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汉语文字课件（精选6篇）
林
师
范
大
学 成人学士学位论文
专 业：对外汉语 论文题目：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与“六书”学生姓名：于航航年 级：指导教师：完成日期：结合的重要性 陈薇 2011年 2月27日
论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与“六书”结合的重要性
摘要 在对外汉语的汉字教学中，为交流的需要，一般的教育过程都是首先进行现代汉语体系下的基础教育。在现代汉语的水平到了一定程度下才系统介绍古代汉语的理论知识。但是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联系很大，尤其是文字的传承，在造字法中有“六书”之说。六书不仅是造字法应用得当，更是识字法。在对外汉语的基础教学中应该加入“六书”的文字知识。古代汉语的加入会使教学过程可操作性、理论性更强。是学生们对汉语有深刻的了解，打下坚实的基础促进学生的学习效率。
关键字 “六书”
对外汉语文字教学
文字理论
在语言教学中，文字教育一直是重点，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有其特殊性，与日本的片甲文、拉丁语系的文字都有着很大区别。这也是各国学生学汉汉字的主要问题。所以汉字教学在汉语基础教育中十分重要。但是纵观我们的汉语对外教材竟然和我们的小学教材的教学方法大致一样。是现代汉语的教育方法，但是这种教育是启蒙教育的模式，我们的受众是已经成年的留学生这种教育会在受众上造成隔膜。而且现代汉语的教学只是就事论事并未有对文字的概述不成体系。对应于一个第二语言这种不成系统的教育会在外国学生在基础教育时毫无头绪。
文字的理论在古代汉语里是十分健全的，就是“六书”在简体字盛行的今天也是应用于大多数汉字中的。所以我们设想应该把对外汉语的汉字教育和古代汉语通论的文字部分进行结合，这样才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六书”之说在文化教育中的重要性
文化教育是对外汉语的一个大的教育方面，在语言教育的过程中应该注意对文化环境进行介绍使学生们有深刻的了解。“六书”的文化底蕴和汉字文化交相呼应。以六书的文化意蕴构造汉语文化环境是再合适不过的。
“六书”的历史源远流长，《周礼•地官•保氏》说，保氏（官名，掌教育）以六艺教国子（公卿大夫的子弟），六书是六艺之一，但是没有说明六书的内容。班固的《汉书•艺文志》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艺、象声、转注、假借。郑众注《周礼》，以为六书是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叙》以为六书是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由此可见六书的历史是很长的，在汉字体系的成型伊始就已出现，在简体字普及的当代也是通用的。丰富的文化底蕴、广泛的应用范围，“六书”理论可以在汉语教学中有一席之地。
六书的文化底蕴极为浓厚，在汉字的表意理论里阐述得极为透彻，这对我们处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同学对汉字有一个直观的文化背景的认识。而且六书的运用不知对汉字有解说而且对中国文化也是一种阐释。
自清以后我们大多数采取的是许慎的“六书”之说（1）象形Pictographic（2）指事 Indicatives（3）会意Knowing（4）形声Phonogram（5）转注 Extended（6）假借conversion 六书之说虽有争议，但是以主流的看法介绍即可，这样我们的学生就可以对表意体系的文字造字法有一个直观的认识。表意体系文字是一种可传承度高但是极难贯通的语言，而六书理论正是这驳杂的文字体系的连带。六书造字理论可以给学汉语的外国同学构建一个简易而宽广的平台。
中国文化的互通的，在六书中可以从六书的表意来推测出古汉语的表意规律和一些现代汉语的字意。而且六书它的历史本身就是一个研究课题，可以让我们的外国学生对中国古代文化有多了解。任何一家文化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都有本源根基和一直坚持的理论。而六书正是汉字字义的根基。所以六书理论的介绍可以打开一个表意体系文字的文化背景的窗口。在一个文化基础的影响下，学生会长足的发展和提高。
六书是一种造字方法，更是一个有数代人的智慧的结晶，带有历史传承的方法可以让学生们在识字的过程中领略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缺失之处
对外汉字教学是一个古老而新兴的领域。早在三世纪，就已经有了对外汉字教学活动。据史书记载，公元三世纪，汉字传到了朝鲜；此后，又相继传到了日本、越南等国，成为上述国家记录自己民族语的符号或辅助符号。汉
①字的对外传播需要对外汉字教学。因此，从理论上说，自我国与异族他国开始进行文化交流之后，对外汉字教学就已经开始。只是由于有关史料的缺乏，我们难以了解其详细情况。
解放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需要显得日益迫切，并得到了迅速发展。据1989年统计，全国开展对外汉语教学的高等院校达到100余所。制定科学的用字标准的要求，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90——1991年，国家对外汉语教学领导小组和北京语言学院汉语水平考试中心联合研制了《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这份大纲是我国初等、中等汉语水平考试的主要依据，也是我国对外汉语教学总体设计、教材编写、课堂教学和成绩测试的重要依据。大纲中汉字的分级与词汇的分级保持一定的联系。汉字大纲收字2905个，分为四级：甲级字800个；乙级字804个；丙级字601个；丁级字700个。这2905字中，有2485字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中的一级常用字。
但是对外汉语的教学比较特殊，它是针对在语言上零基础的但是心理成熟的学生，这就造成了当今对外汉语的一个尴尬的局面。教授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教学方法是针对理解能力与汉语能力一样的人，忽略了学生们的年龄因素。“汉语作为母语教学和汉语作为外语教学最大的区别之一在于汉字教学，但两者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至今尚未分开。”
③ ②当下的教学模式还是以拼音为语音的标准先教授一些独体字，教授汉字的模式还是如小学的教学方式一样，以偏旁部首为主由独体字过渡到结构复杂的汉字。在模糊的规律下达到一种机械的记忆与积累。在识字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然后学生们会有了自我积累的能力。因为大多数对外汉语教材在启蒙汉字教育时适合我们的小学教育差不多的主要是一种感性的习惯性的认识。但是因为中国小学的学生因为年龄问题才退而求其次，其教育的受体不同方法自然也不同。
所以上述这种教学方法并非是效率高的方法，因为忽略了学生们的智力因素。是用字来认字，在基础教育时因为文化的差异无疑是绕弯路的。
语言的基础是文字，文字代表的一个民族的文化，脱离了这个民族的文化来认字无疑是无益的，中国有如此深厚的汉字理论为什么在现代汉语教学中应用不广呢？
根据接受学生的年龄与成年人的认知规律来看，应该进行先规律、再现象的教学方式，因为成年已经掌握了学习方法和有一定的学习经验与分析能力。所以我们要先把汉字的规律传授给我们的学生，而这规律就是一种文化。“六书”正是汉字的规律，《汉书• 艺文志》说，六书乃造字之本，这是不够全面的说法。六书中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是造字之法；至于转注和假借，则是用字之法，因为根据转注和假借的原则不能产生新字。
汉字是有字理的，造字法决定的是字形，用字法则可以推敲字意。所以应该用理论来指导汉字学习事半功倍。学生的心理状态也应考虑到汉字教学中来，这样我们才会有效率的进行教学计划。在考虑对外汉语的教学方法时应该尊重教育的主体，所以有学者呼吁“当代教学论的主题是：以学生发展为教学改革的起点和依据。”所以我们要深入对外汉语教育的受众的内心中，不光是文化差异还有心智上的考量。
三、“六书”之说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运用
考虑到来接受对外汉语教育的学生都是一些已经成年并且有着学习经验的外国友人，要是用这种启蒙似得教学会对我们学生的文化积淀与学习时间造成浪费。对于我们的学生在其构成主体来讲都是善于理性思维的年龄，所以应该用造字的理论用来进行识字教育是很有必要的。
我们不妨在正式教学之前先进行一些汉字的理论的教育，这样就会使学生对汉语汉字有一个大体的认识。而且一个理论的背后是文化的涵养，在“六书”里他们就会对表意的文字与汉语的精神有一个前瞻性的视角。六书是一种关于字的理论，是造字的理论也是识字的理论。
因为“六书”在古汉语的地位，而文字的字形与字音的变化也是极大地，但是理论都是同源的。所以在理论教学之后，还要把六书运用到识字教育中，因为识字教育的复杂性和六书理论在古代汉语中的领导地位。所以在识字教育中应该把我们的简体字教育和图画性极强、表意性极强的甲骨文和“六书”理论结合到一起。
在对外汉语的教学中我们可以用“六书”、甲骨文、简体字来进行识字教育，这样我们的学生就会对汉字的演变，汉字的字形、汉字的字义有比较直观的认识。这样我们的同学就会对汉字有立体的了解。而且这种理论强度一定要比中国的启蒙教育更加深刻，更加系统。做到识字有方。西方的文字大多是语法规律作为中国的表意体系文字的独特性也要做到识字有方，这样才会不对我们的学生的年龄优势进行浪费。识字教育的主要的三个部分字音、字义、字形。运用“六书”和⑤
④古汉字的结合就可以大范围的解决字形、字意的问题。而且对字意与字形的联系有更加深刻的了解。而六书之一的形声的运用也可以解救学生在以后的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形声字的读音问题，一举数得。在简体字普及的今天，简体字大多是形声字，所以六书的运用不应只局限在古汉语中，而在现代汉语中仍会发光发热，这一理论也可帮助学生学习新字，举一反三。
所以用六书法认字的过程应该分为两部分，一是六书理论的介绍，二是六书在具体的例子中的运用。这两点就是六书认字的主要两个部分。用理论作为基础，用例子深化认识可以从文化方方面来对汉字进行深入的了解，不是在机械的识文断字，而是有文化背景的认识。用文化的眼光来识字，我们的汉字会更加生动
四、结语
从六书的运用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汉语中的理论在汉语学习中的重要性。另外古代文论是不是也有可以借鉴的价值都是值得考量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一家的语言应有一家的教法在五四之后教育形式的西化造成了中国汉语教育的过度西化。方法可以西化但是所用的理论应是本土的为好，正因为原汁原味才会展示出民族的魅力。而且教学的要求会造成教育的变化，向外国友人们展示的中国应该是有自己的视角与窍门的。
参考文献：
①、王力
《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1999年5月第三版 P160 ②、《汉字学概要》
第六章 汉字与汉字学概要
③、柯彼得《关于汉字教学的一些新设想1993》载《第四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④、王力
《古代汉语》中华书局 1995年5月第三版p160
——细析十九大党章的十二处重大修改
（2017年11月15日）
10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新党章共修改107处，其中总纲部分修改58处，条文部分修改49处。将原来十八大党章的十一章五十三条，修改为十一章五十五条。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 党章原文：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为什么重视？我们的理论就是要对我们党面对着什么样的问题，处于什么样的阶段，我们面临着什么样的国际形势，我们党该怎么干、干什么，就这一系列的重大问题讲清楚，然后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然后再通过理论学习、理论教育，让它成为我们全党乃至全国人民的共识，所以，指导思想的问题非常重要。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围绕着“新时代我们要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该怎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的重大问题展开，内容非常丰富，涵盖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领域。过去很多届党代会都要回顾过去五年的工作，都要讲过去五年的成绩，用“历史性变革”这是第一次。我们仅仅从这个措词就可以想出我们过去五年的成绩有多么巨大。大家都感受到了，我们也都是受益者，所以大家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过去五年多方面的巨大成绩是怎么来的？毫无疑问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的结果。
十九大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行了权威地、准确地概括。在这之前我们说得比较多的是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或者说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十九大正式地概括出来，而且写入党章，我觉得对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一定是有着长远的、重要的指导意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十九大报告用“八个明确”进行了概括。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写入党章
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一道写入党章，这有利于全党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全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涵。大会强调，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这个理论体系、这个制度、这个文化，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臶，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写入党章
这次修改党章，不仅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了党章，明确当作党的行动指南，而且与此相关，把这个思想当中的很多重要内容、与思想密切相关的很多重大的战略部署 也都体现在党章当中。首先，比如说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十八大之后总书记很快就提出了中国梦，他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我们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这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这个梦想。我想中国梦就成了引领全党全国人民努力奋斗重要的旗臶。其次，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过去也说“两个一百年”，但是这次具体的说法不一样。过去说，到本世纪中叶第二个一百年的时候我们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次改成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之后，我们第一个十五年到2035年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也就是说，我们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要求的时间提前了十五年之多。为什么能够提前？就是因为过去这些年，尤其是过去这五年，我们干得非常好。我们有信心，我们有能力提前实现本来到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的目标，而本世纪中叶，我们的目标就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四、党章根据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作出相应修改 党的十九大作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政治论断，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是制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长远战略的重要依据。党章据此作出相应修改，为我们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和阶段性特征、更好推进党和国家事 业提供了重要指引。
五、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写入党章 把促进国民经济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等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推动全党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科学判断和战略部署上来，树立和践行新发展理念，不断开创改革发展新局面。
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党章
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臵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等内容写入党章。
七、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写入党章
把中国共产党坚持对人民解放军和其他人民武装力量的绝对领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 民军队，切实保证人民解放军有效履行新时代军队使命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持正确义利观，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等内容写入党章。
八、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意识写入党章
把党的十九大确立的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等要求写入党章，把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等内容写入党章，把坚持从严管党治党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之一写入党章。
九、“党是领导一切的”写入党章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大会同意把这一重大政治原则写入党章，这有利于增强全党党的意识，实现全党思想上统一、政治上团结、行动 上一致，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确保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做好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十、实现巡视全覆盖、推进“两学一做”写入党章 总结吸收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的成功经验，并同总纲部分修改相衔接，对党章部分条文作适当修改十分必要。
实现巡视全覆盖，开展中央单位巡视、市县巡察，是巡视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必须加以坚持和发展；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明确中央军事委员会负责军队中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反映了军队改革后的中央军委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现实需要，等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工作和党的建设成果的集中反映。把这些内容写入党章，有利于全党把握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有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十一、基本方略写入党章
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上十四条，构成新时 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
十二、对党支部的职责进行了细化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新党章除将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两年或三年”，修改为“三年至五年”，同时在第32、33条明确基层组织基本任务的基础上，新增第34条，进一步对党支部职责进行了细化。明确：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担负直接教育党员、管理党员、监督党员和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服务群众的职责。可以说党支部是“基础的基础”。
• 发展中的新兴学科，属历史科学范畴，又是广播电视学一个分支学科（与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实务并列）。
• 任务：研究和探讨广播电视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并从中寻求其发展规律和总结历史经验，为办好广播电视服务。• 中国广播电视史
• 从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发展的具体过程入手研究、探讨，从中得到有利启示。•
研究分为三阶段：
• 第一阶段：缓慢起步
• 20世纪20年代，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广播事业是新闻事业的一种。• 20年代末期到1937年，初步发展。
•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统区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40年代初期，解放区对广播事业和工作经验总结结合。•
• 第二阶段：曲折发展
• 新中国成立，受50年代后期“左”倾思想和文革“十年”，研究成果不大。• • • • 第三阶段：初结硕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迅速开展。
研究成果：解放区广播史成绩较大；
现代广播史（1923—1949）初获成果；
当代广播电视史（1949—至今）成绩显著。• 总之，中国广播电视史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
第一章 广播事业在中国的兴起
1、有线广播和无线广播
2、中国广播事业历史是从无线广播开始 •（1）中国使用无线电报始于清朝末期。•（2）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与无线电有关的法令：
1915年，北洋政府公布《电信条例》。
3、中国广播事业最早是由外国人经办的。第一节 外国人在中国的广播电台
1、中国境内第一座广播电台 ：
• 1922年，美国人奥斯邦在上海创办“大陆报——中国无线电公司广播电台”。• 2、1924—1929年，美商开洛在上海创办“开洛电台”。
第二节 中国自办广播事业的开端 背景：无线电广播法令的演变
• 广播电台与通信联络的无线电台； • 收音机与无线电收发报机
1、中国第一部关于无线电广播法规 ：1924年8月，北洋政府颁布 《装用广播无线电接收机暂行规则》
