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精选7篇）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篇1

关键词：《旧址》《银城故事》革命,革命者,消解

李锐的《旧址》和《银城故事》, 虽然创作时间相隔近十年, 却贯穿了从1910年辛亥革命之前到“文革”之后的近一个世纪的历史时空, 以银城这座城市为背景, 展开了对历史与革命的追问。李锐无心重构恢弘的大历史, 而在意于历史时空中人物真正的浮沉和挣扎, 作为在正史中被描述为推动历史的革命和革命者, 在李锐的笔下, 出现了偏差。

一、投机革命:个人私欲对革命神圣性的消解

在“十七年”的革命历史小说中, 革命人物多为“高、大、全”式的英雄, 他们的头上往往笼罩着神圣的光环。他们沐浴在枪林弹雨中, 抛头颅、洒热血, 不仅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 而且有着无可挑剔的人格魅力。但是, 在新历史小说中, 革命者不再是这种接近神的英雄, 而是具体的, 有着不同欲望和动机的真实的个体, 这无疑消解了革命者的神圣的光环, 因而也就消解了革命的神性传说。

在《旧址》中, 作为农民赤卫队队长的陈狗儿之所以参加革命, 发起暴动, 在于他对地主老财长期以来压迫的仇恨, 所以他的革命, 是以个人的怨恨为出发点的, 而四邻八乡的农民也是因为革命可以杀老财分浮粮才跟着他的, 他们并不理解“啥子布尔克、苏维埃”, 只在乎“革命”能让他们得到些什么。队长陈狗儿对待老财家的男人是杀光, 对待太太小姐甚至女仆, 都是自己先挨个“尝一遍”, 然后让队员们分享。在这里, 陈狗儿是为了金钱和性欲参加“革命”, 他所领导的农民赤卫队也就成为一支为了满足私欲而奸淫掳掠无所不能的队伍, 这完全颠覆了大写的革命史给我们的印象。

二、献身革命:现实悲剧性对革命崇高的消解

以往“主流意识形态下正统的革命寓言, 是用胜利情节构筑的理想的乌托邦”, 而在新历史小说中出现的革命, 不再是不败的乌托邦世界, 而是一个充满着血泪、挣扎、脆弱、煎熬的现实人间图景。在这里, 大写的历史被小写化、客观的历史被主观化, “观照个体、观照生命, 细化出每个生命个体面对战争这个庞大的杀人机器时的彷徨与战栗的痛苦心理蜕变过程”[1]成了小说家还原历史的一种方法, 历史不再是冷冰冰的事件和结局, 而成了对人性的一次次艰难悲悯和探寻。

革命与变节。在《银城故事》中, 革命者欧阳朗云和刘兰亭都是一开始满腔热血投身革命, 而到头来却因无法抵抗现实的残酷而悲剧收场。欧阳朗云投弹炸死桐江知府袁雪门本是一件体现男儿热血的革命事件。在刺杀知府之前他就已写下了绝命书, 欧阳朗云对革命无疑是无比忠诚的, 这是一个决心献身革命的革命者。但是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一击, 因为他不忍每天有三个无辜的百姓站在笼子里替他去死, 他的良知受不了, 他没有正史中的革命者那种“忍小局, 顾大局”的坚韧的“意志”, 所以他向聂芹轩自首, 本来这也是悲歌慷慨的行为, 是革命者敢作敢为的表现, 但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又忍受不了聂芹轩“火边子牛肉”式千刀万剐的酷刑, 在惨叫与挣扎中, 临死前他最终无奈地泄露了革命举事的日期, 最终导致了整个起义的失败。欧阳朗云的理想与他的悲剧, 体现了个人在历史中无力的挣扎与沉沦, 欧阳朗云成了一个在伟大的革命家与被唾弃的背叛者之间永远徘徊不定的幽灵, 这就是现实给予的心酸。而历史上, 作为这样最终变节的“革命者”是不会进入正史的, 而只能被无限的抹黑和唾骂。

革命与教育。当刘兰亭意识到搞革命和办学校放在一起是一种两难的时候, 他已经无法回头了。作为银城暴动的指挥者, 欧阳朗云的暴露使他感到了举事的艰难, 为了避免更多的牺牲, 他必须提前取消暴动;作为一个校长, 他想保护自己的学校不在战火中毁于一旦, 就必须取消暴动。当他真正取消了暴动之后, 他却不断地反思自己是否因为太舍不得亲手办起的学校而没有把革命进行到底, 反思是否因为自己的懦弱而让革命黯然流产。他无法说清这一切。他痛感当初不该把革命和办学联系在一起, 这两件看起来同样伟大的事业, 却让刘兰亭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两者都舍不得, 而最终两者都保不住。刘兰亭的内心是艰难的, 所以, 他自杀了, 留下了四个字:无颜以对。刘兰亭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他既有革命的理想, 又有世俗的欲望, 他舍不得自己心爱的妻子, 舍不得自己的学校。本来, 刘三公已经为他买通了聂芹轩, 他完全可以活下去, 但他选择了自杀。他既拒绝了做一个懦弱的人, 又拒绝了做一个失败的人。他的死, 就不再是一个大写的革命者的死, 而是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困境中艰难的自我选择。

革命与亲情。在来银城的路上, 刘振武起义的队伍遇到了岳义天率领的农民起义军, 双方打起来, 混乱中, 岳义天和岳新寿死了, 刘振武并不知道这就是他的亲生父亲和哥哥。当他来到银城, 义兄刘兰亭自杀了。他决心在宴会上杀掉聂芹轩, 发起暴动。但聂芹轩让刘三公作为人质出现在宴会上, 他可以发动暴动, 可以让革命成功, 但是必须牺牲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义父刘三公。在革命大义与亲情之间, 该如何选择, 刘振武面如死灰, 放弃了暴动。他不得不放弃, 这是现实对革命的又一次嘲弄。当放弃革命的刘振武在三公的安排下决定远走他乡, 却在船上遇到了前来报仇的哥哥岳新年, 同样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岳新年一刀刺进了刘振武的心脏杀死了他。

在《银城故事》里, 李锐给我们展现了一种难以挣脱的现实困境。他曾说:“在这个故事里几乎所有的人到头来都走进了死胡同, 都是没有出路的。”[2]欧阳朗云、刘兰亭、刘振武三个都是心怀理想的革命者, 但最后都在无理性的现实面前遭到了嘲弄, 历史不是以革命者的意志为意志的, 现实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悲剧性就轻而易举地取消了他们“伟大的”革命理想, 把他们推入了无法呼喊的深渊, 他们是被历史遗忘的一群人, 是被正史忽略的一群人, 但同时是曾经真实生存、奋斗、挣扎过的有血有肉的人。在这一点上, 李锐表达了看法:“无理性的历史对于生命残酷的淹没, 让我深深地体会到最有理性的人类所制造出来的最无理性的历史, 给人自己所造成的永无解脱的困境。这是一种大悲剧, 一种地久天长的悲凉。”[3]

三、被“革命”迫害的革命者:革命谎言对革命正义性消解

《旧址》中, 李乃之把一生的心血都花在革命上, 当革命胜利的时候, 革命党人以“反革命”这个响当当又无比“正义”的名义屠杀了银城李家几乎所有的成年男子。这个结局不能说李乃之之前没有想到, 正相反, 他应该是比所有的人都清楚革命所要付出的东西, 包括家族的生死存亡和自己的身家性命, 但他全然不顾。革命成功了, 银城李氏家族被连根拔起, 李乃之此时“在北京东郊坦荡的原野上驾驶着‘斯大林’55型拖拉机, 在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中翻开新中国的沃野”[4]。抛弃了家族沉重包袱的李乃之以为自己正在走向全新的未来。但是, 历史的荒谬再一次清晰地呈现。李乃之作为1939年银城起义中唯一没有死的革命者, 不断遭到极左政治审查, 在枪林弹雨的年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的李乃之, 却成为“继续革命”清理的对象, 最终“成功地”在自己人的迫害下凄凉死去。死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张空白处填满了“革命”两字的《人民日报》。可见李乃之生前的困惑。

