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机制体制 提高引导能力

2024-07-25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创新机制体制 提高引导能力(共8篇)

创新机制体制 提高引导能力 篇1

谢国明

《新闻战线》2006 年 第 09 期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多样化和思想多元化的新形势,如何壮大主流舆论,提高引导能力,是一个十分现实和迫切的课题,也是党的新闻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回顾人民日报社近几年的办报实践,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的办报实践,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落实“三贴近”要求,科学把握党中央机关报的办报规律,认真研究符合人民日报实际的办报思路,积极创新办报机制和管理体制,实行编采分开,做大做强社属报刊,大力拓展网络舆论阵地,深化报网互动,形成以人民日报为主体,多层次、多媒体、多功能的主流媒体集群,是人民日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壮大主流舆论,增强吸引力、影响力、感召力和凝聚力,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途径。

一、努力把握新形势下党中央机关报的办报规律,提出符合人民日报实际的办报思路,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前提

作为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既是党的政治机关,又是面向社会的新闻媒体;既要承担宣传任务,又要做好新闻报道。办好人民日报,既要严守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又要具有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既要遵循宣传规律,又要遵循新闻规律。人民日报社编委会自觉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全面落实“三贴近”要求,认真贯彻中央提出的办好人民日报的方针原则和工作要求,研究新时期新形势下党中央机关报的办报规律,提出了符合人民日报实际的办报思路:坚持“一个导向”,实现“两个统一”,落实“三贴近”要求,做到“四个结合”。坚持“一个导向”,就是要始终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的犹豫和动摇。这是党赋予人民日报的最重要的政治责任。

实现“两个统一”,就是要把体现党的意志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思想性政治性和知识性可读性统一起来。前一个“统一”表明了这样一种认识,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也是人民的报纸,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后一个“统一”表明又一个认识,要把思想性政治性寓于知识性可读性之中,通过知识性可读性吸引读者,达到思想教育和舆论引导的目的。

落实“三贴近”要求,就是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三贴近”是十六大以后党中央提出来的宣传思想工作的指导方针,是宣传思想工作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必然要求。人民日报落实“三贴近”要求,就是要在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同时,面向基层,服务群众;要通过深入实际、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手段,满足读者意愿,适应市场需求,使报纸更好地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与实践发展相结合、与人民心声相一致。

做到“四个结合”,就是要把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实现“两个统一”、落

实“三贴近”要求具体体现在报纸的宣传报道工作中,做到导向性与新闻性相结合,指导性与可读性相结合,权威性与群众性相结合,思想性与实效性相结合。

2005年初,在人民日报社工作会议上,社长王晨代表编委会提出这一办报思路以后,在全社干部职工,特别是编采人员中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统一了思想,为人民日报顺利推进编采机制和管理体制创新进行了思想准备。

二、积极稳妥地创新编采机制,实行编采分开,释放新闻生产力,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途径

人民日报编委会在明确办报思路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编采机制创新,实行编采分开,进一步释放新闻生产力,提高人民日报的核心竞争力。

编采分开,或者编采合一,都是一种具体的办报机制,各有长短。从人民日报的实际出发,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编采合一属于过去,比较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编采分开属于未来,比较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实行编采分开,编辑与记者在稿件的采写和编辑方面,互相激发,互相制约,既可以从两个视角观察事物,调动两种积极性、两种智慧,又可以有效地防止有偿新闻和劣质稿件。

由于人民日报一直实行编采合一的办报机制,编委会对于编采机制的改革创新既积极又慎重,紧烧火、慢揭锅,实行编采分开的准备过程比较长。早在党的十六大结束后不久,2002年底,王晨同志亲自主持筹备创办视点新闻版,对视点新闻版的指导思想、版面原则、栏目设置和报道的写法(角度、层次、笔法)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是人民日报第一块实行编采分开的新闻版。视点新闻版创办之际,正逢非典疫情突如其来,全党全国人民经受了严峻考验。视点新闻版积极发挥编采分开的优势,组织策划了一系列抗击非典的报道,特别是整版推出“护士长日记”,报道广州医务界人士面对疫情英勇无畏前赴后继的感人事迹,鼓舞了全国人民战胜非典疫情的勇气和信心。

在视点新闻版成功实行编采分开的基础上,2004年,体育新闻版实行编采分开。这一年夏季,全国新闻界开展“三项学习教育”活动,人民日报社编辑部进行全员培训,在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强化职业精神职业道德的同时,开展业务研讨,对进一步办好人民日报进行了广泛充分的讨论。根据编采人员讨论提出的意见和建议,编委会召开宣传报道工作务虚会,形成共识:要进一步办好人民日报,必须实行编采分开。

2005年初,人民日报社编委会决定在新闻版全面实行编采分开,编辑部各专业部门不再编辑新闻版,全部移交给总编室编辑。总编室负责编辑要闻版和新闻版(不含国际要闻和国际新闻),不再承担采访任务。编委会还要求仍由各部门负责编辑的专版周刊,在主办部门内部实行编采分开。

为了保证编采分开工作顺利实施,编委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调整版面结构,组织编辑队伍。在实行编采分开的同时,进行了版面结构调整,人民日报形成了要闻、新闻、专版周刊三个板块。按照中央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2003年创办的《新农村》周刊于去年11月由两块版扩大为三块版。版面结构调整以后,要闻版加强编辑力量,新闻版新建编辑队伍,专版周刊由各主办部门按照编采分开的要求确定相对固定的编辑人员。编委会对这三大板块提出了不同的办报要求:要闻版讲重,新闻版求新,专版周刊做深。强调重、新、深,是强调各版要着力解决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说各版可以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要闻版讲重,不能偏废新和深;新闻版求新,不能偏

废重和深;专版周刊做深,不能偏废重和新。只有抓住重点,三者兼顾,全面协调,才能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办出特色、办出水平,提高质量、提高引导能力。

强化新闻策划,调动两个积极性。编采分开以后,编委会要求在确保完成指令性报道任务特别是重大报道任务的同时,坚定不移抓新闻,坚持不懈抓深度,坚韧不拔抓创新。编辑部门根据各自的版性特点,形成各具特色的工作方式。采访部门要求记者深入实际,争抢独家新闻,没有第一手材料不写稿,不到现场不发稿。

要闻版做“课题”。凡遇重大报道任务,要闻版都进行专题研究,瞻前顾后,准确把握,出色完成了全部重大活动的报道,多次受到中央领导机关的表扬。对于指令性报道,编辑部提出要用让石头开花的精神,做到出新出彩。今年1月初,中宣部要求报道去年12月中旬逝世的“模范护士”———安徽省立医院神经内科护士长丁艾梅的先进事迹。年仅34岁的丁艾梅,参加工作以来对待病人胜过亲人。但是,她最感动人的是逝世前的最后四天。值班副总编辑指令编辑记者大胆创新,采用电影分镜头剧本的形式,一天一天写丁艾梅最后四天的工作情况,配上3张大幅照片,以《2005年12月11日至14日———护士长的最后四天》为题在四版头条位置刊出。由于形式新颖、篇幅简短、内容具体、细节感人,取得了出乎意料的宣传效果。

新闻版重策划。坚持当日抓新闻,抓当日新闻。编辑部门建立了新闻策划会制度,每天寻找线索,分析选题,议定报道方案,布置记者采写。记者发现新闻线索也及时向编辑部门通报,经过编辑部门分析策划,决定报道规模、角度等等,甚至调动其他地区或部门的记者配合采写。在这样一种机制下,编辑的主导地位得到了强化。这是符合新闻生产规律的。编辑主导记者,不是编辑个人主导记者个人,而是编辑部集体经过研究策划,主导记者采访报道。当然,编辑在组织策划报道的时候,也要充分听取记者的意见。编采分开,不是编采分离,更不是编采对立。实行编采分开以后,编采之间要强化沟通,深化互动,互相激励,互相制约,调动编辑和记者两个积极性。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运行,新闻版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独家新闻增加了,可读性增强了,兄弟媒体的转发转播率提高了,读者的好评猛增。国家环保总局宣布13个重大建设项目没有通过环保审评必须停工、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松花江污染导致哈尔滨停水等报道,有的是我们率先报道的,有的虽然与兄弟媒体同步,但是我们的报道信息量更大、可读性更强。关于伪书、黄金书、舞台奢侈风、商业贿赂、黄金周景点门票涨价等报道,则体现了我们的深度和影响力。

