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中华文明的作文

歌颂中华文明的作文

歌颂中华文明的作文 篇1

在世界的.东方，在黄河。长江。横贯的地方，繁衍西生息着56个民族，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华传统美德影响深远。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在经济。科技和文化等方面曾经遥遥领先于世界。而今，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伟大的民族再次走了复兴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导下，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海峡两岸关系不断发展。我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文化。艺术。体育事业日益繁荣，社会生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光辉的改革开放历程中，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到国有企业改革攻坚，从沿海经济特区建立到多层次对外开放格局形成，我国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逐步推进党和人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主义道路，产生了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色相适应我们都是炎黄子孙，我们都是龙的传人，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美德是我们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科教兴国的旗帜下，在可持续发展的真程上。我们共有的家园会更美好，我们祖国的明天会更辉煌。

我们青春年少。意气风发，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从身边做起，从点滴做起，有一热分发一分光，为中华复兴奉献我们的青春和力量。

歌颂中华文明的作文 篇2

一流的工程

都江堰

都江堰是现存世界上历史最长的无坝引水工程。它位于岷江冲积平原的顶点, 可自流引水灌田上千万亩, 兼有供水、航运之利。创始于秦昭王末年 (约前255~前251年) , 李冰主持兴建。

都江堰是天然与人工完美结合的水工建筑群, 它包括鱼嘴 (分岷江为内、外二江) 、飞沙堰 (分洪减沙, 水大时可自溃) 、宝瓶口 (现宽20米、高40米, 横剖面形状肚大口小) 以及百丈堤、人字堤、金刚堤等, 一般可以保证水小时够用, 水大时灌区不致成灾。都江堰工程巧夺天工, 举世罕见, 中外水利专家无不赞叹其精妙奇绝。它能历千古而不废, 与它的简便合理有关, 也与它拥有一整套科学管理措施有关。而更重要的是, 它已成为传承文化的一个载体, 历朝历代都格外受到人们的重视。

黄河大堤

修建黄河堤防可追溯到史前的共工与鲧。战国时期, 沿河各诸侯国纷纷在各自境内修建堤防, 奠定了系统堤防的基础。东汉王景治河后, 新堤防形成系统, 直至海口, 长千余里。黄河夺淮时期, 黄河下游形成了堪称世界之最的堤防系统, 其中有遥堤、缕堤、格堤、月堤、子堤、戗堤、刺水堤、截水堤之分,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地图上依然可见的“明清黄河故道”。

现在的黄河大堤与明清故道类似, 它是1855年铜瓦厢决口改道后逐渐形成的。从郑州桃花峪至山东利津河口, 河长767公里, 两岸大堤及其他有关堤防总长1583公里, 一般顶宽9米~12米, 高10米~14米, 底宽几十米甚至上百米, 人们形象地称它是“水上长城”。黄河大堤被认为是维系东方文明的代表性工程。

京杭运河

京杭运河长约1800公里, 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在铁路出现以前的500年里, 它一直是中国维系国家政治稳定和南北经济交流的生命线。京杭运河是在历代运河工程基础上扩建、增建而成的。最早的一段叫邗沟, 始凿于公元前486年。隋代大开运河, 已曲折连通京杭两地。现有航线上最关键的工程建成于元代。全河于1293年贯通, 1688年基本定型。

京杭运河横穿长江、黄河、淮河、海河, 翻越山东地垒, 因地形起伏、水源缺乏, 沿线设置了大量陡门、船闸、水柜、水库等, 涉及的水工技术、泥沙工程技术相当复杂, 备受中外学者推崇。

洪泽湖

洪泽湖是中国第四大淡水湖, 也是现存世界上规模最大、历史最长的人工平原水库。

现今洪泽湖水位13米时, 面积2350平方公里, 库容42亿立方米;洪水位17米时, 滨湖圩区破坏, 水面最大可达4345平方公里, 库容176亿立方米。它拦蓄淮河, 为苏北2000万人口和3000万亩土地提供防洪屏障及灌溉水源等。

洪泽湖大堤为均质土坝, 其前身叫做高家堰。1578年大修时, 高家堰仅高4米左右, 长30公里。以后为了抬高淮河水位, 大堤一直加高到10米左右, 最长达67.25公里。创建于1580年的迎水石工墙最长曾达60.1公里, 直立高度7米~10米, 坚固耐久, 宛若水上长城, 极其壮观。现出于防风浪考虑, 大多已改造为缓坡迎水。

海塘

海塘即抵御海潮、台风的堤防, 广泛分布于东南沿海海岸, 以钱塘江北岸的浙西海塘历史最长, 规模最大, 技术最先进。

浙西海塘出现于秦汉, 初为土塘;宋代创修石塘;明清多改为石塘。许多清代海塘经过改造, 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古代海塘规模巨大, 举世罕见。江苏、浙江等地的主要海塘, 总长约935公里。明清鱼鳞大石塘, 高6米左右;基础打密桩, 夯三合土;石块之间用油灰或糯米汁灌缝, 用铁锔 (蝴蝶铁) 嵌扣。由于海塘对保护沿海经济发展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所以历朝历代均不惜人力物力而为之。据文献统计, 公元713~1780年之间, 用工万人以上、筑塘千丈以上的大型工程有35次, 小工程不胜枚举。而国外同时期同类工程的记载尚不多见。

圩垸

圩, 也叫围、垸, 是在近水地带修建环状堤防所构成的封闭的生产活动区域。防洪排涝与引水灌溉是这类工程的主要作用。因此, 圩堤上都建有闸涵, 圩区都有排灌渠系。

圩垸自古以来就是开发湖区和滨江地区的首要工程措施。唐宋以后直至明清, 圩垸在南方大河中下游平原区大量兴起, 不断发展。一个圩小者几十亩, 大者可达二十万亩, 且往往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圩垸相连成片。著名的有太湖地区塘浦圩田、江南圩田、洞庭湖与鄱阳湖区圩垸、珠江三角洲基围等。由于有圩垸水利作基础, 这些地区后来都成为我国农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一流的技术

坝工

古代挡水坝有许多叫法, 如坝、堰、埝、埭、础。古代坝工类型齐全:从类型上分, 有拦河坝、溢流坝;从材料上分, 有土坝、木坝、砖坝、灰土坝、堆石坝、砌石坝、木笼填石坝、竹笼填石坝、桩基砌石衬砖夯土混合坝等等, 设计、施工都十分科学。南北朝时期的浮山堰横断淮河, 高约32米, 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坝。浮山堰下游不远处的高家堰, 存在历史很久, 在明代被改造成洪泽湖水库拦河坝, 当时长约37公里 (后延长至67.25公里) , 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坝。

埽工

埽工技术是中国在水工技术上的一个创造。

卷埽一般用若干个埽捆按一定的规则组合而成。每个埽捆均用柳梢、秫秸、芦荻一类的“软料”分层铺匀, 分层压上碎石和土料, 穿上大绳, 最后像卷帘子一样推卷成捆。大埽直径可达几丈, 上千人同时用力才能移动。

