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会会长致词（精选11篇）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晚上好！
请允许我代表本次同学会，对在座各位的到来表示最热烈的欢迎与最衷心的感谢！并对未能参加聚会的同学送去亲切的问候!
十月的阳光格外灿烂，十月的鲜花格外芬芳，在同学理事会的大力支持和努力下，在穿越了三十三年时空的2012年10月26日，同学们终于从四面八方汇聚在鹭岛，实现我们三年前的诺言，举行我们山门中学七九届高中同学聚会。时光如水，岁月如歌。三年前我们在山门举行三十周年同学会，转眼我们又走过了三个春秋，从毕业至今三十三年风雨兼程，三十三年沧海桑田，从翩翩青少年步入历经风雨的中年人，从父母的孩子成为孩子的父母，从满头黑发到银丝爬上鬓角。我们当中有经营自己事业生活蒸蒸日上的，有奋斗在职场上成为业务骨干的，有扎根家乡沃土，成为当地能人的，有治病救人的白衣天使，有甘为人梯，桃李满天下的辛勤园丁，我们都各自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一片蓝天！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三十三年的收获象跳动的音符，谱成了一首新的歌谣，七九届高中同学激流勇进！七九届高中同学人才辈出！同学们，让我们为此骄傲和自豪吧！
让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更加珍惜今天的相聚，相信这也是我们一生中值得庆幸和难以忘记的事情，同学们！让我们抓住青春的尾巴，肩负起社会与家庭的重任，勤奋快乐的生活吧！相信这次聚会将激发我们在场的100多颗心一起互动，交融和澎湃，希望大家带着美好的心情，能更放松，更热情地投入到兄弟姐妹心连心，手挽手的情境中，尽情地
抒发，交流和高歌吧！
陈胜昌先生首先表示,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 中国发展模式的完善和创新课题确实具有挑战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危机更加明显地暴露了中国发展模式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比如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过高的能耗和资源消耗、对环境的影响、对国际市场依赖过重、收入差距过大等。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很早就有了认识, 并提出了明确的应对思路和解决办法, 但是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下, 各方面对于解决这些问题还缺乏很强的迫切性和主动性。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对问题的认识更加清楚, 解决问题的思路更加明确, 措施更加积极有力, 因此, 这次金融危机就成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创新和发展的动力。第二, 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发展的基本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比如巨大的市场需求, 稳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 资金充裕, 良好的人力资源,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快速推进等, 这些发展的比较优势依然存在。这些因素将使中国经济随着世界经济的复苏而迎来新一轮的高增长。第三, 危机发生以后, 中国政府推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一揽子计划, 这些措施着力于扩大内需、关注民生建设、优化产业结构、推动自主创新、改善体制机制, 不仅有利于中国经济从危机中走出来, 也将为中国经济迈向一个新的台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从而推动中国发展模式不断创新和完善。
陈胜昌先生强调, 当前的这场金融危机对中国来说是严峻挑战, 更是难得的机遇, 只要我们应对的措施得当,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就一定会迈上新的台阶, 取得更大的成就。中国为走出危机, 不仅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计划, 并正在调整和“修正”近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 以赋予其更大的活力和创造力, 由追求GDP的发展观转向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由以出口导向型发展转变为以内需为主导的发展道路。这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继续完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尽管已基本融入世界大市场, 但还不断遭到一些歧视;在国内还存在行业垄断、地区封锁、行政壁垒等妨碍公平竞争和商品要素自由流动的障碍。这些都需要通过深化改革来解决。第二, 深入开展新技术革命,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建设清洁的“世界工厂”。这次危机之后, 从中央到地方都提出了加快发展新能源、节能减排、降低材料消耗的实施政策和规划。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中国, 由于人力资源优势依然, 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必将在世界市场上继续占有优势地位, 成为清洁、高质量、高附加值的新型“世界工厂”。第三, 走新型城市化道路。第四, 深入推进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的建设。第五, 科学推进金融业健康发展和信用体系建设。经过这次金融危机, 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 尽管金融业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但也要看到它的破坏性和不稳定性, 要努力促进金融业的健康发展, 使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
广东顺德人。1872年作为第一批幼童被清政府派住美国留学。1878年考入耶鲁大学，获名誉博士学位。1904年任汉阳、天津海关道。1907年起，任清外务部右侍郎、会办大臣兼尚书等职。1914年任北京政府交通部总长。
詹天佑（1861-1919）
江西婺源人。铁路工程专家。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1905-1909年，主持设计、修筑了我国自主设计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在施工中，他采用了“人”字形线路和“竖井施工法”开挖隧道，缩减了工期和费用，并培养了我国第一批铁路工程师。周恩来总理誉之为“中国人的光荣”。
