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

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通用7篇）

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 篇1

为了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实现对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的全面覆盖，党中央决定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体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这样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势必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将对既有的政治体制和权力运行机制产生深刻影响[1]。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中所受影响尤为明显，对这种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有利于降低改革风险，厘清各种权力的属性与边界，促进各个机关在监察体制改革后的衔接与配合。而审计机关在试点改革中则出乎意料地没有整合到国家监察体系之中，个中原因如何，也值得从宪理上予以充分研析。

一、国家监察制度试点改革对检察机关之影响

（一）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检察权的权力属性需重新厘清

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引起了检察机关职能的改变和调整，现实中检察权配置的动态变化实质反应了一定时期对检察权的权力属性及检察机关宪法定位的认识，因而在监察体制改革中需重新厘清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及检察权的权力属性。长久以来，围绕这一命题理论界及实务界展开过广泛讨论。基于“检察一体”的权力行使方式，侦查权与公诉权行使之主动性，一种观点将检察权定性为行政权；而基于检察机关广泛参与司法活动、检察官自身的独立性与中立性，一种观点将检察权定性为司法权。上述两种观点均无法支持现实中检察机关不同性质监督手段的多元性，亦无法从理论层面解释检察权自身属性的多重特征。理论界通过规范分析的方法，以《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为依据，将检察权区别于行政权与司法权、单独定性为法律监督权的观点，后来逐渐成为主流。这一观点从检察院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出发，强调检察机关公诉、侦查、侦查监督、审判及执行监督所有职能都应该统一到法律监督权的属性中来。以检察院法律监督权主体唯一性、手段专门性、对象特定性的特征，区分其与人大监督、党内监督、社会监督等其他监督权，并将其他监督方式定义为“监督法律的行为”而非法律监督权的行使。这一观点间接适应了检察权多重性质的特征，也符合《宪法》、《检察院组织法》的文本意涵，然而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设立及其职权的逐步明晰，这一观点同样需要被再次反思。依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将整合至监察委员会，意味着原先具有法律监督权属性的一部分监督职务犯罪的职能将移转至国家监察委员会。这种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移转，与上述理论中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主体唯一性、手段专门性特征不符，随着检察机关原先具备的法律监督职能的分解，检察机关是否仍为宪法上唯一的法律监督机关同样值得反思。此外，即使说将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职能移转而保留其侦查监督职能，实现了侦查与侦查监督的分离，充分体现了检察权配置强调监督属性的趋势。那么，未来检察权配置中又应该如何处理公诉权与刑事诉讼监督权之间的张力呢？

（二）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职责的属性及与检察机关职能的衔接 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将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上述检察机关反腐部门最重要的职能无疑是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此次职能整合似乎意味着国家监察委将承担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职能，但决定所具体明示的国家监察委员会职责中只有调查而非侦查。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职责的属性值得思考，它不但宏观影响国家监察委员会在政治体制中的性质与地位，也微观影响着改革后检察机关与国家监察委会间职能的衔接。如果说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就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的侦查权，那么国家监察委员在监督执法中与检察机关工作衔接可以直接参考当前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诉侦关系，即检察机关对国家监察委的调查权启动行使立案监督，对调查权行使全过程进行侦查监督，对其移交起诉的案件是否符合起诉条件进行诉前监督。如果说国家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并非是检察机关原先职务犯罪的侦查权，那么这种调查职责的属性究竟是什么，是类似人大制度中特定问题的调查权，还是具有纪律属性的纪律检查权，抑或是一种新的监督执法权。调查职责的不同属性，将直接决定检察机关是否可以参考现有刑事诉讼规则对其进行必要的监督，也将影响诸如调查获取的相关证据是否可以直接成为诉讼证据等诸多与检察机关职能衔接的问题。

