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阅读笔记（精选7篇）
第一部分详细的叙述了“我”在母亲去世后的短暂时光中不带情感而平淡如往昔的生活日常。
在养老院见到的老女人的大肚子、老男人的眼睛和皱纹等垂垂老矣的形象描写，同理心强的看起来易感生悲悯，同理心弱化如主人公默尔索，亦难免生出对人类病老发展状态的厌烦情绪。无所谓的人生态度，导致母亲下葬第二天就吃喝玩乐的常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方式、女友催婚便不咸不淡的答应、皮条客需要帮助诚恳的拜托便身体力行的给予乃至最后稀里糊涂误打误撞的枪杀了毫无恩怨的人……
短小的篇幅，却让一个冷淡无情、游离于社会大众标准之外的局外人形象无比丰满。这部分的“局外人”强调的是主人公默尔索顺从个人的性格特点主动选择的离群状态。
第二部分开启了“我”被投入监狱到庭审判定死刑过程中观察生活的视角。
从初入监禁生活的不适到习惯了后的内心安逸，同样以对命运走向无动于衷的旁观姿态，继续着逆来顺受的随遇而安，没有情感啊良知啊道德标准啊的牵绊、一心关注自己的生理状态的人生真是蛮新奇的。
尤其是庭审过程中对一心指控其预谋杀人的检察官的喜爱，心有多大才能完全的不在乎对立实质。细究起来，检察官实际上与他竟是同类，都活在自己的世界中，以自己的心意断章取义的理解着生活、并影响着他人的生死。不同的是，检察官因为身负职责而过于强调社会规则，关注案件重判所能起到的杀一儆百的警示作用，虽然他采取的诛心审判导致了默尔索被判死刑，但这与默尔索沉浸在自己不愉悦的生理感受中就开枪误杀了无辜人的行为对比起来，也并没有更残忍更恶劣更值得批判。
不信任上帝、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需要忏悔、对别人的关爱(玛丽的爱情、神甫的引导)无动于衷、生无可恋死亦无可惧的情感缺失的随便心态，让默尔索自然而然的放弃了上诉申辩的权利，心安理得的接受了自己将被绞死的判决。在等待死期来临的监禁生活里，百无聊赖甚至以重生的视角想象起围观绞刑的场景。
这一部分，“局外人”强调的是庭审“我”过程中“我”被排除在外没有发言权的异状。这种情景，其实很像命运之于人类，走向与本人并无关系了。
一、学而优则仕的幽灵
“学而优则仕”, 一直是几千年来中国读书人的梦想。“为仕”, 就是为官。官, 在旧时的中国, 既是权力的象征, 也是治理天下的必备要素。特别是旧时的读书人,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这也不全是坏事, 因为他们要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梦想, 只有借助仕途, 否则是无法施展抱负的, 这种本可以理解的知识精英一类的官本位思想, 到了近现代却成了“官位———资源———享乐”的代名词。
尤其是当今社会, 权力代表着一切, 本应在象牙塔中潜心学问的教授们, 也加入到权力争夺的大军中。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中国的学校的官员一直以“相当于某级”而存在, 比如部级大学校长, 相当于副部级;学校内部也设置了处级主任, 科级处长等职位。这些职位的设置与当下某级官员下台后仍享受某级职务待遇是极其一致的。特权思想的存在, 直接影响到本应该潜心学问, 治理好学校的学校领导, 它“必然带来知识分子目标的偏移、人格的扭曲和价值的失范” (汪政《暗恋者序》) 。
《唱歌比赛》中看似有意思、荒诞的行为, 却正诠释着当今大学知识分子对权力的追求。白发苍苍的老教授为了唱歌, 可放弃自己的正常业务, 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博导, 为了当副院长;年轻的宋小吟, 不顾自己孩子的疾病, 甚至将生病的孩子托给别人, 其真正目的是为了当工会副主席。众人的积极, 不是为了学院争光, 而是为了区区价值千元的演出服。相对而言, 做得最为冠冕堂皇, 最为隐蔽的是吕步云。先是利用职权邀请人才为学院指导老师, 然后, 又大言不惭的要求大家必须夺得第一名。对于不太合格的人, 也毫不含糊地将其踢出。看似为了“艺术”的背后, 实则是各自在规划着自己的仕途。当大家各自为仕途在奔波, 在追逐的时候, 吕步云则不动声色, 十分平静。直到小说结束, 大家才恍然大悟:其实这场比赛最大赢家是吕步云, 其他的不过是他实现目标的一个棋子罢了。“他现在已经是副校长了, 升成副厅级”了。
追逐权力的欲望, 让平静校园里的人们的目光游移不定, 他们无法静下来读书, 静下来思考, 静下来探讨, 只是试图借助各种手段来寻求谋取权力的机会;一旦成功, 名利双收。自然他会把这种浮躁的心态传递给同事, 且成为人人效仿的对象, 于是浮躁如同瘟疫一般在知识分子中弥漫开来。那些手中无权的人就拼命地向权力靠拢, 力争使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打捞记》中相公身为大学教师, 却没怎么读过几本书, 也没写过什么像样的文章, 但凭着自己的玩得转, 名利双收, 不仅不到四十就评了教授, 而且还当了博导, 享受国家的专家津贴。大和则靠着进京寻找权力的依靠, 不仅拿下了重点项目, 还有可能被评为博导, 甚至连他送礼的钱也被权力者从项目经费中返还。更可笑的是《主席台》中的朱自明, 为了让儿子看到自己能坐在主席台上, 为了稍稍显示一下自己向权力的靠拢, 拉人凑数也要搞一次所谓的学术报告会, 甚至拉上了食堂的工人师傅。其目的就是要坐一回主席台。第二天晚上, 当他看到“学校电视新闻”中自己坐在主席台上的时候, 他便有了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满足和自豪。“他无比高兴, 简直有点心花怒放了。”且不说这次报告会的含金量有多少, 单就朱自明为了向权力靠拢所付出的代价, 就可以看出他内心中该有多么的浮躁, ———为了这次报告会, 他甚至把儿子存钱罐中的用来买玩具的钱都搭上了。对于朱自明来说, 能上主席台已经成了他能在学院生存下去的前提。“这种感受越深, 动力就越大, 行为就越荒唐, 喜剧性也就更为强烈, 对权力崇拜的讽刺当然也更有力。” (汪政《序言》)
二、独立精神的滑坡
对于大学知识分子而言, 人们更看重的是他们的自由独立的精神。知识社会学创始人曼海姆把知识分子比做是“自由漂浮物”。这是一个完全没有根基的社会阶层, 具有同质性和异质性两重性。同质性是指他们有大致相近的文化背景, 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异质性指其主张可能迥异, 可以像未附着在“皮”上的“毛”, 在天空自由飘浮。蔡元培治理北大的时代, 强调“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 其根本点, 也是强调知识分子应有的自由独立的精神。但当今知识分子在大都成为体制内的“有机成分”的时候, 其独立精神正在逐步的消弱, 以致于成为商业化、政治化、功利化、世俗化的工具。