颜惠庆（1877-1950）
上海人。同文馆毕业后留学美国。1912年起，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次长、总长，内务总长，国务总理并摄行总统职权。国民政府期间，先后任驻美公使、驻苏大使和出席国际联盟大会首席代表等职。1949年任国共和谈代表。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委员等职。
蔡元培（1868-1940）
浙江绍兴人。清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1902年，与章炳麟等人发起中国教育会；1904年与陶成章等人组织光复会，并被推举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德国留学。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5年，在法国与李石曾、吴玉章等人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1917年出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起，历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与宋庆龄、鲁迅等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王正廷（1882-1961）
浙江奉化人。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早年曾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鄂军都督府外交副主任、临时参议院议长、工商部代总长、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总长和财政总长等职。1919年作为巴黎和会代表，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南京国民政府期间曾任外交部长和驻美大使。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中国第一位国际奥委会委员，是当时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1936年和1948年作为中国体育代表团总领队，率团先后参加第11届和第14届奥运会，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开展做出了一定贡献。
1925年任欧美同学会董事长。
顾维钧（1888-1985）
江苏嘉定人。1904年赴美留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和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12年任驻美国、古巴公使。 1918年作为巴黎和会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1920年起，任驻英公使、外交总长等职，1924年7月至9月兼代理国务总理。1931年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驻法国、英国大使。1945年3月，任旧金山会议的首席代表，参与起草联合国宪章。他从事外交工作长达55年，196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
周诒春（1883-1958）
安徽休宁人。1907年赴美留学，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11年参加清政府留学生考试，授文科进士，点翰林。1913年任清华学校校长，1933年代理燕京大学校长。1935年后，任国民政府实业部次长、农林部长、卫生部长等职。1948年赴香港，1950年回北京定居，1956年被聘为全国政协特邀代表。
陆征祥（1871--1949）
1892年同文馆毕业，由清政府总理衙门指派出使俄国、德国、奥地利和荷兰。辛亥革命后，出任外交总长，清除积弊，使外交部成为一个现代外交机构。1915年5月25日，陆征祥奉命在二十一条上签字。袁世凯称帝，陆征祥被任命为国务卿主持外交多年。1919年巴黎和会，陆征祥率领中国代表团参会。
1918年陆征祥当选欧美同学会会长。
李宗恩(1894—1963)
江苏武进人。1922年获伦敦大学硕士学位。1948年获格拉斯哥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建国后，历任协和医学院院长、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英国医学会及远东热带医学会会员。毕生从事医学教育、科研工作，对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和黑热病等有较深研究，在领导黑热病流行病学研究工作中尤有建树。
1949年任欧美同学会理事长。1955年——1956年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
严济慈(1900—1996 )
浙江东阳人。物理学、教育家。1927年获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主任兼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中科院东北分院院长兼东北人民政府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校长、研究生院院长，中科院副院长、主席团执行主席、数理化学部委员兼技术科学部主任，中国科协第二届副主席、第三届名誉主席，九三学社第五至七届中央副主席、第八届中央名誉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0——1951年任欧美同学会理事长。
曹日昌(1911—1969)
河北束鹿人。1948年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研究院心理系，获哲学博士学位。
1951年任中国心理学会心理研究所所长，为心理研究所的成立和中国心理学会的重建付出了心血。他团结全国广大的心理学工作者，制定中国心理学研究发展的远景规划；学习国外有关心理科学，改造旧心理学，推动我国心理学的研究工作朝着广泛深入的方向发展。由他主编的《普通心理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我国心理学工作者编著的第一本普通心理学教科书。
1952年任欧美同学会理事长。
章元善(1892—1987)
江苏苏州人。1915年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
曾任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合作司司长、经济部商业司司长，中国国际救济委员会驻会常委。1945年参加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任常务理事。1949年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政务院参事、民建第一至四届中央常委。是第二至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3年任欧美同学会理事长。
