诈骗罪的名词解释

诈骗罪的名词解释（精选6篇）

诈骗罪的名词解释 篇1

我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常见的经济诈骗罪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等。

诈骗罪的认定标准

(一)本罪与非罪的界限

l、诈骗罪与借贷行为的界限。借款人由于某种原因，长期拖欠不还的，或者编造谎言或隐瞒真相而骗取款物，到期不能偿还的，只要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没有挥霍一空，不赖帐，不再弄虚作假骗人，确实打算偿还的，仍属借贷纠纷，不构成诈骗罪。

2、诈骗罪与代人购物拖欠货款行为的界限。对以代人购买紧缺商品的名义，取走货款，没买到东西，又擅自挪用货款，拖欠不还款的行为，应着重考察其真实目的、双方的关系、事情的起因、代办人的具体行为、拖欠的情节、后果等等，从而正确判断其是否有非法占有的意图。如能明确想代人购物，因故未能买到挪用仍拟归还的，不能以诈骗罪论处。如果以代购为名，行诈骗之实，骗取大量财物，大肆挥霍，根本无意归还，也无力归还的，应以诈骗罪论处。

3、诈骗罪与集资办企业因亏损躲债的界限。如果确实是集资经商办企业，但因经营不善，亏损负债，为躲债而外出，仍属财产债务纠纷。这同诈骗犯以集资办企业为名，捞到钱财就逃之夭夭，以实现其非法占有的目的，有本质区别。

(二)本罪与招摇撞骗罪的界限

两者都使用骗术，后者也可能获得财产利益，这两点相同;但是，主观目的、犯罪手段、财物数额要求和侵犯的客体，均有不同。招摇撞骗罪是以骗取各种非法利益为目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进行招摇撞骗活动，是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公共利益或者公民合法权益的行为，它所骗取的不仅包括财物(但无数额多少的限制)，还包括工作、职务、地位、荣誉等等，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当犯罪分子冒充国家工作人员骗取公私财物时，它就侵犯了财产权利，又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和正常活动，属于牵连犯，应当按照行为所侵犯的主要客体和主要危害性来确定罪名并从重惩罚。如果骗取财物数额不大，却严重损害了国家机关的威信，应按招摇撞骗罪论处;反之，则定为诈骗罪，如果严重地侵犯了两种客体，一般依从一重罪处断的原则按诈骗罪处治;如果先后分别独立地犯了两种罪，互不牵连则应按照数罪并罚原则处理。

(三)本罪与本法规定的其他诈骗犯罪的界限

本法在其余各章节分别规定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金融票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保险诈骗罪、合同诈骗罪等。这些诈骗犯罪与本罪在主观方面和客观表现方面均相同，但在主体、犯罪手段、主体要件与对象上均有差别，较易区分。本条因之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诈骗罪的处罚情况

1、犯本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2、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3、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2月16日)的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千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3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个人诈骗公私财物20万元以上的，属于诈骗数额特别巨大。诈骗数额特别巨大是认定诈骗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一个重要内容，但不是唯一情节。诈骗数额在10万元以上，又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也应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

(1)诈骗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诈骗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

(2)惯犯或者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

(3)诈骗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影响生产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

(4)诈骗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医疗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

(5)挥霍诈骗的财物，致使诈骗的财物无法返还的;

(6)使用诈骗的财物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

(7)曾因诈骗受过刑事处罚的;

(8)导致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9)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行为，诈骗所得归单位所有，数额在5万元至l0万元以上的，应当依照本法第1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数额在20万至30万元以上的，依照本法第l52条的规定追究上述人员的刑事责任。

对共同诈骗犯罪，应当以行为人参与共同诈骗的数额认定其犯罪数额，并结合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法处罚，

已经着手实行诈骗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获取财物的，是诈骗未遂。诈骗未遂，情节严重的，也应当定罪并依法处罚，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在“2千元至4千元”、“3万元至5万元”的幅度内，分别确定本地区执行的个人诈骗“数额较大”、“数额巨大”，以及单位实施诈骗，追究有关人员刑事责任，参照本条第四款规定的数额，确定适用原《刑法》第151条或者第l52条的具体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诈骗罪的刑法条文

第二百六十六条 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一十条第二款 使用欺骗手段骗取增值税专用发票或者可以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的其他发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百六十九条 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 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条第三款 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诈骗罪的名词解释 篇2

关键词：法解释,立法,冲突,协调

立法是有特定的主体, 依据一定的职权和程序, 运用一定技术, 制定、认可和变动法这种特定规范的活动。立法又分广义立法和狭义立法, 本文所论内容仅仅涉及狭义立法。从狭义上讲, 我国立法是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设机关制定和修改法律这种特定规范性文件的活动。司法解释是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 对审批和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所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解释。从效力位阶上将, 司法解释的效力低于法律, 司法解释必须忠实于法律, 不能与法律相冲突, 否则视为无效。然而司法实践中, 的确存在部分司法解释与法律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这种冲突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司法实践, 司法者要么无所适从, 要么忠实于司法解释, 从而对法律的正确实施形成了冲击。本文仅以盗窃罪、诈骗罪未遂的两个司法解释为例, 谈一谈两者之间的冲突, 以及如何协调理解两者之间的关系。

一、两项司法解释与刑法的冲突

2013 年4 月2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 盗窃未遂,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 一) 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 ( 二) 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 ( 三) 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2011 年3 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条规定: 诈骗未遂, 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诈骗目标的或者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 应当定罪处罚。两个司法解释都规定了犯罪未遂, 以数额巨大财物为犯罪目标的, 应当定罪处罚。这种司法解释规定, 在司法实践中就会被反之理解为, 上述两项罪名犯罪未遂的, 如果不以数额巨大财物为盗窃目标的, 就不以犯罪论处。例如, 犯罪嫌疑人盗窃被害人财物价值5. 9 万元 ( 盗窃犯罪数额巨大标准6 万元) , 因为未遂, 就不应当定罪处罚。对于指导司法实践的两个司法解释, 如果这样被理解, 势必会与法律规定存在一定的冲突。

