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经济纠纷案例（通用11篇）
原告：淮安市天恒装饰门窗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风亭
住址：淮安市淮阴区香港路与宁连路交界处
联系电话：******
被告：淮安市远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建业
住址：淮安市楚州区西门大街 38 号
联系电话：***0517-85908277
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偿付违约金84000元；
2、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2008年7月31日原告淮安市天恒装饰门窗有限公司与被告淮安市远东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一份关于门窗加工、安装协议书，双方约定被告将位于宿迁市宿城区郑楼镇神龙小区安置房工程范围内的门窗生产、安装工程（面积工约4000平方米）发包给原告生产安装，承包方式是包工包料，工程计价按210元/平方米。工程总造价为840000元，原告方在2008年9月30日开工，在2009年4月30日前完成所有工程量，并交付验收合格。双方并约定如果由于被告方工程进度而影响原告的工程进度，后果由被告方负责并按照原告方的工程总造价的10﹪对原告方进行赔偿。
协议签订后原告严格按照协议的要求做好了门窗加工、安装的前期工作，准备好了相应的安装设施和器材。但由于被告自身的工程进度原因，未能按照协议的约定在规定的日期前交付，直接导致了协议的无法履行。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被告的行为已严重违背了双方订立的合同之约定构成违约，并给原告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为此，原告特提起诉讼，请求贵院依法判如所诉，以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此致
宿迁市宿城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淮安市天恒装饰门窗有限公司
引发思考:民事诉讼中的司法鉴定, 主要是当事人为证明自己提出的主张或人民法院为查明案件事实, 经法定程序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然而, 在司法实践中, 许多当事人 (包括其代理律师) 往往由于对司法鉴定理解偏差, 不能有效利用该司法程序最大化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导致类似于本案的事件经常发生。笔者借闲暇之余, 对民事诉讼之司法鉴定作几点粗浅分析, 与同仁共勉。
1 民事诉讼之司法鉴定的启动程序包括依职权和依申请, 但期限不同
2001年1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人民法院司法鉴定暂行规定》第二条规定, “本规定所称司法鉴定, 是指在诉讼过程中, 为查明案件事实, 人民法院依据职权, 或者应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申请, 指派或委托具有专门知识人, 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
关于人民法院依职权的司法鉴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 “人民法院对专门性问题认为需要鉴定的, 应当交由法定鉴定部门鉴定;没有法定鉴定部门的, 由人民法院指定的鉴定部门鉴定”。所以, 人民法院为了查明案件事实, 在最终判决之前的任何时候, 都可以启动鉴定程序并依鉴定结果作出判决。我国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很少依职权启动司法鉴定, 更多的是由负有举证义务的一方当事人启动鉴定程序, 并用鉴定结果主张自己的请求。
关于当事人申请启动司法鉴定程序,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 “当事人申请鉴定, 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符合本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的情形, 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除外。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 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无正当理由, 不提出鉴定申请或者不预交鉴定费用或拒不提供相关材料, 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 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所以, 当事人申请鉴定系承担举证义务的一部分, 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 并积极履行鉴定过程中应由申请方负担的义务。若因当事人原因, 诸如超过举证期限申请、不预交鉴定费用、拒不提交相关材料或提供材料不齐全等, 导致鉴定无法进行, 鉴定申请方应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2 当事人自行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与申请法院委托鉴定机构鉴定的区别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八条规定, “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有关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 另一方当事人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所以关于当事人单方委托社会鉴定机构对其举证范围内的专门问题进行鉴定, 由于诉讼中有对方当事人质证和法官审核认定证据的环节, 往往会因鉴定机构资质、鉴定人员资格、鉴定程序和鉴定结论瑕疵等诸多问题, 导致对方当事人和法官对鉴定结论不予认可并采纳, 最终申请人要重新鉴定或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风险。
关于当事人协商确定鉴定机构对双方争议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 由于是双方基于对鉴定机构的共同信任而做出的结论, 不存在不予质证或质证不予认可的问题, 法院一般也会对此审核认定并采纳的, 但是否能被各级法院认可并经得起各级法院法官的检验, 尚值得商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 “当事人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确定有鉴定资格的鉴定机构、鉴定人员, 协商不成的, 有人民法院指定”。如上所述, 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出鉴定申请, 经人民法院审查同意后, 方可进入真正的鉴定环节。司法实践中, 人民法院更多地通过当事人共同确定鉴定机构, 然后依据鉴定结论认定案件事实。采取如上的鉴定方式, 一方面充分体现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和主动参与, 另一方面审判机关介入到司法鉴定程序中来, 促进司法鉴定结论的可信度, 增加司法鉴定结论的公信力, 最终能案结事了, 减少诉累。
3 司法鉴定结论证明力问题。
3.1 鉴定结论的形式要件
