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持之以恒反腐败的经验

韩国持之以恒反腐败的经验（精选4篇）

韩国持之以恒反腐败的经验 篇1

韩国同样曾经是一个腐败问题严重的国家。韩国组成身兼审计、监察和纪检三重责任的监察院和行政改革调查委员会，通过行政权力消除商业贿赂。在法制建没上，制定了《关于特殊犯罪的特别法》等法律，规定分别对受贿公务员、不正当利益获得者、校园非法敛财者、公职人员渎职行为等商业贿赂行为进行处罚。

韩国政府还成立“社会净化委员会”，力图通过全民参与清除包括收受金钱物品、给好处费等商业贿赂行为。韩国加强对公职人员的监督，制订了《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实行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登记制度、公职人员物品申请制度和退休公职人员就业限制制度，以防止公职人员接受商业贿赂。

另外，韩国为防止腐败和贿赂的一个应急性措施就是对各级政府和公共机关进行清廉度调查。

《透明社会协约》是韩国现政府采取的另一个重要反腐败措施由韩国政府、政界和经济界共同签署《透明社会协约》，其目标是建立没有腐败的先进型透明社会。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韩国政府历经二十多年的反腐败和治理商业贿赂，腐败程度逐渐减轻，商业环境得到改善，社会清廉度明显提高。韩国历届政府不断推出包括治理商业贿赂在内的各种反腐败措施，其措施日益严厉，并形成全民打击商业贿赂的良好社会氛围。

本文参考资料来源于：

韩国持之以恒反腐败的经验 篇2

一、韩国反腐历程

韩国建国后的历史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共和国时期和现代韩国, 以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时期最为腐败。

1. 共和国时期

第一共和国的执政者为李承晚, 他执政过程中没有致力于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而是专注于维护个人的独裁统治, 用人任人唯亲。这样的执政意图及用人导向为腐败制造了机会, 大小官员利用权力争相腐败, 并且政治权力与经济掠夺相结合。有学者如是描述:“旧李朝的一切腐败现象如裙带关系、任人唯亲、捧上压下、满口政治道德口号而工作无能, 等等, 都可以在李承晚各级官僚机构中找到。”[1]腐败与低效成为李承晚政权的代名词。李承晚总统当然也意识到腐败的严重性, 因此提出了反腐败措施, 如《公职伦理确立宣言》, 内容包括遵守时间, 服从命令, 完成任务, 廉洁、公正团结等内容, 还设立了以反腐败为目的的独立监察机关, 如审计院监察委员会等。但是一个带头腐败的政府是不可能真正进行反腐败的, 其所制定出来的措施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 很难得到实行。1960年, 韩国爆发了“4·19革命”, 李承晚政权结束。第一共和国是造成体制腐败的政权, 也是因腐败和独裁倒塌的政权[2]。

李承晚政权垮台后, 张勉打着“反腐败”的口号上台, 成立韩国第二共和国。然而第一共和国独裁和腐败带来的后患使张勉无法扭转局势, 整个社会处于政治腐败、社会动荡、经济低迷、民怨沸腾之状, 韩国被西方人称作“毫无希望”的国家。在此背景下, 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成功, 建立第三共和国。

朴正熙的第三共和国开启了韩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反贪治贪以及经济现代化进程。朴正熙军事政变时宣布了“六条誓言”, 其中基本得到落实的有两条:一是发展经济, 二是“扫除国家的腐败与社会邪恶, 重振颓废的国民道德与民族正气”。朴正熙上台后铁腕施政, 大规模更换政府官员, 并且建立起严厉的监查制度 (中央设监查院, 地方设监察室, 实施公开监察还有暗中监察) 。朴正熙的威权统治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创造了“汉江奇迹”。但是由于政企关系密切, 经济力高度集中, 政经“愈合”, 行贿受贿、靠优惠融资等不正当聚财的现象又开始产生[3]。作为一个痛恨腐败、无法容忍腐败的国家领导人, 他决心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 这就是韩国历史上有名的“庶政刷新运动”, 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净化官场、社会净化和精神革命。朴正熙作为一名军人, 他的治国方式很具军人特色:威权、高效。然而在“庶政刷新运动”中, 人治与专制色彩极为浓重, 法外处罚频繁而普遍, 政治制度结构逐渐失去弹性, 导致朴正熙本人于1979年被暗杀。

