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化税制改革

2024-12-26 版权声明 我要投稿

深化税制改革(精选10篇)

深化税制改革 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指导新形势下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决定》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对深化税制改革作出全面部署,为更好发挥税收在服务发展大局中的作用指明了方向。

一、充分认识深化税制改革的重要意义

我国现行税制基本框架是1994年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而构建的。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对税制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和完善,对实现政府财力增强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双赢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时期。积极深化税制改革,将为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提供强大动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奠定科学完备的物质和制度基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其中税制是否科学完善、是否能够有效实施,直接表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深化税制改革,不仅关乎经济体制改革乃至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等改革,而且有利于增强国家财政实力,规范政府与市场主体分配关系,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必然要求。我国现行税制仍不完全适应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要求。主要是:一些行业还没有纳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范围,不能更好地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一些消费品还没有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调节消费和促进资源节约等方面作用发挥得不够充分;资源税改革有待深化,环境税制缺失,不能完全满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近年来的税制改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形成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的税收制度安排。

促进社会公平的必然要求。税收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与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的要求相比,现行税制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主要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税收调节机制尚不完善;直接税比重偏低,影响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待增强;财产税制不健全,对财富分配的调节力度不足。迫切需要积极深化税制改革,缓解和调节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

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必然要求。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我国已融入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现行税制不完全适应促进扩大开放、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要求。主要是:税制建设的国际化视野有待进一步拓宽,税制国际竞争力有待提高;国际税收交流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需要拓展,维护我国税收权益和保护跨境纳税人合法权益的任务十分繁重;支持企业“走出去”的税收措施尚不完善,难以适应不断扩大开放的新形势。要继续完善税收制度,增创我国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

二、准确把握深化税制改革的战略部署

《决定》对今后一个时期深化税制改革作出部署,我们要全面深刻理解,精准把握要义。

保持“两个稳定”。《决定》中有两句话很重要,一是稳定税负,二是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这是税制改革的基调。稳定税负,就是要在总体上保持现有税负水平,并根据完善国家治理、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要求,对税负进行有减有增的结构性调整。这既有利于保证必要的财政收入,满足政府有效履行职能、增加人民福祉的需要,又在总体上不增加纳税人的税收负担,稳定市场预期,不断激发创新和创造活力。保持现有中央和地方财力格局总体稳定,既可以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关系,又不会影响地方财力,有利于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落实税收法定。这是税制改革的原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决定》关于税收法定的要求,将掀开税收工作法治化、规范化的新篇章。具体说来:一是完善立法。税制改革要于法有据,使深化税制改革具备健全的法律保障。需要立法的要积极推动立法,需要制定条例的要制定条例,需要修法或修改条例的要抓紧推动修改。一些重要改革措施需要得到法律授权的,要按法律程序进行。要不断提升立法层次,推动将一些税收法规规章上升为法律,提高法律效力等级。二是规范优惠。《决定》提出税收优惠政策统一由专门税收法律法规规定。税收优惠政策制定法治化是成熟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将从根本上解决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过多过滥问题,有利于形成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维护市场统一,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根据《决定》要求,加强对税收优惠特别是区域税收优惠政策的规范管理,清理规范税收优惠政策。三是正税清费。《决定》提出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在房地产税、资源税改革中也涉及费改税问题。推进正税清费,将带有税收性质的收费改为税,不仅使其更规范,而且符合税收法定原则。正税要以清费为基础,费不清则税难立。在资源税、房地产税、环境保护税等税种改革过程中,都要大力推进费改税,取消不合理收费,规范政府收入行为。

优化税制结构。这是税制改革的要点。具体要求:一是要加大间接税改革力度,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税收具有的调控经济职能,决定了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要按照《决定》要求,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特别是明年要继续扩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在铁路运输和邮电通信等行业实施,进一步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环节、税率,把高耗能、高污染产品及部分高档消费品纳入征收范围,更好地发挥其引导社会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的积极作用。二是要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促进社会公平。根据我国现行税制中间接税比重过高的状况,要按照《决定》要求,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完善财产税制,伴随经济发展相应提高直接税比重,并完善税收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三是要完善地方税体系,增强地方财力。完善地方税体系对于形成地方稳定的收入来源,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机制,发挥税收调控作用,具有重要意义。要按照《决定》要求,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调节财富分配,引导住房合理消费。加快资源税改革,逐步将资源税拓展到占用各种自然生态空间,促进资源节约利用。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促进建设美丽中国。

支持全面改革。这是税制改革的责任。各领域改革紧密联系、相互交融,任何一个领域的改革都会牵动其他领域,同时也需要其他领域改革密切配合。税收制度是支持各领域改革的重要工具。《决定》提出要完善慈善捐助减免税制度,支持慈善事业发挥扶贫济困积极作用;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等,体现了税

制改革支持各方面改革的精神。在《决定》全面实施过程中,还会不断提出这方面的新要求。要按照《决定》精神,加强税制改革与其他改革的衔接和配合,在不断深化税制改革的同时积极支持各项重点改革。

三、全力推进深化税制改革部署的落地生效

税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既需要方方面面通力协作,也需要税务部门全力投入其中。要积极完善各项保障措施,确保改革方案制定科学完善,改革任务落实取得成效。

统一思想认识。税制改革已到“深水区”,牵涉面广,不可避免涉及利益的调整,难度很大。要深入学习领会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做到与中央同心同德,按中央要求矢志笃行。要秉持公心、正确面对,勇于突破部门利益和个人利益的束缚。要坚定信心,全力打赢深化税制改革的攻坚战。精心设计方案。税务部门要加强与财政等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精心设计税制改革总体方案和分项、分步实施方案,并广泛听取意见,进行必要的实证分析和评估论证,注意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可承受程度结合起来,注重统筹协调,切实增强科学性、现代性、操作性和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既要坚持顶层设计,从整体上谋篇布局,又要尊重群众首创,鼓励大胆探索创新,最大程度聚合改革的正能量。要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推动我国税制与国际惯例接轨,增强我国在国际税收领域的竞争力、话语权、影响力。

