学系大学生自我评价 篇4

我深知，机遇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所以我更加注重专业基础的学习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以至于每次碰到有利于锻炼自己的活动或兼职工作我都会积极参与，本人做事讲求效率，要做就要干净利索，不论做什么我都拿“快、效、对”来要求自己。不论何时我都恪守：“尽己所能，力求更好”。

学习上，我系统全面地掌握了本专业的理论基础知识以及所必需的技能，同时把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活动中，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动手能力、应用能力和创造能力，

力求理论和实践的玩美统一。在学习和掌握本专业理论知识和应用技能的同时，还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培养自己其他方面的能力;积极参加学生科协及科学研究活动中的各项活动。

“学问未必全在书本上。”学好书本上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在我的思维中，学历与能力并重。所以，我很注重在全方位锻炼自己。入学四年来，我先后担任了共青团湖南省水利水电学校委员会东院团总支宣传委员，湖南女大、中南工大、有色职专、湖南水校四校广播联站副站长、校团委委员、计算机学生会宣传部长、班级团支部书记等学生干部职务。在任职期间，对待工作，一丝不苟；对待同学，尽力帮助。

香港中文大学语言学系招生简章 篇5

语言学及现代语言系

2013-14学年

语言学硕士专业

汉语语言学及语言获得硕士专业 优先取录计划申请人须知

1.申请条件

 现为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最迟于2013年8月毕业，取得学士学位；

 由再度院校的院长或系主任推荐；

 在读学位的所有课程前三年的总成绩至少达到平均分85分；  具有良好的英语能力，标准如下：CET6（总分至少530）、TEM8（总成绩至少“良好”）、雅思（总体成绩至少7.0分）、托福（网上测试总分至少95分）。

 申请汉语语言学及语言获得专业的学生，必须具有良好的普通话能力，标准如下：普通话水平测试（至少二级甲等）备注：申请者必须确定可以在2013年8月前本科毕业。

2.申请截止日期

申请截止日期是指本系收到申请人文件的最后期限，而非邮戳日期。请将所有文件连同院系推荐书于2012年7月31日（星期二）前寄到本系。由于要在8月间安排入学考试，在截止日期后收到的申请文件只能在2013年初才会处理。

3.推荐书、申请表及申请文件

 由申请人填妥及签名的2013-14优先取录计划申请表格；  各项学术或专业资历证书的副本（例如，公开考试证书或其他专业资格证书）。

 大学成绩表正本。成绩表必须列明前三过的所有科目的名称和成绩，以及总成绩或平均绩点，并由教务处签发。

 两封机密推荐信。推荐信须由熟悉申请人大学学术表现的老师撰写；

 英语公开考试成绩的副本。上面提到的任何一项都可以接受，只要达到了标准；

 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文件副本（汉语语言学及语言获得文学硕士课程申请人必须提交）；

 身份证副本；

 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说明申请人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学习计划等；

 港币180元的银行汇票，作为申请费用。本系只接受以汇票形式缴纳的申请费。无论申请最后成功与否，有关费用将不会退还。请于汇票背后写上阁下的姓名、院校名称及申请专业。

4，文件投递

由于申请人多，给我们的档案管理带来了一定的麻烦。我们希望同学把申请文件以系为单位汇总，然后一起邮寄给我们，这样额可以大大方便我们的档案管理。谢谢。邮寄地址如下：

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梁球锯楼G17室语言学及现代语言学系

5，选拔程序

选拔程序在申请文件收到后展开。申请人将在8月下旬或九月上旬参加笔试和以电话或录像的形式进行的面试。有关笔试及面试时间，会以电邮的方式通知申请人。

6.网上注册

所有申请人或会于稍后接到本系的电邮邀请补做网上申请，以索取网上申请编号，作为日后研究院就该申请人之申请结果、交费及注册等事宜的跟进号码。申请人必须按指示于指定限期内进行网上申请。