（三）人民监督员制度体系和监督职能面临调试和改革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群众有序参与司法渠道、健全和完善检察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强调加强人民监督员制度建设，明确其监督重点为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的全过程。依据司法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人民监督员选任管理办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的规定》两个文件，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人民监督员制度适用范围是检察机关办理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工作中存在的11种情形。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对检察机关反腐败特别是反贪机构和职务犯罪预防机构的职能的整合，以形成对检察权运行外部监督为初衷，且主要监督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必然需要面临调试和改革。目前来看，有三种方式可以采取且各具优劣。1.将检察机关中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并维持现有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这种方式意味着，将检察机关原先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一并划入国家监察委员会，维持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即针对办理职务犯罪，只是将人民监督员制度实践中涉及检察机关的部分全部调整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的相关部门。而其他诸如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启动、人民监督员制度的适用范围以及人民监督员评议复议制度皆可遵循既有的人民监督员制度规定，由最高国家监察委员会通过制定相关规范性文件或者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进行确定。这种方式优点在于尊重了人民监督员制度既有的实践经验，现实容易操作，避免制度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且有机会借助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契机将人民监督员制度通过立法加以确定。2.将检察机关中的人民监督员制度并入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将其监督范围扩大到国家监察委员会的所有监督行为。不同于第一种方式，这种方法在将检察机关原先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机构和人员一并划入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同时，扩大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即不仅针对国家监察委员会办理职务犯罪的行为进行监督，而且扩展到对国家监察委员会所有监督行为进行监督。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整合了反腐资源，提高了反腐效率。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监督职能如此集中的一个机构，在其职能形成和扩张过程中，自身也应当受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除了来自纪委的内部监督外，人大及社会公众的外部监督同样不可或缺。这种方式丰富了新形势下人民监督制度的内涵，有利于通过社会公众监督而对国家监察委员会形成必要的权力制；缺点在于人民监督员制度将面临职能调整和重新设计，由此也会产生较大不确定性。3.维持检察机关人民监督员制度不变，将其监督范围调整为检察机关除职务犯罪外的其他法律监督活动。这种方式意味着检察机关中原先负责人民监督员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均保持不变，而将人民监督员制度的监督范围调整为检察机关除办理职务犯罪外的其他法律监督活动。这种方式适应了国家监察委员会对检察机关反贪、反渎职能的整合，同时也尊重了目前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实践经验；缺点在于与人民监督设计初衷相违背，即针对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外部监督环节相对薄弱的环节而设立。此外，人民监督员制度在实践中的成熟度以及人民监督员自身履职能力是否能够支持其全面进入刑事诉讼活动是值得论证和思考的。

（四）检察机关职能机构及工作重心面临调整和转变 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职权逐步明晰，检察机关的职能机构及工作重心面临调整和改变。依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将整合至监察委员会。虽然上述决定只涉及职能的整合而并未具体明确如何进行机构撤并和人员转隶，但是检察机关中相关部门的职能和机构必将面临调整。由于检察机关内部各部门相互配合，除了决定明确提出的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的部门外，与上述部门在监督职务犯罪过程中业务衔接的其他部门同样面临机构调整或职能增减，包括负责查办和预防刑事执行过程中职务犯罪的刑事执行检察部门，受理和查办涉及职务犯罪各类控告、申诉和举报案件的控告申诉部门，以及为职务犯罪查办提供涉及技术性问题的证据进行审查或鉴定工作的检察技术部门。一直以来，检察机关侦办职务犯罪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重点，也是检察机关树立其法律监督权威性的抓手。随着反腐职能的移转，可预见的是检察机关工作重心也将随之改变，检察机关将更多地发挥其公诉权、审判监督权等其他法律监督职能，从而维持其自身的职能与价值[2]。

（五）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于检察机关的部分改革内容需要重新调适 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及其职权逐步明晰，司法体制改革中的关于检察机关的部分改革内容可能熔断或需重新调试。这些改革内容主要是加强和创新检察机关反腐职能建设的司改内容，因检察机关反腐职能的移转而需要重新调整。例如依据最高检发布的《关于深化检察改革的意见（2013—2017年工作规划）》，检察机关在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点任务有“健全反腐败法律监督机制，提高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法治化水平”，而这其中又涵盖了推动反腐败制度建设、加强查办职务犯罪规范化建设、加强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能力建设等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制度创新。除此之外，随着国家监察委员会的出现，原先公检法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权力运行机制被改变，如何实现上述机关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度的衔接，将是司法体制改革不可回避的新命题，因而诸如《“十三五”时期检察工作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及的“构建新型诉侦、诉审、诉辩关系”的司改内容，势必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缺位而将面临调整和改变。