朴正熙被杀的同年, 保安总司令全斗焕通过军事政变上台, 韩国进入第五共和国时期。上台之初的全斗焕决心要“开创一个廉洁政治的时代”, “把国民从政治镇压和滥用权力中解放出来”。为了反腐, 全斗焕开展了大规模的“社会净化运动”, 对国家高级官员发动群众性再教育运动, 并通过了一系列与反贪腐相关的廉政法律。然而, 他只是借着“社会净化运动”反腐名义, 名正言顺地铲除异己、消灭政敌、巩固政权, 反腐败斗争成为全斗焕政府手中的政治杀手锏。全斗焕家族本身卷入极其严重的腐败事件, 总统本人成为贪腐的“冠军”, 反腐败以失败而告终。

随着经济发展, 韩国的政治形态开始逐渐由威权主义向民主政体过渡。1988年, 卢泰愚当选总统, 韩国进入第六共和国时期。卢泰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新秩序、新生活”反腐运动, 但其实质基本是把全斗焕的“社会净化运动”改个名称而已。主要内容是加强对选举以及公众假期等薄弱时期的公职行为的管理, 通过各种教育提高公职意识等。其中最重要的措施是修改《公职人员伦理法》, 要求公开高职位公务员 (包括总统本人) 的财产, 但并无具体执行措施。后来卢泰愚深陷秘密政治资金丑闻, 其所主导的反腐败运动自然也以失败告终。

2. 现代韩国

1992年金泳三作为韩国二战后的第一任民选总统上台, 开创了一条崭新的反腐道路, 即制度反腐。主要有两大制度, 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两大制度实施后, 反腐败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查出惩办了不少腐败官员, 并且把卢泰愚、全斗焕送上法庭。但由于韩国根深蒂固的政经勾结腐败问题, 金泳三的反腐措施也伤及自身, 执政党的一位议长和两位议员辞职, 一名议长和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 多名议员被公开警告。在政府中, 五名高级官员被免职, 10人受到其他处分, 执政党在民众中声望大跌[4]。更为严重的是, 他的亲信和儿子都卷入腐败案件, 这对他的声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1998年, 金大中当选总统, 宣布要彻底清除腐败, 不会把反对腐败作为权宜之计[5]。他延续了金泳三的制度反腐措施, 并在此道路继续努力, 推行了《防止腐败法案》。在通过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同时, 金大中政府创建了直属于总统的反腐败委员会, 并且鼓励公民协会和市民组织加入反腐败委员会。金大中的反腐举措收效甚丰, 1999年9月至2000年6月, 共搜查2 246名腐败嫌犯, 拘留810名[4]。金大中的反腐也伤及自身, 三个儿子有两个因腐败而入狱。

之后的总统卢武铉及李明博在前任总统制度反腐的基础上继续推进, 使得韩国清廉指数排名逐步上升。许多国家纷纷向韩国学习, 借鉴其反腐措施。

二、经验与启示

1. 运动反腐必终将走向制度反腐

韩国从李承晚政府到卢泰愚政府一直进行运动反腐模式, 而腐败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直到金泳三上台后采取了崭新的制度反腐模式, 韩国才逐渐走向清廉, 这说明制度反腐才是反腐败的最终走向。