2、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座广播电台 ：1926年10月1日，刘瀚建成哈尔滨无线电台。
• 3、1928年1月1日，奉系军阀建立沈阳广播电台。攻占华北后，在天津、北京分别建立广播电台。•
• 1、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建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
2、三年内战中，延安新华广播台曾数次转移，并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进北平。
3、建立了“人民广播电台”。
• 4、1949年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后改名广播事业局（简称“广播局”）。•
5、北平新华广播台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台”）。
4、中国商营广播电台：
•（1）中国私营商业广播事业的开始 ：1927年3月18日，上海的新新公司设立商营广播台正式播出。
•（2）同年，北京出现一座商营的燕声广播台。
第三节 国民党政府广播事业的建立和发展
• 1、1928年8月1日，中央广播电台（全称“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广播无线电台”）在南京诞生。
• 2、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建立一系列的地方广播电台。
• 3、1932年建立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后改为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规范各地方广播电台，领导全国广播事业。
• 4、1939年，国民政府在重庆建立短波广播电台。1940年1月正式定名为国际广播电台。
第四节 中国共产党的广播业
• 背景：
• 1931年11月7日，红色中华新闻社（红中社）诞生，后改名为新华社。
• 中国共产党的广播台就是从新华社的无线电通信报务活动中派生出来的，在很长时期内，广播电台从属于新华社，称新华广播电台。
• 1、1940年12月30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根据地建立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开播。
2、三年内战中，延安新华广播台曾数次转移，并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1949年进北平。
3、建立了“人民广播电台”。
• 4、1949年成立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后改名广播事业局（简称“广播局”）。•
5、北平新华广播台改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简称“中央台”）。
“十七年”间的广播电视
三、广播电视大跃进的挫折 表现： 1、1960年广播系统开始精简 2、1960年开始大力发展电视（没有条件也要上），1962年电视台发展到50个。
1963年，电视台调整压缩。
四、立足国内，面向世界
• 表现：
• 1、1963年，北京电视台“立足北京，面对世界”的宣传方针。• 2、1963年首次全国电视台对外宣传会议在广州召开。
• 3、1963年，北京电视台与英联邦国际新闻影片社建立协议交流关系。• 4、1964年，第八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提出“提高广播电视宣传质量”号召。• 5、1965年，北京电台派出第一位驻外记者采访报道。（越南北方）
第三节“文化大革命”与广播电视
1、“文革”造反与广播宣传 •（1）造反浪潮 • • • • “夺权声明”、“接管声明”（2）广播电视节目
政治内容增加，知识性内容减少，文艺节目几近消失。中央台停播外国音乐
• 广播节目录播制度
• 广播新闻节目几乎照搬“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红旗》杂志）
2、文化大革命时期电视的挫折
•（1）背景：
• 联网播出电视节目的微波传送试验成功； • 北京电视台开始使用电视录像设备。
•（2）表现：
• 1967年1月年北京电视台停播，全国各大电视台陆续停播；同年12月收回广播电视大权。•
3、广播电视建设的发展 •（1）广播
• 1968年陆续恢复；
• 1971年微波干线传送节目； • 1974年中央台调频广播正式播音。•（2）电视
• 1970年全国多数省份开始建设黑白电视台
• 1971年，北京电视台和维新新闻社重新签订协议，开始定期播出《国际新闻》； • 1972年，中国选择德国制式
• 1973年，北京电视台的彩色电视正式开播； • 80年代，中国彩色电视化进程加快。
4、广播电视的转折与发展 •
1、冲突加剧 •
2、拨乱反正 • 表现：
• 1976年，参与“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报道； • 1978年元旦，《新闻联播》设立；
• 1978年，北京电视台改名“中央电视台” • 1978年底，各类节目陆续恢复；
• 1979年，北京市开办电视台，随后省级电视台纷纷“正名”改换各省电视台的名称； • 总之，确立中央电视台为国家电视中心，建立全国性的电视广播网，开始走上正规发展道路。•
• 广播电视的改革年代（1979——1992）•
一、立志改革，全面崛起
• 背景：
• 1980年第十次全国广播工作会议，确立“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宣传中心；“加速发展电视放在优先地位”；发展“卫星传播”。• 1982年广播电视部成立，电视地位提高。
1、学会“走自己路”
• “走自己的路”指以电视为中心改革 •（1）影视分歧
• 背景：“缩型电影院”；
• 1978年在中央电视台拍摄8部电视剧； • 停止向电视台提供新闻故事片；
• 表现：
• 1979年，首次全国电视节目会议召开，标志中国电视独立自办节目的开端。• 1979年《关于供应电视台播放影片的规定》 • 1981年“发动群众来搞电视”；
• 1982年，电视剧艺术委员会成立；
• 1986年，广播电视部扩大为广播电影电视部 •（2）广告介入
• 背景：当时广告的播出属于重大政治问题。
商业广告推动电视的繁荣，表现：
1979年1月，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电视历史上第一条商业广告；
广州电视台随后播出正式广告节目；
1979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新闻单位承办广告；
1980年，央视开始开办广告。
1987年，《公益广告》出现在央视。
•（3）服务于大众生活
• 1979年，《为您服务》开办； •
2、回应外来影响
•（1）电视剧从译制到自制 • 表现：引进电视剧
• 电视剧的译制；娱乐节目。•
国产电视剧
• 1978年，中国自制电视剧
• 1983年，中国电视剧权威奖“飞天奖”确定
• 1986年，中国电视剧生产实行“制作许可证”制度 • 80年代下半叶，中国电视局开始商业输入
•（2）国际新闻的冲击
• 1980年，国际新闻从伦敦和纽约通过卫星传送新闻图像到中央电视台 • 《国际新闻》并入《新闻联播》 • 国内新闻的改革
•（3）万紫千红南风窗
• 香港电视影响
• 1981年，广东电视台全面“改版”:杂志型文艺栏目《万紫千红》，生活栏目《家庭百事通》，优秀节目编辑的《百花园》栏目。• 广东电视台新闻改革举措 • • • • •
3、凝聚民族精神（1）体育之窗
1981年开始，央视开始通过国际通讯卫星转播国际体育赛事 中国选手的赛况及时通过电视展播
•（2）春节联欢晚会的起伏
• 1978年央视恢复每年一次的春晚 • 1983年黄一鹤导演春晚的举措 •
二、改革深入，矛盾突出
1、体制改革
•（1）“四级办电视”
• 1983年“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政策 • 不符合条件的市、县级电视台节目播放混乱 • 评价：本质上进步，缺乏有效监督，混乱局面出现 •（2）城市台兴起 • 横向联合
• 1985年，城市台节目交流中心诞生 • 独树一帜
• 上海电视台：“第二次电视新闻”、“新闻中心”、“上海国际电视节”、2、新闻改革
•（1）针砭时弊 • 经济报道 • 报告文学 • 批评性报道 • • • • 1980年央视第一个新闻评论的专栏节目《观察与思考》（2）突破规范
1986年，央视对“企业破产”的一次立法报道
1987年，央视对六届五次全国两会中的记者会、领导与各界代表会面录像转播
• 1987年，央视对中共第十三次大会的新闻公开 • 1988年，央视的现场直播
•（3）公众论坛
• 1987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 • 《电视论坛》
• “辩论热”、“对抗热”的交流形式进入电视领域
3、管理改革
• 1979年，央视的差额预算，播放广告，接受赞助
• 1984年，央视的差额补助改为预算大包干
• 1988年，央视现代化的彩色电视中心正式启用 • 电视由事业管理向企业化经营转化 • 表现：
• 1987年，央视二套节目向“经济频道”转换；
• 1990年，《关于加强廉政建设、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若干规定》
4、文化精神转向大众
• • • •（1）纪录片热 1978年，《祖国各地》
1979年，央视与日本广播协会合拍《中国丝绸之路》 1983年，央视25集《话说长江》（固定节目主持人、章回小说体结构、固定栏目、连续波出）• 1988年，《河殇》
• 1991年，央视与日本合拍《望长城》（大量长镜头、同期声、朴素不雕琢的纪录风格）
•（2）通俗片热 • 1990年50集《渴望》
广播电视的转型期
（1993年—2004年）
一、大步奔向市场经济
1、改变经济体制
•（1）、多种经营
• 1992年，上海东方电视台成立；
• 1993年，东方电视台成立；
• 1994年，广东有线电视台成立，同年，广东经济台开播；
•（2）、广告收入
• 1991年，电视广告居于中国国四大广告媒体之首； • 1994年，央视广告开始招标；
• 1995年，央视黄金时间段招标，“标王”出现，1998年取消，1999年开始跑广告
2、新闻节目转型
• 北京电视台《北京您早》栏目 •（1）“新的太阳”升起
• 1993年5月《东方时空》开播，从此开始，央视人事制度改革，实行第二用工制度； • 1993年的《东方时空》包括：《东方之子》、《东方时空金曲榜》、《生活空间》、《焦点时刻》；
• 《东方时空》改版
•（2）、群众喉舌、政府明镜 • 1994年4月《焦点访谈》开播 • A《焦点访谈》的地位
• 1998年，朱镕基总理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 特点：正反两面说理分析；报道形式：调查分析、跟踪采访、快速反应、反谈评述等。
• B调查性报道的发展
• 1996年《新闻调查》开播； • 2003年《每周质量报告》开播 • C谈话交流热烈
• 脱口秀
• 1996年《实话实说》以一个小版块节目在《东方时空》中出现
3、卫星传播竞争
•（1）、卫星事业发展
• 表现：1979年，中美科技文化协定 • 1983年，“广播卫星全国覆盖”
• 1984年，中国第一颗实验通信卫星发射 • 1985年，租用国际通信卫星转发器
• 1986年，发射实用通信广播卫星电视卫星传播表现： • 1990年，央视一、二、三套节目全部由国内卫星传送 • 1990年，中国发射“亚洲一号”卫星
• 影响：
•（1）可以接受海外节目，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对对境外信息是“堵”； 1988年，第三颗通信卫星发射
•（2）中国广播电视借助卫星积极向海外扩张。
• 20世纪90年代后期，电视广播的主要途径是卫星+线缆，卫星传播的教育思路让位于产业思路。电视节目多样化、专门化。•
•（2）、有线电视发展
• 背景：有线电视是连接卫星节目与家庭收视的重要媒介； • 20世纪60年代初期
• 1964年，第一个共用天线应用系统 • 1989年，“有线电视台”500多个
• 1992年，北京有线电视台率先建成试播，全国各大城市开始。•（3）、卫星直播节目 • • • •
4、广播电视节目市场
• 背景：1997年后，省级电视台陆续上星，到1999年，30家省级电视台全部上星。•（1）全国电视节目市场的形成 • 1996年，香港凤凰卫视开播
• 1998年，华娱卫视在广东落地
• 1996年，湖南卫视推出《快乐大本营》
• 1999年，“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原则，全国地方性电视台开始合作 • 2002年，专业化的旅游卫视开播
•（2）中国电视节目市场大发展
• 背景：中国以买主身份走入世界电视市场
• 表现：电视剧最先市场化（电视剧成功与否的直接指标是电视收视率）； • 1993年，广播电视部提出“优质优价优播”； • 借鉴国外娱乐纪实性栏目的全国发行制作； • 1999年，提出“制播分离” • 亚洲最大的节目市场
•（3）广播电视节目市场的管理
• 1986年，广播电影电视部实行电视剧制作许可证制度 • 对外交流加强，管理逐步放宽
• 1996年开始审批境外卫星电视频道落地申请，限于星级宾馆、涉外单位等
• 2003年，原则上不批准新闻类节目落地，但是鼓励“走出去”，使中国广播电影电视节目在国（境）外落地。
第二节产业转型和媒介集中
一、广播电视的治理和整合
• 背景：中国广播电视法制建设开始20世纪80年代中期，管理既是出发点有时过程。•
1、中国广播电视法制的发展
• 1949—1986年，行政法规很少；之后，先制定具体的行政法规，再定综合性的广播电视法。
• 1997年《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 2001年新的《著作权法》 •
2、“治散治滥”的整顿治理
• 背景：自广播电视部1983年规定“四级办电视”、“四级办广播”的政策后，随着电视的繁荣，同时电视机构“散”、电视节目“滥”现象出现。• 主要通过机构治理手段解决 现场直播的优势：同步传播的时效性、纪实性、现场感、真实感、悬念性等 体育比赛，中国最初采用的卫星转播。1984年，央视现场直播国庆35周年。1990年，直播“亚洲一号”卫星发射实况。
• 1997年，中国直播年，“香港回归”直播报道 • 广播电影电视部1997年开始治理
3、广电机构整合与集团化
• 背景：基本上在行政力量的推动下实现
• 2000年年底，有线电视并入无线电视台，2001年，有线电视台机构呼号消失。• 2000年年底，全国第一家广播影视集团—湖南电广传媒集团诞生。• 2001年年底，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集团诞生。
二、广播电视的商业繁荣
1、电视的变与不变
• 1992年，央视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台” • 2003年，央视一套每周七天联播电视剧两级
• 2004年，国际频道“西法频道”（法语、西班牙语）开播；12频道改为“社会与法”频道 •
2、节目市场的繁荣 • 《三国演义》、《激情燃烧的岁月》 《同一首歌》、《幸运52》 •
3、经济频道走红
• 1991年开始，央视“3.15晚会” • 2002年，“三贴近”民生新闻出现 •
4、广播产业的复兴
• 1979年以前，央视台5套节目 • • • • 2000年，央视台8套节目
2003年，“广播发展年”“网络发展年”
1996年，珠江经济广播台开通网上实时广播； 1998年，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开通网站；
• 2002年，中央台试行广告公司承包经营新方式，随后推出“音乐之声”“都市之声”“华夏之声”“经济之声”等等，节目实现专业化、对象化 • 北京广播电台交通台成为全国最成功的电台
三、产业化、数字化
1、广告收入增加 • 产业化
• 广告资金向中心城市倾斜
2、商业经营探索
• 两种经营模式：自主经营与广告公司代理结合、广告总代理 • 央视开始“制播分离”探索，实行“末位淘汰制” •
3、数字化发展
• 2004年确定为数字发展年和产业发展年
香港、澳门、台湾广播电视史略
一、香港的广播电视事业
1、广播事业 • 1923年，广播试验活的。
• 1928年，香港电台。• 1948年，香港广播台。
• 1949年，“丽的呼声”有线广播电台。
• 1957年，丽的有线电视广播。• 1959年，商业广播电台。
• 1987年，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成立。• 1990年，第二家商营广播电台。• 1991年，新城广播电台。•
2、电视事业
• 香港电视台都是私营的 •（1）商营电视台 • 1957年，丽的电视台
• 1982年，亚视（ATV）
• 1967年，无线电视台（即BTV）• 1983年，港视
•（2）广播电视的公共服务及其他 • 1970年，香港电台电视部 • 1989年，《电视广告修订条例》 •
3、有线电视与卫星电视 • 1989年，有线电视
1993年，“有线台” • 1991年，星空卫视 • 1996年，凤凰卫视
• 2000年，新的《广播条例》 •
二、澳门的广播电视事业
1、广播电台
• 1933年，无线电台。
• 1980年，澳门广播电台。
• 1982年，澳门广播电视公司。•
2、电视事业
• 1984年，澳门电视台开播。• 1999年，澳门卫星电视旅游台。• 2000年，澳门有线电视公司。
三、台湾省广播电视事业
1、广播事业基础
• 1949年，中国广播公司。• 官、商并行的双重体制
• 50年代中期电台开始专业化广播
• 电视事业采用民营企业制度即美国式的上映制度 • 台湾采用么美国N制式
2、主要商营电视网台的发展 • 1962年，台湾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即台视（TTV）成立,第一家商业电视台。• 1968年，中国电视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即中视（CTV）成立。• 1971年，中户电视台即华视成立。
3、公共电视的出现及概况
• 1983年，公共电视节目制作小组简称公视小组成立。• 1997年，《公共电视法》法案通过。• 1998年，台湾公共电视台即公视成立。•
4、有线电视、节目制作及其他 • 台湾的有线电视系统被称为“第四频道” •
广播电视的节目演变 第一节 广播电视新闻
政治舆论武器
• 新闻是广播的核心内容
• 中国电视新闻20年=“新闻纪录片” •
一、广播新闻的传统
• 1950年《首都报纸摘要》
• 1951年《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 • 广播新闻评论
二、电视的“新闻纪录片时代”
1、初期的电视新闻 • 纪录影片
• 《新闻简报》
2、早期的国际交往
• 1958年，北京电视台播出民主德国庆祝“五一”节及为北京电视台试播发来的贺词
三、发展与改革
1、恢复传统，发扬新风
• 电视新闻“快” • 电子技巧
2、新观念、新方法 •（1）批评报道
• 1994年，新闻述评《新闻纵横》栏目 •（2）国际新闻 •
3、新尝试，新现象
•（1）地方台的变化
•（2）中央广播电视的新闻改进 • 1983年，央视设立《午间新闻》 • 1985年，《晚间新闻》诞生 •
4、新阶段、新探索 • 1992年，《经济信息联播》开播 •（1）新闻与经济繁荣 • 1994年，央视新闻评论部成立 • 1995年，央视《新闻30’》开播
•（2）评述和言论节目 • 1999年，《今日说法》开播
•（3）面对新闻事件
• 2003年，央视对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直播
•（4）民生新闻
• 2002年，江苏城市频道开播新闻杂志节目《南京零距离》和卫视的《1860新闻眼》 第二节 电视剧
一、漫长的童年时期 •
1、演中心、唱中心 •
2、直播电视剧
• 表演、播出和观赏同步 •
3、开始录像
二、发展与繁荣
1、走上发展道路
• 1981年，央视播出“中国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 • 1982年，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中国第一家电视制片厂成立 •
2、电视进入繁荣期
三、走向市场
1、大众化年代通俗剧兴起 •
2、走向电视节目市场 •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播出，这是最早走市场化道路拍摄的。
四、类型化趋势
1、“反腐”剧 • 《苍天在上》、《大雪无痕》、《省委书记》 •
2、历史剧 • 1999年，《雍正王朝》、《还珠格格》 • 2002年，《天下粮仓》 • 2003年，《走向共和》 第三节
纪实类节目
一、社会教育的传统 •
1、早期的演播室节目
• 儿童节目
• 电视科普就诶目中最早将知识性与服务性结合 •
2、对外宣传的纪录片 • 1960年 • 1963年
3、对内宣传教育片 • 1963年，《珠江三角洲》、《长江行》 • 《大庆铁人》、《党的好干部焦裕禄》 •
4、“文革”中的纪录片《中国》** • “电影大师”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
二、专题节目的发展
• • • •
1、专栏恢复和发展 体育节目 文艺专栏
2、杂志化的探索
• 1983年，央视《九州方圆》 •
3、纪录片观念变化
三、纪录片走向成熟
1、专栏化纪录片
• 1981年，《动物世界》 • 1984年，《地方台50分钟》 • 1994年，《人与自然》 •
2、用国际语言讲中国故事 • 1991年，《望长城》 第四节 电视综艺
一、电视文艺传统
1、文艺演出和戏剧转播 •
2、“笑的晚会”
3、“文化大革命”中的电视文艺 • 样板戏
二、电视文艺创新 • • • •
1、节庆晚会
2、电视文艺栏目
（1）《综艺大观》
1990年开播，2004年停播
•（2）《艺术人生》
• 2000年年底开播，人物访谈节目
3、竞赛和游戏 •（1）《正大综艺》
• 1988年，国内4家电视台联合引进泰国正大集团出资、香港制作。1990年，央视接手。
•（2）游戏和娱乐
姓 名：张燕
性 别：女
出生年月：1981年5月
婚姻状况：已婚
政治面貌：党员
现所在地：北京
身 高：163 厘米
体 重：46 公斤
文化程度：硕士
毕业时间：-07
毕业学校：***学校
所学专业：汉语言文字学 工作年限：1 年
求职意向
工作性质： 全职
欲从事岗位一： 高等教育 欲从事岗位二：资料/文档的撰写/编辑 欲从事岗位三：图书情报/资料/文档管理
要求地区： 北京
月薪要求： 5000-5999元
其他要求： 五险一金
教育经历
09月 至 07月 汉语言文字学 硕士
认真学习了《硕士英语》、《马克思主义理论》、《语言文化哲学》、《中国语言学史》、《现代语言学概论》、《普通语法学》、《汉语语法理论研究》、《汉语句法语义研究》、《汉语语法专题--汉语语法问题研究》、《词学》等课程，并多次在重点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论文《汉语词重叠的理据研究》顺利通过毕业答辩。
工作经历
月 至 03月
讲授初中级口语、听力、阅读等课程，并负责出题及评卷工作。深受老师和学生的好评。
实践经历
03月 至 12月
协助教务处老师工作，常常制作大量分班表格、成绩表格等。同时担任校报编辑职务，实践中使我更加细致认真，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写作能力和洞察力。
月 至 2007年09月
先后在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兼职工作，讲授初中级口语、听力和阅读等，获得老师和学生的一致好评。
奖励
10月 自立自强标兵，一等奖学金，三好学生 奖励不是目的。
10月 特等奖学金，中文系德智体综合测评第一名 奖励不是目的。
10月 东北师范大学优秀研究生 奖励不是目的。
技能
计算机 熟练
国家二级，能够熟练使用Office办公软件及Windows操作系统。
驾驶 熟练
自我评价
性格开朗，善于沟通，具有很强的.团队合作精神；踏实肯干，诚实守信，认真细致，具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乐于思考，善于钻研，有独立的工作科研的能力，勇于面对各种挑战。
20鞍山市“六幼”教师
20鞍山市阳光外语学校助教
20鞍山师范学院教务处助理及校报编辑
年吉林大学附中国际语言中心对外汉语教师
-203月东北师范大学对外汉语教师
联系方式
1、在听听、说说、猜猜中了解蓝狐狸长长名字的由来，感受故事的有趣。
2、借助作品知道名字都有含义，并对名字的由来有进一步探索的兴趣。
【活动准备】
材料准备：PPT课件、动物的名字符号卡片。
经验准备：幼儿已初步了解自己名字的由来。
【活动过程】
一、由蓝狐狸引出故事
1)师：瞧!这是谁?这只狐狸长得很特别哦!
2)小结：长着一身蓝蓝的毛就是这只狐狸特别的地方，所以狐狸妈妈给他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蓝狐狸”。
二、分段欣赏理解故事
1、教师讲故事——蓝狐狸遇见波波蛙和红叶鼠。
1)教师边讲故事边在操作板上出现符号“波波+蓝狐狸”、“红叶+波波+蓝狐狸”。
2)师：现在蓝狐狸的名字叫什么?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2、教师继续讲故事——蓝狐狸遇见绿草蛇。
1)师：瞧，这次蓝狐狸来到了什么地方遇到了谁?猜一猜，小蛇会有什么好听的名字呢?(幼儿回答，并听小蛇说话的录音)
2)现在蓝狐狸的名字长了吗?
3、幼儿为蓝狐狸添名字。
1)师：蓝狐狸后来还碰到了许多动物，瞧!它先遇到了谁，再遇到谁，最后遇到谁?