二、审计职能缘何没有整合到监察体系之中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质在于实现国家监督机构与职能的整合，优化国家监督权的配置模式。至于如何优化国家监督权的配置模式，此次试点工作的方案是设立监察委员会，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并将政府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16年11月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之后，便有不少关于监察委员会职权的探讨与争论，其中争论的问题之一即为政府审计部门的审计职能是否有必要并入监察委员会。我个人以为，审计职能不宜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但需实现审计监督与监察监督的有效衔接。因为审计职权的特性与监察机关的属性决定了审计职能不宜整合至监察委员会，亦即审计职权的行使具有独立性与专业性的特征，若整合至监察机关将致使此特征遭到减损；加之监察委员会的属性定位乃是反腐败机构，而审计机关的职能却并不限于此。

（一）审计职权整合至监察机关有碍审计独立的实现 设立审计机关是现代公共财政制度的一种制度设置，现代民主国家大多设立了审计机关。现代各国审计体制虽各有不同，但均以保障审计独立为第一原则，独立性被视为审计工作最为重要的特征。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在《利马宣言：审计准则指南》当中便指出最高审计机关的独立性，认为审计机关必须独立于被审计单位之外。这是因为审计机关通常属于在经济领域中履行监督职责的机构，而监督的有效进行势必要求监督者保有相对于被监督者的独立地位。我国《宪法》亦有“审计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的规定，同时《审计法》更是从组织结构、经费来源、人员产生等三方面对审计独立作了制度设计。此外，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亦明确提出“完善审计制度，保障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当前的审计机关虽属于政府部门，但其并非单纯的行政审计，在某种意义上亦可认为是国家审计[3]。因为“与本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直接发生预算缴款、拨款关系的部门、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和决算”亦属于审计监督的范围，例如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等单位的预算执行情况、决算和其他财政财务收支，便被纳入国家审计署的审计范围。如此一来，监察机关亦应属于审计之对象。于此层面而言，若将审计机关及其职权整合至监察机关，将在相当程度上致使审计权的独立行使难以实现；且独立于监察机关之外的审计权，亦将有利于制约监督监察权力。虽然在我国台湾地区，其“监察院”名义上有审计权，然而“审计部”虽隶属于“监察院”，但“审计部”在组织结构、人员产生、权力行使等层面皆有着较强的超然与独立地位，且在台湾地区“宪法”增修时也曾考虑将“审计部”转隶至“立法院”或另外专设。当然，我国当前审计独立的实现亦不乏诸多滞碍，这无疑需要在日后予以改进。

（二）审计职权整合至监察机关有碍专业审计的达成 通常来说，国家审计是一种专职和专业监督行为，具有很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政策性，对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和实践技能要求很高，故而审计人员必须具备与从事审计工作相适应的专业知识与业务能力。例如，我国台湾地区“审计部组织法”第二条便将“富有会计、审计学识经验”，“曾任专科以上学校会计、审计课程教授十年以上”，“具有会计、审计学科之权威著作”等，规定为审计长的任职资格[4]435440。此外，在我国“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便有人主张将审计机关置于全国人大之下，但负责宪法起草的彭真则指出，全国人大“主要是搞立法，搞不了审计”。与此类似，德、日等西方国家亦将审计权交由专业人士执掌，而非有立法权的民意代表机关来掌握。于此层面而言，将审计职权交由审计机关行使，更利于其效能与作用的实现和发挥。与此同时，审计机关所审计的乃是国家财政收支和财务活动，而审计结论的真实与客观，则仰仗于审计机关对财政、财务工作的熟知。在我国的实践中，财政和财务活动大多是由行政机关所执掌，依此逻辑，由隶属于政府的审计部门来进行审计工作亦将有助于专业审计的达成。这也是国家审计署设置有教科文卫审计司、资源环境审计司、交通运输审计局、卫生药品审计局、广电通讯审计局、政法审计局等诸多内设机构和派出审计局的原因。同样地，在“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有不少人主张将审计机关置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但考虑到审计机关需要熟悉被监督单位，特别是熟悉它们的财政、财务开支和经济业务活动，这是做好审计工作的基本条件，反复考虑之后还是决定将审计机关设在政府之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若将审计职能转隶至监察机关，将在相当程度上有碍于审计职权的有效开展，进而致使审计工作面临诸多障碍和困境。

