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管理问题

社会组织管理问题（精选8篇）

社会组织管理问题 篇1

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已迈入快速发展时期，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与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目标要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需要引起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

一、问题与困难

（一）思想认识不够到位。

部分地区和部门尚未认清社会组织对于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意义，还存在“宁肯不干事，也不要出事”的观念；有的认为社会组织是群众自娱自乐的组织，主动愿意转移给社会组织购买的服务项目不多；有的将社会组织当作政府职能转移的“二传手”，指定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转移的职能，影响了公平竞争；有的忽视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力量的培育，在日常监管中，未能及时督促推动社会组织成立党组织，开展党建工作。

（二）政策法规不够健全。

在行业协会脱钩、领导兼职、党建工作、税收優惠、执法监管等领域的政策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执行政策的自由裁量空间较大。政府购买服务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对承接的单位、方式等还缺乏具体规范；社区、服务对象和社会组织缺少直接参与需求项目制定的途径；社会组织退出操作性法规有待完善；社会组织从业人员保障制度还需完善。

（三）资金扶持力度不足。

现有发展资金扶持社会组织发展的范围和深度有限，社会组织可持续的乏力。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时，还存在轻视草根社会组织的现象，影响了公平竞争环境和草根社会组织发展。部分地区和部门对现有扶持资金还缺乏统筹合理的利用，资金要素保障作用发挥不明显。有的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的办法举措不多，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资金瓶颈”有待下大力气突破。

（四）平台建设仍需规范。

各地在社会组织孵化器建设中，普遍存在重“推广”、轻“评估”的现象，盲目宣传推广，缺乏对实体孵化器运营状况的评估，孵化器“空壳化”问题较为突出，功能作用发挥不理想。孵化基地建设运行标准还需加快进度出台，政府、孵化器和入驻社会组织之间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社会组织“行政化”倾向比较明显。

（五）监管评估还需完善。

监管评估的主体力量还需加强，没有充分调动整合社会公众、捐赠方、组织内部、服务对象以及媒体等社会力量参与监管评估，监管评估“面窄”“量小”，效果不明显。监管评估方式单一，只注重传统做法，忽视了对监管评估的探索创新，日常监管工作量大、人少，疲于应付，致使有的问题无法进行有效及时解决，对非法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违规行为的查处比较困难。

（六）结构类别有待优化。

从领域看，在已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中，从事教科文卫体及经济行业性的多，社会治理服务专业性组织的少；从规模看，人数和业务量小、影响力小的社会组织多，规模并富有特色专业能力的社会组织少；从活动看，扶贫济困、互帮互助等普遍化服务多，高层次、人性化、本土性的服务少。

二、对策与建议

（一）加强制度体系，完善规划布局。

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涉及面广，具有很强的系统性、规范性和前瞻性。要进一步完善工作网络，加强协调配合，加快建立“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现代社会组织管理体制。要尽快编制社会组织培育发展总体规划，形成“短、中、长”详细规划，明确各阶段重点，确保社会组织培育发展工作持续健康推进。

（二）加强监管评估，引导规范发展。

要坚持以评促建，进一步健全完善科学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的监管评估体系，坚持第三方评估机制。要严格年检、年报、项目抽查审计等监管环节，要充分发挥监管评估和退出机制的倒逼作用，积极鼓励行业组织制定行业自律措施，促进社会组织自觉规范内部管理，完善组织机构和制度章程，实现自主、自律、自强发展。

（三）抓好队伍建设，提升保障能力。

要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人才队伍建设，优化人员配置，把懂专业、想干事、作风好的同志充实到队伍中去，配齐配强工作力量。要积极引导和规范专业社工人才队伍建设，加强宣传报道，提高社会对社工的知晓度和认可度，努力提高社工的薪酬待遇和福利。要建立社工能力提升动态可持续机制，开展常态化的实务培训，提升能力，更好服务群众。要改进社工选拔录用机制，给予基层政府更多自主权，最大限度满足社区工作需求。

（四）规范平台建设，强化功能定位。

要加快出台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运行标准，明确孵化器功能定位及运行评估等规范，理顺政府、孵化器和社会组织之间关系，有效解决入驻社会组织过度依赖政府资源，自身业务技能建设缺少动力等问题，增强社会组织自主性。要创新孵化器运营模式，积极引导民间力量参与孵化器建设和运营评估监管，努力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运营评估监管新模式，不断释放各类孵化平台生机活力，持续激发社会组织内生动力。

（五）加大资金扶持，拓展筹资渠道。

要规范政府购买服务规则，尊重市场规律，完善购买竞争机制，实现资源供需有效对接，及时落实购买服务资金。要积极探索公益创投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企业的社会责任、金融信贷、公益组织之间联动合作机制，增强社会组织造血功能。要大力引导社会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发展，鼓励社会组织通过联合劝募等方式拓宽筹资渠道。

社会组织管理问题 篇2

社会组织既是政府的助手和伙伴,也是民众与政府之间的润滑剂和缓冲器,还是社会建设中的一支生力军。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对我国社会组织的称谓经历了由“社会团体”、“民间组织”、“自治组织”、“中介组织”最终统一到“社会组织”的历史过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是新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第一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科学概念,并用“社会组织”取代了“民间组织”、“自治组织”、“中介组织”等沿用多年的旧概念,进而为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和政府管理实践提供了指导和便利。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对社会组织作用有了新的论述:“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可是目前我国的社会组织与党的期待还有较大差距。诸如前不久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中报道的某地协会打着学习的名义收钱去旅游的事情、几年前发生的全国“牙防组”事件等,这些事件暴露出社会组织财务管理一直都不规范不严格,甚至某些权力部门利用社会组织财务监管上的漏洞,动机不纯、目的不良地组建、成立社会组织,导致社会组织成为某些政府部门的“小钱柜”;还有一些社会组织暴露出违规从事盈利性的商业活动、逃避税收、管理层分配盈余、财务混乱等财务违法犯罪问题,因此对社会组织的财务管理问题进行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据统计,湖北省截至2011年底,共有各级各类社会组织23327个,职工总数为207927人,在全国排第6位。其中,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有12653个,社团10622个,基金会52个。可见,湖北省的社会组织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在全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

1 当前湖北省社会组织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1 会计核算不规范

财政部下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是社会组织应执行的唯一会计制度,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应该严格执行。但在湖北省民政厅进行的社会组织的年度检查中,发现只有部分社会组织使用了《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而且有一部分社会组织根本没有建立账目,只是把发生的收入支出原始单据简单整理,不知怎么建立账目,有的只记一个银行存款账,有的使用《行政事业单位会计制度》,还有的使用《小企业会计制度》。笔者还发现,湖北省地方税务局自助报税系统的财务报表类型中也尚未设置民间非营利组织类的相关报表,因此大部分会计在网上报税时也是采用会计报表企业版。

1.2 主管部门与社会组织职责不清、关系模糊

湖北省相当一部分社会组织与行政事业部门未能彻底脱钩,社会组织法人代表由行政管理机构的领导兼任,人员组成、业务、财务工作相互交叉,资金联系紧密;有的行政机关把部分职能转嫁给其代管的社会组织,也有社会组织部分业务工作由其代管的行政机关开展;人员与主管部门人员交叉使用,又没有相应的内控制度约束,这样造成责任不清、互相推诿,尤其是政府主管部门主办的行业协会,这些协会往往成为“二政府”,或者是主管部门的一个部分,造成“政社不分”。甚至在实际操作中,主管部门发生的一些费用在社会组织中列支,而且没有一个法规依据来界定。他们把社会组织当做经济活动的“防空洞”,实际上是行政权力机关的后花园和“小金库”。上述行为既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也给政府机关带来不正之风。还有一些是其章程中对于资金的规定范围不清,造成资金使用者不知资金运用到哪些方面。

1.3 财务管理理念较落后,财务人员不到位

目前,湖北省社会组织大多数仍是行政式管理,其财务为社会组织负责人单线控制,社会组织负责人缺乏现代财务管理理念,使财务管理失去了它在社会组织管理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大部分社会组织负责人对财务部门在社会组织中的定位还停留在以往的算账、记账上,财务管理仅限于财务控制,于是出现了财务整体管理混乱、会计基础工作薄弱、缺乏风险控制系统等情况。通过湖北省民政厅年检情况来看,有专职财务人员的约占20%,它们一般是规模比较庞大、发展比较成熟的社会组织,如一些大的民办的具有独立颁发学历资格的学校;有兼职财务人员的约占60%,主要是具学术性、联合性、专业性的社会团体,其中90%以上社会团体的财务人员都是由业务主管单位的会计人员兼任;未配备财务人员的约占20%,主要是规模小、人员少的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少数活动开展不正常的社会组织。财务人员不足现象普遍存在,特别是大多数社会组织的会计、出纳人员并未明确分开。