完善征管体制。税制改革的顺利实施要靠有效的征管作保障。《决定》指出,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这是保障税制改革顺利实施、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的客观要求,主要任务是完善国税、地税征管职责划分办法,切实提高税收征管效能,同时必须积极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打造税收征管模式升级版。《决定》提出,建立全社会房产、信用等基础数据统一平台,推进部门信息共享;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系统;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褒扬诚信,惩戒失信。这为从根本上解决征纳双方信息不对称问题、提高纳税人税法遵从度、提升征管质量和效率提供了有利契机和可靠保障。要按照《决定》要求,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优化纳税服务为基础,以推进税收管理平台建设和国税、地税间及其与外部门的信息共享为抓手,促进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和人力资源配置的变革与创新,使税收征管工作转型升级,实现现代化。要推进《多边税收征管互助公约》的生效、执行,加强国际间税收情报交换和信息共享,提升跨境税源管理水平,优化对“走出去”企业的服务与管理,强化国际税收交流与合作,提升税收征管国际化水平,保障国家税收权益。

认真抓好实施。要逐项明确落实税制改革的责任,有计划、分步骤、稳中求进推改革。要发扬“钉钉子”精神,扎扎实实、不停顿地把税制改革推向前进,同时及时化解实施中出现的新矛盾、新问题,使改革干一件成一件,一件接着一件干,环环相扣、层层递进,不断释放改革红利,增强发展动力。要加强监督检查,抓好跟踪督办,确保各项改革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做好税制改革的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重大认识和热点问题,为顺利推进改革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深化税制改革 篇2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研究员近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按照“十二五”规划的要求,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国际形势变化, 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需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关系。

第一, 税制改革需要与经济体制改革形成紧密互动关系。税制改革应与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 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中实现税制的优化和完善;第二, 税制改革需要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税制改革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科学发展方面应当作出贡献;第三, 税制改革需要与优化分配格局、调整分配关系相配套;第四, 税制改革需要与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作用相呼应。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 不仅要确保“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任务顺利完成, 而且要考虑中长期的全盘税制发展战略。为此, 税制改革应消除碎片化倾向, 努力从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服务出发系统推进。

文章指出, 我国税制改革的目标取向应当是:适当降低间接税比重, 提高直接税比重, 实现结构性减税与结构性增税的优化平衡, 建立一个能适应和有效调节经济波动、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 既能满足政府财力正常增长需求, 又能满足优化分配格局需要的税收制度体系。

改革税制新解 篇3

改革税制,言简意赅的表述发人深思,改革的步伐究竟会迈向何方?

此消彼长的税种

日前,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长高培勇在某经济论坛上表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涉及到财税体制改革基本原则的内容包括完善立法、明确事权、稳定税负、改革税制、透明预算、提高效率。这24个字的原则中涉及税制的关键字起码有8个,是稳定税负、改革税制。他认为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不管是做整体的税制改革还是做地方税体系的构建,一定要在稳定税负的前提下展开,稳定税负和改革税制是相互联系的。

在稳定税负的条件下再考虑如何改革税制的问题,而改革税制又涉及到地方税体系的建设。这次《决定》中有几个关键词,一是增加直接税比重,不管是整体税收制度改革,还是地方税务体系的构建都要在增加直接税比重的路径上去推进。但与此同时,它上面的约束条件是稳定税负,在税收负担总体不变的前提条件下,要增加直接税的比重,显然也得有它的通道,这个通道就是降低间接税的比重。一增一减,增减同步,才是这次税制改革,也包括地方税改革的一个基本路径。

如何减少间接税?《决定》提出,推进增值税改革,适当简化税率。高培勇认为,简化税率本身就是一种减税的动作,增值税的改革也是一项减税的动作。“比如说今年8月份,‘营改增’推广到全国时,有预测说年内可实现减税1200亿,这仅仅是从8月1日到12月31日这个期间,如果拓展到全年,减税的规模很可能达到2000亿到3000亿元,这是‘营改增’的第一步减税曲。第二步,当‘营改增’推广到全国所有行业的时候还会有进一步的减税,测算减税规模应该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第三步,当‘营改增’全面完成之后,接下来就是增值税税率的减并,现在的增值税税率有四档:17%、13%、11%和6%,这构成了世界上最复杂的增值税税率,这不是改革的方向,改革的方向必然是将这四档税率加以适当减并。以往的尝试告诉我们,税率减并肯定不是由低向高靠拢,而是由高向低运动。由此测算,如果增值税的标准税率在此基础上再削减1到2个百分点,大概也得有2000亿到3000亿元的减税规模。通过‘营改增’以及增值税自身税率减并,可以实现7000亿到8000亿的间接税减税安排的话,那么增加直接税便有了相应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房产税开征的空间,就是个人所得税实现由分类所得税制向综合所得税制转移的空间,这其中就包含着为地方税体系建设寻找主体税种工作的进程。”高培勇说。

消费税留给地方

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许善达在评价这次财税领域的改革时说:“我的看法是,本次改革在影响力上可以说不亚于1994年的财税改革,甚至在某些方面比那次改革还要深刻。其中,绝对没有争议、一定要继续做的就是营业税改增值税。”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在完善税收制度方面涉及多项税种改革,目前无论是财税部门还是专家学者纷纷表示,最能够让他们确定的一项改革是“营改增”的进一步深化。虽然,他们对于在“十二五”期间就要完成的进度预估并没有那么乐观,但是这项改革的方向确定无疑。

问题随之而来,营业税是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营改增’可以说是在流转环节进行的全面减税措施。那么它减税减去一部分,假设减20%,事实上,上海和深圳都减到35%-40%,全国平均要减20%,差不多相当于减掉3000多亿。增值税是按照中央和地方75:25的分配制度进行分成,但这是不可能持久的,因为企业会发生重组、合并、分设,合并分设以后税按什么比例分成?没法计算。所以或迟或早一定会在分税的问题上并轨,而这个并轨又不可能并到都归地方。如果按照75:25分配,地方政府又会减少9000多亿。这9000多亿不是减税,是交给中央政府了。这样会产生什么问题?地方政府的财力大大萎缩。而我们现在的统计数字是地方中央收入约各占50%,但是地方承担的支出占85%,中央承担的支出15%。也就是说,地方政府每花0.85元要依赖中央财政0.35元的转移支付。这个依赖度太高,所以中央准备上收一部分支出责任。

但是,与此同时,如果地方收入没有别的措施的话,它们就会降到整个收入的20%。这样每个省级以下地方政府总体上对中央财政的依赖程度就会过高。因此,现在的一个共识就一定要给地方的税收体系找到一个主体税种。所谓主体税种就是收入至少要一万多亿,并且随着经济增长它还可以继续增长的一个税种。