尤其在今天, 当手中的知识一旦能与物质利益挂钩的时候, 做为大学教授最为为人称道、最为显著的独立精神往往会荡然无存。学术研究、课题实践, 乃至论文发表, 一切都取决于经济价值的大小, 而不在于学问本身。《两个研究生》中的“我”, 论文没有一篇是独创的, 大都是东拼西凑。出版过一部专著, 但把直接引用, 间接引用, 乃至书前书后的序跋, 参考文献拿走, 十八万字的专著, 仅有二万多字是自己独立的写作。自然, 这两万多字中所包含的“独立精神”, 也就要大打折扣;而“我当博导的条件, 竟然是屈从于权力, 交换条件是招收院长的儿子, 完全丧失了自身的立场、原则。更可怕的还在于“象我这样水货博导多得是, 实事求是讲在我们学校一百多位博导中, 名副其实的只有十几个, 其余的跟我一样, 都是水货。”
大学者, 大学问也。梅贻琦说过:“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当大学精英们的独立精神完全丧失时, 人们所期待的大学可以产生传承文明、创造新文明的大师愿望, 便化为了泡影。而一旦独立精神的缺失, 剩下的当然就是屈从。屈从政治、屈从世俗、屈从功利。对于政治的屈从, 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 《暗恋者》中并没有涉及, 可以理解为也是一种屈从。而实质上, 当今大学中缺乏像鲁迅、胡适、蔡元培等等一代精英身上所具有的独立精神, 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同时人们又向社会、世俗低头, 去寻找能为自己带来利益, 享乐的东西。《打捞记》中, 几个人沉迷于麻将, 甚至在外包房玩麻将, 舍不得散场, 而不是坐在书房中做学问、孜孜以求。《天边的情人》中, 钟求实在学术研究方面并不出众, 而关于情人的理论却是一套一套的, 被广大情种们奉为经典。《我的丈夫陈克己》中的董学礼, 在谈到专著时说:“你可以东拼西凑一本专著嘛, 好多教授的专著不都是用剪子加糨糊弄出来的吗?……现在的所谓专著, 十本中间有八本是东拼西凑的。”这里就不仅仅是独立精神滑坡的问题了, 而是更可怕的人格缺失。试想一个教授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独立精神, 充斥在内心的东西就是屈从、屈从、再屈从, 那么他们身上所担负的文明的传承、民族的复兴的责任还剩多少呢?
陈克己 (《我的丈夫陈克己》) 是一个让人五味杂陈的人物。他忠于妻子, 即使糟糠之妻, 也一直相守相望;坚守学术底线, 绝不做东拼西凑的专著。但就是这个令人同情, 让人唏嘘的好人, 其实是最缺乏独立精神的人。因为自己的文章与导师的观点相悖, 既使书稿受到好评, 且有可能在学术界引起轰动, 他也绝不拿出来出版, 一定要等到导师百年以后再出版。这里, 他把对导师的培育之恩, 与学术的独立精神相混淆, 毫无坚持真理的勇气。其实他的独立精神的缺失绝不是源自于外部。洪教授也好, 周围同事也罢, 没有人对他施加任何影响, 他完全是自愿放弃学者应有的独立精神。也许有人认为可以说他没有独立精神, 但不能说他有浮躁的心理。其实在他表面看起来平静的背后, 其浮躁的心理是十分明显的。外面的会议不敢参加, 原因是害怕通讯录上填“副教授”三个字。回家走小路、钻树林, 不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检废纸而感到丢人, 而是怕别人问起自己职称。当听说洪教授病危时, 他翻出自己的书稿, 只等洪教授归天……可以说在他平静的背后, 一直有着一颗躁动不安的心, 一直在为自己的教授职称而操劳。但上天捉弄人, 意外的车祸, 既结束了一个好人的生命, 也完结了一颗浮躁的心。
三、学术人格的异化
大学教师是学术人格的载体和主体。知识分子虽然不具备道德的优先性, 但作为人类精神的生产者和传播者, 大学教师的学术人格是其对社会发言、成为社会的独特个体的基础。但由于受到社会浮躁的影响, 当今大学中部分知识分子出现了学术人格的异化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这一部分人的身上, 看不到知识分子应有的理性反思, 看不到他们对社会秩序和权力关系应有的批判与匡正;反而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标新立异”, 其结果自然是脱离现实, 远离了为社会服务的宗旨, 自然也就毫无价值可言。《粉丝》中的老韦, 表面上清高威严, 最初对所谓的侄子冷眼相看, 对侄子的吹捧还能严正对待, “快打住吧, 太肉麻了。”但随着侄子周人杰把住了老韦的要害, 老韦就变得服服帖帖。老韦写了一本《变态心理探微》, 自然反响者了了, 为了标新立异, 不顾客观现实, 不顾科学。“眼下但是倡导标新立异, 谁头脑发热了, 谁心血来潮了, 谁神经出了毛病了, 都可以创建一门学科”, 由此而杜撰出来的书的价值可想而知, 自然也就没有了反响。而周人杰正是抓住这一点, 又说是他的“粉丝”, 又是请他签名。总而言之, 老韦所需要的一切虚荣, 周人杰都如数送上, 自然也就敲开了老韦的大门。尽管后来老韦知道周人杰不是自己的妻侄, 但因为自身虚荣的需要, 他不仅为周人杰销售产品, 而且还让这个压根看不懂书但却会奉承人的“侄子”成了他的座上宾。《捞尸》中的何日休同样如此。面对纷繁芜杂的社会不去做理性的分析, 却专心研究“死亡哲学”, 并且家中堆满了有关死亡的书籍, 就连墙上的大照片, 也是“一片辽阔的坟地, 墓碑如林, 花圈如海”。这也难怪他在原学校郁郁不得志, 只好另投他门。
在功利化至上的今天, 学问成了个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学术不再以其严谨性和神圣性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牵绊, 学问不再是作为一个人知识修养的标志, 学问几乎成了人们谋取名誉利益乃至人生快乐的一种工具和途径”。如此的“学术研究”, 使部分知识分子的学术人格异化也就在所难免。《暗恋记》中很多篇目都涉及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两个研究生》中的“我”, 出版的专著弄虚作假, 十八万字的书中, 自己仅有二万多字, 课题是靠自己托关系, 送经费弄来的。但还是因为这种学术人格的异化, 使我得了好处, 成了博导, 并且还招了领导的儿子, 与领导搭上关系, 可谓前途无量。《打捞记》中, 相公的博士生涉嫌论文抄袭, 且署了相公的名字, 被记者调查, 被弄得焦头烂额。其实相公看似冤屈的背后, 正是学术人格异化的表现。博士的论文, 哪个敢不署导师的名字, 当今社会中因署名打官司的案例屡见不鲜。由此可见, 大学中导师强迫学生的成果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并不是个例。《保卫老师》中的林柏吹, 真是人如其名。虽出版了好几本专著, 但课讲得“东拉西扯, 浮光掠影, 花拳绣腿”。因此他的那几本所谓的专著就该打上问号。而小说的后面, 就给予了回答, 博士写了大部分内容, 林柏吹却偏要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前面, 贪天之功, 并且还有脸找博士算帐, 大暴粗口, 骂自己的学生“不要脸”。究竟谁“不要脸”, 读者自己会有公论。
其实知识分子学术人格的异化远不只这些, 特别是近些年, 为了一己之利, 将真正学术世俗化、商业化、虚假化 (不是指署名虚假, 是指学术研究的数据、结论造假, 贻害社会) 层出不穷, 学术化的大学变成了利益化的学校。这些方面小说集中有所涉猎, 但不算突出, 我们期待作者拿起手中的手术刀, 将学术人格的异化全方位的剖析出人, 给当事者以警醒, 给疗救者以靶标, 给社会以希望。