李乃之的妻子白秋云, 在他死前就自杀了, 因为不堪无尽的极左批斗和侮辱。农场队长张财骂她是狗屎堆, 安排她的工作就是把这边粪池的粪挑过去倒在另一个粪池。她可以忍受极度的恶臭和无数苍蝇对人的侵袭, 但是, 她无法忍受这种对李乃之的诬陷, 无法忍受要求他与丈夫划清界限的勒令:“彻底和大叛徒、大特务划清界限, 揭发检举。”[5]她丢下了身边孤苦无依的只有10岁的小儿子, 吞服大量的安眠药“成功地”“自绝于人民”。

李乃之, 白秋云的死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最无情的嘲弄。曾经抛弃了一切奔赴革命的革命者, 最终却死于“革命”堂而皇之地加在他们身上的污蔑和迫害, 这种悲凉, 早已渗透在那张写满了“革命”字样的《人民日报》中, 而李乃之的困惑, 也成了我们的困惑, “革命”何以能如此“义正词严”地否定一个个革命者的忠诚乃至性命?难道那些革命者一直孜孜追求并为之奉献一生的事业就是这样一种面目?这是对被扭曲的“革命”的诘局。

林贤治先生在思考某些“革命”与革命者的关系时指出:“革命否定了革命者, 但也通过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则否定了革命……与此同时, 他也否定了自己, 肯定自己的现在而否定自己的过去, 但最终连现在的自己也给否定掉了。”[6]革命者摧毁了旧世界, 而那些被扭曲的“革命”本身则最终残暴地摧毁了革命者, 这是极度的悲凉。在此, 那些“革命”变成了一个与元初的意义上的革命背道而驰的谎言, 这个谎言把那些革命的最后一点正义性也消解掉了。

在《银城故事》的后记里, 李锐谈到:“所谓‘客观真实的历史’转眼之间就是客观真实的谎言。所有的谎言都无视生命。我想把那些被无情泯灭的生命从历史的谎言中打捞出来给人看。”[7]通过《旧址》和《银城故事》, 李锐确实多少让我们感受了鲁迅《药》中对不彻底“革命”的思考。

参考文献

[1]李娟, 冯见彩.革命的重构与想象书写[J].当代小说 (下) , 2009 (3) .

[2]李锐, 王尧.生命的歌哭[J].作家杂志, 2004 (1) .

[3]李锐.银城故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2:202.

[4]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2.

[5]李锐.旧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7:186.

[6]林贤治.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J].上海文学, 2000 (10) .

误读革命,抑或创造革命? 篇2

1903年10月當苏曼殊着手为《国民日日报》翻译《悲惨世界》(其时名为《惨社会》)时，文稿中混乱的汉语语法和文字经过陈独秀一一改正并且润色，这本叫《惨社会》的“译著”才得以完成。陈独秀后来对柳亚子说，他的润色其实非常“马虎”，并非用心而为。但此话出自陈独秀之口，多少有些自谦和随性的成分。因为彼时二十岁的苏曼殊的中文水平十分有限，而辅导并提升其中文水平的正是陈由己(独秀)。

一、

在近代中国，雨果(时译为嚣俄)之名最早出现于由梁启超、马君武等创办，在日本横滨出版的《新小说》1902年12月第2号上，以后《新民丛报》复有提及，1903年6月15日《浙江潮》第五期所刊鲁迅(署名庚辰)泽《哀尘》实乃雨果《见闻录》中之随笔，此随笔中的妓女“芳梯”的际遇随后被雨果写入《悲惨世界》之中，但鲁迅似并未察知。依此看，雨果《悲惨世界》的第一个节译本，只能是1903年10月8日-12月1日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的《惨社会》(后结集出版，改名为《惨世界》)了。译者苏子谷(曼殊)其时正在《国民日日报》社当译员。顺着报社办刊的思路，他也先后发表过两篇时文，其中《女杰郭耳缦》介绍美国无政府主义者戈尔德曼的事迹，明显是受当时革命者所崇尚的“刺杀”活动的启发；《呜呼广东人》则直截了当地批评近代广东人的崇洋媚外。除去诗歌外，《惨社会》是苏曼殊第三次直接为《国民日日报》撰文。

翻译《惨社会》虽是苏曼殊作为译员的本职工作，却具有特殊性。因为他起初选译雨果名作《悲惨世界》，期望的是以迂回的方式表达译者自己对于近代中国社会、中国政治的见解。可《悲惨世界》的内容似乎无法满足译者和润色者的意愿，于是翻译便成了改写。后来小说未连载完，《国民日日报》被迫停刊，苏曼殊又不辞而别，接续的内容就更谈不上“译”而主要是“作”了。至于那“创作”的部分是苏曼殊手痒，还是陈独秀所为，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近代中国崇尚革命的知识人，多以法国大革命为模板。《惨社会》问世前的1903年6月22日，章士钊在《苏报》上撰《杀人主义》，称：“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日断头台上，黄旗已招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后，凡提法国大革命，均是一种毋庸置疑的态度。如《说君》一文写道：“法国革命时代，举法国之人，挟其勇往义侠之气，与各国君主宣战，蹂躏大陆，拯各国国民于涂炭，播自由之种子，各国民谢之。”《国民日日报》转录上海《字林西报》之《革命魂》一文更是说：“法国大革命炫耀数千秋之历史，震动五大洲之人物，凡接踵而起者，不胜枚举……夫革命之成败早不可知，而要为民族中所不能免，一国中不能逃之一级。”可是，雨果并非革命时代的人物，他本人也不赞同以革命的方式改造社会。这里面陈独秀、苏曼殊对雨果的误解是明显存在的。

有研究者因此推测，《国民日日报》决定译介雨果作品很可能与雨果诞辰一百周年，日本思想界和文学界大加庆祝有关。但除此之外，《悲惨世界》是否也为近代中国的革命知识人提供了某种可获启发或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呢?

研究雨果的法国学者以为，《悲惨世界》给法国左翼知识人提供的主要是书中所显示出的“道德意义”。尽管在近代中国，《悲惨世界》基本被视，为“社会小说”，而1903年的陈独秀、苏曼殊也谈不上“左”，他们不过是崇尚自由和革命的知识青年而已。不过，在近代中国知识人那里，“社会意义”与“道德意义”并非相互排斥，他们追求的恰恰是“道德意义”与“社会意义”的统一。

但在接受雨果及其《悲惨世界》时，至少陈独秀和苏曼殊对雨果的了解是十分有限的，这种“有限”反而成就了一个不自觉的淘洗过程，淘洗的结果是屏蔽障碍，取得共识，因而直接引发出了彼此的一些共鸣。像雨果对君主立宪的赞赏本来是可以成为接受障碍的，但可能陈、苏对此并不了解，故障碍并未形成，反倒是《悲惨世界》的“下层情结”成了具有调动革命情绪的道德指标。正像法兰西诗人、评论家拉马丁所说的，“不仅因为它(指《悲惨世界》——引者)使幸福的人过于害怕，而是因为它使不幸的人期望过多”。

此时的陈独秀、苏曼殊以及《国民日日报》的同人虽没有行动上的“下层关怀”，却已经有了关怀“国民”的意识。这个崭新的意识在《国民日日报》发刊词中写得很明确。文中说：三千年来。中国在长期专制之下，国人对“国民”之意无法理解。中国只有“蚁民”或“乡民”而无“国民”。国民者，建立国家的基础，国家不过是“民之集合体”，故建立现代民族国家，需要国民及其自觉。作为“第四种族”(即相对于贵族、教徒和平民)的新闻记者因为是“由平民之趋势迤逦而来，以平民之志望组织而成，对待贵族而为其监督”，故“专以代表平民为职志”及“多数平民之志望”。