对于用什么税种来担当这个主体税种目前有几种不同说法。其中一个方案是把现在在生产环节征收的消费税调整到零售环节征收,同时把零售环节征收的车购税一并合在一起交给地方,作为地方的主体税种。静态算帐大概有一万多亿。也就是说,这个改革能够基本上对冲地方收入的减少。

这个改革对企业仍然有很大影响,所有生产消费税商品的企业它的出厂价就会大幅度的降低,因为营业税原来消费税含的要剔除,那么零售环节税收的税率就会大幅度的提高。咱们先假设它不变的话,这个对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会有一些减弱,对于地方政府鼓励本地区居民增加收入、扩大消费就会有一定的刺激。所以,它还有其他方面改革的一些红利会释放出来,我觉得这个改革大概是确定不移的,只是一个时间推进的问题,可能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许善达说。

某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员说,在看到《决定》提到调整消费税以及提出完善国税、地税征管体制的内容后,他们此前悬在心中的“不确定性”才终于烟消云散。从“营改增”推行之时起,关于国地税合并的传闻就甚嚣尘上,“国税40万人,地税40万人,还有20万协税大多数也在地税里头,所以我们现在是庞大的地税,这跟国外都不一样,现在把占中国税收30%多的大税营业税拿到国税之后,国税越来越忙,地税越来越闲,让我们地税局干嘛去?这是一直以来盘旋在我们心里的疑问。现在,我们心里踏实了。”

税收法定主义

《决定》中涉及多项税种改革,一位长期从事税制研究的学者直言,“文件提出逐步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中央这么大一个文件中,不能完全不涉及到个税改革,但是这项改革确实又很难操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配套跟不上。文件里还说到加快资源税改革,其实在2011年时,天然气和石油已经在全国推开了,资源税改革方案早就有,无非就等一个时机。文件这部分最后提到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现在各种排污费有的是,简单的改成税没有意义,这里有没有一个率的调整,负担的调整,但是抬高收费比例,又面临了企业负担的问题,现在企业的成本已经很高了,最终又是一个面临着是要环境还是要GDP的问题。”

不过,这位学者认为,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是这次会议的新意,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

税制改革四大重点 篇4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谢旭人近日表示,税制改革将本着“简税制、宽税基、低税率、严征管”的原则,从四个方面继续推进。在24日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上,谢旭人说,今年实施的出口退税改革、农村税费改革、东北老工业基地增值税转型等改革都取得了显著成效。明年的改革将从以下方面稳步推进。

一是完善出口退税机制。一是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密切关注改革措施的实施情况,全面掌握和研究解决落实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搞好与有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依托金税工程和口岸电子执法系统,加强注册香港公司后退税申报审核,提高工作效率,及时办理出口退税和免抵调库,同时严防骗税案件的发生。

二是推进农村税费改革。扩大农业税免征范围,加大农业税减征力度。深入细致地做好减征农业税的测算工作,认真核实每户农民减征和应缴的税额,并张榜公布,接受监督。据实核减因征占耕地而减少的农业税计税面积,确保核减的计税面积落实到户。做好农业税灾歉减免工。

三是继续做好在东北地区部分行业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等工作。研究解决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为以后在全国实施积累经验。积极落实提高计税工资税前扣除标准等企业所得税政策和调整部分矿山油田企业资源税税额的策。

四是积极研究有关税制改革方案。与有关部门配合,深入研究增值税转型改革在全国实施的方案,研究适当调整消费税征税范围和税率结构,继续进行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合并方案的研究与准备工作,抓紧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研究改革物业税,在部分省市开展房地产模拟评税试点工作,按照最严格保护耕地的要求完善耕地用税制度。

我国税制改革与实践 篇5

第一,税制结构进一步优化。目前,从我国中央税收收入结构看,过多依赖于增值税;从地方税收收入结构看,主体税种不够明确。因此,首先,应加快现行税种的改革,在增值税转型的基础上,不断提高所得税比重。其次,将现行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以及土地出让金等税费合并,统一开征物业税。最后,开征一些新的税种,主要是社会保障税、遗产与赠与税、环境保护税等。

第二,要重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进一步完善流转税。我国的税收制度与发达国家的一个重要差别是流转税在税制中占主导地位,这种税制结构最大的缺陷是公平性有所欠缺,但我们可以通过完善流转税来缓解这个矛盾。可以考虑采取以下两个措施:一是,调整增值税的税率结构;二是扩大消费税的征税范围和加大征收力度。

第三,完善绿色税制。绿色税制,是指政府为了实现特定的环境保护目标,而筹集环境保护资金,强化纳税人环境保护行为征收的一系列税种,以及采取的各种税收措施。在我国现行的税制中,与环境资源有关的税种主要有资源税、消费税、城建税、车船使用税等。这些绿色税收收入占国家总税收收入的8%左右。虽然起到一定的调节作用,但其力度远远不够。因此宜在现行的税收体制中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一方面调整现行的资源税,根据资源的价格适当提高资源税的税率;另一方面,引进新的环境税,如排污税,同时加大对环保工程和绿色投资项目的税收优惠力度。

参考文献:

[1]畅向丽.从世界性税制改革看我国税制改革取向[J].中国国情国力.(11)

[2]韩函、李莜.浅析我国税制改革[J].法制与社会.2007(05)

[3]于淼.从西方国家税制看我国税制改革的五大走势[J].企业科技与发展.(04)

[4]张艨.我国税制改革有关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J].经营管理者.(13)

展望2014年的税制改革 篇6

税制改革将以立法先行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未来的税制改革提出了目标和任务,特别强调了依法治税,体现了立法先行的方针。首先,在《公报》有关完善财税体制的八项改革目标中,“完善立法”位列首项;其次,在《决定》中明确提到“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再次,在具体的税制改革措施中,有关增值税扩围、消费税制度改革、资源税改革和环境保护费改税都需要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特别是房地产税改革方面突出了立法先行的法治取向,这意味着未来的房地产税制改革不再扩大试点,而是要立法先行。

税制改革将逐渐凸显正当性导向

长期以来,我国税制改革具有较明显的“保收入、促经济”的财政经济导向。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将财政定位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这意味着税制改革将弱化其作为政府经济调控手段的工具化倾向,将凸显其国家治理的基础地位所要求的稳固性,必然要求其具有能够体现正当性,从而才具有法律应有的公平正义。税制改革的正当性导向,将促使社会各界从根本上来反思和检视现行税制存在的合法合理性,从而提出能够体现与“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相匹配的税制改革建议和方案。

