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内涵的意义

文化内涵的意义（精选8篇）

文化内涵的意义 篇1

1、人们最初过冬至节是为了庆祝新的一年即将来临。古人认为从冬至的那一天始，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循环开始，是大吉大利的日子。所以，后来一般春节期间的祭祖、家庭聚餐等习俗，往往都会选在冬至。冬至又被称做“小年”，一是说明年关将近，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二是表示冬至的重要性。

2、冬至节亦称冬节、交冬。它既是24节气之一，是中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冬至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曾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宫廷和民间历来都是十分的重视，从周代起就有祭祀的活动。把冬至作为节日来过起源于汉代，盛于唐宋，相沿到今天。

3、冬至是养生的最佳时间，主要是因为“气始于冬至”。因为从冬季开始，生命活动开始由衰转盛，由静从而转向动。这个时候科学养生有助于保证旺盛的精力而防早衰，以此可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冬至时节饮食适合多样，谷、果、肉、蔬合理搭配，适当选用高钙的食品。

4、各地在冬至的时候有不同的风俗，中国北方多数地方有冬至都有吃饺子的习俗。冬至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节令食文化。吃饺子成为多数北方中国人冬至的传统风俗。当然也有例外如在山东省滕州市流行冬至当天喝羊肉汤的习俗，寓意驱除寒冷的意思。

冬至对中国的意义

冬至的寓意是寒冷即将到来，这就意味着冬天真正来临。“小雪封地，大雪封河，冬至进九”的民谚更形象地说明冬至以后的天气变化情况。

冬至，不仅仅是中国农历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节日，冬至俗称“冬节”“长至节”和“亚岁”等，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用土圭观测太阳，测定出了冬至的具体时间，它是24节气中最早制订出的一个，也就排在了24个节气的首位。

人们认为从冬至的这一天开始，天地阳气开始兴作渐强，代表下一个新的循环开始，是大吉大利的日子。古代皇帝要在这个时候祭天，群臣也互相祝贺。这个习俗一直延续至清代，成为在冬至日必须举行的一种仪式。

冬至在月头什么意思

“冬至在月头，大寒年夜交”。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就是“如果冬至这个节气发生在农历的月初的前几天，那么这个冬天在冬至到大寒是一个比较寒冷的冬天。”

这是好长时间人们经过天时地利人和总结下来的经验之谈，也符合从古至今的气候变化。在古代，人们不像现在这样，可以通过技术来预测每天的天气。特别是农村人，种地都是靠天吃饭，掌握好天气变化和规律，对于农事来说会有很大的帮助。

因此古时候的劳动人民通过对以往年份天气规律，总结出很多关于天气和节气之间的关系，从而判断之后的天气会怎样的变化。

“冬至在月头，大寒年夜交”意思是说，冬至如果是赶在十一月的上半旬，整个冬天都不会太冷，因为农村人明白，冬在头将是一个温暖的冬天，可以卖了被子换头牛。

文化内涵的意义 篇2

一、概念意义

概念意义也叫外延意义 (denotative meaning) 或认知意义 (cognitive meaning) , 它指的是词和它所指代的物体之间的关系, 是词的最基本的意义, 被认为是语言交流的中心因素, 原因在于概念意义有某种复杂的结构, 与语言的句法和语音层面相类似, 并相互联系。这种类似和联系表现在以下三个原则上:

(1) 对比原则:对比特征可用来区别语言的不同音素。例如:音标/b/有一系列的对比特征, 为[+bilabial, +voice, +stop, -nasal] (双唇音、浊辅音、爆破音、边音) 。相似地, 我们也可以用对比特征来研究概念意义, 例如:woman这个词, 它的意义可理解为[+HUMAN, -MALE, +ADULT] (人、非男性、成年人) 。

(2) 结构原则:大的语言单位由更小的单位构成, 或者说把句子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自然语言的意义也有类似的句法结构。

(3) 任何语言同时具有多个层面:在理解话语的时候, 有语音、句法和语义三个层面。语义学的目的在于为话语理解提供抽象符号, 即意义表征。

由此可见, 概念意义是语言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我们不能避开意义来谈语言。

二、内涵意义

内涵意义是人们在概念意义的基础上通过联想而获得的一种隐含意义, 或者说是超出纯概念意义的那部分意义, 它反映了人们对于某个词汇的情感联系。内涵意义是概念意义的补充和引申, 例如:woman一词的概念意义是“人、非雄性、成年人”, 而它的内涵意义则是“双足动物、有子宫、爱交友, 有作母亲的天性” (biped, having a womb, gregarious, subject to maternal instinct) , 这里的内涵意义不仅包括生理特征, 也包括心理和社会特征, 甚至还可能包括女性的一些典型的, 但并非女性所必需具备的特征。

由于内涵意义与言语交际者对词的所指的主客观知识有紧密联系, 因此不同的人对同一个词的内涵意义的理解不尽相同。内涵意义常常通过明喻、暗喻、夸张等修辞手段来体现, 例如:Tom is a pig.“Tom”和“pig”本质是不同的东西, 此处把Tom比作猪, 是因为“pig”内含“lazy”, “dirty”, “smelly”之意, 在这一点上, Tom和pig有着相似之处。

三、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的联系

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的区别及联系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内涵意义以概念意义为基础, 是依附在概念意义之上的交际价值, 而不是单独存在的。

(2) 概念意义相对稳定, 变化缓慢, 而内涵意义则不稳定, 它会随着文化背景、时代的发展以及个人的经验而变化, 并且变化较快。

(3) 在某种意义上说, 概念意义是明确的、有限的, 而内涵意义具有不明确性和无限性。正如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和看法是无限的一样, 内涵意义也是无限的:主观上或客观上认识到的所指事物的任何特点, 都对表示该所指事物的那个词的内涵意义有一定作用。

(4) 不是所有的词都有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 有的可能只有概念意义, 有的可能只有内涵意义。普通名词 (pen) 既有概念意义, 又有内涵意义;虚词 (呢) 只有内涵意义, 没有概念意义;专有名词 (God) 只有概念意义, 没有内涵意义。

意义是联结人与世界、主观与客观的纽带, 因此对意义的理解至关重要。概念意义是内涵意义的基础, 内涵意义是概念意义的补充和引申, 要正确理解词的意义必须同时掌握这两种意义, 加强意义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理解词汇, 乃至语言。

摘要：语义学是研究意义的学科, 意义一直是语言学习的中心和热点问题。我们在理解词的时候, 常常忽略其内涵意义, 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Leech对意义分类中的概念意义和内涵意义, 以使我们更为深入的理解词汇, 有助于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

关键词：概念意义,内涵意义,联系

参考文献

[1]Leech, Geoffrey.Semantics. (2nded) .New York, Penguin Book Ltd, 1981.

[2]Putnam, H.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3]陆国强, 现化英语词汇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2.

[4]徐烈炯, 语义学[M].北京:语文出版社, 1995.

