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RM合同新增的问题

关于CRM合同新增的问题（精选2篇）

关于CRM合同新增的问题 篇1

问题描述：

是否可禁用手动新增合同，只从商机里下推合同。

解决办法：

销售管理系统下的合同管理主要是针对应收类合同的管理，可以完成合同的新增、审核、修改和打印等操作，合同的新增主要来源于两种方式：

1、根据商机生成合同；

2、根据报价单生成合同。

基于我对系统的了解：金蝶CRM中的手动新增合同项，是商机和报价前置却非必要条件。它的存在是系统功能所赋予的，不管是商机生成合同，还是根据报价生成合同，在本质上就是合同的新增。合同手动新增功能禁止，是没有必要，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

我在测试帐套里做了测试：

1、赋予商机下推的权限；

2、关闭合同新增的权限。

其测试出最后结果是，都没有权限，合同无法新增，商机也无法下推。

关于CRM合同新增的问题 篇2

一、新形势下乡村新增债务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不赞同有关文件和一些学者提出的要坚决避免乡村新增债务的观点。这是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要完全避免乡村新增债务是根本不可能的。

首先,从制度层面来说:

1、产生乡村债务的根源在短期内难以彻底消除。

乡村债务产生的根源在于乡村两级财政财务的收支缺口。农村税费改革以后,尽管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对基层政府和组织的转移支付力度,但这种转移支付只能一定程度上缓解乡村两级资金紧张的状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转移支付是固定的,乡村资金的需求是动态的。从各地的情况来看,税改后乡村财政收支缺口非但没能弥补,反而有继续扩大之势。首先,目前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工作还没有完全到位,“七站八所”仍然存在,有关人员还在上岗,工资和福利仍需照发。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收入的减少就意味着缺口的加大;其次,乡镇政府事权过多,导致乡镇的行政管理经费支出有增无减。最后,财政收支在时间上的错位,使得上级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常常不能及时到位,为了满足乡村日常开支所需的资金,就必须靠举债支撑运转。这些因素不消除,乡村收支不平衡的状况就不会改变,新的债务就必然会不断地产生。

2、相关政策仍然不完善、不配套。

政策的不完善和不配套必然导致乡村新增债务的发生。例如,目前的一些“专项资金要求地方配套”的政策,就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乡村新增债务的发生。这在乡村公益项目建设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以目前各地正在进行的“村村通”公路建设为例:据四川省铜梁县人大常委会2005年12月对该县大庙、华兴、围龙、西河等乡镇调查的情况表明,对公路建设资金补助偏低是当前“村村通”工程建设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据了解,该县乡村公路通达工程每公里成本在12万元左右(不包括桥梁建设成本),县交通部门每公里补助的标准仅为4万元;通畅工程每公里建设成本大约在1.5万元左右,县交通部门每公里补助标准仅为5000元。两项工程的补助只占建设成本的三分之一,其余的资金则必须由乡镇和村自筹。由于大多数乡镇根本无力安排配套资金,最终,这部分本应由乡镇负担的费用要么用负债弥补,要么就只能转嫁到农民头上。

3、现行的干部管理和考核制度仍旧不合理。

干部管理和考核制度不合理是产生乡村债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现行的干部管理方式和考核制度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之前,这种因素就仍然会起作用。首先,在现实中乡村干部仍旧是按届来进行调配的。每一届乡村负责人,都知道“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道理以及政绩对自身利益的重要性。这使得“新官不理旧账”不仅只是一句口头禅,更成为为官者的潜规则。新一届的领导人根本不可能会主动地去揭前任的伤疤,更不会愿意替前任来还债。不仅如此,由于许多基层干部都普遍存在着法不责众和攀比的心理。总觉得只要不比上届欠债多,或者只要不比临近乡村欠债多,就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势必会促使新上任的乡村干部继续借债运行;其次,传统干部考核制度有一种促使债务内生增长的机制。无论中央下发再多的文件,出台再多的规定,基层官员负债创“政绩”的冲动是不会停止的。事实上,目前在许多地方,上级对基层的考核标准往往只有一个,即“发展”是硬道理。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任期内能够把GDP搞上去就是成绩。借债有好处,借债出政绩,从实际出发则要挨批评,甚至还要被撤职。在这种导向下,乡村干部当然会选择借债完成任务,借债保乡镇政权的运转。