首先, 运动反腐存在诸多缺陷: (1) 运动反腐与腐败现象容易形成恶性循环。腐败具有长期性、普遍性, 反腐败也因此是一场持久战。运动反腐采取的是急风暴雨式的措施, 就像一阵风, 风来了, 腐败分子避一避, 风过了, 腐败现象又重现。因此, 运动反腐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结果是“运动不断, 腐败不断”, 导致恶性循环。如朴正熙上台之后进行大力肃贪倡廉, 逮捕和开除了17 000名“腐化”的官员和2 000名“腐败”的军官, 以各种原因解雇了35 000名旧的行政人员[6]。一时社会风气好转。但维持不到五年, 腐败之风重新抬头, 朴正熙又发起一场“庶政刷新”反腐运动, 又查处惩办大批官员, 基本上给政坛重新洗牌一次, 这样的循环反复, 严重影响了政坛以及经济的延续。 (2) 运动反腐侧重于事后打击, 疏于事前防范。十七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 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更有效地预防腐败, 不断取得反腐败斗争新成效。长期以来, 反腐败斗争往往侧重于腐败发生到一定程度后, 才发动相当规模的斗争去解决它, 不注意事先防范, 而是随着问题与弊病的逐步堆积, 最后靠某种偶然事件, 如某个铁腕人物的上台、某个社会实践的爆发, 并以此为契机, 对政治生活中的各种腐败问题和腐败分子进行运动式“爆炸性”的清洗, 给社会带来的负面效应很大。

其次, 制度反腐能走向成功是由其特点所决定的, 因为: (1) 制度反腐具有普适性, 所有人包括最高领导人都毫无例外的受制度约束, 不存在法外施恩之情形。 (2) 制度反腐具有根本性。制度缺陷是腐败滋生最关键的源头, 要从根本上消除腐败现象, 就必须解决制度方面的问题。 (3) 制度反腐具有稳定性。稳定的制度能让人们对自己行为有个准确预期, 知道哪些事情可为, 哪些事情不可为以及行为之后的后果, 从而对自己的行为加以控制。制度的稳定性是相对朝令夕改而言的, 随意被更改的制度会让人无所适从, 从而使制度失去威严, 不被遵从。 (4) 制度反腐具有全局性。制度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它涉及体制、机制、法制等不同层面的内容。各层面的制度建设都要有全局观念, 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 而相互配合, 密切协作, 任何突出或依靠某一单方力量来完成反腐任务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2. 反腐败制度必须具有科学性、可行性, 而且科学的反腐制度一定要得到贯彻落实

制度的特点决定反腐败必终将走向制度反腐模式。然而在各国的的反腐败道路上或多或少都制定过反腐败制度, 为什么反腐效果莫衷一是?韩国李承晚政府制定了《公职人员确立宣言》, 张勉政府出台了《公务员财产登记法案》, 朴正熙政府颁布了《公务员伦理宪章》、《公职人员伦理法》, 为什么并没有取到和金泳三政府一样的反腐效果?

究其原因, 一是由于前面的政府并没有选择科学的反腐败制度, 二是由于反腐措施触犯了既得利益者———腐败官员, 而韩国长期以来实行集权官僚控制体制, 因此反腐措施无法落实实处。而金泳三政府选择了科学的反腐制度:家庭财产申报制度和金融实名制度。这两项反腐败制度号称反腐的孪生兄弟, 犹如悬在贪官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被反腐败的实践证明为目前世界上最好、最有效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制度。而且最重要的是, 金泳三不遗余力的贯彻实施其反腐举措, 即便是伤及自身乃至自己亲信及儿子也毫不退缩。

3. 建立强力有效的反腐败机构是反腐败制度得以落实, 反腐败走向成功的终极保障

科学的反腐败制度制定后,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腐败机构去执行和落实, 否则制度会成为一纸空文。金大中时期成立的反腐败委员会对韩国的反腐败斗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是个集综合性与独立性于一体的反腐败核心组织, 对总统直接负责。委员会主要职责在于建立和评估政府发动的各种反腐败政策和活动, 发动和执行反腐败教育和宣传活动, 支持由公民团体自发组织的反腐败活动, 进行腐败资料数据库的建立和更新, 对举报人进行有效保护;为充分发挥委员会作用, 委员会成立秘书处, 由政府政策协调部部长担任秘书长, 帮助委员会开展工作[7]。