陈岱孙(1900—1997 )
福建闽侯人。经济学家、教育家。1926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任清华大学教授、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经济系主任。建国后，曾任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北京大学经济系主任等职。是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深有研究。专于外国经济思想史。
1954年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
叶景莘
浙江杭州市人。留学英国。
1913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技正、佥事，1918年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事务员，1923年任总统府外交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专门委员，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8年任欧美同学会主任委员。
竺可桢(1890—1974)
浙江上虞人。气象学家、地理学家。1918年获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博士学位。
历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开创了我国近代地理学、气象学研究领域。在东南大学创办了我国最早的地理系。是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亲爱的同学们：
年华在我们的友谊之间不知不觉的过去了26个春秋，生活的各种艰辛没有阻挡我们多年以后的再次相聚。我们之间的纯真友谊没有因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不会因富贵贫穷而变质，无论你正处在什么样的生活环境中，我们之间的友谊不会因此而降低层次，它还是那么的纯真、还是那么的坚固、还是那么的让人感到很多的遗憾背后我们至少还有些许精神上的安慰和寄托。
我们的相聚已有了前几次的基础和快乐，不管每次的相聚是否满意，至少我们的心情是激动的，是盼望友谊长存的。也不管你的地位多高，经济多富有，在我们这里没有区别，我们不拒绝你对同学的帮助，但是我们拒绝的是任何不利于这份友谊长存下去的任何不良因素的存在。
我们的同学会已经继续了三年多，或许其中也有过小小的不满，也有过我们这几个组织者失职的之处，可是不管怎么样，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谅解，在以后的相聚中大家共同来把我们的这份友谊保持，共同维护好这难得的相聚时光。
我最最最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九峰巍峨，湔水扬波，星移斗转，沧海桑田，人生过隙，弹指廿年，不觉天上五百年，始信世间梦团圆。今甲午秋初，龙门山下，绿水青山，兰桂相聚，执手攀肩，情浓意暖，来重温岁月过往，去再现蹉跎时间，忆情忆景忆温存，亦茶亦酒亦畅言。
想当年，恰同学少年，风发意气，志鼓催帆！看今朝，正人生壮年，仕者智贤，指点江山！
廿三年前，母校入学，桂林花蕾，彩霞满天。爱我彭中，笃学之风，尊师之尚，严师挥鞭，书海游潜，今当琢成，彭中风骨，声扬名远！
时匆匆，师老矣！老当益壮，依旧皓首慈颜，驾鹤去者，在此上香报安！揖手拜恩师，感恩泪涟涟。
人生情谊长，何惧风霜剑。离情别绪千杯酒，并肩同窗一世缘。追往事，叙旧情，绯闻花边，犹在眼前；看未来，瞻前程，纵横拍阖，宏图大展！此时此刻，聚餐桌前，推杯换盏，欢笑畅言，对酒当歌，仰啸长天，此情当悠悠，此景相忘难。
让我们一起，同师同道同进取，共风共雨共海天。举杯敬这“青春之忆，同窗之情，兰桂之谊，一生之缘！”干杯！干杯！再干杯！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您们好，首先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当年的两位班主任：罗奇峰老师和潘汉平老师在百忙之中抽空亲临参加我们的同学联谊会活动，感谢您们当年不吝赐教和谆谆教导，才有我们现在精彩姰丽的今天，谢谢您们……鞠躬（掌声）。
两位老师及到场的同学们，感谢您们参加此次20年回首（19年至19年初一（5）、初二（5）、初三（2）班同学联谊会活动，有了您们的支持、参与，才使得本次联谊会才有如此的成功和精彩，谢谢您们（掌声）。
20多年前，因为缘分，没有谁的刻意安排，我们非常荣幸的走进了**中学结下了深深的同窗之谊，在校三年期间，我们一起嘻闹玩耍，一起同路上学、回家，一起上山摘果，一起下河游泳，点点滴滴，让我们无限回忆，偶尔谈论起，那是多么的回味。我们当年年少无知，同学之间的摩擦及不快无法避免，甚至有些幼稚可笑，但都一点不影响我们今天的团结和睦。同窗之谊任何环境及时间都无法取代和谈化的。
2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当年的同窗，记忆中搜索出来的名字，依稀可扮的笑脸，一一浮现在脑海中，整整二十年了，毕业时期，我们有些慒慒懂懂、情窦初开，告别师长、握别同学、互相勉励、共道珍重，有的大有大展宏图、满怀壮志的心愿融入社会，有的继续求学深造，有的在家窝居几月后找到自己的发展空间，大展拳脚，可喜可贺，我们的同学二十年后的今天，个个事业有成，家庭幸福美满。但是同学之间的近况却因缺乏沟通和联络而有些生疏，当我们从邻家窗户飘来老狼的那首《同桌的你》这首歌时，不自觉都会吟唱起来，同时会怀念起以前的在校时光，想起这些时，思潮汹涌，感慨甚多，二十年了，可以让一个出生幼儿长成一个比自己个头都高的成年小伙子，这二十年我们同学之间究竟有什么可歌可泣的故事发生呢，这二十年，我们一路走来，有的一帆风顺，事业有成，有的稍经坎坷，稍经风雨，但也终见彩虹，也实属不易。三年寒窗共读，这种情谊更显珍贵，让我们通过此次聚会，在以后的岁月长河中，携手共进再创人生辉煌吧！
这次同学联谊聚会的组织筹备，到今天的成功举办，是我们珍惜怀念同窗情谊的丰收成果，除了几个远在他乡的同学因各种客观原因无法赴会，相信他们也一样在想念我们，我们同时一样想念他们，通过此次的聚会，让我们享受通讯的发达，经常保持问候，相互祝福吧！
王茂林先生首先指出, 最近我看到某些国外机构提出一个观点, 就是要用低碳经济作为唯一衡量标尺来衡量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的所有事情。我认为这种提法既无根据也非常不科学。大家都知道, 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一样, 都要经历一个二氧化碳高排放的过程。现在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都是发达国家最近几十年所排放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按照一般的规律正处于碳排放的高峰期。中国现在提出节能减排, 把发展低碳经济作为一个导向型的目标, 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 对低碳经济这个概念要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低碳经济的理念是由发达国家提出的, 它们是在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以后提出来的, 这个理念是好的, 但是目前世界各国向低碳经济转型还没有可供借鉴的成熟模式, 而且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还没有完成工业化、城市化, 因此, 具体发展的途径还需要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做出决策。