鉴定机构是社会中介机构,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三条的规定, 由其对专门问题检验、鉴别和评定后出具的鉴定结论只是一种证据。鉴定结论既然作为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使用, 就应具备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要件。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九条规定, “审判人员对鉴定人出具的鉴定书, 应当审查是否具有下列内容: (一) 委托人姓名或者名称、委托鉴定的内容; (二) 委托鉴定的材料; (三) 鉴定的依据及使用的科学技术手段; (四) 对鉴定过程的说明; (五) 明确的鉴定结论; (六) 对鉴定人鉴定资格的说明; (七) 鉴定人员及鉴定机构签名盖章。”笔者认为该法条既是对审判人员审查证据的要求, 也是鉴定结论作为证据的特殊形式要求。
3.2 鉴定结论的实质要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以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依法作出裁判”, 所以, 鉴定结论要证明案件事实还需满足证据的实质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 “当事人对人民法院委托的鉴定部门作出的鉴定结论有异议申请重新鉴定, 提出证据证明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 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一) 鉴定机构或者鉴定人员不具备相关的鉴定资格的; (二) 鉴定程序严重违法的; (三) 鉴定结论明显依据不足的; (四) 经过质证认定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的其他情形。对有缺陷的鉴定结论, 可以通过补充鉴定、重新质证或者补充质证等方法解决的, 不予重新鉴定。”, 笔者认为, 该法条既是对准许重新鉴定的条件, 也是鉴定结论具有证明力的实质要件。
综上, 民事诉讼的司法鉴定结论同时满足上述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具有了证据的证明力, 才能作为定案依据。
友情提示
(1) 依申请启动司法鉴定, 务必在举证期限内向受诉法院提出申请, 在搞不清的情况下以先申请为宜, 否则超出举证期限后将无更好地补救方式。
(2) 申请鉴定经人民法院同意后, 一定要积极履行申请人的法定义务, 以防带来不利后果。
(3) 关于鉴定机构, 最好能和对方当事人协商确定具有权威的机构, 增加鉴定结论的公信力, 提高鉴定结论的证明力。
摘要：结合实际案例, 谈谈民事诉讼之司法鉴定。
说法：人民调解，属于诉讼外调解的一种，是人民调解员以国家法律、法规和道德观念为依据，对民事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在互相谅解、平等协商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与提起诉讼解决民事纠纷的程序冗长、费钱费力相比，人民调解具有方便、简捷、及时和不收费等优势，可以较好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对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作用。2011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正式施行。该法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性质、人民调解员的职责、调解程序和调解协议均有明确规定。
该法第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动调解。当事人一方明确拒绝调解的，不得调解。”本案中，李大妈可以向侄女居住地的社区人民调解室申请调解。调解被受理后，由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该法第二十条规定：“人民调解员根据调解纠纷的需要，在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可以邀请当事人的亲属、邻里、同事等参与调解，也可以邀请具有专门知识、特定经验的人员或者有关社会组织的人员参与调解。”
调解结束后，人民调解员可以制作调解协议书，也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要求，采取口头协议方式，但应当记录协议内容。该法第二十九条规定：“调解协议书可以载明下列事项：（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二）纠纷的主要事实、争议事项以及各方当事人的责任；（三）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的内容，履行的方式、期限。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调解协议书由当事人各执一份，人民调解委员会留存一份。”第三十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
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白己的合法权益，李大妈也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调解协议后，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的，可以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30日内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调解协议进行审查，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伞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无效的，当事人可以通过人民调解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者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5）东民一终字第306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胜利采油厂。法定代表人：高国强，厂长。委托代理人：张立。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葛运栋。
上诉人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胜利采油厂（以下简称胜利采油厂）因与被上诉人葛运栋人事档案丢失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东营市东营区人民法院（2014）东民初字第1839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的委托代理人张立，被上诉人葛运栋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葛运栋原审诉称，葛运栋于1968年9月26日由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下乡至蓬莱县潮水公社参加农业生产（属下乡知青，按政策工龄此时计算），于1971年9月28日由胜利采油厂从蓬莱县潮水公社招入该厂采油二矿任采油工工作，直至1990年4月2日调入东营区劳动局，该段工龄为22年。在1996年10月，葛运栋作为专职律师被通知需参加其本人养老保险，但东营区劳动局没有其人事档案。2008年葛运栋到胜利采油厂寻找人事档案，胜利采油厂只有工人档案转递通知单存根，无转递时间和转递回执，后又找东营区劳动局，两方皆不认可，反复多次无果。现葛运栋因没有人事档案，既办不了养老保险，又办不了医疗保险，现应退休，因无人事档案，不能办理退休。葛运栋在2011年起诉被驳回（应以劳动仲裁作为前置程序），又向东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该委员会认为档案丢失的养老金损失不属于其受理范围。葛运栋不服该仲裁裁决，诉请法院判令胜利采油厂赔偿因档案丢失所造成的损失104591.4元（补缴款52640.8元及自2012年7月退休至2014年12月止29个月，按照2015年1月起每月退休金1791.40元，计51950.6元）；本案诉讼费由胜利采油厂负担。