记者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用独特的视角去发现新闻。很多记者抢着去危险艰苦的地方,如印尼地震海啸灾区,我们报社好几位记者到了现场,有的是从国内出去的,有的是驻当地或邻近国家的记者,发回来很多第一手报道。本报驻南非记者不辞辛劳,不畏艰苦,踏访东非海岸,寻访郑和在非洲的足迹,发回系列报道,有力地配合了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宣传报道工作。去年6月初,本报记者参加中宣部组织的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的报道,不仅出色完成了任务,而且顺道拍摄了一张当地农民春耕的照片《大山里的微笑》,刊出以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评价。

发挥品牌优势,制定发展规划。2003年5月22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关于人民日报发表任仲平文章《筑起我们新的长城———论抗击非典的伟大精神》的简报上做出重要批示,要求人民日报的优势“品牌”发挥更大的作用。人民日

报编委会认真落实胡锦涛同志的批示精神,在实行编采分开的同时,推进品牌建设,制定品牌发展规划。按照人民日报这一主品牌的总体要求和读者的不同需求,确立不同的品牌定位,形成合理的品牌结构,建立保障品牌建设的长效机制,争取在保持原有知名品牌的基础上,在未来三五年内形成一批新的知名品牌。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全面实行编采分开的一年多以来,人民日报的品牌建设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社论”、“评论员文章”、“任仲平”等传统知名品牌继续保持良好的声誉。“特稿”、“声音”等品牌一推出,就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广大读者的一致好评。《人生境界》、《人民时评》、“国纪平”等新栏目或署名文章开始崭露头角,有望成长为知名品牌。胡锦涛总书记提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思想以后,人民日报迅速组织系列评论员文章、署名言论、“社会主义荣辱观大家谈”和专题报道,并且率先用了“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一提法,体现了人民日报的高度概括能力和权威地位。2005年推出的《人生境界》专栏,以普通人的“感动人生”为报道对象,切合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要求,很多由这个专栏率先报道的人物,如王顺友、王书田、白芳礼等,后来成为中央有关部门组织的重大先进典型。今年要闻版推出的《劳动者之歌》,复制了《人生境界》专栏探索的人物报道经验,篇幅简短,内容具体,形象生动,细节感人,获得了有关方面的好评。

三、坚定不移地创新管理体制,做大做强社属报刊,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主流舆论集群,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补充

人民日报社拥有《环球时报》、《京华时报》、《中国汽车报》、《证券

时报》等23种社属报刊,形成了聚集在人民日报社旗下,多层次、多功能的主流舆论集群。

2004年,人民日报编委会大胆进行管理体制创新,成立了报刊管理部,把原由各编辑部门主办的报刊全部划转到报刊管理部,实行统一管理。管理体制改革是报社一项重大改革,由于编委会部署周密,工作细致,这一改革得到了报社绝大多数同志的理解和支持。报刊管理部成立近两年来,在加强管理和领导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实践表明,这种新的管理体制能够切实加强和改进对社属报刊的管理和领导,有利于管好导向,有利于促进发展,有利于增强社属报刊的影响力和引导力。

《环球时报》从周一刊、周三刊,发展到今年出版周五刊。这份以报道国际新闻为主的报纸,以中国人的视角解析重大国际新闻,及时准确宣传党的政策尤其是党和国家的外交政策,努力实现导向性与可读性的统一,多次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外交部门的重视。

《京华时报》以“北京人的都市报”定位,面向北京,服务百姓,成为具有较大影响的都市报之一,多次受到北京市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表扬。

《中国汽车报》努力改革,勇于创新,是我国汽车行业的权威媒体,也是我国发展最快的行业报之一,受到新闻出版总署的表彰。

《大地》杂志关注社会,关注民生,今年上半年连续三期推出关于甘肃省民勤县积极治理荒漠化的报道,得到温家宝总理的肯定,亲自致信,希望《大地》办成一份有社会责任感,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刊物。

这些社属报刊为多方面、多层次地延伸人民日报宣传阵地,增强党报影响力和引导力做出了贡献。

为了调整报刊结构,优化资源配置,编委会提出了“面向市场,整合资源,优化结构,科学定位,培养人才,做大做强”的管理方针,将一些定位不准、内容重复、宣传影响力弱的社属报刊进行了果断的调整,《时代潮》杂志已经在今年初改为《环球人物》杂志。同时,积极利用《环球时报》那样发展势头较好的平台,帮助其聚集资源,促使其率先发展。去年初,《讽刺与幽默》划归《环球时报》管理,办报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发行量大幅度增加。

四、创建网络媒体,深化报网互动,占领网络舆论阵地,是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重要方向人民日报是国内媒体拓展网络舆论阵地的先行者。

早在1996年1月,人民日报综合数据库经过三个月的调试,正式进入了国际互联网平台,向全世界网友提供当天的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和社属报刊市场报全部内容的24小时检索服务。这是第一份进入国际互联网的中国报纸。1997年1月1日,人民网的前身人民日报网络版正式进入国际互联网。目前,人民网用中文(简体、繁体)、英文、日文、法文、西班牙文、俄文、阿拉伯文等7种语言,采用文字、图片、动漫、音频、视频、短信、博客等方式,向全世界发布信息。依托人民日报社的采编力量,人民网拥有记者千余名,遍布全球的记者站70余个,合作媒体超过1000家,日更新信息量6000条左右,到目前为止拥有7700多个栏目,3万多个新闻专题,2000多亿汉字的资料库。1999年5月创办的中国网站第一个时政论坛———《强国论坛》,目前注册用户40多万个,日均上帖量超过1万条,被称为“最著名的中文论坛”,每逢重大事件发生,《强国论坛》是网友发表意见建议的首选场所。

人民网坚持“权威性、大众化、公信力”的办网宗旨,唱响主旋律,形成网上正面舆论强势。去年与中宣部、中组部合作共建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的官方网站———先锋网,引起热烈反响,成为先进性教育网络宣传的“龙头”网站。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局、信息中心联合创办的“中国人大新闻”专题网站,已经成为了解中国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窗口和沟通人民群众与人大的重要桥梁。

人民网与人民日报及所属报刊的报网互动向纵深发展。在人民网主页突出位置添加了人民日报一版版面以及各版次和主要所属报刊的链接,推出“本报今日评论”等板块,将人民日报的宣传优势和影响力拓展至网络空间。去年4月涉日问题发生时,人民日报、环球时报、人民网等报网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取得了良好的舆论引导效果。有的言论,由人民网先行推出,听听网友的反应以后再决定是不是在人民日报上刊出;有的言论,先在环球时报上发表,再由人民日报转发。人民日报组织系列署名文章后,人民网在显著位置推出,社属报刊纷纷转载,形成了主流媒体的大合唱,宣传引导效果很好。

创新机制体制 提高引导能力 篇2

社会主义的新闻事业是党、政府、人民的耳目喉舌, 是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 新闻价值是选择新闻必不可少的标准, 新闻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必须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要把新闻报道的立足点真正转移到面向群众上来, 改革新闻宣传的内容和形式, 要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新闻事业的性质也被重新认定:新闻事业就它生产带有强烈意识形态的精神产品来说, 属于上层建筑领域;同时, 它为全社会提供经济活动和人们生活须臾不可或缺的信息、知识和娱乐来说, 又属于信息产业, 因此, 应在保证党的新闻事业是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的前提下, 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经营新闻媒介。人们欣喜地看到, 近年来, 新的媒介种类迅速涌现, 媒介的传播内容更加贴近受众, 媒介的内部结构出现了大调整, 朝集团化发展、开展多种经营的媒体愈来愈多, 媒介的技术手段突飞猛进, 使得我国新闻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与此同时, 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革开放新时期相吻合的信息观念、服务观念、经营管理观念和技术观念等也得以树立和加强。