7.申请结果

本系预计会在2012年10月-11月份公布申请结果。申请结果不论是成功与否，本系均会以电邮通知申请人。成功被录取的申请人亦会于2013年12月收到香港中文大学研究院寄来的录取通知书，并于到时正式进行注册等程序。

8，查询

本系网址：

文学硕士课程网上小册子：

联络人：

张慧英小姐（Chris）

联络电话：852-2696-1929

电邮：chris@arts.cuhk.edu.hk

浙江大学能源工程学系 篇6

美国的高等教育始于1639年完全按照英国大学 (确切地讲是剑桥大学) 模式创建的哈佛学院, 直到独立战争前, 英国大学的学术体制、方法和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支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1813年法国人斯塔尔夫人《论德国》一书的问世标志着近代德国思想对美国生活和教育的影响开始了, 之后, 法国教育家库森 (Victor Cousin) 于1832年发表了著名的《普鲁士教育报告》, 也在美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在之后的一百年间, 有约一万名美国人到德国学习, 德国对美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完成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第四次转移[1] 。至今, 美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对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产生着巨大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 特别是90年代以来, 德国大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主要是参照美国大学模式进行的改革, 进入新世纪后, 德国政府在德国大学中实施“精英大学计划”, 对选出的精英大学给予大量的额外资助, 试图打造自己的世界一流大学[2] , 这更是受到美国大学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中, 德国大学和美国大学相互影响, 因素很多, 其中大学的最基层的学术组织模式的发展和变化伴随着整个过程, 折射出了大学兴衰、制度变迁的历程和原因。

二、讲座制度的发展和影响

所谓“讲座制”就是讲座制度, 是大学基层学术组织的一种形式。一般认为, 大学讲座制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初期以师徒关系形式出现的行会组织形式[3] 。文艺复兴后期, 自然科学、哲学以及人文科学的蓬勃发展, 导致学科的日益细化和专业化发展。自然科学逐渐从哲学中分离出来, 并相继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学科, 大学教学内容开始发生明显变化, 以前每位教师负责教授一个领域所有学科或课程的状况发生了改变, 每个学科开始设置专门讲座, 并由讲座负责相关课程的讲授[1] 。

现代大学讲座制度形成于19世纪的德国大学。18世纪末19世纪初, 以施莱尔马赫、费希特、洪堡等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者领导了德国大学的改革运动, 并创建了具有现代里程碑意义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在神学、法学、医学、化学、农业、语言、物理和数学等学科设立讲座, 并从欧洲聘请相应领域的杰出学者担任讲座教授, 主持运行围绕讲座成立的集教学与科研功能于一身的研究所。柏林大学的创办使得科学研究成为大学的首要任务, 洪堡的大学思想因而得以确立, 讲座制度成为现代大学办学理念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保障。从此, 讲座制在德国大学获得新的活力, 并成为德国大学重要的大学制度, 研究所成为德国大学经典的学术组织形式。

讲座制度下, 大学教授是他的研究领域中的惟一的讲座持有者, 同时也是研究所的惟一的负责人。研究所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和教学单位, 拥有全部必备的人员和设备, 在其研究领域中, 研究和教学由教授负责, 整个研究所的课程设置、考试安排、教师的聘用和科学研究工作都在教授的绝对控制之下。讲座制使教授集研究与教学为一身, 使教授在大学内部享有很高的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权力。

这种制度有效促进了科学研究职能的发挥, 保证了学术自由。现代大学讲座制的形成与柏林大学的建立密切相关, 而柏林大学最终得以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洪堡个人的努力[5] 。洪堡首先提出大学的教学应当与科学研究相结合, 认为只有教师在创造性活动中取得的研究成果, 才能作为知识加以传授, 只有这种教学才真正配得上是大学水平的教学。在洪堡思想的影响下, 柏林大学一经创办就体现出了与传统大学的不同, 尊重科学研究成为柏林大学的精神主旨, “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新大学的校风, 科学研究成为教授的正式职责, 甚至是第一位的职责。讲座制度下的研究所的学术组织模式促进了大学科学研究职能的发挥, 保证了学术自由。

