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案件调研报告论文

离婚案件调研报告论文（精选8篇）

离婚案件调研报告论文 篇1

和谐社会已成为当前主导我国国家建设和人们生活的主旋律，而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元素，家庭的和谐才能造就社会的和谐。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各种思想与传统观念发生改变，家庭的和谐问题也已经上升为社会问题，曾经甜蜜生活、共同创造美好家庭的夫妻，今日也已曲终人散、剧终离场，对构建和谐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减少家庭纠纷，稳固婚姻家庭关系，是维护社会和谐的关键问题。

一、审理离婚案件中涉及离婚诉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1、“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标准不明确影响当事人离婚诉权的顺利行使。离婚诉权是合法的婚姻当事人就解除婚姻关系向人民法院起诉、应诉的一种权利，法院在认定双方当事人是否符合法定的离婚要件主要在于《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二款，即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包括第三款规定的五种情形，都是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原因所在。所以，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是人民法院判断是否符合法定离婚要件的重要标准。但是立法对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标准并未作出明确的规定，而且这一因素本来就属于主观方面的因素，如果要用立法来强制规定可能不利于当事人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在审判实践当中，法官往往是根据双方当事人提供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证据，经过主观思考以及判断，再作出相应的认定，而这种主观认定往往是法官的一种内心判断，并不能完全代表夫妻感情的客观情况，所以在把握不准确的情形下，可能会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在中国传统思想当中有种“宁折十座庙，不毁一桩婚”的观念，作为有感情的法官，在主观上可能也存在这种认识。

2、《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七项成为一审法院判决不准离婚的法律后盾。这一项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另一层意思即原告在判决不准离婚六个月后，又可以起诉离婚。一审法院往往考虑给予当事人六个月的和好期限，如果能够在此期间互相理解、和好如初，则原告不会再次起诉离婚，纠纷最终能得到和平的解决。但是，部分当事人在一审起诉时，已经具备了离婚的条件，但一审法院为了避免进一步的纠纷，往往会适用这一项规定给当事人六个月的考虑时间，如果没有和好希望仍可再起诉离婚。这一规定虽然可以缓和矛盾，给予当事人充分思考的空间，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离婚诉权又怎么得到保护。虽然六个月后仍然可以行使，但果从权利保护的效率来讲是否未达到应有的效果。

3、财产或子女抚养权问题未协商一致往往成为判决不准离婚的理由。离婚是一种自由意愿，夫妻双方的共同财产以及婚生子女抚养权利问题亦可以通过协商予以解决，但是这些问题都是伴随着离婚而自然产生的，所以在起诉离婚时夫妻双方对这两个问题有争议也将影响法院对是否离婚进行裁判。虽然《婚姻法》对财产分割的原则有相应规定，但是在夫妻双方对财产争议较大以及不能充分举证的情形下，法院无法判定夫妻共同财产的数量以及归属；对于婚生子女的抚养权，在子女本人无意见、夫妻双方又相互争执或者相互推诿的情况下，法院也无法判定抚养的归属问题。在财产和抚养权问题未有效解决时，虽然夫妻双方对离婚无异议，但在进入审判程序后，为了避免解除婚姻关系后可能会有更多的纠纷，法院往往会判决不准离婚，以此来绕开这两大难题。

4、当事人的心理压力以及社会压力使法官左右为难。

离婚即意味着夫妻双方经营的感情宣告结束，对于放不下感情的一方可能会难以接受现实，特别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由于第三者的插足使婚姻面临危机时，另一方可能会采取过激的行为进行阻止甚至危及到生命。在面对当事人巨大的心理压力时，为了避免意外事件的发生，判决不准离婚可能是最佳的选择，因为如果由于一纸判决造成了严重的事故，法官可能要面临更大的社会压力，这与当事人离婚诉权的保护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

5、《婚姻法》对男方离婚诉权的限制过于绝对化。《婚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女方在怀孕期间、分娩后一年内或中止妊娠后六个月内，男方不得提出离婚。而女方提出离婚或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离婚请求的，不在此限。该条明确限制了男方的离婚诉权，也是为了保护妇女的正当权益，但是如果女方在规定的期间内，确实存在严重的过错或者婚姻无法再继续时，是否也应赋予男方起诉离婚的权利，虽然该条文将男方的离婚诉权交到了人民法院手中，但是男方程序上的诉权还是不存在，而只有当人民法院认为确有必要时才可受理。

二、解决问题的意见或者建议

1、确立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的标准，使法官在内心判断时有一定的依据。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本就是一个主观问题，但是为了使法官的内心确认标准达到相对的统一，仍然应当对其标准进行相应的规范。首先，从法律上来讲，夫妻双方存在《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情形，就应当认定为夫妻感情已经完全破裂，双方如果不同意调解，则应当准予离婚。其次，从主观上来讲，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应当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包括婚姻的基础、婚后的夫妻感情、离婚的原因、夫妻双方对离婚所持的态度、夫妻关系的现状以及是否有和好的可能等。如果夫妻建立婚姻关系的感情基础本身就不牢固，又未通过婚姻改善双方的关系，可能会加快双方感情淡化的速度，最终导致离婚。所以法院在判定夫妻感情是否完全破裂时应当综合考虑以上几个因素，不让当事人因判决而产生遗憾。最后，从客观上来讲，夫妻双方已经不具备维持婚姻关系的条件时，应认定感情完全破裂，准予离婚。

2、加大调解力度，避免因强制判决带来的负面影响。《婚姻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这就表明调解是审理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调解的目的就是要防止当事人草率离婚，以及妥善解决因离婚而产生的其它纠纷。第一，应当在有和好可能的基础上进行调解，掌握双方离婚的原因以及动机，抓住重点，各个突破，如果当事人有意愿和好，则证明夫妻感情并未完全破裂，就不存在剥夺一方当事人的离婚诉权。既实现了法律权利，又达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第二，在面对当事人心理压力的时候，法院更应当充分发挥调解的功能，一方面不能剥夺当事人的离婚诉权，另一方面又要防止出现意外事件，所以调解成为解决这一类离婚纠纷的最佳方式。要及时发现新情况，控制当事人的情绪，耐心、细心、专心地进行调解。

3、应当优先解决婚姻关系的问题，再解决离婚的后续问题。在部分离婚纠纷案件中，往往因为当事人未对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权达成一致意见并且争议较大，法院无奈作出不准离婚的判决。根据证据规则的规定，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无法举证就应当承担不利的后果，但是在离婚案件中，为了保证实体上的公平公正，不能轻易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因为一方当事人在起诉前或者起诉后可能存在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如果单纯依据证据来认定可能有失公平。然而，虽然财产或者子女抚养权问题处理好，但离婚是双方都同意，或者是起诉一方强烈要求并且符合法定离婚要件，法院就应当先将婚姻关系问题予以解决，组织当事人就离婚进行调解并签定调解协议，后续问题在解决婚姻关系之后协商解决或者通过其它途径解决，这种方式则不会剥夺当事人的离婚诉权也有助于双方协商处理后续问题。