（三）审计职权的效能包括但不限于贪污腐败的治理 国家审计是依法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的行为，由于其经济监督的专业优势，使得国家审计天然具有反腐败治理功能。审计机关作为专门的经济监督机关，其通过审核检查被审计单位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和有关经济活动，可以揭露出其中存在的违法乱纪、侵占资产和损失浪费等行为。从审计机关发挥的现实作用来看，反腐倡廉也是国家审计的主要成效之一。国家审计监督作为一种制度性设计，几乎覆盖所有财政资金和政府机构，其无疑最有条件发现国家财富被直接侵吞或间接侵占，也最有可能发现和揭露大案要案线索，在国家反腐倡廉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此可见，贪污腐败的治理乃是审计职权极为重要的效能之一。这也是人们主张将审计职能并入监察机关的重要原因。然而，审计职权的效能包括但并不限于贪污腐败的治理，审计机关还承担着相当多的反腐之外的职能，例如：参与政府预算编制，进行预算编制审计；财政存量资金审计，揭示存量资金的规模、盘活存量等情况；揭示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风险隐患，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当前进行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中，改革者为监察委员会预设的性质定位为反腐败机构。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所欲整合至监察委员会的职能是“人民政府的监察厅（局）、预防腐败局及人民检察院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部门的相关职能”。这些需要整合的职能有一个共同点，即其皆为专门治理贪腐、整顿吏治而设。故而将此类职能并入监察机关这一反腐败机构自属必要与正当。而与之相对应的是，审计职能虽有贪腐治理的作用，但其亦不乏相当多的财政、金融等领域的效能。因此，若将审计职能整合至监察机关，既与监察委员会的性质定位不相符合，亦将有碍于审计机关其他效能的充分发挥。

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 篇2

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司长赵家荣介绍，制订节能监察办法，完善节能监察制度，有利于贯彻落实新修订的节约能源法，加强节能执法能力建设，完善节能管理体系，强化节能执法监督，确保实现“十一五”计划规定的节能目标。

我国上海、北京、浙江、山东、辽宁等24个省级政府(含计划单列市)相继建立了节能监察机构。这些节能监察机构为贯彻实施国家节能法律法规和完成节能减排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全国节能监察机构的执法地位、执法权限和能力有待进一步明确和加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解读 篇3

近日，北京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小组召开首次会议。至此，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的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均已公开亮相，这表明中国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正式开启。

此前，中央高层便已着手规划国家监察体制改革。2015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明确提出，“抓紧做好行政监察法修改工作，为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今年初的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会议讲话中提出，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他还明确要求，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

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部署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从体制机制、制度建设上先行先试、探索实践，为在全国推开积累经验。消息一出，引起舆论巨大关注，各大媒体均解读为中国监察体制改革正式拉开序幕的标志，意义深远、重在“治本”。

实现对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在京晋浙调研期间，王岐山强调，深化监察体制改革要坚定“四个自信”。在坚持党的领导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决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我国正处在深化改革、实践探索的变革时期，凡是有利于党的领导的就必须坚持和加强。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主张，要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王岐山指出，监察委员会实质上是反腐败机构，监察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整合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检察机关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以及预防职务犯罪等工作力量，成立监察委员会，作为监督执法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

党委要担负起主体责任，一把手负总责，纪委是专责，要把认识统一到中央的要求上来，联系本地区实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为改革全面铺开和制定国家监察法提供实践基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

王岐山强调，有理想但不能理想化，要聚焦试点方案确定的任务，把握好动态平衡，防止过犹不及。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后，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确保思想不乱、工作不断、队伍不散，推动人员融合和工作流程磨合。监察委员会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与执法、司法机关有机衔接、相互制衡。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这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重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是深入开展反腐败斗争，全面从严治党最重大的举措。这还是由治标为主转向以治本为主、由同体监督转向异体监督、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并通过改革“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的最重大利好。