由韩国的反腐败机构联想到一些全球闻名的反贪机构, 如香港的廉政公署、新加坡的贪污调查局以及澳门的反贪局等等。综合起来, 强力有效的反腐败机构应该具备以下条件:首先, 反腐败机构必须直接隶属于最高领导人, 实行垂直管理;其次, 反腐败机构必须具有较为广泛的权力, 如调查取证、逮捕搜查、检查扣押;最后, 反腐败机构必须有较好的人员配备和资金保障。

4. 领导人的反腐动机决定反腐最终走向

韩国几代领导人都把反腐败提升为执政后的首要任务, 但反腐效果截然不同, 原因在于有的领导人是以国家清廉为反腐目的, 有的却把反腐败当做政治手段。譬如李承晚的用人原则是任人唯亲, 私人关系的远近成为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 因此他的反腐败实质是利用反腐的幌子清除异己力量。全斗焕也是把反腐败当做政治杀手锏, 而且全斗焕、卢泰愚都是腐败总统, 以牟私利为目的, 所以也不可能真正去反腐败, 否则无异于惹火烧身。与之相反, 朴正熙、金泳三、金大中以及之后的总统, 其反腐动机纯正, 都以国家清廉、为社会发展为目的, 其反腐败斗争当然相对成功。譬如, 金泳三曾经指出:“不能像过去那样, 将清除腐败当做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 清除腐败始终要紧紧领先法律和民主程序。”[8]另曾经有位日本学者在探讨朴正熙的反腐斗争时指出:“与其他军政权不同, 韩国的军事精英们不为自己积累财富, 而把经济发展的果实留给工厂主和企业家。”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 面对严重的体制性腐败, 领导人如果有坚定的意志和有力的措施, 在体制性矛盾一时不能解除的情况下, 也可以对腐败有所作为[9]。

5. 国家领导人的廉洁自律以及率先垂范有助于反腐的成功

政治领导人对下级及群众具有很大影响, 领导人自身能否廉洁自律、率先垂范对反腐斗争进程具有很大影响。综观韩国反腐历程, 腐败总统如李承晚、全斗焕、卢泰愚, 他们执政时期的反腐导致社会越反越腐, 而朴正熙、金泳三、金大中政府的反腐收效较好, 这与他们自身能否廉洁自律有很大关系。比如朴正熙, 他以一个军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以身作则。“他从不从事奢侈的娱乐活动, 从不打高尔夫球。每遇国家庆典和民间节日, 他不带侍卫人员, 自己一人到市区各地参观民众如何欢度佳节。到乡下视察时, 常光临小吃店, 吃大众化食物[10]。反对朴正熙的反对党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 他从来没受到任何有关腐败的指控。又比如金泳三的制度反腐, 他是从自己首先做起, 率先垂范的, 颁布官员财产申报制度之前, 他首先公布自己以及直系亲属财产, 从而使得这一制度得以顺利推行。

金泳三、金大中两位总统不仅本人清廉, 而且表现出高度无私精神。金泳三的反腐制度殃及自身, 执政党官员和他的儿子亲信先后被查处, 金大中也有两个儿子卷入腐败丑闻, 这两位总统并没有因此而护短, 亦没有因此而驻足, 而是坚定的把反腐败制度贯彻下去。头发斑白的金大中在执政的末尾, 因为儿子的腐败丑闻, 五次向国民公开道歉。这充分表明国家领导人在反腐进程中无私无畏的勇气和决心。

韩国的反腐败道路在曲折中前行, 最终走向了一条光明正确的道路, 中国的反腐道路任重而道远, 我们需要学习和借鉴韩国的经验, 建立健全的反腐机构, 制定科学的反腐制度, 使中国早日走向清廉。

参考文献

[1]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朴正熙政权与韩国现代化[M].北京:文津出版社, 1993:45.