陈独秀、苏曼殊，包括民国建立前的章士钊这批革命青年，一方面讲“民”，一方面又鼓吹革命，同时努力与康有为、梁启超所说的君主立宪或强调革命代价过大的保守自由的一派争论。但实际上，革命与“民”之间尚没有形成真正的关联性。革命更多地还是体现在“刺杀”或“暗杀”的个别行为之上，希望以此唤醒恰恰是那个道德上非常神圣的“民”。这种思想反映到翻译上，便是在《惨世界》里硬加上一个侠客式的主角“明男德”(意为明白难得)。这个侠客周围，自然不会有多少组织，依据多少理论。他只是“圣人”，以个人的方式揭竿而起，打抱不平或除恶扬善，形成偶然的革命星火。这种“侠客主义”正好符合他们对于革命的想象。当然，偶然擦出的革命星火有时候也会起决定性作用，但这是另外一回事。

在雨果那里，人道主义是高于革命的，他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说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已经被后人当成了至理名言，但在陈、苏这里，人道主义不仅被革命性地改造，也被中国式地改造了。以侠义精神拯救他人，这是革命者的追求，是中国古人理想中的侠义精神的近代轮回，似乎也是人道主义最充分的体现。

《惨社会》(《惨世界》)既然打着“翻译”的旗号，就不可能展现当时中国社会的具体情景，没有具体情景，译作者就只有通过片言只语来发泄内心的不满和对于革命的认同。小说中的侠客男德便成了译作者的代言人。他不仅愤世嫉俗，而且也知晓法国大革命中的“雅各伯党”(今译雅各宾派)。只是小说中所列出的“雅各伯党”的诸如“取来富户的财产，当分给尽力自由之人，以及穷苦的

同胞”、“凡是能做工的人，都有到那背叛自由人的家里居住，和占夺他财产的权利”、“法国的土地，应当为法国的人民的公产，无论何人，都可以随意占有，不准一人多占土地”等五条“规矩”，如果去除“法国”以及“自由”、“权利”之類的现代性字眼，差不多与“等贵贱”、“均贫富”等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理想相类似，倒更像是译作者认知中的“革命”理念。

不过，革命被简化成个人的行为后，并没有削弱革命的崇高和对于革命的热情，至少在陈、苏心目中是如此。但作为革命的当事人，陈独秀和苏曼珠对于现实中革命大潮所席卷的人和事，却远没有对于革命本身那么乐观。章士钊后来回忆说，《惨社会》(《惨世界》)中有一个情节惹怒了一位革命的参与者。此人名朱茂芸(菱溪)，曾与秦力山组织自立军，是时务学堂头班生，但“为人卤莽灭裂，要挟同学……回上海组织民权社，经营出版事业。迷于狎邪，所事不终。陈独秀在《惨社会》小说中露骨攻之，菱溪大怒，必狙击独秀然后快。时独秀与吾同居，经调停始无事”。

朱茂芸的对号入座是有道理的，他参加组建的自立军起义失败，他办过出版社，他又性好“狎邪”，这些都能从《惨世界》里找到踪迹。如“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实在没有用处。一天二十四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很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什么书局，什么报馆，口里说的是借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再如译作者描述男德的刚强时，又借机讽刺说：“哪晓得那男德是一个天生的刚强男子，不像尚海那班自称什么志士的，平日说的是不怕艰难，不愁贫困；一遇了小小的挫折，就突自灰心短气起来，再到了荷包空的时候，更免不得冤张怪李，元事生端，做出些无理的事情，也顾不得大家耻笑，这就到了小人穷斯滥矣的地步。”

其实，但凡提及“尚海”(上海之谐音)的假革命志士，《惨世界》均没有好话。当男德要去“尚海”时，一位“英雄老侠”说：“这倒也好。尚海那地方，也有许多假志士，顺便到那里去走一遭，看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事体。”并叮嘱道：“你总要实心实意的做着去，莫学尚海的那班志士。”

其实，革命及其阵营的复杂性远不止个别人的堕落那么简单。一方面革命的洪流席卷各色人物，另一方面，革命者本身亦是多面的。章士钊的回忆中也说到另一实例：“光绪末造，湖南有畸士日黄藻，字菊人，善化县人。岁庚子，唐才常倡义于汉上……事败，名在刊章而不甚著，遂遁而之沪，用鬻文自晦者久之。时上海革命论鼎盛，八面论师，乃至三家村学究，相与造名义，互标榜者无算。顾菊人不乐为此。好饮酒，无人至，则独饮。好狎邪游，无人偕，则不出。能写北碑，作小诗歌，无人唱和，往往高卧终日。喜谈革命，谈不能自休，时而骂人，时而流涕；无可与谈，辄寂寞自写论文，或抉择同时辈流之论文，以湘音讽之……盖菊人主绝对排满，而不甚反对帝国民族主义。”有意思的是，章士钊忘记了辛亥革命后，他自己发生的变化。

对于会党，这个近代中国革命党人主动合作的秘密组织，陈独秀、苏曼殊(主要是前者)似乎也没有多少好感。只是同样是讽刺，但倾向上却有所不同。会党的秘密结党的行为方式就让他们看不惯，小说里是以轻蔑和暗讽的口吻叙述这一事项的。而当听说会党领袖流露出作“专制君主”倾向和压制民权的行迹时，男德(陈、苏的代言人)不觉“怒发冲冠，露出英雄本色”。看来，男德这个革命侠客不仅要打击欺压百姓的恶人，也要打击革命党中的机会主义势力。苏曼殊的早期研究者杨鸿烈说，此点影射的是袁世凯及其称帝，但时间上显然不接榫。至于实际影射之人，大约只能从革命党人中寻找了。

二、

革命知识青年陈独秀、苏曼殊对雨果的宗教观倒没有视而不见，但他们却全然不顾雨果对宗教和上帝所寄托的希望，径自根据中国的生活体验改写了情节，重新塑造了主教的形象。据柳亚子说，在《国民日日报》上连载的《惨社会》中，苏曼殊原是把“主教”泽作“贪和尚”的，小说中遗留的一个情节，也多少证实了柳之所言。如果“和尚”不贪，他是不会在得知主角之一的“华贱”身上有些小钱便急忙关窗的。当然，这个情节也可有另一解，即“孟主教”(即“贪和尚”)是为了保护华贱，生怕“华贱”身上的银两会给他本人带来杀身之祸。无论作何解，总与小说随后的情节有隔膜。

后来由镜今书局和泰东书局出版的《惨世界》把《惨社会》中的“贪和尚”复原成了“孟主教”，后三回的情节经陈独秀的杜撰或改动，也在向雨果《悲惨世界》回归，但是，对宗教与教士的看法，似乎并没有改变。因为按雨果的小说，冉阿让是在卞福汝主教的感动之下而重归于社会，成了“好人”的。这是人道主义的力量，是所谓宗教的胜利。往政治上说，即是雨果所谓“神性排除王权。共和国出自宗教”。而《惨世界》里卞福汝主教的原型“孟主教”却没有真正改变冉阿让的原型“金华贱”(《惨社会》中的华贱)的命运，这位“金华贱”不思改悔，为了贪财又要加害于译本平添出来的英雄侠客“男德”。而《惨世界》硬生生地加上的结局之所以让人感觉突兀，甚至戛然而止，诚如柳亚子分析的，是出于陈独秀的“贪懒”。因为那个有些虚幻的良心发现的“金华贱”，只是跪在“孟主教”房前忏悔的一个虚幻的象征，并没有实际的意义。