1.4 财务管理制度普遍不健全,财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通过近几年湖北省社会组织年度检查发现,只有少数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制度较为健全,如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东湖学院、武汉普仁医院等规模较大的民办高校和改制医院。这些社会组织的财务管理人员大多数拥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但大多数规模较小的社会组织没有正规的、系统的财务制度,如财务凭证、财务账薄、财务报表都显得凌乱、随意,甚至根本没有制度,或者抄袭借鉴其他机构的痕迹非常明显。而且有制度的一部分社会组织虽然也有财务管理规定和相应的财务制度,但在具体操作中却因难以严格把关而导致制度形同虚设、规定名存实亡,内控机制十分不完善。另外,社会组织执行会计制度不统一、不规范,有按机关事业单位会计制度建账的,有按企业会计制度建账的,有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建账的,各式各样。这些机构组织内部财务体系比较单一,财务人员往往是“兼职”或是“半路改行”,也没有进行有效的岗前培训和继续教育;有些财务人员甚至没有“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专业水平和财务管理能力较差,账目管理混乱,所做的财务账薄、财务报表甚至出现了一些啼笑皆非的常识性错误;有些社会组织平时根本就不做账务处理。更有甚者根本没有配备专业的财务人员,而是由组织中的其他非财务人员兼任,或是会计出纳一人兼,严重违反了《会计法》。

可见,这些大量的较小规模的社会组织财务人员的业务技能比较低,缺乏基本的财务、会计知识,即使进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培训学习,其接受和运用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对于组织的财务分析更是无从谈起。同时,这些财务人员往往自我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在组织财务管理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给会计造假和会计犯罪提供了隐患。

2 湖北省社会组织财务管理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2.1 宏观层面上的原因

2.1.1《民办非企业会计制度》存在适用范围的矛盾

部分社会组织没有能够完全执行《民办非企业会计制度》,除了社会组织本身的问题之外,还因为《民办非企业会计制度》存在适用范围的矛盾,其中很多规定和《民办教育法》以及《民办非企业法》相冲突。此外,《民办非企业会计制度》规定的一些会计科目的设置也不尽合理,导致社会组织账务处理上面的无所适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行效果。而湖北省税务部门要求除民办高校以外的社会组织执行《小企业会计制度》,这明显和社会组织的性质相冲突。

2.1.2“准政府”性质的社会组织依然存在,使其失去了独立发展的条件

官办色彩过浓的“准政府”性社会组织依然存在,社会组织失去了其独立发展的条件。有些社会组织无论是从章程的制定、高层人事权、日常决策权,还是内部运行机制、激励机制、监督机制等方面,都缺乏相应的独立性。许多社会组织由政府部门牵头发起,负责人一般由本系统主要领导人担任,工作人员也是所属机关的干部,行政干扰较大,在人、财、物上都没有自主权,在工作和开展活动中也没有自主权。这种过分的依赖性,限制了社会组织日常工作的开展,失去了社会组织作为非政府社会进步力量的民间代表性,脱离社会土壤,延缓了自律机制的形成,弱化了社会组织的财务制度监督。

2.2 微观层面上的原因

2.2.1 自身的特征直接影响了其财务管理职能

不少社会组织由于自身的业务量小、人员少、活动资金少、资金来源特殊、非营利性等,导致其财务管理职能下降,财务管理体系单一。财务工作只是进行简单的收支记录,对于筹资、资金运作等职能不予关注。

2.2.2 社会组织的负责人对财务管理缺乏专业的认识

社会组织的主要负责人普遍认为,民间非营利组织不同于其他企事业单位,它的业务量小、非营利性、都是流水账,财务工作只需要做简单的收支记录。对于组织的筹资行为缺乏专业的认识,一般情况下是以收定支来开展业务活动,而不是事先进行本年度的活动计划,为开展特定的业务活动,来进行有目的的筹资活动。缺乏开发被大众普遍认可的项目,缺乏为项目进行广泛筹资的意识。

2.2.3 社会组织缺乏专业的人才

由于社会组织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开展的是社会公共服务,因此组织很少关注专业性人才的培养。然而,组织只有具备专业的人才,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功能。如:任何组织只有具备专业的财务管理人才,才能更好地筹集并使用资金;环保组织只有具备专业的人才,才能对环境现状作出专业性的分析,并提出需要从哪些方面来提高环境保护力度;疾病防治组织,只有具备专业的医学人才,才能更好地开展疾病防治工作,提高疾病防治水平。

3 改进湖北省社会组织财务管理的对策

3.1 宏观层面上的对策

3.1.1 政府层面上,完善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制度建设

社会组织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其发展离不开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从国际社会组织自律的经验可知,越是法制健全、发育健康的国家和地区,自律越有效。因此,国家必须健全社会组织法律法规体系,抓紧制定社会组织法、社会组织行为规范等,赋予社会组织一定的权威,使社会组织的管理逐步走向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为社会组织财务制度实施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

建议由湖北省民政厅牵头,会同税务、银行等部门,针对《民办非企业会计制度》存在适用范围的矛盾,尤其是和《民办教育法》以及《民办非企业法》相冲突的地方,制定出湖北省的《民办非企业会计制度实施细则》,使民政厅登记机关、行业主管部门、税务部门、质量技术监督局对《民办非企业会计制度》理解和执行一致,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3.1.2“政社分离”,理清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关系

严格约束上级主管部门直接干预社会组织具体事务,社会组织要从职能、机构、工作人员、财务等方面与政府及其部门彻底分开。严格执行中央和国家关于党政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规定,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必须按干部管理权限进行审批,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人员,不得领取社会团体的任何报酬,不准在所兼职的社会团体报销应由个人支付的各种费用。包含社会团体在内的各级各类社会组织应围绕自己的宗旨开展各种活动,应当建立独立的财务制度,不得将其经费与业务主管单位及所属单位经费混管,不得将社会组织收入作为业务主管单位行政经费或业务费开支,不得用于弥补行政经费不足或发放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补贴,真正实现会员自主入会、独立法人、独立管理、自主运营、收费合理,改变行政机构附庸的错误做法。

3.2 微观层面上的对策

3.2.1 提高社会组织负责人的认识,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

湖北省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要从加强社会建设、管理,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高度来认识加强民间组织财务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增强做好社会组织财务管理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尤其是社会组织负责人要提高认识,严格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严格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设置会计科目,编制财务会计报表,做到会计资料真实、完整,凭证、账簿、报表齐全,数据准确,核算合规。

3.2.2 加强财务管理人员素质建设

社会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需要一批优秀、高素质、专业化的人才作为基本保障,但是目前湖北省社会组织财务管理中,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比较匮乏,现有的财务人员业务水平比较低,缺乏专业的培训。因此,要根据《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关于印发《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和《湖北省社会团体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对现有财务人员进行专业化的培训,还要吸纳一批道德素质比较高的专业财务骨干,以利于组织的筹资、财务分析工作。此外,组织还要培养年轻的骨干力量,以解决目前湖北省社会组织财务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文化程度不高、专业性不强的客观问题,通过人员综合素质的提升,进一步提高湖北省社会组织自身的竞争能力。同时,建立湖北省社会组织财务管理专业服务公司,专门为那些规模较小的社会组织提供财务管理方面的服务,诸如代帐、财务咨询等。

3.2.3 完善组织章程和机构,建立健全科学规范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

首先,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必须完善组织章程和机构。以章程为依据,健全组织机构:如会员大会或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或董事会,秘书处、办公室、财务部、宣传部等。同时,还要在理事会或董事会之外设立监事会,对组织的年度计划、年度财务审计报告和平时的经济活动进行批准、监督。会员单位中的新兴组织,凡是无主管单位的要把工、青、妇组织纳入协会统一管理。具备建立党组织条件的,应当建立党的基层组织,自觉接受党组织的教育、引导和监督等活动。其次,社会组织依法开展活动,必须以章程为核心,建立健全各项内部制度。以有关法律法规为依据,建立民主决策制度。克服行政化倾向,举办民主化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的作用,以民主协商、协调、公开公正的方式处理内部事务。

摘要：湖北省的社会组织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在全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大部分社会组织财务混乱,缺乏规范有序的财务管理。本文针对湖北省社会组织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相关改进对策,希望各级各类社会组织能够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加强财务管理,转变财务管理观念,为社会事业发展作出更多积极贡献。

关键词：社会组织,财务管理,改进对策

参考文献

[1]崔凤阁.新形势下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问题研究[J].商,2012,(13).

[2]陈磊,王真真.民间非营利组织财务管理问题研究[J].科海故事博览·科教创新,2011,(07).

[3]刘斌.社会团体财务管理存在问题及对策[J].会计之友,2009,(33):27-27.