文化内涵的意义 篇3

苹果与西方文明的渊源起始于《圣经》中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吃禁果的故事。据《圣经》记载上帝造人之初，亚当和夏娃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伊甸园里，但上帝告诫亚当和夏娃绝对不要偷吃园里的两棵树，即生命树和智慧树上的果子，否则必然会也严重后果。但他们没能经受住诱惑，夏娃受了蛇的诱惑，吃了智慧果，并且给亚当一个，亚当同样也吃了。上帝震怒人违背了他的命令，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而且传说亚当偷吃禁果的时候，在惊慌失措中将一个苹果核卡在喉咙里，留下一个疙瘩。作为惩罚，上帝就让这个苹果核永远留在他的喉咙里，成为男性的喉结。后来Adam's apple这个短语就被人们用来表示“男人的喉结”。 现在已经证实，禁果就是苹果，因为在拉丁语中，表示苹果的那个词语也可以表示邪恶。因此苹果就和原罪产生了某种关系。 但同时，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透露出他们的好奇心，求知欲，而这也是人类的天性。好奇心，求知欲是一切科技成就的最初动力。因此，在此处苹果又有了智慧、强烈的吸引和诱惑等含义。或许这也是后世诸如苏格拉底、布鲁诺等孜孜不倦地追求知识和真理，敢于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动力的源泉，只能说从人类文明的发端，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和夏娃开始就有了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

而在世俗世界，苹果被赋予了“宇宙”的含义。欧洲皇帝、国王们用的手杖，其顶部都是一个圆形的苹果，他们总是手握“帝王的苹果”来表明他们控制着世界，苹果成了权势的象征。

二.苹果与古希腊神话

希腊神话中第一次出现苹果，是在宙斯与赫拉的婚礼上。大地之母该亚从西海岸带回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给他们作为结婚礼物，表达对他们婚姻的美好祝福，而树上结满了金苹果，因此在这里苹果有了完美婚姻的寓意。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在人间所完成的十二件功绩的第十一件，便是取得赫斯珀里得斯和巨龙看守下的金苹果。在取得金苹果的路上，赫拉克勒斯还从高加索山上释放了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三女神与金苹果的故事也是最耳熟能详的，在人类英雄帕琉斯和海洋女神忒提斯的婚礼上，众神君受到参加婚礼的邀请，只有不和女神厄里斯没有被邀请，于是她怀恨在心，在婚礼上扔下了一个写着“送给最美的女神”的金苹果，而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以及美神阿芙洛狄忒都认为自己是最美的女神，互相争执不下，于是宙斯最后让特洛伊从小被父母遗弃最后堕落成牧羊人的王子帕里斯做评判，为了贿赂和诱惑帕里斯选自己，赫拉允诺他给他无上的权利，雅典娜愿意赐给他智慧和力量，阿芙罗狄忒答应让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子爱上她，并自愿做他的妻子。帕里斯逐一考虑，最后对美女动了心，他确实也认为阿芙狄罗忒最美，于是他选择了美神阿芙狄罗忒，赫拉和雅典娜气愤地离开，并发誓会向所有的特洛伊人报复。而后来帕里斯在阿芙狄罗忒的帮助下娶了斯巴达的人间最漂亮的女人海伦，而这也成为特洛伊战争的导火索。因此，在希腊神话中，金苹果象征着美丽与智慧，但是也含有选择，纷争的意思。

三.苹果与西方语言

英语语言中也有许多与苹果有关的俚语、习语等，有着丰富的文化寓意和内涵。现在举几个典型的例子如下：

例1 apple of ones eye 心爱之物，掌上明珠，心肝宝贝。在这里，apple实际指的是the pupil（瞳孔），大概因为眼珠圆的象苹果之故。瞳孔是眼睛重要的一部分，它能调节进入眼睛的光线的强弱。瞳孔散大，对光反射消失，也是脑死亡即人死亡的表现之一。 所以，这个成语典故常用来比喻象爱护眼珠一样爱护某个最心爱的人或珍贵的东西，

例2 apple-polish（努力讨好）美国小学有个传统习惯，即小学生为向老师表示尊敬和感谢，常把自己家里的红苹果带到学校里来，送给自己认为好的老师。但有些学生其实对老师并没有多少喜欢，但为了讨得老师个关照，他们会像其他同学一样送苹果给老师，而且还擦得很亮很干净，于是apple polish这种行为就成了拍马屁的意思。

例3 One rotten apple spoils the barrel. 一只烂苹果烂一筐苹果。当一个苹果开始腐烂，它也会毁掉同一容器中其它苹果。这个短语就被引申为指团队里一个差劲的人会使每个人的表现都受到影响。我们通常就会把那个表现欠佳的人称为团队中的rotten apple。

苹果在西方文明史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拥有十分丰富多彩的寓意，它渗透在宗教，语言，文学等各个方面，和各个时期的文明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或激励作用，成为西方文明史上一道耀眼的明珠。

文化强国的意义 篇4

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是立足我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化资源提出的。我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独特贡献。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加快发展、文化日益繁荣，取得历史性的重大成就，体制改革取得决定性进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实现了大跨越，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创造了良好条件。

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是着眼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的。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有了显著提高，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正在向世界经济强国迈进，迫切需要增强我们的文化力量，形成自己的文化优势，建设文化强国。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提高，文化建设日益繁荣发展，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迫切需要进一步指明前进方向，凝聚各方智慧，激发奋进力量，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是基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在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赢得主动提出的。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围绕综合国力的全方位竞争更加激烈，谁占领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就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占得先机。文化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工作中占据着基础性和战略性的重要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加快文化改革发展，充分运用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形成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的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家园”，独特的民族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精神纽带。建设文化强国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2、在当今世界，文化是“软实力”，文化生产力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因素，国际竞争越来越表现为文化竞争。建设文化强国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提高国际地位。

3、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能为经济社会发展提高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建设文化强国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4、文化是精神活动和精神产品，能满足人们的精神消费，陶冶人情操。建设文化强国有利于保障人民的基本文化权益，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走什么路、朝什么目标迈

进，是社会主义文化大发

展大繁荣必须回答的方向性、战略性重大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客观需要出发，基

于对我国深厚文化底蕴和丰富文化资源的高度自信，承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大

目标，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一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提出，充分反映了当代

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自觉。

充分体现了四大建设协调发展的客观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相辅

相成，共荣共进，任何一个方面的滞后与缺失都会严重影响其他建设的成效，进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整体的发展。

随着中国社会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快速发展，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乃至社会建设都取得

了一系列的重大成就。在经济建设方面，年均9.6%的发展速度为世界罕有，GDP已经位居世界第二，人民

群众的物质生活需求基本达到满足，整个社会总体实现小康；在政治建设方面，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

人民积极性为目标，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政治优势；在社会建设方面，以改善民生为重点、以社会管理创新为切入点的社会服务与管理新格局已然成型，人民群众的幸福感不断得到提升。经济政治大国必然是文化强国。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当在已有的成就与基础上提速提质。

更进一步看，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能有勃勃生机与强大动力。所以六中全会特别强调，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对文化建设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清醒回应

实事求是地说，我国文化建设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比较严峻的挑战。六中全会指出，我国文化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完全适应，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认识不够，文化在推动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中的作用亟待加强；一些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一些社会成员人生观、价值观扭曲，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更为紧迫，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道德基础任务繁重；舆论引导能力需要提高，网络建设和管理亟待加强和改进；有影响的精品力作还不够多，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引导力度需要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城乡、区域文化发展不平衡；文化产业规模不大、结构不合理，束缚文化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尚未根本解决；文化走出去较为薄弱，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需要进一步增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急需加强。

应该说，六中全会对于我国文化建设中存在问题的认识是清醒而深刻的。这些问题在国际国内发展大环境的凸显下尤为紧迫。

从国际环境来看，西方文化携其经济军事优势进行文化扩张，甚嚣尘上的“普世价值”就是最为明显的征兆。如何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来捍卫我们的文化尊严，阐明“中国道路”的必然与必须，说明中华民族复兴对世界的价值与意义，并且赢得世界的理解与认同，为中国发展营造良好的和谐世界环境，我们尚有很多工作要做；就国内情况来看，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文化式微、道德滑坡、价值紊乱的情形并不是危言耸听。现在群众关注的社会心态问题，像老人倒在地上不敢去搀扶，小孩被车碾轧后没人去救助……所有不应该、不健康、不理智的心态及行为背后其实仍然是文化问题。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能解决社会大转型大变革过程中价值导引、意识培育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迫在眉睫。