四、学术评价体制的缺陷
当前学术评价制度的设计, 往往是以老师的科研成果来量化教师的一切, 包括工作津贴、职务晋升、课题分配等等。它的出发点无疑是正确的, 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就出现了偏差。大学在对教师成果的考核中, 尤其以量的要求最为突出, 这自然就带来了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的产生。虽然说行为个人负责, 但导向的力量却是强大的, 让当事人无法逃避的。
试想, 在大学中哪种人最容易上位?哪些人最容易晋升?列出几类来, 请大家评判。一类是教书深受学生欢迎, 但发表论文较少的人;一类是教书一般, 但发表论文较多的人;一类是教书敷衍, 但却出版了专著的人, 一类是善于钻营, 出版的所谓专著论文一大堆的人;一类是甘于寂寞, 厚积薄发, 发表论文少而精的人。答案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就无怪乎大学教师无论如何要发论文、出专著, 因为有了这些, 就有了晋级的机会, 有了晋级, 自然也就名利双收。西安外国语大学王天宝教授, 针对当下的体制造成的弊端指出:“大家在一起谈论的不是房子孩子, 就是如何找关系发论文, 学问连提都不提。”
由于体制的原因, 受到最大伤害的要属陈克己了。当年评教授不需要专著时, 他把指标让给了别人, 再下来评教授则“一定要有一本专著才行”。可自己虽有专著又不敢出版, 怕伤害到自己的老师。因而一天到晚在焦躁不安中度过。他怕开会, 因为通讯录上填“副教授”是一件脸上无光的事, 他怕见人, 因为怕别人问起自己的职称。用他妻子的话说就是“最让陈克己感到没面子的还不是我捡废纸这件事。他最在乎的是他的职称。”尽管陈克己的学生提出可以帮老师弄出一本专著来, 但还能够坚守学术道德底线的陈先生还是拒绝了学生的好意。陈克己最后的丧生, 不只是个人生命的结束, 也是他在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的学术生命的彻底完结。试想假若洪教授不死, 再残喘几年, 那么陈克己的专著仍然不能出版, 他的教授评选仍然是遥遥无期, 这和他职称生命的完结又有什么两样呢?
正是由于这种评价机制的弊端, 才诱导了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 只问收获, 不问耕耘。他们难以坐上十年的冷板凳, 难以在浮躁的社会中把持自己, 有的是抄袭剽窃、钱学交易, 项目分赃等学术腐败。具体表现为学生作文, 导上挂名;凭空捏造, 无中生有;东拼西凑, 争当文抄公……这种现象固然源自于他们内心的浮躁, 但学术评价机制设计的不合理, 导致的负面影响, 也不可小觑。
《两个研究生》中的“我”靠东拼西凑, 成了博导, 由一个文抄公, 一下子成为了“国家的栋梁”。《打捞记》中的相公, 因博士生剽窃论文, 且将导师的名子写在前面而接受调查。其实这个没有正儿八经写过什么文章, 一天到晚出没于各种娱乐场所谓的博导及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专家, 难道真的不知道博士生的剽窃及论文上的署名吗?《保卫老师》的陈柏吹为了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自己本无多少功劳的论文的第一位, 不惜与学生大暴粗口。更可笑的是《主席台》中的朱自明, 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 五十五岁的他只是一个副教授, 为了能坐一次主席台, 在校电视台露脸, 提高一下人气, 可谓殚精竭虑, 最后连儿子的零花钱也被他挪用。终于露了一次脸, 却被儿子骂为“神经病”。
其实由于评价体制的缺陷带来的还不只这些。近年来见诸媒体的国家重点项目芯片制作造假、大学校长虚报成果、师生对簿公堂的案件时有耳闻。就大学日常管理而言, 不少深受学生欢迎, 潜心教学的教师往往是副教授职称却难以提升;而专著颇丰, 名气稍大的博导, 又往往不受学生欢迎。这不能不说由于制度的缺陷, 已经影响到了对下一代的培养, 甚至有些不良习气也开始了承传。《两个研究生》中的两位学生, 连环设计, 谋取利益。《帽儿为什么这样绿》中的“我”的学生陈晓, 为了让“我”评上教授, 甘心给我再戴一顶绿帽子。如果, 沿着这个思路考虑下去, 那结果该是多么的可怕啊!
五、教师自身道德的缺失
社会的发展, 必然带来大学与社会更加紧密的联系, 当生活在象牙塔中的知识分子走向社会时, 他们猛然发现社会现实是如此的美好, 光怪陆离的现象是如此的诱人, 于是以前潜藏在内心中的私欲便如火山爆发式的迸将出来, 而且爆发得更为猛烈, 更为露骨。随着整个社会的开放, 人们对大学教师也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宽容, 当然也可以说是失望, 他们不再是社会道德的楷模, 也不再是清高特立的化身。“为天地立命,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业已成为一个过去时, 甚至他们比社会走得更远。因为他们有更多的办法, 更机巧的谋略, 更多的资源, 让自己的道德滑落得更彻底。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暗恋记》中表现的是十分充分的。具体地说, 主要表现在物欲和情 (性) 欲上。
应该说,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原先出现的“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得到了纠正, 大学中的教师群体的收入, 应属于小康水平, 在物质方面国家给予了优厚的政策。但由于私利的无限膨胀, 人们在物质方面永远无法得到满足, 于是部分知识分子开始利用自己的区位优势、身份优势和知识优势来尽可能的为自身谋取利益。当然正当的谋利无可厚非, 而在浮躁情绪支配下的谋利很难说是正当的。大和进京为自己申请课题, 先是送礼以争取课题;课题有了, 自然经费也有了, 并且得到好处的人还在拨款中将大和的送礼钱也一同拨回。大和可以说是名利双收, 而且是一种空手套白狼式的收获 (《打捞记》) 。小说集中, 许多人为争取教授职称或博导资格, 投机钻营, 除了为名所累之外, 恐怕就是物质利益的驱动, 因为教授比副教授要多大几百块甚至上千块钱。还可以在住房、课题、加工资等等方面占优势 (《帽儿为什么这么绿》) 。这也就无怪乎一些大学教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 去评教授, 去争博导。
道德缺乏的另一方面, 也是人们一直诟病的对象, 那就是部分大学教师在情欲方面的不加节制。《电话亭》中, 匡乃吉和朱小尔, 利用白夜教授的好色, 投其所好, 谋取利益;而白夜教授看到朱小尔“眼珠子都会掉出来”。为了得到色欲的满足, 白夜教授与二人展开了可笑的斗智斗勇。《卖豆腐的女人》中的教授, 一直为自己妻子的胸太小而不满, 当看到卖豆腐的女人乳房特别大时, “两颗眼珠子一下子就飞了出去”。并因此而想方设法地勾引, 想入非非地意淫。