2)师：这些动物也都有好听的名字，我们来猜一猜。
3)幼儿商量，帮蓝狐狸添名字。
4、教师继续讲故事——结尾。幼儿帮蓝狐狸还名字。
三、介绍自己名字的含义
评价：
1、教师注重教学环节中的情景性——始终在有趣而连贯的情景中穿行，使得活动一气呵成，前后呼应。让孩子们和听课老师在自然的情景中学有所得。
2、教师注重教学内容的生活性——来自于生活的活动是幼儿所喜欢的。“我的名字”基本生活元素运用到活动中去。
评价
1.活动能从幼儿喜欢的图书着手，选择的内容是每个幼儿都有经验的，能充分引起幼儿的共鸣。
2.能利用各种途径引导幼儿了解名字的由来，尤其是图文夹字，更是符合大班幼儿的学习特点。
3.教学中有效的提问与良好的师生互动使得每个幼儿能大胆想象，敢于表现，也充分体现了教师对每个幼儿的关注。
思考
在“幼儿帮蓝狐狸还名字”这一教学环节，教师提要求时“还”的顺序没有强调，因此幼儿的回答各有不同。因此，思考一是在活动前教师能否明确要求，二是在很长很长名字形成过程中将“+”改成箭头的图示，由下至上形成叠加，在“还”的时候再一步一步退回，以此帮助幼儿理解正向与逆向的名字还法。
有效性体现——
1、充满了情趣性，让孩子在浓浓的趣味中，感受到了蓝狐狸名字不断变长的过程与趣味性。
2、通过教具的有效使用让孩子的理解能力、思维能力在语言活动中同样都得到了展现。
3、在孩子学习、理解和思维的过程，让教学的公平性也得到了体现。
再思考——
教学目标中知道名字的含义，对自己名字由来进一步探索只在教学活动最后
一个环节提及，整个教学的中心体现在加名字和还名字的过程，是否可以进行目标的修改，使其更为适切。
目标中让幼儿“知道自己名字的含义，对自己名字由来有探索兴趣”，但在活动中名字环节的导入有一些牵强。由于时间的限制，“名字”一环节的文章没有做透，有意有未尽的遗憾。
2、教师注重活动环节的精致性。
这部份内容选自《古代汉语语法学》的前两章，第一章介绍跟古汉语语法学有关的一些理论问题，第二章是古代汉语语法的基础知识。
第一章 概论
在这一章里主要谈四个问题：１）古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对象，２）与古代汉语语法学相关的学科，３）古代汉语语法的特点，４）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
第一节 古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对象
为了认识古代汉语语法学的研究对象，本节先说明什么是“语法”，然后再说明什么是“古代汉语语法”。
一、语法
语法又叫“文法”，是指语言的结构规律，这种结构规律是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为了认识这个系统，我们以下介绍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这个系统中的三个子系统，或说是三种基本语法单位，其次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最后简单地谈谈语法中的共性与个性。
（一）语法单位
系统是指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要素所组成的、具有一定结构和功能的有机整体，每个系统中都包含若干个要素，或若干个子系统。在语法这个系统中有三个处于不同层次的要素，或说是有三个不同层次的子系统，它们依次是：句子系统、短语系统和词系统。
系统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的关系。首先，一个系统Ｂ，相对于由它及其周围环境所组成的较高一级的系统Ａ，是一个要素a1(或子系统a1）。同时，这个系统Ａ中还有要素a2、a3„„；a1、a2、a3„„之间具有某种关系，从而构成系统Ａ。其次Ｂ这个系统中任何一个要素b1、b2、b3„„本身又都是低一级的一个系统Ｃ，而系统Ｃ中又有要素c1、c2、c3„„。所以语法中的任何一个子系统都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研究。一方面，我们可以把一个子系统看作是一个要素，从而把它置于比它更高一个层次的系统中来研究它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关系，这种研究可说是向上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还可以把一个系统分析为若干个要素，从而观察这个系统中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内部结构关系，这种研究是向下的研究。这两方面的研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古汉语语法中，这种向上的研究和向下的研究，常常构成一种并不完全整齐的对应关系。
在古汉语语法这个系统中，首先是研究句子。目前一般认为，句子和句子组合起来还可以构成句组（又叫句群），现在有的学者把语法分析的范围扩大到句组。本书则仍采取传统的作法，把句子作为语法研究中最大的结构单位。当把句子作为最大的语法单位进行研究时，我们就既要作向上的研究，又要作向下的研究。在作向上研究时，是把各种句子作为一个要素，研究它们在言语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各种不同作用，这通常可以认为是语用的研究（关于语用，我们将在第二节中介绍）。根据句子在言语活动中表现出的不同作用区分出的类别，或者说根据语用研究区分出的类别，我们称之为“句类”。陈述句、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是四种常见的句类。句类是系统向上研究的结果，系统向下研究就要研究句子中要素的内部构成。为了研究句子内部的要素，就要对句子加以切分。一个结构齐全的句子可以分出两个要素，或说是两个句子成分，这就是主语和谓语。比如下面的句子：
（１）［子产］｛归｝。（左传·昭公十三年）
（２）［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庄子·秋水）
以上两个句子我们都可以区分为主语和谓语这样两个部分（下加不同的符号）。事实上多数句子都可以切分为主语和谓语这样两个部分，或说两个要素。根据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不同语法关系所区分出的句子的类别，我们称之为“句型”。叙事句、论断句和说明句是古汉语中最常见的三种句型。
有些句子的主语、谓语是由词充当的，如例（１）的主语和谓语，但多数句子的主语和谓语并不是由词来充当的，而是短语，如例（２）。这样，我们对短语还要进一步切分。不过再往下切分时，已经不是对句子加以切分，而是对充当主语、谓语的短语加以切分。
当从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中切分出短语后，比如切分出“定中短语”、“述宾短语”等，我们就进入了短语系统。短语系统主要研究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短语用做主语或谓语时表现出的不同特点，这是向上的研究；另一个是短语内部的结构关系，这是向下的研究。根据向上的研究，我们可以把短语分为谓词性短语、体词性短语等不同的类型。根据向下的研究，我们可以把短语切分为定中短语、述宾短语，等等，而构成短语的各个不同部分，如定语、宾语等是短语成分。
定语、宾语等短语成分经常是由词充当的，也可能是由更小的短语充当的。为了便于称说，以后我们把句子成分和短语成分统称为“句法成分”。
对于词来说，在作向上的研究时，我们主要是研究词在构成主语、谓语和各种短语时表现出的种种不同特点，从而把它分出实词、虚词，名词、动词，及物动词、不及物动词等等不同的类和次类。在作向下的研究时，我们可以把构成词的要素区分出来，这就是语素，比如“圣”和“人”是构成“圣人”这个词的语素。由于古汉语主要以单音节词为主，所以从份量上来说，与语素有关的内容要相对少些。三层语法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示意如下：
句子——句子成分：主语、谓语（由各种短语或词充当）
短语——短语成分：述语、宾语、定语、中心语，等等（由各类词或更小的短语充当）词 ——语素
有的学者认为句子的基本单位有四种，除了我们这里所说的三种之外，把语素另立为一种。与此相关的，没有“短语成分”这一部分，而把句子成分和短语成分统称为句子成分。在我们看来，构成句子的要素只有两个，就是主语和谓语。换句话说，句子只能切分出主语和谓语这样两个要素。述语、定语等并不是从句子切分出来的，而是从短语中切分出来的，所以我们加了“短语成分”这样一个概念，而短语成分则是短语的要素。与句子成分、短语成分相应，词所切分的成分是语素，它并不是语法中的一层独立单位，是词系统中的要素。
如果我们暂时不考虑比句子更大的单位，也不考虑比词更小的单位，那么古汉语语法中就有三个主要的子系统：句子、短语和词类。在这三个子系统中，句子、和词处于两端，短语则介于中间，与词类、短语和句子系统有关的规律则是古汉语语法的基本内容，在第二至第八章中我们将全面介绍这方面的内容。
（二）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
如果暂不考虑交际双方、语境的种种不同，一句话的意义主要是由词的意义和语法意义这二者构成的。而语法意义，通常又是通过一定的语法形式表示出来的。所以从语法系统的本体来看，语法系统又可以分为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这样两个子系统。在本节的开头，我们曾说语法是语言的结构规律，这种结构规律，其实就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组合规律。常见的语法形式有四种：词序、类别、节律和音变。词序是指词语前后的顺序，类别是指词语乃至于句子中所包括的种种不同的类，节律主要指停顿、语调、重音等，音变则是指音位的改变。对于古汉语来说，词序和类别是两种最重要的语法形式。比如下边的句子：
（１）［齐］｛伐宋｝。（战国策·燕策一）
（２）［卫人］｛来告乱｝。（左传·隐公四年）
（３）［晋］｛灭虢｝。（左传·僖公五年）
例（１）中的主语“齐”用在“伐”之前，表示齐国施行“伐”这个行为，即“齐”是施事；宾语“宋”用在“伐”之后，是受事，承受“伐”这个行为。如果把“齐”和“宋”对换一下位置，那么“齐”就不再是施事，而成为受事；“宋”就不再是受事，而成为施事。在这里，词序这种语法形式的变化造成了语法意义“施事”、“受事”的变化。例（２）中“来”用在“告乱”之前，这个词序表明，卫人是先“来”，而后“告乱”，这里的词序表明了行为发生的时间这个语法意义。在这两个句子中，词序上的不同，给句子增加了词语意义之外的语法意义，这是词序与语法意义的关系。下边再来看类别。例（１）与（３）这两个句子的结构基本相同，可是由于“伐”和“灭”这两个动词的类别不同，这两个句子的语法意义也有很大不同：例（１）、（３）中的“齐”和“晋”都是施事，“齐”发出的是“伐”这个行为；而“晋”却未发出“灭”这个行为，而是发出另一种行为。这个行为在句子中没有用词来表示，而是“灭”这个词带上宾语之后所产生的语法意义。这个行为又致使“虢”出现了“灭”这种变化。这是词的类别不同而造成语法意义上的不同。
在节律这种形式中，停顿在古汉语语法中的作用更突出些。停顿不像以上两种语法形式那样常见，但也很重要。它常与其他形式一起来表示语法意义。比如下边这两个句子：
（１）［赵］｛背秦｝。（战国策·赵策三）
（２）［我食吾言］，｛背天地也｝。（左传·僖公十五年）
例（１）的主语“赵”与其后的谓语之间没有停顿，也不能停顿；此外句末不用“也”。例（２）与前一个句子最明显的不同是句末用“也”，同时在句子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有停顿。停顿是节律上的不同，也是语法形式上的不同。例（１）、（２）属于不同的句型，一个是叙事句，主要是叙述客观事实；另一个是论断句，主要表示说话人的某种主观认识。这两类句子的不同，是由于停顿和“也”决定的。一个句子中是否有“也”，是词在类别上的不同。在这里停顿和类别这两种语法形式决定了句型。节律之中还有语调，由于我们只能见到书面的古汉语，古人到底用什么样的语调说话，已很难有感性认识，但是有些句子，我们仍可以大致猜测一下，比如感叹句的语调应该比普通句子的语调更强烈些，像下面的句子：
（１）孔子曰：“｛否｝！立孙。”（礼记·檀弓上）
（２）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春秋·内篇杂上）这两个句子中的“否”和“令吏养之”，应该比普通叙事的句子感情强烈，语调也应有变化，根据这个我们可以用来确定感叹句。
古汉语中的音变也应该是一种重要的语法形式，但由于我们对古汉语中的音变研究得不够，在以后介绍古汉语语法体系时，很少涉及音变方面的问题。
（三）语法中的共性与个性
语言学家对世界上的语言采取两种不同的分类法，一种是谱系分类法，另一种是类型分类法。按照谱系分类法，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为汉藏、印欧等等语系。汉语属于汉藏语系，这个语系中除了汉语之外，还有藏语、缅甸语等等。按照类型分类法，世界上的语言可以分为孤立、粘着和屈折三类。汉语属于孤立语，孤立语的词一般没有词形变化，没有词尾，语法关系主要靠词序和虚词来表示。各种不同语言的语法既有共性，又有个性。不管是构词方式、形态变化，还是词类区分和句子类型都是如此。一般地说谱系或类型相同的语言，共性要多一些；而谱系或类型不同的语言共性要相对地少些。在同一种语言内部，还有方言的不同。各种不同的方言，在语法上的共性要多一些，但是也还是各有不同的特点。就是操同一种方言的人，在用词和造句上也不会完全相同。
语法中的共性的个性，除了表现在横向的比较上，也表现在纵向的发展上。语言是不断发展的，同一种语言的语法也处在不断地变化之中，短时间内这种变化不易察觉，时间一长，这种变化就比较明显了。汉语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在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之间，也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由于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时期在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上都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所以在研究语法时，可以参考其他语言的语法，而不可用另一种语法来套用自己研究的这种语法。
二、古代汉语语法
当人们使用“古代汉语”这个术语时，在不同的语境中赋予了它三个不同的含义：古代的汉语、上古汉语和文言。
古代汉语首先是指“古代的汉语”。这就是说，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统称为古代汉语。古人的口语，我们是听不到了，现在能见到的是由文字记录下来的书面语言材料。我们能见到的最早的书面语言材料是甲骨文，从甲骨文算起，这样的古代汉语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
跟任何事物无不发展变化一样，语言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三千多年来，汉语有了很大的变化。根据汉语语法、词汇和语音变化的情况，有些学者将古代汉语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1上古期、中古期和近代期。上古期是指公元３世纪以前，即历史上的商、周、秦和两汉时期。中古期是指公元４世纪到公元１２世纪，即历史上的六朝、唐和宋时期。近代期指公元１３世纪到１９世纪，即历史上的元、明、清时期。另外还有些学者对汉语发展时期的划分与此不完全相同。
书面语是口语的加工形式。一般认为：在上古汉语时期，尤其是上古汉语的前期和中期，口语与书面语相去不会太远。由于这时的书面语基本上反映了当时的口语，所以可以认为，上古时期只有一种与口语大体一致的书面语。到了中古期，汉语中的口语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时则有两种书面语。一种书面语是模仿上古汉语书面文献的书面语，比如六朝作家和唐宋八大家的散文大都是这样的书面语。另一种是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这样的书面语称为“古白话”，比如南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唐代的变文、宋代的话本等。到了近代汉语时，情况与中古时期类似，既有模仿上古的书面语，如桐城派的散文，又有在当时口语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书面语，即古白话，比如《水浒传》、《西游记》等。
上古的书面语，以及后代模仿它所形成的书面语，叫做文言。文言是我国古代文献资料所使用的基本书面语形式。“古代汉语”有时又是指文言。上古的文言可说是典范的文言，中古、近代的文言是模仿的结果。就算中古以后的人模仿得再认真，但终究是模仿。由于受模仿者所处时代语言的影响，中古以后的文言与上古的书面语也不可能全然相同，其中必然存在某些差异，例如唐代韩愈和清代方苞的散文就与上古的汉语存在着差异。
“古代汉语”的第三个含义是指上古时期的汉语，即上古汉语。本书“古代汉语语法学”中的“古代汉语”主要就是指上古汉语。如果不另加说明，本书以下所使用的“古代汉语”或“古汉语”这个概念，均主要是指上古汉语。所以本书所说的“古代汉语语法”，实指上古汉语的语法。
关于本书所讨论的上古汉语的语法，还有三点要加以说明。首先，学者又把上古汉语再分为三个时期：商代是上古前期，周、秦是上古中期，两汉是上古后期。在上古汉语这三个时期里，汉语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这三个时期内的汉语语法，既有相同之处，又多有不同之处。详细地讨论这三个时期语法的发展情况，是汉语史的任务。本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介绍这三个时期汉语语法的发展情况，而主要是讨论上古中期的语法。至于上古前期的语法，如甲骨、金文的语法，本书一般不涉及。上古后期的语法，如《史记》的语法，如果它 1 请参看王力《汉语史稿》（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３５页 们之中的语法现象与上古中期语法有相同之处，也一并加以介绍。如果《史记》中的语法与上古中期的语法有不同之处，其中比较重要的，在相关之处有时作一些必要的说明，而不作全面的说明与介绍。本书讨论上古中期语法时所用的语料主要取自：《左传》等１５部书，另外还较常用《史记》中的语料，个别时候也选用《诗经》、《尚书》和《汉书》中的语料。
其次，本书所讨论的语法，主要是散文语法。上古的韵文，如《诗经》、《楚辞》、《乐府》、等，其中自然也有自己的语法规律，但它们的语法规律与散文的语法又有不同，本书一般也不涉及这些韵文作品的语法特点。就是散文语法，限于篇幅，本书也只能介绍比较常见的语法规律，至于比较罕见或特殊的语法现象，只好留待日后。
第三，就是在上古中期，也可能存在方言的不同，以及时间上的差距而造成的语法上的差异，比如《尚书》的语法就与《左传》、《国语》等的语法有很大的不同。从我们所使用的文献看，《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书在方言上或许更接近，而其他文献的语法则与它们也存在着某种差异。就算是时代相同、方言相同，不同作者的语言风格、特点也不尽然相同。如果再深入下去，每部专书都应是古汉语语法研究的对象。本书不准备讨论上古汉语中期语法中由于方言、时间或个人的不同而造成的语法现象上的差异，而主要是谈在上古占有主流地位的语法规律。
第二节 古汉语语法与相关学科
与古汉语语法学相关的学科涉及三个方面的关系：与语言学内部有关学科的关系，与语言学之外的学科之间的关系，最后是与古汉语教学的关系。以下就从这三个方面作些简单的介绍。
一、与语言学内部有关学科的关系
从语言学内部关系来看，与古汉语语法学关系密切的学科主要有“小学”、普通语言学、汉语史、现代汉语语法学、方言学、汉藏语系中各种语言的语法学，另外还有修辞学。
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学，从隋唐以后，直至清末都叫做“小学”，其中包括训诂学、文字学和音韵学。训诂学偏重研究古代的词义，也旁及古书中的语法、修辞现象，而研究的重点又是汉魏以前的古书。训诂学与古汉语语法学的关系十分密切。首先，研究古代汉语语法的前提是读懂古书，如果《左传》、《史记》等书中句子的意思不明白，也就很难思考其中的语法规律。而训诂学则是读懂古书的重要基础之一，如果没有历代丰富的训诂学资料，很难设想古书如何才能真正读懂。其次，当语法学要归纳各种语法意义及词类意义时，训诂学对于词和句子的解释就是我们思考时的最重要的基础。第三，由于古人把实词和虚词都归入训诂的范围，所以对虚词的理解也常要借助于训诂学。比如训诂学中的“语助”、“语已辞”、“发语词”这样一些训释，对于我们理解语法都很有帮助。反过来，语法的研究也有助于加深对训诂学研究。这是由于训诂学偏重于个别词义的训释，而语法则偏重于对整个词类意义和句法意义的系统认识。这种系统认识，有助于人们把词本身的意义和语法意义区分开，也就有助于人们从系统的角度去思考单个词的意义，这样也就时常能帮助人们更准确地理解词义。训诂学的著作主要有两类，对于语法学都有重要作用。一类属于注疏类，如《论语注疏》、《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等，另一类属于工具书类，如《尔雅》、《广雅疏证》等等。如果把古人对虚词的训释也归入训诂学，那么《助语辞》、《经传释词》之类的书与语法学的关系就更为直接。