凸显了对文化现代社会功能的深刻认知

随着社会的文明进步，特别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作用越来越巨大。

首先，社会越发展越需要把文化作为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精神家园”。究其根本来讲，文化是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命体现，否定自己的文化就是否定自己的生命；文化的积淀是一个社会、一个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这个民族、这个社会能自立于其他民族、其他社会的 “基因身份证”。中华民族与世界各民族之间的差别绝不仅仅体现在黑眼睛黄皮肤，更有五千年灿烂的中华文化。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是凭借文化的独特性和内聚力立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丧失了独特性，就意味着丧失内聚力，也就丧失了存在的合法性。这也就是六中全会强调文化是一个 “社会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的原因所在。

不仅如此，文化还是“软实力”，是一个国家以综合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因素。现在国际社会间的竞争已经不仅仅是经济实力的竞争，在和平发展背景下更不直接表现为军事的竞争，而是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任何国家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占领制高点，首先要取得文化上的优势，要占领文化与价值的制高点。曾经有位政治家讲过一句话，输出产品的是三流国家，输出技术的是二流国家，输出文化的才是一流的国家。中华文化曾经在人类文明演进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华文化也必将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实现新的伟大复兴，并反过来促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社会不仅要为世界经济政治作贡献，更要为世界文化发展作贡献，为世界贡献我们的价值观，为和谐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

最后，文化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不同的文化观念会产生出不同的经济发展形式。为什么中国社会能有这么多年来持续的高投资经济发展模式，这与中国社会先劳动后消费的文化习惯有很大关系。这种文化习惯导致中国社会有让现代西方国家羡慕不已的高储蓄率。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拯救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喊缺钱而中国“不差钱”的原因。

更进一步看，随着现代经济结构的升级转型，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凸显。目前，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的文化产业占整个 GDP的 25%，英国达到11%，而中国只占到2.75%。就算中国社会在 “十二五”末文化产业比重提高到5%，这也意味着每年将拉动经济增长1到1.5个百分点，这在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形势衰退，经济增长点匮乏，我国面临经济发展模式大转型的背景下，实属难能可贵的发展动力。

这一奋斗目标有着十分确定的内容与要求

六中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发展者。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运用文化引领前进方向、凝聚奋斗力量，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断以思想文化新觉醒、理论创造新成果、文化建设新成就推动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并不是仅仅写在文件中的一句口号，而是与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紧紧相连的现实目标。

这一目标有着激动人心的宏伟蓝图，需要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十几年、几十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内去努力、去奋斗。这就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更加深入人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全面发展、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不仅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培育出共有精神家园，更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

这一目标又有着脚踏实地的阶段性奋斗目标，这就是到2020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要做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推进，良好思想道德风尚进一步弘扬，公民素质明显提高；适应人民需要的文化产品更加丰富，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化事业全面繁荣，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立，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文化产业格局全面形成；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充满活力、富有效率，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外来有益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文化开放格局进一步完善；高素质文化人才队伍发展壮大，文化繁荣发展的人才保障更加有力。

文化对法治的意义 篇5

法治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的发展程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评断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成果，重要标准就是它培养了什么样的公民品性、有哪些值得其公民致敬和追怀的文化精神和法律素养。

钱穆老先生曾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文化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它体现了人类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文化决定着法治，是法治之源，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法治。人类的正义感、是非感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文化教育的产物，离开社会文化的教化，人就不可能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文化不仅培养人的习惯和气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指导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人类社会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种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和激励功能，只有通过文化的作用，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和谐，才能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学会把法律放在历史的、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看待。法律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外在工具，而且更是关系到权利、正义、民主、自由和秩序等价值，它能够被信仰作为精神寄托和文化情感。只有全体成员都能理解和推行的法律，才能树立权威，没有文化的熏陶、文化的支撑，很难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或法治会走得通、行得顺，文化影响着法治的走向。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源头和本质不在于其工业化、不在于其制度，而在于其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就是遵守契约、信守约定。当今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法，而是法没有得到有效遵循，法的执行被扭曲、改变。法律制定出来，没有人去遵守、信奉，那法律就形同虚设，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倚重于法外因素，抛弃法律于不顾，接受、迎合法律之外的东西，这不仅是在影响和伤害着公民的权利，而且更是在冲击和破坏法律的权威与价值。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不是把法律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要铭刻在每一个公民的内心里。法律是全民意志的体现，是全社会共同信念的共同规则，国家的治理者与受治者均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信守约定、遵守法律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文化精神，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公众对司法的认同和满意就会大打折扣，一些本来符合法律要求的做法也会受到质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重要的是培育出信仰法律的精神或理念来。只有人们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和畏惧惩罚来遵从法律，而是从内心认同法律，使法律内化为自己行为的一个部分，法治才有出路。只有大家都将宪法和法律奉为圭臬，在法的规范所确定的轨道上来解决社会矛盾，才能确保国家的列车安全而又高速地疾驶。

要信仰法律，就必须严格执行法律，标准统一，尺度一致。人们之所以不信仰法律，原因就在于法律多变、善变，法律因人因事而异。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建设必须确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带头有法必依，严格执法，自觉地用宪法和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否则，将宪法和法律仅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这是有损于法治建设本身的行为。在推进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形成这样的氛围或环境，凡是宪法和法律规定应当如此的，就必须如此办理；只有严格执行法律，法治才是根深蒂固的，严格执法，应该成为每个执法者依法办事的法律美德和文化追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的东西必须转化为精神的内容才能对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原因在于，物质是死的，而利用物质的精神的主体———人，才是活的。讲文化，不能把人排除出去，如果没有人的素质，没有人的修养，说文化是讲不通的。龙应台女士在谈到文化时，曾这样说过，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自己、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就不会苟且，不苟且的人就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就不霸道，不霸道的人就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就不会掠夺，对自然不不掠夺，他才有永续的智能。人的素质、德性、能力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性标志，只有整个社会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法治文化建设才有扎实的基础。中国人往往把没有素质的人叫做“草包”，所谓“草包”就是肚子里没货的人，没有“货”，就是不懂人类文明、没有基本的知识，一个没有素质的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人既是文化的享受者，又是文化的参与者、建设者，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提升人的法律素质，提高人的法律水平作为第一要务。

法治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的发展程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评断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成果，重要标准就是它培养了什么样的公民品性、有哪些值得其公民致敬和追怀的文化精神和法律素养。中国法治的模式属于政府推进型，决定了领导层必须具有较强的法治观念，特别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里，如果领导层缺乏应有的法律素质，将很难摆脱人治传统的影响。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文化，法治要发挥应有的力度和效果，必须加大法制的宣传。要通过各种网络、电视、广播、报纸、图书、教育、培训等形式宣传法律、普及法律，向社会渗透、辐射司法者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及精神境界，让社会成员得到感召、得到教育。公众法律意识状况，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掌握和运用，决定着法律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法治文化必须是大众文化，是让老百姓明白法理，普及法律知识的文化，而不是高深莫测、让人琢磨不透的学术文化，要让民众真实地感受到法律的真谛和意义。

论关羽崇拜的文化意义 篇6

孟祥荣(荆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

关羽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早已成为朽骨；但一个文化的关羽却依然生命之树常绿。千百年来，无论政权如何更迭，江山怎样代换，关羽却越发被人推上神坛，为帝为圣，始终不曾受过冷遇，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道风景。关羽文化奇景的出现，虽说是多方的合力共造，但历史为什么就选择关羽，却不能不让我们注目于这一历史性选择的文化土壤，去审视关羽崇拜的文化价值。