[2]王伟, 等.中国韩国行政伦理与廉政建设研究[M].北京:国家行政出版社, 1988:118.

[3]金庆臻.韩国现代化研究[M].济南:济南出版社, 1995:74.

[4]张宏杰.中国人的性格历程——被冷落的韩国经验[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5]The Office of the Prime Minister Republic of Korea:Korea Anti-Corruption Programs in New Millennium, June 6, 2006:6.

[6]韩国腐败“触目惊心”[EB/OL].http://www.qianlong.com/2955/2004/03/12/183@1936883.htm.

[7]金波.韩国“两金政权”的制度反腐经验[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1, (1) :64.

[8]雷雨, 王刚.韩国腐败与反腐败的政治透视[J].韩国政治与经济, 1999, (1) :21.

[9]韩国的反腐败道路[EB/OL].http://www.gdjct.gd.gov.cn/main/hqzh/200501224494.shtml.

韩国预防腐败经验报告 篇3

在韩国，具有防止腐败职责的机构主要有国民权益委员会、检察厅、监查院、警察厅等行政部门，以及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等中立组织，它们大体构成了韩国预防腐败的基本工作平台和网络。

国民权益委员会（简称ACRC）。韩国专门的预防腐败机构，于2008年由原国民信访委员会、国家清廉委员会、行政审判委员会合并后成立，直属国务总理领导。该委员会共有15名委员，所有委员的地位和独立工作的权力受法律保护。主要承担着组织协调反腐败相关工作及受理相关投诉举报等职责。由于ACRC没有调查、搜查等权力，接到投诉或腐败报告后，ACRC会交给具有调查职能的检察厅、监查院、警察厅等调查机构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进行反馈。

检察厅和监查院。韩国的政权结构是由行政、司法、立法所构成，检察机关附属于行政系统，拥有起诉权和搜查权，是很有权威的反腐败机构。韩国检察机关共有四个级别，即大检察厅、高等检察厅、地方检察厅、地方检察厅支厅。韩国的检察机关每年查处公职人员4000-5000人，查处的案件一般为性质比较严重的案子。韩国的监查院由包括院长在内的5-10名委员组成，由总统任命，只受总统管辖。监查院依法对国家和地方自治团体及国家银行等单位的会计业务进行检查，内容包括收入与支出、财产的取得、管理与处分。监查院认为有必要或应国务总理的要求，还可以对国家公共财政投入、支出和使用情况进行监查。除了财政监查，监查院还具有职务监查的职责，有权对行政机关、地方自治团体的公务员和依法具有公务员身份的人员进行监督和调查。

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此为中立机构，分别在国会、大法院、中央选举委员会以及各市、道设立。不同的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成员的任期、选任以及审查程序等有关事项根据国会、大法院、宪法裁判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地方自治团体的规则或条例以及总统令确定。如政府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的九名委员中，包括委员长在内的五名委员要在法官、教育工作者、学识渊博和德高望重的人士中选任，包括副委员长在内的四名委员在政府所属公务员中由总统提名或任命。委员任期两年，可以连任一次。委员会实行合议制，由委员长召集，一般事项由相对多数委员参加，过半数通过方可形成决议。其主要职责是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登记进行审查，并把活动情况编制“年报”，定期向国会汇报。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机关内部人员操控审查结果的情况出现。

全面的预防腐败立法

目前，韩国防治腐败的主要法律依据是《腐败防止法》、《公职人员伦理法》、《公益举报保护法》、《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公务员行动纲领》等。针对当前腐败问题越来越智能化、隐蔽化等特征，韩国正在制定《防止不正当请托和利害冲突法》，计划于2012年底提交国会审议，如果该法获得国会通过，这将极大地推进韩国的反腐败工作。