我国《刑法》二十三条规定的是对于未遂犯, 可以从轻、减轻处罚。司法解释则规定, 两种犯罪侵犯财产数额较大未遂的, 不应当定罪处罚, 它首先肯定了是犯罪未遂, 然后规定数额较大的, 不应当以犯罪论处, 这明显违背了刑法的法律规定。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 盗窃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 诈骗公私财物, 数额较大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第二百六十四条和二百六十六条之规定, 表明盗窃行为和诈骗行为, 只要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 不论达到何种犯罪形态, 都构成了犯罪, 并没有单独规定犯罪既遂构成犯罪, 犯罪未遂不构成犯罪, 更没有规定, 犯罪未遂, 只达到犯罪数额较大标准的, 就不以犯罪论处。第二十三条关于犯罪未遂的处罚原则是对于未遂犯,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就是说, 对于未遂犯, 构成犯罪首先是应当肯定的, 只不过是未遂犯, 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种理解遵循了刑法思维由客观行为到主观评价的过程, 其前后顺序是, 有侵犯财产的行为, 达到数额较大的标准, 构成犯罪, 然后考虑是何种犯罪形态, 依照相应的犯罪形态定罪处罚。

盗窃罪与诈骗罪规定在刑法分则第五章的侵犯财产罪中, 该章涉及的十三个罪名, 基本都有犯罪数额较大、巨大之分, 司法解释仅仅规定了两个罪适用犯罪数额较大, 犯罪未遂的, 不应当定罪处罚, 让人有一种就事论事、个罪处理的感觉, 不具备法律规定的统一性。刑法分为总则和分则, 总则统率分则、指导分则, 分则是总则原则、原理的具体体现, 分则不得与总则相抵触、相违背。两个规定作为刑法分则具体罪名的司法解释, 首先不能违背总则的规定, 其次不能违背整个法律的规定。对于上述冲突, 解决的办法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办法就是废除两项解释的冲突内容, 保持法律的统一性; 第二种方法就是对解释做变通规定, 是司法解释与法律规定相互协调, 达到不再相互矛盾的程度。

二、两项司法解释与刑法的协调

通过审视两项解释, 我们可以发现, 它们都规定了“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目标的”盗窃罪的司法解释规定的范围更加广泛一些, 增加了“以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的和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通过两项司法解释, 我们可以理解为, 对于上述作案目标, 由于财物的珍贵性以及地点的重要性, 如果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明知其重要性, 仍对其实施盗窃行为, 表明了其主观恶性之深, 因而应当以犯罪论处。但是对于以数额较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 表明其主观恶性较浅, 因而可以不定罪处罚。这里做协调性理解, 就应当明确司法解释中的两个词语。一个是应当定罪处罚中的“应当”, 一个是数额巨大财物为目标的“目标”。

“应当”在法律用语中是“应该、必须”的意思, 表明一定这样去做, 具有不可选择性; “应当”与“可以”不同, 可以定罪处罚, 同时另一层意思是也可以不定罪处罚, 具备一定的可选择性。两项司法解释规定对于将数额巨大的财物作为目标的, “应当”定罪处罚。这句话并不表明反过来可以推论, 对于将数额较大的财物作为目标的, 就“应当不”定罪处罚。从逻辑上讲, 巨大的“应当”不代表较大的“应当不”。我们还可以理解为, 对于巨大的, 应当定罪处罚; 对于较大的, 可以定罪处罚。以数额巨大财物为目标的, 具有不可选择性, 即便是未遂, 都应当定罪处罚; 对于将数额较大的财物作为目标的, 如果是未遂, 由于财物没有损失, 既可以定罪处罚, 也可以不定罪处罚, 具有一定的选择性。后者不定罪处罚的原因, 如具备法定的从轻情节, 就可以不定罪处罚, 如果不具备法定的从轻情节, 一般情况下, 还是要定罪处罚的。如果这样推论理解, 就可以将司法解释与法律协调起来, 既能体现司法的宽严相济, 又能保证法律的统一。

“目标”是对象的意思, 是行为人主观上具备一定的认知程度的对象, 关于盗窃的司法解释, 将“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目标”和“珍贵文物为盗窃目标”并列起来, 对这两种情况应当定罪处罚, 表明行为人对两类物品价值具备一定的认知程度, 将其作为作案目标, 明知其价值巨大, 仍实行侵害行为, 就应当不加选择地加以定罪处罚, 体现了刑法的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如果行为人对财物数额是否巨大并不明知, 被侵害对象也无法显示出是数额巨大的财物, 犯罪未遂的, 就不能体现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之深, 尽管客观上是数额巨大的物品, 其定罪处罚就不能是“应当”, 而是根据未遂的程度以及被侵害财产损失的现实危险性, 来决定是否定罪处罚。如有的犯罪嫌疑人只是接近该类作案目标即被抓获, 或者由于其他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继续实施犯罪的就不应该规定为“应当”定罪处罚, 情节较轻, 或者具备其他从轻情节的, 应规定为“可以”定罪处罚。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侵财犯罪单纯以数额定刑罚的情况, 有时不能充分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例如犯罪嫌疑人盗窃一被害人背包, 其主观上只是认为 ( 通常人也会这样认为) 这只是一个普通背包, 结果背包中有贵重物品, 价值可能存在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三种情况, 犯罪嫌疑人在同一程度的主观恶性支配下, 就会获得三种不同的刑罚, 而且差别分布在三个不同的刑幅内, 最终结果是单纯以价值量刑, 不免存在客观归罪的嫌疑。上述论证旨在表明行为人对“目标”价值明知的重要性, 便于更好地理解明知“目标”价值巨大, “应当”定罪处罚的原因。

保险诈骗司法解释（推荐） 篇3

第一百九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投保人故意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

（二）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发生的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原因或者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的；

（三）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四）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造成财产损失的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

（五）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骗取保险金的。

有前款第四项、第五项所列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第一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保险事故的鉴定人、证明人、财产评估人故意提供虚假的证明文件，为他人诈骗提供条件的，以保险诈骗的共犯论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八、根据《决定》第十六条规定，进行保险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构成保险诈骗罪。