《红杏是怎样出墙的》中的梅亢美, 因为看到了教师进修班的美女, 本没有他的课程, 硬是让教学秘书加开了这门课。更可怕的是这位梅教授公开让女学生做他的情人, 当被拒绝后, 又上演了一出跳楼的闹剧。试想当一位知名教授爬到楼顶, 大呼学生名字要她当自己的情人时, 他的道德已经从人人敬仰的高山之上滑落到了道德的圈外。
此外像《吃回头草的老马》中的老马, 《南下记》中的老薛, 《暗恋者》中的傅立石, 《天边的情人》中的锄禾, 《保卫老师》中的陈伯吹等等, 他们虽然表现各一, 情形不同, 但都不约而同的表现出自身道德的缺失, 充满着对情欲的渴望。开放的社会中不断上演的情色故事, 又在他们身上不断上演着。这恐怕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外部的影响, 自身甘愿坠落, 彻底抛弃了自身的职责, 自身欲望基因的存在, 才使他们呈现出各种令人不齿的嘴脸的真正因素。
六、浮躁的延续
如果说中老年知识分子的浮躁, 除了其它所有因素, 可怕的大跃进、荒唐的文革时代及开放之初的脑体倒挂给他们物质生活带来的巨大的伤痛和记忆的话, 那么新一代知识分子的浮躁又该如何去理解呢?物质贫乏的年代, 给知识分子带来的伤痛, 让人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之初, 大学里授卖饼子的声音犹在耳边回响, 所以一旦有了机遇, 他们内心长期被压抑的浮躁便喷薄而出, 为己谋利, 相互倾轧, 追求名利等等背后, 无外乎是自身的欲望实现最大化而已。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浮躁, 他们的拼命“钻研”, 他们的计谋迭出, 又是从何而来呢?除了自身的因素外, 他们在大学中的耳濡目染, 对上一代欲望的代代相因, 应该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当下的一些年轻人, 在急速发展变革的面前, 往往束手无策, 他们嫌自己的成功太慢, 怕自己的层次不高, 又无力解决自身前进中遇到的各种阻力, 于是纷纷效仿, 积极钻营, 而且脑袋之灵光, 智力之非凡, 手段之巧妙, 令人昨舌。
《电话亭》中匡乃吉和朱小尔这一对情人, 为了从教授那里套出试题, 投其所好, 巧设美人计。同时又不想让教授得手, 借助公用电话, 威胁教授, 以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既要得到试题, 又不能让教授占了便宜。当其伎俩被教授识破后, 又故伎重演, 其结果, 读者可以大胆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帽儿为什么这样绿》中的陈晚, 做为学生, 先是与老师同居, 虽说孤男寡女, 又不违犯法律, 但总让人感到别扭, 尔后更进一层。当她知道手握评职大权的人对自己的美色垂涎之时, 便毫不犹豫的让自己心爱的老师再戴一次绿帽子, 当然, 也为自己的老师挣来了“教授”的头衔。当她游走于心爱的教授与色鬼组长之时, 当他拉关系, 请吃饭, 甚至有些大义献身之时, 你不能不佩服她的胸有成竹与游刃有余。
更令人惧怕的是两个研究生。男的运筹帷幄, 老谋深算, 女的则巧施美色, 投其所好。从表面看两个毫不相干, 甚至还是竞争对象;但暗地里二人狼狈为奸, 相互配合, 唱出了一出绝无仅有的双簧。水向东在幕后策划, 蓝天在前台表演, 步步为营, 稳扎稳打, 最后逼得老师只能用学生自己命的题考学生;还要在蓝天的威胁之下破格录取了她。可以说一位大学教授在与晚辈的较量中, 彻底败下阵来。这也就无怪乎教授发出由衷的感慨:“从某些方面说, 他们的知识和能力已经远远地超过了我, 简直可以反过来对我进行指导, 我应该拜他们为师才是。”
青年知识分子的可怕之处在于, 他能从根基上伤害到民族的文明。在社会的高速发展之中, 他们往往会以群体的方式展示出浮躁的一面, 从而彻底溃烂一个民族的肌体。因而, 拯救他们就显得迫切而重要, 汪政教授指出:“自梁启超首倡中国少年说之后, 少年、青年、孩子在文学中一直承担着革命与未来的喻义, 岂料百年之后, 天翻地覆, 这一形象可能要发生主题学和美学上的大改变了。他们或许要被赋予沉沦腐朽, 失望与未老先衰的新的定义。鲁迅曾经急切地呼告‘救救孩子’, 这一声音今天又将响起, 不过, 语义已经不复当年。”
七、结束语
大学知识分子, 在看似平静下的浮躁, 其实是一种暗流, 是一种比当今官场、商场中更加可怕的暗流。如果说官场、商场的浮躁还有政令、市场的巨大调节作用的话, 大学的浮躁, 则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机制下的管理模式要求知识分子必须快出成果, 多出成果, 出大成果;另一方面部分知识分子为了迎合需要, 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地浮躁起来, 因而, 单靠他们自律式地去净化自己的心灵, 远离浮躁是不可能的。
正因如此, 晓苏在小说中并没有给出治疗的良方, 在这看似悲观、失望、沉重的背后, 实则是作家的一种无奈。如果有人认为单凭作家的一己之力, 就可以拯救一代人的灵魂的话, 那几乎是痴人说梦。但作家的良知又促使他们不能不正视眼前可怕浮躁, 不能不表现浮躁背后的种种丑陋的现象, 以及浮躁可能带来的可怕的后果。所以, 小说更大的价值恐怕如鲁迅先生所说:“揭露其病痛, 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摘要：晓苏的短篇小说集《暗恋者》特别塑造了一批现代社会大学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以冷峻的黑色幽默, 拷问当代大学知识分子的灵魂。小说中的各色人物在畸形地追求权力、金钱、美色的同时, 随之而来的是独立精神、学术素养、人格道德的滑坡和沦落, 谈笑间也直抵对当代学术评价体制的质疑和浮躁的物欲社会的反思。
比起异乡人更钟意局外人这个译名。
从头到尾有种奇妙的疏离感，如默尔索看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一如读者看着书中的默尔索，都仿佛置身局外一样冷眼旁观着。
空洞的内在和过满的世界，交错着的夏天昼日刺眼的光线和轻飘飘无梦的夜晚两个意象，一切孤立的、无来由的、偶然的要素，象征性地组成了一条犯罪链。
恰到好处的缺乏共情，缺乏普世的价值心这种消极的美德，正应和了氛围，是内在的虚无主义。
写到这里突然觉得没有感想就是对它最好的评价。
第二部里有句话写的真好啊，读到的时候忍不住笑起来:
「无论如何，就算我不确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是什么，我对自己不感兴趣的事缺非常确定。」
我一直以来所践行的信条，忽然得到了另一个时空的认同。
写到结尾默尔索的爆发时(用爆发来形容未免有些冒犯)，前面所有寡淡的压抑全部在此刻升华成明珠，反复读了四五遍才罢休。
(当然也不排除是因为我脑子宕机不够用的原因)
最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简史太难看了，为了写读书笔记用极大的毅力坚持着。
再说一遍，太难看了。
全是阐述，纯粹写给外国人的，但凡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点了解的都没必要去看。
这是第三遍读完加缪的《局外人》之后第一时间的感觉。
故事的脉络很简单，前半部分是主人公的妈妈死了，然后交了一个女朋友，又在一次意外中杀了一个人。后半部分是主人公被关进监狱以及对他的审判。