4、新农村建设将会成为乡村新增债务的诱因。

从目前形势来看,借助于新农村建设的强劲东风,经济发达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势头很猛,中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政府和组织为提高招商引资的竞争力,也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必然会导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乡村债务规模的刚性增长趋势。而且,由于乡村干部畸形的政绩观短期内难以改变,为了使自己在政绩考核中不至于落伍,出于上级压力或基于早出、多出政绩的愿望,许多官员必然会更加热衷于上项目、办企业、修公路、建广场,以便在新农村建设中做出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所谓政绩。为此,在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一些乡村干部必然会不惜一切地为创政绩举借更多的债务。

其次,从近年来尤其是从农村税费改革以来的实际情况看:

各地乡村新增债务的现象非但没有被禁止,而且相当普遍。从我们随机调查的河南省25个乡镇1999年至2006年的情况来看,无论是债务总额还是平均债务,都一直呈增长趋势。债务总额从1999年的1.65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30亿元,平均债务由1999年的715万元增加到2006年的958万元。

不仅河南,其他地区也是这样,如甘肃省平凉市灵台县自2002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以来至2006年10月底,全县累计新发生的乡级债务为560万元,新发生的村级债务为481万元;安徽省黟县自税费改革以来,全县村级新增债务158.2万元;江苏省姜堰市姜堰镇,在国务院办公厅[2005]39号文件已明令禁止发生新的乡村债务的情况下,仅2005年7月至2006年10月这16个月期间就新生债务54.09万元;浙江省的温州市,仅2005年7月至2006年10月底期间,全市就新增乡镇债务58213.39万元,占现有乡镇债务总额36.42%;新增村级债务49086.25万元,占现有村级债务总额29.49%。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在目前的形势下,不顾乡村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一味地要求避免乡村新增债务的想法是极不现实的,而仅靠发文件、定制度来制止乡村新增债务的做法更无异于是纸上谈兵。

二、导致乡村新增债务各因素的影响程度是不相同的

乡村债务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某些因素必然是重要的、带有普遍性的影响因素。找到这些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对于深入研究乡村债务问题、特别是对于探讨如何科学地控制新债的政策措施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解近年村级新增债务的真实成因,我们首先针对前些年比较常见的导致乡村债务的1 1个具体原因(①投资办企业产生亏损;②农村合作基金会的遗留问题;③为完成下达的税收上缴任务的税费垫付;④教育普九达标;⑤义务教育投入;⑥乡村公共设施建设,包括建设公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农电网络改造、通讯网络改造等;⑦完成上级政府名目繁多而不切实际的“达标升级”活动,包括派出所法庭达标、计划生育卫生室达标、乡村公路达标、农电达标等等;⑧不顾本地条件兴办的各种“形象工程”;⑨人员报酬,办公经费等行政费用;⑩前期负债的利息支付;⑨财政管理混乱,缺乏监督机制,造成铺张浪费和腐败),实地走访了河南省的15个平原农业县,调查访问了300位有关人员(包括村干部、乡镇干部、农民等)对目前村级新增债务成因的看法。在接受调查人员中,90%以上的人认为①②③④这四个因素已经成为历史因素,现在不存在了,但历史债务形成的利息支出仍然存在;45%的人认为⑤⑥⑦⑨⑩是当前村级新增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但村干部中认为这五项是村级债务形成主要原因的占98%;55%的人认为⑧⑨是村级新增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但村干部中认为这三项是村级新增债务主要成因只有5%,而农民100%认为这三项是主要原因。

为了验证以上各因素对村级新增债务的影响程度,并对其中的关键因素进行进一步分析,我们采用了河南省方城县农经总站调查的该县各乡镇2005年新增村级债务相关数据。根据该县农经总站调查的相关数据结果显示:2005年该县村级新增债务中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包括道路交通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力设施建设维修、村容村貌整治绿化等)占33%、教育支出占19%、利息支出占16%、管理费用占9%,这四项共占全年新增债务的77%。