离婚案件调研报告论文 篇2

一、离婚案件的性别因素概述

1. 离婚主动方之性别比较。

传统社会离婚的主动方由男方掌握, 女方没有离婚权。至民国时期, 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民法》, 明确规定了女方也有离婚权利, “夫妻两愿离婚者, 得自行离婚。”[1]92那么, 对于离婚案件中男女主动方的实际情况, 有必要进行分析。1917年至1932年间, 北平地区离婚案件中男性作为主动方由最初的24人增加到最后的58人, 合计305人次。而同期的女性作为离婚主动方则由最初的30人增加到最后的304人, 合计779人次。广州地区的离婚主动方也是女性人数远大于男性。然而, 上海地区的情况与上述两城市不同, 男女离婚主动方人数整体均呈现下降的趋势, 并且男性人数大于女性[2]。不管如何, 在民国时期提出离婚的不再是男性, 女性主动离婚的人数在部分城市远大于男性。对此, 有人指出:“离婚主动方, 在五四运动以前, 男多于女;五四运动以后趋势逆转, 近年以来而尤甚, 盖已呈年增之趋势矣。”[2]386从而看出, 民国时期女性的离婚权有很大进步。

2. 离婚男女年龄比较。

受传统习俗影响, 通常男性结婚年龄比女性要大, 但具体到离婚时男女双方的年龄情况时, 则要具体考察。在民国时期的北平地区, 离婚时男女年龄段均集中在21—25岁之间, 女性年龄甚至大于男性:“女子集中之年龄较早于男子三五岁。”[2]386武汉地区的情况与此类似, 男女离婚时以20—25岁为最多, 其中女性人数多于男性。同时男性在35岁之前较易发生离婚行为, 女性主要发生在30岁以前。而在成都地区情况不甚相同, 离婚时男性年龄以26—30岁最多, 女性以20—25岁为主, 请求离婚的男女年龄人数均是“30岁以前多于30岁以后”, 虽然男女年龄相差不尽一致, 但是“大多是男大于女”[2]425。从上述几个城市的男女整体离婚年龄来看, 民国时期男女离婚呈低龄化趋势, 既说明民国社会仍受传统早婚习俗的影响, 也反映了更多青年男女婚姻生活的不幸与家庭的破裂。

3. 离婚男女职业、籍贯比较。

离婚问题既与社会经济、风俗、法律等方面的变迁有密切关系, 也与当事人的职业、籍贯等因素相关。在民国时期, 一个人的职业与籍贯通常决定着他的经济能力, 这成为家庭婚姻生活稳定的根本要素之一。从职业来看, 离婚案件中的男女差别较为明显。在北平地区, 男性从事最多的职业是工商业, 占整个男性离婚人数的三分之一强, 而离婚女性从事最多的职业是娼妓, 其次是佣工等行业。整体上观察, 男女两性职业中“以农业最少离婚者, 而优伶舞女聚居之地, 离婚亦众。”[2]385然而在湖北地区, 情况与此不同。根据笔者的统计, 离婚男女主要以从事农业为主, 其次才是工商业。通过两地对比, 各地离婚男女所从事的职业虽不甚相同, 但是不可否认男女两性, 特别是女性职业在中国还远远没有普及, 她们多是无业者, 为了生存被迫走上卖淫、佣工之路。从籍贯来看, 在成都地区发生离婚的男女两性多以当地人为主。可是, 从离婚人数上观察, 迁居成都的外地人口又占四成之多, 超过当地人数量。有学人指出:“综合观之, 以男子 (夫方) 来自远方者较多, 因男子大多以职业为住所之转移, 而女子则又大多以男子住在地为转移。”[2]421笔者搜集到56份民国湖北离婚案件, 仅一份案件当事人籍贯为外省, 其余离婚男女是本省人, 反映了当时人口流动性较弱, 和外省联系不强。其中发生在武汉地区的离婚案件又占16份, 偏远贫穷地区的离婚案件较少, 这与武汉作为湖北的政治、经济、人口中心有很大的关系。民国时期离婚男女的籍贯大多以县城和农村为主, 决定他们受教育水平的低下, 因此大多从事以商业、佣工等体力劳动为主的职业, 反映了该时期社会全面发展的滞后性。

二、离婚原因之性别分析

离婚问题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原因的分析, 所谓“离婚本身实不成问题, 成问题者为离婚之原因。”[3]190大体而言, 在民国时期的成都、广州、北平、上海等地区, 因为虐待而离婚的人数为最多, 其次是重婚、纳妾、通奸、遗弃等因素。以北平地区为例, 从男性立场观察, 因为女性“性情不良、不睦亲属、妻恋母家”等原因而离婚的人数较多;从女性立场观察, 男性“生活困难、夫性不良、与夫亲属不睦、夫无正业”等是导致离婚最常见的因素[2]387。由此可见, 导致离婚的原因十分复杂, 因为地区、利用资料等方面的差异, 研究者得出的结果也各有不同。下面将以民国时期湖北离婚案件为中心, 对男女两性离婚之原因进行重点研究。

1. 男性离婚之原因

(1) 妻子虐待夫方亲属。

1948年8月, 宜昌人钟焕然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与妻子刘玉梅离婚。其称:刘玉梅性格泼辣, 不仅驱赶婆母、仇视兄弟, 而且对路人也随意辱骂。特别是在本年阴历六月份, 刘玉梅竟手持劈柴殴伤婆母手膀、手臂等处, 令其无法容忍妻子的所作所为, 申请离婚。宜昌地方法院经过审理, 认定原告钟焕然辩词属实, 判决二人离婚[4]。

(2) 妻子患不治之恶疾。

不治之恶疾是夫妻离婚法定之原因, 1948年随县人谢楚明即以此为理由向汉口地方法院提出诉讼, 声请与妻子谢黎氏离婚, 其称:二人于民国十五年结婚, 婚后妻子不守妇道, 性情暴戾, 夫妻之间常生争吵。同时, 妻子患有梅毒不治之恶疾, 夫妻关系很不和谐, 不能再与其维持夫妻关系[5]。最终, 法院认定原告之供词, 判决二人离婚。

(3) 妻子与他人通奸。

在民国时期通奸是触犯刑法的, 也是夫妻离婚的一个法定要件。例如, 1946年礼山县的张伯华, 以其妻张陈氏与人通奸生子为由诉请离婚, 即属此类案件。又如1936年汉口的喻德滋, 以其妻喻胡氏与他人通奸为由, 向汉川地方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离婚[6]。

(4) 妻子妄图杀夫。

1944年底, 黄安县黄流银之妻黄王氏曾向当地新四军秘报, 其丈夫系国民政府工作人员, 黄流银几乎被新四军枪毙。抗战胜利后, 黄流银以此为理由向当地司法机关起诉妻子黄王氏犯有谋杀罪。后因国民政府颁布大赦令, 黄王氏免于起诉。黄流银心有不甘, 于1948年以其妻妄图杀害丈夫为由向黄安司法处申请离婚[7]。

2. 女性离婚之原因

(1) 丈夫虐待。

民国时期的湖北地区, 虐待成为女性提出离婚最多的原因, 虐待的形式大多表现在身体殴打方面。1947年天门县的高银珍向法院诉请与丈夫王黑耳离婚, 理由是受夫虐待, 其描述虐待的情形是这样的:“四月十几的我病了不能割麦子, 他说我是害假病又打我。五月初八日, 不准我走娘家, 又打我。七月二十几我打脾寒, 他说我不做事又打我。九月初几他说我不替他洗衣服又打我。今年闰二月二十九日他说我总是往娘家跑, 不准走, 用斧头背砍我。”[8]由此可见, 妻子受丈夫虐待, 所以才提出离婚。