现状：反腐力量过于分散

反腐败学者、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中国的反腐败机构当中，不仅有纪检监察机构，也有检察机关的反贪机构，还有政府机构中的监督机构，比如审计部门。从机构的类别上来讲，各个力量分布于行政机关、党的机关和司法机关等不同性质机构中。

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金程则谈道，事实上，反腐败力量的分散，在反腐中就需要部门间的沟通、协调、配合，就可能降低预防和打击腐败的效率。

另一个问题是，按照现行的《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而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并未被纳入监察范围，存在监督盲区，未能形成全覆盖的国家监察体系。

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主任吴建雄也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自我监督空前加强，但对国家机器和公务人员的监督还不尽如人意。

吴建雄举了一组数据：2015年，全国查办的征地拆迁、医药卫生、生态环保、扶贫救灾等民生领域腐败犯罪案件涉案达32132人，其中非党人员占45%，“暴露出非党公务员的纪律约束存在空白地带”。

马怀德指出，监察机关还面临着人财物由地方政府控制、独立性不够，监察手段有限、偏重事后监督等问题，亟须通过监察体制改革予以破解。

此前，中纪委驻国家粮食局纪检组长赵中权也曾发文提出，根据中国反腐败需要，可考虑对现有分散在纪检监察机关（预防腐败局）、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局）等的反腐败专门机構进行整合，成立相对独立的反腐专门机构。

以法律破解“同体监督”难题

《方案》明确提出设监察委员会，监察委员会由省（市）人民代表大会产生，作为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这就意味着，今后各级人大、政协、法院、检察院、国有企事业单位等无不纳入到国家监察的视野之中。法律没有特区，反腐没有例外。

对反腐败资源力量进行有效整合是此次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马怀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整合现有反腐资源力量是提升监察权威性、提高反腐效率的必然要求。

更值得大家关注的是，监察委员会涉及人大，和纪委党内监察不同，纪委带有党纪党规性，而监察委员会则带有法律性。这样就破解了“同体监督”难题，成立监察委员会无疑全面提升了反腐机构的法律地位，更大程度上解决了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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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从制定八项规定，到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从修订出台《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到审议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近四年的时间里，中国不断建章立制、立规明矩、固本培元，让反腐从治标向治本，步步走深入。期待试点省份能够以试点为契机，筑牢制度笼子，同时为其他省份做好借鉴从而实现顺利“拷贝”。

此外，试点过程中尝试的大监察体制，据信也会将法律的修改提上日程。

马怀德说，包括监察委的职能、法律定位等各方面都需要通过修法实现，涉及的法律包括行政监察法、检察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审计法等，而且修法中还会涉及到与其他法律的衔接，这些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不过，马怀德认为，试点时间不会拖得很长，一两年内应该有初步的成果呈现。然后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固化改革成果，上升为法律制度。

增强在反腐败工作中的权威性

媒体评论员马浩亮认为，王岐山调研京晋浙在释放多重信号。首先，中央从全局层面加强推进监察体制改革。十八届六中全会部署从严治党时，将“国家监察机关”单列，而后中央明确在京、晋、浙三省市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三地此前均已成立了改革领导小组，由省（市）委书记担任组长。

选择这三地进行试点，具有深刻考量。在地域上，北京是首都和全国政治中心，山西在发生塌方式腐败后正在重建政治生态，浙江则是民营经济发达活跃的地区，选择三地进行试点，具有不同的风向标意义。

而王岐山此番首次以“中央深化國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身份亮相，标志该项工作在中央层面也有了宏观掌舵机构，有助于从全局把控、协调改革的进展。

其次，明确了未来新型监察机关的名称、职能和定位。目前体制下，监察机关归属政府序列，国务院组成部门中设监察部，地方一般设监察厅、监察局。按照王岐山在调研中所指出的，新的监察机关为“监察委员会”，定位是“反腐败机构”、“监督执法机关”。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监察”，而是“国家监察”，将政府系统的行政监察，与检察院系统的查处贪污贿赂、失职渎职和预防职务犯罪等职能，有机整合。