然而不可否认, 至今仍存在一些值得认真对待并痛下决心加以解决的问题。早在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就尖锐地指出:“有一个问题, 就是形式主义多, 电视一打开, 尽是会议。会议多, 文章太长, 讲话也太长, 而且内容重复, 新的语言并不很多。重复的话要讲, 但要精简。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 多做少说。”2003年3月2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还召开会议, 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其后各地党委效仿中央也先后出台了类似的文件或规定。然而由于过大的传统惯性以及诸多的具体原因, 许多媒体在以新闻价值为重要选择标准来取舍新闻及安排顺序方面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变化, 甚至有的被强行加进去的非新闻内容还呈上升趋势。既不符合国计民生的真实需求, 也难以形成党所期望的舆论引导的新格局。此外, 为了竞争, 吸引受众, 一些新闻媒体把传播内容低俗化、庸俗化;对广告的过分经济依赖, 导致广告客户干预甚至直接控制新闻媒体的版面或时段, 媒体的独立性、客观性、权威性受到挑战;“有偿新闻”、“有偿不闻”现象屡禁不止;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亟待加强。

历史和现实都一再表明, 哪个时期有改革哪个时期就富有生机, 哪个地方有创新哪个地方就充满活力。面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发展新变化、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经济社会的新课题新挑战, 我们的新闻媒体, 只有坚持以改革创新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和矛盾, 才能提高舆论引导能力, 在引导和激励广大干部群众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奋斗中做出新贡献。

胡锦涛总书记两年前在人民日报社考察时曾强调, 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 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 加强舆情分析, 主动设置议题, 善于因势利导。总书记的这番话, 既强调了新闻媒体的主体性, 也提出了坚持改革创新的新要求。

坚持改革创新, 就是要创新报道理念, 把讲政治与按新闻规律办报统一起来, 由“我报道什么你就看什么”逐步转到“受众想看什么我就要报道什么”上来;变领导角度为群众角度, 变工作角度为生活角度, 变生产角度为市场角度, 从平面的视点转向全方位的扫描;让说教性指令性强、呆板枯燥的面目日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代之以生动活泼、新鲜灵动的新面孔……只有真正做到这些, 主流媒体才可能摆脱那些死气沉沉、舆论一律的老面孔。为此, 我们要按照“三贴近”的要求, 深入到错综复杂的社会现实生活中, 冷静而不感情用事、科学而不盲目地去观察和分析各种社会现象, 兼听多种声音, 才能掌握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和合理使用各类资讯, 准确而深刻地反映生活, 进一步增强报纸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 使报纸工作更加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坚持改革创新, 就是要创新报道内容, 把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统一起来。强调报纸宣传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讲的就是用正确的思想和科学的判断引导舆论, 凝聚人心。显然, 离开了有效性, 引导也就失去了意义;离开了引导, 其正确性亦会毫无价值。为此, 欲创新报道内容, 先要处理好媒体与受众的关系, “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 使报纸真正成为读者喜闻乐见的大众商品。比如, 为了与人们日渐加快的工作、生活节奏合拍和满足大众更多地了解国内外各方面情况、动态的需求, 要把新闻浓缩得短些、更短些;为了应对受众除了想多知道些“是什么”之外, 在发生重大事件时还想知道“为什么”, 则应辅之以深度报道;为了满足人们对新闻信息日益多元化的需求, 就应在政治、经济新闻外, 把尽可能多的社会新闻、娱乐新闻、体育新闻、科技新闻、教育信息、生活起居信息及股市行情、衣食住行信息等提供给读者。

总而言之, 报纸是一种特殊的、易碎商品, 报纸上的新闻作品要想在新闻市场上赢得消费者的青睐, 党报工作人员必须在坚持党性原则、喉舌功能等基本原则的前提下, 树立和强化与新时期新形势相吻合的新观念, 在正确把握舆论导向的基础上, 从新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方法和手段上, 锐意改革, 推陈出新。■

创新机制体制 提高引导能力 篇3

[摘要]以湘江流域为例,将流域利益主体划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之间两个层次,通过对这两个层次利益主体行为选择的博弈分析,考察流域污染治理的内在体制要求。分析显示。流域管理的干预是实现区域共同治理流域污染的途径,创新流域污染治理的体制机制,是从根源打破治理不力僵局、发挥长效治理作用的关键。创新湘江流域行政管理体制、探索湘江生态补偿机制等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政策着力点。

[关键词]流域治理;博弈;体制机制创新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09)05—0137—04

一引言

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和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面临的资源环境瓶颈突出的表现在以流域污染为主的水环境问题中。针对各流域污染状况,国家不断加大防治投入。虽然局部有所好转,但整体形势依然严峻:统计显示。我国2008年七大流域地表水有机污染普遍,200条河流409个断面中,Ⅰ~Ⅲ类、Ⅳ~V类和劣V类水质的断面比例分别为55.0%、24.2%和20.8%。流域污染治理效果的难以持久、污染现象“斩草不除根”,将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我们面前:如何从源头上遏制水污染的排放,提升流域污染治理能力?特别是,在我国人均GDP接近2000美元的环境与经济敏感时期,我国现有的水环境管理体制与机制应在何种程度、何种范围内做出调整,才能适应根本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容量的激烈矛盾的迫切要求。

纵观流域污染治理研究的实践,多数与此相关的政策建议,要么是模拟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分析经济增长与流域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关系,进而提出当前环境污染的严峻性,集中强调责任和义务;要么是研究投资、经济增长、人口密度、能源开发等影响流域环境的主要因素与污染物的排放关系,却忽视了实际能力和激励机制的制约。本文认为,流域污染治理的长效性、持久性与否,取决于流域管理体制与机制设计中各利益主体的博弈。因为流域作为一种脆弱的资源环境,其管理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各管理主体之间行为的相互作用。从博弈分析的角度探索在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的结合中具备长效治理功效的体制机制设计,其重要性更甚于博弈分析本身。

本文以湘江流域为例,针对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中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所存在的问题,把我国流域水资源管理中各利益主体的关系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两个层次分别进行博弈分析,从而揭示我国流域污染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的着力点。

二湘江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分析

贯穿湖南全境的湘江全长八百多公里,是湖南人民群众的生命之源,也是湖南省经济的主动脉。湘江流域年均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60%以上,其丰富的水资源承担着饮用、能源、渔业、旅游、农业灌溉、工业航运等多种功能。然而伴随流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湘江流域各类污染物排放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根据《2008年湖南省环境状况公报》,湘江流域全水系符合I类水质标准的断面2个,符合Ⅱ类水质标准的断面9个,符合Ⅲ类水质标准的断面24个,Ⅳ类水质断面2个,劣V类水质断面3个。湘江流域的严重污染成为制约当地社会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

随着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全面启动,大力整治湘江污染,自然是长株潭城市群建设“两型社会”目标的题中之义。为保证湘江流域水环境与水资源的安全,湖南省围绕湘江流域水污染治理和环境保护,相继出台了有关的政策、法律、法规文件,制定了相应的水环境保护专向规划。但现阶段湘江流域治理仍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制约:

1流域管理体制不顺畅

我国《水法》规定各地应建立流域管理和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但体制的建立旨在有效运行,行政分割下的流域管理体制,忽视了流域的自然属性和流域生态系统的平衡性,容易造成部门分割、地区分割,环保部门在协调各部门和地方利益矛盾时就显得无能为力。在湘江流域管理机构方面,由于缺乏统一的流域管理机构,各行政区的污染责任不清、互相推诿的现象依旧存在。管理体制的创新对于湘江流域水污染的防治至关重要。

2补偿机制不健全

目前湖南省在制定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法规时,面临着这样一种争议:一方面,湘江流域覆盖面积广,流域内环境问题较复杂,对环境监管能力的要求较高,而现实的监管能力还不能满足有效应对复杂环境问题的需要。另一方面,湘江流域上游的永州、郴州等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比较落后,地方经济难以支撑环境污染治理、污染产业退出和生态环境保护所需的大量资金投入,而下游长株潭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对湘江水质有较强的依赖性。由此可见,建立协调流域上下游的利益补偿机制,促进流域整体协调发展,迫在眉睫。

3相关激励机制不相容

湘江流域水环境保护目前仍主要以政府指令的方式进行管制,经济激励不足;大部分的环境对策往往是针对具体问题具体任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忽略了宏观层面流域内上、下游地方政府之间及其与中央政府之间理性目标的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污染治理激励不足的问题。结果往往是导致这些措施有时难以协调一致,到最后甚至不了了之,无法解决湘江流域污染治理中存在的长期问题。