文字学主要研究文字的起源、发展、性质、体系及文字形、音、义的关系。文字学与语法学的关系也十分密切。首先文字学与训诂学直接相关，训诂学对词语的训释很难离开文字学。其次，文字学中关于字的本义的解说，对于理解词类的语义特点，尤其是理解虚词的作用有很重要的帮助。《说文解字注》、《说文解字义证》等文字学著作都是研究语法的重要参考文献。
音韵学主要是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沿革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分合变化。语言本来是有声的，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古汉语文献只不过是这种有声语言纪录下来的结果。由于词汇、语法都是通过一定的语音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不管是研究训诂、文字还是研究语法，都离不开对语音的认识。比如清代学者“因声求义”的思想对于研究古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都是十分重要的基础方法。音韵学可说是研究语法时的基础中的基础。
普通语言学是语言学的理论部门，主要内容有语言的本质、起源和发展，研究语言的方法，语言学的分科及语言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等。这些内容对于我们研究古汉语语法来说，是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任何人在作语法研究时，都不可避免地要用某种理论来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只是有的人比较自觉，有的人并不自觉；有的人用这样的理论，有的人用那样的理论。指导研究工作的这种理论，从根本上决定了他的研究方法；而不同的研究方法，又必然决定了研究的结果。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所作出的不同的结论，从根本上来说，是指导理论在研究工作的不同表现。目前的语言学理论主要是在印欧语系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汉藏语系在世界各语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汉藏语系的深入研究必定会丰富普通语言学的理论，而古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对于丰富普通语言学理论也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汉语史是关于汉语发展的内部规律的科学，它主要研究汉语从商代开始，直至现代的发展演变规律。汉语内部发展规律的揭示，是建立在各个断代研究的基础之上的。没有对古代汉语各个时期的规律的深入研究，就不会有可靠的汉语史。反过来，一部可靠的汉语史，对于我们研究各个时期的断代语法都有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对于某个断代的研究，时常要与其前、其后的语法规律联系起来观察。就以上古汉语来说，没有对于上古前期甲骨、金文语法和上古后期汉代语法的的起码了解，很难思考上古中期的语法规律。
古汉语语法学与现代汉语语法学也有很密切的关系。从我国语法学研究的现状来看，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整体上领先于古代汉语。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中对于分布的认识，变换方法的确立，都是汉语研究在方法上的重要发展。这些方法对于古代汉语的研究思想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借鉴。所以不断学习现代汉语的研究思想和方法对于古汉语语法研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反过来，古汉语中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于思考现代汉语中的一些语法规律，也应该是有价值的。
方言学以各种方言为研究对象，又可以分为描写方言学、历史方言学和方言地理学三门学科。学者一般认为，现代汉语主要有七大方言区：官话方言、吴方言、湘方言、客家方言、赣方言、闽方言和粤方言。不管是描写方言学，还是历史方言学，其中涉及到对语法部分的思考，都离不开对古汉语语法的认识。而在各种方言中，也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古代汉语中的某些语法现象，所以对各地方言的了解显然对于研究古代汉语语法也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汉藏语系中包括有汉语、藏缅、壮侗、苗瑶四个语族。汉藏语系之中除汉语以外的其他语言的语法，比如藏语中的使动范畴、句终字，对于思考古汉语中的使动用法、“也”字的作用等都有重要的启发。
研究语法时，还常与修辞学有关，这里不再多谈。
二、与逻辑学和符号学等的关系
与语言学相关，同时又与语法学有密切关系的学科主要有逻辑学、符号学，此外还有哲学、心理学等。
逻辑学是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科学，由于数理逻辑的发生和发展，逻辑学的内容得到丰富和扩展。逻辑学所研究的概念、判断、推理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为人们正确地思惟和认识客观提供逻辑工具。在语法学研究中，从基本研究方法的确立，到对每一个具体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几乎都离不开逻辑学。我们在下一节研究方法中要谈到的公理化方法，就是逻辑学中的一般方法在语法学研究中的应用。在分析语法中的句子和词类的语义内容时，也常要用到逻辑学。比如“命题”、“概念”这样一些逻辑学中的术语，都是分析语法时要用到的。广义的逻辑学还包括逻辑语形学、逻辑语义学和逻辑语用学等，逻辑语形学中的一些研究方法，也是我们研究语法时要借鉴的。不用逻辑来分析语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逻辑学有逻辑学的方法，语言学也有语言学的方法，我们又不能用逻辑学的方法来代替自然语言语法学的研究方法，我们只能用语法学的方法来分析自然语言。
符号学又叫指号学，是关于符号及其应用的一般理论。目前关于符号学理论中的一些术语的理解很不一致，按照我们的理解，符号学可以分为三个部分：词义学（又叫语义学）、语法学和语用学。词义学是符号和它们所指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的理论，语法学是符号之间形式关系的理论，而语用学则是符号和它们的使用者即创造或接受这些符号的人之间的关系的理论。符号学又可以分为经验符号学和纯粹符号学两类。经验符号学研究的就是自然语言，古汉语语法研究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符号学的理论。一句话的意义通常是由三种意义构成的，这就是词义、语法意义和语用意义。词义学研究词的形式和意义，语法学研究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语用学研究语用条件和语用意义。词义学与语法学主要在词和词类上构成直接联系：词义学研究个别词的词义，而语法学中的词类意义则主要是从个别词义中抽象出来的。语法学和语用学主要是在句类上构成联系。一方面句类实际是语用的分类，但另一方面，这种语用的分类又与句型（语法上的分类）有某种并不整齐的对应关系。应该指出的是，词义与语法中的三个子系统都有联系，无论是研究词、还是研究短语、句子，都与词义有关。但只有词类意义与词义的关系比较单纯、直接。只要进入短语，有了语法结构，就有了语法意义，短语意义是词义和语法意义的综合。而句子则除了词义和语法意义之外，又增加了语用意义。而语用只与语法中的句子有关，而不可能跟短语和词有关。这是因为，只有句子才是使用单位，短语和词都是备用单位。备用单位根本就不进入言语活动，所以没有语用问题。一般的科学研究都可以假设一个相对封闭的范围。比如物理学研究常要假定一个完全的真空，其实在人类生活的地球上很难找到这样一个真空，但这是研究工作的需要。如果不作这样的假设，研究工作几乎是无法进行的。所以我们在研究句子时，除了句类之外，在其他部分就暂不考虑与语用的关系。
语法研究还与哲学、心理学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把系统论也归入哲学的话，那么系统的思想也是我们研究语法的重要指导方法。心理学对于我们理解语法规律及其应用都有重要的意义。
三、与古汉语教学的关系
古汉语语法学与古汉语教学和文言文教学的关系更为直接。高等学校的《古代汉语》是一门工具课，主要是培养学生阅读古汉语作品的能力。而阅读能力提高的基础之一是语法知识。具备科学而系统的语法知识能使学习者更准确、迅速地阅读、理解古汉语作品。中学的文言文教学，也离不开必需的古汉语语法。对于中学师生来说，一本准确可靠的古汉语语法书，应该是很有用的。而对于一般想阅读中国古代典籍的读者来说，这样的语法书也是一本重要的参考读物。如果翻看一下早期的古文译本，我们会发现随着古汉语研究水平的提高，其中自然也有古汉语语法研究水平的提高，现在的译本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这说明古汉语语法学对于古汉语学习的重要作用。可以说，古汉语语法的研究和普及会大大节约亿万人，尤其是青少年学习古文的时间。
第三节 古代汉语语法的特点
古代汉语语法的根本特点是它的整体性，并由此而派生出另外的两个特点：变异性和模糊性。
一、整体性
古汉语语法整体性的特点主要是说，语法中的多种范畴主要不是通过词的形态变化来表现，而主要是通过词语的组合或句子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古汉语中最重要的几个语法范畴，如句型中的叙事与论断、词语中的指称与陈述、名词中的有生和无生、述宾短语中的自动与致动等都是在词语的组合或句子的关系之中表现了出来。
在词语的组合之中，虚词与其他词语的组合，实词与实词性词语的组合都是古汉语语法的重要语法形式。
首先是虚词，与实词相比，虚词出现的频率一般都比较高，用法也灵活。比如句末用“也”常构成论断句，不用它则常构成叙事句。又如“者”、“所”，它们与动词（或形容词）性词语组合在一起之后，都能把陈述性的词语变为指称性的。词语中陈述和指称之间的这种变化在古汉语中是一种很常见的现象。
其次，实词与实词的组合关系也很重要。名词区分为有生和无生是两个重要语法范畴，它们就是通过对实词性词语的组合分析出来的。有生名词主要表示人，无生名词主要表示物。有生名词经常用做主语，而且可以给多种动词做主语；无生名词做主语远不及有生名词常见，而且许多动词不能给无生名词做谓语。如：
（１）｛种｝［顿首言曰］∶“愿大王赦句践之罪。”（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种：文种。
（２）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吕氏春秋·君守）例（１）中的“种”是有生名词，它们可以给“顿首”、“言”、“曰”等多种动词做主语；例（２）中的“水”是无生名词，虽然它可以给“至”、“反”等做主语，但很难给前一个例句中的那些动词做主语。正是根据“种”和“水”在与其他实词组合时表现出的这些不同特点，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有生和无生这样两类不同的名词。
二、变异性
由于词类、短语、句子的特点主要是在整体之中确定的，这就出现了变异性的特点。变异性是说，对于某类比较确定的词、短语乃至于句子来说，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会出现某种变异。对于词来说，不同的词及同一个词的不同用法，时常调和在同一个语音、文字形式之中，所以兼类、转称和活用等现象都比较常见（关于兼类、转称和活用的具体内容，请参看第二章第五节词类）。如：
（１）子反｛辞｝以心疾。（韩非子·饰邪）
（２）孙子无｛辞｝。（韩非子·难四）例（１）中的“辞”是动词，（２）中的“辞”是名词，同一个“辞”出现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分属不同的词类，这是名词和动词的兼类。例（１）中的“辞”之所以是动词，是因为其前是个名词，而其后又是个介宾短语。而例（２）中同样的是“辞”，但由于其前是个“无”，我们就把它认定是个名词。这主要是由于上下文造成的。
不但在词类中有变异性，句子之中也有变异性，这种变异性，我们用“范式”和“变式”这两个概念来称说。比如判断句，范式是句中有停顿，句末用“也”；在多数判断句句末用“也”的情况下，有些判断的句末并不用“也”，或句中没有停顿，这就是变式。如：
（１）［白圭］，｛周人也｝。（史记·货殖列传）
（２）此人力士。（史记·魏公子列传）例（１）是典型的判断句形式，特点是句末用“也”，主语和谓语之间有停顿。（２）既没停顿，又不用“也”，可仍是判断句。典型的判断句可以认为是判断句的范式，像例（２）那样不够典型的判断句，就是判断句中的变式。一般地说，范式总是比较常见的，而变式则不及范式常见，这也是变异性的表现。
三、模糊性
世界上的事物都有精确性和模糊性两个方面，其中精确性是相对的，而模糊性则是绝对的。语言也是如此，既有精确性的一面，也有模糊性的一面；汉语更是模糊性较强的语言。所谓模糊性就是亦此亦彼、非此非彼性。这种模糊性在古汉语语法的各个方面都有反映，句子、短语和词类这三种基本的语法单位之间没有十分明晰的界限，而具体到每种语法单位中的各种类别之间，比如词类、短语和句子的分类等，也没有一条明晰的界限，都表现出亦此亦彼和非此非彼性。可以说不要期求在语法的各种类别中找到一条明晰的界限，处处都表现出过渡和弹性。比如词类有实词和虚词两个大类，实词中的代词比较虚，所以古人通常把它归入虚词，本书把它归入实词。代词的“之”“其”就更接近虚词。再比如说介词，一方面它与动词有相通之处，另一方面又与连词有相通之处，可说也是介于实词和虚词之间的词类。又比如短语，述宾和述补这两种短语，有时也很难区分。句子中也是处处表现出过渡。最常见的句型有叙事句、论断句和说明句三种，叙事句和论断句的对立比较明显，说明句就介于这两种句子之间，而论断句和复句又是两种界限模糊的句子。总之，在语法的各种类别之间都表现出过渡性，这种过渡常表现为一种整体上的合理，局部的不合理。关于这种整体合理而局部不合理，我们可以举一个常识中的例子说明。比如：老年、中年和青年这三个概念，如果以年龄中的６０岁、４０岁来划界。６０岁以上是老年，４０岁以下是青年。那么我们会看到：４１岁的人将被归入中年，其实４１岁的人，在与５９岁和３９岁的人相比时，应该更接近３９岁的人。所以从局部来看，把４１岁的人归入中年并不合理。可是只要分类，无论从哪里给老年、中年和青年来划界，其实都存在这种局部的不合理，除非不分老年、中年和青年。虽然局部不合理，可是从整体来看，这种划界又是必要的，所以从全局来看，又是合理的。在语法分类中，也时常会出现这种现象。
语法中的模糊性是不可避免的，这首先因为，现实世界，尤其是社会现实，本身就是模糊的，曲折入微而又无所不至地反映现实的语言不可能没有模糊性。其次，语言系统是抽象的，言语活动则是个人的。个人的言语活动在一定规律的制约下，常有一定的任意性，这种任意性也必然带来一些模糊的结果。最后，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前一时代遗留的语法现象，后一时代将产生的现象，与当时的语法规律混在同在一起，也必然产生一种模糊的结果。
第四节 古代汉语语法的研究方法
语法学的流派不止一种，各种流派都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所以研究语法的方法也不止一种。我们这里所谈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本书所用的研究方法，也就是说本书第二章至第八章所介绍的这个语法系统是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的。关于本书所用的方法，我们从四个方面来介绍：１）研究标准，２）研究程序，３）研究语料，４）一般和特殊。
一、研究标准
研究标准是指我们在研究古代汉语时，用什么样的标准来确定句子、短语和词类这些基本语法单位的系统性。任何一个语法单位都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的结合物，在这个结合物中，形式和意义是密不可分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各有不同的作用，与此相应，在研究语法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在研究语法时都应该采用。不过它们的作用不同，一种方法是根本性的，另一种方法是从属性的。
从语法形式出发来归纳语法意义，是根本性的方法。所谓根本性的，是说我们是根据语法形式来确定古汉语语法的基本系统。我们知道：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语法，都有自己特有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我们既不可以根据其他民族语言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同样也不可以根据现代汉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来完全确定古代汉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其他民族语言或现代汉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只能是我们确定古代汉语语法系统的参考。在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这二者之中，语法形式是外在的，而语法意义则是内在的。我们应先根据语法形式来归纳出古汉语语法形式的系统，从这种语法形式的系统出发再归纳出语法意义。这样得到的语法意义，才是古汉语本身固有的语法意义。我们举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在划分词类时，我们主要的根据是：一个词在句子中能够充当什么句法成分和它在充当该种句法成分时可以和哪些词语组合，即通常所说的分布或功能。比如“子产”这个词一般不能做谓语，而“入”这个词经常做谓语。根据这个特点，我们把“子产”及与它功能相同的词归为一类，称之为名词；而把“入”及与它功能相同的词归为一类，称之为动词。从大量的名词和动词中，我们可以在意义上归纳出它们在语义上的不同的特点：名词一般表示人、物等，而动词则表示行为、动作等。又比如，在区分句型时，我们用的也是从语法形式到语法意义这种方法。在本章第一节中我们举出的两个例句分别是叙事句和论断句。我们之所以把这两个例句归入不同的句型。主要是根据叙事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是否有停顿，句末否用“也”等特点。同样根据这两个语法形式上的特点，我们能把更多的句子归入叙事句和论断句。并从这些叙事句和论断句中归纳出这两种句子中所包含的不同语义特点：叙事句主要是陈述事实，而论断句则是表示某种主观论断。古汉语中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这两个系统中的基本内容，大体可以用这种方法归纳出来。但是我们的语法研究到此还没有完结，还有从语法意义到语法形式的方法。
从语法意义到形式的方法是从属性的。所谓从属性的是说，在运用语法意义来确定具体语法单位的系统性时，是以从语法形式上归纳出的系统为基础的。当我们用前一种方法把古汉语中基本的语法系统归结出来之后，还有些词、句子不能用上述方法来归入相应的系统。这是因为有的词或句子在语法形式上不够典型，这时就要参考语法意义来确定。比如词类中的代词，一般我们是根据能够做前置宾语这个特点来确定的，可是有的代词实际不能做前置宾语，比如“其”根本不做宾语，所以也就谈不到做前置宾语，可是我们仍把它归入代词。之所以这样归类，根据的显然不是语法形式，而是“其”的语法意义，是因为这词和别的代词一样，都有指代的意义。又比如，我们根据语法形式，可以确认古汉语中有论断句。这种句子的句末常用“也”，可是有的论断句句末并不用“也”，只是主语和谓语之间表示了论断的关系，我们根据这一点也可以把它们归入论断句。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这样归类时，首先是根据语法形式，我们已经确认古汉语中有代词，也有论断句，而后才能这样归类；也就是说：根据语法形式的研究，语法中的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系统，而后才能根据语法意义来作进一步的归类。如果根据语法形式我们归纳不出代词、论断句这样的词类和句型，也就无法确定代词和论断句的语法意义。在这种情况下，相应的语法意义也就失去了归类的作用。所以我们说：语法形式是根本性的，语法意义是从属性的。
二、研究程序
从研究标准的讨论中我们会发现，当根据语法形式来确定语法系统时，我们似乎处在循环论证之中：一方面根据句子、或短语来确定各种词类；反过来，我们又是基于各种实词或2虚词来分析句子或短语。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看来，方法之一就是引入公理化的方法。