关羽崇拜是农耕文化的产物。许多文化学者在论述文化的地理环境时，把人类分为大陆民族和海洋民族，认为典型的海洋民族国家，它的生存空间狭小，所以就尽其力地利用海洋的优势，向外扩展，因而商业发达，人员交流方便，思维的空间也显得广阔。而大陆民族则正相反，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土地，土地就是他们的生命。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上，我们的先祖也像其他的生活在贫瘠地区的民族一样，在一块广袤却不丰腴的土壤上挣扎生存。地理的限制，使他们没有向外扩展的野心，而养成一种独自经营，安土重迁，乐天知命的国民性格。他们关注的两大问题是，如何解决境内民族的矛盾，以及怎样最有效的分配境内有限的资源和最起码的生存。他们中间的领导者不是把最主要的精力放在如何去应付自然的挑战和强迫自然服从人的意志上，而是过份地关注人们之间的生存秩序，努力地调整各色人等之间的关系。他们构筑了一个伦理的世界。伦理的社会中的伦理文化，就发展出一整套的价值观念，形成了一整套少有变化的价值体系。在这种农耕社会当中，天不变道亦不变，起主导作用的价值观念是重农抑商，重义轻利，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以及重自然轻人为的价值观。宗教虽然说有着广泛的影响，但宗教所占的地位并不像在西方那样显著，宗教情绪也不像西方人那样强烈。重现实讲实际的文化性格，使中国呈现出虽然造了许多神、信仰了许多神，却没有一尊能统摄天下生灵的元神和主神的现象。神明也有着地方主义的倾向，也显出了明显的行业特点。尽管本土的儒教、道教和外来的佛教都有着维系社会和人心的独特手段，但无论哪一种宗教，哪种文化都无法涵括所有的人。因此，这个社会要长治久安，绵延后代，就需要建立起与社会相一致的精神文明和社会意识，而这种社会意识的一统或独尊局面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儒家文化就是一个例子。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官方的手段来加以执行，但儒术之外，仍然有着极为广泛的意识市场，诸子百家并未因此而销声匿迹，何况外来的佛教正方兴未艾。再者众口难调，就像最高明的厨师也难以满足每一个人的味口一样，任何一种文化或者社会意识都不能满足每一个人。因此，对于社会各阶层而言，寻找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可以起到精神寄托、安慰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属于理想人格的崇拜偶像，以求与全民各阶层在现世和来世获得保护和超度，就成为农耕社会的一项极重要的也可能做得到的工作。

千百年来，人们寻到了许多个偶像，历史的、宗教的、官方的、民间的，无一不有。可是，没有哪一方的偶像能被整个社会所完全接受。这个偶像在一方或多方得到了认同，可是却遭到另一方或多方的否定，反之亦然。

关羽作为文化资源，他自身的一些素质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且这种素质在农耕社会里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和古代的许多传奇英雄一样，关羽首先以其武勇和神威而受人崇拜，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特别是乱世之中，他的个人行为给当代和后世留下深深的印象。所以清人赵翼说：“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不唯同时之人望而畏之，身后数百年，亦无人不震惊之；威声所垂，至今不朽，天生神勇固不虚也。”虽然儒家文化尚德不尚力，但“力”仍然是农耕社会里受到普遍礼赞的不可缺少的东西。天灾人祸，内争外患，不是完全靠“德”能解决得了的。人与自然固然有着可以沟通的一面，但有时更需要“力”的威慑和降服；内争自不必说，外患也不是靠“修文德”可以弥消的。长于争战的孔武有力的英雄，在普遍缺乏主体意识和独立人格的社会中，获得了社会人群的共识，是很自然的事，关羽的神威和武勇，也就成为他受到普遍崇拜的重要基础，更何况他是一位悲剧的英雄，悲剧的强烈的悲壮感，是最令人长相思忆的。

其次是关羽之后的关羽，不仅有着神勇威猛的本领以及以道义为本的人格内在美，而且通过戏剧手段以造型的方式，为广大的百姓提供了一尊鲜活的形象，特别是《三国志平话》和由此为蓝本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再以语言手段对戏剧舞台形象进行多方面的修饰，使他的形象在历代英雄中成为一种独一无二的图式。他与诸葛亮的“羽扇纶巾”的形象，张飞的乌骓，子龙的白袍白马，都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表征。这就使得身后的关羽不仅仅以其理性化的人格影响着社会，而且给人以活生生的形象感，给人以美的享受。它通过文学艺术形象思维的翅膀，使自己成为众多崇拜偶象中的佼佼者。

当然，历史的关羽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文学的关羽铸塑了完美的形象，没有它们，关羽还沉在历史的底层，然而宗教(包括正统的和民间的)关羽是最终神化的超越的神灵。尽管他在玉泉被立祠祭祀时，只是民间宗教中传统信仰的微小成份，并不比山神土地强得太多。然而他的“发酵”却十分的快，儒、道、释三教差不多在同时把目光对准了他，使他走进高层次信仰神的光圈。上下的认同，皇上的青睐，多教的共构，崇拜的神殿拔地而起，这座神殿里上跪着朝廷，下跪着各类教徒和普天之下的民众，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社会中被普遍认同的一尊偶像从此宣告诞生。它的意义是非凡的。漫散无构的芸芸众生特别是中国农民，从今以后，就有了一个可以倾诉心灵，可以祈求护佑，可以寄托情感的万能之神明。

由此可见，关羽崇拜的产生和形成，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历史的选择。它的出现，是农耕社会精神生活的需要，跟社会保持着高度的适应。它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生长起来的信仰，而且它摆脱了星宿下凡、天神投胎的荒诞(虽然在民间传说中仍有留存)，由人到神、超凡入圣，跟生活自身十分的贴近，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它虽然不像孔子那样，以严密的体系，博大的思想和悲悯的情怀得到知识界永世的尊敬，但亦自有招数，那就是适应社会与民众。中国农耕社会的这方天不变，关羽崇拜这个“道”就继续在小生产者的土壤上滋育繁衍。

但是，有一个问题仍然必须予以强调的是，关羽所受到普遍尊重的精神内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也就是说，关羽靠什么而获得农耕社会各阶层的一致尊崇?这个问题事实上就是关羽崇拜的文化价值核心。

文化价值，实际上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同的价值观和价值标准。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里，文化价值主要表现为一种道德价值，以道德伦理来标示个人，强调人对道德的遵守与认同。同时，在这种道德社会里，个人的价值是依赖于社会价值的，在社会中显示个人，强调人对社会的服从，强调人的社会义务和责任。换句话说，社会个体是没有自主的价值观的，人们的标准都是一样即全社会的标准。伦理道德作为全社会的价值中心，它所形成的强大凝聚力，构成了全社会的精神支柱，聚合着农耕社会的意向和情感。关羽崇拜的文化价值，说穿了，就是传统文化的聚合和显现，就是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忠”、“义”道德原则的显现。

作为道德原则，“义”是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的，“天下莫大于义”，就是此意。关羽“忠而远识，勇而笃义”(金。田德秀语)，虽以武勇见长，却以忠义名世。他的武勇是和忠义不可分割的要素，即所谓：忠而勇，信而义。“汉寿侯，义且武”(李东阳语)，“气盖世，勇而强；身归汉，义益彰”(黄茂才语)，这种“义”，正是农耕社会所需求的道德原则，一种调谐和均衡各阶层之人的道德原则。