(2) 丈夫遗弃。

夫妻之间犯有遗弃行为, 不仅触犯《刑法》, 而且也成为离婚之法定原因。汉口的李才善之妻张朝钧, 于1948年以其夫犯有遗弃、虐待及殴伤其母等事情, 向当地法院提出离婚请求。汉口地方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 驳回张朝钧的离婚诉请, 但这并不妨碍遗弃为离婚之原因[9]。

(3) 丈夫重婚。

一夫一妻制是社会婚姻制度的主流, 重婚为法律所禁止, 为法定离婚之理由。1947年间, 天门县的谢贵香和高自新夫妇打起了离婚官司。原告谢贵香以其丈夫与他人重婚为由诉请离婚, 其称:被告高自新喜新厌旧, 另娶王氏, 无奈被告重婚后对原告愈加敌视, 不仅常施殴打, 还妄图谋杀原告性命, 故诉请离婚[10]。

(4) 丈夫通奸。

南京国民政府《民法》已明确规定, 通奸是夫妻离婚之法律要件。如大冶人马文德和陈兰芝夫妇, 二人结婚十余年并生有子女。但在1947年间, 陈兰芝以马文德与他人通奸为由向当地司法机关诉请离婚, 理由是:被告马文德与娼妓万清明通奸, 双方居住在大冶饭店内, 出双入对已一年有余, 不顾原告之生活, 反而动辄殴打相加[11]。

(5) 丈夫不务正业。

在民国时期的湖北, 由于女性经济地位没有得到很大的改观, 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仍得以延续下来。如果丈夫不务正业无力养家, 那么这就成为女性离婚的理由之一。武昌人胡茂英于1947年提起离婚诉讼, 其指出丈夫陈得海做生意屡次失败, 日常生活全靠其维持, 陈氏又将其陪嫁衣服窃去变卖, 并索取三十万元作为脱离夫妻关系的代价, “似此不务正业实难相依到老, 应请判准离婚。”[12]

(6) 丈夫患不治之恶疾。

不治之恶疾之所以成为离婚原因, 主要在于其妨害婚姻之目的并危害对方及子女的健康。女性以丈夫患有不治之恶疾而离婚, 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肢体方面出现问题, 如兴山县的王必福, 因丈夫王必全腿部患有疾病不能养活家庭, 向法院提出离婚请求。再如1948年武昌人毛腊姑诉请与丈夫陈永志离婚一案, 即因其丈夫手脚畸形发展, 不能行动自如, 因此不能养活她。其次是患有某种疾病, 1947年松滋县李刘氏, 以其丈夫李文卿患有花柳病向当地司法机关申请离婚。又如杨霉疮毒, 也是一种很难根治的恶疾。麻城县的袁润芝系袁传法之妻, 以其夫患有杨霉疮毒为由提起离婚诉讼, 其指出袁传法身患杨霉疮毒导致小便烂去, 迄未痊愈[13]。

男女性别因素在民国时期的离婚案件中得以比较全面的呈现, 从离婚的主动方、年龄到职业、籍贯等方面均有自身的特点。该时期的离婚主动方不再由男性掌握, 女性也有权利向司法机关提出离婚请求, 离婚权提高。从离婚的年龄来看, 男女两性均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离婚的男女主要来自底层群体, 这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与籍贯即可清晰地勾画出。

离婚案件中的离婚难问题探究 篇3

【关键词】离婚；感情破裂；调解；诉讼

起诉离婚是我国公民解除婚姻关系的重要方式之一。根据我国现行《婚姻法》的规定，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时应当先进行调解。如果调解无效，则必须对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进行认定，并以此作为判决准否离婚的依据。为便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于1989年出台了关于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司法解释，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于2001年修订《婚姻法》时专门就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增加一款。这些列举性的条款确实为司法工作者提供了参考，但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其中一个突出的问题便是“离婚难”。

一、离婚难问题的提出

我国实行婚姻自由，只要双方自愿，只需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领取离婚证即可，这并不难。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存在于离婚诉讼中，若被告不同意离婚，原告想要离婚有多难。在这里，我们就以L区法院的离婚案件相关数据为研究蓝本，揭示离婚难问题。

（一）判决准予离婚少

自2014年12月10日至2015年11月10日，L区法院已结离婚案件559件，其中撤诉164件，调解结案304件，判决不准离婚49件，判决准予离婚的只有37件，仅占6.6%。在判决准予离婚的37个案件中，以被告下落不明满二年为由的有21件，被告同意离婚的有8件，而真正是在被告不同意离婚的情况下经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只有8件。在判决不准离婚的49个案件中，被告都是不同意离婚的。

（二）调解、撤诉结案多

调解和撤诉的案件数量能达到离婚案件总数的83.7%。这么高的调撤率并不能代表法院化解夫妻矛盾的成功率有多高，相反，这也是离婚难问题的一种体现。

对于经调解自愿离婚的案件，有些是法官成功劝说被告放弃这段婚姻，更多的是没有达到感情破裂的标准，原告在子女抚养、财产权利方面做出巨大让步后换取被告的同意。由此可见，调撤率过高反映出的是起诉离婚难度高。

（三）法律规定适用难

在判决结案的案件中，原告提出被告实施家庭暴力的有11件，但只有1件被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并由此判决准予离婚；原告提出被告有赌博、酗酒等恶习的有5件，但只有1件判决准予离婚，且主要判决理由是分居满二年；原告提出因感情不和分居的有17件，但只有2件以此为由判决准予离婚。

（四）离婚要打持久战

在判决准予或不准离婚的86个案件中，原告为了与被告离婚，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的有63件。在这63件中有23件是判决准予离婚的，占到36.5%。

在8个被告不同意离婚而被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的案件中，有3件是原告第二次到法院起诉，有2件是第三次起诉，有1件是第四次起诉。这再次说明，到法院起诉离婚一般都要经历两次以上才能成功。在以被告下落不明满二年为由起诉的21个案件中，也有4件是第二次起诉，有1件是第三次起诉。

二、离婚难的原因

（一）法律规定过于抽象

不管是《婚姻法》还是司法解释，其中某些条款的规定过于抽象，造成当事人举证困难，法院认定也很困难。例如“实施家庭暴力”，施暴者采取何种方式，达到何种程度才能构成实施家庭暴力？再如“有赌博恶习屡教不改”，另一方要“教”到何种程度才算“屡教”，有恶习一方又如何才算“不改”？司法实践中，以类似规定作为准予离婚判决依据的案例简直是凤毛麟角。

（二）法律规定不切实际

还有某些条款的规定不切实际。例如，“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难以想象原告如何才能熬过两年；“一方与他人通奸、非法同居，经教育仍无悔改表现”，就算这一方有悔改表现，难道另一方，尤其对于一个男人来说，就必须接受？对于期望从婚姻中解脱的当事人来说，未免过于苛刻，甚至有些残忍。类似规定也几乎没有在判决书中出现过。

（三）法院判决过于慎重

婚姻关系的解除，关系到一个家庭的幸福，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所以审理离婚案件时慎重判决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很多法院在实践中过于慎重，可以判决准予离婚的而判决不准离婚。若起诉离婚的当事人正遭受家庭暴力，却因举证困难而不被法院支持，那这对于当事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