胜利采油厂原审辩称，胜利采油厂已于1990年4月按照当时的人事档案管理相关规定，将葛运栋的人事档案转入东营区劳动局，胜利采油厂在此过程中无过错。尽管胜利采油厂找不到当时的档案转移回执，但不能证明档案丢失。按照当时的人事管理规定，职工的调动都是档案随人一起转移的。档案的转移是在单位之间进行的，如当时没有档案，应当由葛运栋的调入单位东营区劳动局在合理的期间内查询，不应由葛运栋个人在20多年后向胜利采油厂查找档案。从1996年山东省全面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到现在也已过了17年，已经超越了合理的查询时间。葛运栋从1971年10月2日至1990年4月1日在胜利采油厂工作，该段工作时间不受人事档案的影响，葛运栋的调动程序、手续完备，后续工作时间及劳动保险问题与胜利采油厂无关，葛运栋要求胜利采油厂赔偿经济损失，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求驳回葛运栋的诉讼请求。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1968年9月26日，葛运栋作为沈阳市下乡知青由沈阳市第二十八中学到蓬莱县潮水公社参加生产。1971年9月28日，因胜利采油厂招工，葛运栋到胜利采油厂工作。1990年4月葛运栋携带胜利采油厂出具的调令到东营区劳动局报到。1990年5月，葛运栋从东营区劳动局办理了停薪留职手续后开办律师事务所。1996年10月，葛运栋作为专职律师被通知需参加其本人养老保险。葛运栋因此到东营区劳动局寻找档案。1998年期间葛运栋去东营区劳动局寻找档案时被告之过段时间再来。2008年葛运栋到胜利采油厂寻找档案时复印了（90）油人档字24号工人档案转递通知单存根。2009年又到东营区劳动局寻找档案未果。葛运栋曾以胜利采油厂应赔偿其自2012年7月14日至2013年7月13日因档案丢失所造成的一年的养老金损失54000元诉至原审法院，原审法院于2013年12月28日作出（2013）东民初字第285号民事裁定，以未经仲裁而直接向法院起诉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驳回葛运栋的起诉；葛运栋不服提起上诉，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14日作出（2014）东民四终字第80号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另查明，葛运栋于2014年5月14日向东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请求确认其与胜利采油厂曾存在劳动关系22年并赔偿应支付的养老金损失108000元。东营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于2014年6月27日作出东劳人仲案（2014）101号仲裁裁决，认为要求支付养老金损失不属于仲裁委员会受理范围，裁决：
一、确认葛运栋从1971年10月2日至1990年4月1日在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胜利油田分公司胜利采油厂从事采油工作。
二、驳回葛运栋的其他仲裁请求。再查明，2014年12月19日，葛运栋向东营市东营区社会劳动保险事业分处补缴了2008年1月至2012年7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共计52640.80元。自2015年1月起，任。
二、原审法院认定的被上诉人应补缴的2008年1月至2012年7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52640.80元，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应由上诉人和被上诉人分别按照一定比例缴纳，但2008年1月至2012年7月期间，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被上诉人不应要求上诉人承担赔偿责任。
三、被上诉人在上诉人处工作期间为1971年10月2日至1990年4月1日，上诉人不应承担被上诉人自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止的退休金。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审判决，依法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原审诉讼请求，本案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被上诉人葛运栋辩称，上诉人所称商调函、调令中均清楚记载“档案随转”，事实情况是商调函中无“档案随转”，的记载。人事档案的转移应由单位间进行，但单位间的档案转递应有接收单位的回执。被上诉人诉称的自2008年1月至2012年7月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及自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的退休金均是因上诉人丢失被上诉人的人事档案所导致的直接损失，上诉人应予以赔偿，请求二审法院依法判决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二审中，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均未提交证据。
本院认为，本案二审的争议焦点问题为：上诉人应否赔偿被上诉人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工伤保险费、生育保险费及退休金损失共计104591.4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问：法院是否应当同意张某撤诉？
【2—2】刘某与赵某曾是生意伙伴，2005年3月，赵某向刘某借款10万元，约定一年后归还，利息2万元，还款期到后，虽经刘某多次催讨，赵某仍迟迟不还，刘某将赵某诉到法院。
问：（1）如果经法院调解，双方自愿达成偿还本金、利息、由被告承担诉讼费用的调解协议，该协议是否合法？
（2）如果双方在诉讼中达成和解，和解协议的内容为被告偿还10 万元本金和2万元利息，原告承担诉讼费用。当事人要求法院以调解书的形式确认和解协议的效力，法院是否应当出具调解书？
（3）如果刘某在法院开庭前撤回起诉，他能否就这一债权再次提起诉讼？
【2—3】甲仓储公司为其库房及仓储货物投保，与乙保险公司签订了一份财产保险合同。保险金额为1850万元。后因天降大雪，致使10间库房倒塌，事故发生后，甲公司要求保险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40万元。保险公司认为，倒塌的仓库建筑质量存在瑕疵，当日下的雪未达到保险合同约定的雪灾的标准，故拒绝赔偿。双方为此发生诉讼。在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围绕着库房论，法院在审理中查明，原告的库房在建设时未取得建设用地许可证和规划许可证，属违章建筑。法院以保险标的是违章建筑，违章建筑依法不能作为保险标的为由，认定合同无效，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问：法院的审理活动是否符合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2—4】赵某与A县的人民医院发生医疗纠纷，向A县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A县人民医院的副院长张某是著名医学专家、省人大代表，被法院聘为人民陪审员，经常参加法院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张某得知这一情况后，请求A县法院整体回避。
问：法院应当如何对待这一回避申请？
【2—5】原告以被告吸毒致使家庭极度贫困为由向法院起诉离婚，法院指派王法官审理此案件。被告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请求法院不公该审理，法院仍然决定公开审理此案。由于案件比较复杂，法院决定下午继续开庭。中午吃饭时，原告从熟人处得知被告的律师是由王法官介绍，于是以此为由申请其回避，法院以被告直至法庭辩论才申请回避和未能提供证据证明为由驳回了申请。
问：（1）法庭决定公开审理此案是否正确？
广西钦州市钦南区法院审理认为，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维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就业权利的意见》，要求保护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的就业权。被告因原告是乙肝小三阳拒绝录用，违反了上述规定，侵犯了原告的平等就业权，判决用人单位赔偿原告精神抚慰金1万元。