据此,我们选取基础设施建设支出X1,教育支出X2,利息支出X3,管理费用X4作为自变量,新增债务总量Y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中由于管理费用X4的t检验统计量的相伴概率为0.8174>0.05,在5%的水平上是不显著的,故将其从模型中除去。

调整后的R为0.86,说明新增债务Y的86%能用基础设施建设支出X1、教育支出X2、利息支出X3来解释,与统计分析基本相符;三个变量X1、X2、X3的t检验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分别为0.0000、0.0231、0.0110,均较为显著;F检验的相伴概率为0.000037,模型在整体上也是较为显著的。

根据以上结果,可对方城县2005年村级新增债务各主要因素的影响程度分析如下:

1、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村级债务形成的影响最大,总量分析中占新增债务总量的33%,计量分析的影响系数为1.34。说明每增加1单位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会增加1.34单位的负债。之所以产生的债务超过了投入,我们分析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些投入没有产生正的效益。根据我们的调查,村里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包括道路交通建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电力设施建设维修、村容村貌整治绿化等)缺乏科学性,大部分投入不符合本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少是上级政府的“达标升级”活动的直接后果;二是基础设施投入大大超过了村里的承担能力。有些基础设施投入(如道路交通、村容村貌整治等)主要是各级政府为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而直接投入的,村里并没有出钱,但后期需要维护费用。虽然数量不大但对平原农业区较为困难的乡村来说仍然是较大的负担,要靠借债来维持。村干部对这部分债务的形成普遍怨言较大。

2、教育支出占新增债务总量的19%,计量分析的影响系数为0.87。根据我们的调查,教育支出新增的这部分债务虽然同过去的“普九”达标关系已经不大,但“普九”达标时修建的一些校舍已经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破损,需要维修。村里学校部分日常开支还要靠村里支付,虽然村里很困难,但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不少村在这方面的投入一般比较主动。被调查的村干部与村民普遍认为,如果村里为了让孩子得到更好的教育而借债,他们心甘情愿。而镇里的干部认为,国家应该考虑教育上的公平。

3、利息支出占新增债务总量的16%,计量分析的影响系数为1.27。利息支出虽然是新增债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属于新增债务的研究范围,因为其成因是过去债务的延续。根据我们的调查,利息支出绝大部分是历史遗留债务的利息,多是体制、政策因素造成的,属于村里的被动负债,且债务总量较大,时间较长。这部分债务村里根本不具备还本付息的能力,只能越积越多,所以计量分析这部分支出对新增债务的影响系数大于1。

4、管理费用占新增债务总量的9%,但计量分析其影响在5%水平上不显著,这与我们的调查相符。在对11种影响因子进行走访时,55%的人认为⑧⑨是村级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村干部中认为这三项是村级债务主要成因的只有5%,农民中认为这三项是村级债务主要成因的为100%。这三项中的后两项(⑨人员报酬、办公经费等行政费用;财政管理混乱,缺乏监督机制,造成的铺张浪费和腐败)是管理费用形成的主要原因,而村干部与村民的看法截然不同。虽然不排除村干部出于自身原因有意降低这两种因子的影响程度,但统计与计量分析的结果同村干部的看法是一致的,它们在新增债务中的比重相对不算太大,影响也不显著,说明统计与计量结果总体是符合实际的。村民之所以有不同看法,一方面可能因为他们对村里开支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另一方面他们对村干部有误解。这表明,村务公开流于形式、缺乏有效的财务监管制度造成了村民对村干部的误解,影响了干群关系。

三、新形势下必须维持适度的乡村新增债务规模

我们认为,在新形势下,特别是目前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不但不应该一味地要求避免乡村新增债务(事实已经证明,乡村债务根本难以避免),而且,还应该积极地采取有效措施使乡村债务尤其是良性债务维持在适度的规模和水平之上。这是因为:

首先,维持适度的乡村债务规模有利于加快农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进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负债经营不仅是一种正常的理财手段,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有效措施。合理地利用负债手段进行筹资,有利于优化资金结构,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虽然现实的情况是广大农村地区已经累积了数以千亿计的存量债务,而且,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些债务中的相当一部分不良债务也已经显露出了一定的债务风险,但究其原因,这种结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时的财税体制、金融政策和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如干部考核制度)导致的。正是因为乡村债务有良性和不良之分,乡村存量债务中不良债务的出现和发生,并不能完全否认良性债务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对资源优化和配置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在任何情况下,不良债务都是必须尽量避免的,但良性债务在适当的前提和条件下又是可以适度负担的。因此,在促进农村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过程中,关键的问题不是能不能举债,而是举债是否合理以及债务总体规模尤其是良性债务的规模是否适度的问题。

其次,维持适度的乡村良性债务规模有利于促进农村各项事业的发展。实事上,近年来乡村债务之所以大量发生,正是与经济体制转轨背景下基层政府和组织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相关的。长期以来,资金稀缺一直是制约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性因素。适度规模的乡村负债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近年来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开展各种经济活动所需资金严重不足的困难,成为推进这些地区农业产业化、乡镇企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的重要动力,加快了这些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宋洪远,2004)。我国不少地方经济发展的历程已经证明,只要科学合理地利用负债,使债务尤其是良性债务维持在适度的规模和范围内,对促进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有益无害的。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必将为今后更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事例所证实。

其三,在现行一些政策(例如前述一些地方实际中执行的部分专项资金要求乡村配套的政策)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和组织只有适度地负债,才有可能换取未来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仍以村村通工程为例,尽管在不少地方上级政府往往只给一部分建设资金,修路所需的沙石、人工、土方等大都需要乡村自行解决,但如果不争取项目不修路,乡村就不可能得到国家补助的资金,乡村发展的环境也就长期不能得以改善。如果要修路,就难以避免新的乡村债务的发生。毫无疑问,对一些乡村来说,为了换取未来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如果能争取到建设项目资金,即使当前适度负担一些债务,从长远来看,也是有利于维护这些地方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

最后,维持适度的乡村债务规模可以缓解各级政府财政资金不足的状况。我国现实的情况是,国家的财力有限,如果象某些人建议和设想的那样,全部或大部分乡村债务都由中央财政兜底,中央财政将会非常吃紧,而且,由于中央财政支出渠道众多,这样做从目前来看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靠发行国债解决,也只能解决燃眉之急,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事实上,由于目前中央政府的债务负担已经非常沉重,过度发行国债的空间余地也不大。而全靠基层政府资金的能力偿还债务,又极有可能诱发类似于1994年12月20日至1995年4月发生在墨西哥的由于债务危机引发的被称为“桑巴效应”的局部金融危机。因此,从目前我国实际的财政情况来看,无论哪一级政府都不具备一次性完全消化掉全部存量债务的实力。另外,如果短期内迅速化解乡村债务,将会逐级形成财政的“倒逼”效应,最后迫使中央财政不得不大量转移支付专项资金解决问题,这在政治上也是不经济的。相反,如果我们保持适度的债务规模(况且,存量债务中仍有相当一部分良性债务),不仅不会诱发乡村债务的债权人对基层政府财政产生过度的信用危机,也不会大范围地形成类似于银行业的‘挤兑”现象。这样,不但可以缓解各级财政现实的压力,而且,有利于各级政府腾出精力更好地推进各项改革,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一旦经济得以发展,乡村经济实力得到增强,乡村债务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四、维持适度的乡村债务规模必须采取有效的监控措施

乡村债务规模的变化是动态的,而且由于多种多样的原因,其增长也必然是刚性的。这就决定了要维持适度的乡村债务规模是非常困难的。为此,必须采取有效的监控措施,防止乡村新增债务规模过度膨胀给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1、建立乡村债务规模适度与否的预警机制