历史上的关羽就已具备了忠义的素质。他对皇室刘备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可谓忠心耿耿。但由于关羽同刘备有着君臣而兼兄弟的关系，使关羽的忠义品质常常具有复杂的内涵和多重意义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关羽降曹“约三事”，历史上本有其事，但作《三国志》的陈寿并没有过多的渲染。小说则在此花了大量的心血，突出关羽的两难处境，最后让他采取一种变通而又不变节的办法：“降汉不降曹”。“我与玄德，是朋友而兄弟，兄弟而主臣者也”，既突出了兄弟之情义，又彰明了君臣之大义。君臣大义，是被农耕社会里奉为圭臬的要义。忠以义为基础，忠义合一，完全锲合了儒家的纲常模式。所以封建社会里用人的主要标准之一就是忠臣出于义士之门。关羽的忠，无论是忠于蜀汉，还是忠于汉室，都是忠君，恪守君臣之礼。这一点，与儒家所要维护的君臣之礼，上下之序，是完全一致的。关羽不为名禄所累，甘愿弃曹操的富贵而回归故主的举动，自然要受到交口的称赞。他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处处显示的是一个义字。在于以义为主体而建立的文化价值。走麦城，失荆州，气质性格固为一因，更主要的却在于是贯彻“隆中决策”的“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缘故，他虽败犹荣。因为破坏了关羽的忠义，所以曹操“奸贼”，孙权“吴狗”就理所当然的遭世所诟詈。关羽虽败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君臣大义，因为涵有异姓兄弟的非血缘要素，所以就伦理纲常而言，甚至超过了诸葛亮，堪称“旷世之君臣相与”。诸葛亮称之为“水”，并且在白帝城以孤相托不为不倚重；而诸葛亮也继承未竟事业，六出祁山，北伐中原以至秋风五丈原，不为不尽忠。然而跟关羽与刘备的关系比起来，就觉得隔了一层。仔细想来，这种“隔”正是刘备与孔明之间，少了一层义，即在桃园誓盟中所说的“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所显示的“兄弟之义”。正因为有这一种“义”做底，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关羽遇害后，刘备竟然置万里江山于不顾，置诸葛孔明、赵子龙等人极度理智的忠告于不顾，而要亲率大军复仇了。刘备与孔明，也包括赵子龙，怎么相交，也未能达到关张的水平，根本的原因，就是孔明和子龙不在他们三人以“义”划定的圈子内。所以，“夫信义之为生于世也久矣，闾巷之间，布衣之交，生死然诺不可相负，而况于分工协力共任天下事者乎?然此义之不明于世也久矣，有能行之者，其唯三国时代之刘先主与关壮缪”(吕思勉语)。关羽求信求义以尽忠，君臣伦理涵括兄弟之义，艰险不避，生死不渝，这一种忠义之气，为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建构了最好的模式。就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推崇《三国志通俗演义》中刘备与诸葛亮的“圣君贤相鱼水谐”，认为这是封建时代君臣关系的典范，实际上是有着一定的误差的。

君臣大义，作为农耕社会人际关系的核心，它辐射的许多意义层，都对关羽的“忠义”，作了多方的展示。关羽对敌国、故友讲义，华容道上放走曹操是义；对兄弟对君主讲义，千里寻刘备是义；对士大夫骄而对士卒恤也是义。其义意的广泛，几乎囊括了整个传统文化“义”的层面。农民拥护好皇帝，农民拥护好将军，农民也拥护好神仙。关羽的英武其外，忠义其内的高大形象，不仅获得农民的好感，也颇受士大夫的认同。农耕社会中人们的同舟共济，相互救助，解危扶困，关羽是他们赖以团结互相依存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刘关张异姓的结拜，以非血缘代替和超越宗法制度，已成为“义”的最佳模式，这种模式最适合小农经济支配的人性结构，明清之际以至后来的民国，异姓结义成风，如洪秀全、杨秀清的太平天国起义，事前义结金兰等，都深深地受桃园结义模式的影响。就是《三国志通俗演义》之后的小说如《说唐》、《粉妆楼》、《精忠岳》以及《七剑十三侠》、《三侠五义》等等，也都是以异姓结拜作为故事的主体。随着小说的流播，超越血缘关系的异姓结拜之“义”就愈来愈形成风气，成为农耕社会中人们借以生存发展的强有力保障，关羽集伦理道德的大成，也就成为民众人格理想化的最佳偶像和最佳模式，以至于各种宗教势力，各种政治集团，三教九流，行业帮会，无不奉为尊神，寄以信仰，在道德原则的旗帜下，汇成关羽崇拜的庞大体系。

因此我们说，关羽崇拜的本质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的，它是对孔子为代表的正统儒学的一种强有力的补充。关羽文化以其独到的形象化使儒学从知识界走向全民。“侯(关羽)虽未登沐泗之堂，而刚直之气，忠义之概，暗与道合”，这是清人张鹏在分析何以成夫子时说的话，意思是说关羽虽然未登孔子的学堂门，但他身上表现出来的东西，正好跟孔子之道相合。换句话说，关羽以自己的所作所为，实践了儒家文化的道德原则。表明儒家文化不仅仅是读书人的文化，它也适于任何一个人。只要心诚，石头也会开出花来；只要践道，人皆可以为尧舜。关羽的出现，就使儒家文化多了几分亲近和平易，履忠践义，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也应该做到的，并不是一件难事。孔子文化精英成份太多，而关羽文化则是全民的，普及型的。它的推广，就可使儒家文化多渠道地畅通于民间，普及于下层。随着历史的发展，关羽的“忠义”也不断发展，发展的历史也就是“忠义”不断完善的历史，一直发展到至高无上的“完人”为止，一直到“造”成偶像。偶像一成，人们便可学习了。“学其存心，考其行事”(张鹏语)，他的富有忠义特征的感性形象，起到了蕴含理性的孔子文化未能见有的功能和魅力，从而使传统的儒家文化流贯中华大地，遍及东西南北和各行各业，调谐充实着人们的心理机制和道德结构。

儒家的道德原则为关羽铸造了灵魂，也锻炼了骨架，佛、道为关羽提供了血肉和精神，民众和民间神明崇拜则成为关羽文化的基座。关羽是神三位一体，也是圣三位一体，万国衣冠拜冕旒，生民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这位集儒道佛一身的“关圣帝君”，有着帝王之相，神仙之态，凡人之貌。在无声中永远给人一种肃穆和威严，一种对心灵的强烈震撼。

没有忠义就没有关圣。在中国，凡是能被奉为表率的历史角色而在神坛上定位的，必须具备忠义基本条件。关羽的忠，是含有义理的忠，他事君以忠，事友以义。因此而获帝王的青睐，成为钦定文化。又因大众好义，它又能在民间传播而绵延不绝。而关羽与刘备的关系，乃是忠义合一，这种道德的二重性，更成为农耕社会理想人格化的模式。忠而义，是关羽的精神生命，“精神生命是人本质的一部分，从而，它是确定人的本性的特征。没有这一部分，人的本性就不完满，它是真实自我的一部分，人本身的一部分，人的族类性的一部分。完满的人性的一部分”(马斯洛语)。正因为关羽的精神生命来自儒家，所以后世的关羽神像，几乎很少有不手执《春秋》的。

仅有忠义却成不了关神。因为中国的百姓不仅讲忠义，而且也信神明。如果关羽仅仅是在忠义方面出类拔萃，他至多只能得士大夫的喝采。正因为他不仅是履忠践义，正直无私，而且也孔武有力神通无比，所以他才被正统的民间的宗教同时相中而又走向神坛。它的价值在于，为成圣的关羽披上神秘的外衣，罩上神秘的光圈。凡人只能引起亲近感，神灵才会让人畏敬，圣人能使人高山仰止，神明则使人在畏敬之余，产生一种强烈的祈求感，任何崇拜都是以崇拜者对崇拜对象的神秘认识为前提的。没有佛与道，没有民间神明崇拜，关羽终将只是一个普通的关羽。