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个人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2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单位进行保险诈骗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特别巨大”。

九、对于多次进行诈骗，并以后次诈骗财物归还前次诈骗财物，在计算诈骗数额时，应当将案发前已经归还的数额扣除，按实际未归还的数额认定，量刑时可将多次行骗的数额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考虑。

十二、本解释中使用的货币数额是指人民币的数额。审理具体案件涉及外币的，应当依照案发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算成人民币。

合同诈骗罪的界别认定 篇4

一、合同刑事诈骗与合同民事欺诈 合同欺诈行为以其性质上来划分有两种情况：即具有非罪性质的合同民事欺诈与具有刑事犯罪性质的合同诈骗。二者在特征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实践中又交织在一起，极易将二者相混淆，因此将二者加以区分界定，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新的统一合同法中，并没有合同欺诈概念的规定或阐释，但是，一般认为，合同刑事诈骗与合同民事欺诈的最根本的区别是法律性质上的区别：合同刑事诈骗属刑法调整范畴，而合同民事欺诈属民法调整范畴。一般地，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数额达到较大的，是刑事诈骗，数额未达到较大的，是民事欺诈。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具体应从以下四方面考察：(一)二者的主观意图或目的不同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的主观意图，主要是欺骗他人为错误意思表示并与之订立合同，欺诈人再通过履行所签订的双方权利义务不平等的合同，实现其非法获取对方一定经济利益的目的。因此，欺诈人在为欺诈行为之时，其本身有履行所签虚假合同的意思，而合同刑事诈骗的行为人虽然也有采取欺诈手段与他人订立合同之目的，但这不是欺诈人真正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以所签“虚假合同”为掩护；或者以此合同的所谓合法形式骗取对方的信任，以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因此可知，合同刑事诈骗人对其与他人签订的“虚假合同”毫无履行之意，而且也根本不准备履行，只是利用此合同实现诈骗他人财钱的目的。[!--empirenews.page--](二)二者欺诈的内容及手段不同合同民事欺诈的内容，一般以合同条款或内容为主。如隐瞒有瑕疵的合同标的物，或者对合同标的质量等作虚假的说明和介绍等等，并且手段比较简单而且传统，多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等。而合同刑事诈骗的内容，除此之外，还有精心设计的前后矛盾条款，或者是不易识别的模糊条款，特别在合同条款的拟定上显得十分认真与仔细，以表现出自己履行合同的诚意，并以此诱人上钩。在手段方面，合同刑事诈骗的行为人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两个或多人的合伙欺诈，其手段也是多种多样，五花八门，比传统的欺诈手法更难识别。(三)二者欺诈财物的数额不同合同民事欺诈行为人所获得的不法利益，仅限于所履行的“已签合同”的范围，其数额也不过是以劣充优或有瑕疵标的物与正品标的物之间的价格差额，且数额一般较小，而合同刑事诈骗行为人以所订合同为掩护，所骗取的非法财物之数额(如预付款、定金、质保金等)少则数万元，多则几十万元或上百万元，甚至还有上千万、上亿的。(四)二者引起的法律后果不同合同民事欺诈之法律后果，如当事人之间无争议，可以有效。如双方产生纠纷，可允许被欺诈人行使追认权使之有效或行使撤销权而使其无效。其后果只引起民事责任。而合同刑事诈骗的法律后果，因欺诈人的行为本身，既符合民事欺诈的特征及构成要件，同时又触犯了刑律，因此欺诈人要负双重法律责任，即刑事责任附带民事责任。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合同刑事诈骗有未遂的法律后果时，其行为人应负未遂的法律责任，而合同民事欺诈则不发生未遂的法律后果2。

