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控制制度 案例（推荐8篇）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核电集团）从1979年筹建，向中国银行贷款3亿美元作资本金起步，与香港中华电力公司合资设立广东核电合营公司，负责建设和经营大亚湾核电站，到1994年国务院决定以大亚湾核电站为基础，组建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至今，已经走过27年历程。按照“以核养核，滚动发展”的方针，广东核电集团在大亚湾核电站的基础上，又开发建设了岭澳核电站，大连红沿河核电站和福建宁德核电站，现有13家主要成员单位，已形成以核电为主业，常规清洁能源开发、金融服务、信息技术研发和后勤服务配套发展的新格局。截至2006年1月，广东核电集团拥有总资产579亿元人民币，净资产232亿元人民币。两座正在运行的核电站拥有4台百万千瓦级发电机组，年发电能力达300亿千瓦时。
广东核电集团多年来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始终保持健康发展态势，其中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集团内各公司的管理层，都高度重视企业内部控制体系的建设和内部审计监督。
一、建立科学的内部控制体系
内部审计对公司经营管理的监督评价活动，是以内部控制为主线来组织开展的，健全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既是各公司健康有序运行的基本保证，也是内部审计工作有效开展的前提和基础。广东大亚湾核电站建设初期，就参照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管理体制、机制，结合自身的实际，逐步建立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和审计监督体系，实行科学的程序化管理。通过各种技术程序、行政管理程序明确了各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与相互接口，确保所有重要的经营活动都能做到“有章可循，有据可查”；通过建立科学的授权管理体系，合理地分配和约束权力，真正做到“凡事有人负责，凡事有人监督”；集团公司成立后，通过推进集团公司管理政策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不断规范母子公司管理。这一系列内部控制措施在核电站的工程建设、运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003年初，广东核电集团审计部在组织对集团公司治理及母子公司管理控制模式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又提出并实施了从策略控制层（政策）、管理控制层（制度）、运作控制层（程序）三个层次构建集团政策程序框架体系，与管理政策相配套的还有62个制度。集团公司管理政策从“公司治理”、“战略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安全质量与环境保护”、“科技管理”、“商务管理”、“信息化管理”、“公关宣传与企业文化”和“行政与后勤管理”等10个方面，明确了集团公司与成员公司的职责及分工，规范了集团公司重要事项的管理原则，为集团公司整体协调有序运作确立了行为规范与准则，为实现集团公司发展战略提供了制度保障。在推进建立集团公司政策程序框架体系的基础上，各成员公司根据集团公司管理政策和配套制度的要求，也对原有的制度、程序进行全面的梳理和修订，逐步形成了集团公司上下原则一致、层次分明、各具特色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逐步形成了具有广东核电集团特色的内部控制制度体系。
二、开展有效的内部控制审计
1、理顺内部审计管理体系。大亚湾核电站引进香港中华电力公司的审计理念和模式，设置了总审计师，直接向董事会报告工作，行政上接受总经理领导的双向负责制，在实际工作中体现出了较强的适用性和优越性。向董事会负责，有利于保证内部审计较高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从而有效实施对公司的全面监督，公司董事会也能够通过内部审计及时了解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公
司的经营风险。定期向总经理汇报工作，融洽了与总经理的关系，也有利于内部审计工作的开展。内部审计的主要职能是提供管理咨询及监督服务，促进增加企业价值，这也是股东的终极目标。大亚湾核电站的内部审计管理模式，用程序规定的风险分析评估方法，从公司管理目标计划和预算、政策和程序、组织机构分工和授权、管理信息和记录、资产管理与效益、员工培训、合同管理与成本分摊7个风险因素方面，对公司的主要业务活动逐项进行评价与分析，确定每个项目风险的高低，并全部列入“审计项目清单”。“审计项目清单”是制订周期性循环审计计划和年度专项审计计划的依据。通过开展以风险为导向的全方位的审计监督，确保了内部控制系统的健全性和有效性，有效控制了不正常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为集团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创造了条件。
2、以预防为主加强事前、事中审计。内部控制审计的根本宗旨是“增效益、防风险”，本着“以防为主，防范胜于纠正”的审计理念，广东核电集团始终将内部控制审计的重点放在事前的防范和控制上，适当兼顾事中的检查和事后的监督，建立以预防为主的约束与监督机制。通过将控制点前移，发现违规现象及时报告和处理，尽可能地将不正常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如对于超过一定金额以上的采购项目，审计部门在合同招评标阶段就介入，并对采购过程中的各关键点，包括：采购计划、立项申请、供应商选择、评标规则、价格谈判策略、合同推荐、合同条款、授权审批等进行全面的监督，确保采购过程规范，并取得最佳采购效益。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审计部门对合同的执行情况、变更情况进行跟踪，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通过开展事前、事中的内部控制审计，避免了潜在的风险损失。
三、提高内部控制审计质量
1、推行审计公示和问责制度。通过对以往审计发现问题的分析，找出制度不严、有制度不执行、管理不规范或内部控制有盲点的主要原因，通过三个“必须”，即对审计发现的问题必须查明原因，对审计建议和改进措施必须落实，对相关人员的责任必须追究。解决屡查屡犯的问题。通过强化审计的问责制度，确保了审计的效果。在强调审计“问责”的同时，我们积极推进审计“公示”，实行审计公告制度。
2、整合监督力量，创新监督模式。整合纪检、监察、审计、监事会等监督机构，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协同配合，发挥监督合力。一是推动建立集团内部控制监督联席会议制度。联席会议由集团公司党组和总经理部领导，纪检、监察牵头，审计、财务、资产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负有监督职能的部门参与，沟通和分析集团在物资采购、工程招标、资金管理、资产处置、产权转让、改制重组、人力资源管理、合同商务管理、投融资管理和安全质量管理等关键环节上的有关信息和情况，适时分析集团内部控制监督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形势，研究内部控制监督工作的重点和有效方法，提出解决的意见、建议和措施。集团公司审计部承担联席会议办公室职能，按时汇总相关的信息，提出需要关注的问题，并及时跟踪落实有关问题的整改。二是整合审计监督和监事会监督，通过健全完善成员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监事会运作，来进一步强化监督。集团公司审计部对成员公司的监督和监事会的监督同样是代表股东的监督，其目的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过去由于二者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和整合，在监督作用的发挥上，存在一定的不足。为此，集团公司调整了成员公司监事会管理和运作模式，在集团公司审计部设立了监事会办公室，成员公司的监事原则上由集团公司审计人员兼任，集团公司对成员公司的监督将主要以监事会年度检查的形式进行，形成监事
会年度检查报告后报股东会。这既理顺了集团公司审计部与成员公司审计部的监督分工，又进一步完善了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了监事会的监督职能，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确保内部控制审计的质量。
施工企业财务管理的特点表现为以项目为独立的财务核算单元。由于不同的施工项目采用的方案、布局安排、进度等的不同，所以其财务管理可比性较差。正是基于施工企业财务管理的特点，可以通过制定合理的内部会计控制明确各方责任，避免出现控制盲点。