社会组织管理问题 篇3

关键词：商会组织；社会管理创新

商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创新中的重要主体，具有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推动产业升级、联系政府和企业、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等多种作用，为企业提供了多种丰富的公共服务，对于有效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挥了重要功效。但由于我国的商会组织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现状参差不齐，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一些商会组织的功能发挥跟不上形势的变化，与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全市非公经济迅猛发展的形势不适应。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商会组织主动参与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主动性还不强

商会组织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商会组织本身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认知度还不够高，参与社会管理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够，有效途径不多。

1.1 认识方面存在偏差

目前，商会组织无论是在数量规模上，还是社会影响力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层次。但是商会组织由于认识方面存在的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真正融入社会管理中。

一方面在自身的定位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商会组织属于企业自律组织，因此，商会将自己的主要职责放在服务于会员企业和民营经济发展上，甚至为了维护会员企业的利益将自身放在工会的对立面，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没有发挥出应用的作用。

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全能型”的政府，政府管理一切社会事务。政府缺乏对商会组织的信任，尤其是那些体制外生成的自制组织，因此很多应转移的职能却没有转给相应的商会组织。例如，自1999年底以来，温州服装商会和眼镜商会多次向政府部门申请工商登记初审权，但目前他们的愿望还实现不了，因为政府部门不相信民間组织会管得更好，而事实上，为数不多的几家拥有一定行业管理权限的商会在行业管理方面的显著成效就证明了民间商会在某些方面比政府部门更有效。

1.2 发育不完善

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组织非常成熟，承担着各种社会任务。尤其是商会组织，作为经济组织的协调机构、管理机构，处理着多种公共事务。但在我国，商会组织仍然是以一种政府派出机构的形式存在着，主要处理政府委托的各种事务，自身却没有清晰和完整的规划，其定位也十分模糊。与发达国家的商会组织相比差距十分明显。

1.3 缺乏相应的奖惩机制

现阶段我国的商会组织职能不清、地位不明，对于其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缺乏相应的违规惩罚措施和表现良好奖励机制，激励不够，制约了商会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建设和发展。

2 商会不完全具备能够解决对会员企业需要解决的社会管理中的问题的能力

商会组织在我国发展时间短，成长空间有限，因此很多商会组织建设不完善，管理不规范，不能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服务，不能帮助民营企业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不能更好的发挥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2.1 法律法规不健全

当前，商会组织的发展缺乏专门的法律法规的支撑，能够为商会组织的成立和发展提供法律依据的只有1998年修订后通过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它将商会组织、行业协会在内的多种多样的第三部门组织都纳入了同一个法律框架之中。

2.2 政府赋予商会社会管理创新的职能还不够明确

党的十八大报告再次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尤其是充分发挥第三部门的社会管理职能已经成为党和政府的战略重点。但是商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应该承担哪些职能，还没有形成共识，缺乏顶层规划，从而导致政府机构不愿放权，本应参与社会管理中承接政府在转型过程中的部分职能，但是，由于多种主客观因素，很多商会组织未能承接政府转型过程中的相关职能。

2.3 缺乏相关的社会管理人才

我国的商会组织由于各地民营经济发展不平衡，会员数量、质量各有不同等因素，导致各地商会组织的经费状况差异明显，部分商会组织严重的入不敷出。因而导致商会的工作人员工资待遇差，社会保险提供率低，因为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使商会组织缺乏应有的人才，尤其是社会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更是缺乏。

3 会员企业依托商会帮助解决社会管理中问题的意识还不够强烈

社会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商会作为经济领域内的重要组织，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思维惯式，企业习惯于“找市长，而不是找市场”，总是希望通过政府解决在社会管理中遇到的问题。

社会组织管理问题 篇4

《 人民日报 》（2016年08月22日 01 版）

新华社北京8月21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主要内容如下。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现就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提出以下意见。

一、重要性和紧迫性

以社会团体、基金会和社会服务机构为主体组成的社会组织，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我国社会组织不断发展，在促进经济发展、繁荣社会事业、创新社会治理、扩大对外交往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社会组织工作中还存在法规制度建设滞后、管理体制不健全、支持引导力度不够、社会组织自身建设不足等问题，从总体上看社会组织发挥作用还不够充分，一些社会组织违法违规现象时有发生。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有利于厘清政府、市场、社会关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改进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有利于激发社会活力，巩固和扩大党的执政基础。各地区各部门要站在战略和全局高度，充分认识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将其作为一项重要基础性工作来抓，主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要求，全面落实相关政策措施，扎扎实实做好各项工作。

二、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一手抓积极引导发展，一手抓严格依法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群众、服务行业的作用，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组织发展之路。

（二）基本原则

——坚持党的领导。按照党中央明确的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的功能定位，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注重加强对社会组织的政治引领和示范带动，支持群团组织充分发挥作用，增强联系服务群众的合力，确保社会组织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

——坚持改革创新。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正确处理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关系，改革制约社会组织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发社会组织内在活力和发展动力，促进社会组织真正成为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促进和谐的重要力量。

——坚持放管并重。处理好“放”和“管”的关系，既要简政放权，优化服务，积极培育扶持，又要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坚持积极稳妥推进。统筹兼顾，分类指导，抓好试点，确保改革工作平稳过渡、有序推进。

（三）总体目标。到2020年，统一登记、各司其职、协调配合、分级负责、依法监管的中国特色社会组织管理体制建立健全，社会组织法规政策更加完善，综合监管更加有效，党组织作用发挥更加明显，发展环境更加优化；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社会组织制度基本建立，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竞争有序、诚信自律、充满活力的社会组织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三、大力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

（一）降低准入门槛。对在城乡社区开展为民服务、养老照护、公益慈善、促进和谐、文体娱乐和农村生产技术服务等活动的社区社会组织，采取降低准入门槛的办法，支持鼓励发展。对符合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优化服务，加快审核办理程序，并简化登记程序。对达不到登记条件的社区社会组织，按照不同规模、业务范围、成员构成和服务对象，由街道办事处（乡镇政府）实施管理，加强分类指导和业务指导。鼓励在街道（乡镇）成立社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发挥管理服务协调作用。

（二）积极扶持发展。鼓励依托街道（乡镇）综合服务中心和城乡社区服务站等设施，建立社区社会组织综合服务平台，为社区社会组织提供组织运作、活动场地、活动经费、人才队伍等方面支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设立项目资金、补贴活动经费等措施，加大对社区社会组织扶持力度，重点培育为老年人、妇女、儿童、残疾人、失业人员、农民工、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困难家庭、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有不良行为青少年、社区矫正人员等特定群体服务的社区社会组织。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建立社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设立孵化培育资金，建设孵化基地。鼓励社会力量支持社区社会组织发展。

（三）增强服务功能。发挥社区社会组织在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推动建立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格局。鼓励社区社会组织开展邻里互助、居民融入、纠纷调解、平安创建等社区活动，组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促进社区和谐稳定。支持社区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基层政府委托事项，开展社区志愿服务。建立社区社会组织与社区建设、社会工作联动机制，促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把社区社会组织建设成为增强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吸纳社会工作人才的重要载体。

四、完善扶持社会组织发展政策措施

（一）支持社会组织提供公共服务。结合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改革，将政府部门不宜行使、适合市场和社会提供的事务性管理工作及公共服务，通过竞争性方式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逐步扩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对民生保障、社会治理、行业管理等公共服务项目，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织购买。

（二）完善财政税收支持政策。中央财政继续安排专项资金，有条件的地方可参照安排专项资金，支持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服务，加强社会组织能力建设，有计划有重点地扶持一批品牌性社会组织。落实国家对社会组织各项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财政、税务部门要结合综合监管体制建设，研究完善社会组织税收政策体系和票据管理制度，改进和落实公益慈善事业捐赠税收优惠制度。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符合条件社会组织的金融支持力度。

（三）完善人才政策。把社会组织人才工作纳入国家人才工作体系，对社会组织的专业技术人员执行与相关行业相同的职业资格、注册考核、职称评定政策，对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专门人才给予相关补贴，将社会组织人才纳入国家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培训制度，引导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社会责任意识和诚信意识。积极向国际组织推荐具备国际视野的社会组织人才。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要将社会组织及其从业人员纳入有关表彰奖励推荐范围。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制定加强社会组织人才工作的意见。

（四）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进一步发挥社会组织在促进经济发展、管理社会事务、提供公共服务中的作用。支持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商会在服务企业发展、规范市场秩序、开展行业自律、制定团体标准、维护会员权益、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支持社会组织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作用，使之成为社会建设的重要主体。支持社会组织在发展公益慈善事业、繁荣科学文化、扩大就业渠道等方面发挥作用，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