厢埽技术是在堤外置一排厢船, 在船与堤之间铺绳索加料, 就地捆埽, 加土后层层下压, 直到压到河底。

埽工种类丰富, 使用灵活。它就地取材, 可在短时间内制成庞然大物, 而且秸草等“软料”有柔性, 容易缓溜停淤, 所以常常用于黄河等多泥沙河流的护岸、堵口等, 在临时抢险及堵口截流中特别有效。

堰埭和复闸

船闸的发明, 是我国古代航运工程技术所取得的重要成就。我国船闸的发明, 经历了堰埭、斗门、单闸、复闸等几个阶段。

在运河上的缺水地段, 为了节水, 最初的办法是隔一段修一道拦河低坝, 称为堰或埭。

堰埭工程至迟在三国时期就已出现。堰埭的上下游坝坡很缓, 以便顺斜面拖船过坝。拖大船时需在两岸架设绞车, 在堰埭表面涂抹水草、稀泥作润滑, 这就是原始的斜面升船机。

唐代运河上出现了许多斗门, 即单闸;也有“扬子津斗门二所”的记载, 似乎是复闸, 但不太明确。宋代乔维岳于公元984年创建的楚州西河二斗门, 交替启闭, 送船过闸, 文献记载十分详细明确, 是不折不扣的复闸 (即船闸) 。西河闸比欧洲同类船闸要早五六百年。

防洪工程

中国古代的各大江河上很早就出现了形式多样的防洪工程, 其中以黄河最为突出。公元前21世纪前后, 在埃及和中国就有在尼罗河和黄河上筑堤防洪的传说。中国在战国时期 (公元前5世纪) 即沿黄河筑堤防洪。司马迁在《史记》中, 记载了公元前132年黄河上著名的瓠子堵口工程。随后, 公元前69~前66年, 在黄河下游曾开直河道裁减急弯3处, 并修筑类似丁坝的护岸建筑物。宋代已有了埽工护岸、木龙护岸、挑溜护岸等。国外则在1817年才有德国莱茵河裁弯工程。中国唐代在海河流域的永济渠 (今南运河的一段) 以东开挖减河, 增辟入海水道, 并在永济渠以西利用大量的洼淀滞蓄洪水, 减轻洪水压力, 保证通航。明代潘季驯治河时期在黄河下游修建了由遥堤、缕堤、格堤等组成的堤防系统, 修建了骆马湖、洪泽湖等作为滞洪水库, 并在黄河两岸建有许多分洪溢流坝, 使防洪治理由单一的措施逐步发展到各种工程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 并由局部河段的治理向流域的全面治理发展, 不少河流特别是黄河下游已形成较完整的防洪工程体系。

水力机械和提水工具

古代水力加工机械有水碓、水磨、水排、水硙等。据记载, 水碓出现于西汉。东汉杜诗发明水排。南北朝时期, 水磨、水硙已普遍使用。唐代关中水碾大为流行, 并将这一技术传入西藏。宋元时期, 水转大纺车问世。这是水力机械对手工业技术的一个重大改造。

据文献记载, 中国早在2500~3000年前就开始使用桔槔和辘轳等提水工具。有人研究认为桔槔的历史甚至可上溯到3700年前。东汉毕岚创造翻车 (又叫龙骨水库) 和筒车。自唐以来, 始出现用畜力、风力、水力驱动的龙骨水库。

古埃及和古希腊几乎与中国在同一时期使用吊杆 (类似中国的桔槔) 提水。在古希腊还出现了唧筒 (即简易的往复式泵) 、阿基米德螺旋管 (即简易螺旋泵) 和波斯轮 (即蹼轮) 等提水工具。

一流的理论

《管子·度地》

《管子·度地》全文仅2000字, 但它反映出的我国古代水利科学技术是十分卓越的,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很高的地位。

贾让三策

西汉贾让提出, 治理黄河的上策是:开辟滞洪区, 移民让地, 实行宽堤距, 禁止乱围乱垦、与水争地。他认为这样做花费不太多, 却可以千年无患, 所以称为上策。中策是:开渠建闸, 设置水门, 旱时开引黄闸门灌溉, 涝时开泄洪闸门分杀水怒。这样做有三个好处, 一是淤灌可改良土壤, 二是旱地改水地可提高产量, 三是可以发展航运。他认为这个方案花费最少, 但不能一劳永逸, 只能维持数百年, 所以叫做中策。其下策是:维持旧堤, 加高培厚。修修补补, 永无终止, 所以称为下策。

贾让三策是最受后人重视的治河议论。贾让运用了经济比较概念, 批评了单纯的堤防政策, 对后代治水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堪称人类治水思想宝库中的明珠。

泥沙理论

在泥沙理论方面, 中国从古至今在世界上保持了领先地位。

中国古代从战国以至明清, 凡论及治河者, 无不兼论泥沙。如《管子·度地》中就论述过弯道会引起河岸河床冲淤变化, 西汉张戎第一个提出了利用水力刷沙的思想。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人们在实践中能主动地运用泥沙理论知识解决泥沙问题。古代治沙主要为五大类。第一类为上游水土保持。这是南宋时提出来的。保土拦沙措施有农业种植措施、涧谷淤地堰坝、引山洪淤灌及放淤。山洪淤灌相传始于先秦。第二类为下游治沙。常用的治沙方略有散水匀沙、束水攻沙、放淤固堤、引洪淤灌和以清释浑等5种。最典型的散水匀沙是清代对海河水系的治理。明代潘季驯则系统地提出了束水攻沙理论, 在黄河下游大力实施“以堤束水, 以水攻沙”, 并在黄淮交汇处修建洪泽湖水库“蓄清刷黄、以清释浑”。明代后期至清代, 北方多沙河流上普遍实行放淤固堤和引洪淤灌, 并有系统的经验总结。第三类为放淤及淤灌。利用泥沙肥田造田, 起源甚古, 自然淤灌可以上溯到史前, 人工放淤也有几千年的历史。第四类为渠道中之治沙。古代除了人工挖沙以外, 还通过改变渠道断面来冲沙或沉沙, 如宋代汴河上修建狭河木岸以防淤积, 通过沉沙池 (湖泊) 使浑水变为清水。第五类为沟洫治沙。明清两代都有散水以治河、分沙以肥田的治沙理论。

水文学

我国古代水循环理论早在战国时代成书的《吕氏春秋·圜道》中就有记载, 所谓“云气西行, 云云然, 冬夏不辍;水泉东流, 日夜不休……”它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我国所处海陆地区水循环的客观规律。水文测验有悠久的历史, 考古发掘表明, 战国时代李冰在都江堰工程上开始用石人观测水位, 其他地区也有历代的“水则”保留下来;唐代开始, 在四川涪陵长江里的“白鹤梁”上已有枯水题刻 (石鱼) 。至于洪痕或洪水题刻则遍布全国, 不计其数。降雨观测方面, 秦代就有了各地向中央报雨的制度;南宋数学家秦九韶还提出了各种量雨器计算雨量、雪量的方法;清代故宫有《晴雨录》, 依照十二时辰记载1724~1903年北京地区的降水情况, 其间资料共有174年, 昼夜不断。泥沙测验起源也很古老, “一石水而六斗泥”即是先秦时期关于黄河、泾河的普遍认识。关于流量, 宋代改建汴渠时用平方尺计量河槽断面, 用水流的“湍缓”来定性描述流速, 初步有了流量概念;元代文献把一平方尺称作一“徼”, 以徼计算的水量叫“水程”或“水直”;计量单位时间内通过某一断面水量的方法在清康熙年间陈潢已完整提出, 同时代的康熙皇帝本人作了更明确的描述:“先量闸口阔狭, 计一秒所流几何”。这与现代流量概念完全一致。