《腐败防止法》于2001年出台，目的是为了预防腐败发生和有效控制腐败行为。该法对腐败的定义、举报和惩罚腐败行为、设立国民监查请愿制度、扩大财产登记和公开对象的范围等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公共机关、政党、企业、国民和公职人员，都必须对改善制度、防止腐败的各种政策提供积极合作。如果公职人员在职期间因腐败行为被免职，那么三年内不得回原所属部门工作，否则将被勒令立刻辞退。进行虚假举报的人将被处以一年以上十年以下监禁，利用工作谋取私利，将被处以七年以下监禁和5000万韩元罚款，并没收全部非法所得。此外，对不履行举报义务的公职人员和违反保护举报人规定的人，将分别处以1000万韩元以下罚款。”

《公职人员伦理法》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全斗焕政府制定的，它的主要目的是确立公职社会的伦理观，主要涉及公职人员的行动纲领及财产申报和公开等内容。1993年6月，金泳三政府对该法进行了修订，颁布了《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规定公开高级公务员的财产，使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及公开义务化，从而在制度上保障了财产公开的实效性。该法规定：“包括总统、国务总理、国务委员、国会议员等国家政务公职人员，地方各级政府首长和议员，四级以上国家和地方公职人员等11个方面的国家公职人员都有向有关部门进行财产申报的义务。登记对象涵盖本人、配偶、本人直系亲属（已出嫁的女儿除外）。登记财产范围包括不动产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和转卖权，矿产权和渔业权，动产、有价证券、债权、债务以及无形财产权。”该法还详细规定了违法的公职人员应当予以解任或惩戒的条款。这些规定使得公职人员承受着巨大的法律、道德和心理压力，迫使其以身作则、廉洁奉公。

《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是亚洲第一部信息公开法。韩国在1996年12月颁布此法，共设五章、24条，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目的和原则、信息公开申请人和公共机关的义务、信息公开的程序、异议复请程序、设立信息公开委员会等作了详细规定，是政府各部门信息公开的基本法律依据。

其适用范围非常广泛，不仅适用于行政机关，还适用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包括宪法法院和其他司法机关）以及中央选举委员会等公共机关。政府持股超过50%的企业、所有学校、129家根据特别法设立的机构、93家中央或者地方政府出资超过一半设立的机构、34家医疗机构、1005家中央或者地方政府提供过财政支持的机构等均纳入该法的适用范围。韩国信息公开立法是自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逐步展开的。关于信息公开的立法先由地方立法机关进行，然后才由中央立法机关颁布普适性的信息公开法。到1997年6月，韩国共有178个地方立法机关制定了信息公开条例。韩国的信息公开法正是在地方的影响下制定并通过的。

《公务员行动纲领》是韩国政府首次以总统令的方式公布实施的法律，随后各个部处和地方政府又根据这个纲领制定了本部门、本地区的公务员行动纲领，所有的公务员必须同时遵守这两个纲领的约束和规定。其主要内容包括：公务员在上级领导对正当公务作出错误指示时，可依法举报；公务员禁止利用关系在人事上做手脚；禁止向同学、同乡和亲戚等提供特别优惠待遇；禁止将公用车、船等用于私人用途；发现公务员违反行动纲领，任何人都可以举报，其中所在部门负责人和副部長以上的公务员的违规行为可直接向国民权益委员会举报等。

《公益举报保护法》是为了不断完善《腐败防止法》中，保护举报人、保护和维护为公共利益而做出举报行为人员的个人合法利益而设的法律。2005年7月，韩国国会通过了《腐败防止法修正案》，旨在动员全社会对腐败行为进行监督并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该法案明确规定：“要求对举报人强化身份保密、人身安全保护、协助调查保护及责任减免。”2007年，韩国政府再次修订《腐败防止法》，要求对普通举报人予以与公职人员举报人同等的受保护待遇。该法还规定：“报复内部举报人，不仅会被处以罚款，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2010年，韩国制定《公益举报保护法》，将以前《腐败防止法》中规定“国民举报公职人员腐败行为可获得最高2亿韩元（约20万美元）的奖励”标准大幅提升，最高可给予20亿韩元（相当于200万美元）的奖金。韩国政府还不断出台新的保护和奖励举报人的举措，明文规定对举报人实施就业保障、个人信息保护和人身安全保护。