而荒诞感则在审判中被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出来。主人公杀了人，受到审判本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但是在庭审的辩论中检察官先是论证了主人公在母亲下葬当天很平静没有哭，并惊讶于主人公不知道母亲的年纪，又说明了主人公在母亲葬礼后第二天与女朋友游泳、看电影、发生关系。最终检察官喊出了控诉，“是的，我控告这人怀着一颗杀人犯的心埋葬了一位母亲。“而辩护律师的辩护，则是主人公是一个正经人，富有同情心，尽力供养母亲才送她到养老院。
而荒诞之处正在于此，对于一桩杀人案的审理，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主人公杀人之外的事情上，把母亲送进养老院也好、与女朋友相处也罢，检察官力图从道德层面上给主人公定罪，辩护律师的辩护也是基于道德而非法律和证据。全部的人，都在审判主人公的灵魂，而非主人公杀人这件事情本身。
这个灵魂是孤独的。
这是对这本书思考和回味时最大的体会。
主人公的心理变化构成了故事的暗线。主人公最初的心理，给人的感觉是只是平静。“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母亲的死亡没有使主人公同大多数人一样，嚎啕大哭或是伤心欲绝。女朋友问他是否愿意结婚的时候，他的回答是结不结婚都行，爱与不爱没有意义。此时主人公心理上给人的感觉已经从平静变为了对生活的无所谓。在杀人后被关进监狱的日子里，主人公，没有大多数人的恐惧，所给人的感觉也只是一种习惯，近乎于麻木。在审判中坐在被告席上，主人公在心理上油然脱离于审判之外，就好像审判与自己无关。
最终，所有的累积，使主人公在与神甫的对话时发出了灵魂的呐喊，第一次向这个冷漠的世界敞开了心扉，主人公的灵魂不再沉默、不再平静、不再无所谓、不再麻木、不再脱离生活。没有什么是重要的，他人的死、母亲的爱、他人的生活，甚至于因为在母亲的葬礼上没有哭而被处决，都不重要。因为，自己能够对自己的一切都有把握，对自己的生命，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
主人公因与大多数人的思想不同、观念不同而孤独，导致了另类的他与这个世界的疏离，亦导致了他度过了一段荒诞的人生并将走向死亡，但即便如此，他仍然感觉到了幸福，过去曾经是幸福的，临死之际仍然是幸福的。
会看《猎人笔记》是因为在另一本书中看一个作家提起，那作家很喜欢那部书，而且《猎人笔记》的作者——屠格列夫，所以在图书找书的时候看到它就顺手拿了回来。
刚开始翻了两个故事，觉得没有意思，毕竟我对打猎那种事没什么兴趣，不过看着看着就觉出味来了，书中的语言很吸引人，每个故事都描写得很细致，可以毫不费力地跟着作者的笔看到每个地方的一草一木，每一只山鸡，每一匹马，每一个人，每一朵小花，都是活生生的，大师就是大师啊，观察力就无人能及了，不要说其他的了。看这样的书感觉让人觉得胸口发闷，有口气被憋住了，而看《猎人笔记》就好像有人请我吃了一顿味淡但又很可口的日本料理。
至于《猎人笔记》具体讲什么，有兴趣的人可以自己去翻翻，绝对会不虚此行。书是由很多小故事组成的，小故事被一条主线牵着，主要围绕农奴与地主展开。作者以打猎者的身份讲述每一次外出的所见所闻，从文字中不难看出作者对下层劳动人的同情，对上层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的批判。
其中我很喜欢的故事《约会》、《凋零的夏娃》、《白净草原》、《歌手》、《车轱辘响》，但也并不是说其他的故事不好，只是人的喜欢是有容积的。就譬如说，世上有很多很好的男人，可不能因为他们是好男人，我就有义务喜欢他们每个人，道理就这么简单。
很多时候我会觉得很累很累，什么都不想干，一句话都吝啬说，甚至谁都不愿意理，很多时候自己也搞不清楚这些无厘头的情绪。我想要是这个时候看看那些清新的词句，说不定所有的坏情绪就会被赶走，回复平静。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 加缪不是自然主义地再现社会百态, 而是通过塑造一个安分守己小市民的死亡来表现社会的荒诞。主人公默尔索的母亲去世了, 在安葬完他母亲之后, 他的生活很快恢复了正常。他并没有为母亲的离世而难过太久, 甚至第二天就开始和女朋友约会, 看幽默电影。生性淡泊的默尔索对周遭的事物没有太大的关心, 他像局外人一样接受了玛丽的爱情和雷蒙的友情, 并最终在阴差阳错中杀死了雷蒙的仇敌, 进而被法庭当作社会的异类而判处死刑。这是一个简单的故事, 没有反复冗杂的故事情节, 但加缪的高明之处就在于, 他没有选取一个主观意识强烈的大人物来做主角, 而是选择了这个与世无争的默尔索, 这个关于他的简短故事也因他的与世无争而更具有了万钧之力。默尔索平凡、淡薄、主观意识薄弱, 正因如此, 他对社会的破坏力相当有限, 而这样一个人, 却在重重压迫下被夺去了生存的权利。由此, 就更加说明了社会的荒诞。
然而, 这种荒诞性来自哪里呢?单独分析文本, 我们发现一切似乎都以一种合理的姿态存在着, 妈妈去世应该哭泣不能睡觉, 女朋友提到结婚也应该情绪激动, 甚至在接受审判时也应该顺其自然地被律师全权代言, 这是一个稍显夸张的故事, 但每个人都能从中看见现实社会的影子。不管是在书里还是书外, 社会总是以一种无形的力量规定着人们的行为——每个人都应该遵守规则, 不守规矩的人就是社会的另类。《局外人》中对这种无形的力量进行了尖刻的批判, 但却没有明显而深入地探寻这力量的来源。然而, 只要按成书时间把它放入当时的社会背景, 就很容易得出结论, 这股无形的力量正来自于当时处于蓬勃发展阶段的媒体, 媒介权威正是形成这种荒诞却统一的社会意识的最大原因。
所谓媒介权威, 是指媒体借助某种传播手段传递新闻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力, 表现为媒介的美誉度和公众的依赖性。媒介权威通常传播的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 并利用其特定的社会功能将这种意志社会化。媒体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 如美国学者C.R.赖特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 (1959年发表) 中曾就大众传播的社会功能问题提出“四功能说”, 即环境监视、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的功能。其中第二条“解释与规定”是指大众传播对新闻事件并不单单进行报道, 其报道活动通常伴随着应用特定文本和特定语境对新闻事件进行的分析, 并提示人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第三条“社会化功能”则是指大众传播媒体对公众的教育, 它通过对社会知识的传承, 对社会主流意识的推崇去引导人们, 形成有利于社会主流意识发展的舆论环境, 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趋于一致。正是在媒体的这些作用之下, 社会意识变得出奇一致。