对于江河涨落, 古人早有总结, 秦汉已有“桃花水”“秋水”的称谓, 北宋时每个月的水涨水落均有专名, 并认为河道涨水有定期出现的规律, 所以起名叫“信水” (守信用的水) 。到明清, 信水的说法被“水汛”取代, 相沿至今。快马报汛制度至迟始于16世纪。

我国古代水文测验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确凿的记载, 以至国内外专家谈到水文测验史, 言必称埃及、中国。但是我国古代水文学理论定性描述的多, 定量描述的少, 在测量工具、数学计算、模型试验等方面一直没有发展起来, 以致近代落后于西方。

水利文献

中国古代水利文献之多为世界之最。现存水利专著有通史、专史、河道史、地区水利史、渠塘史、闸坝史等, 粗略估算在300种以上。正史、政书、各种一统志、省志、府县志及地理书中也有大量水利记载。加上各类著作中的水利事迹记载, 字数在1亿以上。历史上最早的水利名著为《尚书·禹贡》, 它成书于战国时期 (公元前480~前222年) , 记述了大禹治水的传说。最早的水利科学总结是《管子·度地》。第一部中国水利通史是《史记·河渠书》。第一部记述全国河道水系的专著是《水经》, 约成书于公元220~232年间。现存最早的河工技术专著是《河防通议》, 成书于1048年。最大的古代水利总集是《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和《再续行水金鉴》, 它上起远古, 下至1911年, 共有1000多万字。其他名著还有《治水筌蹄》《河防一览》《治河方略》等。丰富的水利文献记述历史, 探讨理论, 指导实践, 对促进中华水文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流的水利科学家

李冰

李冰是战国时期的水利科学家, 都江堰的创建者, 他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王末年 (约公元前256~前251年) 为蜀郡守, 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都江堰工程, 因而使川西平原富庶起来。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 李冰曾在都江堰安设石人水尺, 这是我国早期的水位观测设施。他还在今宜宾、乐山一带开凿滩险, 疏通航道, 又修建汶井江 (今崇庆县西河) 、白木江 (今邛崃县南河) 、洛水 (今石亭江) 、绵水 (今绵远河) 等灌溉和航运工程, 同时修索桥、开盐井等。人民怀念他的功绩, 建设庙宇加以纪念。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神话。

王景

在东汉初 (公元69年) 王景治河后, 有几百年史书上关于黄河水灾的记载几近空白, 以致有了“王景治河, 千年无患”的说法。但不论是否“千年无患”, 王景治河确实功劳不小。这次治河动用几十万人, 从荥阳至海口摆开千余里, 其规模在古代空前绝后, 其措施除了常规的疏河、筑堤以外, 过人之处是“十里立一水门, 令更相洄注”。王景是“墕流法” (侧向溢流堰泄洪技术) 的发明人, 与贾让提出在黄河上“多张水门”以“分河流”设想的时代 (公元前6年左右) 也很接近。由此有学者推断, 王景是把贾让中策的设想部分地变成了现实, 在黄河上采用了建闸控制分流的技术, 至少在黄河、汴河分流处是这样。许多学者认为这也是王景治河成功的关键所在。王景在黄河这样的大河上建闸, 人为控制水流, 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实践, 是人类水文明史上不可多得的一笔财富。

郭守敬

郭守敬 (1231~1316) 是元代杰出的科学家, 擅长水利及天文历算, “巧思绝人”, 曾任都水监、太史令等职。他在今宁夏河套地区、京冀豫地区以及京杭运河山东段开通前夕的汶泗河地区做了大量的勘查测量工作, 提出了二十几条有关水利的建议, 治理河渠塘堰几百所。

在元大都 (今北京) 附近, 他主持重开金口河引永定河水, 主持建设了最后打通京杭运河全线的通惠河工程。郭守敬设计制造了20种天文仪器, 进行了南北一万一千里、东西六千余里的天文大地测量, 1280年完成《授时历》。他首先提出了“海拔”的概念, 比德国数学家高斯早560多年。

潘季驯

潘季驯 (1521~1595) 是明代著名治河专家, 曾4次出任“总理河道”, 主持治理黄河、淮河、运河, 在治黄理论和实践上有重要建树。针对当时河势散漫的情况, 他在徐州以下黄河两岸高筑大堤, 挽河归槽, 实现束水攻沙;堵塞高家堰决口, 加固高家堰大堤, 逼淮水尽出清口, 以清刷黄;以洪泽湖拦蓄淮河洪水, 并为运河提供水源。他还提出了利用黄河本身冲淤规律实行淤滩固堤的措施。由他奠定基础的明清河道一直维持了300年之久。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把治沙提到治黄方略的高度, 实现了治黄方略从分水到束水、从单纯治水到注重治沙的转变;提出并实施了解决黄河泥沙问题的三条措施, 即束水攻沙, 蓄清刷黄, 淤滩固堤;著成《河防一览》一书, 系统总结、完善了堤防修守的一整套制度和措施。后人评价说:“治河人员只要能记住他书上的一两句话, 提出的措施办法就会高人一筹”。

李仪祉

李仪祉 (1882-1938) 是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教育家。他早年留学德国攻读水利, 1915年学成回国后, 在中国第一所水利学校———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授、校长, 以后又任陕西水利局局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工程师等职。在陕西, 他应用近代技术规划了“关中八惠”灌区, 并亲自参与了泾惠渠、洛惠渠、渭惠渠建设。1933年他在天津创办了中国第一水工试验所。李仪祉重视引进西方先进水利技术, 通过对黄河、淮河、长江治理的规划, 将许多西方的先进水利科学技术引入我国, 同时还培养了大批近现代水利人才。1931年, 他倡议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水利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 并当选为会长, 以后连选连任, 直至去世。

在近代史上, 古老的中华水文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已落后于西方。而李仪祉则是这一时期促进东西方水文明融合的代表人物之一。

摘要：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 中华水文明在世界水文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早在很久以前, 勤劳聪明的中国劳动人民就用自己的智慧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水文明, 在中国的大地上建造了许多奇迹般的水利工程, 这些工程为中国农业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华文明的三大纪元 篇3

作为研究古代经典的学者，我一直被如下问题深深烦恼，即如何把中国古代经典做成让韩国年轻人可以读的书。因此，我最近正进行着庞大的注释作业，已经完成的有《论语》《孝经》《大学》，目前正埋首于《中庸》的韩文注释。