税制改革将增加民众参与度

由于税制改革涉及广大民众的切实利益,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和房地产税制改革直接面向个人和家庭,其改革方案和法律规定是否能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支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是否有足够的空间和适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民众的广泛参与是现代财政的重要社会基础,也是税制改革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提高民众对税制改革决策的参与度,也是增加财政透明度的重要方面。期待2014年的税制改革更多面向社会民众,而不是停留在政府官员和部分专家的小范围内部讨论,逐渐将“闭门立法”模式转向“开门立法”模式,真正体现税制保障民生的根本宗旨。

朱为群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

税收系

深化税制改革 篇7

税收制度是国家宏观调控的必要手段,在为政府履行职能、筹集收入的同时,通过合理的税制设计,可以调节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而优化经济资源配置。当前,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商品税为主、所得税为辅和其他税种为必要补充的混合税制模式。在这种的税制结构下,地方税源主要来自于投资形成的工业企业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和作为附加计征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并且各地产业结构呈现严重的趋同现象。基于这种弊端,地方政府总是试图操控价格、产出和投资,此种行为方式往往类同于经营一个大企业。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成为最划算、最省力的地方发展模式,但却不是可持续的发展模式。

2 西方税制特点

近几年,西方大幅降低所得税税率。例如,美国的个人所得税由11%~50%15档税率减少为15%和28%2档税率,公司所得税也由原来的15%~46%5档税率减少为15%、25%、34%3档税率。英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改革前的6个档,改为现在的25%和40%2个税率档次。其他西方国家的所得税税率档次都从以前的10多个档次减少到不超过5个档次,还普遍降低了所得税的边际税率,提高了增值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的比重。西方国家在减少所得课税的同时,加强和改进了商品课税,主要是普遍开征了增值税。从1985年起,土耳其、葡萄牙、西班牙、新西兰、希腊、日本、加拿大等国先后开征了增值税。与此同时,许多国家提高了增值税的税率,扩大了增值税的税基,OECD国家增值税的平均税率由开征时的12.5%提高到了1996年的17.5%。除此之外,西方国家在税制理论和方法上也有独到的创新:①强调应该通过减税与增税双向调节社会经济活动;②在效率与公平原则及其他政府目标的结合与轻重权衡上,普遍调整了片面追求效率、忽视公平及其他政府目标的做法,努力促进各原则目标的协调;③不再片面强调追求“理想优化状态”和使用绝对中性的“非扭曲性”税收工具,强调对各种约束限制条件的研究,注重次优状态的获取;④更注重改革的循序渐进,注重经济行为主体的反馈信息。

3 我国税制改革趋势

3.1 税种结构要由以流转税为主转向以调节税为主

我国税种结构应从计划经济时期以营业税、增值税、消费税等流转税为主转向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遗产税等调节税为主。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主要承担2种功能,一是增加财政收入,二是调节分配。我们要注重发挥税收调节分配的功能,出台多种调节税,“抽肥补瘦”,即通过税收“抽肥”,利用公共财政“补瘦”,从中实现相对公平。

另外,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不少富人不再办实业,而是开展资本市场运作,俗称炒“四市”(即汇市、期市、股市、楼市),而渐渐地资本运营将成为我国富人收入的主要渠道之一。加大对这些运营方式税款的征收势在必行(如通过征收遗产税、物业税、资本税等),这样才能实现分配上的相对公平,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

3.2 税收环节由生产型纳税为主转向消费型纳税为主

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发展,税收制度已由企业承担的生产型纳税制度转向消费者承担的消费型纳税制度。终端消费者纳税有3个好处:一是消费与纳税挂钩有利于公平,多消费多纳税,少消费少纳税,不消费不纳税;二是培养全民纳税的意识,消费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消费中纳税有利于培养全民纳税光荣的意识,形成全民积极纳税的气氛;三是消费与纳税同步进行,能有效防止偷税漏税。

近年来,我国的基尼系数持续上升,这说明我国对税收的调整分配功能并没有发挥到位。事实证明,税收从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变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减轻企业负担,鼓励生产,才能解决大量偷税、漏税的问题,我国的税收工作才能真正有新的突破和根本性的变化。

3.3 税收作为经济杠杆向节能减排方面倾斜

近年来,我国资源浪费情况严重,一方面是粗放型发展模式造成的,另一方面则是资源无偿和低价使用促成的。修改资源税征收办法,能让生产厂家意识到资源是高价买来的,不是投机取巧得到的,由此促使其强化管理,节约原材料,在加工技术、资源深度利用上下工夫。有了税收政策的良好导向,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源浪费的问题。

如今许多企业为了经济利益,不注重对环境的保护,因此,应该向企业征收环境税,重污染者重税收,用以弥补和整治环境污染,从中建立起全社会的环保补偿机制,这样才能遏制企业肆意污染环境的心态和行为。利用资源税和环境税调进行调节,使那些高消耗、高污染的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因高税负、高成本而自行淘汰,这比政府采取强制手段更有效,也能体现税收在宏观调控中的主导作用。

3.4 营造纳税光荣的社会主流意识,税收向鼓励第三次分配倾斜

税收是一种经济行为,但需要一种社会文化氛围来烘托和支撑。要培养税源,先要培养税文化,支持并推动税制改革。

(1)宣传纳税人的功劳和贡献,扩大经济民主,让纳税人参与财政预、决算的审查,监督政府税款的使用去向及运营效率。让纳税人有更多的民主权利,调动他们更强的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增强其光荣感和成就感,在社会上普遍培育出纳税光荣的社会主流意识,由此从根本上扭转“纳税吃亏”意识和偷税漏税行为。

(2)弘扬尊重感恩纳税人的社会文化。目前,财政收入的90%来源于税收,政府利用税收通过公共财政支出贴补穷人,但由于计划经济的旧观念影响,一部分公务人员缺少感恩意识,缺乏服务意识。所以,应加快政府由管制型向服务型转变。

(3)在税收政策上向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倾斜。国民收入的第三次分配,即富人运用捐赠、资助慈善事业等行为回报社会,实现更深层次和更大范围收入分配调整的行为。在西方发达国家,慈善事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多种渠道和方式的捐助活动,使富人的财富被直接或间接地回报社会,转移给穷人,从而实现财富共享,客观上起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因此被称为第三次分配。

3.5 关于调整分税制的探讨

分税制改革是从1994年开始的,20多年来,国税系统为我国的税收作出了很大贡献。我国现有2支征税队伍,即国税和地税,这就是分税制。

但是,分税制也存在一定的弊端:一是2个税务机关都分别设有自己的办公地点和办事人员,加大了税收成本;二是企业要同时面对2个税务机关,增加了办事程序和交易成本,给企业增加了负担。

无论税收制度如何发展,它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杠杆作用都是极其重要的,税收制度的作用应更多地体现在社会财富的调配方面,这样才能更有助于稳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构建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王艺璇.国际金融危机下的我国税制改革[J].当代论坛,2009 (9).