王茂林先生进一步指出, 向低碳经济转型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而节能减排是中国当前的最佳选择。中央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有些地方执行得很快, 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地方由于把GDP作为领导政绩的主要目标, 因此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提高GDP上。最近有媒体讲一个观点, 即好的GDP和不好的GDP。什么叫好的GDP, 什么叫不好的GDP?现在不能一般的追求GDP, 比如高增长、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GDP就是不好的GDP, 我们要的GDP应该是好的GDP, 可持续发展的GDP。
王茂林先生强调, 中国需要向低碳经济转型, 但是发展低碳技术、节能技术、洁净技术等不能搞一刀切, 比如发展太阳能几乎没有一个省不讲的。可是有些人并不知道, 太阳能电池板所需的多晶硅是高耗能产品, 生产的全过程综合电耗很高, 生产过程中的负产品更是具有强腐蚀性, 有毒有害, 所以中国在大量发展太阳能的时候必须考虑到它本身带来的污染。也就是说太阳能技术要分两段, 前段污染特别严重, 你要付出一定代价;后段当然是一种清洁能源, 所以在喊低碳经济的时候, 要把方方面面的问题都考虑周全。
去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行政体制改革也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必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
经过近一年时间，如何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为此，《中国新闻周刊》专访了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高小平。
高小平曾任国务院办公厅副处长、国务院办公厅机关党委宣传部部长；之后，调入中国行政管理学会。除担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执行副会长兼秘书长之外，高小平还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绩效管理研究分会会长职务。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由国务院办公厅主管，其办公地点就设在距离中南海仅百米之外的一座机关大院内。该学会是中南海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的智库之一。
“大部门制的轮廓基本形成，但是还需要在下一轮改革中深化”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开放以来，经过七次深化改革，我国行政体制从适应计划经济转向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前，你认为，行政体制和机制中还有哪些弊端没有破除？
高小平：在我看来，现在的行政管理体制，总的说基本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对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但是，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职能越位、缺位问题依然突出，不该管的管得过多，一些该管的又没有管好；职责交叉、权责脱节、争权诿责现象依然较多，行政效能不够高；机构设置不够合理，一些领域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问题依然存在；对行政权力的制约监督机制不完善，不作为乱作为、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尚未得到有效遏制等等。
这些问题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机构设置、职能配置不够合理，主要是机构仍然偏多，有些职责交叉，部门决策权力过大，而且不符合全局利益、缺乏大局意识的部门决策难以得到纠正，公共服务职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职能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二是制度设计、权力制约不够健全，主要行政审批制度扩张，审批事项多，审批流程长，办事效率低，权力得不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
三是管理方式不够科学，习惯于行政命令，不善于运用参与式管理、人性化管理、服务式管理。总的看，根本的一点是在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的处理上，没有找到最适当的定位，没有准确划分三者的边界。这就导致政府管理不到位，也遏止了市场和社会的活力。
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完善制度机制特别是职能转变才能得到解决。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你认为关键在哪里？目前行政运行体系在决策科学、执行有效方面还存在哪些问题？
高小平：我认为增强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的关键是转变职能，一方面要重新界定职能，放弃原来不合适的职能，强化新形势下亟须加强的职能；另一方面要解决权力结构不合理的问题，要把行政管理中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种权力适当分开、相互制约，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
现在行政运行体系中决策不科学的问题、执行效率低的问题，大多来源于决策与执行的合一的体制，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
在推进职能转变和权力结构优化的过程中，需要设计新的职能、新的机构体系。这就必然地提出了进一步实行大部门制改革的要求。大部门制是实现“扁平化”结构、制约与协调统一、部门之间协调与部门内部协调统一的最有利形式。
国务院通过几轮机构改革，大部门制的轮廓基本形成，但是还需要在下一轮改革中深化。