（四）法官自由裁量较少

《婚姻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在列举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情形之后，都有一款兜底条款。也就是说，法官需要在审理中对其他情形进行判断，行使自由裁量权。可是这种自由裁量在实践中很少见。例如很多不愿意离婚的被告总是对法院避而不见，拒不配合法院的工作，导致法院送达难。即使费尽周折成功送达，被告也会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甚至直接宣称要拖着原告。法院在此类当事人面前步步退让，不仅让原告寒心，也有损司法权威。

三、离婚难问题的解决

解决离婚难问题并不是倡导绝对的离婚自由，而是为了帮助深陷在痛苦婚姻中的人们及时得到解脱，给予他们应得的正义。为此，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适当降低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

我们认为，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是当事人的切身感受，而这种感受与社会大众处在相似情形下的感受基本一致。因此，婚姻法规定的感情确已破裂的标准应当符合社会常理。例如，关于“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不应设定“持续、稳定”这么高的标准，这显然高估了中国人对配偶出轨的容忍度，建议直接修改为“有配偶者与他人发生性关系”。关于“家庭暴力”，不应等到发生严重后果时才予以重视，只要达到轻微伤即可予以认定。关于“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减少为半年较为人性化。

（二）建立感情裂痕登记制度

感情是个复杂的东西，有时候虽然夫妻一方并没有婚姻法规定的导致感情破裂的情形，但另一方就是对他/她没有感情了。我们不鼓励随意提出离婚，反而也支持给当事人冷静考虑，治愈感情裂痕的机会，因此可以建立感情裂痕登记制度。夫妻一方认为双方感情出现裂痕，产生离婚念头的，可以到社区进行登记，由社区委派人民调解员对双方进行调解。如果半年以后双方的感情裂痕仍未愈合，当事人即可以感情确已破裂为由到法院起诉离婚。法院再次调解无效后，即应判决准予离婚。当然，这一制度并不是必须的前置程序，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三）鼓励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通过对夫妻二人言谈举止的细心观察，凭借常人思维和生活经验就可以判断其感情如何。法律无法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情形列举完全，于是设定了兜底条款。因此，法官应当充分行使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在现行婚姻法修改前，法官能做的就是把兜底条款利用好。放开了法官的手脚，法官就不必想方设法劝说原告撤诉，也不必费尽心思达成并不公平的调解协议。

（四）严格保障诉讼正常进行

在很多离婚案件中，被告认为只要对法院避而不见就可以达到不离婚的目的，而实际上也基本上确是如此。只要被告不到庭，法院就不敢轻易判决准予离婚。因此，为保障原告合法权益，更为了维护司法权威，法院应当严格保障诉讼正常进行。如果被告经两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法院应当敢于对其进行拘传。如果被告隐匿行踪，法院根本无法找到，但通过电话又能联系上，则可以视为放弃挽回婚姻的机会，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准予离婚。

（五）修正社会观念

离婚案件调研报告论文 篇4

笔者按：近日笔者接待了一位付费咨询离婚纠纷案件的客户。该客户的咨询要求相对于以往的客户来得更高，咨询内容也涵盖了离婚纠纷案件中多个方面的法律知识要点。笔者凭借十余年律师执业过程中积累的法律知识和办案经验，给客户提供了优质高效的法律咨询服务。笔者在提供该案法律咨询服务过程中，有感于离婚纠纷案件中的很多知识要点散见于各类法律、司法解释和其他司法文件中，而在实践中也很少有律师专门的进行系统性的梳理。故笔者有点心血来潮，利用空余时间对一般离婚纠纷案件办案中涉及的重要知识要点进行了系统化的梳理，既方便之后对该类案件的办理，又能与其他同行或业内人士分享。

上文讲述的是离婚的法定条件，即“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判断标准。本文主要讲述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

一、夫妻共有财产的含义及与个人财产的区分

1、根据《婚姻法》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2、根据《婚姻法》第18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

（1）一方的婚前财产；

（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也即可理解为：法定继承所得的财产属于共有财产）

（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3、根据《婚姻法》第19条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

二、夫妻共有财产的分割原则

1、男女平等分割原则

根据《婚姻法》17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8条等规定，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时原则上均等分割。

2、照顾子女和女方利益原则

《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

3、有利生活，方便生活原则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的精神，在离婚分割共同财产时，不应损害财产效用、性能和经济价值。在对共同财产中的生产资料进行分割时，应尽可能分给需要该生产资料、能更好发挥该生产资料效用的一方；在对共同财产中的生活资料进行分割时，要尽量满足个人从事专业或职业需要，以发挥物的使用价值。不可分物按实际需要和有利发挥效用原则归一方所有，分得方应依公平原则，按离婚时的实际价值给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4、给予补偿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40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

5、隐匿侵占财产一方少分或不分原则

根据《婚姻法》第47条规定，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伪造债务的一方，可以少分或不分。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

三、对夫妻共有财产中房屋等不动产分割的一般处理方式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0条的规定，双方对夫妻共有财产中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

2、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对房屋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补偿；

3、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

四、关于房屋等不动产分割处理的特殊情形

（一）、一方婚前支付首付购置的不动产，婚后共同还贷，离婚时的分割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0条规定，夫妻一方婚前签订不动产买卖合同，以个人财产支付首付款并在银行贷款，婚后用夫妻共同财产还贷，不动产登记于首付款支付方名下的，离婚时该不动产由双方协议处理。

依前款规定不能达成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尚未归还的贷款为产权登记一方的个人债务。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离婚时应根据婚姻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原则，由产权登记一方对另一方进行补偿。

离婚时对于共同还贷部分及房屋增值的计算方式为： 假设共同还贷部分及房屋增值，为a。

假设共同还贷部分金额（含本金和利息），为g。假设房屋的原购买价，为p。

假设离婚时已还贷款的全部利息，为i。假设离婚时房屋的市场价格，为m。房屋的实际购买价=p+i 那么计算公式为：a=g(p+i)*m 因此，a即是双方进行分割或补偿的基础。

（二）、父母出资购置不动产，离婚时的分割 根据不同的情形，分别处理：

1、《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2条：当事人结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除外。

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

2、《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7条：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可按照婚姻法第十八条第(三)项的规定，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

由双方父母出资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一方子女名下的，该不动产可认定为双方按照各自父母的出资份额按份共有，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五、企业中的股权、出资等财产的分割

1、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分割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有限责任公司的出资额，另一方不是该公司股东的，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出资额部分或者全部转让给该股东的配偶，过半数股东同意、其他股东明确表示放弃优先购买权的，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2）夫妻双方就出资额转让份额和转让价格等事项协商一致后，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但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人民法院可以对转让出资所得财产进行分割。过半数股东不同意转让，也不愿意以同等价格购买该出资额的，视为其同意转让，该股东的配偶可以成为该公司股东。

用于证明前款规定的过半数股东同意的证据，可以是股东会决议，也可以是当事人通过其他合法途径取得的股东的书面声明材料。

2、合伙企业中出资的分割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7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中以一方名义在合伙企业中的出资，另一方不是该企业合伙人的，当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将其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全部或者部分转让给对方时，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的，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2）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在同等条件下行使优先受让权的，可以对转让所得的财产进行分割；

（3）其他合伙人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但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可以对退还的财产进行分割；