我出生于韩国，而韩国是一个小国。出生在小国的人再怎么努力用功，所能发挥的影响力还是有所局限。但是，出生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在大国出生、拜大国所赐的机运而成长的各位，一定会成为“大人”，而不会成为“小人”。因为是出生于大国，虽然必须经历激烈的竞争，但只要站上领导的地位，在同样努力之下的各位，当然能拥有极大的影响力。若想想中国的未来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人类的未来，各位一定要成为“大人”。所以，中国的责任是很艰巨的。我们可以这么说，中国选择何种历史进程，将会决定人类的未来。过去唐朝的文明非常开放，融合了世界多个地方的成就，而且非常华丽，也将华丽的文明成果跟周边国家分享。当时中国是具备主导世界文明资格的领袖。

现在北京大学有一个“高等人文研究院”的学术机构，院长是杜维明老师，他是我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的主考官。他曾经提出“中国文明三大纪元论”（Three Epoch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的有趣论述。我受到他论述的启发而有过许多的思考。第一纪元是孔子所创造，孔子把自己之前的中国文明传统加以整理，而创造了新的文明纪元。不过，许多人只要想到中国文明，都会把它当作是悠久的古文明而引以为荣。但是在人类的古代世界中，中国毕竟不属于古文明。就古老的程度而言，殷墟的甲骨文与埃及尼罗河边吉萨（Giza）的大金字塔，在相同的时间范畴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中国文明在古代世界中，是属于最近世的文明，它的伟大性并不在于历史悠久，而是在于它打破神话的桎梏，创造了人文文明的革命。从孔子的血统来看，他虽是殷代的后裔，却能摆脱殷朝的宗教桎梏，开创周代人文文明新的集大成。他力图通过诗歌来探究文明的核心。他说“述而不作”，实则是透过“述”（Transmission of the Grand Tradition）来“作”（Creation of a New Humane Civilization）。所谓“作”，是意指为人类存续的文明价值创造新的转机；“作”就是摆脱神话的人文作为。

第二纪元是由朱子这个人物来代言。当然，这个纪元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够完成的。中唐时期的韩愈、李翱，以及北宋的史学家司马光，还有与他同时代的周濂溪、张横渠，以及二程等先驱，由于朱熹集他们的时代精神之大成，因此一般都将朱子视为第二纪元（The Second Epoch）的主角。在第二纪元，有来自天竺与西域的重大挑战，印度的佛教成为这个挑战的核心。但并不只是佛教而已，许多西方的文明与佛教一起进来了。而且，基督教也从波斯传来。从波斯传来的基督教被称为“景教”，它在唐朝有多么盛行，从现在保存在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就可以得到证明。说到基督教，尽管各位可能都会联想到明朝的利玛窦（Matteo Ricci）或是罗明坚（Michele Ruggieri），或清初的汤若望（Adam Schall）等人物，但在他们更早之前，波斯的萨珊王朝（Sāsānian Dynasty）灭亡之际，在当地蓬勃发展的基督教被唐朝大举吸收，对唐朝文明的兴盛，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佛教虽然是印度人所创的宗教，但是它一被传到中国，就经历了被彻底中国化的过程。复杂的唯识哲学也被翻译成适合中国人口味的有格律的诗，印度佛教多元的教义与论述，经过天台宗与华严宗庞大的中国化论述之后，最后升华成为禅佛教非常简洁独特的诗的境界。印度佛教的主要概念在汉译的时候，都借用汉文蕴藏的概念来表达其义，而被称之为“格义”。因此，我主张，中国佛教基本上是格义佛教。所以，禅佛教可以说是格义佛教的巅峰。禅佛教有名的公案集《碧岩录》，可以说就是佛教的“论语”化。孔子与他的弟子进行的问答，在此以禅的形式表现出来。

由于波斯王朝的灭亡，使得景教只能在中国发挥如同罗马教廷的中枢控制作用。于是基督教也被彻底中国化，景教几乎与佛教或道教一样被中国化到无法分辨的程度。

朱子学并非如马克思唯物史观所认为的，是幼稚的“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理论体系，而是经历上自汉代下至唐代的多元文明的挑战，创造了主体性新理论的第二纪元，正是人类文明的新范式。历经基督教、佛教、西方文明的多元挑战，同时新创立了可与其匹敌的中国价值观。朱熹找到了自己的四部经典，足以媲美西方的宇宙论、认识论。就是所谓的“四书”。《大学》把握了儒学精神的大纲，《论语》发现了儒学的根底，《孟子》展现了儒学逻辑性发展的样貌，《中庸》体现了儒学形而上学所有的微妙价值。这是朱熹所提示的四书读书法。他还为四书做了新的注释，做出所谓《四书集注》的天下名著。这部《四书集注》支配了东亚文明七个世纪之久。

现在我们要谈第三纪元（The Third Epoch）。第三纪元的主角是谁呢？究竟是谁创造了第三纪元的主轴呢？第三纪元的背景跟第二纪元的背景相同，有西方的挑战。但是，这次的西方挑战比印度或者波斯更加遥远，就是来自西欧带有很强烈的演绎性体系的文明。其中，宗教也带着更加强烈的演绎性教义传来，科学也在数理上，以很缜密结构的演绎逻辑做基础。启蒙主义以来形成的所有西欧成就，席卷了中国。其中最强烈的是自然科学、资本主义、民主主义，以及西欧的生活习惯和思考方式、价值体系等这些东西。那也是形成西欧近代的一切价值，这些价值跟中国本土的价值发生冲突。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的“天下主义”蜕变成为“民族国家主义”。现在没有人将中国视为“天下”。各位也很清楚地了解，中国现在是一个国家。这也是从小民族主义的藩篱来思索的。这真是惊人的变化。

在我上述列举的三种强烈挑战中，中国放心地接纳了自然科学。在中国儒教的世俗价值和西欧的科学之间，没有理由发生任何冲突。本来，超越资本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那些冲突的第三个因应方案，应以“共产主义”的形态接纳。不过，“共产主义”也不是中国的，那是资本主义的历史对策在西欧所给出的替代方案。

作文文明中华民族的气质优秀作文 篇4

生活中不是缺失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我便用我的眼睛，从生活中发现了美，发现了中华气质。 那是一个周末早晨，我去省图书馆还书。公交车上，一个胖胖的男孩，啃完最后一口汉堡，就下车了。也许是因为没睡醒，他把汉堡袋子往车上垃圾桶方向一扔，就下车了。汉堡袋子擦过垃圾桶，又落到了楼梯上。这时，前边座位的女孩跑过去，捡起了袋子，扔进垃圾桶。你干吗呢?袋子上那么多油，又不是你扔的。捡它干吗?她旁边的女孩满脸疑惑。要是每个人都因为垃圾不是自己的而不捡，那世界不成垃圾堆了。老师不是说过，‘校园里看到垃圾要捡，校园外也是一样，西安是咱们共同的家’吗?