讲座制影响了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许多国家, 如法国、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意大利。而且由于亚洲和非洲殖民地政府和民间移植了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英国的学术组织模式, 讲座制遍及全世界[6] 。讲座制流传到美国之后, 使美国落后的教学方法受到冲击, 美国大学结构的重建深受德国高等教育的影响, 其研究生院和专业学院的建立就是把德国的专门研究和高级训练模式同原有的英式学院结合起来的结果, 并创立了灵活的教学科研组织模式——学系 (Department) 。

讲座制的形成和科学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 有效地促进了19世纪后半期德国科学研究的发展, 德国大学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大学, 并对世界高等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德国大学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和影响。南北战争以后, 随着美国社会对高深学术需求日益增多, 随着大批留德学生学成归国, 随着德国的教授、学者一批批赴美国大学执教, 德国大学思想在美国的传播达到了高潮。留德人员回国后, 大多成为美国大学教学和科研骨干, 不少人后来担任美国一些重要大学的校长, 成为传播德国大学思想的主要力量。另外, 那些为数众多的遍布在美国各大学任教的德国教师也是德国大学对美国大学产生影响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德国大学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美国大学并非完全照搬德国大学模式, 美国第一所真正的研究型大学——约翰·霍布金斯大学被认为是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 其研究生院的设立是美国在学习德国研究生教育过程中的重大创新, 它源于德国, 又不同于德国, 在某种意义上它比德国大学更好地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

三、学系制在美国的建立和发展

从19世纪初直到20世纪上半叶, 德国大学讲座制度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为当时德国成为国际高等教育领袖立下汗马功劳。但是, 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大学功能的变化, 适用于较小规模研究群体的讲座制固有的弊端也日益显现。

其一, 教授权力过于集中。在本研究领域内, 教授是讲座的惟一持有者和研究所的惟一负责人, 对预算、设备、人员、科研方向等拥有绝对的支配权, 且不受大学内部更高层次学术组织 (学部或学校) 的领导, 在各个研究所内, 教授享有独裁式的权力和绝对的权威, 其他人员都被排除在决策圈之外, 因此, 研究所的学术管理和行政管理容易陷入教授个人化的统治。

其二, 讲座制下的初级学术人员对教授具有强烈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从教授和非教授学术人员的聘用程序就可以看得出来。与招聘教授时正式的、复杂的决定程序不同, 非教授学术人员的录用经常是由教授一人来决定的[7] 。没有教授的同意, 非教授人员不能自由选择研究和教学工作的题目。实际上, 在任何情况下, 如果研究提议来自于非教授人员都是不可能的, 申请预算经费也需要教授的正式支持。这样, 职业生涯中的最具创造性和活力的学术人员由于正式或非正式隶属于教授而被限制了, 不利于学术创新和年轻才俊的成长。

其三, 讲座制度不适用于管理规模较大的学术组织。讲座制是精英教育时期成功的大学制度, 讲座制下的教授既是学者, 又是管理者, 由于讲座的规模通常较小, 这种自给自足而又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使教授在其研究和教学领域拥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发展空间。但是, 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和高等教育在主要国家的大众化发展, 靠讲座教授一人负责教学、研究、人员聘用、经费管理等就变得不合时宜。另外,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学科知识的日益分化, 跨学科 (知识) 研究成为科学研究和创造新知识的重要形式, 讲座制度难堪重任。

美国高等教育最初是从英国移植而来的, 19世纪中叶以后开始以德国大学为师, 向高深学问进军。客观上讲, 讲座制提高了德国大学的学术水平, 促进了新学科的发展。但是美国在学习德国时, 并没有照搬讲座制的模式, 而是根据美国的国情, 进行了创新和改造, 将它发展成了如今的学系制。1825年系在哈佛学院出现, 1900年在全国的大学和学院里系已占有牢固地位, 成为适应专业化需要、划分更大的结构的基本单位。为什么美国的大学以系为基础而不是以教授的讲座为基础, 这在历史上没有记载。也许自上而下的组织形式, 类似于企业的结构和把权力委托给非个人化办公机构的官僚授权方式, 是系的主要形成原因[3] 。但是, 美国大学学系制形成的历史动因至少可归纳如下几点。