二、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别认定 新的统一合同法中没有合同纠纷的概念规定，但是，一般认为：合同纠纷，指签订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之间，在履行合同义务，实现各自合同权利的过程中，因一方违反合同规定或另一方对合同权利的实现有异议，从而使双方间的合同关系处于矛盾化、紧张化或激烈化的一种不正常状态。合同纠纷是一种因违反合同或对合同有异议而引起的民事纠纷。根源一般是当事人有重大误解或履行合同会显失公平。划清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对于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与及时、正确并有力地打击诈骗犯罪活动，有重要意义。(一)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界限的理论标准 关于划清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界限的标准问题，一直是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目前，在这个难题上惟一可以依据的是1985年7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答(试行)》(以下简称《解答》)。该《解答》对划清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界限的标准上主要有以下几点规定： 第一，明知自己并无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和担保，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与其他单位、经济组织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应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个人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或担保，虽经过努力，但由于某些原因造成不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合同纠纷处理。第二，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而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以骗取财物为目的，采取欺诈手段同其他单位或个人签订合同，骗取财物数额较大，给对方造成严重经济损失的，应按诈骗罪追究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如果经过对方索取，已将所骗财物归还的，可以在量刑上从宽。[!--empirenews.page--] 第三，国营单位或集体经济组织，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其主管人员或直接责任人员用夸大履行能力的方法，取得对方信任与其签订合同，合同生效后，虽为履行合同作了积极的努力，但未能完全履行合同的，应按合同纠纷处理。按照《解答》的上述规定，是把履行合同的能力作为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标准，其主要是：(1)无履行合同的能力，欺骗对方的以合同诈骗罪论处；(2)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但为了签约获利，夸大自己的履约能力，最后未能完全履约的，以合同纠纷处理。但在实践中对这两者往往很难划清，如以“一定货源作诈骗的诱饵”与“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如何划清；有的无货源(即不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但签订合同后，积极寻找货源，设法履行合同，是否构成诈骗? 本人认为，仅以“是否有履行合同的能力”这一客观标准来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是不全面的，因为不考虑欺骗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属纯客观主义，与我国刑法上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认定标准相违背，易产生不正确的客观归罪结果。因此，划清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界限的标准，应是主观意愿与客观能力相结合并相统一的标准。合同纠纷[1][2][3]下一页(包括有效的与无效的合同纠纷)，是在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由于合同当事人之间对已确定权利义务发生争议而产生的。但从主观上看，当事人有履行合同的愿望，不想无偿占有他人财物，而是希望通过实际履行合同而获得利益，因而在客观上表现为当事人有积极履行合同的行为，并通过其实际履行能力履行合同义务。而合同诈骗则不同，它是一方当事人主观上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也就是说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只想利用合同这种形式骗取对方的信任，以达到无偿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所以在客观上，诈骗人不会积极履行合同，即使诈骗人有某种履行合同的表现，其目的也是以做做样子的假象骗取对方的信任，最终还是要达到非法占有对方财物的目的，因此，合同诈骗所产生的纠纷与真正合同的纠纷是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二者虽然都被合同纠纷的外衣所掩盖，但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主观故意的目的与是否具有履行合同的诚意及积极行为，则是两种行为的本质区别，同时也是划清二者界限的标准3。(二)区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界限的实践标准 上文中论述了合同诈骗与合同纠纷的本质区别与理论标准，司法实践中应注意以下四点： 1．看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履约能力指合同的当事人有按合同的规定履行合同义务的能力。如果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根本不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只有部分履行合同的能力，却与一方或数方签订大大超过自己履约能力的合同，那么行为人签订合同的主观目的往往是为了骗取对方财物。而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一般都具有履约能力，即使在履约能力上有某种程度的欺诈，也是以具有大部分履约能力为前提条件的，只是对其履约能力有一些夸张而已。判断行为人有无履约能力，不能仅看签约时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客观实际条件。有时行为人在签约时不具有履行合同的条件，但在合同履行期内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经营收入，或者第三者提供帮助，能找到确实可靠的货源或资源，同样应认为具有履约能力。但是，这些因素必须是确实可靠的，而不是一种动摇不定的虚假的可能性。让我们看一个骗取预付款的合同诈骗罪案例：被告人韩某1984年12月底，受开发总公司经理王某的委托，为该公司办理业务，被告人韩某明知该公司根本没有钢材却对某市企业公司业务员张某谎称可以为其提供钢材，并与张签订了1份200吨钢筋的供货合同，骗取该企业公司预付货款人民币20万元，从中提出现金1．5万元，据为已有4。这个案例中的谎称许诺就是一种动摇不定的虚假的可能性。[!--empirenews.page--] 2．看行为人有无履约行为。合同双方都是通过履行各自的义务，去行使各自的权利，以实现各自的经济目的。如果不履行自己的义务，而只想行使自己的权利，从而获得某种利益，那么这种利益的获得就是不正当的。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在签订合同时就没有履行合同的诚意，行为人利用欺骗手段骗取对方信任签订合同后，他的精力就用在怎么样把合同定金、预付款或合同标的物骗到手，一般不去为履行合同作努力，即使有一些履行合同的行为，也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决不是诚心诚意地按合同规定完全彻底地履行合同，履行一小部分合同的目的是为骗更大的钱财作掩护。而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后，一般都是积极认真地去履行合同规定的义务，即使在签订合同时有某种程度的夸大其履约能力的欺诈行为，但在合同签订后，往往是想方设法，尽各种努力去履行所签合同。即使作了种种努力仍不能履行合同，这也不是行为人的本意，行为人是想通过履行合同来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决不是想非法占有对方财物。3.看签约后财物的流向。一般来说，合同纠纷的当事人一旦依照合同的约定取得标的物，或者对方给付的预付款、定金之后，当事人都会把它们投入正常的经营活动之中，为在合同期限内履行自己的义务作努力。而对于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犯罪的行为人来说，他们把签订合同看做是骗取财物的一种手段，他们签订合同的着眼点就在于骗取对方的货款、货物或者定金和预付款。因此，一旦他们取得对方的款物，就会将它们用于非正常途径，根本不会把这些款物用于履约行为中去。犯罪分子往往把骗到手的款物挪作他用，或者供个人大肆挥霍，甚至用于拆东墙补西墙的连环诈骗当中。有些行为人虽然也把款物的一部分花在履约行为中，却将大部分的财物挪作它用，其目的还是为了敷衍对方，以掩盖其骗取财物的真正目的。4.看行为人事后是否真正愿意承担赔偿责任。行为人的事后态度，也是区分行为人在主观上有无诈骗故意的重要标志。一般来说，合同纠纷的当事人在因自己的过错而使对方遭受经济损失的情况下，一般不推卸责任，会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来减少对方的经济损失，或适当赔偿对方的损失。而利用合同进行诈骗的行为人，则不管其行为给对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决不会主动积极地采取措施来弥补，而是编造各种借口搪塞，或者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敷衍了事，或者干脆携款潜逃5。本人认为，区分“先小后大”的合同诈骗与有部分履约能力的合同纠纷，关键要看部分履约后的后续履约行为、财物流向以及事后态度。“先小后大’’的合同诈骗履行了小额合同后，再无后续履约行为，而有部分履约能力的合同纠纷虽事前夸大了履约能力，但履行了小额合同后，想方设法找货源找资金履行整个合同；“先小后大”的合同诈骗在大额财物一旦到手即将它挪作它用或大肆挥霍，而有部分履约能力的合同纠纷在大额财物得到后，积极将之用于履行整个合同，以赚取商业上的合理差价：“先小后大”的合同诈骗在被对方当事人发觉或起诉后，百般推卸责任，甚至携款潜逃，而有部分履约能力的合同纠纷一般能采取积极的补救措施，或退赔对方财物。[!--empirenews.page--] 此外，本人认为：只要案件已被法院受理，且确成立为合同诈骗罪，在受理到宣判期间，无论当事人双方应如何愿意私了或犯罪人有补救退赔行为，都应判决为合同诈骗罪，但可以从轻处罚。