（一）根据企业情况制定合理、规范的内部控制制度。
施工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主要内容包括：货币资金、实物资产、工程项目、采购与付款等经济业务的会计控制。由于施工企业内部会计控制比较复杂，需要企业针对不同的经营管理活动制定出具体标准，结合实际情况建立起涉及企业经营所有方面和所有环节的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使管理者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时，能够明确自身职责，并按照规定的程序完成工作，接受规定的控制管理。
（二）权责结合，不断完善权力制衡机制。
企业内部会计控制的方法，主要有不相容职务相互分离控制、授权批准控制、会计系统控制等几种。授权批准控制要求企业明确规定涉及会计及相关工作授权批准的范围、权限、程序、责任等内容，企业内部的各级管理层必须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职权和承担责任，经办人员也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办理业务。对施工企业来说就是要明确出纳与会计的职责权限以及制定合理的收支审批制度。
（三）重视考评工作，加大内控考核力度。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执行结果的好坏，除了制度本身是否具有科学性、合规性外，制度是否被认真贯彻执行也是一个重要因素。施工企业应当将内控制度执行情况的检查列入考评范围，落实考评内容，考评标准力求科学化、合理化、可操作性强，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在进行考核时，重点要对企业内部工作流程执行情况进行跟踪，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将考核结果与部门、人员的奖惩挂钩。
二、施工企业内部控制制度设计
[案例]
某建筑公司始建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现为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企业。总公司下设土建一公司、二公司、土木工程监理公司、工程系统有限公司、规划设计公司等五家分公司。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的具体施工，公司总人数约1 000余人。总公司职能部门主要有总经理办公室、物资部、计划经营部、人力资源部、工程部、财务部。主要负责工程项目的招投标管理、合同签订、物资采购、设备管理、财务核算等管理事项。总公司管理人员约100人。公司根据施工项目所在地设立项目部，其管理人员由总公司抽调，施工人员由各个分公司组建，目前已在十余个省、市、自治区设立项目部。
[案例分析]
（一）成本核算体系现状分析。
案例公司现在使用的是传统“单一”的成本核算体系，由公司财务部统一进行成本核算。各工程分公司名义上的独立成本核算人员，只是将各项费用在总公司分摊好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分配。他们所使用的核算方法和发挥的职能，并没有形成真正独立的成本核算体系，也没有建立独立的会计账簿。分公司对工程材料的核算主要使用“以领代耗”的办法。就是说，分公司从物资部开具“材料出库单”并领出材料之后，不论材料是否被各项目消耗，都按照所开具的“出库单”总额计入当月成本。而剩余的材料物资又不能及时办理退库，各分公司将剩余材料用于其他项目消耗，造成项目成本核算混乱，或者费用加大，利益核算不真实。“单一”的成本核算体系，减弱了总公司对分公司各项目事前和事中的成本控制。分公司虽然对工程成本按照成本核算对象和成本项目进行了归集，但由于其核算不准确，导致总公司对各项目核算的准确性降低，会计信息失真。
（二）材料采购管理体系现状分析。
1.材料采购。案例公司的材料采购费用占公司总支出的40%以上，因此，控制好材料采购费用至关重要。公司低值易耗品的总需求量约占材料总需求的28%，却没有由总公司物资部负责统一采购，而是由各下属分公司自行负责采购。对市场价格没有动态的跟踪，没有专人根据资金周转、材料预算等综合计算最经济的采购量，一般采购量多于需求量，造成很严重的浪费。2.供应商管理。案例公司目前没有询价系统，没有对供应商的信誉等级评价系统，不利于内部控制的规范实行。3.材料出入库管理。总公司只是对部分材料进行保管，各项目的使用材料一般直接交付分公司保管。而材料核算主要采用“以领代耗”，各项目所领用的材料均视同消耗，计入成本。这种管理方式导致材料的实物出入库和账务出入库不能统一，影响项目成本的真实反映，而材料实际的库存情况也无法统计。
（三）资金管理体系现状分析。
资金的收入和支出贯穿于企业经济活动的整个过程，资金流的循环是企业经济事项在财务上的最终反映，企业的资金流是否充足，资金是否安全是资金控制关注的主要内容，也是内部控制的重要要素之一。1.资金收支两条线。案例公司资金管理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各分公司所有的资金收入必须上交总公司，总公司负责各分公司资金支出的统一调拨，以此来保证总公司对资金流入、流出的控制。2.银行账户使用主体单一。各分公司没有自己单独的银行账号和独立的财务支配权。出现了为一个项目所设的临时账户没有销户，形成呆账的同时，导致其他项目无法设立临时账户，从而无法收到业主的付款，失去业主信任。3.资金流出审批实行总经理“一支笔”审批方式，资金支付额不论多少，任何事项都得经过总经理审批之后，财务才可以办理付款。这种情况下，总经理承担了与资金支付相对应经济事项的全部风险，有时会影响到项目的正常运作，导致财务部资金管理职能缺失。4.缺少资金管理制度。案例公司目前没有必要的资金管理制度，因此出现了办公费用支取随意、业务费报销无额度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公司外地工程款因回收责任不清而不能及时清款的事件。
[对策建议]
（一）施工企业内部控制总体框架。
根据施工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具有地域分布广、项目多、风险高、质量严、工期长、信息沟通困难的行业特点，以及案例公司自身的实际情况提出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总体框架及设计思路，将案例公司现行的管理模式用总分包管理模式代替(见图1)。
总公司在取得工程施工项目后，将施工任务划分为若干分项目，以各分公司为发包对象进行内部发包，各分公司按照总公司划分的标段进行承包。总公司同分公司签订内部合同，确定内部承包关系。总公司统一协调和监督各分公司的工作。各分公司作为承包单位，其关系是平行的，按照内部分包合同组织施工。总公司将整体项目的施工预算分解为各个分项目的预算，并以此作为内部分包合同的定价依据。同时采用招标和内部协商的方式，参考各分公司的报价，确定承揽分项目的分公司，并签订内部承包合同。针对施工企业的特点和案例公司的实际情况，通过实行“项目总分包管理体系”，重塑案例公司的内部控制体系。
（二）完善成本核算的内部控制体系。
现在的施工企业已不再是拼设备比消耗的低水平竞争，在建筑市场管理进一步规范化、法制化的情况下，能否在竞争激烈中立于不败之地，取决于管理的好坏和成本的高低。案例企业可以通过实施责任成本管理制度来实施对企业成本的有效控制。责任成本管理就是将直接发生成本和费用的各生产单位和业务部门，划分成若干个责任中心，然后根据各中心的责任范围，依据统一的编制办法编制各中心的责任预算，并采取合同的形式逐级进行承包的管理方法。施工企业实施责任成本管理制度也要求做好事前预测、事中控制和事后分析。具体到案例公司来说，责任成本的事前预测主要是做好成本预算的编制工作。公司财务部和工程部专业人员应在目标一致和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下，根据项目的工程量、施工定额和内部结算价格等编制合理正确的责任成本预算。责任成本的事中控制工作应着重抓好三点：一是划分好责任中心及责任范围;二是做好责任预算的分解;三是建立严格的台账核算制度。要在月末、季末、年末对责任成本进行及时考核，分析责任成本的完成情况，找出节约与超支的具体原因，兑现经济利益。
（三）完善材料采购管理体系。
施工企业的材料成本占整个工程成本的40%以上，因此控制好材料成本对工程成本的降低至关重要。案例企业可以通过以下操作来实施对材料成本的有效控制。1.实施招投标机制。对钢材、水泥等施工企业的主要耗材和其他大批量、高价值的物资采购实行招投标机制，通过多家供应商的竞争，可以大大降低材料成本，并保证材料的质量和供货的及时性。2.做好进料计划，执行限额领料。根据工程项目进度安排进料计划，以此保证工期的连续和降低存储成本。同时，严格执行限额领料，在施工任务书中，附限额领料单，作为发料部门的控制依据，防止错发、滥发等无计划用料。3.坚持余料回收，废料利用。施工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旧、边、角、余料，进行回收或经过简单加工二次利用，可最大限度地减少材料损耗。
（四）完善财务控制体系。
香港市场要约收购制度