可见，与雨果《悲惨世界》相比，《惨世界》中的宗教力量最终没起实质性的作用，而是男德——这个英雄侠客，这个既是想象又是现实中的人物——给拯救“悲惨社会”带来了一点希望。

在《惨世界》里，原小说中的卞福汝主教虽然改名了，他还是那么善良，对主角偷自家的银器，依然大方应对。可与此同时，译作者的无神论思想已经跃然纸上了。不仅是他们着力塑造的“男德”自已有无神论思想，“男德”还要向他人宣传，说上帝查无此人，只不过是上古的人想象出来自我安慰的。这时，他似乎不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游侠，而成了一个自觉的无神论的传播者，由此，现代革命者的形象隐然出现。

有意味的，不是上帝存在与否的终极拷问，而是译作者对于无宗教后的信仰的解说。《惨世界》中男德的女友孔美丽问：“不信上帝，人生在世，就该信仰甚么呢?”男德答道：“照我看来，为人在世，总要常时问着良心就是了。不要去理会什么上帝，什么天地，什么神佛，什么礼义，什么道德，什么名誉，什么圣人，什么古训。这般道理，一定要心地明白真理，脱除世上种种俗见的人，方才懂的。”男德的无神论宣传立竿见影，孔美丽深受教育，她的答辞虽然谦虚，内容却比男德更高一筹，她说：“我从来没听过这番议论，所以也就随着俗人之见，人云亦云；好像呆子、瞎子、聋子、哑子一般，不会用自己的知识去想想真正的道理。现在我才算是大梦

初觉了。”“用自己的知识去想想真正的道理”，这种人的精神自主性简直就是前面提到的《国民日日报》编者所提倡的“公民意识”基础了。

1923年，杨鸿烈所撰《苏曼殊传》中径称“男德”有“社会主义思想”，说《惨世界》通过男德等几个人物，“把公产，革命，无神的思想阐发出来”。可具体到苏曼殊这个十二岁入寺为僧，又出入于僧俗之间的“诗僧”，说其有“无神论”思想未免失真。或可说，苏曼殊不过是反感于和尚或教士中的假模假样者，不屑与之为伍，无甚好感，笔下自然是无甚好话了。还是另一早期研究者罗建业1927年所言比较贴合实际。他说：“曼殊虽然是和尚，但他决不如一般宗教徒的一味迷信。章太炎先生说得好，‘皈依净土，非丈夫干志之事’。就如他的祝佑梵天帝释，也不过于病苦呻吟之中，无可奈何之下，聊为说说，以求得些口头的安慰罢。我们且看他在《答庄湘书》，攻击崇拜偶像，和应赴之说，是何等的厉害!”总括地看，“佛教之不足以范围曼殊的心”。虽然佛陀慈祥悲悯、教理博大精微，为曼殊所崇仰，但他的性情“是很好钩深致远的；对于束书不观，自然是很不满意”。因此，“材性的不同，他的思想行为，遂不免有所出入罢了”。

当然，杨鸿烈所说，也并非全错，毕竟《惨社会》(或《惨世界》)不是苏曼殊一人所为，不仅陈独秀的作用不可忽视，《国民日日报》其他编辑人的意见也不能忽视。刊载于“社说”栏的《箴奴隶》中反对宗教崇拜，反对偶像崇拜的意识就十分明确。《说君》里则既有民权思想，又体现出刊物编辑们对于进化论的无比推崇。两篇文章代表的正是编辑部的共同意见。

至于陈独秀，应属彻底的无神论者。在《國民日日报》被查封的半年多，即1904年7月13日，在《敬菩萨》一文中，陈独秀说：“那佛教的道理，像这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不生不灭的金刚佛，我是顶信服的，顶敬重的，但是叫我去拜那泥塑木雕的佛像，我却不肯。因为那佛像是人做成的，并不是真佛。真佛的经上，明明说无我相，我们反要造一个佛相来拜，岂不是和佛教大相反背了吗?至于白费些银钱，来烧香敬佛，更是不通的事。佛教最讲究讨饭觅食，搭救众生，哪肯叫天下人都因为敬菩萨烧香烧穷了么”。这个典型的无神论观点，竟也与《惨世界》中男德所言无二致，由此推断，男德所言很可能出自陈独秀本人之手，应不致无理。

陈独秀、苏曼殊之所以在《惨世界》里将主教的“仁慈”置之不顾(其实也是置雨果的人道主义于不顾)，并且加以嘲笑，是因为革命并不需要同情和善良的举止。革命往往是无情的，这也许是革命者对革命理解上的偏见，但从某种程度上却是革命的一个事实。可革命又是有情的，因为革命者也是人，所以他不仅会触景生情，而且会欣赏美丽，体验男女之情。这一点可能是《惨世界》在义侠男德之外，又添加了一个天真的女性角色——孔美丽，让译作徒生浪漫的原因。关于此种革命加浪漫，1903年尚是革命青年的章士钊有诗为证：“二十世纪之青年，声声自由与平权……邯郸城南记游侠，枇杷门里寻校书。校书声价千金重，志士苦心来运动……英雄本色侠士风，美人醇酒交错综……豪哉此举良足传，少年中国之少年。”

当代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权威弗朗索瓦·傅勒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革命不仅仅是一个社会‘跳跃’到另一个社会，也是公民社会由于权力危机而突然‘敞开’并释放出它所携带的全部话语的一整套方式。此种巨大的文化解放，其内涵是社会本身‘封锁’不住的，故随后必引发以平均主义为竞价筹码的权力争夺；而革命意识形态一旦为人民大众所内心化，或者至少为部分民众所内心化，就会变成集团之间政治斗争的典型场所，因其是惟一的参照，是奠基的新合法性，故而更具杀伤性。”

缅怀革命先烈弘扬革命传统 篇3

——祭扫回龙大山堡烈士墓活动简报

在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清明节到来之际，为加强我校学生慎终追远、缅怀先烈、纪念先人的意识。2012年4月4日下午，我校团委书记刘维东老师带领学校团员前往回龙大山堡烈士墓，开展了回龙镇中学2012年清明节祭扫活动。

清明节对于广大学生来说是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很好时机。回龙大山堡坐落在回龙庙子右侧，墓地里躺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川西军区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献出宝贵生命的41位烈士。

清明雨洗烈士墓，风吹松柏苍竹劲，缅怀先烈英雄事，热泪盈眶祭英魂。活动首先由学生代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鲜花，共同缅怀那逝去的峥嵘岁月，让先烈们之英灵永远清晰。接着，同学们神色凝重地在烈士碑前默哀致敬，深切缅怀烈士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默哀后，学生代表钟婉春代表全体同学发言：同学们应珍惜美好的青春年华，记住我们的青春誓言，努力学习，志存高远，追求卓越，报效祖国，不要辜负家长的期望，不要辜负老师的期望，不要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烈士精神永不朽，烈士光辉照长空，烈士墓前思英雄，无限悲痛无限情。

团委书记刘维东老师在烈士墓前发表演讲，通过讲述当时为解放和建设大西南在 抗战中英勇杀敌、壮烈殉国的先进事迹，强调全体同学要通过今天的祭扫活动，不仅要学习革命先辈在抗战中不畏困难、英勇献身的爱国主义精神，更要把这种精神 转化成为学校的发展、家乡的强盛、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贡献自己的力量。随后，刘老师带领在场的同学庄严宣誓——“志存高远、追求卓越”“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 业而奋斗！”“时刻准备着！”。在同学们坚定的誓言下，本次活动也接近尾声。活动最后，刘老师带领同学们绕墓地行走一圈回到原位，向英雄墓碑深鞠三躬结束 了本次祭扫马鞍山烈士陵园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 弘扬革命精神 篇4