五、依法做好社会组织登记审查

（一）稳妥推进直接登记。重点培育、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成立行业协会商会，按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的精神，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内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的科技类社会组织，以及提供扶贫、济困、扶老、救孤、恤病、助残、救灾、助医、助学服务的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直接向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为满足城乡社区居民生活需求，在社区内活动的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直接向县级民政部门依法申请登记。民政部门审查直接登记申请时，要广泛听取意见，根据需要征求有关部门意见或组织专家进行评估。国务院法制办要抓紧推动修订《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尽快制定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分类标准和具体办法。

（二）完善业务主管单位前置审查。对直接登记范围之外的其他社会组织，继续实行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业务主管单位要健全工作程序，完善审查标准，切实加强对社会组织名称、宗旨、业务范围、发起人和拟任负责人的把关，支持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依法成立。

（三）严格民政部门登记审查。民政部门要会同行业管理部门及相关党建工作机构，加强对社会组织发起人、拟任负责人资格审查。对跨领域、跨行业以及业务宽泛、不易界定的社会组织，按照明确、清晰、聚焦主业的原则，加强名称审核、业务范围审定，听取利益相关方和管理部门意见。严禁社会组织之间建立垂直领导或变相垂直领导关系，严禁社会组织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对全国性社会团体，要从成立的必要性、发起人的代表性、会员的广泛性等方面认真加以审核，业务范围相似的，要充分进行论证。活动地域跨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组织比照全国性社会组织从严审批。

（四）强化社会组织发起人责任。国务院法制办会同民政部推动将社会组织发起人的资格、人数、行为、责任等事项纳入有关行政法规予以规范。发起人应当对社会组织登记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有效性、完整性负责，对社会组织登记之前的活动负责，主要发起人应当担任首届负责人。建立发起人不良行为记录档案。发起人不得以拟成立社会组织名义开展与发起无关的活动，禁止向非特定对象发布筹备和筹款信息。党政领导干部未经批准不得发起成立社会组织。经批准担任发起人但不履行责任的，批准机关要严肃问责。

六、严格管理和监督

（一）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的管理。民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约谈、警告、责令撤换、从业禁止等管理制度，落实法定代表人离任审计制度。建立负责人不良行为记录档案，强化社会组织负责人过错责任追究，对严重违法违规的，责令撤换并依法依规追究责任。推行社会组织负责人任职前公示制度、法定代表人述职制度。

（二）加强对社会组织资金的监管。建立民政部门牵头，财政、税务、审计、金融、公安等部门参加的资金监管机制，共享执法信息，加强风险评估、预警。民政、财政部门要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内控管理机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会计制度和票据管理使用制度，推行社会组织财务信息公开和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财政部门要加强对社会组织财政、财务、会计等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依法处罚并及时通报民政部门。税务部门要推动社会组织依法进行税务登记，对于没有在税务机关登记的社会组织，要在本意见下发后半年内完成登记手续；加强对社会组织非营利性的监督，严格核查非营利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条件，落实非营利性收入免税申报和经营性收入依法纳税制度；加强对社会组织的税务检查，对违法违规开展营利性经营活动的，依法取消税收优惠资格，通报有关部门依法处罚社会组织和主要责任人。审计机关要对社会组织的财务收支情况、国有资产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金融管理部门要加强对社会组织账户的监管、对资金往来特别是大额现金支付的监测，防范和打击洗钱和恐怖融资等违法犯罪活动。中国人民银行要会同民政部加快研究将社会组织纳入反洗钱监管体系。

（三）加强对社会组织活动的管理。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能分工加强对社会组织内部治理、业务活动、对外交往的管理。民政部门要通过检查、评估等手段依法监督社会组织负责人、资金、活动、信息公开、章程履行等情况，建立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联动，将社会组织的实际表现情况与社会组织享受税收优惠、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和购买服务等挂钩。民政部门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联合执法制度，严厉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取缔未经登记的各类非法社会组织。对被依法取缔后仍以非法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公安机关要依法处理。行业管理部门要将社会组织纳入行业管理，加强业务指导和行业监管，引导社会组织健康发展，配合登记管理机关做好本领域社会组织的登记审查，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相关部门做好对本领域社会组织非法活动和非法社会组织的查处。外交、公安、物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对社会组织涉及本领域的事项事务履行监管职责，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及时向民政部门通报。实行双重管理的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要对所主管社会组织的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建设、财务和人事管理、研讨活动、对外交往、接收境外捐赠资助、按章程开展活动等事项切实负起管理责任，每年组织专项监督抽查，协助有关部门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督促指导内部管理混乱的社会组织进行整改，组织指导社会组织清算工作。

（四）规范管理直接登记的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的综合监管以及党建、外事、人力资源服务等事项，参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及配套政策执行，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切实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已经成立的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本着审慎推进、稳步过渡的原则，通过试点逐步按照对直接登记社会组织的管理方式进行管理。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全国性社会组织试点方案，具体负责组织实施。地方社会组织试点工作，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下，由民政部门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试点方案要根据当地情况研究制定。具备条件的地方可探索一业多会。已开展试点工作的地区要根据本意见精神进一步完善试点工作。

（五）加强社会监督。鼓励支持新闻媒体、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进行监督。民政部要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实施各类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办法，探索建立社会组织报告制度，规范公开内容、机制和方式，提高透明度；探索建立专业化、社会化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确保评估信息公开、程序公平、结果公正；建立对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及非法社会组织投诉举报受理和奖励机制，依法向社会公告行政处罚和取缔情况。

（六）健全社会组织退出机制。对严重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社会组织，要依法吊销其登记证书；对弄虚作假骗取登记的社会组织，依法撤销登记；对未经许可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依法予以取缔。完善社会组织清算、注销制度，确保社会组织资产不被侵占、私分或者挪用。

七、规范社会组织涉外活动

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开展对外交流，参加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参与国际标准和规则制定，发挥社会组织在对外经济、文化、科技、体育、环保等交流中的辅助配合作用，在民间对外交往中的重要平台作用。完善相应登记管理制度，积极参与新建国际性社会组织，支持成立国际性社会组织，服务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确因工作需要在境外设立分支（代表）机构的，必须经业务主管单位或者负责其外事管理的单位批准。党政领导干部如确需以个人身份加入境外专业、学术组织或兼任该组织有关职务的，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有关规定报批。

八、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一）健全社会组织法人治理结构。针对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特点制定章程示范文本。社会组织要依照法规政策和章程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以及党组织参与社会组织重大问题决策等制度安排，完善会员大会（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制度，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健全内部监督机制，成为权责明确、运转协调、制衡有效的法人主体，独立承担法律责任。推动社会组织建立健全内部纠纷解决机制，推行社会组织人民调解制度，引导当事人通过司法途径依法解决纠纷。

（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社会组织党组织要紧紧围绕党章赋予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开展工作，团结凝聚群众，保证社会组织正确政治方向；对社会组织重要事项决策、重要业务活动、大额经费开支、接收大额捐赠、开展涉外活动等提出意见，加强对社会组织分支机构党建工作的指导，对具备条件的分支机构，督促其及时建立党组织。对住所地不在北京以及设立分支机构的全国性、跨区域社会组织，除按有关规定由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加强党的领导外，住所地及分支机构所在地党委应当按照“条块结合”的要求，加强对有关社会组织及其分支机构党组织的日常指导和监管服务。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一般从社会组织内部产生，提倡党员社会组织负责人担任党组织书记。规模较大、成员较多或没有合适党组织书记人选的社会组织，上级党组织可按规定选派党组织书记。积极开展党员先锋岗、党员责任区、党员公开承诺等活动。注重在社会组织负责人、管理层和业务骨干中培养和发展党员。坚持党建带群建，推动有条件的社会组织建立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织。支持工会代表职工对社会组织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监督。

（三）加强社会组织诚信自律建设。推动社会组织建立诚信承诺制度，建立行业性诚信激励和惩戒机制。支持社会组织建立社会责任标准体系，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引导社会组织建立活动影响评估机制，对可能引发社会风险的重要事项应事先向政府有关部门报告。强化社会组织管理服务意识，社会团体设立机构、发展会员要与其管理服务能力相适应。探索建立各领域社会组织行业自律联盟，通过发布公益倡导、制定活动准则、实行声誉评价等形式，引领和规范行业内社会组织的行为。规范社会组织收费行为，严禁巧立名目乱收费，切实防止只收费不服务、只收费不管理的现象。

（四）推进社会组织政社分开。支持社会组织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发挥提供服务、反映诉求、规范行为、促进和谐的作用。贯彻落实《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稳妥开展脱钩试点。除法律法规有特殊规定外，政府部门不得授权或委托社会组织行使行政审批。国务院决定取消的行政审批事项，原承担审批职能的部门不得通过任何形式指定交由行业协会商会继续审批。严格执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领导干部不兼任社会团体领导职务的通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规范退（离）休领导干部在社会团体兼职问题的通知》，从严规范公务员兼任社会团体负责人，因特殊情况确需兼任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从严审批，且兼职一般不得超过1个。在职公务员不得兼任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负责人，已兼职的在本意见下发后半年内应辞去公职或辞去社会组织职务。