圣化的关羽也好，神化的关羽也罢，重要的是有人化的关羽。关羽成圣成神，但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的足立在现实大地上。他是土生土长的自在神、自然神，既非天上星宿下凡，也非彼岸菩萨转世，就像诸葛亮“我本是卧龙岗上散淡的人”一样，关羽也本是解州城中一个平常的人，一个富有人文精神具备传统伦理价值法则的凡人。

思考中国建筑的文化意义 篇7

一、中国建筑文化的三大特点

1. 深沉高迈的文化哲理

从艺术本质来看,建筑艺术如同音乐艺术一样,富于抽象的寓意性,以特有的符号语言表达一定的情绪和感受,所以,它们属于一种象征主义艺术,用这样的象征手法来映射人类的思想意识。如西方古典主义建筑中,用罗马式风格表现庄严,用希腊式风格表现公正等等。虽然其中也反映出一定的文化意义,但较之数千年一以贯之的中国传统建筑文化的底蕴来,却是失之浅表。中国传统建筑,从宫殿、寺庙建筑直至普通民居、小品园林,莫不充满丰富多姿而又深沉高迈的哲学意识,其建筑形态表象背后蕴含着深层次的思维理念、心理结构以及人生观和宇宙观的体验,从而更加深刻地体现着建筑的本质。中国建筑文化哲理的表现是多方面的,举其大要可列陈数端。

首先,在对建筑的名称上,就可看出强烈的文化意义。如称建筑群中位于主体位置、形体高大的建筑为“殿”或“堂”。据《释名》则有:“堂,犹堂堂显貌也,殿,殿鄂也。”这是将形容词名词化,以之命名这种高大壮丽的建筑,可说是形神韵皆备,这名称本身就已含有某种文化意味,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不似西方建筑,直呼其名为教堂或神庙那样直白。又如“馆”这种建筑类型,据《说文》:“馆,客舍也。”从食、从官,为宾客食宿之处。初始本义,即“客官居所”,如招待所,因而有欢迎、公共用途之义。后加延伸义,则赋予社会学意义,“馆”字便大行其道,用于学馆、公馆、会馆,以至现代的图书馆、旅馆、博物馆等等。这个“馆”字便含有迎接、开朗、活泼、公用的含义,使这类建筑性格特征展露无遗,其文化意蕴也溢于言表。

其次,对建筑这一客观对象的定义理解更为别开生面、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古语云:“夫宅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1】意思是建筑(住宅)是介于天地间阴阳之气交汇聚集之处,是人类社会家庭生活准则的空间存在模式。这句话前半句说的是建筑的自然属性,后半句说的是建筑的社会属性。这是建筑的哲学定义。从现代建筑文化学的观点来看,建筑作为社会文化的最庞大的物化形式和空间载体,既是时代特征的综合反映,又是民族文化品格的集中体现。归结到一点,它最终应是建筑所有者思维观念的哲学表达。建筑的本质,可以说是用独特的“住”的建筑语言,表述营造者的艺术精神和文化哲学观念,以及他们对人生观、宇宙观的把握和理解。应该说,中国建筑文化对于建筑的哲学定义更明确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

再次,应用阴阳数理哲学的方法指导中国建筑的营造,以体现中国建筑的艺术精神,从而成为传统建筑文化的象征主义美学原理。“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2】从中可以看出,“数”与“象”关系之密切。诸如“奇数为阳,偶数为阴”,“天数为阳,地数为阴”等河图洛书中神秘数字的组合所表达的文化哲理都对本身就离不开数字尺度的建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建筑本身就是一种“象”。以数取象,以象喻理,以理成境,这些原则都强烈地灌注于建筑营造设计之中,达到和谐有序,情理相融的艺术感染力。如住宅作为“阳宅”采用“阳数设计”,先秦典籍记载建筑等级要求,以横向三、五、七、九开间的奇数展开,高度尺寸也按等级以奇数决定。帝王大朝金銮殿号称“九五之尊”,则取阔九间、深五间为建筑最高规格。

2. 重情知礼的人本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传统文化更重视以人为本,一切从人的主体出发,体察人与自然和其它事物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相互的关系,使之成为有机统一的整体。重亲情,讲人伦,知礼仪,劝教化,倡理性,凡事中庸有度,不事张狂,成为其文化特点。即使信奉宗教,也主张相互并存,宽容兼行,少有宗教迷狂、不知节制。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在本质上可以认为是一种人伦文化、人本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哲学重情知礼的人本精神渗透在中国的几千年社会生活之中,建筑作为社会生活的文化容器,必然在各个方面强烈地体现这种精神。不仅是宫殿、寺庙建筑,尤其是居住建筑更是如此。从建筑布局、功能使用、空间环境,到构造尺度、装饰装修、家具陈设等等莫不浸染着人本主义的精神追求。这种人本精神在设计理念上集中表现在以下诸点。

2.1以人为出发点的设计原则。

在平面布置和功能使用要求的安排上,十分注重使用对象相互关系的决定作用,并成为一条设计基本原则,也就是“人伦之轨模”的设计原则。即建筑设计最根本的是要反映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确定的规范关系。建筑就是人际关系的空间模式。如作为封建统治中心的皇宫,不仅要采用庄严、壮观的构图手法来突出皇权至上的设计主题,更重要的是要遵从礼制名份、尊卑等级。

反映封建宗法社会的思想理论基础。北京故宫(图1)布局就是这样的范例。在设计构思上故宫分前朝后庭二大部分。外朝属阳,天子公事之用置于前,设三大殿,空间处理宽敞、通达、宏伟。内庭属阴,寝室生活之用,置于后,设二宫,及后妃六宫六寝,空间处理则紧凑、亲密、精细。在一般住宅四合院中人伦关系反映在平面布局上更是十分严格。长辈住上房,哥东弟西,女眷居后院不迈二门,如此等等。其功能关系就是人际关系以及各式人等在其中的活动规律。而现代建筑理论同样强调人的活动分析,主张最大限度地关注人,着眼于人在建筑中的行为方式,要研究建筑心理学、行为学等等。应该说,研究人的心理行为以指导建筑设计,在中国建筑文化尤其是丰富多采的民居建筑中,有许多体现人生亲情和人情味的设计内涵是可资借鉴学习的。

2.2以人为本的空间环境尺度。

中国建筑总的来说均以近人的尺度营造形象、空间和环境,显得亲切平和,以阴柔之美的艺术感染力见长。高大壮丽的宫殿、寺观,尺度虽有扩大,但也有所节制,把握适度。不是以超乎寻常的夸大尺度使人在建筑面前感到渺小。不象西方哥特建筑或罗马穹顶教堂建筑那样,尽其无比的尺度夸张,追求疯狂的高直空间和宏大飞升的穹窿,目的只在营造神的空间和气氛,无视人与空间的亲和力,只是让人在这种空间中压抑得听任神的驱使摆布,实现宗教对人心灵的震慑。中西建筑美学观不同尺度的应用就在这空间环境人与神体验的区别。因此可以说,中国建筑空间尺度是以人为本,而西方建筑空间尺度是以神为本的。