世界上关于上市公司收购的制度主要有两种流派，一种是以英国为代表的强制性全面要约制度，另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自愿要约制度。多数国家在立法中都采取了英国模式，该模式主要特征是在有关立法中事先确定一个数量比例，即要约收购义务的触发点，将其作为公司控制权是否发生变化的判断标准。
香港的要约收购制度体现在香港证券与期货实务监察委员会颁布的《公司收购、合并及股份购回守则》（以下简称《守则》）。根据《守则》的规定，香港的要约收购可以分为自愿有条件要约、有条件强制要约和无条件强制要约三种情况。
要约收购一般可以分为自愿要约和强制要约，其划分依据即是各国收购制度规定的要约收购义务触发点，香港《守则》早先设定的触发点为35%，后来改为30%，与大陆的设置一致。当投资者或一致行动人因股票购买行为导致其持有上市公司投票权比例由低于30％，增加到高于30％；或原持有不少于30％、但不多于50％投票权，持股比例与12个月期间所持投票权的最低百分比相比较，增加超过2%的情况下，该投资人或一致行动人应该对上市公司其它股东作出强制要约。
香港要约收购制度中，强制要约又可以分为有条件强制要约和无条件强制要约。当投资者或一致行动人的收购行为触发了强制要约收购义务，但其持有上市公司投票权比例低于50%时，该投资者或一致行动人则可以选择附加守则26.2中所允许的条件。《守则》26.2条允许在强制要约中附加的这个条件是唯一的：要约人收到有关投票权的接纳时，该等投票权连同在要约前或在要约期内取得或同意取得的投票权，将会引致要约人及与其一致行动的任何人，持有50%以上的投票权。如果条件得到满足，则要约有效，要约成为无条件；反之，条件在规定期间未获满足，则所做出的要约无效。
基本程序
根据《守则》的规定，要约收购收购人从与目标公司董事会开始接触后，向目标公司股东提出收购要约，这是一项要约收购的开始。《守则》对要约期间的要求是最短21天，最长60天，如果要约文件在目标公司董事局通告公布后寄发，则要约期间至少维持28天时间。
具体的邀约程序如下：
审视哈啤案例
哈啤要约收购案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学习香港要约收购制度绝好的案例。在SAB和AB争夺哈啤的过程中，出现了自愿有条件全面要约、有条件强制要约等多种要约形式。
自愿有条件全面要约
自愿有条件要约是指要约人可以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行确定预计收购的股份比例，同时可以在要约中附加一些条件，只有当这些先决条件得到满足时，要约才生效，要约人即履行收购义务；而当这些先决条件未完全满足时，要约人可以宣布该要约作废，而不履行要约。
与有条件强制要约不同的是，自愿有条件要约中所附加的条件不为《守则》26.2条所限制。
2004年5月4日，SAB一间接全资附属公司向哈啤全体股东提出现金4.30港元/股的收购建议。此前，SAB拥有95%股权的间接附属公司Gardwell Limited 持有哈啤约29.4%股权，该持股比例少于《守则》规定的强制要约的触发点30%，因此该收购建议属于自愿全面要约。同时，该自愿要约附有以下条件
收购建议之条件
收购建议只有待接获接纳收购建议涉及之股份后，连同计入收购人及与其一致行动人士在提出收购建议之前或期间已经收购或同意将予收购之任何股份，致令收购人及与其一致行动人士持有哈尔滨啤酒集团有限公司已发行可投票股本超过50%后，方告作实。”
2004年5月24日，SAB向哈啤股东寄发收购建议文件，确定接纳收购建议的最后时间为2004年6月21日下午4时正。
2004年6月18日，SAB经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同意，正式撤回收购建议书，接纳AB收购建议。
有条件强制要约
当投资者或一致行动人因其收购行为触发了强制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持有上市公司投票权比例低于50%时，该投资者或一致行动人则可以选择进行有条件强制要约。投资者或一致行动人在其发出的要约中附加了守则26.2中所允许的条件，这个强制要约就成了有条件强制要约了。
2004年5月19日， 哈尔滨啤酒厂（BVI）向Global Conduit转让哈啤29.07%股权获国资委批准，同日，AB完成对Global Conduit的收购。至此，AB间接持有哈啤29.07%股权。2004年6月1日，AB以每股5.58港元从Capital International,Inc收购哈啤约6.9%股权。至此，AB各方总共拥有哈啤36%股权，达到了《守则》26.1规定的强制要约触发点。据此，AB于2004年6月1日向哈啤全体股东提出现金5.58港元/股的强制收购建议。同时，该收购建议书提出以下收购实现的条件
收购建议之条件
在收购建议期间或之前已经购入的或达成协议购入的哈尔滨啤酒股份与收回的有效接纳一起，总共令AB各方拥有超过哈尔滨啤酒已发行的有表决权的股份的50%。”
2004年6月18日，AB成功收购SAB所持有的哈啤29.4%股权，至此，AB各方共持有哈啤65.4%股权，于是，强制收购建议成为无条件。同日，AB向哈啤股东寄发收购建议文件，确定收购建议可在2004年7月9日下午4时正前接纳。
2004年7月9日下午4时正，AB各方有效接纳的哈啤股份达98.81％，超过90%，根据开曼群岛公司法（2003年修订版）第88(1)条规定，AB各方应对其余股份进行强制性收购。此后，AB两次延长接纳收购建议的期限，最终确定接纳收购建议的截止时间为2004年8月18日下午4时正。截止到2004年8月18日下午4时正，AB各方有效接纳的哈啤股份达99.91％。强制性收购公告将于适当时候寄发给市场流通股份的持有人。待完成强制性收购后，哈啤将向香港联交所申请撤回上市地位。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如果要约失败，只表明该项要约最终并不实施，而并不表明收购方的意图失败，因为有些案例中，收购方的本意即不希望该要约付诸实施，这类似于大陆发生的几起要约收购案例。
1、目的
为扎实开展“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年”活动，认真贯彻落实《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领域安全生产强基工程工作方案》，深入查找企业安全生产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打牢安全生产工作基础，形成自觉吸取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管理和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确保公司安全生产形势稳定，特制订本制度。
1、事故案例收集分析制度，形成主动收集事故信息，加强分析研究，借鉴同行业事故暴露出的问题，查找事故隐患和类似事故风险的工作机制。
（1）企业根据生产实际和企业特点，有针对性的主动收集同行业企业事故信息、事故通报，充分利用现代网络信息平台，建立事故事件快报制度和案例信息库，实现基层单位、基层员工及时上报、及时查寻、及时共享事故事件资源。
（2）在案例收集基础上，认真学习研究事故案例的原因分析和防范措施，对照本企业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从生产工艺、管理机制、制度建设、制度执行、设备设施管理等多方面提出改进措施，防止同类事故在本企业发生。特别要重视同行业企业的事故教训，举一反三，改进工作，切实提高自身防范同类事故的能力。要坚决防止用生命和鲜血去验证别人的教训。
2.建立健全警示教育会议制度，形成自觉吸取事故教训推动安全管理工作提升工作机制。
（1）企业要定期召开主要负责人、领导班子成员、部门负责人、车间主任、班组长（工段长）和职工等不同管理层参加的事故案例分析会，查找本企业生产工艺、生产设备、安全管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所有会议都要有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
（2）企业要建好事故台账，加强安全事件管理。应对涉险事故、未遂事故等安全事件（如生产事故征兆、非计划停工、异常工况、泄漏等），进行分级管理，制定整改措施，防患于未然；建立安全事故事件报告激励机制，鼓励员工和基层单位报告安全事件，使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由单一事后处罚，转向事前奖励与事后处罚相结合；强化事故事前控制，关口前移，积极消除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态，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3.建立健全警示教育宣传制度，形成日常家庭温馨提示，关键时段、重要天气警示提醒的工作机制。
（1）企业主要负责人要提高安全意识，转变安全发展理念，“关注安全、关爱生命”，积极倡导先进的安全文化，深入开展安全文化进企业、进家庭活动，积极引导职工父母、家属、孩子进行班前温馨提示，遵章守纪，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广泛深入开展“我安全、我健康、我幸福”活动。