（4）其他合伙人既不同意转让，也不行使优先受让权，又不同意该合伙人退伙或者退还部分财产份额的，视为全体合伙人同意转让，该配偶依法取得合伙人地位。

3、个人独资企业中财产的分割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8条规定：夫妻以一方名义投资设立独资企业的，人民法院分割夫妻在该独资企业中的共同财产时，应当按照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1）一方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对企业资产进行评估后，由取得企业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2）双方均主张经营该企业的，在双方竞价基础上，由取得企业的一方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3）双方均不愿意经营该企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有关规定办理。

六、其他财产的分割

1、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

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涉及分割发放到军人名下的复员费、自主择业费等一次性费用的，以夫妻婚姻关系存续年限乘以年平均值，所得数额为夫妻共同财产。

2、企业改制获得的“工龄买断款”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民事部分）》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认定问题，第4条规定：离婚案件中，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另一方因企业改制等原因获得的“工龄买断款”，可以参照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四条规定处理。

3、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保险的处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八次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民事部分）》关于夫妻共同财产认定问题，第4、第5条规定：

第4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投保，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同为夫妻一方，离婚时处于保险期内，投保人不愿意继续投保的，保险人退还的保险单现金价值部分应按照夫妻共同财产处理；离婚时投保人选择继续投保的，投保人应当支付保险单现金价值的一半给另一方。第5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作为被保险人依据意外伤害保险合同、健康保险合同获得的具有人身性质的保险金，或者夫妻一方作为受益人依据以死亡为给付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金，宜认定为个人财产，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依据以生存到一定年龄为给付条件的具有现金价值的保险合同获得的保险金，宜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有约定，认定为个人财产。

七、夫妻双方达成的关于财产分割的协议，在离婚时是否有效 这类协议要分情况来对待。如果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自愿达成财产分割协议，但该协议不是以协议离婚为条件的，应当理解为属于《婚姻法》第39条的约定财产制，在离婚时该协议应当作为财产处理的依据。

相反，如果是以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规定，若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反悔的，该财产分割协议不生效。

法条原文：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当事人达成的以登记离婚或者到人民法院协议离婚为条件的财产分割协议，如果双方协议离婚未成，一方在离婚诉讼中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财产分割协议没有生效，并根据实际情况依法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八、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能否分割共同财产

一般来讲，共同财产的分割（包括夫妻共同财产分割）都是以结束共同关系为前提的。因此，一般来讲，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是以夫妻双方离婚为前提的。但针对一些特殊情形，夫妻一方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即可提出财产分割要求。具体情形为：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4条：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

(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州离婚案件的调查 篇5

对××州离婚案件的调查

当前离婚案件的特点

离婚居高不下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８月，全州共有６２０１２对夫妻结婚，共有３６６３对夫妻自愿离婚，有７０５７对夫妻起诉离婚，自愿离婚和起诉离婚数量占同期结婚数量的１７．３％。从时间上看，自愿离婚和起诉离婚数量，２００３年分别为１０３４对和２４

４３对，２００４年分别为１４０５对和２６３７对，２００５年１月至８月分别为１２２４对和１９７７对，不论是自愿离婚还是起诉离婚，每年都在增加。

中年夫妻离婚比例上升如恩施市２０个法律服务所近３年来共受理离婚案件４８８件，其中结婚在１０年以内离婚的占４８％，结婚在１０年至２０年离婚的占３７．５％，结婚在２０年以上离婚的占１４．５％，最短的“婚龄”不到１年。

女性提出离婚的居多全州法院近３年来审理的离婚案件，女性起诉离婚的约占三分之二，男性起诉离婚的约占三分之一。

外出务工者离婚的增多如恩施市２０个基层法律服务所近３年受理的离婚案件，６８％的是外出务工者。咸丰县法院和利川市法院近３年审理的离婚案件，当事人是外出务工的分别占５０％、３５％。

因婚外情导致离婚的增多如恩施市２０个基层法律服务所近３年受理的离婚案件，因婚外情导致离婚的占５０％。巴东县法院近３年审理的离婚案件，因婚外情导致离婚的占１９％。

草率结婚的离婚多如建始县法院和咸丰县法院近３年审理的离婚案件，因为婚前缺乏了解，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而要求离婚的，分别占２２．７％、１５％。

离婚诉讼调解和好难度增大如利川市法院和咸丰县法院近３年审理的离婚案件，调解和好率分别只有２１．７％、１１．１％，绝大多数离婚诉讼的夫妻最终分道扬镳。当事人要求离婚的态度坚决，有的夫妻一年之内３次向法院起诉离婚。判决不准离婚６个月期满后，当事人起诉离婚的逐年增加。

离婚对社会的影响

离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从积极方面看，离婚反映了人们思想的开明与开放，反映了人们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改革开放不断推进，人们思想逐渐解放，“从一而终”、“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婚姻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摒弃，人们的婚姻自主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注重婚姻质量。对很多婚姻不幸的夫妻来说，选择离婚就是解脱了精神枷锁，就是远离了家庭暴力，就是脱离了无边苦海。如果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要求离婚，有关方面就应该允许。没有感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也是不幸福的。正因为如此，我国婚姻法作出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而《婚姻登记条例》更加人性化，将结婚和离婚完全视为个人的私事，政府只提供服务，让人们深切感受到了严肃法规后面蕴涵的浓浓人情味。

从消极方面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离婚导致未成年人犯罪上升。离异父母或对孩子过分溺爱，使孩子的性格朝畸形方向发展；或视孩子为包袱相互推诿，原创：wenmi114.com使孩子觉得自己没人要而自暴自弃；或迫于生计将孩子寄托在其爷爷、奶奶家里，使孩子无法享受到完整的家庭温暖，变得自卑、偏激、孤僻、冷漠；或将夫妻怨气转嫁到孩子身上，经常对孩子恶语谩骂、拳脚相加，使孩子的身心受到极大伤害，过早辍学甚至流浪街头，最终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据统计，２００４年至２００５年８月，全州警方抓获的刑事案件作案成员中，１８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占１６．９％。这些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不少是因父母离异缺少管教才误入歧途的。

因婚恋纠纷引发的命案时有发生。近几年来，州内发生多起因恋爱、婚姻、奸情纠纷激化引发的恶性案件。例如，鹤峰县走马镇有妇之夫晏某与有夫之妇林某勾搭成奸，准备各自离婚后结为夫妻。后来林某在亲友的劝说下回心转意，晏某恼羞成怒，于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２日晚将林家三口全部杀害。据统计，我州警方２００３年至２００５年８月侦破的命案中，因恋爱、婚姻、奸情纠纷激化引发的占２３．２％。

离婚使一些人返贫。一些夫妻离婚后，因下岗、生病或其他原因，组成新的家庭又不幸福，打工挣钱没有信心，无法维持基本生活；不少夫妻离婚后，不严格按照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支付孩子抚养费，使抚养孩子的一方不堪重负。如咸丰县清坪镇张某离婚后连治病的钱都没有，只能靠低保补助金和亲友施舍维持生活。

离婚导致部分人对社会产生偏激认识。原创：wenmi114.com一些人离婚后，悲观厌世，自暴自弃，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对异性总是充满怀疑，不相信有真正的爱情和幸福，每天生活在戒备、焦虑之中，没心思生产和工作。