4环保投融资机制不畅

近年来,我国流域环保投入虽然呈现出较强的增长趋势,但流域环保投入不足仍是我国流域污染治理面临的突出问题。湘江流域环保投入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拨款,资金来源渠道过于单一使得其无法满足流域综合治理的需求,加上环保投资结构的不尽合理,更削弱了环保资金的真正作用力,湘江流域环保投融资体系亟待完善。

三湘江流域利益主体的博弈

运用博弈论分析流域管理主体间的行为选择是了解流域治理体制机制可行性的重要途径,为此本文在分析时把流域管理各方之间的博弈区分为区域之间和流域与区域两个层面进行。

1对湘江流域各市区域行政部门之间的行为进行博弈分析

湘江流域跨越湖南八市,湘江流域污染的治理关系到八市的共同利益,需要各方的协调与合作。为提高代表性,本文忽略湘江流域各市在地理位置、流域治理任务和治理难度上的差异,将参与博弈的各区域简化为区域A和区域B。区域行政部门的流域污染治理行为选择为“合作、不合作”,并假定各区域进行合作治理的成本均为C,双方合作所得收益均为R,其中C

如果区域A和B都选择“合作”,双方的共同努力有利于流域污染的高效治理,两区域都因得到更好的发展环境而获益,则区域A、B所获净收益均为“R—c”;如果区域A与B都选择“不合作”,流域污染无人治理的现象将严重影响两区域地方经济发展的环境基础,则两区域均受损,记为收益“一

R”;如果区域A在区域B“不合作”时选择“合作”,因为单方面的合作无法获得有效治理而将发生无效益的成本,且区域A还会受到区域B不合作的负外部性影响,所以区域A需承担的成本包括自身投入以及因区域B不合作而造成的部分损失,总计收益“-R1”,该损失额大于双方合作的净收益额,即R1>R-C,而区域B选择不合作获得了独立发展,但仍需承担自身不合作造成的部分损失,总计收益“R2”,该收益额大于区域A、B共同合作时的净收益额,即R2>R—c。反之亦然。

据以上分析得到收益矩阵如下:

当区域A选择“合作”时,区域B的选择“合作”的收益为“R—C”,选择“不合作”的收益为“R2”,所以区域B选择“不合作”优于“合作”。当区域A“不合作”时,区域B“合作”的收益为“-R1”,“不合作”的收益为“-R”,所以区域B的占优策略是“不合作”。同理,区域A的占优策略也是“不合作”。因此该博弈存在一个占优策略均衡,即(不合作,不合作),双方收益为(-R,-R)。可见,该非合作博弈的结果是使得区域A、B的收益均小于双方合作时各自的收益。这一分析结果表明了在无外力作用情况下区域治理流域污染的无效。

要改变这种区域管理无效的状态,只有通过外力的作用引导区域合作博弈均衡的实现。实践表明,流域管理的介入是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也就是说,只有加强流域管理。才能在区域间建立强有力的约束,并在流域范围内实现区域之间的有效合作。

2对流域与区域层次主体进行博弈分析

湘江流域的治理通常会涉及到湘江流域管理机构和湘江流经的沿途入市各个行政部门之间的管理问题。为便于讨论,我们把湘江流域沿途入市各行政部门视为一个整体,简称区域行政部门,建立起流域管理机构和流域内区域行政部门间的双寡头模型。流域机构的在流域污染治理中的行为选择为“监督、不监督”,区域行政部门可选择“合作、不合作”,假定流域管理机构关心的是整个流域的环境状况并会对有损流域正常管理的部门进行查处,实施监督是其份内职责。

在流域管理机构实行“监督”的前提下,如果区域行政部门“不合作”,区域为追求自身利益实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可能会损害整个流域的正常管理,因而受到流域管理机构的查处和处罚,其收益记为“-Y1”;另一方面,流域管理机构监督的收益为零。如果区域行政部门间选择“合作”,区域的共同努力为流域的合理开发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区域行政部门因此将获得一定的长期利益,其收益记为“Y2”;另一方面,流域管理机构由于流域管理得到有效的运行而得到“x”的收益。

流域管理机构“不监督”时,如果区域行政部门间“合作”,由于流域管理机构监管的缺失,无法建立起从长期保证区域行政部门问“合作”行为的机制,区域的合作事实上只存在短期效应,流域可持续发展得不到保证,区域行政部门的收益应为零;另一方面,流域管理机构无法获得实质性的得益,其收益也为零。如果区域行政部门“不合作”,区域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使其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发展,且不会因不合作受到流域管理机构的监管和查处,其收益记为“N”;另一方面,流域管理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的失察,对其而言有一定程度的譬如威信下降等负效用,其收益记为“-M”。

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收益矩阵:

由该模型可见,博弈双方的合作是存在可能的。能有效协调各部门之间利益冲突的流域管理机构和流域管理模式的建立是博弈双方合作的基础。依靠流域管理机构广泛有效的协调力,区域行政部门迫于严格的约束机制会倾向于选择合作的道路;另一方面,流域管理机构也会因为存在各部门追求自身利益选择不合作的可能性而进行监督。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1创新湘江流域管理体制

湘江流域的综合治理涉及环保部门、各市农业用水管理部门、工业用水管理部门、城乡生活用水管理部门、水利部门、运输部门等多部门,湘江用水、管水、治水等工作基于行政区划分别由不同部门管理的局面,使得各部门的职能存在交叉和重叠现象,大大影响了治理的效果。创新湘江流域综合治理的行政体制,旨在以流域管理与区域管理相结合为基础,建立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的统一管理机构,提升流域综合防治能力。

笔者建议,按照湘江流域水功能区划和地区社会经济状况,适当照顾行政区划的完整性,将湘江流域划分为几个区域,成立湘江流域管理委员会,旨在加强湘江流域治理宏观管理。管理委员会直接隶属于国家环境保护部,由国家财政支持,代表国家环境保护部进行监管和协调。同时,建立区域管理办公室,管理办公室由省政府主管领导任主任,成员由入市政府主管领导及各市环保部门、水利部门、经济发展部门、农业部门等的负责人组成。这样建立起来的体制,有助于全面实现湘江流域水环境和水资源的统一治理,既不失平衡流域各方利益的公正性,也使得区域管理具体到位。

2探索湘江流域治理的生态补偿机制

探索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也是建设“两型社会”的一大构想。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建立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坚持污染者赔偿、受益者补偿的原则,循序渐进地进行,以在长株潭实行生态补偿试点为起点,逐步推向整个流域。

初期长株潭试点实施阶段,笔者建议考虑项目带动与受益者补偿和污染者赔偿相结合的做法。项目带动即上游地区市县需围绕本年要开展的环境保护工作来做项目申报,省级财政部门结合环保部门意见和计划对各市县的申报予以评估和批准。在实行受益者补偿和污染者赔偿时,补偿或赔偿主体的判断要考虑水质和水量相结合的原则,为此我们引入“污染当量”的概念。污染当量表示了不同污染物或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的污染危害和处理费用的相对关系,在判断各企业补偿或赔偿主体地位时,先计算各企业排放口征收污水排污费的前三项污染物种类的污染当量数,然后根据该三项污染当量数加总得出的总污染当量数确定其是“非超标排放”还是“超标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从而确定该企业补偿主体或受偿主体身份,分别进行达标奖励和不达标赔偿。在补偿机制于湘江流域推广阶段,可考虑下游补偿和上游赔偿、项目带动、异地开发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的做法,通过分阶段引入市场机制,综合运用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逐步形成责、权、利相对应的规范有效的生态补偿运行机制。同时,政府应建立湘江流域生态补偿专项资金。生态补偿专项资金一部分来源于原有与湘江流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相关的专项资金,一部分来源于政府财政新增的资金。为扩大专项资金来源,可考虑在水价中附加湘江水资源保护资金,利用价格杠杆促使人们自发维护流域环境;或对相关企业实行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规定湘江取水企业和排污企业应分期交纳治理备用金。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每年由湖南省政府统一划拨,专款专用。