点评
平等就业权，就是劳动权在人格权中的具体表现。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劳动权，这是一个宪法权利。这个权利反映在人格权法上，就表现为平等就业权。
我们在起草《民法典•人格权法》专家建议稿时，就写过这个权利，其性质是人格权。侵害平等就业权，就是侵害人格权，就构成侵权行为，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乙肝表面抗原携带者这个“病症”坑害了很多青年，为此而丧失就业机会何其多!甚至有很多热恋中的青年也因此而被父母等亲属强制干预，丧失追求幸福的权利，造成无数生活悲剧。
本案原告周龙就是这样的受害者。他的遭遇，不仅使他丧失了就业的机会，而且错过了寻找其他就业途径的最佳时机。
(一) 调解的含义
调解是指纠纷双方当事人在第三方介入的情况下, 通过合意方式解决纠纷的途径。调解的核心要素“合意”, 是意思自治原则在纠纷解决领域中的延伸。纠纷当事人凭借对调解人的信任, 通过其协调、斡旋、相对自由的约定纠纷解决过程, 谋求纠纷核心问题的化解。它贯彻的是彻底的当事人主义, 不必经过繁冗而僵化的程序, 形式灵活多样, 不注重纠纷解决的过程, 只追求纠纷消除的结果。“今天, 调解之所以受到普遍重视, 就是因为它来源于人类社会对和谐与秩序的期盼, 来源于当事人对经济、快捷、平和以及理性解决纠纷的需要, 来源于对诉讼和判决的固有弊端及局限性的批判, 也来源于社会和共同体自治力量的增强, 同时也体现了法制社会对现代性反思之后的理性升华”。 (1)
(二) 调解的特点
第一, 非正式性和民间性 (2) 。
第二, 体现了“意思自治”的现代法治理念。
第三, 满足了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充分体现现代人独立、平等、协商的自律精神, 能够满足不同历史传统、不同法律文化背景的人们对于纠纷解决途径和方式多样性的需求。
第四, 高保密性。
二、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正当性及必要性
(一) 与儒家传统的纠纷解决方式的耦合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礼仪之邦, 儒家思想深入人心, “和为贵”“息讼”“中庸”等思想是我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思想基础, 直至如今, 厌讼、息讼仍然是普通民众的普遍心 (3) 。“在社区中, 人们担忧的真正制裁往往来自于社会习惯的持续而全面的制裁, 即被排除在职业, 朋友, 团体, 家庭关系之外, 而不是法律的短暂而局部的制裁, 尤其是在我国的法律不入之地的乡土社会, 处于国家法律权利的末梢, 人们与法律打交道的机会极少, 人们很少有机会感受到法律的存在, 而风俗习惯的存在和惩罚是无时不在, 无处不在 (包括人们的心理上) 。法律只是游离于社会生活, 只是人们偶尔遇到的, 一刹那间的一种模模糊糊的念头”。 (4) 因此, 同样作为解决纠纷的手段, 人们更容易接受调解方式。
(二) 调解的优点与民事纠纷特点相结合
1. 启动阶段便易, 运行阶段富有经济性。
2. 诉讼容易给人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和怀疑。而调解方式则不同, 熟悉的人, 熟悉的地方, 熟悉的操作程序, 心中的安定自然会增加几分。其结果更具有和谐性之意义。
3. 调解以其自身优势, 克服了法院判决的弊端, 在化解矛盾纠纷, 维护社会稳定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4. 调解能够减轻法院压力, 使法院提高审判质量和效率。
三、调解机制的问题及完善
(一) 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
任何一种机制均不可能十全十美, 调解机制也不例外, 其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 规范性缺失所带来的公平危机。调解机制在追求诉讼成本和迅速解决纠纷的同时, 可能出现“廉价正义”之问题, 由于在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均缺乏规范性与制度保障, 严重的可能会导致非正义的结果, 例如:强势的一方逼迫弱势一方, 表面的公平带来的却是实质的不平等。比如在某些地方以一些黑恶势力作为解决纠纷的帮凶, 人们只能敢怒不敢言。因为得罪了这些大人物就会无法在本地正常生活。
其二, 法律效力不明。我国现行法仅规定以人民调解的方式所达成之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并不具备强制执行力。但并没有规定第三人的调解以及纠纷双方和解的法律效力。
(二) 调解解决民事纠纷的完善建议
在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 完善调解机制, 既需要纠纷主体的积极配合与认同, 更需要国家和社会在机制和环境上所给予的保障, 同时注重国家法律和政策的保障作用。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是推动、利用和发展调解机制解决民事纠纷的制度保障。在社会转型时期, 各种社会力量正发生剧烈复杂的变化, 是以尚未形成良好的秩序。与此同时, 司法诉讼面临的压力更大, 也最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加以辅助。因此, 以国家制定法为基础, 运用现代法治理念来引导和改造民族传统的纠纷解决机制以使其重新焕发活力为法治建设服务, 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国家能否正确认识调解机制在构建法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并制定出相应的发展战略, 不仅对农村顺利实现社会转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也对整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思维模式和路径选择具有示范性作用。如果没有这些保障, 调解机制的正当性和效力就得不到保证。”注重调解机制中主体因素的影响。调解机制实施之主体是决定其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内在因素之一。中立者的素质, 并不仅仅意味着高学历和高水平的法律专门知识, 调解员的道德水准、解决纠纷的专业水平、经验、技巧以及对社会、人生和特定领域的惯例的熟悉程度等等因素都将对调解之结果产生重要影响。此外, 代表性也是必须的, 中立者必须能够代表多数人的普遍认知。是以, 村庄里德高望重的长老和热心公益的老年妇女往往比精明的律师更能善于解决邻里纠纷。要正确处理当事人自治与国家司法权统一行使两者间的关系。调解机制的运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私法自治”原则的体现, 国家公权一般介入较少。揆其道理, 通过法律对非讼方式的法律地位、程序、效力和原则的规定, 并投入必要的经济资源和政策扶持加以配合是必要的。因此, 笔者认为, 通过法院配置调解机制的风险与责任, 并赋予调解解决方式处理结果的法律效力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
摘要：中国古代民间调解历史悠久,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其在解决纠纷中的低成本、高效率、全面性、易执行等特点与我国民事纠纷的性质与特点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在我国推行和谐社会建设的背景下, 以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具有正当性, 尤其在乡土社会, 调解方式应成为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
关键词：调解,和谐社会,民事纠纷,乡土社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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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肖扬.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J].求是, 2006 (19) .