一个社会的媒体发展程度越高, 则其对人们的思想引领作用就越强。西方的新闻业自15世纪下半叶萌芽以来, 至20世纪已发展相当成熟。尤其是20年代之后广播媒体的蓬勃发展, 更是让信息传播不再受到教育程度的限制, 而直接影响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以前, 传播的最常见形式是口口相传, 信息是在说话者之间来回流动的, 而大众媒体却一改这种传播形式, 其信息通常是以一种由媒体经由介质传至受众这样一种传播流的形式进行单向的传播, 这种传播形式带来了意见的线性流动。人们的想法不再仅仅来自身边的人或者书本, 更多的则是来自意见同时被很多人接受的媒体。与人交流时, 人们表达的是自己受到媒体影响的观点, 然后在口口相传中这种意见又被加以强化。这时候, “无冕之王”——记者 (即媒体意见的传达者) 的意见就被广泛传播, 并被当作社会的主流意见加以接受了。这个过程是潜移默化地发生着的, 它不被人注意, 却引起了足够强大的影响。若问当时媒介权威的“权威”达到了什么程度, 只要举一个发生在1938年美国的例子就可窥之一二。万圣节前夜, 奥森·韦尔斯将科幻小说《星际战争》改编成广播剧播出, 这是一个关于纽约遭到火星人进攻的广播剧, 却让美国民众信以为真, 大批市民呼喊着逃离家园。由此可见, 当时媒体在人们心中的可信度有多高。这样可信的信息源发布的新闻, 以及随之一起发布的“媒体意见”自然也就会被接受了。
纵观全文, 加缪虽然没有直接揭示社会荒诞性的来源, 但是也没有掩饰对媒介权威的批判。全书有多处提到报纸、广播, 如办理完妈妈的丧事后, 默尔索回到自己的房子, “我为了消磨时光, 就拿起一张张旧报纸读了起来。我把克吕逊盐业公司的一则广告减下来, 粘贴在一个旧本子上, 报纸上种种叫我开心的东西, 我都贴在那里面。”或者默尔索吃晚饭的时候遇见的一个小个子女人, “在等下一道菜时, 她又从提包里取出一只蓝铅笔与一份本周的广播节目杂志, 她仔仔细细把几乎所有的节目都一一做了记号。因为那本杂志有十几页, 所以她整个用餐时间都在做这件事。我已经吃完, 她还在专心致志地圈圈点点。”诸如此类的很多细节, 都可以表明加缪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媒体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而在文章的高潮部分——庭审那一章节, 加缪则对庭审现场的记者进行了浓墨重彩的描写。在这一部分里, 法警告诉默尔索法庭里那么多人“是报纸炒作的结果”, 而一个记者也“笑眯眯”地告诉默尔索“我们把您的案子渲染地有点过头了。夏天, 这是报纸的淡季。只有您的案子与那桩弑父案还有点儿可说的。”这些对白都字字珠玑地点明了默尔索受到社会关注, 被所有人嗤之以鼻的原因——媒体“渲染”了这个案子。不难想象, 正是媒体用手中的话语权引导了舆论, 是媒体为了迎合受众而有倾向性地报道了默尔索的故事, 进而造成了公众出奇一致的意见。正是媒体, 迎合了公众的“主流意识”之后又强化了这种荒诞的“主流意识”。正是媒体, 用它的权威, 杀死了默尔索。
综上所述, 加缪用他的生花妙笔淋漓尽致地刻画了一个在媒介权威的影响下光怪陆离的社会, 《局外人》不仅批判了荒诞的社会现实, 也批判了这荒诞性的来源——媒介权威。
参考文献
[1]阿尔贝·加缪.局外人[M].柳鸣九, 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2]刘建明.新闻学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7.
摘要：本文主要讨论霍华德•贝克尔的社会学著作《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中对于越轨的“标签理论”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的社会学方法论意义。本文思路主要根据贝克尔的叙事思路结合本文作者的自身理解进行讨论。通过对贝克尔著作的理解，我们认识到需要把越轨理论的分析从越轨行为转移到那些把他人贴上越轨标签的“道德提倡者”身上去、将越轨视为被人称为越轨者和称人为越轨者这两部分人进行互动的结果。通过贝克尔的论述我们还要理解研究需要遵循一定的准则，注意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交流，以及选取适当的方式与技术、工具。
关键词：越轨 标签理论 互动 方法论 1 引言
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属性就在于人的社会性，结群或组织起来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因此人必须在一定的群体中生活，既然人需要在群体中生活，那么必然少不了与人交往。根据社会学原理，准则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标准是社会交往的基础。可见准则，或者说是秩序，在人类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有秩序就会有违背秩序的情况出现，或者依据一些社会学观点的说法，正是由于有不合价值认同的行为存在才有了秩序。对于秩序的重要性无需多说，正像贺雪峰所说“任何社会都需要秩序，没有秩序的社会是不能容忍的，也是无法维持下去的”。那么为何会出现违背规范，或者说扰乱秩序的人和行为呢？违背规范的行为是如何发生的？不同群体的人们对于秩序的认同如何？这些问题需要一种社会学的回答。而作为第二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的霍华德•贝克尔在《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以下简称《局外人》）一书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独树一帜的解答。在这一通俗易懂的专业书籍之中所包含的富有实际意义的方法论意义，也同样值得我们领略一番。对于越轨的标签理论 2.1概述
霍华德•贝克尔是一个土生土长的芝加哥人，18岁那年就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学士学位，21岁和23岁时又在休斯的指导下分别获得了社会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作为“社会标签理论”的积极倡导者，贝克尔认为，单单根据越轨者的行为或社会结构是无法理解越轨的，只有认识到越轨行为也像其他行为一样涉及到互动关系，我们才能用社会学的方法对它加以分析。如此，在他们眼中，越轨既非与生俱来的品质，也非后天教化的产物，而是社会反应、他人定义的结果。在《局外人》一书中，贝克尔用明确的语言论述自己的观点说，说到越轨，“我的意思是，越轨是由社会群体造成的。这些群体规定了若干规则（违反它们就构成了越轨），并将这些规则用于那些被称为‘圈外人’的特殊个体。根据这种观点，越轨的根据不是人们行动的性质，而是一些人将那些规则和制裁方法应用于圈外人的结果。越轨者是那些被成功地贴上了越轨标签的人，而越轨行为则是被人们贴上了这种标签的行为”。