3创新行动激励机制,调动全社会参与环保积极性

在内化污染行为所造成的外部性的过程中,政府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将环境优先的理念贯彻到地方政府流域污染治理的政策选择中可以有效推动长株潭建设“两型社会”的步伐。为保证政府对湘江流域环保投入的稳定,笔者建议根据绿色GDP原则合理确定流域环保投入与GDP之间的恰当比例关系,将这一指标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指标之一,并配合“以奖代补”的激励性财政转移支付,以充分调动政府流域环保投入的积极性。同时落实政府环境问责制度,按照量化指标、明确责任的原则,严格奖惩,并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

为加强企业行为环保激励,首先对企业拟建项目实行“流域限批”,严格执行环境优先的发展制度,不符合标准的不得跨入门槛。其次要按照制订的污染防范与治理的一整套可操作性规章对工业企业进行全程监控,确定企业“污染类企业”或是“非污染类企业”身份,对不同身份企业的奖惩分前期和后期两阶段进行。在前期政府应加大对“污染类”企业的处罚力度,并给予“非污染类企业”较多奖励,高额处罚所得资金可直接用于高额奖励,财政配以适当补贴。在后期随着受罚企业大大减少而获奖企业增多的状况的出现,政府可取消对“非污染企业”的高额奖励,同时继续加大对“污染类企业”的处罚力度,甚至采用严厉的行政手段逼停整改。在最大限度节省财力的基础上,利用奖惩差充分发挥财政补贴的杠杆作用,提高流域环保效率,并从根本上为湘江水环境安全提供了保障。

公众是环保事业进步永恒的推动力。参考国际上成功的流域公众参与机制的做法,我们建议实行湘江流域水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联席会议成员除各县市政府官员和环保局官员外,还应包括一定人数的公众代表。公众代表通过自荐和选举的方式自各地各行业产生,要求具有环保的强烈意识、高度热情和一定的专业知识,负责协调公众意愿与政府行动。联席会议还设立顾问专家组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同时,联席会议制度还可邀请投资者或投资者集团参与,各类水理事会、行业协会等作为非政府组织在决策的讨论过程中充分发表意见,使决策具有广泛的透明度和可操作性。

4改革税费管理体制,谋求流域综合治理

我国初步实施了征收排污费的办法来约束企业排污,但收费标准过低使得排污费功效大打折扣,达不到预期效果。在我国开征一般环境保护税条件尚不成熟的背景下,我们可考虑对我国境内一切流域污染行为单独开征流域污染税。以排放流域污染物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综合考虑对流域污染行为的惩罚性和企业的承受能力设计税率。同时对那些生产和使用防污治污设备的企业、积极研究防污治污技术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流域污染税的开征,配合政府对湘江流域的直接管制,以及推广我国正在试点的排污权交易手段,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湘江流域污染。

创新机制体制 提高引导能力 篇4

改革开放以来,义乌坚持“兴商建市”发展战略,形成了“以商贸业为龙头,以工业经济为支撑,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集群”的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由于义乌市场经济起步较早、发展较快,经济关系的变化更为深刻,劳动关系更加尖锐复杂,碰到新情况新问题比其他地方更多、更早。在新的形势面前,党和政府对工会组织加强协调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大职工对工会组织切实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寄予了殷切期望,工会组织任务十分艰巨。面对职工和社会的需求,我们感到,工会要切实履行好维权的基本职责,更好地为职工服务,惟有积极探索,大胆创新,突破体制性机制性障碍,从传统的工作方式中解放出来,在坚持依法维权的前提下,走出一条维权新路。为此,我们提出了“借风、借理、借力”的思路,努力运用各种社会资源,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走出了一条社会化维权之路,实现了维权职能的强化和延伸。

从2000年开始,在义乌市委的领导下,我们坚持在继承中发展,在实践中完善,在创新中提高,初步建立起了以建设“平安义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法律法规为基准,以社会化维权为特征,以协商调解、参与仲裁、代理诉讼、法律援助为基本手段,融整体维护和具体维护于一体,覆盖劳动关系全过程全领域的协调机制。我们着重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建立社会化维权平台

2000年10月,经义乌市民政局批准,我们建立了由市总工会领导的、非营利性的维权工作专门机构――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协会,后改称为义乌市职工法律维权中心。基层工会为团体会员,职工为自然会员。中心工作人员由市总工会向社会公开招聘,他们与机关干部享有同等的政治、经济待遇。中心的维权经费采取“政府补一点,工会出一点,社会筹一点”的办法解决。中心在业务上接受公、检、法、司的指导。

维权中心内设来访接待室、调查处理室、法律服务室。中心的主要工作是:参与工资集体协商、集体合同和劳动合同鉴证;参与劳动争议协调处理,主持劳动争议调解;参与劳动争议仲裁,开展职工劳动争议仲裁代理、诉讼代理;开展代书法律文书、法律咨询、法律知识培训;为职工提供法律救助和法律援助。

二、完善社会化维权网络

一是建立维权组织网络。经过近5年的努力,我们建立了横向跨省市、纵向到基层的维权组织网络。目前,我们已与四川、湖南等省市工会,建立了跨地区的维权机制。在镇街等我们建立了维权工作站,在企业建立了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三级维权纵向组织网络体系初步建立。

二是建立维权信息网络。维权中心各办公室全部配备了电脑,并投资30多万元,与政府相关部门实行热线电话联线;与广播电台联动,建立网站呼叫中心,确保对各类询问、投诉案件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并快速有效解决。为了让更多的职工能够及时快捷地得到工会的帮助,我们向电信部门申请,开通了职工维权热线电话。

三是建立专兼群相结合的维权工作队伍。工会机关干部是维权的主要力量,他们的职责主要是宏观参与和工作指导。在整合工会内部力量,确保专职工作人员稳定的前提下,我们采取专职人员与聘请社会法律志愿者相结合的办法,初步建立起一支专兼群相结合的维权工作队伍,实现了维权力量的社会化。

三、构建社会化维权格局

近年来,我们在义乌市委的领导下,紧紧依靠政府和有关部门的支持,初步建立了“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各方配合、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社会化维权格局。

为了加强对维权工作的协调和领导,市委成立了由市委、市政府领导任正、副组长,工会等有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的维权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于深入贯彻工会法、支持工会工作的通知》,为工会履行维权职责提供了政策保证。市总工会聘请了市五大班子分管领导及公、检、法、司、人劳社保局等职能部门的主要领导为职工法律维权中心特邀顾问;与司法、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市场贸易发展局以及市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建立了紧密的联合,实现维权工作的互联、互动、互补;与义乌市天地法律服务所、浙江思源昆仑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合作关系,加强了维权的力量,保证了维权的质量;与浙江工人日报、浙江法制报、义乌广播电台等新闻媒体联合,为工会维权工作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与浙江师范大学法政经济学院进行合作,联合成立了“职工维权科研站”,在义乌市总工会建立“浙师大法政经济学院职工法律维权志愿者工作站”,联合开展普法培训、法律咨询以及职工法律维权理论和机制创新的调研等活动。

四、运用社会化维权手段

在具体的工作实践中,我们十分重视借助司法、行政、舆论等社会化力量,运用社会化的维权手段,把维权工作落实到劳动关系建立、运行、监督、调处的各个环节,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说法,力求把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在义乌,“维权找工会”已经成为广大职工的共识。

在劳动合同和集体合同方面。我们主动把维权“关口”前移,帮助指导职工签订劳动合同。针对工资支付等合同条款履约不到位的问题,我们与市司法局公证处合作,积极探索劳动合同部分条款公证的新机制,减少了诉讼环节,实现了以最短的时间、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的目的。同时,我们积极争取党政和社会各方的支持配合,重视做好集体合同的签订、履约和深化工作。目前,我市集体合同签订率达90%,工资协议签订率达到87%。

在安全生产劳动保护方面。我们以建立非公有制企业工会主动参与企业安全卫生长效管理机制为目标,与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联合建立了一委(职业安全卫生联合委员会)、一议(安全卫生合同协议)、一卡(安全生产提示卡)、一书(隐患整改通知书)制度。这项工作得到了市委、市人大、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市政府下发了《关于企业工会主动参与劳动安全卫生工作的意见》,把“一委、一议、一卡、一书”制度列入各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的考核内容,有效地保护了职工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在困难职工帮扶方面。我们坚持以深化送温暖工程为抓手,通过多渠道筹集帮扶资金,多方面争取支持配合,推动了困难职工帮扶工作的社会化。市委市政府领导十分重视支持困难职工帮扶工作,每年参加工会的送温暖活动,并不定期慰问困难职工。市委市政府下发了《义乌市特困职工家庭生活优待意见》等有关文件,开展了“万名党员联万户”结对帮联工作,把工会的帮扶工作,纳入了党委、政府建立公平与正义社会管理目标的大格局。