其一, 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大众化发展趋势对大学制度的必然要求。南北战争后, 美国开始着手高等教育改革, 美国大学数量和入学人数开始增加, 1900年美国高校已超过400所, 在校学生达23.8万人, 较1850年增长了19倍[9] ;1935年高校增至1600所, 大学生总数达120.85万人, 为当时18-21岁青年的13%, 单个学校规模也大大扩大[10] ;1958年高校达1900所, 学生人数306.8万人, 大学适龄人口有30%进入高校学习。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大众化高等教育制度的国家, 基层学术组织模式——学系制的出现和形成适应了这一发展的需要。

其二, 科学发展和学科专业分化对大学组织形式的内在需求。讲座制是德国大学的发明, 这些讲座都反映了当时新出现的学科, 讲座教授是该学科的学术权威, 具有空前的权力和声誉。但是,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学科专业的不断细化、分化, 新学科的产生和新知识的创造越来越依赖于学科之间的交叉和融合, 适用于管理较小研究规模的讲座制难以适应这一要求, 比讲座 (研究所) 规模较大、覆盖学科范围较宽、更加灵活的学系组织形式顺应这一发展趋势, 促进了学科交叉、融合和新知识的产生。

其三, 美国式民主思想对洪堡思想的继承和发扬。洪堡思想的精髓就是学术自由的精神和科研与教学相统一的原则。讲座制的建立使德国大学确立了大学的研究职能,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创建同样继承了洪堡的办学思想和大学理念。讲座制度给讲座教授极大的权力, 保障了学术的自由, 但是, 正因为这种无限的权力使得讲座制下的青年学者失去了学术的自由, 发展受到了限制。同讲座及其所属的研究所相比较, 美国大学学系制中的系的权力比较分散, 系主任是一个非个人化的职位, 一般由高级人员轮流担任, 而非由一个人占有这个职位。因而, 学系制较讲座制更有利于学术自由精神的发扬, 更有利于年青学者脱颖而出。

美国大学的坚实基础是在南北战争之后的约半个世纪里奠定的, 这一时期被看作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美国高等教育一方面大举向德国学习, 朝着发展学术的方向前进, 一方面结合自己国情, 朝着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前进,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1933年, 纳粹上台, 标志着德国大学的衰落;1934年的4位诺贝尔科学奖全部由美国人获得。1933-1934年被看作既是德国大学走向衰落之际, 也是美国大学崛起并走向兴盛之时[1] 。从此, 美国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完成了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又一次转移。直到今天的半个多世纪里, 美国大学仍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外国留学生, 美国高等教育制度被移植到许多国家, 美国大学产生着世界性的影响。

四、学系制对战后德国大学学术组织改革的影响

德国的传统大学, 最初也是为向少数精英们提供教育而设立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二战以后, 德国大学生入学人数开始迅猛增长, 因此就要求德国传统大学在学习制度、内部管理和高等教育观念等方面进行深刻变革。20世纪60年代初, 有几个州的政府开始起草有限度的大学立法改革, 但根本的结构改革直到1967年大学生运动爆发后才被广泛地提出并受到认真考虑。1969年, 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授权联邦政府决定“高等教育的总原则”。1976年, 《高等教育总纲法》正式成为法律, 其基本内容是强调大学应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权, 决策更加民主, 这些立法导致了德国大学组织结构发生了很大改变。

主要的改革是在大学中创立学系 (Fachbereich) 以取代第二层次的学部 (Fakultat) 。通常的五六个大学学部被划分成若干 (15-25) 个系, 这些系在人员、资金和设备的分配方面享有更大的权力。虽然第一层次的研究所仍然存在, 但它不再独立于学部或大学当局来接受资源分配。