关键词：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村民小组；连带责任；共同责任
中图分类号：F301.24；DF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008-08
当前，学界对农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获得的土地补偿费（简称“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受益主体或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1]，即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前置性问题，而对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后续性问题——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责任则鲜有涉及。通过对北大法意网、法律图书馆网和北大法宝中，以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为共同被告，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等为案由，涉及陕西、湖南、福建、云南、河南、安徽等6省2008～2012年间的85份民事判决书进行整理可以发现：在判令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责任形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各地法院的判决尚存严重分歧，不仅同案不同判，而且还会混淆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的法律关系、模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进而影响村民自治。因此，亟需关注并梳理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中的民事责任，完善相关立法，改善同类案件的司法审判。
一、司法界的见解
（一）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的司法见解
6省85份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民事判决书在判令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首先，责任主体的差异。72份判令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13份判决驳回对村委会的诉讼请求，只判令村民小组承担给付责任。判令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的判决书中，陕西有42份，湖南有7份，福建有10份，云南有2份，河南有11份；一审判决有66份，二审判决有6份。判令村委会无责任的判决书中，陕西有2份，湖南有9份，河南有1份，安徽1份；一审判决有7份，二审判决有6份。其次，责任形式的差异。判令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书有49份，判令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承担共同责任的判决书有23份。甚至有同一法院以相同理由分别判处连带责任和共同责任的，例如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0）集民初字第1142号和第234号民事判决书均以“征地补偿款的发放需村委会的同意（或审批），征地补偿款存于村委会账户内”为由，分别判处连带责任和共同责任。
摘要： 基于6省85份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判决书的整理发现，在判令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责任形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各地法院的判决尚存严重分歧，不仅同案不同判，而且还会混淆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关系、模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通过梳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在扬弃村民委员会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之司法见解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变革村民委员会设置村民小组的法律规定，彰显村民小组的独立性以及村农民集体与组农民集体的平等性，以改善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责任的司法审判。
关键词：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村民小组；连带责任；共同责任
中图分类号：F301.24；DF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008-08
当前，学界对农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获得的土地补偿费（简称“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受益主体或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1]，即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前置性问题，而对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后续性问题——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责任则鲜有涉及。通过对北大法意网、法律图书馆网和北大法宝中，以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为共同被告，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等为案由，涉及陕西、湖南、福建、云南、河南、安徽等6省2008～2012年间的85份民事判决书进行整理可以发现：在判令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责任形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各地法院的判决尚存严重分歧，不仅同案不同判，而且还会混淆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的法律关系、模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进而影响村民自治。因此，亟需关注并梳理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中的民事责任，完善相关立法，改善同类案件的司法审判。
一、司法界的见解
（一）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的司法见解