在劳动争议调解方面。我们与市司法局联合成立了义乌市总工会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上规模的企事业单位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并规定企业原有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与人民调解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凡企业内部无法调解的劳动争议,由市总工会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积极争取市人民法院的支持,在市总工会设立“义乌市人民法院职工维权调解联络处”,及时指导、协助工会化解劳资矛盾,同时,在人民法院的支持下,实现了人民调解和诉讼有机结合,使工会系统的人民陪审员可以直接参与劳动争议案件的审理或从事判决之前的调解活动。几年来,维权中心共受理投诉案件3434起,调解成功率达91%;接待集体来访283批5314人次;接听维权热线并回复法律咨询电话2582人次;阻止和化解群体性恶性事件29起。与此同时,几年来维权中心还承办了由市民援助中心、市信访局、市残联、市妇联等单位转交案件68起。

在参与劳动争议仲裁方面。一方面,我们强化法律维权工作人员的业务培训,积极培养劳动争议仲裁员队伍,目前,中心的4名工作人员都具备仲裁员资格。另一方面,我们积极探索调解与仲裁相结合的新途径,争取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支持,在仲裁委统一受理、统一安排、一口进出、集中归档的前提下,大胆尝试在工会设立劳动争议仲裁派出庭,既提高效率,又方便了职工群众。几年来,维权中心免费为职工出庭仲裁代理123起。

在代理职工诉讼方面。我们积极争取市法院的支持,为工会代诉的劳动争议案件开辟“绿色通道”,采取“快立、快审、快执”的三快措施。同时积极争取有关法律事务所的支持,对复杂、重大的案件由法律事务所指定人员协助工会共同办理,从而保证了办案的质量。2002年2月,我们与市司法局联合发文,成立了义乌市法律援助中心职工工作部,实现与市法律援助中心对接,使工会法律援助工作融入市法律援助体系之中。2004年5月,我们通过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开承诺为权益受侵害的职工免费诉讼代理,建立诉讼费垫付基金10万元,为17名经济特困的外来职工解决诉讼费。几年来,维权中心免费为职工出庭诉讼代理116起,共为职工追讨工资及挽回经济损失1065万余元。

创新体制机制,激发产业活力 篇5

**镇蔬菜产业示范带地处镇宁自治县**镇西北部,距黄果树瀑布10公里,距离镇宁县城20公里,是**镇重点打造蔬菜产业示范园区。近年来,**镇积极响应中央、省、市、县有关要求,以农民增收为立足点,突出我镇蔬菜产业特色,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坚决调减玉米种植面积,并结合脱贫攻坚工作目标和重点任务,继续深化“三权”促“三变”改革,通过产业扶贫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一、立足优势,精准定位产业发展

**镇地处黄果树5A级旅游景区和夜郎洞4A级旅游景区之间,沪昆高速、六镇高速穿境而过,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耕地多处于山槽之间和河流沿线,土地肥沃、水源丰富,有适合农作物生长的小气候。镇党委、政府通过研判,确定把蔬菜和精品水果作为主打产业,并聘请贵州省农科院果树所为我镇编制蔬菜产业和精品水果发展规划,规划在可布河沿岸、夜郎洞公路沿线发展蔬菜种植和精品水果种植,打造集采摘体验、生态观光、休闲旅游为一体的产业示范带,逐步形成现代农业产业规模化发展格局。

二、筑巢引凤,完善生产销售链条

2017年5月至今,**镇政府采用“筑巢引凤”的方式,通过申报产业扶贫、一事一议、土地整治、石漠化治理等项目,建设机耕道53.5公里、整治土地8000余亩、配套配管设施1000亩,修复灌溉排洪沟渠13公里、整治山塘1个,疏通河道3条8公里,千方百计创造良好的园区建设环境,切实发挥土地的最大效益。

两年来,**镇政府已成功引进贵州新润园林有限公司、贵州惠农达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贵州盛泰绿源农业科技发有限公司、镇宁同康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镇宁粤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五家农业发展龙头企业,分别对全镇流转的15000余亩土地进行农业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发展。并利用企业人脉和资源优势,把农产品直销贵阳、重庆、长沙等地农产品交易中心,解决农产品市场销售、价格和生产风险等问题,增强群众种植信心。

三、整镇推进,规模发展农业种植

由镇级平台公司统一流转土地,龙头企业负责经营管理,农户土地入股,村集体组织协调,采取“公司+企业(合作社)+农户+村集体”合股联营、合作生产的方式,实施现代山地特色生态农业园和蔬菜产业示范带建设,整镇推进蔬菜、精品水果规模化、规范化种植。

四、利益联结,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镇大力推行“土地统一流转、产业统一规划、生产统一管理、成本统一核算、按股保底分红”的发展模式,与农户建立多种利益联结机制。农户以土地入股可获得保底租金,在扣除生产成本后利润按比例分红,同时可以“返租倒包”的形式发展产业,也可在蔬菜产业园区内务工,实现了“生产投入零成本、经营管理零风险、劳动就业零距离”,有效解决了农户就近就业和增收问题。

五、产业转型,打造扁担亮点

一是实现土地资源向市场资本转变。**镇政府平台公司对分散在农户手中的土地集中流转,并与第三方企业合作统一进行经营、管理,为规模化、节约化、集约化、现代化种植提供了用地保障,使**镇以前零星低效益耕作和撂荒的土地,焕发出无限生机。二是加速农业结构深度调整,促进了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镇实施“筑巢引凤”工程,通过在流转的土地上实施基础设施建设,成功吸引了一大批龙头企业把社会资本投向农业产业发展,山地高效农业园区及蔬菜产业带的建设,推动农业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市场化发展。三是探索建立多种利益联结机制,推行“土地统一流转、产业统一规划、生产统一管理、成本统一核算、按股保底分红”的发展模式,示范带动引领当地群众调整产业结构,整镇推进蔬菜、精品水果规模化、规范化发展。四是实现了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有效破解了农村劳动力就业难的问题。通过采取“平台公司+企业+农户”的模式规模化生产后,农民不仅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还在园区学到了现代农业耕种技术,实现了传统农民向新型职业农民的转变,一方面增加了收益鼓了腰包;另一方面还能照顾家庭,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空巢老人问题、土地闲置问题、脱贫增收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六、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加强政策宣传,转变群众观念。加大对群众的政策宣传力度,在做深做细群众工作、打消群众思想顾虑、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引导群众将土地流转发展产业,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提高群众收入水平。

(二)狠抓农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发展布局。结合各村实际情况及资源优势,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农业经济资源,加速推进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不断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坚持以市场为导向,继续调整优化结构,向一村一业、一村一品方向发展。

(三)依托农业园区建设,推动农产品深加工。依托我镇资源禀赋,加大力度扶持优质蔬菜、精品水果等现代农业示范基地,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为主体,实行规模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建立农产品交易市场,推进**镇农产品精深加工,扩大产业链条。

积极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 篇6

推进农业体制机制完善创新,是激发生产经营活力、保障现代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动力之源。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作出全面部署,要求围绕现代农业建设,充分发挥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优越性,着力构建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社会化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在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新机制和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体政策措施。

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部署和要求,创新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机制,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各级农业部门的重大任务。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一是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管理。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推动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制度,扩大登记试点范围,用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妥善解决农户承包地块面积不准、四至不清等问题。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和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逐步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网络,为流转双方提供信息沟通、政策咨询、合同签订、价格评估等服务。深入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范化管理和服务试点,探索建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准入和监管制度,确保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遏制土地经营的“非粮化”、“非农化”倾向。健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体系,加强调解仲裁能力建设。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农田基本建设,引导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