陈诉离婚案件的范文 篇6

原、被告之间的夫妻感情确已完全破裂，符合法定的离婚条件，依法应准予离婚。

1、从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基础看，双方是经亲戚朋友介绍认识的，交往不到4个月时间，双方在彼此没有充分了解的情况下订了亲，随后又在未领取结婚证的情况下按农村风俗举行了婚礼，原、被告之间的婚姻基础并不牢固。

2、从原、被告之间的婚后感情看，二人结婚时间不久，就经常为小事发生争吵、殴打，离家出走，虽经多次劝说调解，但双方一直未能和好，婚后二人又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

3、从目前夫妻关系的现状看，已经没有和好的可能。xx年7月起，原告就彻底离开被告，二人分居已近3年，期间也没有任何联系，并且没有丝毫改善关系的迹象，原告离婚态度坚决，而被告对二人和好采取无所谓态度，不积极、不主动，原、被告的夫妻关系已完全没有和好的可能。

这些事实表明，原、被告之间的夫妻关系早已名存实亡，夫妻感情确已完全破裂，完全符合《婚姻法》第32条第4款(因感情不和分居滿二年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见》第2条的规定(婚前缺乏了解，草率结婚，婚后未建立起夫妻感情，难以共同生活的)。代理人认为，原、被告之间既然无共同语言，性格又不和，更谈不上夫妻感情确，再维持这种名存实亡的夫妻关系已无实际意义，如果非要一味的维持这种关系，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痛苦，对原告来说更是一种伤害，况且原告已是第二次起诉离婚，离婚态度坚决，依法应当准予离婚。

离婚案件调研报告论文 篇7

关于离婚案件中夫妻共同债务举证责任的分配, 依据《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的规定,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即债权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 如果夫妻另一方不能依据两个“除外”规定, 举证证明这一债务是夫妻个人的单方债务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由此规定可见, 夫妻另一方 (指非举债方) 存在两种证明责任:一是能够举证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 (指实际举债方) 已经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二是能够举证证明夫妻双方采取的是约定财产制, 且还能证明债权人知道该约定的。所以, 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对夫妻一方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的证明责任, 实际上强加给了夫妻另一方即非举债一方。

二、立法有关举证责任分配的缺陷

从理论上来说, 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是对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举证责任分配问题的简单化处理, 容易产生错误的利益衡量。公平正义原则是分配举证责任的最高法律原则, 它是分配举证责任最初的起点和检验分配是否适当的最后工具。 (1) 依据婚姻法解释中关于举证原则的规定, 实际上是免除了债权人证明债务为夫妻共同责任强加给了债务人的配偶, 从表面上看, 这好像是公平的, 但是, 从深层次上看, 这样的举证责任分配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是极不公平的。 (1) 根据“谁主张, 谁举证”的举证责任分担原则, 债权人主张权利, 仍应就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以及自己权利产生的事实、理由承担举证责任, 并且有实际举证的能力。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发生过程中, 掌握了选择、决定是否与债务人发生债权债务关系的主动权, 并且可以在债务发生前采取要求债务人提供担保或者要求债务人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等一系列措施, 以保证债务实现, 减轻风险, 也有为以后发生纠纷时准备充分证据的能力。所以, 按照公平原则及有关举证责任的一般法理, 债权人都应当要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2) 在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的问题上, 夫妻一方与债权人约定的个人债务发生纠纷后, 这个债务的性质就成为夫妻另一方与债权人争辩的焦点。根据推定规则, 债权人无须证明, 而债务人配偶却要证明债务人与债权人在争议之前达成了关于“个人债务”的书面约定, 但如果在债权人和债务人不承认的情况下这种证明很难, 也很不现实的;并且很多人在离婚时, 为了达到多分财产的目的, 想尽办法故意伪造债务, 就算是之前有约定, 债务人肯定也不会承认了, 而债权人为了自己利益, 为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 也不会实事求是地承认是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 (3) 在证明“第三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的问题上, 债务纠纷发生后证明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实行约定财产制的事实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债权人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实情, 要想证明债权人明知的主观想法对债务人的配偶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更何况债务人的配偶想证明的是与自己利益完全对立、冲突的相对人的主观想法, 这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综上所述, 推定规则将举证责任强行分配给债务人的配偶是不符合公平正义原则的, 也是极不合理的。

三、立法缺陷引发的实践问题

现代社会, 夫妻财产关系日趋多元化, 立法对举证责任规定的不足越发显现出来, 导致在离婚案件中, 出现了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难度大、举证难、取证难的问题。实践中举证难主要表现及原因如下:

1. 受害人法律意识淡薄, 怠于收集证据。

正常情形下, 夫妻双方因为感情融洽, 相互信任, 一般都不会想到离婚, 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问题缺乏危机感。并且中国的家庭现实是婚姻当事人一旦结婚, 一切以“家”为主导, 忽视了个体利益和保护意识。因此, 在主观上不会保持警惕意识, 在客观上也不会收集和保存一些证据, 一旦夫妻关系恶化, 另一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 否认应当承担的债务, 甚至伪造债务, 企图侵吞夫妻共同财产。因此, 受害方“举证难”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受害方当事人法律意识淡薄。更为典型的是, 很多受害人甚至在受到侵害之后, 还不会意识到要收集相关证据, 而是以道德观念认为事实本身如此就是最好的证明, 无论跟谁理论, 都是不会改变的事实, 不需要书面证据。因而导致在一方或者债权人提起诉讼后, 往往因无法向法庭提供有效的证据而导致败诉, 承担不利后果, 后悔晚矣。

2.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另一方举证困难。

1993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7条规定:“下列债务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应由一方以个人财产清偿: (2)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所负的债务。 (3) 一方未经对方同意, 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 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从此条司法解释可以看出, 夫妻一方因个人原因擅自举债, 属于个人债务, 不纳入夫妻共同债务的范围。在实践中, 尽管有司法解释为依据, 却没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此规定对弱者的权利起不到根本保护的作用。在我国的现实生活中, 一般情形下, 一方从事经营, 另一方不参与或很少参与对方的生产经营活动, 对对方的财产状况了解甚少, 在主观上也不会意识到在貌似正常的家庭氛围背后存在夫妻财产纠纷的隐患, 直到夫妻离婚时债务承担对自己不利, 才恍然大悟, 却已无能为力, 只能迫于没有掌握证据得不到法院支持而承受不应承担的不利后果。因此, 在债务纠纷出现时或离婚时要举证证明经营一方是“擅自举债”、且“用于个人需要”是很困难的事情。

3. 对债权人是否和债务人约定为个人债务, 也很难举证。

随着夫妻独立性增强, 在很多时候,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发生举债行为, 仅仅是举债方的个人私事, 另一方并不知情更无法控制, 出现纠纷时, 根本没办法证明他们约定为个人债务了。据统计, 每年各地法院审理离婚案件, 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占很大的比例, 而原告撤诉的占很大一部分。据法官分析, 撤诉案件大多数是因为证据不足, 拿不出证据, 其权利就无法得到保护。所以, 一旦发生纠纷, 该项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还是夫妻个人债务一般很难认定, 未参与举债一方也很难拿出证据证明债务人的借款为个人债务。根据 ( (婚姻法》司法解释 (二) 第24条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 则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4. 经营性债务难以举证。