贝克尔在开头章提出以上定义后，即指出“当特定行为或对象被贴上‘越轨’的标签时，科学家们很少提出质疑，他们通常十分自然地接受了制定评判标准的群体的价值观”，也就是说只是简单的区分了越轨与规范、越轨者与正常人群。但是当时的研究人员 “在对越轨的判断过程中，有一个重要变量可能被遗漏了——即越轨行为的判断过程是变化的”，也就是说忽略了对规范的研究。不同研究者忽略的方式不同，一类在于用非社会学观点解释问题，比如贝克尔提到的“统计学观点”和“病理学观点”。这些观点都将越轨问题简单化为通过定量来进行定性，比如统计学将越轨看作统计数据的异常值来处理、病理学将越轨行为的考察局限为对越轨者进行医学考察来定性。这些方法无疑碍于人们考虑“对越轨行为的判断过程本身也是越轨现象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部分”。而社会学的方法则缺少对越轨现象的“政治因素”和对规范制定执行方面的考察，这就导致一些社会学理论不能够很好“应对和处理各种情况的越轨的定义方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贝克尔提出了越轨问题的核心为“越轨是社会创造出来的”，意思是说“社会群体通过制定规范使那些不符合此规范的行为成为‘越轨’”。如此一来，对于越轨的考察就需要涉及到规范的本身，即需要考察规范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被执行的等问题。同时“对于越轨的判定也就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它，对他采取怎样的反应”。换句话说，贝克尔找到被普遍认为相似现象中存在的差异，比如在不同时代阶段、不同规范执行环节、不同背景下，规范及越轨的判定都会存在差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些差异，就会用同样的方法去解释存在差异的行为，也就忽视了不同行为现象需要不同的解释路径。因此贝克尔提出一种越轨行为的连续性模型，即划分越轨行为的不同环节，在不同环节上考虑不同变量，这样对每一环节的解释构成了最终行为模式成因的一部分。模型的具体应用方法则是探究越轨的“越轨生涯”，就是研究越轨者所做越轨行为的渐进过程。贝克尔正是在如此的思考基础上展开具体研究。
2.2运用理论看待问题
下面我将用我对贝克尔提到的方法与理念去分析其要研究的越轨。我们要注意不能单单关注于越轨者，也要关注越轨者越的这个“轨”，也就是规范。既然是越轨，显然有轨在先。根据连续的越轨模型，我们自然先关注于规范较好。贝克尔是在全书第七第八章讲到该内容，但是我认为现谈论这个问题是比较合适的。对于规范建立问题，首先必然是基于一定的标准，标准的来源贝克尔归为价值，即“社会成员共享的符号系统的一部分，它是社会成员在诸多不同的定位方式中做出选择的标准”。基于某一特定价值，一个社会群体必然就会存在一种评判行为是否合适的标准。但是应当注意的是是对于某一群体来说，因为不同社会群体可能有不同的社会价值，从而就不会产生相同的行为评判。比如在西方基于男女平等与基督教价值观念，将一夫一妻作为规范；而在古代中国和也门等基于男性之上的价值则不会将一夫一妻作为规范来要求人们去遵守，甚至会鼓励一夫多妻等婚制。在规范制定者制定规范时，还需要考虑其他问题，比如是否表述明确、惩罚措施怎样等等。这些考虑的影响因素就在于群体的利益需求和对价值的优先序的认定。贝克尔在书中对于规范制定没有进行更加细致的考察，其主要关注于与越轨更加直接相关的规范执行环节。但是我们在研究规范的时候不妨借鉴贝克尔的思路，不仅仅关注制定者，也考虑一下被规范约束那些越轨者。规范的制定可以理解为各个群体依据自身的价值所进行的一场博弈，博弈的收益就是执行后对于个群体带来的益处。群体中就包括了道德倡导者，或者说是遵从社会普遍价值观念且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积极实践者，当然还有有可能在规范被执行后会有可能成为越轨者的人。总之，在某种形式之下，规范被制定出来，被执行人员最终执行。
由于规范被执行，才会有人因为不符合规范而被认为是越轨者，那么正如贝克尔在《局外人》中提到的那样有一些潜在越轨者，明明有不符合规范的行为却因各种原因未被判定为越轨。当然越轨者群体的隐密性为原因之一，这也无需多谈，但是还有规范执行者方面的问题极可能被研究人员所忽视。贝克尔在文中提到一个例子，说的是一个警察很有可能因为违规者冒犯自己而加重责罚违规者，但是对于那些于自己无关的一些违规行为，往往不会去处理和管制，也就是说规范执行者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打算，就是说只是将规范执行当作满足自己利益方式，只有执行的时候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才可能去执行规范。当然还有一些明明存在却不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行为，贝克尔将其原因描述为这些行为没有给社会群体带来什么损失，或者说没能触动社会群体的关注点，这最明显的例子在于民间的赌博行为，在打牌或者麻将时候许多人会将钱财作为输赢的代价，这无疑在法律与民间道德规范上是属于越轨行为的，但是这种赌博行为大量存在，却没有完全被铲除，但是偶然听闻有人举报个别人员，诱因在于自身损失过多，或者这种赌博行为损害带到了自己的某项利益。显然广大参与这种赌博的人没有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原因就在于这种潜在的越轨行为没有触及到人群的利益。总之，对于越轨行为的判定不仅仅关乎那些违背规范的人，也在乎执行规范的人，分析越轨行为的潜在性的时候需要充分考虑执行环节。规范被执行后，必然会有一部分人因为不符合相关的规范而被贴上越轨者的标签。但是对于这部分人来说，很可能是不认同既有的规范的，也就说规范制定者和规范执行者将某些人贴上了越轨的标签，使这些人成为了“局外人”，而这些人反过来可能也会将规范制定者与执行者视为他们的“局外人”，贝克尔在书中提到的舞曲音乐人会不认同非音乐人的欣赏水平与喜好，并且会纠结于是选择商业音乐还是爵士乐，因为爵士乐不被大众所认可，演奏爵士乐所赚取的金钱不如商业化音乐多。也就是说舞曲音乐人团体本身因其自由散漫、经常吸食大麻、作息异于大众等特性被大众当做了“局外人”，但是舞曲音乐人也会将喜欢商业化音乐的大众视为“局外人”。这就如同王笛描绘的清末民初时期的四川茶楼的状态，成都人将不入茶楼的“下江人”（成都当地人对长江下游人的戏称）视为局外人，而那些从沪宁杭来的文人政客则视在茶楼中只顾自己快活不问国家忧患的人为“局外人”。说到底的原因，还是贝克尔在规则制定环节提到的价值的不同，不同亚文化圈子的人会有自己的一种价值，从而各自产生一种对异于自己的人的判断，互视为“局外人”。
越轨者的状况我不想在此细论，因为很多的社会学家已经做过太多关于越轨者行为的研究，贝克尔在《局外人》中对于大麻吸食者与舞曲音乐人的描述基本与其他社会学的观察研究类似，都关注了不同类型的越轨者的不同状态，并采用了相应的技术与工具做了较为完整的调查研究。
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与贝克尔提出的连续的越轨模型有关，连续的越轨模型让人能够将时序分析的方法纳入到社会学中，让我们思考不同环节上、不同时间点上越轨者与越轨行为的差异化。贝克尔在书中的对道德倡导者的叙述中提到过，对某项规范的倡导可能会因时间和环境的不同而变得不再重要从而停止，之前提到的四川茶馆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问题，随着外来文化的不断进入，冲击了四川的茶馆亚文化，特别是吸食咖啡馆和新思潮的涌入，让原来的成都人和“下江人”得到了一种融合与互补，双方都开始逐渐适应对方，直到现在人们似乎又开始怀恋那种无忧无虑的茶馆生活了，那种基于民族危亡的价值下形成的规范所标注的“局外人”现在倒成了被追捧的对象。