三、合同诈骗罪与其他罪的区别(一)合同诈骗罪与一般诈骗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一般诈骗罪都属于诈骗罪的范畴，从新旧刑法的规定对比看，一般诈骗罪的规定就是原来的诈骗罪的规定，只是为了便于区别其他特别形式的诈骗犯罪，才将原诈骗罪称之为一般诈骗罪。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合同诈骗罪从属于一般诈骗罪。两罪有许多相似之处，如行为人都以骗取对方财物为目的，客观方面都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等。尽管如此，两罪毕竟属于不同性质的犯罪，具有以下明显区别：1.两罪侵犯的客体不同。一般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简单客体，即侵犯的只是公私财产所有权，因而在犯罪的归类上属于侵犯财产犯罪。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即不仅侵犯了公私财物所有权，而且更主要的是侵犯了国家的合同监管制度，是性质相对更为严重的一种犯罪，因而在犯罪归类上划入了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2.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依据法律规定，合同诈骗罪在客观方面的表现必须与合同有关，即行为人实施的欺骗行为必须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而一般诈骗罪在客观方面则没有这种特殊限制，无论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在什么事情上，行为人只要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方法，骗取了对方财物，即可构成本罪。3.犯罪主体不同。一般诈骗罪的主体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成为犯罪主体；而合同诈骗的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在实践中多数表现为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4.认定两罪的数额标准不同。一般来讲，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较大、巨大和特别巨大的标准要高于一般诈骗罪6。(二)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上一页[1][2][3]下一页，虽然都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对方财物的欺诈性犯罪，但两者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1.两者侵犯的客体不同。尽管两者侵犯的都是复杂客体，且都包括侵犯了财产所有权，但侧重点不同。合同诈骗罪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合同监管制度；而贷款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则主要是金融管理秩序。2.两者发生的场合不同。合同诈骗罪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而贷款诈骗罪发生在行为人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过程中。3.两者侵害的直接对象有所不同。合同诈骗罪直接侵害的对象是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或者贷款；而贷款诈骗罪侵害的对象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合同诈骗罪与贷款诈骗罪在法条的规定内容中有包容交叉之处，即法条竞合的现象。遵循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由于贷款合同相对于一般合同是特殊合同，所以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诈骗罪，相对于合同诈骗罪是“特别法”，二者法条竞合时，优先适用贷款诈骗罪。如：以钱某为首的犯罪团伙，为了骗得一笔巨款逃往国外，伪造一个担保合同，以某市经济开发区股份有限发展公司的名义，向某合作发展银行申清贷款。由于银行工作人员审查不严，同意了钱某获得20万元巨额贷款后即逃往国外。在这个案例中，以钱某为首的犯罪团伙，其行为既发生在签订、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又是用欺骗手段骗取了银行贷款，因而同时触犯了刑法有关一般诈骗罪、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的规定，产生了法条竞合现象。对钱某等人的行为，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empirenews.page--](三)合同诈骗罪与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的界限 合同诈骗罪与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骗罪在基本犯罪行为方面都是用欺诈方法，但是两种犯罪在以下几个方面却有本质的区别：1.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市场秩序、合同管理制度和公私财物所有权；后者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的正常活动秩序和信誉。2.犯罪对象不同。前者侵犯的对象只限于公私财物；后者侵犯的对象除了公私财物之外，还包括荣誉、地位、职务、爱情等等。3.主观目的不同。前者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后者以谋取某种非法利益为目的。4.客观行为方式不同。前者是采取合同欺骗方法，将公私财物骗归已有；后者是采取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身份的方法进行诈骗。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行为人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与别人签合同以骗取他人财物的，其行为既触犯了合同诈骗罪，又触犯了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在这种情况下，冒充行为是手段行为，签约行为是一种中间阶段的目的行为，二者具有手段行为和目的行为的牵连关系。按照通说的牵连犯的处断原则，从一重处断，按合同诈骗罪从重处理。(四)合同诈骗罪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的界限。合同诈骗罪与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有密切的关系。实际犯罪中常常交织牵连，但两罪的区别是明显的：1.两罪的犯罪客体不同，前者的犯罪客体是国家对合同的监管制度和公私财产权，而后者的犯罪客体是国家机关正常的管理活动和国家机关的信誉。2.两罪的犯罪客观方面不同，前者是在签订履行合同中采取隐瞒事实、虚构真相的欺骗行为，而后者的客观方面表现为伪造、变造、非法买卖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的行为。3.两罪的犯罪主体不同，前者的犯罪主体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而后者的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是已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4.两罪的犯罪目的不同，前者的犯罪目的是为了利用合同诈骗财物，后者的犯罪目的是为了非法获得国家机关的公文、证件、印章以利其他 犯罪(不一定是为了诈骗财物)。在司法实践中，常有行为人为了实现诈骗财物的目的而采取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手段来进行犯罪的情况，这属于刑法理论上所说的牵连犯。本人认为：当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等行为已经完成，但合同诈骗行为尚处于准备阶段或者刚开始实施即被发觉，合同诈骗罪的性质和危害尚未充分地显示出来，合同诈骗犯罪的证据还不够充分时，对于此种情况，按照既遂行为吸收未遂行为的原则，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论处较为合适；如果行为人的合同诈骗行为已经终了，只是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没有骗到财物或者没有骗到主观上所希望骗取的数额较大的财物，就应当适用重行为吸收轻行为的原则，以合同诈骗罪的未遂论处。[!--empirenews.page--]

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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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国刑事法律规定，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是谁?单位能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实施诈骗的犯罪主体，是否仅限于合法持卡人呢?现在，我们将在下文就以上问题为您做详细解答，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相关地法律问题。

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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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是谁？

根据刑法规定，本罪的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只能由自然人构成。

2、单位能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

对此学界存有分歧。否定说认为，信用卡存在使用额的限制，单位不必冒此风险去诈骗如此小的数额的财物。肯定说认为，单位持卡人在单位意志下可以实施恶意透支等信用卡诈骗行为，且实践中已发生了单位恶意透支数额巨大甚至特别巨大的案件。我们认为，单位可以也应当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因为：

(1)按照发行对象，信用卡分为单位卡和个人卡，单位既然可以作为合法持卡人和使用人，当然能够实施如恶意透支此类的诈骗活动。根据《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单位的允许透支额(无论是单笔透支额还是月透支额)都比个人要大，如果单位基于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恶意透支，数额也是非常惊人的，但对单位处罚却缺乏法律依据，显然是不合适的。

(2)根据刑法177条的规定，单位可以成为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的犯罪主体，单位为实施信用卡诈骗而伪造信用卡是完全可能的，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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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规定单位成为信用卡诈骗罪的犯罪主体，那么就只能就手段行为追究刑事责任，而不能追究目的行为的刑事责任，不符合牵连犯的构成原则。

(3)刑事立法应具有协调性，与其性质类似的信用证诈骗罪可以由单位构成，而信用卡诈骗罪只能由自然人构成，在立法上明显不协调。

为此，我们建议，刑法在修订时，应规定该罪既可以由单位构成，也可以由自然人构成。不过，在修订之前，只能按照罪刑法定原则，追究直接责任人员(即自然人)的刑事责任。

3、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实施诈骗的犯罪主体，是否仅限于合法持卡人?