二是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坚持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化程度。加大对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扶持力度。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建立家庭农场登记制度,明确认定标准、登记办法、扶持政策。推动相关部门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家庭农场健康发展。扶持农民合作社加快发展,鼓励农民兴办专业合作和股份合作等多元化、多类型合作社,增加合作社发展资金,支持合作社改善生产经营条件、增强发展能力,逐步扩大农村土地整理、农业综合开发、农田水利建设、农技推广等涉农项目由合作社承担的规模。深入推进示范社建设行动,加快建立部门联合评定发布示范社机制,把示范社作为政策扶持重点。落实龙头企业扶持政策,完善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增加扶持农业产业化资金,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促进龙头企业集群发展,支持建设原料基地、节能减排、培育品牌。

三是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农业,迫切需要建立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方向是主体多元化、服务专业化、运行市场化;总体要求是充分发挥公共服务机构作用,加快构建公益性服务与经营性服务相结

合、专项服务与综合服务相协调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重点是强化农业公益性服务体系,在完善服务内容、提高服务能力上下功夫,使公益性服务机构真正做到全覆盖、有保障,切实发挥其主导性作用;关键是培育农业经营性服务组织,采取政府订购、定向委托、奖励补助、招投标等方式,引导经营性服务组织参与公益性服务,为农业生产经营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方位的服务,发挥经营性服务组织的生力军作用。着力点是创新服务方式和手段,积极搭建区域性农业社会化服务综合平台,发展多种形式、便捷有效的服务模式。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示范县创建,通过探索服务模式、总结典型经验、树立推介典型、研究扶持政策,从基层入手务实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工作。

四是有效保障农民财产权利。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神圣权利,是农村集体所有制的根本体现,也是农民进退有据的重要保障。要因地制宜探索集体经济多种有效实现形式,不断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积极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界定的具体办法,鼓励具备条件的地方推进以股份合作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建立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障农民对集体资源和经营性资产的收益分配权。强化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全面完成农村集体“三资”清理工作,建设农村集体“三资”信息化监管平台,加快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信息化进程。深入推进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示范县创建活动,大力宣传示范县先进经验。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加大农村审计监督力度。建立减轻农民负担长效机制。

创新机制体制 提高引导能力 篇7

近年来,即墨市紧紧围绕创建体育强市这一主线,坚持学校体育、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共同推进的工作思路,各项工作均取得了显著成绩:学生体质明显增强,爆发力、柔韧性、力量、耐力、速度等身体素质指标逐年提高;连续多年在青岛市中学生田径运动会和青岛市田径锦标赛上获十区市团体总分第1名;体育彩票销量连续多年突破2亿元,销售额位居山东省县级市第1。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数十亿元,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媒体广泛报道该市体育发展成果,并向全国推介其先进经验。

一、创新体制和机制,整合资源,突破体育事业发展瓶颈

为了最大效益地发挥教育体育资源,促进即墨体育事业特别是竞技体育的健康发展,激发竞技体育活力,从2005年开始,即墨市委、市政府坚定不移地推进教体结合,使学校体育工作逐步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

即墨市从有利于体育长久发展的目标出发,通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学习和借鉴外地先进经验,从即墨的实际出发,以教育体育的有效整合为总抓手,大胆探索和尝试,走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整合之路。一是重新调整机构和职能,教体局不再设体卫艺科,将原教体局体卫艺科中的学校体育、卫生及教研室的体育教研等工作的管理职能移至体育中心,增设学校体育卫生科,将体育中心原业务科改为群众体育科。在教体局党委成员和局长工作分工上,由以往有两名副局长分管社会体育和学校体育,改为由体育中心主任全面统管全市体育,避免了分工上的重叠,从源头上减少了许多协调环节,使学校体育和群众体育真正融为一体。二是把市体校与享有“省规范化学校”和“青岛市教育改革十面红旗学校”称号、教学质量和教学设施堪称即墨一流、学生和家长都非常称赞的市实验学校进行合并,实行一个学校两块牌子,以强强联合的途径实现功能优化整合,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充分发挥体育的最大效益。

二、深化课程教学改革,突出体育在“立德树人”中的重要地位

完全人格,首在体育。即墨市高度重视学校体育工作,不断创新工作举措,完善管理体系,始终将体育课作为体育教学的主要阵地。

完善体育课程:全市各中小学严格按照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开足开好体育课程,严禁削减、挤占体育课时间。狠抓体育课堂教学常规,严格落实体育教学各项规定,有效地规范了全市体育课教学,提高了教学质量。

科学安排课程内容:在学生掌握基本运动技能的基础上,开展运动项目教学,提高学生专项运动能力。有序推进帆船、足球、橄榄球、游泳、击剑、自行车进校园活动,大力推动田径、篮球、排球、乒乓球、武术等优势项目发展,充实和丰富体育课程内容。努力让学生熟练掌握1~2项运动技能,逐步形成“一校一品牌或多品牌”“一班一特色或多特色”的教学模式。

提高教师专业素养:实施体育教师培训全员化、常态化,培训内容精细化、实用化。每年组织全体体育教师参加山东省教师网络远程培训,着力培养一大批体育骨干教师和体育名师等领军人才。近年来,先后组织300余名骨干教师赴武汉、南京、福州等地参加教研交流学习,为学校体育教学改革注入了新活力,引领课堂教学新潮流。

三、扎实推进阳光体育活动,切实提高学生体育素养

锻炼是体育教学的主要手段,也是提高学校体育工作的积极因素。

落实每天1小时锻炼制度:在开齐开足体育课的基础上,每天开展大课间体育活动和阳光体育锻炼1小时,切实做到“五定”,即定计划、定内容、定时间、定场地、定指导教师。开展每月1赛活动,学校按照阳光体育运动竞赛活动计划,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激发学生运动兴趣,培养终生体育意识。

坚持培养兴趣与提高技能相互促进:以兴趣为引导,注重因材施教和快乐参与,重视运动技能培养,逐步提高运动水平,为学生养成终生体育锻炼习惯奠定基础,强化课外练习和科学锻炼指导,鼓励学生“走下网络、走出宿舍、走向操场”,形成体育锻炼的热潮。

全面实施体质健康监测:即墨市把健康素质作为评价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对学生体质健康水平不达标单位在教育工作评估中实行“一票否决”,将学生体质健康与班主任、体育教师的绩效考核、评先选优关联。近几年学生体质呈逐年上升态势,学生体质明显增强,爆发力、柔韧性、力量、耐力、速度等身体素质指标提高了5~10个百分点,各学段学校均完成了视力不良率下降0.5%的控制目标,肥胖率下降2.6%。2016年该市初中毕业生参加体育考试合格率达到98%,为历年来该市体育中考合格率最高,家长满意度最高。

规范学校卫生工作:即墨市在全面规范健康教育、教学卫生监督、传染病防控的基础上,扎实推进“阳光亮眼”工程、口腔保健项目,有效开展常见病防治工作。据卫生局健康体检数据显示:3年来6~15岁学生视力不良率累计下降了10.3个百分点,成效明显。

四、强化体育业余训练,突出体育在人生出彩中的关键作用

创建体育特色校园:全市基层学校均成立了校运动队,每个班级相应成立班运动队,定期召开全市业余训练现场会,表彰先进,推广典型,涌现出李林、袁军贤等一大批业务素质强、乐于奉献的体育领军人物。根据学校自身特点,在全市中小学开展“体育特色项目学校”创建活动。目前,该市共有9个国家级足球特色学校、7个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18个青岛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在全市学校设点布局,专门制订下发了设点布局文件,根据各学校特色和区位优势在全市设点布局144处,全市学校成立业余训练队476支。在全市成立8个中心训练组,组内单位定时组织对抗赛,开展训练和教研活动,通过举行对抗赛查找差距和不足,互促互进,共同提高。

外聘专业教练员进校园:对一些师资薄弱的体育项目,该市加大外聘教练员引进力度。每年从退役运动员和优秀毕业生中招聘3~6名专业教练员充实体育教师队伍。专业教练员走进校园,填补了学校开展项目的空白,提高了学校体育教师带训的基本素养和专业水准,解决了体育教师在训练上的压力。

该市每年组织举办市中小学生田径、足球、篮球等14项比赛。即墨一中、实验高中在2016年青岛市中学生运动会上分获青岛市高中组第1、2名,并获得区市组团体总分第1名。新兴中学在2016年青岛市中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中勇获初中女子组第1名。二十八中在2016年青岛市“市长杯”足球比赛中荣获初中女子组第2名。在青岛市第4届体育大会橄榄球比赛中,该市获得1个冠军、1个亚军,组队代表青岛市参加了山东省橄榄球锦标赛并获冠军。在青岛市射箭锦标赛上获得3金4银及团体总分第1名,在青岛市举重锦标赛中获得16枚金牌及团体总分第1名。即墨一中学生张瑞峰获“国家象棋大师”称号,龙泉中学学生宋宝涛获全国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撑杆跳冠军。