6省85份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民事判决书在判令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上存在明显差异（见表1）。首先，责任主体的差异。72份判令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13份判决驳回对村委会的诉讼请求，只判令村民小组承担给付责任。判令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的判决书中，陕西有42份，湖南有7份，福建有10份，云南有2份，河南有11份；一审判决有66份，二审判决有6份。判令村委会无责任的判决书中，陕西有2份，湖南有9份，河南有1份，安徽1份；一审判决有7份，二审判决有6份。其次，责任形式的差异。判令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承担连带责任的判决书有49份，判令村民小组和村委会承担共同责任的判决书有23份。甚至有同一法院以相同理由分别判处连带责任和共同责任的，例如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2010）集民初字第1142号和第234号民事判决书均以“征地补偿款的发放需村委会的同意（或审批），征地补偿款存于村委会账户内”为由，分别判处连带责任和共同责任。
摘要： 基于6省85份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判决书的整理发现，在判令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责任形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各地法院的判决尚存严重分歧，不仅同案不同判，而且还会混淆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的法律关系、模糊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通过梳理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与民事责任的法律规定，在扬弃村民委员会承担连带责任或共同责任之司法见解的基础上，可以考虑变革村民委员会设置村民小组的法律规定，彰显村民小组的独立性以及村农民集体与组农民集体的平等性，以改善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责任的司法审判。
关键词：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村民小组；连带责任；共同责任
中图分类号：F301.24；DF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4-0008-08
当前，学界对农民集体土地被征收后获得的土地补偿费（简称“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受益主体或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1]，即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前置性问题，而对征地补偿款分配的后续性问题——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之民事责任则鲜有涉及。通过对北大法意网、法律图书馆网和北大法宝中，以村民小组和村民委员会为共同被告，以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和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等为案由，涉及陕西、湖南、福建、云南、河南、安徽等6省2008～2012年间的85份民事判决书进行整理可以发现：在判令承担责任的责任主体、责任形式、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方面，各地法院的判决尚存严重分歧，不仅同案不同判，而且还会混淆村民小组与村民委员会（简称“村委会”）的法律关系、模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进而影响村民自治。因此，亟需关注并梳理村民小组农民集体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中的民事责任，完善相关立法，改善同类案件的司法审判。
一、司法界的见解
（一）责任主体和责任形式的司法见解
因无法办理过户手续，常亮诉至法院，要求前三位房主协助自己办理房产过户手续。
郑州市中原区人民法院查明，涉诉房屋系光的私有财产，1990年以公证的形式无偿赠与秦霞，将相关凭证原件交付秦霞;秦霞又将房屋转让给宋平，将相关凭证原件交付宋平。20xx年，宋平将房屋卖给常亮。
以上转让手续均未办理过户。
法院认为，依照《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所有权取得、转让，须依房管部门登记为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物权不发生转移，但原、被告间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为有效合同，原告有权要求被告履行合同办理过户手续，20xx年12月，判决该房屋之前的3位房主于判决生效后60日内协助常亮办理过户手续。
点评
我选择本案进行点评，意图让读者明确不动产买卖的过户登记手续的重要性。
买卖房屋，是在转让不动产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按照《物权法》的规定，只有办理权属过户登记手续，才能发生权属转移的法律后果，否则，即使占有房屋等不动产，也不能取得房屋的所有权或土地使用权。
在本案中，交易的房屋及土地使用权转让3次，但都没有办理物权变动的登记，因此，常亮即使占有了该房屋，也没有享有其所有权以及相应的土地使用权。
常亮是聪明的，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怎样依法取得这个权利，防止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前两任买主是糊涂的，不知道应当怎样才能够保障自己取得权利。
须知，仅仅对不动产权属转移的合同进行公证，是不能取得不动产的权利的，只有依法登记，才能够取得不动产权利。法院的判决是对的，前任房主作为不动产产权出让人，有义务协助买受人办理不动产权属转移的登记手续，以保证买受人能够买到交易的不动产权利。
被申诉人xxxxxx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xxxxxx，驻胶州市xxxxxx。
申诉请求：申诉人不服(xxx)潍商终字第xxx号民事判决书，请求对该案提起再审。
事实和理由：
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买买合同纠纷一案经xx市人民法院和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两审终审已作出生效判决，认定被申诉人欠申诉人货款88969.54元。申诉人不服，特提起申诉，事实和理由如下：
该案在一审、发回重审以及终审的审理过程中出现三组证据，分别为：
一、申诉人与被申诉人于xxx年7月18日签订付款协议，约定：1、于xxx年7月内付款90000元;2、于xxx年8月内付款190000元;3、于xxx年9月将余款全部付清。协议签订后，被申诉人仅在xxx年8月7日向申诉人付款xxx0元，该笔付款也是被申诉人对申诉人的最后一次付款。
上述协议虽然没有明确欠款的总额，但可以确定的是，截止xxx年7月18日，被申诉人至少尚欠申诉人货款280000元。该欠款额减去其于xxx年8月7日向申诉人支付的xxx0元货款，至申诉人起诉时，被申诉人至少还有260000元货款尚未偿付。
二、在双方买买合同履行过程中，被申诉人向申诉人交付的转账支票里有23张因账户余额不足或支票密码不符等原因而未得到兑付，票面金额共计724947.54元。根据被申诉人提供的对账清单，在申诉人第一次遭到拒付，即xxx年5月12日之后，被申诉人又向申诉人付款8笔计235221.45元，并称该款系为弥补出现退票的转账支票款。