公理化方法是一种演绎的方法，所以从根本上来看，本书研究程序采取的是一种演绎的方法，并在这种演绎方法的基础上来进行归纳。这种研究方法似乎有些不可思议，明明语法是从句子中归纳出的规律，怎么演绎会是根本的呢？最初我们也是这样想。可是认真考察一 2 赵元任先生曾经指出这种循环论证，他选用了一种解决的方法，请参看《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８页，我们这里选择了另一种解决的方法。王力先生也曾指出这种方法是循环论证。下我们的研究过程，又不能不承认它。如果不从根本上采用这种演绎的方法，我们只能处在循环论证之中。下边我们就来谈谈本书所采用的这种研究方法。
公理化方法是科学理论演绎构造的一种逻辑方法。这种方法是从少数不加定义的原始概念出发，按照特定的演绎推理规则，推导出这一学科中其他命题，从而构成一个演绎系统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本来是数学中的研究方法，我们实际是在用这种方法来研究语法，只是与数学中对这种方法的运用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公理化方法的关键是引进基本概念，根据我们对语法的理解，古汉语语法学中的基本概念是主语和谓语。主语是话题，而谓语则是对主语的陈说。应该强调的是：从语法学的观点看，“话题”、“陈说”这两个概念都是不容易严格定义的，我们大体只能用一种列举的方法来解说这两个概念。处在一句话前面的某个成分，如果它又是讲述的题目，那么这个题目就是话题，比如“施事”、“受事”、“论断的对象”等就是常见的话题；而表示这个话题的句子成分，就是主语。处在一句话后面的某个成分，常用来解说前面的话题，这个解说话题的部分是陈说，比如陈说可以是行为、变化、论断的结果等；表述陈说的这个部分就是谓语。多数句子都有这样两个基本成分。如：
（１）［晋荀林父］｛救郑｝。（左传·宣公五年）
（２）［襄仲如齐纳币］，｛礼也｝。（左传·文公二年）
例（１）的“晋荀林父”是话题，也就是主语，其后的“救郑”则是谓语；例（２）的“襄仲如齐纳币”也是表示话题的主语，与主语相应，其后的“礼也”是表述陈说的谓语。
有了初始概念，下一步就要根据功能与结构来对各种语法单位来进行分析与综合。我们这里所说的“功能”，主要是指分布与变换，而“结构”则主要是指句法结构。如果打个形象的比喻，分布和变换很像是设置了若干个分类的结构框架，而后把那些准备分类的语言单位分别放到这些框架中来试一下。凡是能够进入这个框架的，属于一类，而不能进入这个框架的，则属于另一类。
分布是就一个句子而言构成的句法结构框架，比如“可以做主语或谓语”就是一个框架。凡是可以进入这个框架的词，我们就把它们归于同一类，称之为实词；而不能进入这个框架的词，就是虚词。有了“实词”、“虚词”这样的类别，就可以进一步归纳出实词和虚词的语法意义。语法学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要不断地确定这个框架。又如我们还可以确定这样的框架：“在主语和谓语之间通常没有停顿的条件下，句末不必加用任何虚词就可以做谓语。”那么像“出”“大”这样的词，就可以进入这个框架，我们称之为谓词，而不能进入这个框架的词，如“人”“国”这样的词，就属于另一类，它们是体词，把谓词和体词区分出来之后，再进一步就可以归纳谓词和体词的语法意义。
变换这种语法形式所表现出的关系已经不限于一个语法单位之内，而是扩充到两个语法单位之间，或是说：在两个语法单位的关系之中找到一个框架。比如假定这里有短语Ａ，我们可以用对词语加以增加、减少或移位的方法，在短语Ａ的基础来构成另一个短语Ｂ。从语义上看，在短语Ａ和短语Ｂ之间，如果具有基本相同或包含的语义关系，我们便称之为可以变换，否则就是不可以变换。可以变换的语法单位可以进入同一个框架，也就属于同一类；不可以变换的，就是另一类。以下举例来说明变换。
动词后加由“于”字构成的介宾短语之后，可以构成述补短语。这种述补短语，我们把它归入短语Ａ。在Ａ的基础上，我们把“于”去掉，这样就用减少的变换方法构成一个述宾短语，这个述宾短语是Ｂ。比如下边这几个例句：
（１）今人乍见孺子｛入｝［於井］。（孟子·公孙丑上）
（２）赤子匍匐将｛入｝［井］。（孟子·滕文公上）
（３）晋侯｛请｝［于王］。（左传·宣公十六年）——晋侯向王请求。
（４）文嬴｛请｝［三帅］。（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文嬴请求释放三位主将。例（１）的“入於井”是短语Ａ，例（２）的“入井”是短语Ｂ，“入於井”与“入井”的意思基本相同。而例（３）、（４）与前两例不同，如果我们把例（３）变换为例（４），原句的意思出现明显变化：“请王”不是“向王请求”，而变成“请求释放王”。从这种变换中可以看出：“入於井”和“请于王”，虽然都是述补短语，但却是两种不同的述补短语；与此相应，“入”和“请”也就属于不同类别的动词。再来看一个例子：（５）彭城｛降｝［晋］。（左传·襄公元年）
（６）齐人｛降｝［鄣］。（春秋·庄公三十年）以上这两个句子只从结构上看，似乎应该属于同一类。其实这两个句子的结构只是大体相同，并不完全相同：例（１）是彭城向晋投降，例（２）是齐人迫使鄣投降。我们可以称有这种关系的两个句子为同型异构（前边的例（３）、（４）也是异型同构）。要想区别这种同型异构的句子，只靠句子本身是不够的，这时使用变换才能断定它们是同形异构。比如，例（６）中包含有“鄣降”这个句子的意思，我们可以把“降鄣”变换为“鄣降”；而例（５）中则不包含“晋降”这个句子的意思，所以不能变换为“晋降”。通过变换，我们可以把这两个同型异构的句子区分开来。
分布和变换最常用来确定词或短语的类别，而结构则主要是用来分析句子或短语。词语的类别、词序、节律等语法形式是我们常用来确定分析句子、短语结构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语法形式中已经谈了不少，这里不再讨论。有了主语、谓语这两个初始概念，又可以通过功能和结构不断推导出语法中的各种新概念，从而建立起一个语法系统，直到满足需要为止。还要说明的是：在研究工作中，开始确定的初始概念，不见得十分完善。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还可以根据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再对初始概念加以修改和完善，不过这样一来，对随后所推导出的内容也要作出相应的修改，总之这种公理化的研究方法允许对公理进行不断的完善，也应该进行不断的完善。
上述这种公理化的方法可以从语法形式出发，推导出语法中的种种关系，并归纳出相应的语法意义，从而揭示语法中的基本规律，或者说能确定古汉语语法系统中的基础框架。这种方法并不能解决语法中的全部问题，所以在使用这种方法的同时，还要辅以语法意义。在前边我们已经说过，语法意义在这里的是从属的，但在研究程序中也是不可以缺少的。
从第二章开始，本书将介绍语法体系。在介绍语法体系时，有两种不同的方法。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一种是按照研究程序来介绍，这样做的好处是推导的过程很清楚，并基本上可以保证没有论证过的术语不提前出现；但它的害处是整个叙述将不得不把词类、短语和句子都混杂在一起，会显得比较凌乱。另一种方法是按照词类、短语和句法这样三个子系统来介绍，而在介绍这三个子系统之前，先对一些基础概念作出必要的说明，同时尽量照顾研究程序。这样叙述的好处是容易条理清楚，缺点是可能后边才详细讨论的术语，在前边就要使用。我们采用的是后一种叙述方法，这样一来，在阅读本书时，如果觉得某个术语不十分清楚，而又想弄清楚，只好先翻看后边与之有关的某些章节。
三、研究语料
当我们把鸦片战争以前汉族人民所使用的语言统称为古代汉语时，这是个有几千年漫长历史的语言。对这个过程中的汉语语料，可以取几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如果我们把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都考虑在内的话，那么对古代汉语语料的研究可以归结为六种，这就是专书、断代、泛时的研究和比较、贯通、汉语史的研究。
首先可以对某一部专书的语法来进行研究，比如专门研究《左传》的语法。这种研究或许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没有这方面的扎实研究，细致而深入地认识古汉语语法几乎是不可能的。比专书研究更宽一些的，是断代的研究。所谓断代研究就是指截取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资料来进行研究。由于古代汉语有时又是指上古汉语，所以人们对古汉语的研究工作有时定位在对上古汉语的研究上。又由于上古汉语还可以再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个阶段，所以人们又常把这三个时期分开研究，比如研究甲骨、金文的语法，或先秦语法、两汉语法。当然断代还可以断得更细些，比如对上古中期再进一步分期进行研究。比断代研究更宽一些的是泛时的研究，泛时研究可以说是对文言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的对象是从先秦到清代的文言作品，以往曾经有过的大量古汉语著作都是这种研究的成果。上述的三种研究可以说都是共时的研究，以下的三种研究都可以说是一种历时的研究。
比较的研究可以对各个时期的古汉语语法进行比较，比如可以用上古语法与中古语法比较，人们以往做的比较多的是用文言和白话（现代汉语）语法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对于认识古代汉语和进行古汉语教学都很有帮助。贯通的研究对从古至今的汉语语法都加以研究，但不重在历史的分期，而是着重研究各个时期有特色的语法现象。这种研究对于认识和思考各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语法是有帮助的。汉语史的研究则要对汉语语法发展的历史加以分期，并研究各个历史时期汉语语法的发展情况，这是一种典型的历时研究。
四、一般和特殊
对于模糊性较强的古代汉语来说，在作系统研究时，要处理好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否则这个研究工作是无法进行的。在一般和特殊这一点上常要涉及两个问题，这就是常态和变例、数量和质量。
（一）常态和变例
任何一个语法单位，不管是词，还是短语或句子，通常都具有的比较固定的语法特点，这是它的常态。使用某种语言的人对语法单位的常态基本上都能保持一种大致相同的认识，非如此，人们的言语活动便无法进行。在人们可以接受的前提下，有些语法单位可以在某种语言环境中改变常态而出现变例。常见的变例有下述四种。
１．词类活用
词类活用是一种常见的变例，一个词在活用时，它的功能和语义都出现了变化。如：
（１）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２）公若曰：“尔欲｛吴王｝我乎？”（左传·定公十年）
以上例句中加△的词本来是名词，名词通常不单独在句子中做谓语，也不能带宾语，但是在这里用做了动词，同时词义也出现变化，所以名词在这里是活用。
一般地说，活用时所表现出的功能和语义是该类词通常并不具备的。如果这类词本来就有这样的功能，而词义又没有出现变化，当然也就不是活用。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某类词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功能，是从古汉语本身归纳出来的，而不是根据其他民族的语言，或现代汉语的语法特点，外加给古汉语的。比如古汉语中不及物动词可以用做使动，就不是活用。这是因为从上古汉语的大量语言事实来看，可以带宾语的不及物动词大多都可以用做使动，只是有的不及物动词常构成使动，有的构成使动的次数少些，或很少。构成使动正是不及物动词的一种基本用法，所以也就不是活用。又比如名词用做动词，像“军”、“妻”这样的词，在古汉语中既常用做名词，又常用做动词，下面的句子是它们很正常的用法：
（１）晋师｛军｝于庐柳。（左传·僖公二十三年）
（２）郑昭公之败北戎也，齐人将｛妻｝之。（左传·桓公十一年）人们有时把它们与现代汉语中的“军队”、“妻子”这样的词对应起来。然后或是根据词义，或是根据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的属性，就把它们归入名词。把它们归入名词之后，于是便说这里是名词活用做动词。其实这是根据现代汉语语法来谈古汉语，本书在确定是否属于活用时，不取这样的做法。所以我们愿意强调：确定一个词是否活用，只能根据古代汉语中的语言资料，而不能根据现代汉语语法，或其他民族的语法。
２．词义翻改
在言语活动中词义翻改也是一种变例。词义翻改是指给一个原有的词赋予某种新的词义，当这个翻改过的词包含有新的词义时，往往也就有了原来没有的功能。如：
周昨来，有中道而呼者，周顾视车辙中有｛鲋鱼｝焉。周问之曰：“｛鲋鱼｝来，子何为者邪？”对曰：“我东海之波臣也，君岂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庄子·外物）“鲋鱼”（今天通称鲫鱼）是一种鱼，在常态下，它不会听懂庄周的那番问话，更不会回答人的问话。在这里庄子对“鲋鱼”这个词的词义作了翻改，或说是创造了一个新的“鲋鱼”这个词。在一般的语言中，鲋鱼不可能与“对曰„„”这样的短语相组合。功能和语义是相互关联的，由于这里的“鲋鱼”已经不是常态意义上的“鲋鱼”，所以这个词的功能也出现了变化。常态意义上的“鲋鱼”与这里的“鲋鱼”，其实已经是两个意义和功能都不同的词。像这样的情况，那个词义翻改过的“鲋鱼”也是一种变例。
３．修辞与韵文
在言语活动中，如果为了某种需要，使用了修辞的方法，或使用了韵文，也可能出现变例。如：
（１）鲁酒薄而邯郸｛围｝，圣人生而大盗起。（庄子·胠箧）
（２）世之祸，恶贤士，子胥见杀百里｛徙｝。穆公任之，强配五伯六卿｛施｝。（荀子·成相）
以上例句中的“围”、“徙”和“施”（设置）在常态下构成被动式一般是有条件的，可是在这里它们无条件地构成了被动式。之所以能这样用，例（１）是个偶句，是一种修辞格式，例（２）是韵文。为了适应修辞和韵文的需要，这里的用法是一种变例。
４．范式和变式
这里所说的范式和变式，主要是指句子而言的。比如我们在划分句型时，根据句末用“也”和主语和谓语之间有停顿等特点，可以区分出论断句。如：
（１）［亚父者］，｛范增也｝。（史记·项羽本纪）
（２）［信］，｛妇德也｝。（礼记·郊特牲）
以上这两个句子，都符合论断句的特点，我们称之为论断句的范式。有些句子，从语法形式上看，与范式并不完全相同，比如下面的句子：
（３）［虎者］，｛戾虫｝。（战国策·秦策二）
（４）［秦］｛虎狼之国｝，不可信。（史记·屈原列传）例（３）句末没有“也”，例（４）句末没有“也”，句中也没有停顿，可是我们仍把它们归入论断句。我们这样归类的主要根据是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语义关系。从语义来看，例（３）、（４）与（１）、（２）是相同的，所以也是论断句。但是例（３）、（４）这样的论断句并不典型，我们管这样的论断句称作“变式”，以区别于比较典型的范式（１）、（２）。
在语法的系统中，我们要把常态和变例区别开来。通常我们归纳的是常态的规律，除非特殊需要，一般不把常态与变例混同起来，同时也不根据变态来否定常态的规律。
（二）数量和质量
一般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体，量变到一定程度就可能会出现质变。对于清晰事物来说，这种从量变到质变的转变点是明确的，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分明的；而对于模糊事物来说，在不同质的事物的两极之间存在中介状态。中介状态属于亦此亦彼、非此非彼，要把这种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事物归入此或彼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简单处理，而要考察该事物属于此类或彼类事物的程度（隶属度）。汉语系统是个模糊系统，不同的语法单位之间，不管是词，还是短语和句子，都存在着交叉和过渡的特点，存在亦此亦彼、非此非彼的情况，很难截然区分。所以在描写这个系统时，也存在着处理隶属度的问题，这种隶属度的问题，实际是个数量问题。
为了给语法系统中的各个要素定性，本书时常要作一些数量上的统计。我们通常统计的是《左传》、《国语》、《论语》、《孟子》、《公羊传》、《谷梁传》等六部书中的例句数量。在说明这些统计结果时，我们用了以下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方式是具体说明统计出的数字，在说明具体数字时，多数是直接把有关的数字开列出来。某个词，某种用法一共有多少例，就把统计出的数字用小一号的数字列在有关的词语之后，比如“‘也’（１０４５０）”，就表示“也”在以上六部书中其出现１０４５０次。有时对具体数字也可以作文字性的说明，比如说：“‘也’共出现１０４５０次”。在具体数字不必介绍的情况下，本书取另一种方式：只作一般性的介绍。这种一般性介绍最常用的与数量有关的词语主要有以下几个。１）多数和少数：“多数”和“少数”以５０％为界，超过的是多数，不及的是少数。２）一般、通常和有些：“一般”、“通常”都指７５％以上，有些指２５％以下。３）绝大多数和个别：“绝大多数”指接近１００％；在绝对数不大的情况下，“个别”指１０％以下；在绝对数大的情况下，“个别”指几个。４）经常、时常、大多和有时：当对两种语言现象进行比较时，出现次数明显超过另一方的称为“经常”、“时常”、“大多”；数量显著少的一方，称为“有时”。
由于古汉语语法是个模糊系统，有时在语法单位Ａ中，可能会出现语法单位Ｂ的某些特点，这应该不足怪，可能倒是一种比较正常的现象。我们力求把这个模糊系统中的交叉性、过渡性处理得更好些。第二章 语法基础
本章首先介绍与句子、短语、词有关的一些基础概念，然后再由这些基础概念出发来介绍与句子、短语和词有关的基础分类。由于古代汉语是以单音节词为主，与词的构成有关的问题，在词的后面作些简要的说明。
第一节 语法的基本单位
这一节我们先简要说明句子、短语、词及它们最基础的分类。
一、句子、短语和词
句子是前后都有停顿，并且带有一定的语调、表示相对完整意义的语言形式。古代汉语是书面语言，句子前后的停顿是通过后人所加的标点符号中的句号、问号、感叹号等来表示的。如：
（１）［齐师］｛大败｝。（公羊传·成公元年）
（２）［子］｛见夫子乎｝？（论语·微子）
（３）［子玉］｛无礼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以上三例都是句子，例（１）句子的停顿用句号表示，后两例是用问号和感叹号来表示。至于这些句子的语调，今人只能根据现代汉语的语调比照地来认识，很难确切地知道古人当时到底用一种什么样的语调来说这些句子。以上三个句子全都表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一个句子常由主语和谓语这样两个句子成分构成，在以上四个句子中，用点和△标示的不同部分，分别是主语和谓语。主语表示一句话的话题，通常是说话者和听话者已知的信息，所以主语趋向于有定。谓语则是对主语的陈说，对于听话者来说，谓语对主语的陈说常是未知的信息。主语、谓语可以由词直接充当，也常由短语来充当。短语又叫词组，它有时可以直接成句，但更常见的形式是，在它用做主语或谓语之后，再构成句子。以上例（１）中的主语 3 在成千累万的数字统计中，可能会有少量误差。我们能作到的是，这些误差肯定不会影响书中的结论。“齐师”和谓语“大败”，就都是短语。词是语言中最小的能独立运用的语言单位。以上例（１）中的“齐”、师”等就都是词。词是由语素构成的。
短语、词与句子是不同的语法单位，句子是使用单位，人们用句子来进行言语活动；而短语、词则是备用单位，它们并不在言语活动中直接使用。从大的方面看，一个句子在使用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作用。一种作用是关于客观世界说了些什么，逻辑学上称之为表述了一个命题；另一种作用则并未直接表述命题，即关于客观世界没有直接说些什么。以上三个例句中，例（１）直接表述了命题：说了一件事实。后两个例句与例（１）不同。例（２）是提出问题，关于客观世界没有说出什么。例（３）是感叹，这样的句子主要是表示说话人的感情，它间接地表述了命题，但不直接表述命题。短语和词不是使用单位，它们没有语调，也不存在句末停顿的问题。短语和词既不表述命题，也不提出问题和表示感情，而是表示概念。概念是反映事物的特征和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通常是存在于使用语言者的头脑中的。词表示的是比较单纯的概念，而短语则表示由词组合成的比较复杂的概念。
在短语中，词和词的地位并不完全一样，有的词在短语中是“中心词”，有的不是；有的短语有中心词，有的短语没有中心词。中心词是指与短语的整体功能相同的一个或几个词，这一个或几个词能够决定该短语的功能。中心词之外的其他词是非中心词。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再来看两个句子：
（１）段入于鄢。（左传·隐公元年）
（２）晋侯、秦伯围郑。（左传·僖公三十年）例（１）中，“入于鄢”是短语。在“入于鄢”中，“入”是词，而且是中心词，因为“入”与“入于鄢”的功能相同：都可以做谓语。“于鄢”又是短语，“于”、“鄢”都是词，由于“于”和“鄢”与“于鄢”的功能都不相同，所以这个短语中没有中心词。例（２）的“晋侯、秦伯”是短语，在这个短语中，“晋侯”、“秦伯”都是中心词，因为这两个词与这个短语的功能都相同。