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即将开展，中央要求地方政府要在大部门制改革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国务院改革的部门，在地方一般也要进行相应的改革，比如，卫生部门与人口计划生育部门需要加以整合，国务院未涉及到的改革，地方政府有更多的主动性，不要仅仅盯着上面改了哪些就跟着改哪些。在政策制定与执行分开方面，地方也要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我认为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抓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这个作为突破口”
中国新闻周刊：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转变职能最应该在哪些方面进行转变？
高小平：我想地方行政体制改革中政府转变职能最应该加强的是民生工作，要把地方政府打造成为民生政府、服务型政府。
这次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地方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这里就有重大的创新。是把原来的“经济调节”放到中央政府的职能中表述，并改为了“宏观调控”，这就更加准确了，宏观调控主要是中央的权力，地方政府特别是省一级政府虽然也有一部分经济调控的事权，但是基本上是承接的中央政府的任务，不是独立的宏观调控权，不能任意对经济进行调节，不能任意干预价格、税收、金融。
地方政府的职责中几个关键词的顺序变化，也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要把公共服务放到第一的位置。把环境保护纳入到政府主要职能中，是对生态环境建设的高度关注，需要地方政府动用更多的投入、配置更强的力量，来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中国新闻周刊：你认为转变政府职能要抓哪些关键、抓突破口？
高小平：通过这些年的研究，我认为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是抓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把这个作为突破口。
行政审批制度是一种网状结构的制度，这项制度的改革牵扯到方方面面，有助于调动政府各个部门和经济社会各方面内生活力的释放。
通过改革审批制度，提高了经济和社会活力之后，行业和地方刺激经济发展的手段会增加，社会组织加速建立和发展，这样经济和社会与政府的内生活力紧密结合，促进政府部门自觉改革，将会显现更加全面的效果。
“市场调节本身有个‘度的问题，主要就是掌握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分寸”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对政府提出了哪些要求？
高小平：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一句完整的话，不是两句话，就是说，要同时发挥两种作用。
我个人认为，政府在经济中不再发挥决定性作用了，不是说政府的作用就不重要了，而是说要在应该发挥作用的地方发挥更大的作用。
比如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就必须介入，要驾驭市场这匹“野马”，手握缰绳，在它撒野的时候勒紧缰绳，防止它脱缰闯祸。比如市场之外的地方，政府就必须进入，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不赚钱，市场就不发挥作用，这就需要政府来管，为社会治理加油。
还比如，市场调节本身有个“度”的问题，也需要政府来定期把握、把脉，所以中央每年要开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国务院要经常研究经济工作，主要就是掌握市场对经济资源配置的“分寸”，就像我们说在一个单位，一把手起决定性作用，班子其他成员要监督他、协助他一样。
中国新闻周刊：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的概念，对此，你如何平价？
高小平：《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一次理论上的突破。
我认为，这是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必然要求。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思维体系、话语体系和制度体系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是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对我们党治国理政总认识和总模式的重大发展。
“治理”的核心是共治。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点是实现党和政府与多元主体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并重，法治与德治并重，常态管理与非常态管理并重，管理和服务并重。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然要求对包括公共权力配置和政府行为方式在内的政府各方面治理制度进行重新安排，必然要求深化行政体制改革，把仍属于“短板”的公共管理、公共服务、公共安全放到更加突出的地位。
从“管理”到“治理”的跨越，说明我国将在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方面，采取具有革命性的变革，把中国带入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中国新闻周刊：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要处理好哪些关系？
高小平：我认为，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主要是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在经济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逻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发挥市场在配置经济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政治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逻辑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发挥法治在配置政治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就是要按照党和政府领导、培育、规范社会组织，社会组织配置社会资源的逻辑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发挥社会组织在配置社会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