-----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05-1学生党支部开展‚迎国庆，践行‘八

荣八耻’‛的主题实践活动

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为弘扬民族精神，纪念革命烈士，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思想教育以及对党员进行再教育，我校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05-1学生党支部组织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在国庆节开展了去十二桥烈士陵园扫墓的实践活动。

青松翠翠，苍柏依依，十二桥烈士陵园长眠着36名为中华民族解放，为成都人民解放而牺牲的蓉城英烈，其中包括在‚王建墓‛和重庆‚渣子洞‛等地牺牲的革命烈士，他们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员14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4人、中国民主同盟盟员5人、党的外围组织成员7人，以及其他革命志士6人。

当天上午9点，该党支部全体成员在院学生辅导员白立群老师及党支部书记彭建华的带领下乘车前往文化公园十二桥烈士墓。抵达活动地点后，记者注意到，陵墓周围气氛庄严肃穆，尖尖的松柏，排列整齐的纪念碑，宽阔的纪念广场，精致逼真的浮雕壁，还有络绎不绝的带着沉痛心情来纪念烈士的来往人群。该支部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胸佩白花，排着整齐的队伍，怀着崇敬的心情，拉着鲜红的党

旗及该院院旗举行了庄重的悼念仪式。

整个扫墓仪式共分为清扫陵墓四周灰尘与纸屑、介绍先烈革命事迹、致缅怀词、向革命烈士三鞠躬、向革命烈士默哀3分钟、重温入党誓词、向烈士墓敬献花圈和小白花以及自由参观等八个步骤。在认真聆听了烈士事迹之后，该支部全体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心灵上受到强烈触动，深深被三十六位烈士身上的那种为民族解放，为人民幸福而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精神所折服，都情不自禁地久久伫立于先烈的墓碑前，并纷纷表示，一定要牢记先烈事迹，遵循先烈遗训，传承先烈精神，努力学习和工作，为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辅导员白立群老师在致烈士缅怀词中说道，革命的英雄和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表现出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气概至今仍是我们民族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在这种精神的激励下，我们身边涌现出了众多为民族和人类进步事业鞠躬尽瘁的优秀干部，见义勇为的英雄人物，爱岗敬业的科技能手，他们身上闪耀着民族精神的光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敢于斗争，从不屈服。这都激励着我们青年学子在新的时代努力拼搏，奋发向上，勇敢地承担着自己肩上的重任。随后，党员同志们向牺牲的36位革命烈士三鞠躬并默哀3分钟寄托哀思，表达对烈士们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党员张世俊同学说，在向革命烈士默哀的3分钟里，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仿佛回到了那硝烟滚滚，炮声隆隆的烽火岁月；仿佛看见了英烈们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刑讯逼供却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仿佛看见了英烈们在枪林弹雨之中，冲锋陷阵，勇往直前，用自己的鲜血染红那面火红的旗帜……

然后，该支部所有党员在辅导员白立群老师的领誓下，面对悬挂在苍松翠柏之间的党旗，高举右拳，重温入党誓词：‚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 响亮的誓言在山谷间久久回荡。党员徐双武同学说，在今天祖国57岁生日这个特殊的日子，在洒满革命烈士鲜血的这片特殊土地上重温入党誓词，更增添了几分庄严和色彩，让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当我念着入党誓词，眼前自然就涌现出革命先辈为新中国浴血奋战的情形，心中热血澎湃。最后，该支部成员向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和白菊，瞻仰了烈士群体雕塑，并仔细阅读了墓碑后雕刻的烈士生平事迹。整个活动进行过程中，该支部全体成员严守纪律，集合整齐、迅速、准时，扫墓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安静肃穆，体现了党员的优良素质和先进性，给在场人员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赢得了校内外一致好评！

此次扫墓活动通过缅怀烈士、激励自身的方式，让所有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都接受了一堂生动的党课教育，使‚八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深入到每个成员心中，发扬了革命的优良传统，进一步提高了思想道德素质。入党积极分子杜广涛同学谈到体会时说，在认真阅读了‚十二桥烈士简介‛以后，深感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必须以‚追求卓越，拒绝平庸‛为理念，在学习和生活中争当先锋模范，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以党员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时刻为人民的利益着想，用丰富的知识武装自己，积极将自己融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中，为祖国的富强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党员严俊同学谈到，生长在和平年代的我们不能忘记，今天的光明和幸福是无数先烈用热血和头颅垒就的，我们应该铭记先烈，发扬先烈的斗争精神，珍惜今天的美好生活，去开拓美好幸福的未来！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研究生05-1学生党支部简介

研究生05-1学生党支部成立于 2005年9月，这是一个团结向上、积极开拓、勇于创新的基层党支部，在学院党委的正确指导和帮助下积极开展工作。全支部共有党员14名，均为正式党员，入党积极分子5名，党员比例占班级人数 42.4%，院学生工作组专职辅导员白立群老师兼任支部党建顾问，彭建华同学任党支部书记。该支部以强化党员意识为先导，以发挥党员作用为目的，以推进党员的先进性实践为主要内容，带领大家通过学习交流、座谈讨论、组织生活会和开展主题实践等多种方式切实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对共产主义真学真信，引导广大同学自觉向党员看齐，向党组织靠拢，增强党的吸引力和党员的影响力。在2005年下半年结束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集中教育阶段，该支部全体党员参加了先进性教育活动，撰写了读书笔记，严格按照学校先教办和学院党委的工作部署和要求，出色地完成了三个阶段的各项工作任务，并把先进性教育和关心照顾生病同学联系起来，把先进性教育和帮扶本科生同学成才联系起来，坚持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切实把先进性教育落到实处，在广大同学中间起到了良好的示范性和导向性。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总结会上，成为该院第一个受到学校党委顾利亚书记点名表扬的基层学生党支部，并获得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的推荐。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读书笔记 篇5

时间回到19世纪中期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的欧洲经历了1848年革命的洗礼后进入了资本主义稳定发展和繁荣的时期，但是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没有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一切问题还掩盖在繁荣的外表下。而当时的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国内封建主义的压迫的加剧，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马克思敏锐的捕捉到了这时期的矛盾，这篇文章主要是分析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所造成的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爆发农民起义的原因以及中国的农民革命对欧洲革命的影响，并对欧洲即将到来的新的政治经济危机做出了预言。

初读此文，颇为不解马克思在开头所引用的关于“两级相联”的目的，直到通读全文在理解马克思所要表达的思想。马克思运用对立统一的原则，分析说明中国与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两极”之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说明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关系。所以本文取名为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在时代的大环境下，全球逐渐成为了一体，中国也不再是从前那个闭关锁国的中国。它的一举一动也深刻的影响着欧美的经济体系，而欧美强行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后，对中国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也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文章分析说，英国早期通过鸦片的贸易，打开了中国的市场，而中国，也因为鸦片的大量流入而由原来的贸易顺差转为了贸易逆差，更为严重的后果是，中国固有的封建的君主制度在鸦片的冲击下面临着解体的危机。皇帝等君主代表的威信不再。之后英国等列强又用铁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这些固然是出于资本主义国家扩大市场的要求，英国也借此保护了罪恶的鸦片贸易，随着中国市场的打开，大量外国商品的流入，对中国的市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金银外流，政府机关腐化，这些最终都转嫁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这些一切汇集到一起终于促成了中国革命的爆发。

中国爆发了革命同样又深刻的影响了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资本主义的扩张的原因在于他们需要寻找广阔的市场，而中国这个肥羊在爆发了革命之后，必然造成市场的缩水。此时的欧洲，农业歉收，导致国内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进一步下降。正如马克思所说：“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的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普遍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得出了这个结论，可谓一针见血。