有观点认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主体既可以是持卡人，也可以是持卡人以外的人。但也有人认为只能由持卡人构成。对恶意透支行为主体的观点颇多，归纳起来，不外乎肯定说和否定说两种。对此，我们意见是这两种行为主体只能是持卡人本人，持卡人以外的人除共同犯罪外均不能成为犯罪主体。

对作废的信用卡，无论由于何种原因信用卡作废，其他人(相对于持卡人)如果可以成为行为主体，在其确实不知是作废的信用卡时定罪处罚，就可能违背了主客观一致的刑法原则。行为人在使用作废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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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卡时，无论其是否明知该信用卡是否作废，都需要冒用他人名义实施诈骗。因此，对其他人使用作废的信用卡，可以“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行为定罪处理。

恶意透支是相对于善意透支而言的。善意透支是信用卡得以存在和运作的制度基础，恶意透支是基于非法占有为目的对透支权利的滥用，行为性质则完成了从私法上违约行为到公法上的犯罪行为的转变，二者具有主体的同一性。其他人为了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持信用卡消费或者提取现金，都谈不上是透支行为，而是直接的诈骗活动。

恶意透支主体是否包括“骗领信用卡人”?有人认为，要对“骗领信用卡人”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结论。假如把骗领信用卡可分为善意的骗领和恶意的骗领，二者的区别在于领取信用卡时是否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目的。只是手续上的不完善进行骗领的，行为人在领取后，如果遵循信用卡管理办法和章程的规定正当使用信用卡的，可以称为“善意的骗领人”，如果为了实施诈骗活动而骗领的可称为“恶意骗领人”。“恶意骗领人”以犯罪为目的当然谈不上透支问题，故不能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善意的骗领人”如果按照信用卡业务管理规定行事，则不具有刑法上的评价意义;其一旦实施了恶意透支，应推定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这时，我们又如何界定其领取信用卡时有无犯罪意图。因此，骗领人从犯罪主体角度分为善意还是恶意缺乏实际意义。正因如此，我们认为骗领人不能成为恶意透支的犯罪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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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我们关于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所做的法律解答。综上可知，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并且，单位也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另外，使用作废的信用卡或者恶意透支实施诈骗的犯罪主体仅限于合法持卡人。如果您对信用卡诈骗罪的主体认定还有其他疑虑，请您及时联系赢了网，我们将尽快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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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资诈骗罪的法律问题研究 篇6

2012年4月1日, 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备受关注的马宏江等16人利用汇佰利、国盛等公司进行集资诈骗一案作出一审判决, 以集资诈骗罪判处主犯马宏江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其他15名被告人分别处以7年以上不等的刑罚。

2012年2月10日湖南省高院终审判决:曾成杰、曾正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总金额34.5亿元, 集资诈骗金额8.3亿元, 金额特别巨大, 且情节严重, 曾成杰、曾正的行为均已构成集资诈骗罪;驳回曾成杰的上诉, 维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审判决, 即“被告人曾成杰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上诉人曾正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2009年12月18日,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 被告人吴英于2005年5月至2007年2月间,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高额利息为诱饵等手段, 向社会公众非法集资人民币7.7亿元。案发时尚有3.8亿元无法归还, 还有大量的欠债。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被告人吴英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吴英不服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2011年4月7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始二审吴英案, 吴英所借资金究竟系用于正常经营活动, 还是个人挥霍挪作他用, 将成为判决的关键。2012年1月18日下午,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一案进行二审判决, 裁定驳回吴英的上诉, 维持对被告人吴英的死刑判决。

2010年4月2日,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法庭, 依法对王希田等八名上诉人不服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上诉案公开宣判, 裁定驳回上诉, 维持一审判决。被告人王希田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王希田等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于2003年3月至2006年11月间, 在长春市、大连市、天津市等城市共集资诈骗3.5 万人次, 集资诈骗总额达人民币8.6亿元。

2010年12月11日上午, 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唐亚南等23名被告人涉嫌集资诈骗一案进行公开宣判, 一审判决被告人唐亚南犯集资诈骗罪, 判处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审理查明:自2004年6月至2007年3月间, 万物春公司先后在安徽、河南、山东、江西等七省116个县、区非法集资共计973, 532, 900.00元, 涉及集资群众49786人次;共造成群众集资款333, 949, 170.00元无法返还。众多群众因参与被告人唐亚南等人组织的非法集资, 背负巨额债务并由此陷入生活困境。投资户周天明等人, 因经济损失巨大、精神崩溃而发病, 终因投资受损无钱医治以致死亡。颍上县投资户彭杰, 在返款无望后因不堪重负上吊自杀。部分投资户为挽回损失, 纷纷相互串联不断到亳州、合肥、北京等地集体上访,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唐亚南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的方法非法集资, 骗取群众集资款, 数额特别巨大且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别重大损失, 其行为已构成集资诈骗罪。

此外, 2009年8月5日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将集资诈骗犯斯茶仙执行死刑;浙江省丽水市中级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 将集资诈骗犯杜益敏执行死刑。同年, 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集资诈骗罪判处郑存芬死刑。……

二、集资诈骗罪的社会危害性

集资诈骗罪是当前较为多见的一种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集资诈骗犯罪一旦发生, 往往被骗人数多, 被骗资金数额巨大。集资诈骗罪是金融诈骗罪的头号犯罪, 其严重地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和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集资诈骗案件处理及时、准确、有力与否, 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社会稳定。