[2]李春.WTO与我国的税制改革[J].理论界,2004(5).

税制改革,几多税负几许期待 篇8

税赋还是税负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人都逃脱不掉死亡和税。”一个政府,只有通过税收的办法,才能养活自己并为公民提供服务。税赋对于一个国家存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对民众生活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也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按一般的征税途径划分,税收可以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其中的直接税,指的就是由公民直接把税交给政府。常见的直接税包括了个人所得税、房产税、车船税等。在相对应的间接税中,缴税的人并不是税收的实际负担人,他们能够用提高价格或提高收费标准等方法,把税收负担转嫁给别人。问接税的纳税人多为企业,扮演的是一个“中间人”的角色,虽然表面上负有纳税义务,但是实际上已将自己的税款加于所销售商品的价格上,由消费者负担或用其他方式转嫁出去了,名义上的纳税人和实际负税人并不一致。常见的间接税有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关税、消费税、土地使用税、资源税等等。

直接税和间接税的主要区别就在于税收是否会转嫁到其他纳税主体,税制结构以直接税为主还是以间接税为主,本身并无优劣之分。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在居民财产和财富累积能力都不是很突出的情况下,采取以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为主体而非以所得税和财产税为主体的间接税制,是符合国情的。

法国政治家让·巴蒂斯特·科尔贝说:“税收技巧恰似拔鹅毛,在拔毛的时候不要让鹅叫。”如果仅从征税便捷的角度考虑,政府一般都倾向于征收间接税,因为这样可以避免遭到抵制。采用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还有成本优势,因为都是大宗征税,一次就可以拿走几十万、几百万甚至几个亿,所以,单位税额的征税成本就低。此外,间接税也能减少税源流失,因为对产品在生产和流通环节征税,就避免了分散零售时税源流失,也保证了财政收入的稳定。

国家财政部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税收总收入为89720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亿元。根据国家统计局此前公布的数据,去年我国内地GDP超47万亿,同比增长9.2%。由此计算,去年我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超过19%。而我国2000年的税收收入占GDP比重为12.8%,此后逐年增加,2008年税收收入比重超过18%,2010年则超过19%。

值得注意的是,2011年GDP约为2000年GDP的4.7倍,相比之下,2011年的税收收入则是2000年的7倍。财政部方面分析称,去年税收总体平稳增长是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物价上涨、企业效益较好等因素的综合反映。

从个别广受关注的税种上来看:去年企业所得税实现收入16760.35亿元,同比增长30.5%,比上年增速加快19.2个百分点。企业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7%。房地产营业税和契税同比分别增长14.9%和12.1%,比上年增速分别回落17.5和30个百分点。与此同时,土地增值税和房产税实现快速增长,去年土地增值税同比增长61.3%。此外,有数据显示,去年国内增值税、国内消费税和营业税占总体税收的比重分别为27%、7.7%和15.2%。

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的税收收入规模过高,主要表现在我国主体税种的最高边际税率相对较高,法定税率水平相对于发达国家相应税种的税率水平也是不低的。比如,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45%,而英国是40%,日本是37%,美国是35%,俄罗斯则实行13%的比例税率。而且除主体税种以外,我国还有消费税和其他地方税等,使税收负担的名义水平较高。同时,财政性支出在社会福利、转化为居民服务的社会性保障设施增长还不够,这就突出了民众生活中的税负感受。

税改,六大悬念待解

经济学家熊彼特说:所有变化都会在财政上有所反映。这句话其实也可以反过来说,财政上的“风吹草动”也会反馈到经济生活的多个领域。

当前,税制改革步调已与很多经济领域的改革步调保持了基本一致,进入视野的税种改革呈现出的是必须改的迫切性和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性。

直接税破题的困扰、减税呼声的四起等种种迹象让税制改革的进程显得有些扑朔迷离。房产税、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资源税、环境税……2012,税制改革六大悬念需要解决。

悬念一:房产税下一试点城市在哪?

房产税,近两年税制改革中最热门的话题,其广受关注源于与百姓的密切程度,源于与房地产的密切程度。而对税制而言,房产税试点更多的意义是:作为直接税,房产税的破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现行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力不从心的、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格局。

预算报告称,将研究制定房产保有、交易环节税收改革方案,稳步推进房产税改革试点。预算报告的表述表明房地产的税收改革将是一个协调的整体改革,“稳步推进”也表明出对这项改革试点的稳妥态度。

财政部部长谢旭人明确,2012年,将适当扩大房产税试点范围。那么,下一个试点城市在哪里呢?房产税何时会大规模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悬念二: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如何深入?

作为2012年结构性减税的重头戏,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目前正在上海进行试点。作为涉及我国两大主体税种的改革,无论是其减少重复征税的内容,还是已经出现的资金更多流向试点地区的事实,都将推动其在2012年提速。

预算报告称,将完善增值税制度、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事实上,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重要问题就是改征后税收的分配问题,上海成为首个试点地区的重要原因就是其国地税是统一管理的,要加快推进这项改革将会涉及解决国地税相互配合的问题。

目前,以北京、江苏为代表的一些省市已经表示在积极进行试点的准备。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指出,营业税改征增值税改革的推进将涉及我国财政体制改革问题,首要问题是增值税如何在中央与地方间分配,分享比例将可能面临调整。

悬念三:资源税改革是否扩大到煤炭?