公开透明，鼓励举报的反腐制度

信息公开制度。韩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公开工作，认为公开是防止腐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就注重政务和政府信息向国民公开的工作。随着电子和数字技术的发展，韩国实施构建电子政府战略，政府各部门都建有较为完善的网站，相关业务的申请、批复等都可通过网络在线处理。韩国政府信息公开也主要依托网络在线公布。韩国政府信息公开的原则是依据《公共机关信息公开法》公开本机构保有、管理的信息。韩国政府信息公开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公开发表的信息，二是应申请人要求公开的信息。公开发表的信息包括本机构保有和管理的重要政策、重要事项、预算执行等内容。申请人申请公开信息须首先填报申请表，收到申请的机关研究决定是否公开相关信息，然后通知申请人结果。决定公开的信息根据内容可采取阅览、复印、观看影像内容，或是以电子邮件、光盘等媒体提供。如果决定不公开申请的内容，须向申请人书面通知，说明理由及申诉的途径。

金融实名制度。该制度建立于金泳三政府期间，1993年8月，金泳三以总统紧急命令的形式，突然宣布实施金融实名制。其内容包括：从总统令发布之日起，一切金融交易、存取款必须以实名进行。为保证实名制顺利推行，韩国政府采取了极端和强硬的手段加强金融保密制度：一是制定专门的法律对金融实名制进行保护；二是对违反金融实名制的行为和个人采取严厉的打击措施。金融实名制的实施有效打击了地下经济和非法收入等行为，完善了税法、刑法等实体法律体系，提高了政治资金的透明度。实名制的推行有力地推进了反腐败斗争，包括韩国前总统在内的多名高官因收取秘密政治资金等被判刑。

公务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根据《公职人员伦理法》，韩国从1981年起就开始实行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1993年，韩国开始实行公务员财产公示制度，由公务员伦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和公布。每逢公务员的财产比上年有明显增加或者反常增加，公务员伦理委员会就会高度关注，并要求当事人就财产剧增原因在20天内提交书面解释及凭据材料。如逾期不配合，将被罚款2000万韩元（时约合2万美元）。必要时还会要求当事人提交近三年的相关财产资料。

腐败影响评价制度。韩国的腐败影响评价制度类似于我国的制度廉洁性审查。即各个政府部门、公共机构出台的法律、法规、条例等制定完成后，要先提交给国民权益委员会进行腐败影响评价。国民权益委员会将选择相关专家进行讨论研究，分析提交的法律制度等是否存在可能引起腐败的行为，如果存在，将劝告提交单位进行修改。据统计，国民权益委员会提交的修改意见建议有80%-90%被采纳，已对7000多部法律法规、条例制度等进行了评价。

公共机关廉洁评价制度。韩国国会2001年6月通过的《腐败防止法》制定了“清廉度指数”，从2002年起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全面实行“清廉度指数”评价制度。自2003年起，国家清廉委员会和后来合并组成的国民权益委员会（ACRC）每年都对全国所有政府和公共机关进行清廉等级评估。2010年，ACRC对700多家机关进行了清廉度指数测定，并计划将测定对象覆盖到所有接受政府预算的机关单位。

在每年公布的清廉度指数测定排名中，排在后面的权力部门将承受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从而不得不更加自律，主动加大预防和惩处腐败的力度，以提升自身形象。例如，2009年首尔市排名下跌后，当即推出《市政清廉度改善综合方案》，规定了极为严厉的反腐败措施：首尔市公职人员收受企业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不到200元）以上的贿赂或者接受招待，不论职务高低，将立即被停职甚至免职。行贿的企业两年内不得参加首尔市开展的各种竞标活动。