词是由语素构成的，语素又叫“词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所谓“最小”是说语素已经不可能再进一步切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口语中的一个音节，或书面上的一个字就是一个语素。只有一个音节的词一般不可能切分，比如“齐”、“大”这些词就都是由一个语素构成的。复音词要复杂些，比如“百姓”、“沛然”（雨下得很大的样子）、“匍匐”是三个词。“百姓”这个词我们可以切分出“百”和“姓”这样两个语素，“沛然”也可以切分出“沛”和“然”这样两个语素。与“百姓”不同的是：在“沛”“然”这两个语素中，“沛”的意义比较实在，而“然”的意义则比较虚。“匍匐”和以上两个词又不同。从语音上看，虽然我们可以切分为“匍”和“匐”这样两个音；可是从意义上看，我们却不能这样切分，这是因为“匍”和“匐”独立时都没有意义。所以“匍匐”尽管是双音节的，可它却只是一个语素。语素大多是单音节的，但也有少数是多音节的。
与语素有关的另外两个概念是“词根”和“词缀”。词根是指在一个词中表示基本词汇意义的那个语素。对于单音节词来说，词根当然就是构成该词的语素。复音词中有的词不止一个词根，比如“百姓”中就有两个词根：“百”和“姓”。有的多音节词中只有一个词根，另外还有一部分是词缀。词缀是附着在词根上的、位置比较固定、意义比较虚的那个语素。在“沛然”中，“沛”是词根，“然”是词缀。
二、句子、短语和词的基础分类
有了语法的基本单位，也有了主语和谓语，就可以对句子、短语和词作出最基础的分类。
（一）句子
根据句子中谓语的数量，可以把句子分为单句、复句两类，另外还有一类特殊的句子：非主谓句。
１．单句，主谓句和无主句 只有一个谓语的句子是单句，常见的单句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主谓句和无主句。
在一个单句中，既有主语，又有谓语，这样的句子是主谓句。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我们曾指出：主语表示的是话题。我们这里所说的话题，意义比较宽。施事、当事、受事、论断的对象是话题，时间、处所等也是话题，而表示这个话题的句子成分就是主语，如：
（１）［张仪］｛逐惠施於魏｝。（战国策·楚策三）
（２）［齐］［大饑］。（礼记·檀弓下）
（３）［吾］｛长见笑於大方之家｝。（庄子·秋水）
（４）［父慈，子孝，夫信，妇贞］，｛家之福也｝。（战国策·秦策三）
（５）［冬］，｛晋文公卒｝。（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６）［口中］｛有珠｝。（庄子·外物）
以上前四个例句的主语分别是施事、当事、受事和论断的对象，例（５）、（６）的主语表示的是时间和处所。主语之后的部分都是谓语。这六个句子都是单句，而且是主语、谓语齐全的主谓句。
无主句是只有谓语，没有主语的句子。古汉语中没有第三人称代词，在今天看来可以用第三人称代词做主语的句子，古汉语通常取无主句的形式。在无主句中，这样的句子最为常见。如：
（１）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左传·僖公四年）
（２）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左传·隐公元年）
例（１）中“遂伐楚”前没有主语，伐楚的应该是齐侯，这里不用代词指代他，构成无主句。例（２）中的“曰武姜”、“生庄公及共叔段”的陈述对象都应是武公从申国娶来的那位妻子，即姜氏，可是这里都不用主语，构成无主句。除了这种无主句之外，在主语泛指时，也能构成无主句。所谓主语泛指，是说主语所表示的是一般的人，不能也不必确指是哪一个人。如：
（１）｛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
（２）｛闻鼓声而进，闻金声而退｝。（荀子·议兵）
以上二例的主语泛指一般人，所以没有主语。有的句子从逻辑上看没有陈述的对象，也只能构成无主句，如：
（３）｛有人不难以死安利其国｝。（国语·晋语八）例（３）从逻辑上看没有陈述对象，也是无主句。
无主句不同于主语省略。无主句是说这种句子通常根本就不用主语，根据古汉语的语法规律，也很难补出主语。在对话中，有时可以省略主语，这种句子并不是无主句。如：
（１）樊哙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史记·项羽本纪）
（２）“［追我者］谁也？”其仆曰：“（）｛东郭顺子｝。”（庄子·田子方）例（１）中“甚急”的主语是“今日之事”，由于有前面的问话，在这里省略了主语。例（２）的答话中省略了“追我者”。以上这两例不用主语的地方，根据古汉语的语法规律，都可以有主语，不同于前边说的无主句。
２．复句、分句
有的句子比单句要复杂，句子中有不止一个谓语。一个句子中如果有不止一个谓语，而这些谓语彼此又不互相包含对方，这样的句子是复句。我们知道，一个句子总是表达了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所以复句中所存在的那几个谓语，也必然在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复句中的谓语，前边出现主语或没有出现主语，都称之为分句。如：
（１）［公输盘］｛九设攻城之机变｝，［子墨子］｛九距之｝。（墨子·公输）
（２）［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
以上两个例句都是复句。例（１）有两个分句，前边都出现了主语；例（２）也有两个分句，只是在第一个分句中出现了主语，后边没有出现。
３．非主谓句
复句的构造比单句复杂，另外还有少量句子比单句要简单，它们常由单个词语构成，根本分不出主语和谓语。这样的句子，称为非主谓句。如：
（１）老聃曰：“｛丘｝！”（礼记·曾子问子）
（２）孟尝君曰：“｛善｝。”（战国策·齐策三）
例（１）中的“丘”是称呼对方，例（２）是称赞，都无法分析主语和谓语，它们是非主谓句。
（二）短语
根据在充当主语或谓语时表现出的不同功能，短语首先可以分为谓词性短语和体词性短语两大类，另外还有一类比较特殊的短语是主谓短语。
１．谓词性短语、体词性短语
谓词性短语是经常充当谓语的短语，而且在用做谓语时，不必附加什么条件。这种短语具有陈述主语的能力，经常表述行为、变化、性质等，是陈述性的。如：
（１）子｛退朝｝。（论语·乡党）
（２）洧水｛甚大｝。（吕氏春秋·离谓）以上加△号的都是谓词性短语。谓词性短语除了经常用做谓语之外，也可以在某些句子中用做主语。如：
（３）｛伐鲁｝，齐之大过也。（墨子·鲁问）“伐鲁”是谓词性词语用做主语。
体词性短语主要表示人、物，是指称性的，经常用做主语，如：
（１）｛大国｝朝夕释憾於敝邑之地。（左传·成公二年）
（２）｛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左传·隐公三年）以上两个例句中的主语都是体词性短语。在附加一定条件的情况下，体词性短语也可以做谓语。如
（３）蔡叔，｛康叔之兄也｝。（左传·定公四年）
以上例句中，体词性短语加“也”之后做谓语；如果不加“也”之类的词，体词性短语一般不能做谓语。
２．主谓短语
主谓短语是由主语和谓语构成的短语，主要表述事实，是一种特殊的短语。这种短语跟句子和一般的短语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首先这种短语有主语和谓语两个部分，所以它可以像句子一样表述命题；但是它所表述的这个命题并不独立，而是从属于一个句子，也就是从属于一个大的命题。在可以表述命题这一点上，它与句子相同，而不同于一般的短语；但在不是使用单位，只是个备用单位这一点上，它又与一般的短语相同。主谓短语一般是谓词性的，所以它可以用做谓语，此外还可以做宾语、主语和定语。如：
（１）爱人者，｛人恒爱之｝。（孟子·离娄下）
（２）人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汉书·高祖本纪）
（３）｛国无九年之畜｝曰不足。（谷梁传·庄公二十八年）
（４）｛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史记·项羽本纪）以上四例中，例（１）是主谓短语做谓语，例（２）、（３）、（４）是主谓短语分别做宾语、主语和定语。有的主谓短语是体词性的，一般不做谓语。这样的主谓短语远不及谓词性的主谓短语常见。如：
（５）吾闻｛鲁连先生，齐国之高士也｝。（战国策·赵策三）以上例句中的主谓短语是体词性的。由于体词性的主谓短语比较少见，所以我们以后所谈的主谓短语，主要是指谓词性的。
常见的主谓短语有三种，一种是单句形式的主谓短语，另一种是复句形式的主谓短语，还有一种是无主句形式的主谓短语。如：
（１）是时，｛萧何为相国｝。（史记·张丞相列传）
（２）｛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左传·桓公二年）
（３）晋侯嬖程郑，使｛佐下军｝。（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例（１）中的主谓短语都是单句形式的，例（２）中的短语是复句形式的，例（３）中的“佐下军”之前没有主语，通常也并不用主语，实际指“程郑”，是无主句形式的主谓短语。
当主谓短语用做以上各种句法成分时，在一个句子中就会包含不止一个“主语”或“谓语”，为了便于称说，我们管全句的主语、谓语叫作“大主语”、“大谓语”，而管主谓短语中的主语、谓语叫作“小主语”、“小谓语”。
（三）词类
词首先可以分为实词和虚词两类，实词又可以分为谓词和体词两类，虚词又可以分为辅词和助词两类。
１．实词和虚词
实词和虚词是古汉语中两种最基本的词类，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能做主语或谓语。
（１）实词
可以在句子中做主语或谓语的词是实词。这里所说的是否能充当主语、谓语包含两个意思。首先，是指一个词可以单独充当主语或谓语。如：
（１）［寇］｛退｝。（孟子·离娄下）
（２）［项王］｛怒｝。（史记·项羽本纪）以上两个例句中的“寇”、“项王”和“退”、“怒”都能单独充当主语或谓语，都是实词。其次，是指以该词为中心词组合而成的各种短语，可以充当主语或谓语。如：
（３）山｛有｝［木］。（左传·隐公十一年）
（４）晋人［弗］｛许｝。（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以上例句中加△的词分别在述宾、状中短语中充当中心词，它们都是实词。
从语义方面看，实词具有称述意义。“称述”包含两个意思，一是指称，二是陈述。指称是说：实词可以指称人、物等，比如例（１）、（３）中的 “寇”、“山”等；陈述是说：实词可以陈述人、物，比如例（１）、（４）中的“退”、“许”等。
有些实词不可以直接称述人、物，但可以间接地称述人、物。这是一种特殊的实词，即代词。代词称述人、物时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指代，另一种是求代。在指代时，代词指代上下文中某个确定的语言单位。如：
（１）［吴人］曰：“於周室，｛我｝为长。”（左传·哀公十年）
（２）［日月星辰瑞历］，｛是｝禹桀之所同也。（荀子·天论）例（１）、（２）中的“我”、“是”做主语，它们并不直接指称现实中的人、物，但可以分别指代“吴人”和“日月星辰瑞历”，是间接指称人、物。所以“我”、“是”也都是实词。在这种类型的实词中，有两个比较特殊的代词：之、其。这两个代词通常既不做主语，又不做谓语；“之”常做宾语，“其”常做定语。这两个代词应该说是介于实词和虚词之间的实词。如：
（１）丑父寝于轏中，［蛇］出于其下，以肱击｛之｝。（左传·成公二年）
（２）［管仲］以其［君］霸。（孟子·公孙丑上）在以上二例中，“之”、“其”分别做宾语和定语，指代上文的“蛇”和“管仲”；考虑到它们的指代作用，还是把它们与其他代词一起归入实词。
求代是说，这种代词可以提出与人、物、事有关的问题，然后在下文用某个确定的语言单位针对这个提问作出回答。如：
（１）然则｛孰｝为贵？｛孰｝为知？曰：“［天］为贵，［天］为知而已矣。”（墨子·天志中）
（２）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公羊传·隐公元年）
例（１）中的“孰”做主语，例（２）中的“何”做谓语，下文都有作出回答的语言单位，这是求代。有时，使用这种代词的目的并不是提出问题，而是表示反问。如：
（３）｛谁｝能出不由户？（论语·雍也）如果把以上这个反问句理解为肯定句，“谁”实际是说“任何人都不”，这个句子中的代词不是提出问题。
（２）虚词
虚词是一种辅助性的词，在句子中一般不能用做主语或谓语。如：
（１）大伯｛不｝［从］。（左传·僖公五年）
（２）［诸侯莫朝］，｛而｝［齐独朝之］。（战国策·赵策三）
以上例句中加△的词都是虚词。从意义方面看，虚词没有称述意义，它们主要是起一种语法作用。比如例（１）中的“不”是修饰性虚词，它修饰“从”；例（２）中的“而”连接两个分句。
除了实词和虚词之外，古汉语中还有一种特殊的词类：叹词。关于这类词我们到后边再说明。
２．谓词和体词
主要根据用做谓语时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实词可以分为谓词和体词两类。
（１）谓词
谓词具有陈述性，时常表述行为、活动、状态、变化、性质、特征及某种关系。为了便于称说，在下边我们把谓词所表述的这种种语义内容统称为“属性”。谓词所具有的陈述性本来就是陈述人、物、事的，所以它们经常用做谓语，而不要附加什么条件。如：
（１）［平王］｛崩｝。（左传·隐公三年）
（２）［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荀子·议兵）以上诸例中的“崩”、“强”、“弱”等都是谓词，陈述主语所表示的人。
（２）体词
体词具有指称性，表示人、物等，为了称说方便，下边我们把体词性词语所表示的人、物等统称为“事体”。体词常是谓词性词语说明的对象，所以经常做主语、宾语。如：
（１）｛子产｝归。（左传·昭公十三年）
（２）｛子｝击｛磬｝于卫。（论语·宪问）前两例中做主语的“子产”、“子”表示人，例（２）的宾语“磬”表示物，它们都是体词。
体词极少独自充当谓语，如果充当谓语，一般是有条件的。体词通常可以在以下三种情况下可以充当谓语。１）体词之后加有对句型起定性作用的虚词。在这种虚词中，最常用的是“也”。如：
（１）周公，｛弟｝［也］。（孟子·公孙丑下）
（２）臣之所好者，｛道｝［也］。（庄子·养生主）
例（１）中的“弟”是体词，其后加“也”用做谓语，例（２）与此类似。在个别情况下，体词用做谓语时也可以不用“也”等虚词。如：
（３）农，天下之｛本｝。（史记·孝文本纪）
２）在体词之前使用某些谓词、代词做定语，体词也能做谓语。这种形式的谓语远不及前一种形式常见。如：
（１）人之身［三百六十］｛节｝。（韩非子·解老）（２）当其时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左传·宣公十八年）“三百六十”是谓词性词语，“何”是疑问代词，体词“节”、“罪”加有定语后，用做谓语。３）在少许描写性的句子中，主语和谓语之间存在某种领属关系，体词性短语也可以做谓语，这种句子更少见。如：
（１）人者，厚｛貌｝深｛情｝。（庄子·列御寇）
（２）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史记·高祖本纪）以上例句中加△的词都是体词，构成体词性短语后用做谓语。
３．辅词和助词
主要是根据对词语或句子是否有定性作用，虚词可以分为两大类：辅词和助词。我们这里所说的定性作用，主要是指一个虚词能改变、确定词语或句子性质的作用。辅词一般没有定性作用，主要起修饰或连接的作用，不改变有关词语的性质。如：
（１）楚军｛不｝［出］。（史记·高祖本纪）
（２）项王［按剑］｛而｝［跽］。（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以上例句中加△的词都是辅词，例（１）起修饰作用，例（２）“而”起连接作用。这些辅词在修饰或连接了有关的词语后，并不改变这些词语的性质。
助词则有定性作用，即能改变、确定词语或句子的性质。如：
（１）雹，［大］｛者｝尺八寸。（史记·孝景本纪）
（２）食粥，［天下之达礼］｛也｝。（礼记·檀弓下）以上例句中的虚词“者”、“也”都是助词。例（１）中的“大”是谓词，加“者”之后，构成体词性短语，在这里，“者”有改变并确认词语性质的作用，所以它们是助词。例（２）中“天下之达礼”是体词性的短语，通常不能做谓语，其后加“也”，则可以做谓语，并使全句成为论断句，“也”同样有改变词语性质的作用，并确定了句子的性质。
在辅词中，副词是很常用的一类虚词，大多数副词都是辅词，前面例句中的“不”就是个常用辅词。但副词中也有些属于助词，关于这些有助词作用的副词，我们将在第四章第一节副词中介绍，这里暂不讨论。
在我们区分辅词与助词时，同时还要指出：助词能改变词语或句子的性质，但不是说，词语或句子性质的改变一定要使用助词；有时某些词语或句子性质的改变，并不必使用助词。这里既有范式有变式、常态与变例的问题，也有与转称、活用有关的问题，在后边的有关章节将作说明。
第二节 句类和句型
一个句子（这里主要指单句），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它的类别。一方面可以从语用上来考察它们的作用，另一方面则可以考察它的内部结构。根据前一方面考察出的结果，4我们称之为句类；而根据后一方面考察出的结果，我们称之为句型。句类和句型之间存在一种并不完全整齐的对应关系。以下先分别介绍句类、句型，然后简单说明句类与句型之间的关系。
一、句类
根据使用时在表述命题上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句子首先可以分为两类：命题句和非命题句。命题句通常又叫陈述句，非命题句则可以分为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三类。这四类不同的句子，常表现出说话人在言语活动中的不同态度，所以也就常表现出不同的语气。在言语活动中，陈述句出现最多，其次是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出现的数量比较少。4 与句类、句型有关的内容，曾得到王洪君、宋绍年、何莫邪先生的帮助，在此致谢。
（一）陈述句
陈述句是直接表述命题的句子，它可以判断是真还是假，这种句子，一般不用与疑问、祈使、感叹有关的虚词。常见的陈述句有两类：记实句和论述句。记实句主要用来陈述客观事实。如：
（１）［大叔］｛出奔共｝。（左传·隐公元年）
（２）［孔子］｛见齐景公｝。（吕氏春秋·高义）以上二例都是记实句，都是客观地叙述事实。如果在现实中太叔确实出奔到共国，那么例（１）这句话是真的；如果太叔并没有到共国去，这句话就是假的：所以这句话能判断是真，还是假，是陈述句。例（２）与此类似。
论述句则不是全然客观地陈述事实，而是在句子中包含有与说话人的认识有关的某种主观性的内容。这种句子最常用来作出主观论断，或用来说明见解、介绍情况。如果打个比喻，记实句很像是个没有旁白的舞台，一切内容都由演员在那里表演；而论述句则更像是舞台上的旁白或是舞台上的人物在那里讲舞台上观众所看不到的内容。如：
（１）［赵盾］，｛古之良大夫也｝。（左传·宣公二年）
（２）范睢至秦，王庭迎，谓范睢曰：“［寡人］｛宜以身受令久矣｝。”（战国策·秦策三）
例（１）不是叙事客观事实，而是主观论断；但是也可判断真假。如果赵盾真的是“古之良大夫”，这句话为真；如果不是，这句话为假。例（２）不是判断，而是秦王在介绍自己的想法，但也可以判断真假。
（二）疑问句
疑问句是用来提问，并要求对方回答的句子，它本身无所肯定或否定，所以没有真或假的问题，也就不用来表述命题。常见的疑问句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有疑而问的询问句，另一类是无疑而问的反问句，第三类是半疑半问的测问句。
询问句是最常见的疑问句，又可以分为三类：是非问、选择问和特指问。如：
（１）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论语·微子）
（２）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子乎？｝”（孟子·告子上）
（５）［子之师］｛谁邪｝？（庄子·田子方）
以上三个例句都是疑问句。例（１）属是非问句，例（２）是选择问句，例（３）是特指问句。由于以上这些句子中的答案，即命题的内容要回答的一方来确定，所以这样的句子不存在真或假的问题。
反问句是一种特殊的问句，它用问句的形式来表述命题，如：
（１）［以此为治］，｛岂不难哉｝？（吕氏春秋·察今）
（２）［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论语·学而）这两个例句实际都表述了命题，分别是“以此为治”“难”和“学而时习之”“悦”，但这两个命题是用疑问句的形式来表述，而不是像陈述句那样直接表述，所以也归入疑问句。
测问句是一种介于陈述句和疑问句之间的句子，说话人对于所说的内容已经有了初步的看法，只是还不能十分确定，要求对方加以确认、证实。如：
（１）［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
（２）臣窃意［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吕氏春秋·重言）孔子在说出例（１）这句话时，其实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看法，这里只是要求对方加以确认，并不是完全要从对方那里得到自己全然不知的答案；例（２）与此类似。
（三）祈使句
祈使句是希望、要求听话者去做某事，或劝阻、禁止听话者去做某事。这种句子是要求听话的人，或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动，所以也不是在表述命题。如：（１）［王］｛请度之｝！（孟子·梁惠王上）
（２）［子］｛必无往｝！（左传·昭公二十七年）例（１）是希望对方“度之”，例（２）是要求对方不要“往”，都是祈使句。
（四）感叹句
感叹句的主要作用是表达情感，在表达感情的同时，也间接地表述了命题。如：
（１）［孺子］｛善哉｝！（左传·昭公十六年）
（２）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礼记·中庸）
以上两个感叹句都主要表达情感，但也间接地表达了“孺子善”和“道不行”这样的命题。
二、句型
目前古汉语通行的划分句型的标准，主要是根据句子中谓语的类型。按照这个标准，常见句型可以分为三类：叙述句、描写句和判断句。这三类句子，主要分别用动词性词语、形