女孩认真的说道，再说了，咱们小学生不就应该讲文明懂礼貌么?我看到她旁边的女孩，脸上浮起两片红云。是啊，讲文明，懂礼貌，就应该是我们小学生的写照。我们要爱党，爱国家。国家便是自己的家，党便是我们的母亲呀。我感到那女孩从地上捡起的.不只是一个袋子，更是我们小学生的文明、素质、对祖国的热爱啊! 我们要用真诚的眼光去发现美，发现生活中的文明。文明礼仪，就是中华民族的气质，就是中华民族之根本。

中华文明作文 篇5

没错，这次我们小记者要参观的便是开头所讲的“潭王村”，而吸引我们的并不是潭王村美丽的外表，而是那培养了千千万万伟大解放军战士的蓝康小学旧址和那曾称霸河面的龙舟。

“咔擦!”在合下一张大合照后，我们迎来了当地的潭王小学教导主任——柯贵平。他将和我们小记者一起，在接下来的旅程里领略历史，参观龙舟。

跟随着柯贵平老师的脚步，我们走进潭王村红色主题公园。来到了龙舟存放地——藏舟阁。从未如此近距离接触龙舟的我和小记者们一起涌上前去与龙舟拍照合影，并用手轻轻地抚摸龙舟，有的小记者甚至闭上眼睛，仿佛在感受龙舟身上的变迁沧桑。

这时，柯贵平老师走了进来，他腰系扩音器，有声有色地将龙舟的每一处，每一点，甚至龙舟背后的故事都讲得活灵活现，仿佛这些事情就发生在我们眼前一样，而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似乎我们已经掉入这故事里一样。

随后，我们去参观了一座大祠堂，祠堂里面挂着展览画，都是在介绍抗日战争时期潭王村里发生的抗日英雄事迹，柯老师一边指展板，一边给我们讲解当年村里的革命史。

听着老师的课，在历史的长河里巡游，不知不觉，我们的“午餐铃”早已响起，于是，我们再次坐上校车，赶往食堂去吃午餐，我们吃的是当地的特产，其中有一种豆干十分好吃，不仅口感极佳，而且味道诱人，令人回味。

传承中华文明美德作文3000字 篇6

作为一名少先队的队员，为了用实际行动向雷锋叔叔学习，曾韵璇，秦可，秦铭蔚和我，相约一道去福利院看望了孤儿及孤寡老人。

上午10点左右，我们一行人来到了福利院。我们决定先去看望孤儿。来到照看孤儿的那栋楼前，发现整栋楼装饰得很漂亮，五彩缤纷，就像儿童乐园一样。我想：这些弟弟妹妹在这里生活得好吗?他们会不会想他们的爸爸妈妈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走进楼里。来到门前，只见孤儿们正在吃阿姨给他们蒸的蛋花，我们轻轻的推开门，悄悄的走了进去。孤儿们很怕生人，但为了更好的了解他们，我们走近他们，孤儿们发现了我们。这时，一位7个月大小的弟弟突然大哭了起来，我问那位阿姨，小弟弟怎么哭啊，阿姨解释道：“他以为你们是坏人，而且这是他的‘地盘’，看见几个生人来‘践踏’，所以就哭了!”由于这个小弟弟的`哭声太大太吵，那位阿姨不得不把他抱进了学步车，边哄边陪他玩，免得引向其他孤儿的情绪。我们也赶紧拿出饼干和糖果喂那些可怜的孤儿，当我把饼干拿给一个周岁大小的妹妹时，她不伸手，却一直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这时，我问阿姨，小妹妹怎么不伸手啊?阿姨说：“她的手残废了，不能活动，只能喂她吃。”得知这个情况，我真为自己感到幸福。于是，我把饼干小心翼翼的掰开，再分成小碎片，慢慢的为进她嘴里。

我们把饼干和糖果分发完后，又好奇地向阿姨们提起了问题。

我问：“阿姨，你们是从那里找到他们的?”她说：“他们的爸爸妈妈把他们放在我们福利院门口，我们就找到他们了。”“那他们长大后，如果问起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办呢?”我又提问。“那就告诉他们自己没有爸爸妈妈。”听了阿姨的回答之后，我心里在隐隐作痛。

从孤儿楼出来，我们又去看望孤寡老人。我们来到孤寡老人楼里，给每一位老人送上了一份香蕉和酥梨，并与他们聊了天，还和老人们唱起了歌，当场写了慰问信。老人们问我们是哪个学校的学生时，我们回答：“我们是城七校的学生。”当老人们又问起我们的名字时，我们齐声的回答了一个响亮的名字：“雷锋!”

诵古诗文,感悟中华文明 篇7

一、从古诗中感受美

古诗文是我国文化历史上的一块瑰宝,其创作艺术,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如何引导学生从诗文中感受美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 通过诵读体会韵律美

古诗文十分讲究平仄相间,错落有致,因而读起来有很强的抑扬顿挫的节奏感和韵味,听起来也悦耳动听。在诵读中,应以平仄相间的规律来指导抑扬顿挫的节奏变化。如王之涣的《登鹳雀楼》,它采用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的格式。根据这一格式,我们可以把诗句作适当地断句,处理为: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同时将“尽、流、千、一”定为重音,这样,就能使学生在读正确的基础上,读出诗的节奏和韵味。当然,诗的平仄处理并非只有一种规律,只有帮助学生把握了诗的平仄规律,才能让学生在诵读中更好地体会诗句的韵律美。

2. 通过想象品味词句美

想象是诗的翅膀,没有想象和联想就没有诗。古诗中有很多名句都充满着神奇的想象和丰富的联想。像“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由于古诗词言简意赅,只有“神”而未有“形”,因而在指导学生诵读时,教师就需要让学生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思想感情等,展开丰富的想象和联想,把诗句中的“二月春风似剪刀”“疑是银河落九天”幻想成具体的影像,从而品味作品中的词句美。

3. 通过赏析细品艺术手法

我国古诗文在艺术手法上可是丰富多样,或虚构、或夸张、或想象……在诵读古诗文时,一定要细品其艺术手法,仔细玩味诗词中审美对象的象征意义。如李白的《夜宿山寺》:“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只要引导学生细品味,就知道诗人是采用了极度夸张手法,用“高百尺,摘星辰”烘托了楼高,然后,诗人又采用对比手法,再次巧妙地烘托了楼高。经过赏析后,读起来就更有艺术味道。指导学生赏析,就是要让学生细品作品的艺术手法,在诵读中为美陶醉。

二、从古诗中悟出灵性

“人之初,如玉璞”,人之少年,就如一块尚未经过琢磨的宝玉。我们可以利用祖国悠久的文化传统,开发学生的智慧,让他们在诗文中感悟灵性。

1. 培养想象力

“没有想象就没有欣赏”。诗歌欣赏同样离不开想象。在指导学生欣赏,诵读古诗文的过程中,可以让学生根据作品的语言描绘,在脑中勾画出各种人物、情形、环境,并设身处地体验作者的处境和思想感情、内心活动。这其实就是想象的过程,学生通过多次练习,不断地丰富、拓展、补充诗文中的艺术形象,其想象力就能得到很好的培养,同时也能促进形象思维的发展。