判断乡村债务规模适度与否,必须要有正确的衡量标准。为此,需要认真研究乡村债务的科学监测方法,积极探索乡村债务的预警方式,建立健全乡村债务监测和预警机制。首先,要因地制宜地设定各项监测指标,如可以采用资产负债率、产权比率、利息保障倍数等指标反映长期偿债能力;利用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等指标反映短期偿债能力;利用债务依存度、债务负担率、偿债率等反映债务现有规模情况。通过利用这些指标可以对存量债务的现状进行科学地评估;其次,要按照不同指标设定乡村债务规模警戒线,防止乡村债务尤其是乡村不良债务规模过度带来风险,引起突发事件,危及社会稳定。一般来说,如果存量债务规模已接近临界值,除非万不得已,就决不能允许再发生新的债务。这样,不仅可以及时了解乡村债务风险的状况,而且有助于我们采取措施将乡村债务的规模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2、认真落实村务公开、民主管理制度

坚持民主决策的原则,是有效制止乡村不良债务发生的重要措施。为此,必须全面落实政务公开、村务公开等民主管理制度。要通过完善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使乡村的民主决策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为避免出现盲目决策、违规举债的现象,乡村的一切重大财务开支必须经乡镇人民代表大会、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所有需要负债建设的项目,都要组织相关职能部门以及有关专家对新增债务的必要性、项目的可行性以及债务偿还能力等进行评审论证,并通过社会听证、公示等形式,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和建议。

3、建立健全乡村新增债务管理责任制

近年来,在乡村债务问题上之所以会出现“新官不理旧账”、“虱多不痒、债多不愁”、“旧债不还,又借新债”等等怪现象,是与乡村债务管理缺乏制约机制有很大关系的。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在债务的使用和管理上责任制的缺位,使乡村债务成了利益驱动下的必然产物,以至于乡村债台高筑。因此,要想防止那种“只管借债、不管还债”的现象,减少乃至避免乡村新增不良债务,必须建立健全乡村新增债务管理的相关责任制。例如,可以通过建立新增债务审批制度、债务登记备案制度、债务使用全程跟踪制度等,实行“谁举债、谁签字、谁负责”。对违反规定新增不良债务的,必须追究乡村主要负责人的经济和行政责任。

4、完善乡村干部的管理和考核制度

完善乡村干部考核制度,需要把制止新增不良债务作为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实际工作中,为了防止新增债务规模过度膨胀,除了要求乡村在收支上必须坚持量入为出、留有余地的原则以外,还要通过制度约束严格禁止为单位和个人提供借款担保、举债用于乡村招待费支出、借新债还旧债、超定额标准发放干部报酬、补贴、超出农民承受能力举债兴办公益事业以及采取让施工企业垫支手段上项目等等现象。

5、加强对乡村债务规模变化的动态监控

乡村债务的数量是处在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衡量和判断其规模适度与否的标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各地市场环境等多种内外部因素的变化,不同地区应有不同的度量评判标准。即使同一个地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其债务规模适度与否的衡量标志也各不相同。因此,为了能够及时反映一个地区的债务尤其是良性债务的规模是否处于合理的范围之内,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科学的方法,不断地加强对乡村债务规模动态变化的有效监控。如前所述,从目前形势来看,各地都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这必然会导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乡村债务规模的刚性增长趋势。为此,更要强化预警监测工作,密切关注乡村债务的动态变化。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坚决将其规模压缩在合理的范围内,防止乡村债务尤其是不良债务规模不断过度膨胀而带来新的问题。

6、建立债务信息披露制度,增强乡村债务的透明度

为了有效地控制乡村债务的规模和风险,有必要建立规范的债务信息披露制度。其内容既要包括直接债务和显性债务,也要包括或有债务和隐性债务。要通过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必须定期就其财政和债务方面的情况进行公示和说明。不仅要向当地人大进行披露和说明,而且要向大众传媒和社会公众进行披露和说明。凡不能真实披露有关债务信息的地方政府,其干部晋升和投融资行为等都应受到严格的限制。凡故意隐瞒重大信息者,应依法给予必要的处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堵住各种隐形、违规的借债融资渠道。

摘要：如何正确地认识和看待乡村新增债务，是各地在化解乡村债务过程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本文针对此前许多人关于乡村新增债务问题的片面认识，提出了“在新的形势下尤其是在新农村建设的中不仅不能一味地要求避免乡村新增债务，反而应采取必要措施使其维持适度规模”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