随着经济发展, 夫妻双方或单方举债进行经营活动的情况大量增加。大多情况下, 夫妻间参与经营的只是夫妻一方, 另一方并不参加。而且, 因经营所形成的债务, 即便一方独自以其个人财产进行经营而且收入归己没有与家庭发生任何关联而形成债务, 夫妻另一方一般很难举证所经营的资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而且也没办法约束经营一方的经营行为和非经营行为。而根据《婚姻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 未经营一方须承担举证责任, 在未参加经营的情况下, 却要承担举证经营财产不是夫妻共同财产且经营收入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违反了消极事实无法举证的原理, 有失公平。

从以上对举证问题的分析可以看出, 现实中的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是十分复杂的, 简单地说由主张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或由主张共同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其实都是不科学的。总结起来, 笔者认为: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分配举证责任, 在以夫妻名义共同举债的情形下, 要求主张是个人债务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 若不能举证, 则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由夫妻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在以夫妻一方名义举债的情况下, 要尽量保护举债方配偶的利益, 要求举债一方举证, 否则就认定为举债人的个人债务。这样综合考量的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才是比较合理的、公平的。

四、完善夫妻共同债务制度的对策与建议

1. 设立夫妻大额债务共同签字制度。

在离婚案件的司法实践中, 夫妻一方与第三人恶意串通伪造债务企图侵占对方财产的现象成为法院审理离婚案件中的难点, 且这种现象在缺少法律规制的情形下越来越严重。

推定规则容易助长夫妻一方恶意举债的故意, 容易引发债务人与第三人恶意串通、虚构债务的危机。此类债务纠纷大多发生在婚姻走到尽头之时, 感情一旦不存在, 夫妻间的财产争夺战就显得冷酷而残忍。 (2) 为了获取更多了利益, 离婚的双方当事人常常不惜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手段欺骗法院和其配偶, 从而达到其想要获取更多的财产、取得更多的非法利益的目的。为防止一方恶意举债而引发夫妻共同债务与夫妻个人债务之争, 立法应当对夫妻单方大额举债行为进行规范。因此笔者建议立法规定:大额举债要经过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由夫妻双方共同签字认可。否则, 夫妻任何一方单独举债的, 可以推定为其与债权人已约定为其个人债务, 除非有证据证明该项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者夫妻另一方事后予以追认的, 也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一般而言, 大额债务是应当排除在日常家事代理范围之外的。债权人作为善意交易人应持谨慎交易的态度, 其在出借大额款项或进行大额交易时, 应当征询债务人配偶的意见, 否则可推定其认可该债务为个人债务。对债权人为追求高利贷利益而盲目借款或为追求高额利润而不谨慎交易的行为, 其自身本来就存在过失, 所以应承当风险。

2. 完善离婚案件中夫妻债务处理的规则。

(1) 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 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明确规定了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而这一推定规则在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同时, 存在严重损害夫妻另一方的合法权益的可能性, 并导致了当今诉讼欺诈现象的日益泛滥。而且, 从理论上说, 其一, “家”不是一个民事主体, 夫妻个人举债即使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也不能说是“家”与债权人有债之关系。 (3) 家庭成员有其独立性, 每个个体仍为私法上最基本的行为主体, 毕竟个人责任自负是民法的基本原则。每个人得根据自身意思自我负责地形成其社会经济生活, 此为私法自治的集中体现。人们在从事经济交易、进行社会往来时, 关注更多的是交易对象自身的信誉和资质, 而非其配偶如何、背景怎样。 (4) 其二, 在交易之初, 由于债权人拥有交易选择权, 他完全可以通过让夫妻另一方对债务进行确认来规避这种交易风险。这种规避交易风险行为的成本, 比诉讼中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强加给夫妻另一方所导致的反驳成本要小得多。 (5)

我国法律规定离婚时分割财产的基本原则是适当照顾女方、子女以及无过错方的合法权益, 公平处理共同财产及债务。但司法实践中, 往往是法律无法保护婚姻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无过错方以及子女的权益, 反而为他们增加了不合理的债务负担。因此, 应当废除夫妻共同债务推定制度。当然, 废除该推定规则, 可能会出现客观真实上系夫妻共同债务, 但债权人因无法获得夫妻之间内部信息而举证不能, 导致案件事实与客观真实不符。但我们可以通过立法和司法其他方面的途径加以补救, 力求平衡婚姻关系双方及债权人和其他利害关系人各方的合法利益。

(2)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 灵活适用法律, 平衡各方利益。目前“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己成为全国各地法院审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普遍适用的规则, 在立法上还没有对其完善的情况下, 法官应充分运用利益衡量的方法, 对夫妻个人利益和债权人利益进行充分比较权衡, 并灵活适用法律, 以最大程度地实现司法的公平与正义。

首先, 应采用体系解释的方法对《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适用范围作限制性理解。体系解释也称逻辑解释、系统解释, 是指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 联系此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 (6) 其目的是为了全面、完整地把握立法精神和法律含义, 防止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失却法律原意。《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是对现行婚姻法的解释, 其应忠实于现行婚姻法, 并限制在现行婚姻法的框架内, 不能超出立法本意。其次, 充分运用法官的个人经验法则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法官审理案件时, 应在兼听双方当事人述辩的基础上, 综合分析案件的事实和证据, 利用自己的经验法则, 选择适用法律规则, 对具体案件作出合理公正的判断, 这样的判决结果会更符合客观事实, 更趋向于实质正义。最后, 变通适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的关键在于“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 但因为婚姻法相关解释缺失对夫妻共同债务范围的规定, 加之我国又没有对日常家事代理权作明确规定, 法官若直接适用该制度易引起当事人的非议。对“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可采用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夫妻双方是否存在共同举债的合意, 二是夫妻双方是否分享了债务所带来的利益。 (7) 尽管这两个标准表述不是很科学, 但我国实务界在认定夫妻共同债务时, 此标准已居主流地位, 可将之与日常家事代理联系起来分析, 日常家事代理范围内的个人负债可推定为夫妻合意, 认定为共同债务。而对于一些争议较大明显超出日常家事代理范围的巨额债务, 则应从严审查, 不可轻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3. 明确夫妻个人债务与共同债务之争的举证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确定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民事证据规则, 使得很多情形下明知是属于自己的合法权益, 当事人却无法维护自身的权益, 给法院裁判及当事人利益都带来很多困扰。如前所述, 依据现行法律规定, 夫妻一方要举证证明另一方个人举债非夫妻共同债务难度极大, 在现实生活中, 大部分情况下根本无法举证, 依据法律规定却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最终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按照我国的立法精神和立法目的以及社会的传统观念, 法律侧重于惩罚婚姻的过错方, 但事实上过错方往往是事先有所准备并刻意隐瞒其所作所为, 甚至故意制造假象蒙蔽法院, 蒙蔽配偶他方, 其主动坦白过错的情形是很罕见的。正是由于无过错方在诉讼中的举证不能, 使得本该胜诉的受害方往往难以提出有利证据得到法院的支持, 亦使得法律保护无过错方合法权益的立法精神难以实现。因此, 我国《婚姻法》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上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实行夫妻债务认定举证倒置规则, 由夫妻参与举债一方当事人证明所举债务确实是夫妻共同决定, 或确实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需要的, 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否则, 按举债一方个人债务处理。这种举证规则比夫妻共同债务推定规则在诉讼中将举证责任强加给夫妻另一方的成本要小得多, 也更具有可操作性。