2. 发挥创造性

想象与创造是不可侵害的,当学生具有了丰富的想象力时,其创造力就会得以发挥。因而,在诵读活动中,可采用多种方式诱发学生的创造性。如:诵、画、编、演。诵,即朗诵,早在古代就有“口诵歌乐之篇章,不以琴瑟歌也”,这是让学生通过立体的语声,活化诗作中的文学符号,让人直接感受美,是一个对诗作进行再创造的过程;画,是让学生用笔,颜料把诗作中的文学转化为图画的创作过程;编,是让学生根据诗文的文字,把它们创编为一个小品、一个故事;演,是让学生充当演员,把诗文的情节生动体现的一种创作过程。无论哪一种方式,其最终目的都是要让学生运用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去活化诗文,再现诗文。

3. 塑造个性

既然诵诗本身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那么,学生也可从这再创作的过程中塑造其独特的个性。古诗文的艺术风格是多种多样的,有雄浑的、典雅的、绮丽的、豪放的、含蓄的……不同的艺术风格塑造了不同的个性。学生在诵读中可将诗文进行归类,根据自己的特点挑选喜爱的类型。有的学生之所以喜欢诵读李白的诗,是因为喜欢那清丽洒脱的诗风,大多也想塑出柔中带刚的个性;有的学生在诵读中总爱挑选篇幅长、较难背的诗文,这是因为他们想给自己创造一些难度,考验自己在诵读中承受挫折的能力,这些人大多有着顽强的个性。由此看来,诵读古诗文的确能塑造学生的个性。

三、从古诗文中育美德

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美好的品德是指导行为的根据。而美好品德的形成有多种渠道。如果我们充分利用祖国的传统文化,让学生在诵读过程中受到传统理念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将对培养学生品德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国学家南怀瑾认为,诵读古诗文的意义不在于培养出多少个诗人,而在于使孩子们渐渐懂得“人伦之道”的“做人”道理,懂得“生存”之道的“生活”艺术,懂得人生进入“文学”化的境界。这正体现了古诗文对学生人格发育所起的作用。然而,近几十年来,我们却忽略了这一文化宝藏,忽视了它对人文素质培养所起的作用。人文精神建设乃是立国之本。古老的《易经》中有一句至今犹值得我们沉思的名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指导学生在记忆力最好的时候,对古诗文进行反复诵读,可以使他们受到千古美文的文学滋养,如“天下为公”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风骨,“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读了《石灰吟》,可让我们体会到石灰的可贵之处;读了《明日歌》,可让我们清楚时间的宝贵,把握今天;读了《岳阳楼记》,可让我们在感受祖国壮美河山的同时,感受诗人的博大胸怀,这些不正是学生人格发育的营养剂吗?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下） 篇8

选择开明

开明的核心有四点：一是民为贵。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章句下》）这已成为经典性的话语。二是广开言路。从谏如流，班彪说：“从谏如顺流”，（《文选·王命论》）这是明君的必要条件。三是举贤授能。《礼记》说：“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举贤而置之”。（《礼器》）这是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四是以法为准。唐太宗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政要·公平》）其中包含了一定程度的法治思想。中国人往往将“盛世”与“开明”联系起来，称之为“开明盛世”。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和开元之治，这些盛世都是比较开明的。即以唐代为例，太宗对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贞观政要·教戒太子诸王》）太宗问魏征：明君和暗君的分别，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贞观政要·君道》）太宗深以为然。先天二年，玄宗任命姚崇为相。姚崇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提出“十事”，从施行仁义、不求边功、停止宦官和外戚干政、免除杂税等十个方面申述了自己的意见，玄宗从谏如流，取得很好的效果。姚崇罢相时，推荐刚正极勇的宋璟继任相位。宋璟继续贯彻姚崇的政策，使得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宋代的政治设计也有一定的开明性。宋代健全了一整套文官制度，皇帝和大臣、中央和地方、行政和监察，既相配合也相制约。就以皇帝与大臣的关系而言，陈亮引仁宗的话：“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龙川集·论执要之道》）仁宗表示，处理天下事不专由自己一个人决定，便是一种相当开明的态度。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文明的发展需要开明，唯开明才能广得人心，唯开明才能云蒸霞蔚。

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之四：选择革新

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老文明中，虽不是最早的，却是唯一没有中断过的。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华文明中包含着变易的思想，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诗经》赞美周文王说：“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大雅·文王》）便是对“维新”的赞美。《周易》说：“日新之谓盛，生生之谓易”，（《系辞上》）指出不断的变易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周易》又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变，是从穷到通的关键。其实，《周易》的这个“易”字，就是变易的意思。关于中国哲学中的变易思想，张岱年先生举了孔子、老子、庄子、张载、程颢、程颐、王夫之、戴震等一系列哲学家的言论，总结说：“中国哲学有一个根本的一致的倾向，即承认变是宇宙中之一根本事实。变易是根本的，一切事物莫不在变易之中，而宇宙是一个变易不息的大流。”（《中国哲学大纲》）这种变易的思想，常常被用来作为变法的依据。近代的康有为托古改制，他说：“夫至变者莫如天。夫天久而不弊者，为能变也。”（《变则通通则久论》，见上海时务报馆光绪二十一年版《南海先生四上书记》）这段话既符合传统的思想，又服务于其变法维新的主张，可以视为他对中华文明历史经验的总结。验之以中华文明的历史，几千年来不知经过多少次大大小小的变革。就带有全局性的制度而言，从分封制到郡县制，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从城市的里坊制到街巷制，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明的长足发展。从分封制到郡县制，巩固了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从察举制到科举制，促成了新型士人的成长；从里坊制到街巷制，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如果就文学体裁这一个局部而言，从古体诗到近体诗，再到词和曲；从文言小说到白话小说；从杂剧到传奇，每一次变革都带来文学的突飞猛进。

毋庸讳言，中华文明中也包含着因循守旧的因素，所谓“祖宗之法具在，务行故事，慎所变改”。（《宋史·王旦传》）诸如此类的话不胜枚举。回顾历史，凡是革新的力量占据主导地位的时候，文明就得以健康发展；凡是因循守旧的势力占据上风的时候，文明的发展便受到阻碍。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革新是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不断前进，只有不断革新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选择开放

中国的汉唐盛世，都是开放的朝代，中外文化的交流十分活跃。汉代通西域，带来了中亚和西亚的文明。公元前2年，佛教传入中国，在思想观念、生活习俗和文学艺术等许多方面，对中国固有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佛教传入之前中国只有今生此世的观念，是佛教带来了三世（前世、今世、来世）之说，把思维的时间和空间都扩大了。反切的产生和四声的发现与佛经的翻译有关。随着佛经的翻译，汉语的词汇扩大了，文学观念也多样化了，诸如“空”的观念、“境界”的观念，都与佛教有关。更值得注意的是，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而形成的禅宗，已经成为中国本土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至于唐代，对外文化交流更加频繁。丝绸之路开通，形成双向交融的文化格局，唐代文化既得以向外广泛传播，同时也从外面得到很大的补充。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大都市，都是中外文化交汇的地方。长安是当时最大的国际都会，在8世纪前半叶，人口已经达到百万之多，居住着许多外国的王侯、供职于唐朝的外国人，以及留学生、学问僧、求法僧、外国的音乐家、舞蹈家、美术家，还有大量外来的商贾。大食、天竺、真腊、狮子（斯里兰卡的古称）、新罗、日本等许多国家的使臣络绎不绝。在宗教方面，除了道教和佛教，伊斯兰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也都得以传播。唐太宗设立的十部乐，其中四部来自唐朝境内少数民族，四部来自国外。到了明代，一个具有标志性的对外交流活动，就是郑和下西洋，其足迹远达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密切了中国与一些国家的外交关系，成为中华文明对外开放的壮举。