（2）开展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创建行动，在危险化学品化工医药领域培育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和优秀安全班组，并充分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全面推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深入发展。
2、收集案例要求
2.1收集案例要从实际出发，针对本公司安全生产状况，收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的案例；
2.2、收集事故案例的范围：危险化学品企业、化工医药企业事故，火灾死亡事故和重大交通事故案例，其他特别典型的事故案例。
2.3每个部门每季度至少提供两起典型案例，由部门确立案例分析报告人，案例分析报告人应是直接参与会议人员。
2.4案例材料格式：基本按照事故调查报告的格式。1）、事故单位概况； 2）、事故经过； 3）、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2）间接原因。4）、事故性质；
5）、事故处理结果（略）； 6）、整改意见或事故教训。
3、召开会议要求
3.1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事故案例分析会议及警示教育会议； 3.2会议由分管安全负责人主持； 3.3参会人员：主要负责人、各部门负责人、车间主任、班组长和职工等不同管理层 3.4参会人员无特殊原因必须全部出席会议，要踊跃发表见解； 3.5案例分析要有分析重点，分析重点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a、案件管辖权； b、违法事实； c、定性；
d、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 e、处罚内容； f、程序。
3.6 会议记录由安全科负责，2日内整理出会议记录
4、其他要求：
4.1、各部门要认真对待事故案例收集工作，把通过解剖事故案例、教育职工群众作为安全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不敷衍了事，不搞形式主义，落实专人负责，把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事故教训客观记录下来，以警示后人。
4.2对照分析的事故教训，从生产工艺、管理机制、制度建设、制度执行、设备设施管理等多方面提出改进措施，防止同类事故在本企业发生。
4.3建好事故台账，对涉险事故、未遂事故等安全事件（如生产事故征兆、非计划停工、异常工况、泄漏等），进行分级管理，制定整改措施，防患于未然；
4.4建立安全事故事件报告激励机制，鼓励员工和基层单位报告安全事件，使企业安全生产管理由单一事后处罚，转向事前奖励与事后处罚相结合；强化事故事前控制，关口前移，积极消除不安全行为和不安全状态，把事故消灭在萌芽状态。
4.5深入开展安全文化进企业、进家庭活动，积极引导职工父母、家属、孩子进行班前温馨提示，遵章守纪，提高职工安全生产意识，全面推动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深入发展。
安全生产标准化运行与绩效测评管理制度
1、目的
为规范安全生产标准化各项活动运行的有序开展，做好过程控制，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各项工作顺利进行，形成动态管理机制，建立持续、有效的安全标准化运行规则，特制定本制度。
2、适用范围
本规定适用于系统内生产、经营、运输、等的管理控制和作业活动过程控制。
3、编制依据
3.1、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
3.2、《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标准化通用规范》（AQ3013）、3.3 《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标准》。
4、运行程序 4.1运行总的原则
安全标准化运行总体按照“计划（P）、实施（D）、检查（C）、改进（A）”模式实施，对已建立的各项管理制度和作业活动规定定期和不定期进行评审和更新，每年至少一次对安全标准化运行情况进行自评，对已制定的作业控制文件进行适当调整、修订，使已制定的管理规定和作业控制文件保持与现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相符合。4.2运行方式
4.2.1、管理规范的标准化运行模式
（1）管理规范是指按照安全生产标准化相关要求已建立的各级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和其他相关的已发布的规范文件，如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安全生产标准化系统文件等。（2）管理制度标准化运行模式。不定期收集国家安监管理部门或行业管理部门发布的最新安全生产相关规定，包括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或以行业部门形式公布的安全生产管理规定等有效安全生产法律依据。
根据收集的法定安全生产依据，对已建立的相关管理规定，按照新要求进行更新、完善，对修订后的新规定重新进行发布，使企业安全管理要求与国家现行安全管理规定相符合，以达到保持和提升企业安全管理水平。（3）作业活动的标准化运行模式
已建立的各项作业活动一般按照“计划—实施—检查—改进”的模式进行运作，在进行动态管理过程中，应按照以下程序进行改进。
每项作业活动完成后均应对作业活动质量进行回顾式检查，查找活动过程中存在的不符合规定和与作业活动安全要求相违背的行为或事实，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分析，得出存在问题的原因，根据得出原因制定相对应改进措施，按照隐患整改相关规定要求对存在问题进行限期整改，整改情况由安全科按规定进行验收。
对已整改、验收完成的相关内容，如涉及制度完善的，需要按照管理制度标准化改进要求对相关管理文件进行完善、更新（含作业活动审批相关文书的更新）；对作业控制过程环节上有缺失的，应在作业活动记录是进行补充、完善。
类似作业活动再次作业时应按照更新后的相关管理制度和作业活动记录执行，使每项作业活动在再次作业过程中的安全条件逐步得到保持或提升。
5、绩效测评
5.1测评方式：抽样调查、访谈，查阅记录、图纸档案，现场检查、检测检验，考试与考核，系统评审与回顾等。
5.2测评频率：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标准化运行情况测评，如出现重大事故或公司有变更情况，则增加测评次数。5.3测评内容
（1）安全标准化体系运行的有效性、符合性、适用性；（2）安全标准化体系运行是否反映企业风险特点和真实情况；
（3）安全标准化体系运行是否体现国家相关最新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规范要求；（4）评价安全标准化体系运行是否反映企业的安全生产目标、安全绩效的完成情况。
5.4改进与提高：根据监督测评结果，改进安全标准化系统，不断提高安全标准化水平和安全绩效。
安全问题整改责任追究制度
1、目的
为强化现场安全管理，落实各岗位安全生产责任制，杜绝重大事故发生，现制定此制度：
2、隐患整改期限
这要根据隐患整改的困难情况和客观条件来确定 一般有以下几种情况
投入人力 较少0天 较多1天 大量3天 物品采购 不需0天 易采购1天 不宜采购3天 其他 和现场管理负责人商议整改时限，上报领导
3、隐患整改分类与认定 3.1、重复隐患
凡在三个月周期内被上级管理部门或安全科检查出现的同类问题或被安委会认定的隐患，为重复隐患。3.2、未及时整改隐患
未按照隐患整改期限要求而延期未整改的隐患，或未按照各级领导安排的整改期限而延期未整改的隐患，为未及时整改隐患。3.3、未检查出的隐患
凡在三个月周期内未被上级管理部门或安全科检查出现的同类问题或被安委会认定的隐患，为未检查出的隐患。3.4、隐患的认定
每次检查结束后，安全科立即将检查结果上报安委会，由安委会对各类隐患进行认定。
4、隐患整改责任追究 4.1重复隐患
4.1.1、检查中出现重复严重隐患，第一次对部门、车间负责人进行停班学习五天的处罚；第二次出现，部门、车间负责人自动辞职。
4.1.2、当月检查中重复出现一般隐患，对部门、车间负责人进行每条200元的处罚。4.1.3、当月检查中重复出现的轻微隐患，每条对部门、车间负责人罚款100元。每三条对安全科、技术负责人、生产部负责人罚款200元。4.2未及时整改隐患
4.2.1、检查中出现未及时整改的严重隐患，第一次对部门、车间负责人罚款1000元；第二次出现，部门、车间停班学习五天。
4.2.2、当月检查中出现未及时整改的一般隐患，对部门、车间负责人进行每条200元的处罚。
4.2.3、当月检查中出现未及时整改的轻微隐患，每条对部门、车间负责人罚款50元。每三条对安全科、技术负责人、生产部负责人罚款50元。4.3未检查出的隐患
4.3.1、对未检查出的严重隐患，第一次对安全科罚款1000元，部门、车间负责人罚款1000元；第二次出现，安全科长、部门、车间负责人停班学习五天。
4.3.2、对未检查出的一般隐患，对安全科长进行每条100元的处罚，部门、车间负责人100元的处罚。
4.3.3、对未检查出的轻微隐患，每条对安全科长罚款50元，部门、车间负责人罚款50元。
5、隐患整改分析例会
5.1车间每周召开一次隐患整改分析例会，安委会每季度召开一次隐患整改分析例会。