九、加强党对社会组织工作的领导

（一）完善领导体制。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和改进社会组织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列入地方党委和政府绩效考核内容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体系。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建立完善研究决定社会组织工作重大事项制度；党委常委会应该定期听取社会组织工作汇报。各部门党组（党委）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组织领导，落实党建工作责任制，制定本部门管理规定，配齐配强相关管理力量，抓好督促落实。中央建立社会组织工作协调机制，地方各级要建立相应机制，统筹、规划、协调、指导社会组织工作，及时研究解决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重视和加强社会组织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完善社会组织惩治和预防腐败机制。

（二）推进社会组织党的组织和工作有效覆盖。按照应建尽建的原则，加大社会组织党组织组建力度，实现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暂不具备组建条件的社会组织，可通过选派党建工作指导员、联络员或建立工会、共青团组织等开展党的工作，条件成熟时及时建立党组织。新成立的社会组织，具备组建条件的应同步建立党组织。经党中央批准，全国性重要社会组织可以设立党组。各有关部门要结合社会组织登记、检查、评估以及日常监管等工作，督促推动社会组织及时成立党组织和开展党的工作。

（三）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工作基础保障。推动建立多渠道、多元化投入的党建工作基础保障，提倡企事业单位、机关和街道社区、乡镇、村党组织与社会组织党组织资源共享、共建互促，为党组织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创造条件。根据实际给予社会组织党组织书记和专职党务工作者适当工作津贴。加强对社会组织负责人的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他们主动支持党建工作。推动将党的建设写入社会组织章程。

十、抓好组织实施

（一）加快法制建设。加快修订出台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研究制定志愿服务和行业协会商会等方面的单项法律法规。加快调研论证，适时启动社会组织法的研究起草工作。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根据本意见精神出台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

（二）加强服务管理能力建设。各有关部门、地方各级政府要寓服务于管理中，加强社会组织管理服务队伍建设，配齐配强工作力量，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各级民政部门特别是县级民政部门要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日常工作。重点加强执法队伍建设，保障工作经费，确保服务到位、执法有力、监管有效。加快建设全国社会组织管理信息系统和社会组织信用信息管理平台，推进社会组织法人库建设，提高监管水平和服务能力。

（三）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建设和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及时总结、宣传、推广社会组织先进典型，加强社会组织理论研究和文化建设，提高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为社会组织改革发展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办法 篇5

景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景泰县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

工作意见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省市驻景有关单位：

《景泰县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意见》已经县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景泰县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二O一一年六月十日

主题词：民政 社会组织 执法监察 通知

抄送：县法院，县检察院，县武装部，县委、县人大、县政协各办公室，武警景泰中队。景泰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1年6月10日印发 景泰县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意见

为促进全县社会组织规范、有序、健康发展,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0号)、《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00号)、《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251号)和《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政部令第21号)和《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甘肃省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意见的通知》（甘政办„2010‟205号）、《白银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白银市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意见的通知》（市政办法„2011‟82号）等法规、规章和意见,结合全县实际,就加强全县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的重要性 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政府连接市场和社会的桥梁与纽带。党的十七大提出要“重视社会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和社会组织的创先争优活动都对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和政府职能转变,我国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提供公共服务、反映社会诉求、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县社会组织也在维护社会稳定,推动景泰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我县社会组织仍然处于成长发展阶段,其自律机制还不够健全,在监督管理方面还存在内容缺失、形式缺位和执法监察不到位的问题,致使一些社会组织出现违章经营、违规办事和违法活动等现象,个别社会组织强收超收会费,随意摊派、评比、培训,甚至未经登记就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声誉和形象,干扰了经济社会发展正常秩序。因此,在大力培育发展社会组织、完善社会组织自律机制建设的同时,必须进一步加大监督管理和执法监察力度,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多渠道的社会组织协同执法监察机制。

二、社会组织执法监察的基本要求和主要形式

（一)基本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培育发展与监督管理并重的方针,建立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的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格局。完善监察制度,健全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加大执法监察力度,严厉打击违法社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组织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充分发挥其在服务全县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二）主要形式。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由民政部门牵头组织实施,采取日常监管、检查、执法监察等形式开展。

1.日常监管。在日常管理中,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责:登记管理机关负责社会组织的成立、变更、注销的登记或者备案;对社会组织实施检查;对社会组织违法、违规问题进行监督检查,对社会组织违法、违规的行为给予行政处罚。业务主管单位负责社会组织筹备申请、成立登记、变更登记、注销登记前的审查;监督、指导社会组织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依照其章程开展活动;监督检查社会组织运行管理;负责社会组织检查的初审;参与针对所属社会组织的联合执法检查活动,协助登记管理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查处所属社会组织的违法行为;会同有关机关指导社会团体的清算事宜。

2.检查。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要把检查作为加强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的重要内容,重点检查社会组织依法开展业务活动、制度建设和资产管理等方面的情况。对在年检中发现的问题,要督促追踪限期整改;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问题严重的,应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给予行政处罚;对承担民事责任或构成犯罪的应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3.执法监察。由登记管理机关牵头、业务主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参加,联合对社会组织实施执法监察,包括同级部门之间联合执法监察和上下级之间的联合执法监察。执法监察包括专项执法监察和联合执法监察。专项执法监察指对社会组织某一领域或管理工作中存在的某一突出问题进行的执法监察。在开展社会组织执法监察时,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积极配合,把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与自身业务工作结合起来,针对社会组织出现的违法违规行为,按照各自职能分工,采取有力措施,坚决予以查处。

三、社会组织执法监察的范围和内容

（一）范围。主要是县级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注册的社会组织;未经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开展活动的非法组织等。

（二）内容。主要查处社会组织以下违法、违规行为: 1.申请登记时弄虚作假、骗取登记和不按照规定办理变更登记的;2.擅自设立分支机构、代表机构,或者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3.涂改、倒卖、出租、出借社会组织登记证书和出租、出借社会组织印章的;4.违反自愿入会原则,强制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入会的;5.超出章程规定的宗旨和业务范围进行活动和从事营利性经营活动的;6.违反自愿原则强制收取、搭车收取会费,违规使用会费或违规使用会费票据的;7.违反国家有关规定收费、筹资,接受或使用捐赠、资助款物的;8.侵占、私分、挪用社会组织资产的； 9.有偷税漏税行为的;10.违反有关规定,乱摊派、乱评比的;11.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日常监督管理的;12.超期不年检、不换届,领导干部违规兼职的;13.其他违法、违规行为。

四、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协同部门的责任分工

除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以外,其他协同部门的职责分别是: 发改(物价)部门:负责社会组织收费许可证的办理,依法查处社会组织的乱收费行为。县发改局会同县财政局负责收费标准的审批和收费项目的审核。

教育部门:配合做好对民办教育机构的执法监察及社会组织执法监察的相关工作。

公安部门:负责社会组织的印章刻制及收缴非法刻制的社会组织印章。协同查处社会组织的违法活动和取缔非法社会组织,维护联合执法监察工作中的治安秩序。

监察部门:负责查处社会组织有关规定中涉及国家公务人员的违规违纪行为。

财政部门:负责对社会组织提出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提供和管理财政票据,并对社会组织收费行为及执行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财会„2004‟7号)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查处社会组织乱收费行为。县财政局会同县发改局负责收费项目的审批和收费标准的审核。人社部门:配合做好对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的执法监察及社会组织执法监察的相关工作。

审计部门:负责对资产来源于政府部门拨款或者社会捐赠、资助的社会组织进行审计监督,并对政府部门有特殊要求的社会组织进行财务审计,查处违法、违规使用资金行为。

国税和地税部门:负责社会组织税务登记办理及税收征缴工作,支持社会组织税款统一代征代缴,为社会组织提供税务发票。查处社会组织的偷税、漏税行为。

工商部门:负责社会组织设立经济实体的审批工作,落实其公益性活动收费减免优惠政策;负责对社会组织广告活动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虚假广告。

质监部门:负责社会组织的组织机构代码申办、变更、注销登记,负责社会组织机构代码的年检、查询与日常监管。

文广部门:负责对社会组织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等活动实施监督管理;查处社会组织违禁出版物和出版、印刷、复制、发行中的违法、违规活动。

外事部门:负责社会组织涉外活动的审批,境外非政府组织在我县开展活动的监督管理。

人民银行:负责社会组织资金账户的开设管理工作,查处社会组织的违规结算账户。

五、加强对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的组织领导

全县各级政府要把社会组织的执法监察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及时研究,明确相关任务,建立健全执法监察的长效机制。