4. 增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在婚姻生活中, 日常事务琐碎繁多, 夫妻确有相互代理的需要, 这种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推定, 同时也符合婚姻当事人的本人利益, 这一制度有利于维护简单民事交易的安全, 方便日常生活。这一制度早己成为大陆法系国家通行的制度, 英美法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婚姻法解释 (二) 》第24条虽然只是对夫妻互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予以间接承认, 这已经是对原有婚姻法理论的重大突破。 (8) 但直至今日日常家事代理权并没有得到立法上的明确规定, 因此建议在婚姻法中引进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 并且明确限定日常家庭事务的合理范围, 这对于维护家庭生活的稳定和民事交易安全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然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应严格把握, 限制在合理的范围, 不宜扩大。完善我国的日常家事代理制度首先要将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规定清楚。如史尚宽先生所说, “就家事之规模及其外部的生活样式”确定家事代理权的范围。因为“日常家务之范围, 依各夫妻共同生活之情事及因为其行为之目的而有不同, 由外部正确判定, 甚为困难。然如依内部情事而定其范围, 不独有害于第三人, 结果反有碍夫妻共同生活之经营。” (9) 即有了生活样式外观的日常家事代理权, 可以类推适用表见代理的规定。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权限和范围清楚之后, 对于非属于日常家事代理事项的处分就应当征得夫妻双方的同意和确认。笔者认为应规定为:一方若设置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内的债务, 须经另一方的同意和确认, 否则应当视为个人债务, 由举债方自行承担债务后果。但该债务负担若符合民法表见代理的外观而使债权人有理由相信的, 不足以对抗债权人。

参考文献

离婚案件调研报告论文 篇8

关键词：离婚案件；公告送达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5-0081-01

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外出务工的人数增多，离婚率逐渐上升，

法院在办理离婚案件时会出现的被告下落不明，无法送达法律文书的情况，法院会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

一、公告送达概念

公告送达，是我国法律规定的送达方式的一种，指法院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文书时，通过公告将文书有关的内容告知受送达人。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视为送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而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这样有利于解决文书送达难的问题，保护原告方合法权益，尽快办结案件，提高诉讼效率。不过在实践操作中，也出现了种种问题。

二、公告送达存在的问题

第一，当事人恶意诉讼。有的原告其配偶长期外出务工，利用公告送达规定，向法院起诉离婚，为了达到离婚的目的，故意隐瞒配偶的联系方式，欺骗法院，称被告已下落不明，法院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从而错误适用公告送达。根据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当事人对于已发生法律效力的解除婚姻关系的判决，是不得申请再审。被告大多对于开庭和判决结果不知情，回到家后才知道自己与配偶的婚姻关系已经被解除了，但也无能为力，无法得到救济。

第二，增大案件缺席审理的难度。在公告送达离婚案件中，缺席审判时往往对于感情是否破裂、子女抚养权问题、财产分割问题的处理难度加大。审理案件过程中，被告不到庭，有些原告为了离婚，会夸大其词，来证明夫妻感情不和，审判人员又无法听取双方的陈述辩论，仅能依靠原告一方举证和陈述，这种情况下，来判断双方感情是否已经破裂从而做出判决比较困难。此外，子女抚养问题难以处理。公告送达缺席审理的离婚案件中，双方不能就子女抚养相关问题进行协商，有些情况下，判处归原告或被告抚养，都难以实现公平，更使其子女权益难以得到保障，影响其健康成长。有的法院甚至为了尽快结案，还会将子女抚养问题请求驳回或者不作处理，这样就会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公告离婚案件中，自然也会涉及到财产分割问题。由于被告不能到庭，法庭一时很难查清原告和被告之间真实的财产情况。有的当事人甚至会隐瞒夫妻共同财产，这将会严重损害被告一方的利益。当然，被告方下落不明期间所得的财产，也无法查清。当被告出现时，就有可能会出现新的纠纷。离婚案件公告送达可以在一方下落不明时使善意的当事人得以解除婚姻关系，提高诉讼效率，但同时也引发的许多问题仍需要更好的解决。

第三，公告送达的范围过窄。公告送达，可以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可以在报纸刊登公告，对公告送达方式有特殊要求的，应当按其要求的方式进行公告。但目前的公告送达仍然存在一些漏洞，法院往往会在法院的公告栏、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也会在报纸上刊登公告。但公告的范围也仅仅限于本地，范围过于狭窄。法院在报纸上刊登公告的，这些报纸往往专业性很强，普通人根本很少阅览，被告人可能因为错过当天的报纸而不知公告内容，难以达到送达的实际功效，这就会损害被告方的诉讼权利。

三、完善公告离婚案件问题的建议

第一，加大对恶意诉讼当事人的处罚力度。有些当原告为了达到离婚目的，故意隐瞒配偶的联系方式，谎称被告下落不明的假象，欺骗法院进行公告送达，并缺席判决离婚。而离婚案件有特殊性，除涉及财产关系外，还有人身法律关系。一旦当事人离婚后又结婚，原来的婚姻关系就难以恢复。这样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对于这种恶意诉讼的当事人，应依法加大依法惩处的力度，如可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 一百零二条的规定，对其采取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予以罚款、拘留。对于恶意诉讼离婚的，对方当事人申诉时，可以就财产分割及子女抚养权问题做出有利于无过错方的判决，法院也可以根据实际损害判处恶意诉讼者给予对方适当的惩罚性赔偿。

第二，严格审查相关材料及公告送达的适用条件、范围。在审理被告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中，原告应提供相关的证明材料。法官应对其提供的证明材料仔细核对，不能轻易做出公告送达的决定。必要时候要法官到相关地区，调查核实对方是否下落不明，向被告近亲属说明相应的法律后果，理清当事人双方的感情关系。同时可以加强证人出庭力度，离婚案件涉及人身关系和家庭稳定，必要时候对原告提供的证据进行严格审查，根据证据规则，对于原告提供的相关证人证言应当通知其到庭。这样，有利于法官在审理案件中把握证言真实性，客观性，更好的审理案件。适当加大原告举证责任，可要求原告提供较全面证明，使法院更全面了基本事实，从而做出客观合理的判决，这样有利于保护当事人根本利益，避免不必要的矛盾发生。

第三，进一步完善公告送达方式。在具体案件公告送达时中，为了使受送达人最有可能知情，应该扩大公告的范围，公告的方式也可以多样化。张贴公告，还可在当事人以前经常出入等地点进行，刊登报纸进行公告也不应仅限于专业性很强报纸，可以适当放宽刊登公告的报纸范围。除了刊登报纸和张贴公告，还应该根据具体的情况，拓展其他方式的公告。如今电子科技不断发展，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可以进行网上公告，这也扩大了公告送达的范围，提高了有效性。

家庭稳定與整个社会的和谐息息相关，离婚案件主要涉及人身关系，所以在审理离婚案件时适用公告送达方式应该谨慎，用其他送达手段都不能合法送达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公告送达。要对相关证据材料进行严格审查，完善公告方式，加大对恶意诉讼当事人的处罚力度，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不必要矛盾。

参考文献：

[1]孙勇.公告离婚的适用与完善[J].《理论月刊》，2006 .

[2]赵友新.离婚案件应慎用公告送达[N].江苏法制报， 2008-0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