5.2通过分析隐患形成原因，查找企业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应对采取措施，避免同类或类似问题再次发生；
5.3进行安全生产形势、风险评估和危险分析，及早发现事故征兆和重大问题，并立即发布预警信息，落实防范和应急处置措施，建立完善企业安全生产预警机制。
6、隐患整改上报
2、双方提交的证据： 外商（申请人）：
1、设备买卖合同，证明：外商、外贸公司双方之间存在设备买卖关系
2、设备安装验收报告，证明：设备已交付最终用户并已验收合格
3、外商上海办事处、外商代理律师致外贸公司的函件，证明：外商已向外贸公司催讨过剩余货款； 外贸公司（被申请人）：
1、外商上海办事处发给最终用户的报价单，证明：本单设备买卖业务是先由最终用户与外商直接磋商达成的2、设备购买合同，证明：争议合同为外商提供的格式合同文本
3、最终用户与外贸公司之间的委托代理进口合同，证明：外贸公司事实上是设备买方的代理人，而非实际设备买方
4、最终用户将90％的货款打至外贸公司账下的银行水单，证明：信用证下已付的90％的货款实际是由最终用户支付的5、最终用户致外贸公司的函件，证明：最终用户为实际的设备买方
6、海关报关单等相关单据，证明外贸公司确实是在按委托代理进口合同履行其相关的代理义务。
3、双方陈述的观点： 外贸公司的答辩观点为：本单设备买卖是由最终用户与外商的上海办事处先磋商达成的（有报价单为证），外商从一开始就明知最终用户为实际买方。相反，外贸公司与外商就本单业务没有进行过任何的磋商，更无文件往来，并且已付的货款也实际由最终用户支付（有银行水单为证），而相关的报关单据和最终用户致外贸公司的函件则更进一步证明了外贸公司仅为进口代理，实际买方是最终用户。此外，设备的验收也是由最终用户和外商的上海办事处共同参与完成的，可见，外商不仅在订立合同前明知最终用户为实际买家（如发报价单给最终用户，并在合同中列出最终用户），并且在合同履行上（即验收事宜）也是将最终用户作为实际买家来对待的。因此，根据合同法402条的规定，本案争议合同应直接约束外商和最终用户，最终用户为实际买方，而外贸公司仅为代理人不应承担买卖合同下的任何实体义务。外商的反驳观点为：外贸公司在签订合同时从未向外商提示其作为最终用户代理人的身份，并且也无其他书面文件证明外商知晓此种代理关系，而设备买卖合同中的表述明确无误，即外贸公司为合同买方，外商为合同卖方，因此本案争议合同应约束外商和外贸公司。
4、仲裁庭的认定：
外贸公司的观点是本单业务是由外商与最终用户先磋商达成后再委托外贸公司订立购买合同的，但外贸公司提供的用以证明磋商过程的报价单的上没有能够反映传真往来过程的传真机号码和时间抬头，并且外商也否认该份文件的真实性，因而对该证据不予采信。而验收证明及函件又均无法充分证明外商在签订合同时即明知代理关系。因此，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能认定外商在签订合同时即明知外贸公司与最终用户之间的代理关系。在双方对业务磋商过程都未能提交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双方签订的设备购买合同已足以只证明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买卖关系及各方的权利义务。因此，外贸公司作为合同买方在设备已验收合格的情况下应承担付款义务，裁定外贸公司败诉。
二、法律分析 法律依据：
【案例】
既然员工选择了这个平台，一定是想得到充分的空间发展，也会明确要遵守一个领域的游戏规则，如果他不遵守公司制度除非离开，再者就是面对。而面对时产生了抵触情绪或言行不当就该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对某项制度还不理解。
二、不愿或接受不了某项制度对自己行为的束缚。而制度的设立本就是有些深层次的依据或科学的考评。工作人员有的能够认识到制度的实质，有的一时还认识不到，就要我们执行时去引导。有的就没有必要向其解释其道理。所以说一些制度会因情况有所改动，有些制度必要我们去遵守，例如财务制度，对于销售人员而言，公司必须确保内部核算收支平衡并考虑市场及运营后才设的制度。对于工作人员而言去执行就是了。这些要给公司完全信任才是。
现就以上两种不遵守公司制度的情况现举例阐述一些观点：
有些制度是要工作人员充分理解才会自发的去执行的，否则公司的本意被人歪曲而变成了枷锁，对积极性培养不利。举个例子，报岗制度。报岗制度好像是我公司独有的制度，了解过很多公司很多行业他们都无报岗制度，这也是代表们在谈话聊天时常讲的，很多人把他看做是监控，很少有人理解体会到公司的初衷，设想全年在外几百名代表，有一去几天的四川蜀道，有每天都面对的广东治安，如果代表出差真的出了事，若没有报岗制度的早晚汇报，有谁能在第一时间知道你的安全，另外在回款的时候如何确保每个人在金钱面前仍自律而毫不动心，在出差时用什么办法更直接的了解你的工作难题及每个人的效率。除了此项制度谁能有更好的办法来辅助做好这些事呢？所以有些制度要我们共同去分析，理解执行，即便真有不很适当的要敢于向上级提出来，这也是主人翁精神的体现，也好不违背大方向而走得太远。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是不是我们有些主管真的就拿自己的权力而利用公司制度来“治”人呢，代表本来报了岗或偶尔一次疏忽错报，主管就三番五次的打代表手机质问，强使其“心服口服”的听其话，即便代表拿出了报岗发送报告也无济于事，仍被批评处罚，那这又是谁不遵守公司制度呢？这样又怎么让下属去自发遵守公司的制度呢？
关键词：环境司法案例,指导制度,司法推理技术
1 引言
近年随着社会公众环保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加强, 社会舆情对环境司法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2015年3月15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记者会上, 李克强总理也提到“环保法是杀手锏而不是棉花棒”的论述, 表明了在环境执法、环境司法领域应使环境法律法规落地。为了促进环境司法改革并更好发挥环境法律法规的效力, 笔者认为应该在环境司法领域逐步建立指导性案例群, 以发挥案例指导制度在环境司法过程的指导作用。
2 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
案例指导制度是由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导的, 定期遴选、发布指导性案例用以指导我国司法实践的司法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在我国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针对我国司法实践中存在的裁量标准不统一、法律适用差异较大等问题出台的独立制度。案例指导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以典型案例指导各级法院司法裁判的制度, 它不同于西方的判例法制度, 指导性案例对司法制度具有实质影响力, 但指导性案例并不具备法律的地位。案例指导制度也区别于早就存在的司法解释制度, 它是一种独立的司法制度, 与司法解释制度共同规范指导着我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活动。
2010年11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以下简称《规定》) , 该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的正式建立。截至2015年2月,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发布了10批共52个指导性案例。这些指导性案例对于规范我国司法裁判尺度、维护司法公信力、提升我国司法队伍水平都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但是, 对于我国疑难案件高发、社会影响力大且广受关注的环境司法领域, 却仍然还没有出现过相应的指导性案例。目前我国环境矛盾较为尖锐, 环境治理成为新一届政府的重点工作, 环境方面司法案件也会日益增多, 而环境方面的指导案例空白明显与当前的司法实践需要脱节。
3 我国环境司法存在的问题
由于我国在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方面发展时间较短, 我国的环境司法领域仍然存在着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笔者将从这些现存问题入手探讨, 以期以这些现存问题为起点探讨中国环境司法是否需要案例指导制度的介入。
3.1 环境保护领域法律法规仍需完善