作为近几年税制改革中少有的增税改革,资源税改革对于整个税制改革的意义在于其作为一个地方税种,可以显著为地方增加财政收入,而国际税制绿化大势以及国内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的需求无疑也要求资源税加快改革。

2011年,资源税改革在试点一年多基础上全面实施,石油、天然气税额从量计征改为从价计征,然而这项改革没有涉及煤炭。煤炭在我国能源、发电中广泛利用,相比石油价格与国际接轨和天然气统一定价,煤炭资源税改革无疑将会对资源价格产生更大影响。

预算报告称,进一步推进资源税改革,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开发银行原副行长刘克崮建议,改革推进顺序应依次为:石油和天然气、煤炭、金属矿原矿、非金属原矿、水资源。

悬念四:消费税如何“寓禁于征”?

从税制角度来看,消费税的突出特征是“寓禁于征”。从世界范围来看,尤其是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对消费税的税目和税率进行灵活的调整,提高消费品价格可以有效起到调节高消费,促进节能减排的作用。

在我国,虽然烟酒等消费税已经在调节消费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就整体而言,消费税的调节潜力还有待进一步挖掘。根据财政预算报告,将健全消费税制度,这无疑意味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将在今后被更加重视。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研究员张斌指出:“消费税涉及的消费品有很多,除了烟、酒、鞭炮等种类,还包括高尔夫用品、表、化妆品等,还包括燃油、一次性筷子、木地板等等,消费税的调整往往会对行业以及消费品价格产生很大影响。”

悬念五:环境税如何酝酿?

自英国首先提出征收环境保护税以来,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生态税、绿色环保税等税种来维护生态环境。开征环境保护税不仅是适应国际税收发展的大势,也是目前国内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必须。

根据预算报告,将深化环境保护税费改革。事实上,这与之前各种政策文件提出的研究开征环境保护税一脉相承。我国环境税改革的总体思路是正税清费,目前,理清环境保护范畴的税和费无疑是环境保护税出台的前提。

“开征环境税还存在两大难点,一是如何与其他税种的税制改革相互协调,例如资源税、增值税;再有就是与现在环境方面的收费如何协调,如排污费、矿产开发保护费等。可以说,环境税的开征涉及到财税体制的方方面面。”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表示。

悬念六:城建税改革如何推进?

预算报告称,将推进城市建设维护税改革。值得注意的是,这是除了已经进入视野的营业税改征增值税等五项税制改革之外,另一项首次明确要在2012年推进的税制改革。

城市建设维护税,是指国家对缴纳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的单位和个人就其缴纳的这“三税”的税额为计税依据而征收的一种税,城建税的开征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财经大学党委书记艾洪德表示:“城市维护建设税改革主要在于赋予其正式的税收地位,改变其依附于商品税的状况,直接以纳税人的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为计税依据,保证为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足够的资金来源。”

减税,几许期待

从近年来税制改革和税收政策调整上看,“减税”一直是主基调。每一项减税政策的力度,都能为企业和居民每年减轻税负上千亿元。也最能让民众体会到税制改革的成果。财政部部长谢旭人也再三强调,今年将着力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

相对于其他政策,结构性减税既区别于全面的,大规模的减税,又不同于以往的有增有减的税负调整,结结构性减税更强调有选择的减税,是为了达到特定目标而针对特定群体、特定税种来削减税负水平。结构性减税强调税制结构内部的优化,强调贴近现实经济的步伐,相对更为科学。2012年将有四大税改预期:营业税改增值税、资源税、房产税、个税,除了增值税和个税是做税收“减法”之外,其他三项都是做“加法”。因此,今年对结构性减税规模有更大的期盼。

在增值税转型改革方面,2011年国内增值税实现收入24266.64亿元,同比增长15.0%。国内增值税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27%。从2008年起,我国的增值税虽然终于实现了转型,但是增值税税率在国际上来看还是居高不下的17%。此前,我国结构性减税最重要的步骤之一、被称为“增值税扩围”的营业税转为增值税在上海开闸试点,原因是营业税主要针对第三产业,上海服务业比较发达,在上海试点比较具有典型性。另外,为了避免重复征税,完善整个增值税抵扣链条,选举交通运输业作为试点行业。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此前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时表示,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扩大增值税改革试点。

而在各项税种中,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所得税最为引人关注。2011年个人所得税实现收入6054.09亿元,同比增长25.2%,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6.7%,高于2010年的6.6%。如此来看,个税减税似乎没有起到效果,但业内专家称,去年全国工资迎来补偿性上涨,平均涨幅大约在13%左右加之个税起征点上调发生在去年四季度,对全年影响相对较少。与此同时,企业所得税实现收入16760.35亿元,同比增长30.5%,比上年增速加快19.2个百分点,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为18.7%。此前许多经济学家分析表示,我国目前企业的税负较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和活力。

不过,由于税收的复杂性和税种之间的相互联系性,使得税收改革带来的减税效果有多大也需要仔细研究。以营业税改增值税为例,上海有12.6万户纳税人进入改革范围。从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肖捷在第一届岭南论坛上透露的数据看,改革降低了大部分纳税人的负担。试点的小规模纳税人,税率大都由原来5%降为3%,税负下降幅度超过40%;一般纳税人中,研发技术、租赁服务、75%的信息技术和金融服务以及80%的文化创意服务纳税人,其税负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包括部分原来实行增值税的纳税人,由于扩大了抵扣范围,税负也都普遍降低。但是,由于行业的差异性,交通运输类企业等部分纳税人税负有所增加。

论地方税制改革的路径依赖 篇9

地方税制是在1994年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框架中明确提出的。财政管理体制作为划分各级政府之间财权和财力的根本制度,它受到国家治理结构的制约。在国家的治理结构中,一般来说是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两级政府构成的,由于国情的差异,各个国家的治理结构呈现出多样性。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央政府是治理国家的主导,而地方政府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尽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逐步相应的扩大,利益的独立性获得提高,但这一格局并未获得实质性的改变。作为代理人,地方政府要受到中央政府的约束,这种约束体现在,第一,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中央政府的整体性安排的`约束,即地方可支配的收入受到财政管理体制的约束;第二,地方政府筹措收入的制度受中央政府约束,地方收入制度是由中央政府提供的制度选择集组成的,地方政府基本上无权制定新的制度规则。在这些既定的约束下,地方税制改革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路径依赖特征:

(一)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路径依赖特征对地方税制改革的决定性影响。选择财政制度改革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这是由财政主导型的经济体制内在决定的。然而,在改革的初期,向何种制度改革,即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对于治国者来说,可能是不确定的。为了维护改革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治国者选择“试错法”,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在实践中摸索出未来制度框架。因而,就决定了治国者从它最为熟悉的地方开始,这就是治国者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积累的调动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性的经验――通过权力下放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这一改革构成了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主导。从财政管理体制来看,主要表现为通过不断调整地方的收入基数和上缴的比例来调动地方政府理财的积极性,并由中央政府把握最后的决定权。无论是1980年的以承包制度为核心的“分灶吃饭”体制,还是1994年的分税制框架,都体现出中央政府对收支的决定权和调整权。这种决定权和调整权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可以通过收入的分成比例和税种的调整而获得在财政收入分配份额中的绝对优势,也就是说,在于不确定性、技术因素等作用下,当中央政府在收入的份额下降的时候,它可以通过调整而重新获得这种优势。这是因为中央政府作为改革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在整个杜会经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之前,通过对地方收入和支出基数或增收的上缴比例的调整,保障中央政府对收入的整体控制,是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顺利推道和经济发展的整体性要求的根本保证。从改革后财政收入的实际情况来看,自从放权让利的改革推行以来,中央本级组织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中央收入严重依赖于地方上解,而财政承包制所体现出的累退

[1][2][3]

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税制改革论文 篇10

摘要:今年来中国农村义务教育取得很好的成效,但是与城市依然有很大差距,中国的学生教育关乎中国未来的命运,就几个方面对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的税制改革提出不足和完善的建议。这是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不可以缺少的环节,关乎社会公平问题,矛盾必然存在,如果制定政策者能够平衡注重农村教育的发展,给予应有的支持,社会才能更和谐安定。农村的教育应当引起财政部门的高度注意,农村作为弱势单位,应当受到政府在税收方面的特殊优惠,应当继续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达到世界级应有的水平,这样才能给予国家强劲的后续发展动力,使得农村能够涌现建设国家的栋梁之才,农村自身的农业模式本身缺少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有心而力不足,需要财政特殊支持。日本教育财政制度值得我们借鉴与反思。

关键词: 中国农村教育不足和完善 存在问题税制改革 中日对比

目录

一.。。。。。。。。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及国际比较1„„„„„中国教育经费投入比重和日本的教育经费投入比重

2„„„„„中国农村学生就餐营养存在问题和日本的现有学生午餐财政制度

二。。。。。。。。。中国农村教育不足出现的原因

三.。。。。。。。。。中国农村教育税制方面的改革措施和日本借鉴经验

四.。。。。。。。。。结论

内容

一.。。。。。。。。中国农村教育的现状

1教育投入存在问题

联合国建议教育投入的标准是应占国家或地区GDP的6%。目前,世界平均水平为4.9%,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4.1%。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衡量,占GDP比例4%都是低水平的目标。中国教育投入占GDP比例4%的目标,不仅和发达国家差距很大,而且还落后于欠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甚至只能和非洲国家的穷国相比,实在令人汗颜。(中国新闻网)《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

这些数据足以表明我国的财政政策制定不合理之处,有失公平公允之处,长此以往,农村必然会更加落后,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农民子女没有像城市子女那样的教育机会和改变命运的机会,违背社会主义公平与正义,是对农村学生教育权利的剥夺。

科技兴国,科教兴国。在这个年代,是否已经变成了一句空谈,或者只适用于城市学生,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国民义务教育比例高达百分之九十九以上,凡是日本国民都有义务教育以上的学历,我们跟日本比较,经济总量旗鼓相当,在税收分配方面似乎有很多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

(中国期刊网: 2000 年日本国家预算支出的文教及科学振兴费用约占国家总预算支出的8%

战后重建初期,义务教育免费制度的落实,成为日本各级政府的一项艰巨任务,许多战后初期地方政府首脑因为无法完成法律规定的举办义务教育学校的职责,而辞职甚至自杀。日本的义务教育史被称之为“血泪的义务教育史”,不止一位政府官员因为筹集不到义务教育资金,以自杀以谢国民。

日本文部省统计的2002 年全部教育经费支出的概况,其中学校教育经费占到总教育经费支出的84.6%,而学校教育经费支出中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占37.2%,是学校教育经费支出中比重最高的。而国家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支出占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28%,地方为69.9%)(中国期刊网)

小结:中国与国际有明显差距,执行力度不够和制度制定不科学。没有深入思考。

2农村学生仍受营养不良困扰,约一成常年挨饿,这是我国农村存在的问题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九阳希望厨房公益项目等机构均发布了营养午餐改善状况的阶段报告。报告称,营养不良依旧困扰着农村学生,约1/10中西部农村学生每天仅吃一两顿饭,而中西部农村学生吃不饱饭的主要原因是没有食堂。

营养不良依旧困扰农村学生

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昨天联合发布了《中国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报告2013——加强学校食堂建设打破营养改善瓶颈》蓝皮书。蓝皮书显示,农村学生营养状况明显改善,但城乡差别仍较为显著,农村学生生长发育水平偏低,隐性饥饿普遍存在,存在“吃不饱、吃不好”的问题,约1/10中西部农村学生每天仅吃一顿或两顿饭,很多贫困农村学生只能吃米饭、馒头和咸菜。营养不良依旧困扰农村学生。虽然2011年10月26日,国务院决定启动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中央每年

拨款160多亿元,按照每生每天3元的标准为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提供营养膳食补助。但多份报告指出,很多中小学校因为缺食堂或者食堂存在问题,出现“有米无锅”的现象。蓝皮书指出,目前“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试点县近一半的中小学校没有食堂,即使有食堂,也存在基础设施差、厨房设备简陋、缺乏就餐场所,食堂工作人员不足和技能低下、食品安全缺乏保证等问题,制约了学校食堂供餐的推广。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昨天发布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评估报告》中也指出,没有合格的食堂是农村学生吃不饱吃不好的主因。(腾讯教育 新闻滚动京华时报[微博]孙雪梅 2013-05-21 03:50)评估报告认为,营养改善计划在供餐形式、食堂建设、食品安全、资金监管、学校与教师负担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中国网)农村学生占据中国学生的大部分,尤其是打工农村父母,常年不在外,农村子女教育还受到户口的局限性,农村学生的上学营养问题函待解决。农村学生在营养方面明显落后与城市学生。从宏观角度看,丧失基本的社会公平。城乡差距依然明显。我国存在城乡差距,农村尤其落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日本的教育中孩子的营养情况:日本营养午餐在中小学普及率分别为99.4%和82.2%,已成为一项普惠制度