(一)建立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联席会议(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县联席会议由县政府分管领导担任总召集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和县民政局局长担任副召集人,相关协同部门分管负责人为成员。其主要职能是:通报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情况,研究解决协同执法监察中的重要问题。

(二)建立联络员和兼职执法监察员制度。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指派1名工作人员作为联络员,具体负责社会组织执法监察联络工作,并确定2名以上,具有执法资格的兼职执法监察工作人员,明确责任,配备必要的执法监察技术设备,履行执法监察职能。

(三)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各有关部门要密切配合,各司其职,严格执法,既要防止不作为,又要避免乱作为。对在社会组织执法监察中不认真履行职责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将依法依纪追究有关部门和工作人员的责任。

(四)落实执法监察工作经费。各乡镇和有关部门要重视社会组织管理和执法监察机构建设,在工作人员和工作经费等方面给予支持。县财政要把社会组织日常管理、执法监察经费按照属地社会组织数量确定额度、纳入预算。县级财政要加大社会组织培育、执法监察装备投入力度。

(五)严肃查处社会组织违法违规行为。各行政职能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相关行政法规有关规定,对违法、违规的社会组织和直接责任人给予相应处罚。社会组织触犯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和《取缔民间非法组织暂行办法》等法规、规章,视情节轻重,由登记管理机关分别给予警告、罚款、责令改正、限期停止活动、撤销登记、没收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等处罚。对未经登记或已撤销登记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要坚决予以取缔。社会组织有关人员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附件

景泰县社会组织执法监察工作

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总召集人:肖进银 县政府副县长 副召集人:常守斌 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陈俊德 县民政局局长

成 员:安方强 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经研室主任

张学仁 县发改局副局长 胡秉林 县民政局副局长 张 智 县教育局副局长 郝建国 县公安局副局长

马兆胜 县监察局执法监察室主任 卢新春 县财政局副局长 王培民 县人社局纪检组长 沈文成 县文广局纪检组长

高建青 县经济责任审计联席会议领导小组办

公室副主任

杨鹏科 县国税局副局长 沈茂强 县地税局纪检组长 朱世魁 县工商局副局长

宋 杰 县质监局副局长 狄国林 人行景泰支行副行长

社会组织管理问题 篇6

——以广西为例陈利丹

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格局，引导各类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增强服务社会能力。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建设目标与模式的确立，各类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承担了越来越多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的职能，在社会管理和服务中的组织引领、协调整合、示范带动和排忧解难功能日益增强，成为我们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

一、发展迅速，社会组织日益成为参与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重要力量

从广西社会组织发展来看，目前全区有13086个，比“十五”时期增长63.2%，覆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卫生、体育、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社会公益慈善事业等各个领域，已成为推动广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加强社会建设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有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社会组织已成为政府职能转移的重要平台。广西有行业协会、专业协会、商会1228家，它们在规范行业行为等方面承担了政府转移的一些职能。据统计，2010年全区28家商会为广西招商引资超过400亿元。全区兴办的4500多所民办学校、幼儿园、养老院、社区医疗卫生服务中心、博物馆、艺术馆、研究院等，很大程度上承担了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提供者。

社会组织已成为服务社会的有效组织形式。我国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后，社会结构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市过去终生依靠“单位”的干部职工，退休后成了“社区人”，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他们需要新的组织，帮助他们回归熟人社会。如南宁市兴宁区望州南社区成立的“能帮就帮互助协会”，坚持“帮困助贫、温暖同行”的宗旨，从2001年成立以来，共帮助困难居民达10万多人次，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能帮就帮”已成为南宁精神，成为当地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靓丽品牌。

社会组织已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如南宁市新竹社区老年歌咏队、老年秧歌队、老年拳剑队、社区书画社、社区棋艺社等10多个社区社会组织，经常组织各项活动，不但吸引了社区70%的老年居民，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桂林市七星区毛塘路社区各类文体协会，定期组织会员开展游园、电影周、联欢会、端午棕子节、重阳敬老节等大型娱乐活动，举办趣味体育竞技，舞蹈等各类文体联谊比赛，深受社区内外居民的好评。

社会组织已成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如玉林市兴业县蒲塘镇禁毒协会，配合当地公安机关抓获贩毒人员2人，挽救吸毒人员13人，使一度猖獗的吸毒贩毒活动得到有效遏制。桂林市七星区毛塘路社区青少年心理疏导协会，邀请市人民医院的心理医生、广西师范大学的心理教师给有心理障碍的青少年学生进行疏导，使16名有心理疾病的学生恢复了心理健康。据统计，目前全区备案的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群众性组织共有2356个，参与人员达5.37万人，已经成为维护我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二、形势严峻，社会组织发展面临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建设滞后。社会组织作为新生事物，发展迅猛，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国务院1998年颁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及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已明显不适应社会组织管理工作的需要，而广西各级地方政府由于缺乏对社会组织建设和管理工作的重视，至今未能出台一部地方性相关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导致社会组织发展缺乏政策法规支持。特别是近年来深入广西开展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已超过200个，但是，如何对这些境外非政府组织进行有效管理至今在法律法规上还是盲点。

（二）管理体制改革滞后。目前，广西对社会组织实行的是双重管理体制，即每一个社会组织成立都要经过政府业务主管部门的前置审批和政府登记管理机关的法人登记。这种管理体制导致一些公民想成立社会组织因找不到政府主管部门而成立不了，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的发展。如2010年有10多位民营企业家想成立非公募基金会而找不到业务主管单位而被迫放弃。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一是某些政府部门因没有实际利益而不愿作为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二是由于对社会组织的人、财、物没有控制权，而社会组织的活动内容、活动范围十分广泛，一些政府主管单位担心管理不好容易出事，害怕承担责任；三是由于从法律制度上没有明确党政部门管理社会组织的职能和问责制，也造成一些党政部门不愿意做社会组织的业务主管单位。

（三）社会组织自身力量薄弱。从目前广西社会组织来看，社会组织自身力量薄弱，发展后劲不足，普遍存在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等问题。社会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会员缴纳的会费、政府资助、社会捐赠，服务性收入或者其他合法收入。这些资金来源除微薄的会员费外，其他都微乎其微，只能采取以会养会，收取培训、咨询费等办法来维持生存，然而这样做又被政府有关部门严格监督和不定期开展清理整顿。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资金缺乏，一些社会组织工作开展不起来，作用无法体现，形成无资金—无作为—无吸引力的恶性循环。与此同时，社会组织从业人员工资待遇普遍不高，缺乏社保、医保、住房、职称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没有吸引力，难以觅到高层次人才。社会组织工作人员老化，普遍成了退休官员发挥余热的场所，这些人对协会的宗旨、运作方式以及如何搞好服务等意识不强，造成了工作效率不高，使社会组织工作难以大有作为。此外，目前不少社会组织还没有健全以章程为核心的自律和内部管理制度，缺乏符合现代法人治理结构要求的管理机制、自律机制和监管机制。有的在召开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员代表大会或对重大问题进行表决时，看似履行了民主程序，实际在履行程序的细节上有很多不规范的地方，甚至有个别社会组织存在“一言堂”的情况，社会组织的民主性受到了极大挑战。有的社会组织成为少数人的利益载体，背离了宗旨，会员覆盖率较低，行业代表性、影响力和号召力不强，社会声誉、社会公信力有待提高。

（四）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目前广西社会组织发展处于自发状态，地方政府没有发展规划和协调机制，对待社会组织的指导思想不是加强扶持发展，而是强化监督管理。很多行业协会反映，尽管行业协会真正出现问题的很少，但几乎每年都要面临政府有关部门的清理整顿，将行业协会作为一个“老虎”来打，而且宣传舆论也大多是负面的报道。在双重管理体制下，业务主管部门作为重要的管理者，缺乏具体的制度规定，致使业务主管部门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想管就管，不想管就不管，凡是有利于本部门利益的就管，反之就不管。

三、创新管理，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

（一）加快完善政府支持政策。要充分利用当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扩权强县”战略的有利时机，推动各级政府职能转变，完善社会组织承接政府职能的管理制度，扩大政府公共决策中的社会组织参与力度。要逐步建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制度，推动政府在人民群众需求大、多样性强的领域，以公开招标、合同管理的方式，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认真解决社会组织发展中遇到的税收优惠、票据使用等突出问题，推动将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所需的资金列入部门预算和纳入政府采购范围。要加快推进财政支持政策的落实和完善，进一步明确公益慈善类社会组织的认定、申请、审批制度，将法律规定的捐赠所得税优惠政策落到实处。