我国在环境保护立法方面一直处于不断探索中, 自1951年我国颁布《矿业暂行条例》开始, 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部法规用以保护我国环境开发的有序进行。但是, 由于一些历史原因, 导致我国一直没有建立一个系统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直到在1979年《宪法》中, 我国首次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而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 环境法才被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由于我国环境保护立法运行时间较短, 导致环境法规存在着很多问题: (1) 我国环境法规定得较为笼统, 具有很强的抽象性, 行政执法、司法实践过程中难以得到明确无歧义的法律指示; (2)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一些法律法规的立法理念已经不适应现在的社会需求, 一些计划经济时期的立法与司法实践已经脱节; (3) 在很多环境法律法规方面, 给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缺乏统一的法律适用标准, 而一些法律实施细则之间也经常存在着相互冲突的状况, 给环境司法带来很多困难。
3.2 环境类案件审理难度较大
由于环境类往往涉及多方面专业知识, 对于司法经验、知识储备都具有较高要求, 而我国一些基层法官的业务能力还不高, 对环境类案件审理缺乏相应的条件。而环境类案件逐渐呈现出新类型案件频发、案件影响渐大的趋势, 如在渤海原油泄露事件中, 由于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的错误处理方式, 导致渤海被污染面积840km2, 造成的生态损失不可估量, 极大危害了渔民的生计和渤海的生态, 当法官面对这样的案件时, 审理难度可想而知。由此可见, 对于环境类案件审理难度往往较大。
3.3 司法独立原则受到影响
由于环境类案件影响较大, 且涉及企业往往在当地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当发生环境违法行为时, 地方政府估计地方经济发展, 对于环境司法不支持甚至掣肘就时有发生。法院在处理环境违法行为时, 范围、处理幅度都要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压力。[2]在环境司法过程中, 环境司法行为受到地方行政干预可能处于多发状态。
3.4 环境司法中同案不同判现象时有发生
由于在环境司法过程中, 缺乏明确可行的法律, 且法官具有较大的司法自由裁量权, 在对同类型案件进行判决时, 会时常出现同案不同判现象的发生。如2004年2月至4月, 四川川化股份有限公司将工业废水排入沱江干流水域, 造成特大水污染事故, 最终法院以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判罚。而原盐城市标新化工有限公司偷排钾盐废水, 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 影响恶劣, 最终法院以投放毒害性物质罪判决。相似的案件却得到了迥异的判决, 这对司法公信力是一种伤害, 也对公众的司法正义观念带来了重要影响。因此, 对于类似案件做出基本类似的判决, 也应是当前我国司法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
3.5 我国司法资源的限制
由于环境类案件的复杂、疑难, 一些案件往往需要长期的采集证据、审理, 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也投入了巨大的司法资源。一个成功的司法判决, 往往是多位法官智慧的付出。而由于司法制度的限制, 这些成功案件的效力却仅仅及于本案。而一个成功的判决, 对于社会的教育威慑作用也是有限的, 因为在其他案件中, 同类型案件可能会得到一个迥异的判决, 这对环境破坏行为的规制力度也就很难达到应有效果。笔者认为, 一个成功的环境司法判决, 如果得到社会的认可, 应该对后续其他类似案件具有指导作用, 这是对司法资源的合理利用。
4 案例指导制度的优点
在探讨过现在环境司法中存在的问题, 笔者将对案例指导制度本身的优点进行讨论, 对于案例指导制度引入环境司法的可行性和合理性进行分析。
4.1 对成文法缺陷的弥补
如上文所述, 环境司法过程中, 由于成文法法规的缺陷, 导致法律漏洞的出现, 或不同法律理解的产生。这是由于成文法的文字依赖性使然。而引入案例指导制度后, 法官面对类似情况时, 不用将主要精力放在模棱两可的法律解释工作中, 而只需要对指导性案例和待决案件之间进行比较, 如果两者具有相似性且属于类似案件范畴, 那么就可以将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判决理由、法律判决结果进行合理映射;如果法官不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判决, 就有可能在上诉中被推翻,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因此, 在目前我国环境立法缺陷较为明显的背景下, 案例指导制度对环境司法是一个有益的补充完善。
4.2 加强对疑难案件的指导
在环境司法过程中, 当面对疑难案件或影响较大的案件, 在原来环境司法模式中, 往往需要对复杂案情进行抽象化处理、寻找大小前提的演绎推理过程。而在案例指导制度背景下, 法官在对疑难案件进行初步加工后, 可以在指导性案例库中寻找是否有类似的案件, 如果存在类似的案件, 法官可以通过区别技术, 判断指导性案例和待决案件之间相同点和不同点何者占主要地位, 如果相同点更为重要, 那么就可以参照案件进行判决或部分参照判决。这在一定程度上简化了法律关系, 其背后实质是通过案例指导制度这一框架使得指导性案例审理时的法官智慧延续到待决案件中, 进而降低了疑难案件的裁判难度。
4.3 提高环境司法的免干扰能力
在环境司法实践过程中, 法院除了面对地方行政机关的干扰外, 社会舆论也会给环境司法裁判带来压力。而由于法官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且缺少有效制度规制, 导致司法独立原则屡遭挑衅。在案例指导制度背景下, 法官有足够的理由回应来自外部的压力, 而且有较为具体的指导性案例在前, 法官的自由裁量空间被压缩, 如果没有更强的法律理由, 法官并不能推翻指导性案例的裁判方式。这些因素都使案例指导制度推动环境司法独立的发展。
4.4 利于实现同案同判和提高司法效率
“法律被认为不分轩轾地援用到一切情况, 一切人物, 不论贫富, 无分贵贱。法律能够这样毫无差别地适用, 才可以称作正义的实践。”[3]对类似案件做出类似判决, 是司法一直追求的目标之一。在案例指导制度下, 法官可以避免因成文法规则的文字依赖性导致的法律歧义或多义, 也能更为具体地明确对一类环境违法行为应如何定性和适用法律, 这样能够避免前文所说的对同一环境犯罪行为做出了不同定罪量刑的局面。
由于指导性案例的存在, 使得法官在审理待决案件时, 是站在原审法官肩膀上对待决案件进行审视, 原审法官经过反复推理论证得出的法律处理原则和法律使用结果可以映射到待决案件中, 这样原审法官的判决效力就事实性地给予了同类型案件中, 这将节省司法资源, 也能较大程度地提高司法效率。
5 案例指导制度在环境司法中的应用
由于我国的案例指导制度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对于如何能够更好地适应我国环境司法现状仍需探索。对于基层法官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判决、是否可以突破指导性案例判决等问题仍缺乏权威解释。笔者将对案例指导制度在环境司法领域的落地进行初步探讨。
5.1 加强对环境司法案例的遴选发布工作
案例指导制度的基础还在于判决合理、覆盖全面的指导性案例, 只有布局合理、数量质量俱佳的指导性案例库才能更好发挥其对我国环境司法的指导作用。目前, 我国指导性案例还没有出现纯粹的环境类案件, 这与环境类案件的疑难性、巨大影响都不符合。因此, 笔者认为, 应该适时对近阶段我国发生的典型环境类案件进行遴选。
在2014年12月26日,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第九批指导性案例, 这批案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都涉及国家赔偿, 这与国家赔偿类案件多发且日趋复杂的趋势相符合。而环境类案件涉及法律关系较为复杂, 有的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甚至同时涉及刑事、民事、行政领域。针对环境类案件法律客体复杂性, 笔者认为专题式的发布方式具有良好效果。
而案例指导制度也应更具针对性。一件指导性案例由于一定程度上向社会宣示最高人民法院对这一类型案件的法律适用态度, 这对普及社会环境守法意识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 对于一类案件已经明确会遭受何种处罚, 也会推动其他环境违法行为自发规制自己的行为, 在此程度上, 案例指导制度一定程度上可以培养环境保护行为模式。因此, 指导性案例可适当覆盖社会高发、严重的环境违法行为, 或遴选较为典型的案件。
5.2 引入与案例指导制度相适应的法律推理方法
案例指导制度作为一种新型制度, 其本身正是为了弥补成文法背景下演绎推理方法的不足。而笔者建议我国在案例指导制度运行过程中, 逐步推行类比推理和案例区别技术。