2.3建筑组合整体有机的群体意识。

中国建筑在观念上从来是整体重于布局,群体重于个体。在营造方法上,院落围合重于室内分划,有机统一重于单体表现。所谓一座建筑常常指的是一群建筑的组合体。如民居中常以某院代表这一组群若干个院落,诸如“王家大院”、“李家大院”等称呼,都是若干幢单体的组合,是一个“群”的概念。院落是建筑群体组合的基本空间单元和母题。庞大的建筑组群都由院有机衍生而成。同西方院落不同,中国建筑院落的构成和功用常被赋予极为丰富的人文内涵。因此,要懂得中国建筑,必须要懂得中国建筑的“院落精神”。“院落”是中国建筑的灵魂和精髓。中国建筑文化即“院落文化”。这种“院落文化”也就是中国建筑人本精神群体意识的体现。虽然它源自家族血缘政治的产生,富于封建宗法的色彩,这是客观社会因素的消极影响,但就群体组合有机统一整体的设计意念和方法上,却有着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民族精神。中国建筑组群设计变化万千,群体艺术魅力无穷,空间环境丰富多采,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和境界,有着取之不尽的经验、技巧和智慧,还需要我们加深认识和理解,进一步挖掘、开拓这一文化遗产宝库。

3.“天人合一”的环境观念

以周易为肇始的阴阳哲学被称为中国传统哲学之母,与西方古典哲学相比,最本质的差异莫过于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所谓“天”,即客体存在的宇宙、自然及其规律。所谓“人”,即主体存在的社会、人生及其规律。在中国传统文化观看来,这二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具有同构同源的特征,有共同的规律性和哲理性。

二、仿古建筑的无意识性

我国许多地区则出现了仿古建筑的热潮,上有策划者,中有设计者,下有支持者,一时间,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其中不乏名人名作,但更多的是滥竽充数、沉渣泛起。例如,华商旅游频道有过这样的介绍:“陕北佳县白云山由祟尚道教起步,因建庙立神成形。54座宫、殿、楼、祠等组成的庙群,自成格局,各具特色,都是因神建庙,每庙必神,200多位神。其中以道教系列神为主,儒、释、道三教交汇。既供华夏大地供奉的传统神,也供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神。白云山神之多,神之全,真可谓诸神荟萃,集于一山,这在各地的古观古寺中是少见的,其间记述和演绎了许许多多宗教故事、神话传说。”然而提供的图片上道观与佛寺相互杂陈;玉帝两侧,猪八戒与岳飞分列其中。这种热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经济和文化的根源,同时,它又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倾向,即人们常采用与自己祖先相似的行为模式认识和对待世界,却丝毫未能察觉粗略的模仿并不是对与传统精华的继承,更不是所谓的建筑民族化实现的捷径。如何去传承?如何去建造真正意义上的仿古建筑?

三、继承传统与创新未来

传统是一种民族情节:丢不开、抹不掉、剪不断、理不清。到底如何继承传统,又如何创造未来,历来是建筑师们争论不休的热门话题。有人大谈继承传统,所谓传统,就是统而传之,那么建筑的创新又在哪里。因为从本质上说,创新就是对传统的背叛。创新与继承虽然是矛盾的双方,但它们也是辩证的统一,同时,还有一个质、量、度的规定性问题。继承与创新是密不可分的。继承是相对的自我,创新则是更新的自我。之所以要继承,并不是因为它是传统,而因为它还有新的生命力。之所以要创新,并不是要故意否定传统,而是因为生命的航向已经变化。没有继承,创新会成为无源之水;没有创新,继承就成为简单的复制或克隆,正如克隆羊多利一样,它必然是衰弱的和短命的。现在的时代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改革开放的形势不仅使国内各种建筑思潮和建筑技术层层出新,而且使我们与世界的文化技术相互交流,这一方面引起我们思想方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另一方面也会引起建筑文化以及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变。在某些方面,传统已经有所改变,历史与文化也绝不可能重复不变。时代变了,建筑赖以生存的根本也就变了,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东西最终被淘汰。

贝聿铭曾说过“新材料、新技术固然重要,但对建筑艺术创作来说,更为重要的则是要找到正确的民族化道路,使建筑具有独特的民族形式与风格”。【3】其实,中国建筑师更应当具有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继承和发扬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流传下来的所有建筑与文化的精华,而不必刻意地去固守什么东西,只要依据当时当地当事的条件和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机动灵活,充分利用当代最新科技,设计和建造出合乎人们舒适性要求和生态学要求的新建筑,敞开胸怀以做到:古今中外,一切精华,皆为我用,所谓“盛世无忌”,通过量变达到质变,开辟出建筑事业的新天地。这不仅是未来的目标,也是分析和认识中国建筑文化特征的根本目的。

参考文献

【1】《皇帝宅经》

【2】《易·系辞上》

僻字的文化意义 篇8

该类电视节目的看点就落在那些生僻的字和词语上，中学生们写出如此艰深、笔画繁复的汉字和冷僻的词汇，让人惊羡，同时也自愧弗如。想到自己初中的读书生活，花在书本上的时间不多。不过，即使没有“文化大革命”之前“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氛围，也会让语文和外语都不在幼稚的学子们的视野内。“文革”后出国渐热，学外语又成为主流。母语虽然重要，只是它像水和空气，充盈在我们周围，不到匮乏时，不会感觉它的存在。如今“汉字听写”这类竞技节目，似乎让人们重新感觉到了汉字的存在，特别是那些容易犯错的字在提醒着我们的疏忽和无知，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

当然，就汉语言文字而言，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自己年轻时的错觉，以为现代汉语的功能只是为了帮助我们准确地划分句子成分而已，一点也不实用。语感好，会写文章，会表达即可，何必要知道什么主谓宾补定状？相比之下，古代汉语的老师更让学子敬佩一些，因为觉得他们有学问，那些难理解的古文，一经老师的指点，便豁然贯通，打开了一扇通往神秘幽远的历史的大门。

在“汉字听写”比赛中，情形也如此，那些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字和词，并不受青睐，因为它们太普通了，似乎人人都会，比赛的意义就是看那些学生能不能够写出前人曾经使用过的、高难度的字和词。所谓高难度，就是在现代汉语中不常见，或者难得一见的字和词：比如“捍蔽”、“溪刻”，还有“唼喋”、“觳觫”等等。这些远离我们、脱离日常生活的词，现在露出了芳容，它们躺在某些古代的典籍和文献中，或者在文学作品的某个不起眼的角落，如果没有这类竞技节目，我们可能一辈子不会光顾，它们也没机会光临。

人们有理由质疑出题人的意图，那些古怪冷僻的字词除了难倒学生，在最后关头起到淘汰一部分比赛者的作用，还有什么其他意义吗？即除了比赛上的意义，还有深刻一点的文化意义吗？

所谓冷僻的字和词，是由于在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不常用而逐渐退出人们视野的，有点自然淘汰的意味。当然，说淘汰是相对的，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它们还会回到我们的语言生活中，就比如“囧”（jiǒng）字，“槑”（méi）字，还有“烎”（yín）字，等等，而今又回来了，成为网络热词。

经济学中有所谓长尾理论，认为只要存储和流通渠道足够大，那些需求不旺或销量不佳的产品共同占据市场的份额可以和那些一时热销的产品所占据的市场相等，或甚至更大。其实文字学中也有长尾。专家们制定的《汉字应用水平测试字表》是五千五百个字，里面根据难度，还分成甲、乙、丙三个字表。其实，我们的常用汉字不过三四千个。与常用汉字相比，《康熙字典》中收的四万七千多字，就是很长很长的长尾。据说《鲁迅全集》总共用到的汉字是七千七百来个，这是二十世纪作家中最有学问、用汉字最多的文学巨匠，即便这样，《康熙字典》中还剩那四万来个字没有动用。但就是那没有动用的四万来字，保证着那几千常用字的意义。海明威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文学创作，露出水面的八分之一和水下的八分之七构成厚积薄发的态势；也有人喜欢用冰山理论来形容意识和无意识，意识的部分远小于无意识，并被无意识所包围。其实，用冰山理论来说明常用字和生僻字的关系也很贴切，常用字必须浸泡在十倍于它的庞大字库中，才能时时焕发出其活力。