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其中涉及了大量的经济学中的供求关系以及资本主义架构等问题，我只能对市场需求，扩大市场等方面有个粗浅的认识。贯彻本文的“两级关联”我只能做个大致的理解，至于文中提到的列强如果“干涉中国的农民起义，又会打断产茶的内地和出口茶叶的海港之间的一切事务联系”这句话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不过这不妨碍我对这篇论文有个自己的见解，马克思已经尽可能的应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最通俗的语言，甚至他还引用了中国的典籍和文献资料，引用了很多报刊的资料，使得文章有理有据，同时又便于理解。

我最为觉得困惑的乃是马克思所提的关于鸦片破坏了中国古老的君主制度，马克思指出，中国的那些纵容鸦片走私、聚敛私财的官吏的贪污行为，腐蚀着中国封建家长制的权力体系，“随着鸦片日益成为中国人的统治者，皇帝及其周围墨守成规的大官们也就日益丧失自己的权力。”显然，在我看来，这对于当时的中国基本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马克思过于理性或者说过于相信了经济的力量。我们可以在他的著作中发现，他十分强调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似乎社会所有的问题，包括政治斗争，革命起义等问题的根源，或许都来自经济问题，经济问题似乎影响了社会的所有方面。然而对于这点，我是觉得保有反对意见的。在我看来，马克思严重的忽略了文化对一个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深刻文化底蕴的国家！

我们会看马克思所在的年代，资本主义发展，金钱似乎成为了人们的所有。马克思一方面对现有的社会制度痛恨着，一方面又不由自主的收到了当时金钱观念的影响，加之他所在的国家缺乏中国悠久的文化奠基，所以他在看待问题的时候难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并且不能符合中国的国情。就中国而言，封建君主制的存在不是一两天，而是自秦代以来被无数王朝和皇帝改进了的中央集权制。而君主们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必然在思想上统治他的民众。所以我们看到了从汉代起的儒家给人民灌输的忠君思想，到宋代的理学更为过分的封建道德，这其中几千年的发展，怕是让皇帝老子的观念深入到中国人的骨髓里去了！我们看到，即使今天的中国，也难免不能摆脱当官的最大的思想。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还在搞着个人崇拜。近代的革命也一直围绕着反封建而存在。当热今天的思想不能说是封建残余了，但是至少在中国人看来，权力是当官者所有，而平民们是没有权力只能听当官的。现在的大部分中国人，怕是任然持有这种观点。至于原因，自然是中国强大的文化力量！试想一下，即使轰轰烈烈的革命也不能完全斩断的观念何以凭借鸦片而得以实现？贪污一事在中国历来就有，而鸦片只不过是将这个问题严重的暴露了出来，而官员们在骨子里，任然对高高在上的天子保持着他们的敬畏！而阳奉阴违之事，在古代的中国政治里是玩的最多的把戏了吧，马克思不是中国人，对于中国的政治没有透彻的理解，可能才有此一说。

除了这点质疑，我对这篇文章更多的是赞叹。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两级相联”。对于一个普通学生的我，在我之前对近代史的理解就是：列强们打开了中国的大门，然后在中国肆意掠夺，中国只是他们的资源库而已。中国在当时渺小的地位对列强们完全不能产生影响，可以说，资本主义的问题只是资本主义内部的，于中国无关！而马克思则为我打开了一扇门，让我看到了那个年代错综复杂的经济联系，看到了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本来在近代史资本主义发展中没什么地位的中国突然让我觉得它的地位很重要。而我更是头一次将太平天国起义与当时的大环境联系起来。

在我看来，太平天国起义乃是中国农民们最后的辉煌了，但是这是中国内部的矛盾，是家事。列强们需要的不是一个自强的中国，而是一个傀儡的中国，所以它会帮助清政府灭杀太平天国。而现在看来，太平天国运动显然影响了中国市场的稳定，加之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激化，它必然成为了众矢之的。这其中更多的复杂的联系以我现在的知识不得而知，但是我起码看到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些必然关联，它们之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体系。这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感觉。

辛亥革命中的豫籍革命党 篇6

一、参加同盟会, 积极宣传革命

1905年,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当时载入名册的豫籍同盟会员就有十多位。冯自由的《革命逸史》中载有曾昭文 (光东县) 、杜君然 (汲县) 、刘基炎 (光山县) 、阎铁生 (新蔡县) 、李锦公 (商水县) 、陈庆明 (延津县) 、刘积学 (新蔡县) 、杨曾慰 (祥符县) 、张鹗翎 (荥阳县) 等。后来又有十余位河南籍留学生加入, 他们是朱炳麟、潘印佛、陈伯昂、安沼白、刘醒吾、王传琳、张钟端、李絅斋、罗殿卿、程克、燕斌 (女) 、刘青霞 (女) 等。其中, 朱炳麟在1906年春曾代理中国同盟会庶务长一职。“根据同盟会总部的命令, 河南籍会员还组织成立了河南同盟会分会, 推举曾昭文为会长, 刘基炎、杜潜、刘积学等分任各部干事。”[1]567

为宣传救国, 河南留学生同乡会于1907年集资刊发《豫报》, 后由河南同盟会分会组织的《河南》杂志以代之。“此报鼓吹民族民权二主义, 鸿文伟论足与《民报》相伯仲。其影响力在留学生以自省名义发行的杂志中, 首屈一指。出版未久, 即以风行海内外, 每期销流数千份, 以输入本省者占半数, 河南人士革命思想之开发, 此杂志之力为多焉。后被日政府封, 并拘禁了发行人张钟端, 革除了张的留日官费学籍。河南女同盟会员燕斌、刘青霞所创办的《女界》杂志, 燕、刘二女士及数同乡任撰述, 朱炳麟任发行人, 实为留学女界组织女报之先河, 后亦为日本警厅所封禁。”[1]568另外, 留日河南同盟会分会还派李絅斋、罗殿卿、刘醒吾等返国, 在开封设立大河书社, 专为代理《河南》杂志及各种革命书报之机关, “豫省各地风气之进步, 该书社大有力焉”[1]568。

各省同盟会分会成立后, 总部立即派会员回国组织各省革命活动。河南同志担任此项工作的有杜潜、程克、杨曾慰、刘醒吾等人。他们召集学界同志刘芬佛、阎子固等20余人在开封南关中州公学召开秘密会议。“该校校长及许多教员参加了会议, 并众议该校为河南同盟会总分会会所, 所有组织各县分会及招收会员事务, 皆在该校秘密处理之。成立未久, 各地通知先后加盟者达二百余人, 中州公学学生入会者殆占全数。未及, 各县分会亦次第成立, 以阎铁生、刘积学、刘芬佛等, 俱属新蔡人, 故各县中以新蔡成绩为最优。自是同盟会势力渐蔓延于河南全省。”[1]568

二、参加武昌起义, 支援南方革命

贺觉非的《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记载有19位参战武昌起义的河南籍人, 他们既是革命军中的领导, 又是冲锋陷阵的楷模。

李亚东, 名斌, 河南信阳人。早年加入日知会任干事和评议员。在他的斡旋下, 另一个有影响力的革命组织群学社, 全体成员并入日知会, 使日知会声势大振。后因宣传和组织革命而被捕入狱。武昌起义爆发后, 被推为汉阳府知事。汉口失守后, 汉阳驻军退走, 他率员奔汉川, 复至仙桃镇设仙桃镇游击司令部。革命军攻下荆州后, 又委任为荆州知事。后接受河南奋勇军的邀请辞去荆州知事回到南阳主持军政事宜, 被推为豫南民军总司令。