5容词性词语和名词性词语做谓语。赵元任先生对此曾含蓄地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句型研究的是句子的内部结构，而句子是由主语和谓语这两部分构成的。所以句子的内部结构反映的是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这种结构关系表现在句法和语义两个方面。如果谓语的类型的确能够反映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那么根据上述三种谓语的类型来区分句型自无不可；可是在古汉语中，动词性词语、形容词性词语和名词性词语只是几种不同的短语类型，它们并不是句子的类型。要考察句子的类型，不能只考虑谓语的性质；除了要考察谓词的性质，还要考察主语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再来认识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在古汉语中，用做主语的，可以是体词性词语，也可以是谓词性词语或主谓短语。在主语是不同性质的词语的情况下，尽管谓语是相同性质的词语，结果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可能会很不相同。比如同样是动词性词语做谓语，如果主语是体词性词语，这样的句子可能是在叙述事实；可是如果主语是动词性词语或主谓短语，这样句子往往并不是叙述事实，而是在表示某种认识。一个句子是在叙述事实，还是在表示主观认识，在古汉语中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句型。在下边的讨论中我们就会看到，在谓语同样是动词性词语的情况下，由于主语性质不同，它们会是完全不同的句型。换句话说，仅仅考虑谓语的性质，并不足以反映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所以本书不采用通行的划分句型的方法，而是根据主语和谓语之间的结构关系，把古汉语的句型分为三类：叙事句、论断句和说明句。在这三种句型中，叙事句和论断句对立鲜明，数量最多，也最复杂；而说明句则表现出过渡的特点。这三种句型是我们认识古汉语句型乃至于一些基础词类的基础，换句话说，对古汉语中一些重要的实词或虚词的认识正是以这三种句型为基础展开的。除了以上三类句子之外，还有三类比较特殊的句型，这就是有无句、背景句和分类句。有无句和背景句属于叙事句，分类句属于论断句。以下我们先来简要地介绍这几类句型。
（一）叙事句
叙事句主要用来叙述人、物的行为、变化，性质等。这种句子直接反映客观现实。我们在前边曾指出，陈述句表述命题，而叙事句所表述的这种命题，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后我们简称叙事句所表述的内容为“事实”。这种句子有五个特点，前四个特点主要表现在词语的类别上。
１）主语是指称性的，常表示人、物等事体，这些事体经常是施事，也可以表示当事和受事等，一般由体词性词语充当。２）谓语是陈述性的，经常表示行为、变化、特征等属性，一般由谓词性词语充当。３）这种句子的句末、句首一般不使用助词。如：
（１）［齐侯］｛归｝。（公羊传·成公八年）
（２）［齐师］｛大败｝。（公羊传·成公二年）
（３）［妻子］｛为戮｝。（左传·文公十三年）5 请参看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吕叔湘译 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第５３页。以上三个例句中的主语都是体词性词语，谓语都是谓词性词语。例（１）的主语是施事，谓语是行为；例（２）的主语是当事，谓语表示变化，例（３）的主语是受事，谓语也是行为。这三例的句末和句首都没有助词。４）否定性的叙事句最常使用副词“不”，也可以用副词“未”。如：
（４）楚王｛不｝［说］。（战国策·楚策三）——说：同“悦”。
（５）子产归，｛未｝［至］，闻子皮卒。（左传·昭公十三年）以上两例都是否定句，分别用副词“不”和“未”。５）最后一个特点表现在节律上。在这种句子中，如果有主语，那么主语和谓语之间通常没有停顿。以上举的例（１）～（５）已经表现这些特点，下边再看两个例句：
（１）｛子贡｝｛问政｝。（论语·颜渊）
（２）［木］｛正｝。（墨子·经说下）
以上二例的主语和谓语之间都没有停顿，这些句子陈述的都是事实。
（二）论断句
论断句是古汉语中另一种常见句型，这种句子常用来表示论断。我们这里所说的论断，主要是指在归类、原因、评价等方面作出论断。这些论断主要不是在陈述事实，而主要是在表述一种认识的结果。论断句在类别和节律两个方面与叙事句具有五个不同的特点。
从词语类别上看，论断句有四个特点。１）论断句的主语，并不是行为、变化等陈述的对象，而是论断的对象，即是一种认识的对象。这种认识的对象既可以是人、物等事体，也可以是行为、事实等，所以句子的主语既可以是体词性词语，也可以是谓词性词语、主谓短语等。２）论断句的谓语是论断的结果，即认识的结论。这个结论既可以用体词性词语来表述，也可以用谓词性词语来表述，所以论断句的谓语同样既可以是体词性词语，也可以是谓词性词语、主谓短语等。３）为了表示是论断，而不是客观的叙述，这种句子最常在句末使67用助词“也”，有时可以使用“矣”、“焉”等助词，有时还可以在句首使用“夫”等助词。如：
（１）［安平君］，｛小人也｝。（战国策·齐策六）
（２）［使者目动而言肆］，｛惧我也｝。（左传·文公十二年）
（３）［昔岁入陈，今兹入郑，民不罢劳，君无怨讟］，｛政有经矣｝。（左传·宣公十二年）
（４）［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吕氏春秋·审分）
（５）｛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韩非子·和氏）以上五例都是论断句，这些句子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示了说话者的某种主观认识，而不纯然是陈述事实。例（１）、（５）的主语是体词性词语，例（２）、（３）的主语是主谓短语，例（４）的主语是谓词性词语；例（１）、（５）的谓语是体词性词语，例（２）的谓语是谓词性词语，例（３）、（４）的谓语是主谓短语。以上五例的句未分别用“也”、“矣”、“焉”，最后一例的句首用“夫”。４）否定性的论断句中常用副词“非”，肯定性的论断句中，有时可以用“必”等副词。如：
（６）国燥於秦，兵分於齐，｛非｝赵之利也。（战国策·赵策四）
（７）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史记·项羽本纪）以上两个论断句，前一个表示否定使用“非”，后一个肯定，用“必”。５）论断句的主语和谓语之间一般有停顿。以上例（１）～（７）已经表现出这些特点，再看下面的例句：
（１）［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礼记·杂记下）67 马建忠曾指出“也”有论断的作用。
吕叔湘先生曾指出“矣”有论断的作用，请参看《中国文法要略》（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第２７４页（２）［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庄子·养生主）以上两个例句都是论断句，在主语和谓语之间都有停顿。
（三）说明句
说明句主要用来说明见解、评议可否、介绍情况，有时表示确认，是一种介于论断句和叙事句之间的句子。说明见解主要是指说明个人的看法、心情、意图等，评议可否主要是指说明行为是否可行，及实行时的难易等。介绍情况主要是指说明某种持续存在或出现变化的情况，表示确认主要是强调或提醒别人注意某种情况的存在等。在说明见解和评议可否时，说明句比较接近论断句；而在介绍情况和表示确认时，则更接近叙事句。说明句主要有四个特点。在这四个特点中，前两个特点与论断句相同。
１）句末常使用“也”、“矣”、“焉”等助词，有时还可以在句中使用“也”。２）可以使用在论断句中出现的“必”等副词。如：
（１）能知贤与不肖者寡｛矣｝。（史记·日者列传）
（２）弟子曰∶“吾恐乌鸢之食夫子｛也｝。”（庄子·列御寇）
（３）公曰：“吾将略地｛焉｝。”（左传·隐公五年）
（４）宫之奇之为人｛也｝，懦而不能强谏。（左传·僖公二年）
（５）公孙夏曰：“二子｛必｝死。”（左传·哀公十一年）
以上五个例句都是说明见解：例（１）是说明看法，例（２）是说明心情，例（３）说明意图，句末分别使用“矣”、“也”、“焉”。例（４）说明看法，句中用“也”，例（５）也是说明看法，句中用“必”。以下例句用来评议可否、介绍情况及表示确认：
（６）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７）［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礼记·射义）
（８）（公子）将适齐，谓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来而後嫁。”对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则就木焉，请待子。”（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公子重耳准备到齐国去，对季隗说：“等我二十五年，如果我不回来，你再出嫁。”季隗回答说：“我都已经二十五岁了！再过上这样多的年头去出嫁，也就进棺材了，您还是让我等着您吧。” 例（６）是评议可否，句末用“矣”，例（７）是介绍持续存在的情况，句末用“也”，例（８）是强调已存在的某种情况，表示确认。句末用“矣”。
说明句与与叙事句相同的特点也有两个。３）谓语是要说明的内容，这种内容通常是行为、变化、性质等属性，一般由谓词性词语充当。４）否定性的说明句一般用“未”、“不”，例（１）～（８）已经表现出这两个特点，以下再看几个例句。如：
（１）申无宇曰：“楚祸之首｛将在此矣｝。”（左传·昭公四年）
（２）赵王再拜曰∶“自古贤人［未］｛有及公子者也｝。”（史记·魏公子列传）
（３）卞随曰：“吾［不］｛知也｝。”（吕氏春秋·离俗）
例（１）主要是说明见解，例（２）是介绍情况，例（３）表示确认，是在强调。以上诸例的谓语都是由谓词性词语充当的，后两例否定时，分别作“未”和“不”。
（四）有无句、背景句和分类句
除了以上三类常见的基本句型之外，另外还有三类比较特殊的句型，它们是：有无句、背景句和分类句。有无句和背景句同样是在叙述事实，可以与叙事句归入同一类；分类句主要是在表述认识的结果，可以与论断句归入同一类。由于有无句、背景句和分类句与前面介绍的叙事句和论断句有些不同的特点，所以把它们另列出来加以介绍。
１．有无句
有无句是由“有”、“无”构成的叙事句，主要表示与存在、出现或领有等有关的事实。有无句的特点是：谓语的中心词一般由“有”“无”这两个动词充当，句末通常不用助词。如：（１）天下｛有｝［变］。（战国策·秦策三）
（２）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吕氏春秋·先识）
例（１）的“有”表示出现，例（２）的“无”表示领有。有无句所表示的存在、出现和领有，是一种广义的空间关系：主语表示广义的空间，而宾语则表示空间中所存现的人、物等。
２．背景句
背景句是由主谓短语充当谓语构成的叙事句，特点是：大主语一般是体词性短语，通常表示时间、处所等背景。谓语则是个主谓短语，充当谓语的这个主谓短语通常与叙事句具有相同的特点，全句的句末一般不用“也”、“矣”、“焉”等助词。这个主谓性谓语表示处在主语所表示的环境之中的事实。在大主语和谓语之间，有的有停顿，有的没停顿。如：
（１）［四年春］，｛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左传·僖公四年）
（２）［公子］｛颜色愈和｝。（史记·魏公子列传）
例（１）的主语表示时间，是后边主谓短语所述事实的环境，例（２）的“公子”，是“颜色”的所有者，也可以认为是“颜色”的大环境。以上两个例句的句末都不用“也”、“矣”、“焉”等助词。
３．分类句
分类句主要表示归类、类比、解说等，与论断句表述基本相同的语义内容，所以可以与论断句归为一类，分类句主要有两个特点。１）主语可以是体词性词语，但经常是主谓短语、谓词性词语。２）谓语通常由谓词性词语充当，只不过这些谓词性词语的中心词，主要是些比较特殊的分类动词，比如像“为”、“若”（像）、“曰”等（关于分类动词，在第三章第一节中具体介绍）。如：
（１）［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墨子·公孟）
（２）［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孟子·梁惠王下）（３）［幼而无父］｛曰｝孤。（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三个例句，依次表示是归类、类比和解说，谓语中的中心词分别是“为”、“若”、“曰”；例（１）的主语是体词性词语，例（２）的主语是主谓短语，例（３）的主语是谓词性词语。
三、句型与句类的关系
句型是根据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语法关系分出的类，而句类则是根据句子在使用中的不同特点分出的类，即根据语用特点分出的类。句型和句类是按照两种不同的标准分出的类，但这二者之间是有联系的。这种联系，在陈述句中表现得比较明显，而在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中则不够鲜明。
当我们按照主语和谓语之间的语法关系区分出句型时，其中所包含的语法意义其实反映的是不同性质的命题：叙事句及有无句、背景句表述的是比较客观地反映现实世界的命题，而论断句、说明句和分类句则在命题中不同程度地反映了说话人对现实世界的某种主观认识。由于这四种句型都与命题有关，所以它们与表现了命题的陈述句之间的关系比较直接。总的来说，在陈述句中，句型和句类大体上构成一种对应关系：句型中的叙事句及有无句、背景句跟句类中的记实句基本一致，而句型中的论断句、说明句和分类句则跟句类中的论述句基本一致。具体地说，陈述句中的记实句主要是陈述客观事实，而句型中的叙事句及有无句、背景句所表述的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由于它们都是在客观地表述事实，所以这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句类中的论述句不是全然客观地陈述事实，而是在句子中包含有与说话人的认识有关的某种主观性的内容。而句型中的论断句、说明句和分类句，一般也不是全然客观地陈述事实，在这些句子中也或多或少地包含了与说话人的认识有关的主观内容。所以论断句、说明句、分类句与论述句基本一致。在以后的讨论中，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也把论断句和说明句合在一起统称为“论说句”。
疑问句、祈使句和感叹句并不直接表述命题，所以它们与句型的关系比较间接。疑问句或要求对方叙事，或要求对方论断，所以疑问句大致也可以分为叙事和论断两类。关于疑问句与叙事句和论断句的关系，我们到第七章句类第一节疑问句中再具体介绍。祈使句是要求对方做或不做什么，这种句子与说明句更接近，一般可以归入说明句。感叹句主要表现感情，同时间接地表述命题。它既然可以间接地表述命题，根据它间接表述出的这个命题的特点，也可以分别归入叙事句、论断句、说明句等各种句型。
第三节 短语
在第一节中我们曾说，短语有谓词性和体词性两个大类，根据短语里面中心词的数量，这两类短语又都可以再分为两类。一类是单中心短语，在这类短语中只有一个中心词；另一类是多中心短语，在这类短语中有不只一个中心词。单中心短语和多中心短语这两类短语又可以根据短语的内部结构进一步划分。单中心的谓词性短语可以分为四类：１）述宾短语、２）述补短语、３）状中短语、４）数量短语；多中心的谓词性短语有一类：５）连谓短语。单中心的体词性短语也只有一类：６）定中短语；多中心的体词性短语可以分为两类：７）同位短语、８）连体短语。除了以上八种短语之外，另外还有两类多中心短语是谓词性短语和体词性短语所共有的，这就是：９）联合短语、１０）计数短语。除了以上１０类短语之外还有两类没有中心词的特殊短语：介宾短语和助词短语。这里的十二类短语再加上前边介绍过的主谓短语，总计一下，短语共１３类。在这一节，除去前边已经介绍过的主谓短语之外，我们主要介绍有中心词的１０类短语，至于介宾、助词两类短语，将在下一节中与虚词一起说明。
一、谓词性短语
在谓词性短语中，述宾、述补短语都是前中心短语，状中、数量短语都是后中心短语；连谓短语则是多中心短语。
（一）述宾短语
述宾短语是中心词在前的谓词性短语。处在前边的中心词称为述语，其后的词语是宾语。述语主要表述行为、活动等属性，宾语则表示与行为、活动有某种联系的事体、活动等。如：
（１）齐人｛伐｝［燕］。（孟子·梁惠王下）
（２）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例句中加△的是述语，加点的是宾语。另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宾语，主要用来表示长度和时段（一段时间）等。这样的宾语，我们称之为准宾语。准宾语可以直接用在述语的后面，也可以用在述宾短语的后面。如：
（１）田文曰：“夫｛行｝［数千里］而救人者，此国之利也。”（战国策·魏策三）
（２）｛行之｝［十年］，秦民大悦。（史记·商君列传）
例（１）表示距离的“数千里”给“行”作准宾语，例（２）准宾语“十年”用在“行之”的后面表示时段。
（二）述补短语
述补短语也是中心词在前的谓词性短语（关于宾语和补语的具体内容，我们到第五章第一、二节中介绍）。处在前边的中心词也称为述语，其后的词语是补语。述语表述行为、活动等属性，补语则表示处所、对象等。如：（１）初，宣子｛田｝［於首山］。（左传·宣公二年）
（２）子贡｛问｝［於子禽］。（论语·学而）
以上例句中，加△的是述语，加点的是补语，例（１）的补语表示处所，例（２）表示对象。
（三）状中短语 状中短语是中心词在后的谓词性短语。后边的中心词叫中心语，其前的词语叫状语。中心语表述行为、变化、性质等属性，状语用来限定、修饰、说明其后的中心语。状中短语最常见的形式是状语直接用在中心语之前，在状语和中心语之间一般没有停顿。如：
（１）周［不］｛纳客｝。（韩非子·说林上）
（２）其乐［甚］｛美｝。（吕氏春秋·长攻）以上句子中的加点的是状语，加△点的是中心语。
（四）数量短语
数量短语是一种特殊的谓词性短语。这种短语也是中心词在后面，但它与状中短语不同。在数量短语中，中心语是粘着的，这就是说，在这个短语中，中心词的前边一般要有数词，在没有数词的情况下，这个中心词通常不单用。数量短语可以充当谓语，所以它是谓词性的。在它充当谓语时，一般不带宾语、补语。如：
（１）［马食菽粟者］｛数百匹｝。（墨子·贵义）
（２）贰车者，［诸侯］｛千乘｝。（礼记·少仪）
以上例句中的数量短语都是做谓语。数量短语虽然是谓词性的，可是在分析它们时，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称呼，把前边的修饰语称为定语，后边的称为中心语。
（五）连谓短语
连谓短语又叫“连动短语”，是有序的多中心谓词性短语。这里的“有序”是说：短语中心词的位置不可以调换；如果调换了位置，原短语的意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
（１）子路［闻之］｛喜｝。（论语·公冶长）
（２）卫公叔文子［朝］而｛请享灵公｝。（左传·定公十三年）例（１）有两个中心词“闻”和“喜”，这两个中心词不可以调换位置，例（２）与此类似。
二、体词性短语
体词性短语中的单中心短语只有一种，这就是定中短语；而多中心短语则有两种：同位短语和连体短语。
（一）定中短语
定中短语是中心词在后的体词性短语，其前的部分称为定语，其后的部分称为中心语。定语对中心有修饰、限制的作用。如：
（１）［小］｛国｝受命於［大］｛国｝，敢不慎仪？（左传·文公三年）
（２）其翼若［垂天］之｛云｝。（庄子·逍遥游）以上例句中加点的是定语，其后是中心语。
（二）同位短语
同位短语是几个词语指同一个人、物的多中心体词性短语。在同位语中，被解释的部分称为本位语，解释性的词语称为同位语。如：
（１）二十一年，［晋文公］｛重耳｝伐曹。（史记·管蔡世家）
（２）先王之明德，犹无不难也，无不惧也，况［我］｛小国｝乎？（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以上例句中加点的是本位语，其后是同位语。
（三）连体短语
连体短语是有序的多中心体词性短语。这里的“有序”是说：在这种短语中，中心词的位置不可以调换。如果调换了位置，原句的意思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
（１）｛黄帝、尧、舜｝诛而不怒。（战国策·赵策二）
（２）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礼记·月令）
例（１）词语的顺序表现了人物在历史上时间的先后，例（２）表现了地位的尊卑：以上短语中的体词性词语一般不可以调换位置。
三、联合短语、计数短语
（一）联合短语
联合短语是无序的多中心短语，有谓词性和体词性两种。这里的“无序”是说：在这种短语中，中心词可以调换位置；如果中心词调换了位置，于原文的基本意思没有显著的影响。如：
（１）吴｛强而富｝。（韩非子·说林上）
（２）｛鼋、鼍、蛟龙、鱼、鳖｝生焉。（礼记·中庸）例（１）是谓词性联合短语，例（１）的“强”、“富”如果调换了位置，于原句的意思并没有根本的影响。例（２）是体词性的，其中的“鼋”、“鼍”、“蛟龙”、“鱼”、“鳖”如果调换了位置，于原句的意思也没有根本的影响。
（二）计数短语
计数短语也是一种多中心词的有序短语，也有谓词性和体词性的两种。它与连谓、连体短语的不同之处是，在中心词之间具有一种数量上的计算关系；而在连谓、连体短语中，并没有这种数量上的关系。如下边的短语：
（１）八州，州｛二百一十｝国。（礼记·王制）
（２）｛二十三｝年，王将铸无射。（国语·周语下）