类比推理是基于处于同等地位的两种事物之间的相似性而进行的一种推导, 是一种高度或然性的推理。[4]而对于案例指导制度背景下的类比推理, 我们也可以使用建立一个逻辑模型, 当法官遇到待决案件A时, 发现指导性案例B可能与A具有相似性, 在对比犯罪构成、法律关系、衡平条件等基本属性后, 判定A与B具有相似性, 从而参照B的法律适用结果而对A做出裁判。在法官进行逻辑推理过程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即参照指导性案例检索阶段、案件基本属性对比阶段、法律适用结果映射阶段。在该推理技术指导下, 我们可以判断出指导性案例与待决案件之间是否存在着相似性, 并判断出是否应该参照指导性案例。
区别技术主要用于排除不具相似性的指导性案例, 并可以据此判断应该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判决。在确定具有相似性后, 法官需要对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进行解析, 将指导性案例分解为若干法律要素, 对指导性案例中具有指导意义的部分进行提炼。一般, 裁判理由和裁判要旨是指导性案例的重要部分, 法官要从中找出相应的裁判规则。[5]同时, 法官对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产生条件进行分析, 并将这些条件要素同待决案件的条件要素进行对比, 如果二者相似性占主要地位, 就需要参照指导性案例进行判罚。
5.3 明确突破指导性案例判决标准和程序
如成文法一样, 案例指导制度也会有不适宜的情况。由于每个环境类案件自身的不同点, 严格参照案例指导制度也可能会对待决环境类案件进行判决, 也可能会导致明显不公平或不合理的结果。此时法官应该可以突破原先确立的指导性案例, 做出适合本案的新判决。
但法官不能无限制地突破案件, 笔者认为应在法官认为确有需改变判决的更强理由时方可突破原指导性案例。所谓的指导性案例应在以下情况: (1) 指导性案件判决时的社会背景、政策、社会观念、法律规定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原判决所依据判决规则已不适应待决案件; (2) 指导性案件判决所依据的原则具有缺陷或存在错误, 参照其判决会造成明显不合理的判决; (3) 指导性案例审判过程中被发现存在重大程序性瑕疵, 足以影响审判结果的。当法官突破指导性案例进行判决时, 应向上级法院进行备案, 注明未依指导性案例判决的原因, 这样可在程序方面对突破指导性案例判决予以规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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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效林, 左秀宏.从司法审判视角探究我国环境司法保护制度[C]//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第25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公正司法与行政法实施问题研究 (上册) .北京:最高人民法院, 2013:8.
[3][英]丹尼斯·罗伊德.法律的理念[M].张茂柏, 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2005.
[4]陈锐.法律适用中的类比推理[J].毕节学院学报 (综合版) , 2006 (1) :26~30.
关键词：案例指导 组织体制 复审委员会
无论法学界或法律界对构建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态度一直争论，2010年“两高”相继发布《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标志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式确立。[1]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更是以决定的形式将案例指导放在与司法解释同等的位置提出明确要求，更是坚定了案例指导制度在我国司法领域的重要地位。在当下司法实践中，案例指导制度的正当性已在最权威的政治语境中获得认可，然而其实效性的延展空间仍显不足。比如，现有指导性案例数量较少、具体适用面较窄、效力不明确、司法适用率低且多为隐性适用等等，这些问题较大程度地影响了案例指导制度作用的充分发挥。完善是我国案例指导制度发展的迫切要求，而规范化则是完善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动力源泉，组织体制的规范和完善更是动力的基石之一。
一、现象：案例指导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不规范问题
当前，案例指导制度在司法实践还存在着一些不规范的现象，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选送案例不规范。“两高”编辑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以及地方法院、检察院编辑发布的指导性或参考性案例，大多数还是要依靠自身整个系统自下而上地选送案例。一个指导性案例从最初的选送至最后的定型，往往需耗时数月。由于案例编写人员往往不是案件承办人，又经过多层级多部门的筛选把关及修改，在案例的选送上容易丢失最原始的办案旨趣。加之还存在数量上或多或少的硬性要求，一些报送至省级法院、检察院以及“两高”的案例也有滥竽充数的嫌疑。
二是编写案例不规范。虽然“两高”的规定对指导性案例内容的编排及格式都有明确的要求，但这些主要是形式上的，对指导性案例的核心内容即裁判要点或要旨的编写标准仍难以付诸实际操作。指导性案例关于裁判要点或要旨表述的点睛之笔需要最终的案例编辑人来把握，而这种把握由于远离了案件发生的具体场域，人为加工的色彩较为明显，实践中容易导致两种情形发生：一种情形是为了避免错误的出现，不愿充分挖掘个案特征，对已有司法解释、司法政策规定进行重复表述，导致指导性案例不具备应有的指导作用；二是为了强化、突出某一规则，不愿全面评估、推敲个案细节，仅仅截取案件处理上的某一亮点，导致指导性案例经不起广泛的论证。
三是发布案例不规范。当前，除了“两高”会以院名义正式印发指导性案例外，“两高”的一些内设部门以及一些地方法院、检察院及内设部门也会以各种内部刊物、内部文件的形式刊登一些“指导性”、“参考性”案例，要求在一定范围内参考适用。一些地方检察院还参照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做法，根据工作实际，制定了一些案例指导工作的规范性文件并正式发布指导性案例。[2]实践中，往往导致一些司法工作者既不十分了解“两高”的正式指导性案例，也不清楚自己还应参考哪些上级院及上级相应内设部门发布的案例指导，加上这些混杂的指导性案例都没有刚性适用效力以及办案时间的限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各种指导性案例适用率极低。
二、原因：引发案例指导制度运行不规范现象的组织体制弊端透视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种种不规范现象，必然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造成的结果。从组织体制角度看，主要原因有：
一是案例指导工作的开展带有明显的行政科层制色彩，导致该项工作整体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不强。绝大多数地方法院、检察院的案例指导工作不是常态性工作，平时并不注重指导性案例的案苗培育和案例采编，只是等到上级院的任务下达后才指派人员临时收集编写案例。这种一经“两高”部署、全国便渐次闻风而动的现象，明显体现出案例指导工作开展上的行政化色彩科层制特色。这种看似高效的运作机制却很容易使得制度执行力层级递减，从而难以保证全国案例指导工作参与者具有相同的责任心和使命感。
二是案例指导工作职责配置较为分散，导致缺乏高素质人才的积极参与。实践中，案例指导工作职责分配较为散乱，需要数个部门协同完成。在此过程中，虽不乏各单位中的业务专才参与，但在工作上明显存在“各管一块”的局限。如在选送环节上，不少业务口的优秀办案人员通常只会在自己办理的案件中选择若干质量尚可的案件报送至指导性案例工作的承办部门，而不会根据指导性案例的编写要求深入地思考案件本身。案例指导工作承办部门中的工作人员虽文字综合水平较好，但对于各业务口报送来的初步案例，也只会根据案件承办人的审查报告等材料“应付”式地编写案例，只要满足形式上的要求即浅尝则止。又如在上级院的审查环节，案例指导工作承办部门对收集上来的案例，也会分送至各业务处（庭）进行把关，各业务处（庭）也会将该工作任务指派给具有丰富经验的办案人员负责，但其提出的修改意见又常存在两个明显的缺陷：一是意见零碎，二是指出问题居多，如何解决问题的意见很少。可见，由于案例指导工作职责配置不科学，使得高素质人才只能在其所在部门事权范围内发挥作用，加之“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工作思维，案例指导工作即使吸收了诸多高素质人才的参与，其效果却是1+1<2。