徐万年, 河南南阳人。早年加入共进会, 并充炮八标总代表, 负责联络同志, 经他介绍入会的炮兵士兵约有二百人。其中蔡汉卿、杜鼎、孟发承、陈天寅、王鹤年等, 均由他推荐担任各级代表。湖北军政府成立, 他被推管理全军粮饷。后因战事紧急, 又改任军令部调查科长。汉口炮战, 他曾担任临时指挥、前卫司令、督战长和各部总稽查等。汉阳失守, 刘公负武昌守城重责, 他尽力维持一切。1912年初, 刘公组织北伐左军, 他是总司令部副官长和军事顾问。左翼军改编, 他被任为湖北稽勋会会长, 湖北革命史录馆名誉调查。

叶桂芳, 河南罗山人。早年加入共进会, 任鞍工班代表。武昌起义后, 他在军政府供职。清海军提督萨镇冰率舰来鄂, 他奉派为余日章副使持黎函见萨。又赴九江联络同志响应。回鄂任特别侦探, 化装为乞丐至武胜关侦察地形, 绘具图说呈军政府备用。9月24日赴汉阳助战, 小腹受伤。

王鹤年, 河南信阳人。早年加入共进会。8月19日晚闻城中枪声, 他立刻率同志运山炮六尊入中和门, 击退消防队, 自楚望台击清督署。20日充任炮队第三标第三营炮队队官。29日开赴汉口刘家庙作战, 御敌于三道桥以外。9月初移防青山, 炮击敌舰。因其炮队忠实同志, 在阳夏战争和防守武昌期间, 哪里有紧急情况, 他们就在哪里出现。

陈滔, 河南南阳人。早年投湖北炮队当兵, 为运动荆沙地方的革命, 改投沙防营。其工作积极, 效果显著, 有力配合了武昌起义后荆州地区的光复。8月24日陈到武昌, 任都督府侦探科副科长, 后又任水陆军事指挥部参谋长。9月初受伤住院。11月参加滦州起义, 被推为前敌指挥, 因被骗而陷入清军包围。陈奋战, 所部死亡殆尽, 弹尽粮绝之时, 大呼冲入敌阵, 已受重创犹手刃数敌而死。

另还有, 汪锡玖 (河南光山) 、胡玉珍 (河南邓县) 、马骥才 (河南固始) 、陈成宪 (河南信阳) 、鲁祖轸 (河南新野) 、任鸿钧 (河南信阳) 、王占奎 (河南南阳) 、班继超 (河南归德) 、葛秉衡 (河南桐柏) 、丁占奎 (河南汝宁) 、孟发承 (河南南阳) 、谢元恺 (河南信阳) 、许玉山 (河南南阳) 等。

同时, 在鄂的河南同志还组成河南奋勇军。“鄂军豫籍同志马得才、马云卿、刘风同等, 以武昌倡义, 各省景从, 而河南仍在清吏统治之下, 未能响应, 且南下清军, 豫籍为多, 以不忍同胞相残, 河南旅汉同乡人士开会, 对河南提出忠告;同时组织河南义勇军, 誓师北伐。黎元洪令由北伐左翼军总司令刘公节制指挥。河南奋勇军共有同志三百余人, 先期到达南阳, 当地人参军十分踊跃。停战令下, 黎元洪要河南奋勇军接受河南巡抚齐耀琳命令, 办理结束。士气方张, 即强迫解散。”[2]317

另外, 在光复上海制造局的战斗中, 河南同志担任先锋最为勇敢。河南同志张国威等尝以木棍解除守兵之武装, 众多称之。故沪军都督府成立后, 河南同志咸居重要职务。另组建的威武军, 以张国威为司令, 其军官多半是河南人。在南京陆军部和沪军都督府的支持、旅上海苏州湖州等处之豫人的资助下, 组成河南北伐军。

三、组织河南起义, 配合全国革命

1911年11月, 河南同盟会支部会议决定由张钟端 (许昌人) 为总负责人, 组织发动开封起义。张还联络了绿林好汉李仙亭、孔庆先、王梦兰及其手下义士五六百人。12月19日晚, 在由100多名革命人士参加的会议上, 推举张钟端为河南起义军总司令兼参谋长, 王庚先、周凌卓为副总司令。随后张钟端宣读了起义的行动方案, 最后说:“同志们, 这次起义, 成则促鞑虏之命, 败则为共和之魂。”[3]48

由于混进会议的清军耳目把起义事宜报给河南巡抚, 起义仓促爆发并很快失败。“被捕者五十余名, 当时谘议局出面保释出一部分, 张钟端、王天杰、李干公、张兆发、刘凤楼、张海成、单鹏宴、徐振泉、王梦兰、崔德聚、李鸿绪等十一志士就义于开封南关。”[4]223

湖北新军第四十二标住河南信阳, 南起武胜关北迄黄河南岸均其防地。营代表刘化欧参加9月中旬的武昌会议时, 四十二标第三营的任务是炸毁黄河大桥, 据守武胜关, 时间以文学社四支部通知为准。刘化欧, 河南信阳人。早年投鄂军第四十二标第三营。后加入振武学社, 文学社成立, 充本营代表。辛亥春刘从新兵中吸收了不少社员, 还联络信阳的学生、工人、农民。文学社第三营的组织准备, 远较一、二营广泛。四川争路风潮大起, 革命同志多主张趁机发难。刘还出售土地得银360元, 到汉口日租界购买手枪, 作起义之用。8月25日, 清军陆续抵信阳, 刘估计到武昌已起义, 当即召开各界代表紧急会议, 决计即日响应武昌。“仓促间发动大量群众起义, 终因训练无素, 又没武器, 遇敌溃不成军, 第三营又被北来清军控制。”[5]418刘认为不能硬拼, 便遣散潜伏, 重点破坏交通、粮仓和枪弹运输车。“11月1日钟建衡炸漯河大桥不成, 就义于郾城车站;7日, 余大猷在东篁店设路障, 倾倒兵车三列;李炳志炸明港东方粮食转运仓库;刘美仁焚毁花园沅成转运弹药库;彭子俊在祁家湾铁道设障碍, 兵车出轨, 清军损失惨重;何齐炸萧家巷子弹车等。”[2]209

辛亥阴历八月, 同盟会员杨源懋 (河南偃师人) 、刘粹轩 (河南新蔡人) 到洛阳策动驻洛清兵反正, 并招来嵩县、洛阳间绿林兄弟王天纵、柴云升、憨玉崑等部及洛境的“在园” (农民为保护自己的利益, 反抗官府的剥削而结成的民间武装组织) 群众会师, 但因事机泄密, 清政府早有准备, 起义未能进行。“计划失败后, 王天纵率部转赴陕灵一带, 与张钫 (时为陕军东路大都督) 部汇合, 组成秦豫联军, 与清军作战。”[6]380

另外, 刘凤梧、阚龙、马云卿等领导光复南阳的起义, 民军夺得地方政权, 半月后又转入北洋军阀的手中[7]240。新乡“在园”农民起义、柘城农民起义等也较有影响。

河南地处中原, 南邻湖北, 北接直隶 (河北) , 京汉、汴洛铁路纵横贯穿境内, 是清统治者拱卫“京畿”的屏蔽, 是清王朝实现对全国统治的“枢纽”, 是清政府镇压南方革命的战略后方和“稳镇”全国的关键。正如清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说:“河南安则京师安, 河南危则京师危。”[8]18因此, 尽管河南的起义都没成功, 但其破坏了清朝的战略后方, 扰乱了清军对南方革命的“兜剿”计划, 震动了清朝的统治重心, 教育和鼓舞了河南乃至全国的民众, 推动了全国的革命, 意义不容低估。

参考文献

[1]冯自由.革命逸史 (中) [M].新星出版社, 2009.

[2]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M].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3]王茂林.短暂的人生光辉的历程[J].文史春秋, 2008 (2) .

[4]张钫.河南辛亥革命的回忆.辛亥革命回忆录 (八) [M].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5]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M].中华书局, 1982.