贝克尔在《局外人》中也提醒我们了一些其他问题。贝克尔反复强调越轨这一研究领域与其他领域相比并无特别，只不过是人们试图研究和理解的诸多人类活动类型之一。贝克尔认为道德倡导者所执行的标签行为是研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并不是对被视为越轨者的人的行为的唯一解释。标签理论的贡献之一在于其关注到标签行为会使越轨行为陷入一种境遇，在这种境遇中他很难回到日常生活的常规轨道来，并使他产生“反常”的行为。因此标签行为所产生效果的程度是需要通过具体案例的研究来解释的经验性问题，而不是一个理论问题。标签学说的理论意义完全在另一个层面。各种类型的行动，特别是一些具体的例子，对该行动的不同受众来说都可能被认为是越轨行为或不是越轨行为。人们在越轨定义以及行动标签的看法上的差异，都会对行动者以及行动受众随后的行为造成影响。
贝克尔以《局外人》一书给与了我们对于利用互动理论研究越轨的理论与思路，并且凭借其通俗易懂的语言而更有益于即使是业外人士的我们去理解与把握。越轨行为不仅仅是越轨者的行为，其所涉及的群体更包括规范制定者与执行者，并且两方人员的互动可能是会发生倒置的，因此我们要学会利用贝克尔提出的越轨的连续模型去理解和全面把握越轨行为。对于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根据社会研究方法体系划分，社会研究方法论包括哲学方法论、学科方法论与逻辑学，根据实用主义思想，我只在此说明贝克尔《局外人》的学科方法论意义。
贝克尔本书一大方法论意义在于研究需要遵循一定的准则，以保证研究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根据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一书中对观察社会事实的准则的描述“只应取一组预先根据一些共同的外在特征而定义的现象作为研究的对象，并把符合这个定义的全部现象收在同一个研究之中”，贝克尔显然在全书是遵循了此准则的，并且在本书的第三章到第六章的各部分内容也是按照迪尔凯姆的准则行事。比如在第三和第四章对大麻吸食者和吸食行为的观察中，贝克尔首先将外在特征定为吸食大麻，符合这一特征的人包括了初次吸食的、偶尔吸食的和规律性吸食的，贝克尔将所有的都收入了研究之中。同样依据《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贝克尔在书中解释越轨行为时，对所依托的吸食大麻和舞曲音乐人的论据进行讨论时，正是按照这一准则行事，贝克尔利用互动理论以及标签“理论”从规范制定者与越轨者两个角度进行分析时，从规范制定研究了越轨的原因，又说明了越轨对越轨者自身的自尊和职业生涯的影响，而且引申研究规范制定者在规范执行后的状况，可以说是既研究了原因又讨论了功能。
贝克尔在本书中还提到了一个对我们从事研究具有思考和借鉴意义的问题，即“去神秘化”问题，这个问题说明的是社会学和其他学科往往会让研究者去常识化，也就是将生活和研究对象的一些表象抽象为一些专业名词，使得初做研究者不能很好的将实地调查的结果反映到研究中，也无法很好的让业外人士和初做研究者明白研究的结论和内容，按照贝克尔在书中的说法，概括起来就是说“方法学上的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从具体的经验资料分析到问题研究与说明中的抽象概念的这一过程系统化”。如果研究保持这种神秘化的话，那么研究人员很有可能忽视掉一些观察的具体细节，从而影响研究过程与结论的得出。因而贝克尔在书中给出了自己一些看法，“互动理论所衍生的思维状态是认真地审视对待那些看似平常的东西，并且不会满足于用神秘和不可见的力量作为问题解释的答案”。而对于业外人士如何知晓研究内容与结论以及如何让初做研究者做好研究的问题，贝克尔虽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其文中也有所暗指，但是我认为对于初做研究者的问题显然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与调查实践逐步得到解决，对于业外人士的问题可以借鉴科学元勘中对于这个问题的解答，后现代主义科学元勘认为存在着面向大众的科学家与不同于此的科学家，面向大众的科学家所要做的就是让科学理论与知识传递给缺乏相应专业理解的大众，因此以社会学为代表的科学若要除去自身的神秘，也需要这种面向大众的科学家来进行科普。如此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交流沟通问题就是需要研究者充分考虑所研究的实际与理论既有内容，注意不忽视不遗漏。
另一个方法论意义正在于研究问题需要选取适当的方式与技术、工具。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方式包括调查研究、实地研究、文献研究和实验研究，其中调查研究和实地研究是最贴近于社会实际的方式，最能够解决贝克尔在书最后一章提到的去神秘化问题，也符合迪尔凯姆提出的对于求证的准则，即“要解释某一较为复杂的社会事实，只有观察它在所有社会种中的全部发展过程才能做到”。．．贝克尔正是采用了调查研究的抽样调查方法和实地研究的参与观察和社区研究方法，科学研究了越轨行为，比如凭借自身舞曲音乐的背景，融入到了舞曲音乐人的圈子中，向我们描绘出了直接的舞曲音乐人的越轨表象，而且通过直接对话大麻吸食者展现大麻吸食者的越轨。这种实地求证的方式得出的经验式结论和升华出的理论无疑是可以让人信服的。当然贝克尔没能做到“在所有社会种中的全部发展过程”的要求，这提示我们研究人员在做类似的具有社会学性质的研究时要注意把握相应的准则。当然贝克尔对于道德创造者的论述由于技术原因无法实地研究得出结论，于是采用了文献研究，这对于研究的完整性来说是必要的，通过贝克尔书中的结论来看其运用后得出的结论也是可靠的。贝克尔在本书中对于越轨的研究采用了互动理论的方法，也就是说不单单从单一主体去研究越轨行为。具体来说就是不仅仅考虑哪些被认定为是越轨者的人，而且也考虑到那些创造了判断越轨所依据的规范的主体，即贝克尔在书中提到的道德创造者。这种方式无疑是对越轨行为研究的重要补充与完善，也对解释社会具有积极作用。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在研究的方法选择上要因时因地作出调整，并且要选取最适宜的方法，并且最充分最科学地利用好对应的方法。
另外，贝克尔在书中提到，同时关注于两个方面的情况可能是在技术上难以实现的，融入了一个群体后就必须与该群体取得足够的信任才能够得到用来研究的材料，而一旦再进入对立群体，无疑就失去了用来获得材料的信任基础，并且对于越轨行为的研究可能导致研究者的同情从而引发科研伦理与道德层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就需要研究者自身想办法立足于自己的对于科学与求真的价值去形成自己的规范，不要让自己成为自身研究的“局外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