集资诈骗, 又称非法集资、乱集资, 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金融“三乱” 表现之一,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进行非法集资, 数额较大的, 构成集资诈骗罪, 是整顿、查处金融“三乱”的重点。集资诈骗罪既严重地扰乱了国家正常金融秩序, 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据有关单位调查表明, 目前社会集资金额的70%来自银行存款, 以致在有的地方, 银行因为疯狂的集资热而发生严重信用危机。 发生于1989～1994年的邓斌集资诈骗32.17亿一案的重灾区江苏省淮阴市流传着这样一幅对联:“怨声、哭声、谩骂声, 声声刺心;私债、国债、企业债, 债债逼命”, 由于受骗上当, 一些人倾家荡产, 一些人精神崩溃, 一些人则选择了自杀……这些都说明了集资诈骗罪的严重社会危害性。

2012年的“吴英集资诈骗案”更是在全国引起广泛关注, 但是, 非法集资行为所涉罪名共有7项, 实践中主要适用的罪名为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当前,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名判定者日众, 而以非法集资罪定罪处罚者较少, 究其原因, 主要是因非法集资罪需证明之构成要件过于繁复, 侦查机关以节约成本为衡量, 取证不到位, 造成审判认定的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下发后, 对构成要件的争论反有越演越烈的趋势, 亦有大批案件滞于侦查、公诉机关, 罪名内涵亟待明晰。

三、认定集资诈骗罪的难点之一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 以向社会非法集资的形式进行诈骗, 数额较大的行为。从刑法规定的情况来看, 集资诈骗罪主观方面的犯罪目的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何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就是认定集资诈骗罪的关键问题之一。

国际上对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有多种学说, 一是非法取得说, 美国刑法认为, “诈骗犯罪就是怀着诈骗意图, 以捏造虚假事实的方法, 取得他人财产的行为” ;二是永久剥夺他人某项财产说, 英国刑法规定, “一个人若以永久剥夺他人某项财产为目的, 通过诈骗不诚实地取得了该顶财产, 就构成一项最高处罚为10年监禁的犯罪” ;三是获得说, 法国刑法典规定, “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获得不法财产利益, 以欺骗、歪曲或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手法, 使他人陷于错误之中, 因而损害其财产的处五年以下自由刑或罚金” ;四是所有说, 我国台湾地区刑法规定“行为人意图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 以诈术使人将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构成第三三九条第一项之诈欺取财罪” 。四种学说对诈骗罪主观目的的表达所反映的不仅仅是“占有” 。

刑法理论上对“非法占有”的含义有多种理解, 主要有“非法占有说”、“排除权利人意思说”、“非法所有说”、“意图改变所有权说”、“非法获利说”等几种, 在此笔者不一一阐述。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不同于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在民法上“占有与所有权, 在意义上虽有类似之点, 但二者之本质, 则截然不同。盖所有权乃对于物为法律上之支配, 而占有系事实上之支配力也。就一般言, 占有人大抵均系物之所有人, 而亦有不然者, 物之承租人、物之借用人、以及窃贼强盗, 虽亦有占有之资格, 但非所有人也。” 可见, 在民法意义上“非法占有”仅仅是指行为人对物在事实上的非法管领状态。而刑法意义上的“非法占有” , 实应为“非法所有” , 即指行为人对其非法取得的财产进行非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 是“对财产所有权四项权能的全面侵犯” 。

笔者认为该罪“非法占有为目的”应理解为“将他人财物转移到自己的控制之下, 并以所有人自居予以保存、使用、收益和处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 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使用诈骗方法非法集资,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可以认定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一) 集资后不用于生产经营活动或者用于生产经营活动与筹集资金规模明显不成比例,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二) 肆意挥霍集资款, 致使集资款不能返还的; (三) 携带集资款逃匿的; (四) 将集资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 (五) 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 逃避返还资金的; (六) 隐匿、销毁账目, 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 逃避返还资金的; (七) 拒不交代资金去向, 逃避返还资金的; (八) 其他可以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的情形。

集资诈骗罪中的非法占有目的, 应当区分情形进行具体认定。行为人部分非法集资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 对该部分非法集资行为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非法集资共同犯罪中部分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其他行为人没有非法占有集资款的共同故意和行为的, 对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人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然而“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事实在现实生活中形式多样, 远不止于此, 我们在认定“非法占有”的主观心态时还可以从以下四点来考察:

第一, 从动机上看发起集资活动时行为人是否基于资金需要, 并具有真实的集资项目。在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集资活动中, 行为人多是因对现有企业存在扩大生产和经营发展的现实需要, 有真实的项目, 而对公众发起集资的。

第二, 从资金的用途上看所募集的资金是否用于行为人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集资的本质就在于聚集资金用于生产经营等营利性活动, 通过资本自身的增值在一定期限内偿付出资者本金及利息或其他回报。如果集资方根本就没有把资金投入任何可以投资盈利的实业活动, 甚至将集资款用于偿还个人债务、家庭消费和私人挥霍, 则可以视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第三, 从回报率上看所承诺的投资回报是否符合一般商业活动规律。超出银行存款利率的高回报是集资活动强大的吸引力之所在, 它吸引资金向着利润最大化的方向流动。正因如此, 行为人才能迅速筹集到大量资金。虽不能一概而论的认为所有高额回报的承诺都是非法集资, 但回报率有极限, 即要与行为人所从事投资的经济活动相符合, 否则将违背商业规律, 无法实现。

第四, 从行为上看集资款到期后集资行为人是否有积极筹措资金并还本付息的表现。现实中, 集资诈骗行为人往往不但没有积极运作资金进行正当营利活动的行为, 反而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迟延办法, 或者隐匿转移财产, 或者干脆携款外逃。

综上所述, 在认定“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实践中, 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 避免两种倾向:其一是单纯根据不能归还的结果判断“非法占有为目的”存在的客观归罪, 其二是被表面现象所迷惑, 没有深入探究事实真相抓住行为的本质以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能仅根据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借条”或“还款协议”等, 就否定了“非法占有目的”的真实存在。