以上例句中表示数量的词语是计数短语，例（１）中的基数“二百一十”中的“二百”与“一十”之间构成相加的有序关系，它们之间的位置不可以调换，是谓词性的。例（２）中的序数“二十三”也是有相加关系的计数短语，它们之间的位置也不可以调换，表示序数，是体词性的。
第四节 词类
主要是根据功能的不同，词首先可以划分实词和虚词两个大类。实词又可以分为八类。其中谓词有三类：动词（包括形容词）、基数词、量词；体词可以划分为五类：名词、序数词、时间词、方位词和代词。代词大多是体词性的，也有少数是谓词性的。基数词和序数词合在一起，又可以称为数词。虚词可以分为九类，其中辅词有四类：副词、区别词、介词和连词；副词中大多是辅词，也有少数是助词。助词也可以分为四类：语气词、决断词、被动词和结构助词。除此之外，还有一类特殊的虚词是叹词。
在具体介绍各种词类之前，我们还要说明：这一节谈词类，主要是谈各种词类的区别性特征，即根据这些特点来与其他词类加以区别的特征，而不是谈各种词类在句子中的所有用法。
一、谓词
古汉语中的谓词可以分为三类：动词（包括形容词）、基数词和量词。
（一）动词
当给谓词分类时，并不能直接划分出形容词，因为形容词其实只是动词中的一类，是性质动词。根据传统的词类系统，本书仍用“形容词”这个名称。在这里，我们把形容词与动词合在一起介绍。关于形容词本身的特点，我们在第三章第三节中说明。
动词主要表示行为、活动，状态、变化、性质、特征等属性。在谓词中，动词数量最多，用法最复杂，主要特点有三个。
１）可以受“不”、“甚”等多种副词的修饰。如：
（１）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论语·宪问）——知：同“智”。
（２）窃闻大王义［甚］｛高｝。（史记·苏秦列传）以上两个例句中加△的动词，其前都有副词修饰。
２）动词一般可以带宾语、补语。如：
（１）郑伯｛如｝［周］。（左传·隐公六年）
（２）虎兕｛出｝［於柙］。（论语·季氏）以上二例中，前一例是动词带宾语，后一例带补语。
３）动词性词语大多可以给名词性词语做定语，不能单独做定语的动词，在构成述宾短语之后，往往可以做定语。它们做定语时，只可以置于名词之前，不可以置于名词之后，这种定中短语都是体词性的。如：
（１）无｛大｝［功］而欲｛大｝［禄］，皆｛怨｝［府］也。（国语·鲁语上）
（２）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
例（１）是单个动词做定语，例（２）是述宾短语做定语。以上两个定中短语，都是体词性的。
（二）基数词
基数词表示数量，有四个特点。在这四个特点中，前三个是基数词所特有的，第四个与下边要谈的序数词的特点相同。
１）基数词常用来说明人、物的数量，所以最常用做定语。由基数词充当定语构成的定中短语既有体词性，又有谓词性。这种定中短语除了可以像一般的定中短语那样时常用做主语和宾语之外，还可以像其他谓词性词语那样用做谓语，说明与主语所表示的人、物有关的某种数量特征。如：
（１）｛五｝［大夫］奉子颓以伐王（左传·庄公十九年）
（２）蟹｛六｝［跪］而｛二｝［螯］。（荀子·劝学）
以上例句中的基数词都是用做定语，构成定中短语。例（１）的定中短语做主语，例（２）的定中短语是做谓语。基数词做定语说明人、物的数量时，时常是用在名词之前，如上举各例，有时也可以后置。如：
（１）勾践也以［甲楯］｛三千｝，栖於会稽。（庄子·徐无鬼）
（２）昔者，纣为天子，将率天下［甲兵］｛百万｝。（韩非子·初见秦）
２）基数词可以充当状语，说明与行为、变化等有关的数量。如：
（１）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韩非子·五蠹）
（２）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吕氏春秋·察今）以上例句中的基数词都用做状语。
３）基数词时常用做谓语。与动词、形容词相比，数词的意义更为抽象，但也比较单纯。它们用做谓语时，主要是说明事物的数量，通常是单用，不带宾语、补语，也很少受副词的修饰。如：
（１）［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庄子·天下）
（２）［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以上两例都是数词单独用做谓语。
４）基数词可以构成计数短语。如：
（１）岁｛三百六十六｝日。（史记·五帝本纪）
（２）甲士｛四万五千｝人。（史记·周本纪）以上例句的基数词都构成计数短语。
（三）量词
量词表示计量单位，很少单独充当句法成法，通常是与基数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数量短语之后使用。如：（１）［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孟子·梁惠王上）
（２）马［四］｛匹｝。（尚书·文侯之命）以上例句中加△的都是量词，其前是数词。
二、体词
体词具有指称性，可以分为四类：名词、序数词、时间词、方位词。代词大多属于体词，少数属于谓词，也在这部分一起说明。
（一）名词
体词中最常用、数量最多的是名词。名词主要指称人和物等事体。名词主要有四个特点。
１）可以受多种实词性词语的修饰，构成定中短语。如：
（１）夫恃才与众，［亡］之｛道｝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２）［楚］｛人｝怜之。史记·陈涉世家）以上例句中的名词受和名词的修饰。
２）名词有时可以用做状语，但远不及它的其他用法那样常见。如：
（１）豕｛人｝［立］而啼。（左传·庄公八年）
（２）五方之士来，必｛庙｝［礼］之。（国语·越语上）以上例句中的“人”和“庙”做状语。
３）名词是谓词的主要陈述对象，名词性词语经常给谓词性词语做主语。名词性词语的谓语最常由动词性词语充当。如：
（１）｛桓公｝［杀公子纠］。（论语·宪问）
（２）｛瓜｝［美］。（史记·萧相国世家）
４）名词性词语常充当宾语。在一般情况下，宾语置于动词之后，如：
（１）项王［渡］｛淮｝。（史记·项羽本纪）
（２）伯夷［死］｛名｝於首阳之下。（庄子·骈拇）以上名词做宾语都是用于动词之后，有时名词性词语用做宾语可以置于动词之前，但在宾语和动词之间要用其他的词。如：
（１）将｛虢｝［是灭］，何爱於虞？（左传·僖公五年）
（２）宋｛何罪｝［之有］？（墨子·公输）例（１）、（２）的“虢”和“何罪”做宾语前置，在这两个宾语和动词之间分别有“是”和“之”。
（二）序数词
序数词和基数词都表示数量，但它们的功能不同，所以词性也不同。基数词属于谓词，序数词属于体词。序数词有四个特点，在这四个特点中，前三个与基数词不同，第四个特点与基数词相同。
１）序数词常做定语，说明与序列有关的事物。由序数词做定语构成的定中短语不具有谓词性，而是体词性的，所以一般不做谓语，而是用做主语。如：
（１）｛三十二｝［年］，楚斗章请平于晋。（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２）｛十二｝［月］，秦兵过我郊。（史记·晋世家）
以上例句中的序数词给“年”和“月”做定语，定中短语“三十二年”和“十二月”都是给其后的主谓短语做主语。另外，序数词做定语时，不可以像基数词那样后置。
２）序数词主要表示序列，充当谓语时，其后像其他体词性词语做谓语一样，要加“也”，并经常按照比较固定的顺序使用，起一种列举的作用。如：
（１）获神，｛一｝［也］；有民，｛二｝［也］；令德，｛三｝［也］；宠贵，｛四｝［也］；居常，｛五｝［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２）不祀，｛一｝［也］；耆酒，｛二｝［也］；弃仲章而夺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伤其君目，｛五｝［也］。（左传·宣公十五年）
３）序数词很少做状语，只是偶尔可以看到。如：
（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左传·庄公十年）以上例句中的“一”给“鼓”做状语。
４）序数词和基数词一样，都可以构成计数短语，所以它们可以合在一起可以统称为数词。如：
（１）｛三十一｝年，秦穆公卒。（史记·周本纪）
（２）｛十一月｝，郑印段如晋吊。（左传·昭公二年）以上例句中的“三十一”和“十一”都是计数短语。
汉代以前，基数词和序数词在形式上没有区别，到了汉代产生了表示序数的“第”。如：
（３）武信侯吕禄上侯，位次［第］｛一｝。（史记·吕太后本纪）
（三）时间词
时间词主要表示时点，时点经常说明行为变化发生的时间。时间词有三个特点。
１）时间词的定语经常是序数词，有时也可以使用时间词性短语及其他词语。如
（１）［五］｛月｝，邾文公卒。（左传·文公十三年）
（２）［是］｛年｝不艾，则无食矣。（谷梁传·定公元年）例（１）的定语是序数词，例（２）的定语是代词。
２）时间词一般可以用做状语。如：
（１）孙氏｛夜｝［哭］。（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２）蚁｛冬｝［居山之阳］，｛夏｝［居山之阴］。（韩非子·说林上）以上例句中做状语的都是时间词。
３）时间词性词语常给主谓短语做主语，说明事实、现象发生的时刻，即时点。如：
（１）｛初｝，［司城荡卒］。（左传·文公十六年）
（２）｛二十有六年｝，［公伐戎］。（左传·庄公二十七年）
例（１）是时间词“秋”做主语，例（２）是时间词性短语“二十有六年”做主语。
（四）方位词
方位词主要表示与处所、时间有关的方向、位置，是个封闭的词类。有两个特点。
１）方位词经常与名词、数量短语等组合在一起构成方位短语。方位短语经常给动词、介词做宾语，也可以充当主语、定语、谓语等。如：
（１）子大叔之庙在［道］｛南｝。（左传·昭公十八年）
（２）筑邮亭者圜之，高［三丈］｛以上｝。（墨子·杂守）
例（１）中的方位词与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方位短语后做宾语，例（２）数量短语“三丈”和方位词“上”组合之后，给“高”做谓语。
２）个别方位词，例如“间”（閒），除了组成方位短语之外，一般不可以单独充当句法成分；而可以单独充当句法成法的方位词，一般则可以用做状语。如：
（１）往者齐南破荆，｛东｝［破宋］，｛西｝［服秦］，｛北｝［破燕］，｛中｝［使韩、魏］。（韩非子·初见秦）
（２）乐伯｛左｝［射马］而｛右｝［射人］。（左传·宣公十二年）以上例句中的方位词都是做状语。
（五）代词
代词是一种特殊的实词，是个封闭的词类。与其他实词相比，一方面它比一般的实词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另一方面它在指称现实世界中的事体或属性时，又常是间接的。比如“我”可以指代任何一个说话的人及其所在的一方，这显然比一般的名词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可是它又往往是通过指称某个具体的人、物，或有关的实词，来指称现实世界中的某个确定的对象，所以与直接指称事体的名词相比，它又是间接的。
代词既可以指代体词，又可以指代谓词，甚至于句子，所以代词也有体词性和谓词性两种。不过其中体词性代词数量较多，而且多数谓词性代词是在体词性代词的基础上构成的。
１．体词性代词
体词性代词有两个特点。１）代词指代的对象一般是确定的，所以它们极少受各种词语的修饰，往往是单独充当句法成分。根据这一点，可以把它们与大多数名词区分开来。如：
（１）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庄子·让王）
（２）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论语·雍也）以上两例中的代词分别用做主语、定语，其前都不用定语。
２）代词充当宾语时，时常前置。当代词性宾语前置时，可以直接用在动词的前面，而无须像名词那样，在宾语和动词之间使用什么词语。如：
（１）居则曰：“不｛吾｝［知］也。”（论语·先进）
（２）客曰∶“子将｛何｝［求］？”（庄子·渔父）以上例句中的代词“吾”、“何”做宾语均前置。
２．谓词性代词
谓词性代词一般是由“如”、“若”、“奈”加体词性代词构成，另外还有“然”。谓词性代词常用做谓语，在用做谓语时一般不带宾语、补语，一般也不与其他谓词构成连谓式，通常是单独使用。如：
（１）子公之食指动，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尝异味。”（左传·宣公四年）
（２）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孟子·尽心上）
例（１）中的“如此”是谓词性代词，单独用做谓语，例（２）中的“然”也是单独用做谓语的谓词性代词。有的谓词性代词可以用做状语。如：
（１）｛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饮酒不食肉］。（公羊传·成公八年）
（２）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贫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以上两例中，“奈何”、“若是”是用做状语的谓词性代词。
三、辅词
常用的辅词有四类：具有修饰作用的辅词是副词和区别词，具有连接作用的辅词是连词和介词。
（一）副词
副词是对行为、变化、性质等加以修饰、限制的虚词，特点是通常只做状语。如：
（１）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
（２）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季氏）以上加△的词都是做状语的副词。
（二）区别词
区别词主要表示与事物、时间有关的数量，特点是经常做定语。如：
（１）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史记·秦始皇本纪）
（２）｛元｝［年］春，公及夫人嬴氏至自王城。（国语·晋语四）以上例句中加△的都是区别词，“诸”与事物的数量有关，“元”与时间的数量有关。
（三）介词和介宾短语
介词是介于动词和连词之间的一种虚词，它能介绍体词性词语跟谓词性词语发生关系，这点与连词接近；同时它又与动词有共同之处：可以带宾语。介词常在带有体词性词语后构成介宾短语。介宾短语时常用作补语或状语。如：（１）王坐｛於｝［堂上］。（孟子·梁惠王上）
（２）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存。（荀子·天论）以上例句中的“於”、“为”都是介词，例（１）的“於”连接“坐”和“堂上”，例（２）的“为”连接“尧”、“桀”和“存”。前一例中的介宾短语作补语，后一例的介宾短语做状语。为称说方便，以后我们把由不同的介词构成的介宾短语分别称为“于宾短语”、“以宾短语”等等。
（四）连词
连词是连接词语、句子的一种虚词。如：
（１）孟子对曰：“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孟子·梁惠王上）
（２）［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後｝［能博喻］。（礼记·学记）以上二例中的“与”连接词语、“而”、“然后”连接复句中的分句，都是连词。
四、助词
助词是有定性作用的虚词，它们能改变或确定词语、句子的性质。根据在句子中的不同作用，助词可以区分为四类：语气词、决断词、被动词和结构助词。语气词、决断词、被动词是句法助词，它们对整个句子起一种句法作用；结构助词并不对整个句子起作用，而是对词语起一种句法作用。
（一）语气词
语气词是可以表明全句语气的助词，特点是常用于句末，有的可以用于句首。如：
（１）齐宣王问曰：“［交邻国有道］｛乎｝？”（孟子·梁惠王下）
（２）若晋君朝以入，则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则朝以死。｛唯｝［君裁之］！（左传·僖公十五年）
例（１）中的“乎”是用于句末的语气词，表示疑问；例（２）的“唯”是用于句首的语气词，表示祈使。
（二）决断词
决断词是构成论断句、说明句的助词。它们可以确定句型，所以也是对全句起句法作用。它们也是常用于句末，有的可以用于句首。如：
（１）［墨子者，显学］｛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２）｛夫｝［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史记·项羽本纪）例（１）中的“也”是用于句末的决断词，表示论断，全句构成论断句；例（２）的“夫”是用于句首的决断词，这句是说明句。
（三）被动词
常用的被助词有“见”、“为”、“被”，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构成被动句，此外“于”也能构成被动句。
（１）盆成括｛见｝杀。（孟子·尽心下）
（２）唐鞅戮｛於｝宋。（荀子·解蔽）以上例句中的“见”、“于”构成被动句。
（四）结构助词与助词短语
与谓词性词语或主谓短语组合在一起，以改变其功能和语义的助词，是结构助词。由结构助词与谓词性词语或主谓短语所组成的短语，是助词短语。助词短语主要用做主语、宾语，一般不用做谓语，是体词性的。如：
（１）臣闻［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史记·淮阴侯列传）
（２）［观起］｛之｝［死］也，其子从在蔡。（左传·昭公十三年）——观起：人名。例（１）中的“智”是形容词，加在结构助词“者”之前，构成助词短语；助词短语“智者””是名词性的，用做主语。例（２）中的助词“之”加在动词“死”之前，构成助词短语“观起之死也”，这个短语也是名词性的，用做主语。在以后的内容中，为了称说方便，我们分别把由“者”、“之”等助词构成的短语，称为“者字短语”、“之字短语”等。
五、叹词
叹词是摹拟强烈情感的声音的一种虚词。这种词经常用在句子的前面，有时也用在句子的后面，跟句子里的其他词语不发生语法结构上的关系。常用的有：“噫”、“嘻”、“呼”、“嚇”、“吁”、“唉”、“嗟”、“恶”、“呜呼”（乌乎、於乎）等。如：
（１）君曰∶“｛噫｝！其虚言与？”（庄子·则阳）
（２）｛鸣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荀子·王霸）以上加△的词都是叹词。
六、兼类、转称和活用
在划分词类时，有三种情况应加以说明，这就是兼类、转称和活用。
（一）兼类
兼类是说，一个词经常具有两种不同词类的功能，而这两类词在意义上互有联系，并且每类词都有比较确定的意义。兼类在名词和动词之间表现得最为突出。比如下边句子中“言”、这个词：
（１）芮曰：“币重而｛言｝［甘］，诱我也。”（左传·僖公十年）
（２）先轸｛言｝［於襄公曰］：“秦师不可不击也，臣请击之。”（吕氏春秋·悔过）例（１）、（２）中“言”的意思分别是：话、言辞和说，词性可以分别归入名词和动词。“言”这个词在用作名词和动词时，意义上有联系，而且每个词的意义都比较确定，所以是兼类。
（二）转称
转称也是词类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在一定的条件下，有些谓词在语义上可以从表述属性转为表示事体，这是转称。转称与兼类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词义上。当某个词属于兼类时，它在用作动词和名词时，词义都比较确定，比如我们在兼类中所举出的“言”。而在某个词用于转称时，它在转称时所表示的词义并不确定，经常具有转称作用的是形容词。如：
（１）国之诸市，屦｛贱｝踊贵。（左传·昭公三年）
（２）｛贱｝事贵。（荀子·仲尼）
（３）市｛贱｝鬻贵，旦暮从事于此，以饬其子弟。（国语·齐语）以上三例中都有“贱”，例（１）是典型的形容词，例（２）、（３）中的“贱”分别指人和物，它在句中的意义并不像“言”那样确定。由于“贱”在表示事体时，意义并不确定，与兼类中的“言”有所不同。所以我们不把它们归入兼类，而是认为它们仍然是形容词，只是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从陈述变为指称，是形容词的转称。像形容词中的“远”、“老”、“弱“、“贵”、“富”、“大”、“小”等等都常这样使用，数词、动词有时也可以用于转称。
（三）活用
古汉语的词类没有形式标志，兼类、转称的现象又比较常见，这就为在一定句法环境中出现活用创造了条件。活用既不同于兼类，也不同于转称。兼类和转称都是某种词类所固有的用法。所谓固有的用法是说，一般地说，兼类和转称都是该类词中的一部分常用词通常都有的用法，而且这种用法出现的次数都不在少数，而是时常可以见到。活用则不是某种词类所固有的用法，只是偶尔出现的一种用法，而且这种用法出现的次数很少，是对常见用法的一种偏离。活用最常出现于名词用作动词之中。在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动词可以做谓语，还可以受多种副词的修饰，可以带宾语、补语；而名词则没有这些用法。如果一个名词出现在通常只有动词才出现的位置，那么这个名词也就活用为动词。具体地说，当名词单独充当谓语或述语时，都可以活用作动词，此外名词用在能愿动词之后也能活用为动词。如：
（１）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２）晋灵公［不］｛君｝。（左传·宣公二年）
（３）｛物｝［物］而不｛物｝［於物］，则胡可得而累邪？（庄子·山木）
（４）为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５）唯虫［能］｛虫｝，唯虫［能］｛天｝。（庄子·庚桑楚）
【古代汉语文字课件】推荐阅读：
副词 古代汉语09-23
古代汉语语法试题05-27
《古代汉语》读书笔记07-05
古代汉语大二总结11-20
古代汉语复习要点下10-21
古代汉语精品课程01-07
王力版《古代汉语》常用词07-22
古代汉语常考名词解释06-10
多媒体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研究06-16
古代汉语中的词类活用及词类兼类07-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