三是案例指导工作部门设置上的“合署”特征，导致指导性案例难以大量有效供给。从我国每年巨量的司法办案数看，“两高”到目前为止只发布了71个指导性案例，数量上严重不足。之所以造成如此状况，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案例指导工作人员的专门配备不足。各地案例指导工作的日常办事机构都多设于法律政策研究室。在“两高”及省级院层面，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任务繁多，人手本身就偏紧，难以调整出人员专司负责案例指导工作；而在基层院，有的地方的法律政策研究室本身就附属于办公室，绝大多数地方法律政策研究室仅能配备1-2名人员，且经常调整。这些人员还要完成上级院的各种工作安排和任务，基本上绝无可能自觉主动地开展案例指导相关工作。
三、展望：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组织体制的三大趋势
指导性案例制度组织体制应如何构建，至少但不限于取决于以下两个因素的考量：一是对指导性案例性质的定位。关于这方面的确切表述，法学界和法律界存有争论，对此本文无意涉足其中。笔者认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及司法制度下，指导性案例虽在法律渊源上属于附属和补充的地位，但其却可以微观层面的个案典型做法律规定空白处的先行者、司法政策未尽处的先声者，“于无声处听惊雷”，价值与意义仍不可小觑。二是对指导性案例制度运行机制的预期目标。关于这一点，结合前文的叙述，笔者认为探讨指导性案例制度运行机制的完善，最终的目标是指导性案例能够得到保质保量的供给以满足实践需求。基于此两点考量，指导性案例制度必须以更加专业、更加高效的方式运行，而更加理性化的组织体制应具备以下三个特点，亦即完善案例指导制度组织体制的三大趋势：
一是机构设置的专属化和专门化。机构设置的专属化，是指只有“两高”才能设置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及办事机构。理由是：既然指导性案例可当作小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看待，而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的创制权专属于“两高”，且为了保证法律的权威和统一适用，那么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权应当仅限于“两高”，指导性案例工作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当然也应专属于“两高”才能设置。机构设置的专门化，即设置专门的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具有专门的人员，理想状态是要从法律政策研究室中单列出来，具有自身独立的编制。
二是人员配备的精英化。随着司法职业化改革的推进，司法工作对法官、检察官的专业素质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司法活动已经逐步走向专业化，人员组成也正在实现精英化。一线办案的法官、检察官应当成为指导性案例的供给主体。更进一步而言，由于指导性案例必须是无瑕疵案例，还肩负着统一法律适用的特殊功能，能够参与指导性案例编撰工作的法官、检察官应当是精英中的精英，其不仅要善于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能准确、熟练地运用理论知识和法律、政策有效地解决重大法律适用问题，而且还应具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精深的专业造诣，业务知识丰富、专业功底扎实、研究能力和文字水平较强。
三是管理方式上的扁平化。扁平化管理，其要义是“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部门，减少管理人员，提高管理效率”[3]。法官、检察官被置于层叠的管理机构之下、分散在交错的职能部门之间，既使得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得不到充分发挥，也使得整体功效受到限制。倡导人员配备少而精，就给指导性案例工作管理方式上的扁平化改造带来契机，以改变等级式管理下的诸多弊端。
四、构建：案例指导制度组织体制的具体设置及运行
基于上述构想，建议“两高”对现行的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和具体案例指导工作运行作如下改革：
（一）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与复审委员会
“两高”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并在全国范围内确定若干名业务专家型法官、检察官及法学专家作为委员会委员。具体设置为：“两高”本身确定15-20名委员，再根据各省级院的推荐，结合实际情况每省确定10-20名委员（确保每个院都有1名以上委员），全国大概300-600名委员。各地取消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及类似机构的建制。同时，“两高”设立案例指导工作复审委员会，并在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再以10%至20%的比例择优选取若干名委员作为复审委员会委员，其中“两高”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为当然的复审委员会委员。
（二）设立专门的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
“两高”设立专门的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确定若干名专人负责具体行政事务。目前可将办事机构设在法律政策研究室，条件成熟后可考虑从法律政策研究室独立设置。考虑到指导性案例征集工作的全国性和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全国性，“两高”可以要求各级法院、检察院都确定1名专门人员专门负责案例指导工作的相关具体行政事务。
（三）指导性案例制度的运行
1.备选指导性案例的产生。“两高”办事机构制定近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有针对性地公布案例选题计划，科学筛选案例，合理划分类别。全国法官、检察官均可按照“两高”确定的选题计划自行撰写指导性案例的初稿，并将案例送所在院负责案例指导工作相关行政事务的专门人员，由该专门人员送该院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委员审查修改。各委员结合自身办案工作及对投稿的审查修改情况，每年至少编撰或推荐1个备选指导性案例，以院名义向“两高”推荐。推荐的案例必须经检察长同意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
2.备选指导性案例的复审。各地向“两高”推荐备选指导性案例后，“两高”案例指导工作委员会办事机构分季度集中送复审委员会委员审查修改。复审委员会每季度召开例会（考虑到复审委员的全国性，要求复审委员人数二分之一以上方能召开会议），对备选指导性案例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向“两高”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推荐指导性案例。
3.指导性案例的确定。“两高”审判委员会、检察委员会最终讨论确定指导性案例，并可提出意见返复审委员会进行修改。
4.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指导性案例确定修改后，在“两高”公报、机关报及网站上公布。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可以由“两高”办事机构创设管理一个指导性案例发布平台，建立指导性案例信息化数据库，为社会公众和各级法院、检察院检索、查询、适用指导性案例提供保障。“两高”在必要时，可以事前予以通报，也可共同发布指导性案例。
5.指导性案例的废止与修正。当指导性案例的法律适用意见被其它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所替代，或者因为其它原因而失去指导性时，“两高”办事机构应提请审判委员会和检察委员会决定废止该案例。被废止的案例自废止后对今后发生的类似案例就不再具有指导性。若司法实践中对某一问题的看法产生了变化，与指导性意见不尽相符，此时就需要“两高”办事机构提请审判委员会和检察委员会决定修正指导性案例中的若干观点，以适合新的司法形势需要。
注释：
[1]2010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
[2]如，江西省人民检察院2013年制定了《江西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并于2014年发布了第一批指导性案例，为全省检察机关处理同类案件提供指导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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