韩国体育腐败愈演愈烈 篇4

在2005年以前，韩国足球界问题主要还处于“自发性打假球”阶段。即一个球队的三四名球员合伙约好在踢某场球时故意输球，然后在非法赌球网站上，对自己队输球的一边下赌注获取高利。

据韩国媒体报道，当时球员通过非法赌博网站赌球的情况非常严重。估计三分之一以上的球员都参与过这种网站非法赌博。首尔市的某球队在2007年揭发了四五名“自发性打假球”的情况，并课以打假球球员5000万韩元，几乎是相当于他们年薪的罚款。这些球员同时被球队永久除名。

近些年，韩国地下体育赌博业兴起，据报道，韩国非法体育赌博在地下开展得极为红火，2010年交易额达3.5亿韩元（约合30亿美元），使用智能手机进行非法交易的体育彩票网站达1000个以上。

黑社会组织和中介人为操纵体育彩票结果并由此获得巨额奖金，针对部分球员进行贿赂或恐吓，涉案球员或者出于恐惧，但更多的是贪图不义之财，开始踢假球。因此，韩国足球界问题由“自发性打假球”转变为“有中介参与的假球赌球”，形成了“球员-中介人-黑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运作模式。

韩国足球最高端比赛是K联赛。参加K联赛的球员年薪相差很大。一般球员年薪大致为5000万韩元，非主力球员的年薪只有1200万-2000万韩元，低年薪球员相当多。如果入选国家代表队级别的球员，年薪能高達10亿韩元(包括赢球津贴，不包括广告费)。

在足球联赛中，假球的手段主要有守门员故意漏球或防守队员不尽力阻止对方进攻，从而导致失利。由于打假球、赌球风险很大，实际上参与打假球赌球的主要是年薪低的、或者年龄大的过气球员。

据韩国媒体披露，为了踢假球，对一场K联赛，根据地下赌庄的盘口，中介人开出的价码，在每场比赛中投入的金额平均达4166万韩元。值得注意的是，踢假球的规模越来越大，选手们也更大胆。2010年6月22日城南队与光州队的冠军杯比赛中，为了收买敢于冒险踢假球的5名选手，中介人总计使用了2000万韩元。但在2010年9月18日蔚山队和全南队的K-联盟比赛中，将金额达1.45亿韩元的黑钱分给了全南的9名队员。

2011年可以说是韩国足球界丑闻不断的一年。无论是K联赛，还是冠军杯赛都曝出假球赌球风波。韩国足联痛下决心整顿，对10名选手永久剥夺其K联赛选手资格和永久取消其K联赛职务资格的处罚。

随之司法介入调查。韩国昌原地方检察厅确认，2010—2011年赛季中，K联赛的15场比赛有问题，共有职业足球球员和中介人等63人涉案，其中有6个球队的46名球员参与了踢假球。这46名球员踢假球所得的好处为平均每场比赛每人获得861万韩元。

据韩国报纸报道，注册的K联赛全部603名球员中，有近10%的球员涉案打过假球或赌过球。

更严重的是，2011年后，韩国足球界的腐败正向排球界、职业棒球界蔓延，同样查出多场由中介操纵比赛结果的赛事。

2011年11月，韩国政府修订了《国民体育振兴法》，加重了对操纵体育比赛的惩罚力度。根据该法案，收受贿赂并试图操纵比赛的球员或教练，将被处以最高5000万韩元(约合4.5万美元)罚款，而这一数额在修法前，仅为1500万韩元。同时针对行贿操纵球员的中介人处罚，也从修法前的最高2年徒刑，罚款1000万韩元，提高到最高5年徒刑，罚款5000万韩元。对于涉嫌进行赌博行为的球队，将被禁止参加联赛。此外，为了奖励体育界人士举报体坛的非法行为，举报奖金也从过去的1000万韩元调至最高为1亿韩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