尊敬的张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欢聚在黄河故道，畅游在森林公园，举行商丘县一高86级3班同学联谊会。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推举我为同学会会长。在此，请允许我代表同学会委员会，向张老师和各位同学能在百忙之中参加这次活动，表示最热烈的欢迎和最衷心的感谢！并
在此对因故未能参加的同学送上最亲切的问候和良好的祝愿。
二十年的分别、二十年的牵挂，给了我们相约相聚的理由。忆往昔，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幸福满怀，激情洋溢。曾记得，操场上，我们追逐戏耍；教室里，我们埋头苦修。在那段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共同探讨的日子里，我们相互呵护、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留下的那份最纯真的情谊是在座的每位同学都终生难忘的……
如今，二十年的翘首企盼终于化作了今天的欢声笑语，二十年的美好回忆汇成了你我的心潮(来源：公务员在线 http://）澎湃。没有太大的容颜改变，有的是历练后的成熟与稳重，有的是感悟人生的淡然与洒脱。愿今天的聚会能够成为价值共享的平台，心灵互动的家园，同学友谊的桥梁，联结你我的纽带。
为了使同学会有章可循，我们经过多次征求同学们的意见，形成了同学会章程，下面，我给大家宣读一下，希望大家自觉遵守：
……..同学们！人生能有多少个二十年啊！通过这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我们同学应该更多地沟通，进一步加强联系，加深同学情意，实现优势互补，互相扶持，互相鼓励，共同进步，把自己的人生之路走得更加辉煌、更加美好！
我们委员会几位同学将不计报酬，竭尽全力为大家服务，并请各位同学多提宝贵意见。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在2019年来临之际，今天，xx长城学会在这里聚集，举办2018年年会暨迎新年晚会，这是自xx长城学会成立以来的一次盛会，是大家的共同心愿。能幸运地举办这次年会，我的心情很兴奋、很激动。在此，我对大家表示由衷的谢意！
xx是长城的故乡，我们是长城的儿女，我们因长城结缘，我们因长城联系在一起、凝聚在一起。
xx长城学会，是一个有文化素养、有思想品位、有道德水准的民间社会团体，我们引以为豪。
xx长城学会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团体，而且是一所学校，是一个文化园地，是一个智慧平台，是一片育才沃土，是一个温暖之家。在这个团队里，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不断地感召提高我们的认识。有这样优越的环境和条件，或许哪一月哪一天，我们其中的一位成员就会化蛹成蝶，就会超凡脱俗，就会飞黄腾达，就会圆梦成真；或许你在平时积淀蕴藏了许多的才华，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找不着北，但有这个优雅的环境平台，一夜之间，你就会变得出类拔萃，出人头地，你的聪明才智得以升华；或许我们的哪一位女士，有这片沃土园地的滋养，不经意间就增加了美丽漂亮的颜值。
xx长城学会的成立，给了我们幸运，我们是幸运之子。xx长城学会是在xx县委、县政府决策和督促下筹建的，是为了顺应xx开发摩天岭长城大景区的形势而诞生的。因而，我们又是一个新鲜活泼而体魄健康的团队。
长城学会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在做光彩壮丽的事业，在做光荣的公益事业，我们责任重大，重任在肩。
就世界旅游格局而言，我们的国民会走向世界，世界的旅客也会来到中国。那么，走出去看什么？走进来又要看什么？走出去要看亚马逊、伊瓜苏，但更要看马丘比丘；走进来要看横断山、莽昆仑，喜马拉雅；看那拉提、诺尔盖，呼伦贝尔，但更要看长城。因而，无论地球的那一端那一极，文化撞击震撼人们的心灵。中国长城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无疑是最重要的看点，是世界游客的最终旅游目的地。xx县委、县政府就赋予了我们长城学习和工作的机会，因而是光彩壮丽的事业。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它挑起了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两个伟大的文明；长城是巍峨历史军事工程，浩瀚沧桑生态文化，虹贯中华民族精神；长城厚重的文化，意义的深远伟大，屹立盘亘在我们的心中，屹立盘亘在世界人民的心中。
我们又在做一件光荣的公益事业。我们因共同的目标和志向走到了一起，我们所做的事业无名利、无地位、无报酬、无薪水；我们都在默默耕耘，无私奉献。但这是得益于心身健康的公益事业。试想，当年邵逸夫先生疾病缠身，瘦骨嶙峋，钱花再多，难甩掉病魔，然而在他绝望中选择了做公益事业。他的身
心得到一种宽慰怡养，健康走近了他，病魔被甩脱了，他最终活到了107岁的高寿。我们所做的长城工作，是典型的公益事业。难道这样有益于我们心身健康的公益事业不值得一做吗！
长城学会虽然是一个民间社会团体，但它如日中天，朝气蓬勃，正在健康地发展。我相信，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会做得更好。
干好我们事业的因素来自于县委、县政府的正确
领导和大力支持，这里有胡世玲副县长的倾心关注，有文广局、老干局的，以及有关部门的指导与热情服务，有长城名誉会长、甘作人梯雅量的闫荣老领导做我们的坚强后循，有中国长城学会董耀会会长对这方的偏爱，有令闻令望的张连印将军精神的注入，有德高望重的马文有老师现象的启示和影响，有具有智慧顾问团队的出谋划策，更有率由群匹以葛金凤常务副会长为主的辛勤工作团队，有我们大家才智的互动与耦合提升,因而我们没有办不成的事情。长城学会的发展壮大，长城学会精神的发扬光大，指日可待。
最后，向大家提两点希望：我们既然是xx长城学会的一员，一是要学习宣传长城，认识研究长城，保护爱护长城；要能诗能文，能书绘画，能歌善舞，琴瑟琵琶，得有一技之长。能有一技之长，就是一个合格长城会员的起码标准。长城学会应是一支纯洁的队伍，一支健康有文化素养的队伍，如果你不注重自身修养、不充电,你就跟不上长城学会前进的步伐;二是要团结一致，并肩奋进，烝徒楫之，和衷共济。事物能健康向前发展的规律在于内在的力量，xx长城学会能健康地向前发展在于团队的凝聚力。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并肩奋进，我们的事业一定会走向胜利，我们的团队一定会走向更加广阔的天地。
预祝晚会演出成功！
预祝大家新年愉快！
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卫生法学会会长、解放军第150 医院院长高春芳教授就如何解决“我国儿科医生极为短缺”这一话题,接受了本刊“两会”特派记者的采访。
现状“:千儿半医”
高春芳委员首先介绍说:“《2015 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 》 的数据显示,我国平均每1 千名儿童只有0.43 位儿科医生, 也就是说每2300 名儿童患者才能配备1 位儿科医生———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千儿半医’的出处。 ”