（二）推进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改革。要继续大力推进政社分开，以行业协会为重点，从入口把关，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各类社会组织在职能、机构、人员、财务等方面，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脱钩，解决党政领导干部在社会组织兼职的问题，推动社会组织真正成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的社会法人主体。要改进和完善双重管理体制，将目前普遍性的业务主管单位最大限度地缩减为特殊性的业务主管单位，如教育、卫生、公安、科协、社科联等，除了这些特殊性的业务主管单位以外，其他社会组织可以直接到民政部门登记，变原来的业务主管单位为业务指导单位。要继续探索完善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备案制度，重视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社区社会组织等城乡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及时总结经验，注意改进方法，积极推进备案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完善示范章程、备案文书、备案证书、活动准则等，把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基层社会组织纳入培育、发展、监督、管理的范围。城乡基层社会组织，可由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担任业务指导单位。

（三）探索推进社会组织绩效考核制度。可以选择规模大、影响力大、成立时间长的社会组织，进行工作绩效考核。建立相应的动力机制，使考核与具体政策进行衔接，如减免税费、政府购买服务、参与评优活动等，通过激励来实现绩效考核工作的可持续性。建立全过程全方位的信息公开机制，在整合信息资源的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监管信息系统和服务信息网络，实行定期公布，并主动接受新闻媒体、公众的监督，保证整个考核公开透明。

（四）加强社会组织自身建设。要继续抓好信息公开制度的落实，特别是慈善类组织，要抓住捐赠人关注捐赠资金物资接收使用信息公开的热点问题，因势利导，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公开制度。要加强现代社会组织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章程等制度，强化章程对于社会组织的权威性和约束力，引导社会组织健全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运行机制，增强自主运作、独立运转能力。要加强社会组织人才培养，拓展培训渠道，争取党校、行政学院、高等院校等面向社会组织开展专项培训，促进社会组织领导班子建设和社会工作人才建设。加快社会组织人事管理、社会保障、职称评定、职业建设等政策的完善和配套，提高从业人员职业水平。

社会组织管理问题 篇7

一、学会(协会)评估存在的问题

(一)评估主体错位

《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设立相应的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评估委员会),评估委员会负责制定评估实施方案、组建评估专家组、组织实施评估工作、做出评估等级结论并公示结果。由此可见,对学会实施评估的主体是政府部门。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实行了中央集权式管理,使得本该协同发展的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变为政治领域控制经济领域和文化领域,由此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管理体制。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这种高度的政治化和集权化日益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阻碍因素。为此,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旨在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解决“万能政府”问题,政府将事务性的管理工作、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社会组织通过自律能够解决的事项转移给社会组织承担,发挥社会力量在公共事务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学会由此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可矛盾的是,一方面政府积极培育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以便简政放权、提高公共产品质量,另一方面却又增加行政部门的权力对学会进行评估和管理。

学会评估是项专业性很强、技术性很高、费时、费力的事务性工作,对于以通过市场而非行政力量配置资源为改革方向的政府而言,既没有必要在这项微观层面的、具体性工作上耗费公共资源,也难以完成这项工作量大、周期长的专业性评估工作(2013年社会组织评估历时1年2个月)。同时,过去政府主导的评估中出现的权力寻租、权力腐化让政府的公信力大为下降,政府也因此饱受诟病。学会评估不应重蹈覆辙,不能由政府作为评估主体。

(二)评估指标缺乏科学性

2013年,民政部对学会评估的指标有:4个一级指标,即基础条件、内部治理、工作绩效和社会评价;19个二级指标;49个三级指标;108个四级指标。这些指标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学会治理的各个方面,但也存在着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指标太多。学会评估的最终评价指标一共有108个,虽然如此多的观测点可以全面地反映学会的发展情况,但是,指标太多就会削弱、稀释重要的考核指标,使得评估的重点不突出,揭示的问题不集中。具体对这108个指标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着交叉重复的问题,如“法定代表人”和“名称”都是考核学会是否依据法定程序获得法人资格。如此多的指标使得考核无法采用习惯的100分制计分,只能以1000分为满分。

第二,指标缺乏客观性。一级指标“社会评价”被分解为“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两个部分,其中,“内部评价”考核理事和工作人员对学会的整体评价。这个指标设计的目的是考核学会满足各方需求的情况,但是这些评估者是学会的利益相关者,他们清楚由民政部组织的评估直接决定着学会的声誉甚至生死存亡。对于理事而言,虽然他们绝大多数是兼职的志愿者,学会评估的结果不会给他们造成任何经济上的影响,但对于本着为社会做贡献的奉献精神和实现自我价值的目的才参与学会治理,评估结果不理想意味着对他们自我价值的否定,这是理事们最不愿意接受的。对于学会工作人员而言,学会首先是其谋求物质利益维持生活的组织,如果学会因为评估结果较差而难以为继,其生活也将失去物质保障。正因为学会对理事、工作人员的意义如此重大,所以他们往往会过高地自我评价。这可以从2013年度的评估结果中看到:学术类社团的“内部评价”得分非常高,尤其是“工作人员”的“内部评价”得分最高,为9.5分(总分是10分),而且各个学会在这项指标上的得分差距不大,非常接近。

(三)评估结果激励不足

组织的任何一项行为都是一种投资,目的是获得一定的收益。学会参加评估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金钱、人力。如2013年度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工作于2013年3月6日启动直到2014年5月19日结束,历时1年多。学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自评和申报阶段,即2013年3月6日至6月30日,在这个期间,学会要对照评估指标(108个)进行自我评价并将申报材料报送民政部民间组织服务中心进行资格审核。收集、整理资料是项繁琐的工作,它不仅仅涉及到学会内部的信息,而且还需要银行、登记部门、业务主管部门等单位出具相关证明。当学会投入较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这项工作时,是期望评估结果能带来超过成本的收益的。

《社会组织管理办法》对学会评估等级管理的规定是: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的社会组织,可以优先接受政府职能转移,可以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可以优先获得政府奖励。这种规定只是说明学会具有优先获得政府购买服务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能否转变为现实还受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这使得学会参与评估后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为不确定性投资需要承担较大的风险,这无疑挫伤了学会参加评估的积极性。《民政部关于开展2013年度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通知》中明确规定:2013年,全国性学术类社团、全国性职业类社团和全国性联合类社团的参评率要达到50%。但对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实际参评的学会数量进行统计可知:三年一共有56家学会参加了评估。截至2013年底,我国科协所属学会一共有181家,参评率为31%,远远低于《通知》中规定的50%,说明学会参与评估的积极性确实不高。

二、学会(协会)评估完善对策

(一)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

国外社会组织的发展、起步比较早,其评估制度相对而言已经比较成熟,对我国学会评估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美国全国慈善信息局是一个由学者、会计师、律师、管理者等人发起成立的、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专门负责对社会组织进行评估。虽然这个机构没有强制性的法律权利,但由于其权威性和可信度非常高,以至于任何拒绝参评的机构都会降低其公信力。

独立的第三方评估又称社会评估,主要指公民个人、社会团体、社会舆论机构、中介评估机构等通过一定程序和途径,采取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正式或非正式地评估学会的绩效。“第三方”是独立于第一方和第二方之外的,所以一般也会称为“独立第三方”。第三方评估既能减轻政府部门开展社会组织评估工作的压力,又能因其专业性、独立性有效地保证评估结果的客观、公正和有效。

目前,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最大的障碍在于缺乏制度保障,虽然我国政府有意认可并积极推动第三方评估,但实际上却因担心“一放就乱”而不敢或者“失去权力”而不愿把评估转交给第三方评估机构。因此,民政部专门成立社会组织评估委员会。事实上,近年来我国一些第三方评估机构已经逐渐在社会组织评估中发挥作用,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借鉴国外第三方独立评估机构和国内运行良好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经验之上,我国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扶持和培育第三方评估机构,为其发展提供更多的平台,取消一些限定条件让第三方评估机构得以进入更多的评估领域。落实到学会评估,笔者认为有必要修改《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修改对评估主体的相关规定,给学会自由选择第三方评估的权力和自由。

(二)制定科学的考核指标

目前,关于非营利组织评估的理论主要有平衡计分卡(简称BSC)、3E理论(Economy、Efficiency、Effectiveness)、3D理论(Diagnosis、Design、Deve lopment)、APC理论(Accountability、Performance、Capacity)等。但是,要把这些对非营利组织有效的评估理论具体为学会的评估指标,还需要思考学会独特的、不同于其他非营利组织的特点。

学会的产权具有公益性特征,不以营利为目是其组织宗旨和使命,其提供的产品是关于科学技术、学术性的公共服务。考核指标可以分为过程类指标和结果类指标,过程类指标考核的是组织整个活动过程中的每项关键性活动,而结果类指标考核的是组织活动产生的结果。对于学会而言,其服务的结果是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养,而民众的广泛性和分散性使得测量他们的文化素养不具有操作性。而过程类指标可以围绕学会的主要活动———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编辑出版学术书刊、普及科技知识、开展技术服务、培养人才等用目标考核法设计关键考核指标,将考核指标与学会的具体工作结合起来,保证学会重要工作的落实到位。可以设想,当学会的每项重要工作由于与绩效挂钩而得到重视时,其提供的服务质量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障。