我以为能挥洒自如运用三四千常用字的写作者，基本了解和掌握的汉字应该在五六千字以上，不过，自从赵元任等在汉语中引进语言学概念的“词”以来（在《马氏文通》中，还是以名字、代字、动字、状字来表述的），我们似乎应该强调掌握一门语言的熟练程度是和词汇的拥有量相关的。虽然很难说一个掌握几千汉字的人究竟拥有多少词汇量，但是汉语的词汇掌握和汉字的熟习是分不开的，在汉语书写中，由于汉字意义的相对稳定，组合起来容易衍生出许多新词。例如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是“横空盘硬语”的文章大家，在一篇文章中就可创造出许多新词，如“爬罗剔抉”、“刮垢磨光”、“贪多务得”、“细大不捐”、“补苴罅漏”、“张皇幽眇”、“含英咀华”、“佶屈聱牙”、“同工异曲”、“动辄得咎”等，这些书面语词，阅读起来过瘾，只是不太容易进入口语。但这些不易成为口语和流行语的“文言”，虽然应用的机会不多，有时反倒是有长久的生命力。

观看“汉字听写大会”之类的电视节目，人们惊奇的是这些青涩的学子，怎么会记得那么多佶屈聱牙的字和词。答案似很简单：潜心钻研，反复记诵默写。问题是为何肯花功夫在这上面，有这个必要吗？在回答有无必要之前，或许应该先问问他们有无兴趣，问题自然在于兴趣。年轻学子求知若渴，特别是对那些有难度和深度的对象，怀有一种好奇，怀有一种朦胧的敬意。其实许多书本知识在日后的人生旅程中可能是无用的，因为不能直接派上用处，但是它们在激活个体精神方面不可小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电影《阿基拉和拼字比赛》，阿基拉是黑人子弟，参加英语拼写比赛，从学区一路比拼，杀到华盛顿。最后名列前茅的竟然是她和一名亚裔学生，缘由也正在于此。他们的精神力量由此被激发，他们的才智得到认可，尊严得到维护。

我们这些节目在多大程度受到英语拼写比赛的启发，笔者没有做过比较，但是以竞技的方式来提高人们的学习认知兴趣或观看兴趣，是其背后共同的法则。当然支撑兴趣的，还在于其丰富的内涵和营造的特定情景。这些生僻的文字，各自联系着独特的意义和被人遗忘的蕴含，翻检这些字，似找回了或者说开辟出新的意义空间，某种意义上也能理解为传统文化在当代的重新激活。

单个地说，哪些僻字对今人有意义，或者说“汉字听写大会”所光顾的那些生僻字对现代汉语的发展有什么特别的功用，那是无稽之谈。因为脱离了日常生活语境，脱离了特定的语境和语用，文字是没有固定不变的意义，也难说今后会派上什么用场，但是所有的文字都记载了先人的生活历程和开拓精神，反映了我们祖先的创造能力。那些得以留存的生僻字词，记录了我们古人的各种探索和尝试，也表明人类文化演进的复杂性和不可通约性。文化的发展是创造和淘汰并行的，淘汰的旧文化有时在某些境遇中，又重新露头，成为文化焕发活力的新因素，文化神秘的伟力有时就缘于偶然性和突变性之中。

这一点从对汉赋的评价的转变上也能说明一些问题。

当年的文学史课，从阶级论或民粹论立场出发，说到汉大赋，基本上是略过，或批判其辞藻繁缛堆砌、过分铺张扬厉而又内容空洞，或批判其讽一劝百，宣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靡生活，等等。后来的研究者，重新肯定了其开拓性和创造价值，以及在修辞和文学表现力方面的努力。汉赋的铺张自有汉赋的道理，一位台湾作家说得好，正如“《百年孤独》开头写，那个时候世界太新，一切还没有名字，必须用手去指。汉赋便是兴高采烈地指述新物新事，不厌其烦地详绘凡百细节，成段成篇列举出声、色、犬、马，不为什么，只因为喜欢”。

我想，随着汉字听写比赛的深入，汉赋中古奥冷僻的词语或许也会不甘寂寞，纷纷登场？当然很难说这么做，一定是好或者不好，因为许多现象不必轻易做价值判断。作为一档竞技节目，我认可这样的说法，即听写那些相对常用的而又容易读写错误或互相混淆的词语，对于规范我们的语言更有帮助。毕竟僻字不是为了竞技节目而存在。“汉字听写”比赛只会时兴一阵，而僻字作为人类文化的化石，会长久流传下去。

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用语的僻字，像是古董，古董除了年代久远，也有奢侈的意味。古董的价值是不确定的，不过对于收藏者来说，还有那么一段情怀。古董除了供摆设、观赏，大多数时候是压在库房，僻字的情形也相似，压在古文献和辞书中，难见天日。不过有些也许还能重新融入我们的语言交流系统之中，就因为它们是抽象的符号系统，在语用过程中会产生奇妙的变化。

若干年前，笔者拜读丘成桐的一篇演讲，丘先生幼受庭训，谈起中国古典文学如数家珍，他用古典诗词来描述数学的意义、数学的文采、数学的意境与情感，竟是那样贴切入微，一点也没有突兀冷僻之感。他说：“我研究这种几何结构垂三十年，时而迷惘，时而兴奋，自觉同《诗经》、《楚辞》的作者，或晋朝的陶渊明一样，与大自然浑为一体，自得其趣。”虽然这位数学大师申明，这只“关乎个人的感受和爱好”，但是他令人信服地展示了语言领域和数学领域之间奇妙的关联，对于我们理解数学中低维空间和高维空间之间的关系有深刻启示，同时也表明，地域化的文字语言和国际化的数学语言虽不能互相取代，却能互相辉映。

在当今西方的媒介理论中，有所谓热媒介和冷媒介的说法，据说前者如拼音文字清晰度高，后者如象形、会意文字清晰度低。这种武断的划分方式，真是令人吃惊。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历史的丰富性包含在语言的丰富性之中，当然也包含在那些僻字之中，僻字的产生和弃用，显示了文化演进的某种轨迹。从当下效用的角度讲，我们倡导语言文字的简便实用，但是不必为了简便实用而否决博大精深的古代文化。

论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或许要被人嘲笑，如鲁迅先生所比喻，一个穷人往往自炫，说自己祖上曾经阔过。不过，祖上也确实阔过。只是最近几百年来的破落，使得志士仁人在自省的过程中，进行了由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自我批判的三个阶段。这三步中，前两步是面对当时具体的情景，批判容易击中时弊。到了文化批判这一步，就应该谨慎和具体分析，社会的演进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不能归于单一因子（由于文化概念的误导，人们会将“文化”作为单一因子看），即不能将今天的社会积弊归于两千年前的孔子或儒家文化，更不能检讨文化的得失，而自惭形秽到了要摒弃汉语言和文字这一步。比如上世纪有汉字拼音化的讨论。如果我们把古希腊语和拉丁语看成人类早期灿烂文化的一部分，有什么理由不把中国古代语言看成人类灿烂文化的组成部分？禁锢我们国人思维的不是中国古代文化或文字，而是只认某种文化为唯一正确者而屏蔽其他文化，不能吸收人类的整体文明成果。

像“汉字听写”这类节目反映出的汉字文化，其生命力不取决于外在的所谓客观规律，而是取决于我们的使用者！取决于使用者的生命力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