中外文化的交流有利于双方的文明发展。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传入欧洲，对西方文明的重大贡献已是公认的事实。明末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用科学作为传教工具，激起中国一部分士大夫对西方哲学和科学的兴趣，这包括古希腊哲学、伦理学、语言学、逻辑学、地理学、医学、生物学、数学、历算，以及美术、音乐、火器、水利、建筑等等。而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16世纪至19世纪的300年间，玉米、甘薯和马铃薯等美洲作物的传入和推广，对中国开发地广人稀的山区，满足对粮食的需求，从而发展生产力，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很可惜，当欧洲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革命带动西方社会迅速发展之际，中国的统治者却安于现状，闭关自守，以致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明显地落后了。这是一个惨痛教训！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有志之士为了救亡图存，纷纷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文明，魏源编纂《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的方针，便是一个标志。此后，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从科学技术的层面到政治、人文层面的深化过程。种种新事物迅速出现，中华文明开始逐渐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直到今天，打开大门与走向世界，仍然是尚在继续的历史任务。

中华文明的历史告诉我们，开放是文明发展的重要条件，唯开放才能吸取其他文明的长处，唯开放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以上所述，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我相信，上述各点对今日中国有借鉴意义。也许，其意义会超出中国的范围，对其他一些国家也有参考价值。

传承中华文明共铸家园初中作文 篇9

中国，最贴切的形容词便是：文明古国、千年大国、礼仪之邦。可不管是哪个形容词，都凸显出中国是一个文明的特性。是的，因为有文明，中国才会有千年的底蕴。因为有文明，中国才会成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大国。

中国是一个千年的大国，其中不知道涌现出了多少影响世界的文明。四大发明：造纸术，因为有造纸术，中国的文化才得以传承。活字印刷，因为有活字印刷，中国的文化得以传向世界。指南针被广泛用于航海和指向。炸药更是矿物开采的`必备品。四大发明是影响世界的文明，是中华文明最杰出的著作之一。

除了四大发明，在科技方面，中国更是有许多其他的著作：赵州桥凸显出我国古代先人的智慧，万园之园的圆明园更是我们华夏文明的结晶，古代中国王权所在的故宫及其文化也是我国的宝贵遗产。

中国，一个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度，中间经历了数十个朝代，从夏商的青铜文化到现代56个民族多样的文化，哪一个不是中华文明的象征?!中国文明从唐朝开始兴盛，唐代的诗词是最著名的。其中出现了诗仙李白、诗圣杜甫等著名诗人，李白的诗飘逸向往自由，诗圣杜甫的诗悠闲恬静，唐诗是中国诗歌的一颗明珠。宋代诗词更以词曲闻名中外，出现了李清照、“三苏”等大词人。明清小说将白话文推向高峰，《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三国演义》并称四大名著，流传后世。

虽然我们华夏文明曾经是影响世界的文明，可是我们不得不沉痛的看到，我们的传统文明正慢慢被丢弃和窃取，从基本礼仪到科技发明，为什么我们还要向韩国学习拜孔仪式，为什么韩国人说孔子是他们的祖先?为什么日本人说我们的武术是从日本学的?我们不珍惜自己的文化，别人就将之窃为己有，我们纪念屈原端午节居然是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国人们，觉醒吧，不好好保护自己的文明，我们就丢弃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歌颂中华文明的作文 篇10

2009-11-16

简要内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探源工程第二阶段从2006年初到2008年底,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研究的空间范围扩大到黄河上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及辽河流域,研究的时间扩展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

打小起,我们就接受了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是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这样的事实,并为能够生于这样的国度而骄傲。长大后才知道,我们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4000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中华文明从何时开始,从哪里起源,最早的“中国”又是什么样子?这些看似不成问题的问题,竟成为一代代学者兀兀穷年的追问。

于是有了上世纪末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有了从本世纪初持续至今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今年8月21日出版的美国《科学》周刊以此为封面专题,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

目前,探源工程第二阶段的工作已经结束,第三阶段的工作即将开始,世界和中国都想知道,经过8年的探寻,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又向前推进了多少。

二里头:最早“中国”的雏形

在古代中国,“国”字的含义是“城”或“邦”。在金文或青铜器铭文中,国字的原始字形作“戈”加“口”,戈是声符,有执戈守城之意,口表示城邑。从字形上可以看出,一个邦国是以都城为中心而与四域的农村结合在一起的,“中国”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

河南偃师的二里头,一个地处中原腹地洛阳平原的普通村庄的名字,在麦田覆盖的地下,掩藏着最早的“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许宏在他的新作《最早的中国》中如是说。

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在探索夏墟时发现的。1928年起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在考古学上确立了殷商文明的存在。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认为,殷墟的甲骨文非常成熟,而文字从形成期步入成熟期至少需要千年的历史,殷墟精湛的青铜器制作工艺也不会从天而降。在商之前必然有更早的文明,二里头文化就是更早的文明。

从1999年起在二里头从事十余次挖掘的许宏说,文明形成的标志古今中外莫衷一是,物质形态的标志包括城市、文字、青铜器以及礼器,社会形态的层面包括社会分工、阶级分化以及国家、王朝。二里头无论从哪个角度都展现了成熟的文明。它至少有五个“之最”:迄今可以确认的中国最早的王朝都城遗址、中国最早的大型宫殿群、最早的“紫禁城”、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青铜作坊,还有最早的城市主干道网。这些都表明了王朝文化已经形成。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儒家礼制,都可以在二里头找到源头。二里头出土的三足酒爵,与商朝出土的酒爵造型大致相同,贵族墓葬里出土的青铜器、乐器、玉礼器,构成了独具特色的礼乐文明。而这正是华夏早期文明的特质。”

文字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但在二里头被认为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划符号,仅见于陶器和骨器。对于它们究竟是不是文字,目前尚未形成统一的意见。“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身份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是待解之谜。”许宏说:“二里头无论是夏晚期还是商早期,都不妨碍它是最早的中国的雏形。”

满天星斗:最早“中国”之前的状态

在考古界,就是最保守的人也承认,在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但二里头所呈现的也是相当成熟的文明,应该也是经过一个相当漫长的发展过程才可以抵达的。那么,在这个最早的中国之前又处于怎样的状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所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负责人王巍说,一个又一个的重大发现,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的确存在着比二里头文化更为遥远却更为发达的文明形态。