当将学会评估指标聚焦到学会的工作过程时,评估指标的数量将大大减少。而且,由于现行的考评指标有108个,所以其考评总分非常高,为1000分。这种计分方式拉大了各个学会之间的绝对分差距而增加了相对比较难度。当学会评估指标减少后,不仅可以避免指标之间的交叉重复,而且还可以将指标得分总分下降为100分。

在制定学会过程类考核指标时,需要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客观性、科学性原则,如果没有客观性和科学性作为建立学会考核指标的前提条件,那么绩效考核得到的结果就毫无意义,只会浪费大量的时间和考核资源。二是可操作性原则,操作性是设计所有绩效考核指标时需要考虑的因素,无论某项考核指标多么契合组织的目标,但如果不具有操作性就无法考量,从而无法真正实施考核。之所以建议对学会设计过程类指标而非结果类指标,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三)加大学会评估的激励力度

学会参加评估积极性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项活动没有为其带来显性的直接收益。目前,我国大多数学会资金紧张,难以收支平衡,即便维持了收支平衡,也是一种“不作为”状态下的平衡。如何扩大经费来源渠道、改善经费收入状况是学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学会的经费来源中,捐赠所占的比例大约为6%,在所有形式的收入中所占的比重最小,说明我国没有形成对学会捐赠的社会风气。美国和英国学会收入来源中,捐赠所占的比重非常大,这一方面与其社会特有的捐赠文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相关的激励政策有关:美国联邦税法对学会实行两种减免税政策,一是对学会获得的捐款减免税收,二是向非营利机构捐赠的机构和个人可以享受税收优惠。其实,我国在《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获得3A以上评估等级的基金会、慈善组织等公益性社会团体可以按照规定申请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这种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这意味着企业可以以低于账面捐款金额的实际支出,获得账面捐款金额带来的荣誉,这种政策较大地提高了企业捐赠基金会、慈善组织的积极性。遗憾的是,《社会组织评估管理办法》 没有将学会组织纳入其中。另外,美国和德国还制定了有关学会的免税政策,即学会捐赠收入和其它收入都不缴纳税款,这种制度给学会带来了长足的发展动力,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除此之外,为了监督学会的正常运转,我国建立了学会年度检查制度。将年检和评估制度进行对比可以发现:两者的评估主体都是民政部门,评估的内容都涉及学会的人、财和物。这种重复的监督体系不仅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而且让学会不堪重负。2014年3月1日,国家工商总局宣布取消企业年检规定。这种改革可以给民政部提供一定的借鉴,即取消学会年检制度。

当学会可以从评估中获得免税的优惠、企业可以享受对学会的捐赠税前扣除而形成捐赠的风气时,当学会不用疲于应付年检、评估的双重压力时,其将可能积极而主动地参与评估,通过评估查找问题、寻找对策、完善治理。

摘要：文章对2011-2013年全国性社会组织评估报告的分析发现:当前学会(协会)评估中存在着评估主体错位、评估指标不科学、评估结果的激励不足三个问题。要提高学会评估的质量,亟需建立第三方评估制度、制定科学的考核指标、加大评估的激励力度。

关键词：学会,评估,主体,指标,激励

参考文献

[1]潘旦、向德彩:《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建设研究》,《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社会组织公信力的问题探究 篇8

关键词；社会组织；公信力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1-0186-01

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基础是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信任，这种信任是社会公众对社会组织未来行动的预期和效率产出的期待，没有社会公众的信任就没有社会组织公信力的建立。

十八大召开之后，党中央对社会组织的的健康发展组织予以高度重視，但随着媒体的监督、公民的参与监督意识加强，社会组织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会面临很多问题。这几年，社会组织的公信力成为热门的话题，而在“郭美美”事件中，更是将中国红十字会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随着社会组织的种种“黑幕”的曝光，导致它们的公信力不断降低， 很多人疑惑我捐的钱用到哪里了，我的钱是怎么管理、怎么分配的。社会大众对社会组织开展的活动的越来越没信心，这种风气直接损害到社会组织的整体公信力，严重影响了人们参与慈善的热情，由此看出中国社会组织公信力状况还有待提升。

第一，社会组织追求营利化。社会组织最大的特征就是“非营利性”，以追求社会效益最大化为首，但是一些社会组织打着“慈善”的幌子，违背非营利的准则，把追求利润放在第一位，甚至一些组织领导人滥用职权，企图谋取不正当利益，将慈善事业当成个人发家致富的渠道，这种偏差的行为就是损害组织公信力的直接原因。此类景象一旦出现，使得人们对于慈善以及社会组织的行为产生了质疑，严重影响了广大捐助者的热情，从而影响社会组织在公众的形象。

第二，社会满意度不高。虽然社会组织在快速发展，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认同的程度不高，不知道社会组织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在面临一些大灾大难时，公众的志愿服务热情很容易被广泛激发出来，可人们大多愿意相信自己，在“行善之路”上多数是自发组织前往灾区，或是直接将捐款赠给指定的受捐助者，并不通过社会组织的渠道，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公民对社会组织的不了解和不信任，公众对它们的活动方式存在一定的偏见和疑虑，暴露出来的不规范不和谐的行为也为整体社会的声誉带来了不可估计的负面影响。

第三，资金募集、监管不当。随着社会组织数量的增加，政府开始转移职能，除了专项资金以外，对其的资金捐助在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个人和企业捐赠领域逐渐发展扩大。俗话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组织的特性决定社会组织不能参与利润的分配，但资金是公益性组织运作的生命线，倘若资金不足，社会组织根本无法开展业务活动甚至面临被吞并。可就在各种慈善组织信任危机出现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下降，社会不认可、公民不信任，自然得不到自愿的捐赠，因此，资金使用不当直接打击了我国社会组织的公信力。

公民对社会组织失去信心的影响是巨大的，它直接影响到组织吸收志愿者、获得财政支持和社会援助，更关系到社会效益是否取得最大化以及社会和谐这个目标的实现。因此，我们需要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才能找到解决的途径。

1、外部原因。

第一、外部监督和约束机制不足。目前，国家倡导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但尚未建立统一的规范标准。我国社会组织包括民办非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三大领域。社会组织由于基础薄弱、资金短缺、专职人员较少的困境，使而这些组织很难有完善的内部监督体系和声誉机制，同行业之间除竞争之外没有过多的交流和合作，相互制约和相互推进的作用未发挥出来，那么，媒体监督是社会组织开展社会监督的重要力量，然而，媒体的监督和问责只是停留在道德、法律层面，还未触及绩效问责，及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也不能给予更多的指导。

第二、社会组织的发展环境复杂。近几年社会发展中的不稳定、不和谐的事件屡屡发生，公众对政府、对社会的不满和不信任或多或少的会影响其对社会组织的看法，并且，大多数人对社会组织的性质和运行机制认识不够深刻，有人认为它是政府的下属机构，有人认为是政府缓解就业压力的场所，更有人认为它们中的一些是打着“慈善”的号角谋取个人利益的的组织。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自称公益慈善的民间组织在公共场所募集善款，但是不免让人怀疑它的权威性，公众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这些都制约公众对其的信任，影响了公信力。

2、内部原因。

第一，有法不依已成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困境，长期以来，社会组织内部会逐渐发展成行业自律来维护自身秩序和默认一些行业的基本规范和透明等。整个社会组织的招聘都逃离不了“裙带关系”的怪圈，专业人员少，大量志愿者和兼职人员使得组织内部管理混乱，仅有部分大型的社会组织有理事会和监事会等监督机制，而这正是社会组织发展专业化进程的重要一步，对组织绩效的提升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社会组织信息不透明，尤其是财务信息混乱。我国的社会组织信息普遍不够透明，民众如果不能了解相关信息情况，尤其是财务方面的信息，不能确定自己捐赠的资金是否被有效的利用在公益上，纵观我国的社会组织，很少部分能做到定期向社会公布善款筹集、管理、使用和效果等信息，自觉接受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各界监督。公众都有知情权，捐助者更应该拥有知情权和干预权，不仅要让捐助者做到自己捐的钱用在了什么地方，如何分配，并且可以对其提出意见，决不能违背捐助者的意愿。从长远来看，信息不透明将使非营利组织难以得到广泛的群众支持，也就没有公信力可言。

社会组织是一项在市场体制和国家体制之外的重大的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它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介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在缓解社会矛盾和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作用。而公信力是非营利组织重要的“无形资产”，是社会衡量其优劣的重要尺度，社会组织公信力体现了组织的愿景、工作效率、诚信和具体服务的程度，这关系到社会效益能否实现最大化，进而达到公平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