20世纪60年代德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另一个突出特色, 是积极创设新制大学及学院, 至1976年, 共创立9所新制大学和19所学院。这些新制大学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大学扩充人数的问题, 在行政和学术组织形态上, 也充分反映了德国大学的改革方向。如1967年创设的康斯坦茨大学, 基本仿照美国模式建立大学学术组织结构:大学—学部 (学院) —学系模式, 其学术组织的重心放在学系一级, 学部一级采用学院模式, 但基本上只是具有某些行政权力, 一般不参与学术权力的划分。这一点与英美强调以学院一级作为学术、行政权力的核心是不同的。康斯坦茨模式将学部作为大学的中间协调机构, 以学系作为学术活动领域的自治机构, 既避免了原来研究所模式的人为学术分割, 维护了大学的整体统一性, 又保持了学术机构的灵活性和自治原则。

20世纪90年代, 德国大学学术组织结构又发生了新的变化, 即将原来的学部按学科发展和需要划分为规模较小的学系, 同时, 将原先隶属于学部的研究所独立出来, 取得与学系同样的地位, 形成了“大学——学系/研究所”的两级结构。这种扁平化结构模式有利于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的发展, 也有利于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和学习。这种结构以汉诺威大学为典型代表。

可以看出, 微观上, 二战后德国大学学术组织的改革基本上是以美国大学学系制为蓝本, 以加强大学中枢机构的地位和权限。宏观上, 近些年德国大学改革更是深受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和大学理念的影响。美国先进、灵活的高等教育体制使美国拥有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大学, 为美国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在全球的霸主地位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受美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影响和启发, 德国于2005年启动了“精英大学计划”,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 引入竞争机制, 加大对少数大学、研究生院和优秀研究群体的投入, 提高德国大学学术水平, 期望能推出像美国常春藤盟校那样的世界一流大学, 从而再次走到世界高等教育的前列。

五、结束语

讲座制的建立和柏林大学的出现开创了欧洲和世界高等教育新纪元, 从此科学研究成为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 德国成为当时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 并对世界高等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深受德国大学的影响, 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即以德国大学为榜样, 但是, 美国并没有照搬德国讲座制, 而是结合自身国情, 在吸收讲座制和英国体制的基础上, 发展成为学系制。灵活的学系制度适应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使美国大学焕发出极大的活力, 美国逐渐成为新的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 德国大学内部强烈要求进行大学体制改革, 昔日的“学生”——美国如今成为学习的榜样, 学系制成为德国大学基层学术组织模式改革的目标。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必要条件。1993年我国开始实施旨在提高大学水平的“211工程”;20世纪末, 我国更是明确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 并付诸实施, 称之为“985工程”。从此,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成为国家意志。但是, 考察德国、美国大学崛起的历史,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中心近两次发生转移的历程, 考察德国和美国大学相互学习和影响的实质和原因, 我们不难看出, 影响一流大学形成的诸多因素中, 根本的还是在借鉴和继承的基础上, 形成适合本国国情的一流的大学制度。

参考文献

[1][4][11]贺国庆.德国和美国大学发达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8:3.18.183-184.

[2]肖地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J].江苏高教, 2007, (6) .

[3][8][加]约翰.范德格拉夫, 等.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比较[M].王承绪, 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199.114.

[5]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25.

[6]伯顿.R.克拉克, 等.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王承绪, 译.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4:224.

[7]Schimank, U.Many unsolved problems and some in a dequate solu-tions:The situation of academic staff in German higher education, in Enders, J. (ed.) , Employ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Academ-ic Staff in Europe[J].Materialien zu Hochschule und Wissenschaft, no.95.Frankfurt a.M.:Gewerkschaft Erziehung und Wissenschaft, 2000.10-11.

[9]Oliver C.Carmichael.Universities:Common wealth and American, AComparative Study[M].Harper&Brothers Publishers, 195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