10月24日,牛河梁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动工。这也是一个让中国考古人振奋的名字。上世纪80年代,在辽西凌源、喀左、建平三市县交界处,发现了距今约5000多年的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其布局和性质与北京的天坛、太庙相似。随葬种类丰富、玉器制作精致的贵族墓葬,表明当时社会已经出现了贵贱贫富的分化。这一重大发现几乎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多年,被形容为触摸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曙光”。

在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考古人员对有着8000多年历史的敖汉旗兴隆洼遗址进行了近10次考古挖掘。他们在这里发现了粟和黍以及世界上最早的玉器。黍的发现为世界上悬而未决的黍的起源地提供了线索,而玉器的发现也拉近了该地区与文明的距离。

在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西南,有一泓静谧的水域叫贾湖。载入史册的贾湖骨笛就是以此地命名的。2001年4月,考古人员在对遗址进行第七次发掘时发现了一支二孔骨笛。它呈棕黄色,两端刻有规则的菱形花纹,花纹细如发丝。经测定,这支骨笛被认定为9000年前的物件,是迄今为止世界考古界发现的最早的二孔骨笛,证明了早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这里就已经创造了发达的音乐文明。

还有山西陶寺遗址,已经出土的千余座墓葬呈现出了典型的金字塔式结构,阶级社会的特征十分明显,比如约90%的墓葬里只有一个人,没有任何随葬品;另有不到10%的墓葬里有几十件随葬品;在不到1%的大墓里,不但有棺材,而且随葬品多达上百件,其中还有像龙纹盘、鼍鼓、石磬等贵重物品。这里还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天文观象建筑。据记载,尧测定了一年的天数、二十四节令和四季。《尚书·尧典》就有“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等历法的记载。这些历法不会凭空而来,陶寺观象台的发现印证了文献所记载的“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的真实历史,这表明该区域可能率先出现了早期国家。

还有2007年在长江流域下游发现的距今4300年的古城,这个古城被认为是新石器时期(距今4000到5300年之间)良渚文化的一部分。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认为,这个古城可能是良渚王国的首都。如果这个推断成立,那么良渚文化就不仅仅是史前文化,它将有可能成为中国的一个朝代,并且早于夏代。

王巍一直认同已故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满天星斗”说,即在距今6000年左右,从辽西到良渚,中华大地的文明火花如满天星斗一样璀璨。在甘青地区有齐家文化系统,在辽西地区有红山文化系统,在海岱地区有龙山文化系统,在长江中游地区有石家河文化系统,在长江下游地区有良渚文化系统,在中原地区有仰韶文化系统。这些文化系统各有其根源,都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

文明探源工程第二阶段把公元前3500年作为研究的起点,王巍说,就是考虑到那个时段中原地区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社会复杂化倾向,同时,在淮河流域、长江中下游、西辽河流

域也都开始了这个进程,出现了等级或阶级分化,早期中国文明在这时已经初露端倪。但这满天的星斗是如何分布的,又是如何闪烁如何消失的,正是探源工程第三阶段的主要任务。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格局

王巍非常喜欢“汇聚”和“辐射”这两个动词。他认为这是中华文明形成的重要模式。在新石器时期的龙山时代,是以各地的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的汇聚为主,从山西的陶寺文化可以看到来自各地的影响。到了二里头文化,情况有了明显变化,表现为以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周强烈辐射为主。二里头文化风格的牙璋在香港和越南都有出土,在内蒙古东南部赤峰地区的大甸子墓地,也出土了二里头文化风格的陶酒器。在文明的早期就出现这样的交汇通道,可见当时文化的生命力有多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副所长陈星灿介绍说,在中华文明起源的问题上,先后存在过四种观点,从最初的“西来说”发展到“东西对立说”,上世纪50年代“中原中心说”成为主流,而现在更多的人认同“多元一体说”。也就是说,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以为黄河是中华文明惟一的摇篮,但满天星斗的说法宣告了这一观念的终结,中华文明的起源呈现出多元、区域性、不平衡的发展态势。

在文明探源的过程中,东胡、山戎、北狄、羌人、西戎、巴、蜀等部族的文化遗存也不断被发现,极大地丰富了对早期中国各地区文化多样性的认识,也为探讨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王巍说,文明探源不是为了重现当年的辉煌,而是要发现细节,要关注几大区域的文化是如何汇聚成中原文明的,中原的文明又是怎样辐射到其它区域,以中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格局是怎样形成的?而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仅靠一己之力显然难以完成。考古挖掘也许可以搭起一个框架,但多学科的参与尤其是科技考古却可以填充细节,让文明史丰满起来,有血有肉。

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文化何以成为“中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袁靖解释,文明社会的诞生,必须具备物质、精神、社会等方面的条件,但最根本的还是要有稳定并且能够持续的经济基础作为支撑。在文明探源工程中设立了技术与经济、环境两个课题。研究发现,农业及自然环境的变化对文明的走向有巨大的影响。

在中原地区,公元前2500年之后,发展出了包括粟、黍、水稻、大豆和小麦在内的“五谷农业”,家畜种类包括猪、牛、羊等。这种多元化的经济模式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人类活动的区域集中在黄土台地,受洪水的影响不大。

辽西地区,其纬度位置较高,气候变冷极易对农业产生致命性的打击。长江中游和下游两个地区比较相似,农业以单纯的水稻为主,对水分条件要求苛刻。在气候波动和水患频繁的双重冲击下,人类活动极易受到影响。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黄河和长江流域发生了较大范围的气候波动,对各地的文化发展和社会演进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长江流域中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盛转衰,位于黄河中游的文化强势崛起。

王巍说,一个区域的文化有高峰也有低谷,在两个阶段之间的过渡中主因是什么?文明的衰落与信仰有没有关系?这些研究对于当代的文明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互动是中华文明发展动力

记者问王巍,在整个探源工程中,一个考古工作者的贡献有多大?他认为,考古学家对于文明起源研究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像对陶寺、二里头、红山、良渚等重要遗址的再发现、再研究,如果没有新的发现,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是不会有大的进展的。

在研究过程中,王巍发现,经济技术的发展对文明、即使是早期文明的形成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一个地区如果没有经济技术的发展,没有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就没有出现剩余产品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一部分人脱离劳动而成为专职管理人员的可能。那么,这个地区就肯定不

会出现文明。凡是文明起源较早的区域,该地区的史前经济发展都是较快的。反之,史前时期经济发展较为迟缓的地区,文明化进程也较为迟缓。

在文明探源工程中,通过植物考古、动物考古也确认了小麦、绵羊、山羊等并非本土的产物,而是来自中亚或东亚。王巍说,这说明中华文明虽然是独立起源的文明,但中华文明与外部世界的交流在它刚开始形成时就存在。各区域之间人群及其文化的互动是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文明也是在互相促进、学习、吸收、竞争中形成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最光荣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类的背景中来研究,它的光辉才更显得鲜明。目前,在中华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还有很多的断裂之处和未解之谜,今后的工作就是试图接上这些断了的链条。历史书上一行字的改写都需要科学家付出千倍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