根据上述退票和付款的事实，不论被申诉人欠申诉人的货款总额是多少，也不论在xxx年5月12日之后双方是否又发生过买卖关系，但完全可以确认被申诉人应再向申诉人支付因支票遭到拒付的款项为489726.09元(724947.52元—235221.45元=489726.09元)。
三、在一审审理过程中，被申诉人曾自认两项事实：1、从xxx年到xxx年共支付给申诉人货款620多万元，现在还欠50000元左右;2、发生23张银行退票后，被申诉人共向申诉人支付了462929.1元，其中的382277.25元是用于弥补23张遭到退票的支票款的，实际尚有342670.29元未予弥补。
根据被申诉人上述自认的事实，至少可以认定被申诉人的欠款总额应为39万元左右(342670.29元+50000元左右)。
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没有采信上述任何一组证据，而是在二审庭审过程中数次组织双方对账，将对账时双方均无争议的事实予以认定，但对争议事实未作全面审理，对不利于被申诉人的证据视若无睹，而直接采信了不利于申诉人的相关证据，从而武断的作出了被申诉人只欠申诉人88969.54元货款的错误判决。
申诉人认为：
一、终审法院在庭审中组织双方对账违背了法官居中裁判的原则。
终审法院在庭审过程中，回避了双方此前提交的付款协议、对账清单、转账支票、退票理由书以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材料，而另行组织双方对账，这是一种典型的纠问式审判模式，严重违背了法官居中裁判的原则。
再者，是否对账是双方当事人的权利，是当事人处分权的体现。该案所涉证据并不属于法院主动调取和当事人申请调取的范畴，对事实的证明责任应由主张该事实的当事人承担，是否提供证据、提供什么样的证据由当事人自主决定，法院仅需根据现有证据对事实作出判决即可。法院的审判权可以监督当事人的处分权，但不得无端干预当事人的处分权。而且，该案中双方当事人在不足两年的时间里共发生买卖关系二百余次，其间未形成一份可以明确欠款数额的对账单等证据。如此庞杂的业务关系，显然无法仅在几次庭审中就核对清楚，而终审法院的判决所依据的主要就是其组织对账所形成的所谓无争议事实。
二、终审法院应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和以“高度盖然性”为证明标准对该案作出判决。
该案中，申诉人和被申诉人所提供或自认的证据虽然没有达到欠款数额非常明确的证明作用，但是通过各组证据材料所形成的证据链完全可以证明双方之间存在欠款事实，以及欠款数额至少在260000元以上。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补偿，证明标准只要达到盖然性占优即可，案件事实是发生在过去的事实，它是不可能完整的重现于法庭之上的，法官应从追求“客观真实”的证明要求，转向追求“法律真实”的证明要求，只要是依法定程序认定的证据能够得到的真实，就是法官所要认定的法律上的客观真实。
申诉人在该案中提供的付款协议、转账支票、退票理由书等书证属于不变证据，而终审法院组织双方对账所形成的证据材料属于当事人陈述，是可变证据，而且每次对账都可能会产生不同的对账结果。因此，对账结果在证明力上不足以抗辩申诉人提供的书证。综合全面衡量应认为申诉人提供的证据处于优势。只要申诉人一方的证据能形成一个优势的状态，就可以去认定案件事实。
三、终审法院不应回避被申诉人曾自认欠款总额为39万元左右的事实。
当事人对事实的自认可以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自认制度的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自认一经作出，不仅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对法院的裁判行为也产生约束力。对当事人而言，一方当事人的自认行为免除对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对法院而言，法院应当受当事人自认的事实约束，依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作出裁判。而本案中，被申诉人自认欠款39万元左右的事实就是赋予申诉人的最大的证据优势，而且本案中被申诉人的自认并不存在法律上规定的可以撤回的情形。
但是，本案的终审法官回避了被申诉人自认的这一事实，又另外组织双方对账，对此前的审理程序中出现的各份有利于申诉人的证据拒绝采信，仅依据法庭组织的对账结果这一单一证据就作出了一个明显不利于申诉人的判决，并未全面、客观的去审核认定证据，这显然是不符合证据认定规则的。
综上所述，本案终审法官未全面综合的去认定证据，故意回避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提交的各份书证以及当事人自认的事实，仅仅依据单一证据最终作出了明显不利于申诉人的错误判决。为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特提起申诉，恳请贵院予以再审。
此致
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附：申述状副本三份
申诉人：xxxxxxxx有限公司
关键词：人民法院；执行难；当事人
民事执行难问题是长期困扰着我国司法实践的“老大难”问题，严重损害到了当事人的利益，更破坏了我国司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民事执行难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亟待寻求合理改善之途径。解决民事执行难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需要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努力。因此，要想真正克服民事执行难的问题，必须要全方位、多渠道共同努力，要完善我国民事执行立法、提高公众的法制理念、推进执行机制改革，同时还要完善我国社会的诚信机制等。
一、我国民事执行难的具体表现
1.被执行人懒于履责
被执行人是民事执行的直接主体，实践中存在许多被执行人故意躲藏，导致执行机关很难找到被执行人，无从开展执行工作。许多被执行人存在各种侥幸心理，企图通过和执行机关“躲猫猫”的方式逃避执行，拒绝履行法律义务。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各类执行案件，被执行人主动履行法律义务的比例越来越低，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对应的就是法院强制执行的比例逐年提高，这和被执行人逃避执行不无关系。
2.被执行财产难于发现
民事执行必须有现实存在的、可供执行的财产，否则，执行就沦为空谈。实践中，许多被执行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隐匿自己的财产，造成执行机关无法执行。通常我们发现，被执行人会采用开多头账户分散资金、利用他人身份存钱、利用企业转移财产，甚至有的人进行恶意诉讼、虚假诉讼将财产转移到第三人的名下，造成被执行人无可供执行之财产的假象。法院遇到这种情况，往往办法也不多，造成执行困难。
3.协助执行人不配合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21条和第230条规定：“在执行中，需要办理有图案财产证照转移手续的，人民法院可以向有关单位发出协助执行书，有关单位必须办理。”然而，司法实践中，银行、证券部门以及其他有关单位基于各种原因，不愿意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甚至有的部门还协助被执行人转移财产，致执行人出于孤立状况，执行工作无法开展。
4.来自政府等方面的干预
地方保护等狭隘的政绩观念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许多政府部门为了自己的利益，干预执行工作。一些政府领导以地方财政、经济发展为理由，出面说情，或者直接干预，这些都给司法执行带来了阻力，造成实践中民事执行困难。
5.“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案件大量存在