“ 这种情况以河南省最为严重, 平均每5000 名儿童才有一个医生。 ”高春芳委员继续说,“我国儿科医生总量不足、 结构不合理、医疗资源短缺的局面,必将继续造成儿科医生不断‘逃离’而青黄不接,其后果实在令人担忧! ”
高春芳委员继续分析说,当前国际儿科医生与患者的通行标准是“千人一名”,也就是一千名患者拥有一名儿科医生,但在我国还远远达不到此标准。 目前,全国儿童专科医院仅有68 家, 为1.3 万家医院总数的0.52%;全国共有儿科床位258224 张,仅占全国总床位数的6.4%。 截至2014 年,我国儿科床位缺口约9 万张, 儿科执业(助理)医师缺口至少为10 万人,儿科执业(助理)医师中有23% 为助理医师, 本科以上学历仅占33%。 远低于临床执业(助理)医师中本科以上学历49.1%的比例。
“儿科医生的缺编和结构上的不合理,其结果就是走进儿科医生超负荷运转、儿童看病难得不到解决的恶性循环怪圈。 ”高春芳委员继续分析说,“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栏目报道: 某儿童医院门诊大厅1500 至2000 人次流量,9 个专家站每天都是排得满满的,3 个急诊医生轮班倒,3 天一个夜班,从下午17 点半到第二天早上8 点,接诊100 多个患儿,整夜不能睡觉;而综合医院的儿科住院医生晚上12 点以前都没离开过病房, 有时甚至通宵;此外据我了解, 上海某医院入冬后,接诊患儿增加近20%, 无奈贴出告示:‘儿科急诊内科等候时间需要6 小时,有高烧的小朋友请先服用退烧药。 ’广州一家三甲医院也无奈告知, 因儿科医生严重短缺,被迫限制急诊儿科服务,只收治危重患儿;南京某三甲医院的儿科曾经宣布停诊,其原因是该院唯一一名儿科医生病休假。另外有调查显示:很多医院儿科医生根本不敢休假。 ”
“这些资料说明:我国儿科医师短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 ”高春芳委员归结说。
原因:五大因素
那么,我国儿科医生紧缺的原因是什么呢? 高春芳委员认为,主要有以下五方面的因素———
一是儿科医学自身因素。儿科是一个专业性、特殊性、实践性较强的独立专科。由于儿科患者病情复杂、变化快,病情一旦加重就会危及生命,而患儿年龄小、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病情,医生完全凭借自己的经验对患者进行诊断和治疗,因此,儿科医生俗称“哑医”。儿科医学的特殊性,造成医生身心压力大,人员流失也比较严重。
二是患儿父母因素。由于家长缺乏基本的医疗常识,无法对孩子的病情做出正确判断,一旦儿童身体不适, 第一选择就是送医治疗,直接增加了儿科医生的工作量。我国儿童多为独生子女,送医时陪护人员较多,导致儿科诊室内经常人满为患, 易使患儿家长情绪焦躁,且儿童疾病具有病情复杂的特点,部分患儿的病情会出现难以控制、病症无法确诊的情况。医务人员在接诊过程中,经常会受到家长的抱怨、指责、不理解、不信任等负面情绪。 部分家长不信任医生,只追求良好的治疗效果, 一旦出现问题,就将责任完全推给医院与医生,甚至采取过激手段。儿科医生在嘈杂环境下完成高强度工作,精神与心理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三是待遇较低。 目前,社会上流行顺口溜:“金眼科, 银外科,马马虎虎妇产科,千万别干小儿科。”其原因就是风险大, 地位及待遇低。 儿科在医院地位很尴尬,因为用药量少,检查也少,收费相对要低,造成儿科创收少,在医院中“不受待见”, 这会直接影响到科室医生的绩效收入,使这一职业失去吸引力。 尤其是男医学生,一般都不会考虑选择儿科。
四是专科教育缺失。儿科医生的减少也与我国招生政策有关。儿科本科专业从1983 年开始设立,但1998 年7 月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却取消了儿科学专业;次年,多数医学院校停招儿科专业, 被合并进了其他专业。儿科医生培养机制的变化致使儿科医疗资源总量不足、 分布失衡,加大了供需矛盾,进而加大了儿科诊疗的医患矛盾和儿科医生的职业风险等。 为此,国家卫生计生委2015 年通知, 将为院前急救和儿科岗位人员开展相关专业内容的加分考试。 那么,这会不会变相降低儿科医师执业门槛?同时,也引发了部分家长担忧。
五是人才基数减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停办儿科专业的问题逐步凸显,儿科专业人员出现断层。 从职业教育层面,社会普遍轻视职教使儿科尚未形成与当今社会经济需要相适应的职业教育体系和相应的管理体制与机制。基层儿科专业技术人员主要来源于院校、职教毕业生从业后再教育人员,由于基层普遍存在儿科培训经费不足甚至缺失问题,使医疗卫生人员基本上集聚于大内科、大外科,造成卫生、保健等基本儿科卫生人员结构不合理,进一步导致儿科专业从业人数短缺。
建议:多措并举
针对上述“五大因素”,高春芳委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有的放矢地提出了五项建议———
首先, 要设立儿科培养基地。国家儿科发展的总体规划和远期目标,政府应加大投入。 由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医师协会联合建立儿科培养基地,专门培养基层在职儿科医生,以提高基层儿科医生的诊疗水平。
其次,要广泛恢复儿科医学专业。国家虽已做出恢复儿科专业的决定,但是,希望根据区域情况,有计划、有重点地广泛恢复,而不是几所院校的恢复。 同时,根据医学院的资源和社会需求招生,增加儿科本科和研究生数量。
第三, 要大幅度提高儿科待遇。 面对市场经济, 儿科是难以“自负盈亏”的,所以,政府应该有政策倾斜, 对儿科医生在工资、晋升、 深造上给予提高财政扶持力度,同时提高儿科服务价格。
第四,要在二级医院设立小儿专科。 目前,三级以上医院基本上都有儿科;而我国农村儿童比例高于城市, 多数县级医院没有儿科;因此, 二级医院应该设立儿科,为广大农村儿童服务。
第五,要合理优化配置。 鼓励儿童专科医院在基层医院、社区医院开设门诊部, 或者向二级医院、社区医院输出品牌和管理,让优质儿科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
最后,还要加强儿科基本常识的普及。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又将引来生育小高峰,儿科必将面临着更加严峻的考验。 因此,各级政府、社区要加强儿科基本常识的普及, 包括常见病的预防与处理,让父母学会预防疾病, 处理小病,以缓解医院和医生的压力。
高春芳委员最后强调:“‘二孩’政策已经开始实施,未来,儿科患者的治疗、 儿童健康保护等问题,必将日益严峻,因此,我国儿科医生队伍建设亟待加强的问题已经迫在眉睫! 只有正视现实、多措并举, 才能尽快改善这一被动局面,切实保障我国两亿多儿童的生命健康安全,为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奠定最重要的基础……”
·话题延伸·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医科大学眼科医院副院长孙丰源———“五管齐下”缓解儿科“患多医少”难题
据调研,我国儿科医师数量的缺口约为20 万, 这已经成为儿童就医难的主要原因之一。
各医疗机构为解决儿童看病困难,开展了多项举措,如新建儿童医院,改善就医环境,优化就医流程,延长应诊时间等。尽管如此,由于儿童患病的特殊性,仍然使儿童就医难上加难。每位儿科医师每天面对百名以上小患者的情况已是常态, 加上儿童患者问诊困难,检查不易配合, 治疗不易配合,又要在限定时间内处理完善,谈何容易?! 长期超负荷运转也严重威胁着儿科医生的身体健康,不利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健康发展。