五、坚持管理为重、质量为本的体教结合办学思路

即墨市体校坚持管理为重、质量为本的办学思路,注重抓好选才、训练、输送3个工作环节,着力于培养输送有发展前途的高水平运动员,办学水平跨入山东省县级体校先进行列。先后获得山东省青少年体育工作先进单位、山东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基地、山东省业余训练工作先进单位等多项荣誉称号。自建校以来,市体校共向上级训练单位输送运动员700余名,在省级以上比赛中获得奖牌400余枚。涌现出李瑞才、宫磊、黄旭峰、李晓妮、周婧、宋启明等优秀的领军人物。

进行体制创新规范办学:2005年6月,即墨市政府决定将即墨市体校与即墨市实验学校合并,实行一个学校两个牌子,由即墨市实验学校统一管理,实行三集中办学(集中训练、集中文化教学、集中食宿)。即墨市教体局采取调配和分流措施优化教师、教练员队伍。将原体校工作比较出色的文化课教师和教练员合并到实验学校,实行统一管理。文化课教师由实验学校统一安排,加强对文化课教学日常规范的管理,制定了文化课教师教学工作量化考核办法,并与教师签订教学任务责任书。重视文化课的教科研活动,组织教师们研讨如何根据体育生的特点搞好文化课的教学,进一步规范了体校的文化课教学秩序,提高了体育生学习文化知识的积极性。

加强教练员队伍建设:即墨市体校现开展9个训练项目,在岗教练员12名,拥有一支年轻化、业务素质高、敬业爱岗的队伍。运动员常年在训150人左右,每年向上级训练单位输送优秀体育后备人才40人左右。学校注重提升教练员的综合业务素质,积极开展教研活动,支持教练员参加业务培训学习,所有教练员均参加过市级以上体育部门组织的业务学习。教练员有规范齐全的年度、阶段、周、课时训练计划及年度工作总结,并能严格按照计划实施。

加强训练和硬件设施建设:市体校以学校自身优势为突破口,积极争取青岛市水上项目训练基地、青岛市田径项目训练基地、青岛市柔道项目训练基地3个项目在该校挂牌,这些项目训练基地的落户将极大推动市体校优势项目的发展。另外,体育中心先后投资改善教职员工的办公条件,新建或改建了教室、训练场馆等,改善了办学条件,所招收的运动员每天享受15元的生活补贴,和每学年初中生1250元和小学1000元的住校生补助。几年来,市体校所走的“教体结合”之路,实现了双方的合作共赢,创出了一条教体结合、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全面发展的新路子。

六、开展组建足球实验班的校园足球特色发展之路

即墨市紧紧抓住国家大力推动足球发展这一契机,大力推进足球进校园活动。自2015年开始在二十八中、实验学校、实验二小、德馨小学4所足球特色学校组建了足球实验班。今年实验三小、长江路小学又申请组建足球实验班,全市现有16个足球实验班、549名学生。实验二小足球实验班有3个班级在同级部十几个平行班期末考试中排名第1,即墨实验学校足球实验班在初一同级部排名也是第1名,真正实现了好孩子踢足球、踢球会更好的办学理念,做到学习、训练两不误,得到学生家长的高度认可。

七、深化推进全民健身,强化体育产业发展

即墨市从基础设施建设和全民健身活动开展入手,积极构建大群体格局。“十二五”期间,即墨市基本建成15分钟健身圈。完善的体育健身设施为市民健身提供了极大方便,营造起浓厚的健身氛围。在硬件设施逐步完善的基础上,即墨市平均每年举办、承办或组织参加重大赛事及活动100余项。重大赛事、活动每月都有,精彩纷呈,年参加人数达30万人次,一批品牌赛事正在该市逐步形成。如每年的蓝色半岛乒乓球赛,高手云集,参与城市达到16个,成为华东地区规模赛事。截至目前,该市共有各单项体育协会24个、俱乐部48个。目前,该市常年健身人数50余万人,体育人口比例占全市人口的45%,体育发展的外部环境得到进一步优化。

强化体育产业发展,突出体育在经济增长中的促进拉动作用。一是积极培育本土体育产业品牌,产生了英派斯等一大批体育产业品牌,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数十亿元,体育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经济增长速度,在本市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提高,体育服务业增加值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1.5~2%。二是积极发展体彩事业,举办公益活动,提升体彩形象,每年冠名“体彩杯”即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等各类赛事和社会公益活动达50余项。连续6年销售额过亿元,2年突破2亿元,连续6年列山东省县级市第1,筹集的体彩公益金达2000余万元,全部用于发展全民健身事业,彰显了体彩服务社会的公益特色,有力支持了该市体育事业的发展。

即墨市体育工作将以“天天锻炼、健康成长、终身受益”为目标,全面提升体育教学质量,健全学生人格品质。坚持群体活动与运动竞赛相协调,广泛开展普及性体育活动,持续推进体育产业发展,拉动经济增长和市民消费,保持体育工作全面协调快速发展,使体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学前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是关键 篇8

■庞丽娟

为了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到2020年基本普及学前教育的战略发展目标,2011-2013年国家实施了第一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各地政府普遍重视,投入大,成效显著。各地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快速增加,入园率提升快,三年在园幼儿增长了918万人,相当于过去10年中增量的总和,使“入园难”问题在一些地区初步缓解,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

但是,因为长期的底子薄、历史欠账严重,过去三年间各地政府普遍重在投钱盖园、数量扩大、规模扩张。

而长期影响和制约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积极、健康发展,特别是阻碍农村、欠发达地区学前教育可持续、健康发展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普遍未能顾得上研究、解决。特别是管理体制不顺,管理和投入主体重心太低;投入和运行保障机制尚未建立,绝大多数地区城乡幼儿园的教师工资和运行主要依靠收费,因此不少城里和农村幼儿园运转困难;办园体制不顺,缺乏对普惠性民办园、企事业单位办园和集体办园等公办性质园的支持政策;教师队伍数量短缺严重、工资待遇低、队伍不稳定的问题普遍存在,专业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党的十八大提出“办好学前教育”,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推进学前教育改革发展”,这对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在不长的三年内有效解决广大城乡人民群众进入具有一定质量的公办园难、入普惠性民办园难、就近入园难的突出矛盾,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各地政府需在继续重视、加大投入,切实将大力发展学前教育纳入各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大工程、努力扩大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同时,开展第二轮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应着力在体制机制突破创新与教师队伍的建设发展上。

特别要注重以下几点:

一是改革与完善管理体制,在“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加大省级政府对省域内学前教育的统筹领导责任和县级政府对县域内学前教育的管理指导责任,提升学前教育管理责任主体重心和财政保障重心,保障行政管理与领导能力,保障财政来源与投入能力。

二是抓紧研究与建立学前教育投入和保障机制,构建保障城乡学前教育正常有效运行的经费保障长效机制。组织专门力量,研析国内一些先试先行的探索、借鉴国际经验,研究与明确学前教育投入占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比例、生均拨款标准和生均财政拨款标准,城乡不同的生均拨款标准,及政府、家庭等学前教育成本分担机制,把“国十条”中关于加大与保障学前教育财政投入的“五有”原则(预算有科目、增量有倾斜、投入有比例、拨款有标准、资助有制度)转变为具体化、可操作和可实施的政策制度。

三是建立与完善适于我国国情的公办为主、公民办混合所有制园并举、共荣共促的办园体制。要想促进城乡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的快速增加,加大力度解决好“入园难”问题,必须按照三中全会精神,打破唯公思维,而唯“普惠”、“规范”与“质量”——大力支持与推进普惠、具有较高质量的公办园、普惠性民办园、企事业单位办园、集体办园和混合所有制幼儿园的发展,不拘一格,灵活积极、有效地扩大城乡普惠性学前教育资源。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放与管必须同时,因此有关政府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对各类幼儿园的管理、评价与监督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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