现实中，存在许多案件，被执行人除了维持基本生计外，“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人民法院穷尽各种手段也无法开展执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在执行机关穷尽各种措施，被执行人确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时，法院可以中止或终结执行。无论中止或终结执行，执行申请人的权利都难以得到维护，生效判决威信力大打折扣，司法公信力下降。
二、民事执行难的原因分析
执行难的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在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下，经过长时间的积留才逐渐形成。综合分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1.民事执行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
尽管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执行程序解释》均对民事执行作出了明确规定，未实现法院的生效判决提供了法律依据。之所以我国民事执行困难的状况依然普遍存在，这主要和我国民事执行法律其他配套措施还不够完善。法院要顺利完成执行工作，必须建立在对被执行财产状况了解很清楚的基础上，但是被执行的财产状况只有被执行人自己猜清楚。而当执行人穷尽手段，发现被执行人“确无可执行财产”时，法律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如何保障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同时，民事执行法律往往较为宽泛，缺乏具体可操作性的实施方案。如被执行人只有一套较大的房产可供执行，如果能够将该处大房产执行，给被执行换成一套较小的房产，这样既可以保障被执行的生存需要，同时也能保障申请人的权益。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详细可操作的实施细则，实务中也很难开展类似的执行工作。
2.社会诚信机制不健全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突飞猛进，我国诚信制度构建却未跟上脚步。现如今，违背诚信的成本小，造成被执行人逃避执行的不诚信行为频发，给我国民事执行工作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同时，也正是因为诚信缺失，导致了日常民事活动中，许多人不遵守承诺，不按照合同办事，造成越来越多的民事纠纷，而这种不诚信的人所受到处罚却很小，这间接纵容了民事执行过程中的不诚信，导致执行益发困难。
3.执行手段有待改善
实践中，法院在执行过程中，主要依据的是生效的法律判决，往往采取强制手段，对于被执行人的主动劝导工作不足。执行过程中，执行人缺乏主动和被执行人沟通、耐心说服的意识，而是直接采取强制手段，造成被执行人情绪激动，激化被执行人的反抗情绪，不利于被执行人主动自觉履行意识的形成。还有的执行人，执行过程不能够主动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违规执行，侵害了被执行的合法权益，在社会公众中形成了非常不好的形象，容易造成对民事执行工作的误解。
4.申请人和被执行人之间权利平衡困难
尤其是今年来，全球经济发展缓慢，我国许多中小型企业濒临破产，履行能力不断降低，导致了诸多民事纠纷的出现。法院在执行该类案件的时候，一方面，要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对企业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另一方面，执行会给企业原本就羸弱的履约能力带来影响，甚至直接造成企业破产，这样反而不利于实现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当出现这样的困境时，如何在保护申请人和被执行人权益取得平衡，就显得非常困难。往往执行人的任何措施，都会给一方当事人造成不好的印象。
5.社会公众风险预防意识有待加强
实务中，经常发現，许多民事纠纷在民事合同订立之初就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但是当事人并未作出合理的判断，或者即使发现了可能存在的风险，但是却没有采取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风险发生后，一味寄希望法院通过诉讼程序来维护其权益，而法院执行出现困难时，就认为法院执行不力，存在司法不作为甚至是司法腐败。归结而言，我国社会公众的风险防范意识还有待提高，同时也应该清醒认识到，执行不能也是其应当承担的法律风险。
三、我国民事执行难的解决构建
1.完善民事执行方面的立法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社会不断涌现出各种新问题，执行实践中也不断出现各种新情况，面对这种局面，必须不断更新民事执行方面的立法，对于当前立法的不足即使补充。同时要更加细化法律，完善相关的配置措施。实践中，有许多国家采用了单独的强制执行法体制，大大提高了法律的层级，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值得我国立法借鉴。
2.完善我国社会诚信体系
尽管我国历来就是诚信礼仪之邦，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代诚信体系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许多方面还存在严重不足。现阶段法院逐渐实行的失信执行人制度就是很好的试验，值得进一步完善和推广。通过社会诚信体系的不断完善，逐渐提高失信的社会成本，使得人人都信守承诺，人人不敢失信，这样就会大大有利于民事执行困境的解决。
3.加强当事人的风险防范意识
许多合同订立之初就存在巨大风险，因此有必要加强当事人的风险防范意识，确保当事人权益得到更好地保护，从源头上减少法院判决生效后执行难的情况出现。首先，要提高当事人的风险意识，引导当事人订立合同时进行风险审查，最大限度地减少因当事人无履约能力的执行困难。其次，要宣传和建立正确的风险承担理念。任何社会活动都是有风险的，民事执行也如此，法院执行工作无法提供给当事人绝对的保险。
4.提高民事执行水平
部分执行人员开展执行工作中存在态度差、执行手段生硬等问题，给执行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因此，应当提升执行人员的业务能力，改善态度，丰富执行手段，尽可能地鼓励当事人自觉履行义务。同时，应当加强对执行过程进行监督，对于执行过程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腐败问题，一律严惩不贷，坚决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民事执行难是我国社会长期发展中逐渐形成的，已经困扰了我国司法领域很多年，成为司法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民事执行难由诸多因素共同组成，既有现行法律制度方面的不足，也有执行过程不科学，还有社会工作风险防范意识薄弱、社会诚信体系不完善等，要改善当前执法难的现状，必须从各个方面宏观把控，协调各方资源，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1]江平.民事诉讼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07
[2]田平安.民事诉讼程序：改革热点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514
[3]童兆洪.民事执行前沿问题[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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