[6]杨依平.略谈“在园”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 (五) [M].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7]孙文青.光复南阳纪闻.辛亥革命回忆录 (八) [M].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2.

吴起：从红色革命走向绿色革命 篇7

多年之后，这里又率先封山禁牧，成为中国退耕还林的第一县。如今，这里正在“绿色革命”的快车道上加速前行。

陕北吴起镇（现为吴起县政府所在地），以中央红军胜利会师、结束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闻名。这里曾经山绿水清，风光秀美，但由于长期战争和无情的自然灾害，导致水土流失，自然环境破坏堪忧。

1997年，吴起在“再造一个山川秀美西北地区”的政策鼓励下，于1998年率先抓住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林的历史机遇，确立了以“封山禁牧、植树种草、舍饲养畜、林牧主导、强农富县”为基本内涵，以建设“集约高效型农业、保护效益型林业、商品致富型畜牧业”为结构特征的生态型特色农业发展战略，因地制宜地实施了退耕还林工程。

如今的吴起，山青水秀风光好，生态环境惹人醉，俨然变成了“陕北的小江南”。

退耕还林第一县

吴起县被誉为全国退耕还林第一县，也是封山禁牧的试点县。

在距吴起县城几公里的一个山坳里，建有一处“退耕还林展览馆”，据说这在国内绝无仅有，人们在这里能够了解并补上退耕还林这一课。

退耕还林是指从保护和改善西部生态环境出发，将极易造成水土流失的25度以上坡耕地和易造成土地沙化的耕地，有计划、分步骤地停止耕种。退耕地本着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乔灌草结合的原则，因地制宜地造林种草，恢复林草植被。

而国家对实施了退耕还林的农户，给予资金和粮食上的补贴，并按照核定的退耕地还林面积，在一定期限内无偿向退耕还林者提供适当的粮食、种苗造林费和现金（生活费）方面的补助。

据退耕还林政策显示，在黄河流域以及北方地区，每亩退耕地每年补助原粮100公斤、现金20元；还生态林的至少补助八年，还经济林的补助五年，还草的补助两年，每亩退耕地和宜林荒山荒地补助种苗造林费50元。

日前记者曾咨询在陕北带领当地村民退耕还林十余年的北京知青王子敏，他认为，国家近来或许会对当初的前八年、后八年的临时性退耕还林政策做出调整，可能会出台长期性的打算。“退耕还林作为一项长期政策，必须坚持走持续发展的道路。农民的现实问题是吃饭，没了饭吃，就会砍树复耕，国家这么多年苦心经营起来的退耕还林不就打了水漂吗？”王子敏说。

在退耕还林展览馆中记者了解到，近二十年来，吴起县的退耕还林已逐渐改变了农民的传统耕种习惯，调整了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退耕还林业已成为农村群众脱贫致富的有效途径。上世纪长期盲目地开荒种地，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频频发生，沙进人退的恶劣环境与因贫困带来的无序拓荒形成“越垦越穷、越穷越垦；越牧越荒、越荒越牧”的恶性循环。

记者从一幅EOS卫星遥感地图上鸟瞰，与周边甘肃、宁夏褐黄色的大面积区域相比，吴起县境内的一抹绿色显得格外醒目。在退耕还林展览馆内，有这样一句令人震撼的文字：大地无言，青山作证。

1998年，吴起县率先把握住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和退耕还林的历史机遇，果断作出实施封山禁牧、大力发展舍饲养羊的决策。据相关资料显示，当时吴起全县一次性就淘汰了当地土种山羊近24万只，在全国首开封山禁牧先河。1999年，吴起县乘胜而为，一次性退耕25度以上坡地150余万亩，就此在西北黄土高原上掀起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绿色革命，且为日后出台的全国“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化、个体承包、以粮代赈”的“十六字”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从红色走向绿色

吴起镇是一座胜利之城。八十年前，驰名中外的中央红军冲破重重封锁，在这里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结束了纵横11个省、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从此，红色吴起不仅成为中央红军的落脚点，也成为中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出发点。吴起这个地名，被永久载入了中国革命的史册。

自本世纪初开始，吴起县由于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封得早，退得快，面积大，使得当地民众得到的实惠更多，时至今日，成为了全国生态建设的一面旗帜。

铁边城镇铁边城村的几位村民告诉记者，退耕还林前，方圆数十里的沟沟峁峁见不到几棵树，就连稀稀拉拉的树皮和杂草，也被羊儿啃光了。“一道道山川一层层黄，没了绿色，积攒不住雨，大风一刮，满眼眼沙；有雨洪水猛如兽，无雨干旱渴死牛。”

村民们回忆说，封山退耕，植树种草，舍饲养羊之初，村民们的抵触情绪还是很大的。由于地处山区，山多地少，种粮欠收，散养山羊以补家用成为一种习惯。问题出在当时村民们养的都是本地土山羊，不适合圈养，吃草多却不长膘，从而导致一边禁牧一边偷牧的事情屡屡发生。

针对这一现实情况，吴起县政府要求所有干部下乡，与农民结为“羊亲家”，出钱帮扶购买适合圈养的良种羊交给农民饲养。相关部门一手抓放牧管理，一手组织农民在特定的区域种植苜蓿解决圈养的饲料问题。同时，县政府还承诺，如果村民舍养赔了钱，风险由干部承担；有了收益，干部拿小头，村民拿大头。

如此细致的帮扶工作，很快使吴起县的退耕还林步入了良性循环的轨道，得到县域内村民的积极配合和好評。

进入本世纪初的短短几年里，吴起县迅速摆脱了贫困，率先摘掉了“国定贫困县”的旧帽子。2005年，吴起县围绕“加快城乡统筹、实现富民强县”的远大目标，大力推进“生态立县、能化强县、产业富民、城镇带动、项目支撑”的发展战略，各项工作走在了省市乃至全国的前列。

“百强县”的脱贫战役

2013年，吴起县一举跻身全国“百强县”的行列。

一个曾经极度贫困的偏僻小县，是如何“蜕变”成为全国“百强县”的呢？其华丽转身地秘密又在哪里呢？

记者曾多次到过吴起，此次几天的采访，感受最为深刻。吴起变了，真的变了。生态变了，茂密的绿色植被漫山遍野，郁郁葱葱；环境变了，城市街道干净整洁，商铺林立；人们的精神面貌变了，傍晚的长征广场秧歌舞动，锣鼓声声……

在2016年吴起县政府工作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吴起县向当地群众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该县以精准扶贫为统领，及时出台了《脱贫致富行动方案》和《精准扶贫实施意见》等配套文件，目前全县贫困人口人均纯收入已达3950元。整个县域综合实力连续十届蝉联“陕西十强县”、三届跻身“全国百强县”，先后荣获“中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中国最具区域带动力中小城市百强县”等殊荣。

吴起县在完成第二轮退耕21.3万亩的基础上，林草覆盖率已由“十一五”末的62.9%提高到了72.9%，先后被授予“国家生态文明示范县”、“省级生态县”等称号，生态环境得以上台阶地改善。

过去五年，吴起县投入18.8亿元，通过移民搬迁、整村推进、发展产业、生态劳务、社会保障、政府兜底等方式，累计使8500户26774人摆脱贫困，在全县率先实现整体脱贫目标；并建成了铁边城等六个现代农业园区，为吴起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年来，吴起县还累计投资27.3亿元，率先实施十五年免费教育和免费职业教育，并荣获“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和“全省双高双普县”的称号。吴起县还在全省率先实现城乡医疗、养老、低保社会保障一体化，户籍人口享受到了标准较高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走在了省市前列。

吴起，一个不足15万人口的县域，如今像一颗绿色的翡翠，镶嵌在广袤的黄土高原，坚定不移地在“绿色革命”的快车道上加速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