四、关于“使用诈骗方法”是否为本罪构成要件的问题

依照刑法第192条对集资诈骗罪的表述, 可以这样推论:即行为人所使用的方法行为在于采用了隐瞒真相或者虚构事实的诈骗方法, 而其目的却落脚到了“非法集资”。实践中, 大多数非法集资案件也均使用了欺诈方法, 如虚假注册资本, 虚构资金用途等。让人容易理解成此罪是打击“使用诈骗方法”的非法集资行为。笔者认为“非法集资”不以“使用诈骗方法” 为前提。理由如下:

第一, 在一些情形中, “使用诈骗方法”会使刑事证明陷入困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的规定, “诈骗方法”是指行为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 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 骗取集资款的手段。按目前罪状表述, 必须证明集资人采取虚构集资用途, 以虚假的证明文件和高回报率为诱饵的行为。但是实践中经常出现罪犯并未隐瞒真相, 虚构事实的情形, 既未对其主体资格虚构, 也未虚构集资款用途, 而仅抛出高息诱饵, 出资人也明知这一事实, 此时, 如何认定其刑法理论上的“诈骗方法”?因此, 在特定情况下, 在非法集资的手段限定为“使用诈骗方法”, 会带来不必要的刑事证明困难, 并为罪犯规避法律寻找辩护提供了借口, 也不利于更好地惩治事后故意行为。

第二, 有利于更好地惩治事后故意行为。集资诈骗与普通诈骗的一个重要区别是, 一般诈骗是事前故意, 即事先预谋、策划, 以获得他人财物为唯一目的, 得款后往往立即潜逃, 其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一目了然;而集资诈骗更多的是事中、事后故意, 集资活动的开始限于规模和罪犯的谨慎性, 往往无法判断其故意内容, 随着集资金额的增加, 罪犯对集资款才表现出挥霍、任意处分的行为, 事后 (中) 故意性更明显。

第三, 从司法解释的精神看, 本罪是以保护集资款为直接目的, 打击的是非法占有集资款的行为, 将“集资款”作为本罪司法中需重点认定的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实施下列行为之一, 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条件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七十六条的规定,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定罪处罚: (一) 不具有房产销售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房产销售为主要目的, 以返本销售、售后包租、约定回购、销售房产份额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二) 以转让林权并代为管护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三) 以代种植 (养殖) 、租种植 (养殖) 、联合种植 (养殖) 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四) 不具有销售商品、提供服务的真实内容或者不以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为主要目的, 以商品回购、寄存代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五) 不具有发行股票、债券的真实内容, 以虚假转让股权、发售虚构债券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六) 不具有募集基金的真实内容, 以假借境外基金、发售虚构基金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七) 不具有销售保险的真实内容, 以假冒保险公司、伪造保险单据等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八) 以投资入股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九) 以委托理财的方式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 利用民间“会”、“社”等组织非法吸收资金的; (十一) 其他非法吸收资金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使用诈骗方法实施本解释第二条规定所列行为的, 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 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从以上司法解释第4条、第2条的规定来看, 本罪客观方面的认定均是围绕“集资款”的处置来进行的。

五、集资诈骗罪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比较

根据刑法第176 条的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规,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其与集资诈骗罪具有较多的相似之处:犯罪主体都是一般主体;客观方面都是非法募集公众资金的行为;都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 扰乱了国家的金融管理秩序等。两者的区分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一) 犯罪目的不同。集资诈骗罪的目的是“非法占有”, 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目的。一般认为是为了获得生产经营所需资金, 或者是出于抢占市场、将非法吸收来的存款高利转贷出去、进行证券投资等以谋取不法利润为目的, 而没有非法占有公众存款的目的。所以两者的关键在于是否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如果行为人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时, 并无非法占有存款或公众资金的目的, 但在将公众存款吸收到手后, 产生了将该笔存款或资金非法占有目的的, 应当如何处理? 有一种观点认为应以侵占罪论处。也有观点认为, 此时, 行为人的行为已由原来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转化为集资诈骗, 应以集资诈骗罪论处。这种以行为人后来的主观心理状态逆推其以前行为性质的观点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的原理, 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 犯罪目的是指犯罪人主观上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认定行为人的犯罪目的应该是从行为人的行为和结果中判断。集资行为和非法占有的结果共同决定了犯罪目的。若行为人实施了集资行为或行为人吸收存款后, 存在销毁帐证资料或携款外逃等行为, 发生了非法占有的结果, 可以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

(二) 犯罪客观方面不同。任何犯罪的成立都必须有刑法规定的危害行为。集资诈骗的犯罪行为人必须使用诈骗的方法, 即必须使用隐瞒真相、虚构事实、使人产生错误认识的方法, 才能构成犯罪, 使用诈骗方法是其客观方面的构成要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般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在不具有吸收公众存款的资格的情形下, 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出具凭证, 承诺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活动。二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即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有权批准的国家机关的批准, 通过投资、集资入股, 成立各种名目的基金会等形式或者名义, 面向社会, 吸收公众资金, 从而达到吸收公众存款的目的。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尽管规避了“吸收公众存款”形式, 但同样是扰乱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的行为, 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具有同样的实质。因此, 无论行为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还是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只要实施其中行为之一的, 即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不须用诈骗方法, 不以使用诈骗方法为构成犯罪的要件之一, 无论行为人是否对存款人掩盖其行为的非法性, 都不影响该罪的成立。如若使用欺诈方式, 仅仅是行为人为达到其犯罪目的而中间采取的环节性辅助行为, 在行为人承诺归还存款本息上, 绝对没有诈骗存款人, 否则就不能以该罪论处, 因而其欺诈性因素并不决定罪质。

(三) 犯罪类型不同。集资诈骗罪是结果犯, 本罪的既遂不仅要求非法集资这一行为, 而且要求骗取集资款这一现实的物质性结果出现。集资诈骗罪必须以行为人非法集资的数额达到法定的“较大”标准为条件, 否则, 只能当作一般违法行为处理。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行为犯, 即只要行为人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 且达到一定程度即构成本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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