学校营养午餐的价格约为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特困生午餐免费

国家与地方财政对学校营养午餐给予经费补贴,中央财政负责提供配餐中心及学校配餐室的硬件与设备,地方政府(县、市、町、村)提供配餐中心及学校配餐室工作人员的工资及运输费用等、学生家长只交营养配餐的原材料费。固此,学校营养午餐的价格约为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约250—300日圆(合人民币19-23元)。对特困学生,免费为其提供午餐,免费午餐的费用由国家和地方财政各支付50%。

父母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午餐费,学生可获得地方政府提供的午餐和学费援助

在营养午餐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的情况下,日本文教大臣2009年在接受“Japan Times”采访时透露,营养午餐制度所面临的一大问题还是有的家长不愿付钱。日本文教省的调查结果显示,在2005财年,有98993个学生的家长没有支付营养午餐费,占全国学生总数的1%。调查中,60%的小学和初中认为,不支付营养午餐费的家长没有责任心和道德感。文教大臣说,以前人们不支付午餐费是因为经济困难,现在可能是其他原因。2008年,包括神奈川县政府在内的一些日本地方政府决定向因为父母经济原因而没有支付午餐费的学生提供午餐和学费援助。

日本的“营养午餐”始终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

(网易新闻)(网易新闻:日本营养午餐从制度到执行都贯彻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可能日本作为一个小国家,容易治理,但是作为领土大国,我国也应当积极借鉴,日本从落后的二战时期的战败国,同样百废待兴,但是日本从制度到执行,甚至卫生标准,配

送标准,消毒标准,检查标准,都是值得我国学习的。

小结:中国的教育投入和学生具体的营养情况不容乐观。中国农村学生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农村学生是中国的未来吗?

二。。。。。。。。。中国农村教育不足出现的原因

1.教育拨款体制不透明,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缺乏相应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使相关人员使用教育经费状况出现不当。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我国财政性教育投入长期以来没有达到法定的4%的比例,最关键的原因是没有建立合适的教育拨款体系与透明的学校财务管理体系,教育拨款和用钱都缺乏监督、约束机制,由此造成教育部门的“要钱花”、“讨钱花”和“乱收费”、“乱花钱”现象并存,教育一边缺钱,一边乱花钱,形成恶性循环。

2.税收支出政策制定缺乏对农村教育的关注。

3.地方经济实力比较落后,无力支持地方教育的发展,农村作为基层单位,收到财政支持时,已经受到层层削减,教育建设工作落实不到位。

4.形象工程很多,地方做样子,没有实际行动在教育方面。

5.地方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温饱问题刚刚解决,无力解决教育问题。

三.。。。。。。。。。中国农村教育税制方面的改革措施

1.加强立法,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制推行农村教育投入落实情况,中央

采取抽查方式,不定期以及随时随机抽查农村教育投入落实情况,对于没有落实财政支出建设农村教育的地方,地区,依照相关法律予以惩戒。

2.中央要对地方进行调研,设立独立部门,给予权力,对地方教育经费使用进行监督。

3.调整税收支出结构,加大对农村教育投入的支持力度。

4.财政支持农村的学校,住宿,食堂的建设。

5.政府专项投入食堂的教师学生的就餐补贴。

6.地方政府自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

7.政府拨款解决农村教师的工资,住房,子女上学就业问题,给予优惠政策,吸引高校毕业生农村支教。

8.适当增加新税种,支持对教育工作的投入。

9.政府实行对义务教育学生免除所有费用,每月还要发放学生固定最低生活费。

10.支持地方自主私人办学,给予减免税收政策的支持。

11.政府财政与法律并行,切实抓好教育工作

12.将政府教育费用的投入占总财政收入保证百分之四以上,保证教育经费中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于学校教育经费,学生用餐费,学校建设费用上,始终与经济发展同步甚至高于经济发展速度

(尽管目前日本的义务教育经费制度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纵观日本经济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正是日本政府对义务教育进行强有力的财政和法律支持,才使得其义务教育得到较早、较快、较好地发展和普及,才使得其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得到普遍的提高,为其经济腾飞奠定人力资源的基础。

我国面临着人口多、资源少的现实,义务教育的普及更是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没有足够的财力,很难实现高质量的义务教育普及。我国义务教育发展历史尽管不长,但是义务教育经费不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并且各地义务教育与普及程度已经形成巨大差

异,这与通过对日本义务教育经费制度的探讨,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首先是在理论上,要明确义务教育责任在政府,政府要明确“教育先行”的可持续发展思路,加大对义务教育经费的预算,并同时制定合理、高效的义务教育与经费管理政策和机制。我国当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采取的是“以县为主”,然而事实上,我国目前还有1400 多个财政贫困县,包括400 多个财政极端贫困县,县级财政很多是属于“吃饭财政”,甚至还有不少是“欠债财政”。这样的财政状况何以支撑义务教育这一项巨大的工程呢?笔者前面也提到过,日本当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中央、都道府县和市町村的负担比例一般保持在3∶4∶3,中央和都道府县的投入总共占70%左右。而我们的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对义务教育经费的投入又占多少呢?

其次,在行动上,要明确中央和地方在义务教育经费负担上的责任,对义务教育经费负担进行法律规范,制定可行性、可操作性的义务教育经费筹集管理的法律制度,并确保义务教育经费得到有效的利用。鉴于日本当前义务教育经费支出的现状,笔者认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普及过程中的教科书免费的做法,还有待考量。这种低效率使用义务教育经费的所谓改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前我国政府对义务教育发展和普及还缺乏思考,没有从根本上去考虑问题。)(中国期刊网)

四.结论:

中国的农村子女占据中国子女的很大比例,解决农村子女的教育问题势在必行,农村教育现在已取得示范性的成就,但是和发达国家依然有差距,要继续提高农村教育的条件,提高农村的师资教育水平,为社会源源不断的输送人才,人力资源是十分重要的资源,不能一味从城镇出发,在大多数的农村更是不能忽视,农村有自己的落后性和局限性,需要充分依靠党和国家以及地方政府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利用财政的作用,切实发挥财政的效力,将资源和资金做出应有的平衡决策和分配,落实到乡村,行政部门应当积极分权制约,避免教育资金和资源的浪费和滥用,甚至以权谋私,国家切实要加强反腐力度,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近年来一直很快,如此多的资金伴随着高税收,调整税收支出结构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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