我认为,解决医院儿科“患多医少”的窘境,是贯彻我国生育二孩政策的顺利执行,做好儿童医疗服务的关键。 为此建议:一要增加医学院校儿科专业的招生数量。建议教育部加快制定招生政策,进一步引导和鼓励医科院校儿科专业扩大招生,并建立一系列培养激励机制,在招生,奖、助学金政策上给予优惠, 加快儿科医生的培养,为医疗机构儿科输送后备医生。二要加强政府投入。建议各地政府对目前儿科“患多医少”的现状充分认识, 面对今后可能规模更大的儿童就诊高峰,未雨绸缪,提早准备,增加有效的政府投入,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扩大医院儿科的规模,改善医院的硬件条件, 优化就医流程。三要加强儿科医生的专业化培训。四要适当提高儿科医生的待遇和鼓励医生转岗。解决儿科医生短缺的不利局面,要适当提高儿科医务人员的待遇, 体现真正的劳动价值;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医生可向儿科转岗,以政策导向的作用发展和稳定儿科队伍。五要提高基层单位儿科的医疗水平。目前我国儿科资源分布不均,导致我国儿科医疗服务能力不均匀。应建立儿科专业的各种形式的医联体,三级医院与基层单位服务并轨、联动,做好双向转诊,使儿科医生的医疗水平趋于“平等化”,最大限度提高全体儿科医生的医疗服务,使儿科患者分散就近医疗,缓解“看病难”。
全国政协委员、原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医疗资源应进一步下沉,充实到基层
大医院的挂号难和儿科医生短缺等问题,说明医改还需要进一步推进,分级就诊制度需要逐步落实,公立三甲大医院的医疗资源应该进一步下沉, 充实到基层医院去。 医改、公立医院的改革应该先开刀。 大医院不开刀,老百姓的问题依然解决不了。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副主委徐钧健———儿科行业收入基准线应由政府尽快设定
在儿科“看病难”的背后,儿科招生难、医护人员大量流失、儿科规模被压缩等问题近些年逐渐浮出水面。儿科是主要依靠技术性劳动提供服务的科室,劳动价值扭曲的表现就是儿科医生工作辛苦却收入低。吸引力的丧失必然造成儿科招生难,医护人员大量流失。 而且, 儿科的经济效益始终垫底,在一些医院绩效考核的指挥棒下,儿科规模被压缩到极点。
鉴于以上因素,我建议应当提高儿科医护人员收入水平。对此可采取以下两个具体方案: 第一,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儿科医生收入的水平线,在综合、客观评价国内各行业收入平均线基础上,设定儿科医疗行业收入基准线,在儿科医疗服务市场化运作收益不足以维持这一基准的,由政府财政对人头费进行补偿;第二,在收支两条线的框架下,参照公务人员分配办法, 实行国家统一薪金制度+20%左右绩效奖励的分配方式。
目前我国总量巨大的医疗资源被集中配置到少数中心城市,少数中心城市的资源又被配置到少数医院,甚至更加集中配置到少数“中心”。这种过度集中化的资源配置,造成了儿科医疗需求向少数医疗机构过度集中的群体性行为,一旦遭遇大范围医疗需求,就形成了供需的严重失衡。因此我在今年的两会提案中还建议,实行“政府+市场+社会”的资源配置方式。 政府投资以均衡化为原则,重点向贫困、 落后医疗教育和服务机构倾斜; 市场投资以效益化为原则,向高效、专业化机构集聚;鼓励社会慈善投资向公益性机构集聚。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红阳———要建立儿科医生规范培养的长效机制
破解儿科困境既要有权宜之计快速补短板,又要深刻解析形成困境的根源,从医学教育、医疗体制入手, 形成长远可行的战略规划,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因此,我们要完善儿科医疗风险保障制度,增加儿科岗位津贴,改变儿科医生任务重、风险高、待遇差的现状,特别要为选择到基层医院儿科工作的医师提供可靠的福利和成才保障。
儿科与其他科室不同,医生除了学习专业学科知识,还要学会与不会说话的孩子的相处之道。设立儿科人才培育专项基金,建立儿科医生规范培养的长效机制,在政策引领下, 增加全社会的力量和投入, 多方共建儿科医生培养基地,包括引入民营资本等。 因此,第一要建立以行业需求为导向的医学人才培养的供需平衡体系。 改善现有不合理的儿科医护的待遇,稳定现有队伍, 不断吸引新的人才补充。 第二建议建立儿科医生规范培养的长效机制。 第三建议尽快形成信息化、链接式的儿科医疗服务网络体系,提升儿童医疗的社区基本保障能力, 小病不出社区, 同时加强重症诊疗中心建设。这样便可以有效地对儿科诊疗的需求进行分流。
全国政协常委、北京安贞医院小儿心脏外科主任刘迎龙———鼓励儿科医生开办私人诊所
我建议允许在职儿科医生开办私人诊所, 以缓解儿科看病难。儿科缺人啊! 先不说其他因素,你知道儿科医生待遇低到什么程度?以我所在的小儿心脏外科为例:一台先心病患儿手术需要3 到4 个小时,需要10 个左右的医护人员,他们从早上9 点开始手术到晚上七八点,可以做三四台手术,每台手术800 到1000 元, 而一个进口手术补片的价格是1.1 万元,一台手术费用不到一个补片的1/10,还要十来个人分,年青医生谁愿意干这活儿?
儿科医生有着职业风险高、医患矛盾多、工作时间长、负荷重等特点,这导致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愿意从事儿科。 我曾经到基层调研,有一个医院26 年没有人应聘儿科医生,只有两位年迈的老人在应付着门诊。尽管我所在的科室患者很多,医生收入还算可以,但依然有流失。 据我调研,其他医院儿科医生流失比较普遍,儿科看病怎么能不难?!
鉴于上述情况我建议,支持副主任医师级别以上的儿科医生开设私人诊所, 或挂靠在社区卫生机构开办工作室, 利用休息时间为孩子们诊疗,晚上和周末都可以坐诊。这件事政府应当大力支持。 因为这种形式可以充分发挥现有儿科骨干医师的积极性。 如果他们能在家附近开设个人诊所, 在休息时间照顾社区联系范围内的患儿, 基本可以解决绝大部分儿童的常见病问题;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北京、 上海、广州、杭州、重庆等大城市,效果会更好。而且儿科医生下到社区,既有利于患儿就近治疗, 还有助于医患之间的沟通;病情如有变化,可及时转入大医院治疗, 起到双向转诊的作用。政府部门应该鼓励这种做法,比如30 元的诊疗费,政府再配套补贴30 元,而且,这笔收入还应该免税。
另外我还建议国家要出台一些配套政策,如与医保接轨、医生所开处方予以报销等等。这样才有利于促使儿童常见病例向基层诊所流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妇联副主席郑珊———应给儿科青年医师增发专项津贴
儿科操作精细度高,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为缓解儿童医疗日益加剧的困境,解决儿科医生“风险高、工作累、收入低”的根本问题,应适当上调儿科医疗服务价格,改变目前严重偏低的不合理价格体系势在必行。薪酬待遇问题是核心问题,建议直接给儿科规范化培养基地的青年医师增发专项医护津贴,以吸引选择儿科的青年人才。 此外,还要加大对儿科医疗事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儿童专科病床日常运营补给,增加儿童保健和儿科疾病的专项研究基金,加大对儿科诊疗大型专用设备无偿支出,在学科建设上体现儿科事业的重要性和保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