可以预想的是，今后的国家机构体制应该是人大选举产生“一府一委两院”。监察委员会将独立于行政、司法系统之外，是平行的关系，提高了独立性。

再次，王岐山在调研中也明确了监察改革的路线图。一是需全国人大常委会就试点工作作出有关决定，二是要先完成检察机关反贪等部门的转隶。由于现行法律中并未有“国家监察”的内容，各级人大也没有选举产生监察会的职权。因此，要进行改革，需要全国人大做出有关决定方能实施，这也是依法治国的程序体现。

作为监察机关的重点环节，检察院系统的反贪部门将首选转入监察委员会。2015年底到2016年初，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反贪污贿赂总局、渎职侵权检察厅、职务犯罪预防厅等合并组建升格为新的反贪总局。地方各级检察院也有类似改革。将这部分职能划入监察委员会，明确履行“监督、调查、处置”职责，将大大增强在反腐败工作中的权威性。

编辑/陈远鹏

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 篇4

摘要：行政监察作为行政机关内部的一种自律性监督，是制约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但是从行政监察的实效来看，行政监察机关在依法对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任命的其他人员依法行政、遵纪守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的过程中，显得监察无奈、无力、无序、无能。本文在分析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在现阶段改革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建议。

关键词：行政 监察 制度 改革

依法治国的关键是确保依法行政。从1987年恢复组建监察机关到1997年《行政监察法》的出台，行政监察作为监督行政的一种专门法律制度，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毋庸置疑，由于种种原 1 因，我国现行行政监察制度仍存在着种种缺陷，行政监察职能的发挥仍步履艰难。鉴于行政监察制度的重要意义，有必要对该制度进行改革。

一．行政监察制度的重要意义

（一）行政监察在行政法制监督体系中具有优势作用

行政监察是行政法制监督的重要内容。行政法制监督关系是行政法制监督主体在对行政主体、国家公务员和其他行政执法组织、人员进行监督时发生的各种关系。[1] 行政法制监督关系是一种多重复杂的法律关系。我国行政法制监督关系的主体主要有国家立法机关、行政监察机关、国家司法机关，在特定的条件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也可以成为行政法制监督关系的主体。他们共同构成我国行政管理的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网络。其中，行政监察机关作为监督主体之一，具有其他监督主体不可比拟的优势：

第一，行政监察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动进行的，不像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那样依当事人的申请开始。第二，行政监察是与行政活动同步进行的，不仅有事后监督，还有事前和事中监督。第三，行政监察对象具有广泛性。行政监察不仅监督行政行为，更监督国家行政机关、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第四，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具有恒定性、经常性。行政监察制度有一套组织系统，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设有监察机关，可以说，在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中，行政监察机关是最重要的监督主体。第五，随着社会发展，政府职能大量增加，其活动越来越专业化。这就给外部监督机关的监督带来了一定难度，他们不仅缺乏有关内部知识，而且也对行政内部事物不甚了解。[2]监察机构在这方面则显示出其本身的优势，他们了解和熟悉行政业务方法、程序。因此，行政监察机关作为整个行政系统内部自我约束和 3 纠正机关，在行政法制监督关系中发挥着优势作用。行政监察较其他监督方式更为直接、全面、主动。

（二）行政监察制度是行政法顺利贯彻实施的重要保证

当前，国家的政治改革不断深化，新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这些代表了国家利益、全国人民利益的法律、法规，地方各级政府所属部门都应严格贯彻执行。但是，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常常从地方利益出发，对中央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阳奉阴违，甚至公然抵抗，使中央的政策、方针得不到贯彻执行，这严重损害了国家的利益。在当前改革中如何解决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尖锐冲突，保证党和国家的政策、法令切实得到贯彻执行，已成为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的首要难题。

出现这一情况的重要原因是行政监察机关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根据《行政监察法》第一条规定，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是监察工 4 作最重要的任务之一。《监察法》第十八条具体规定监察机关履行的首要职责便是“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为了保证国家法律法令真正得到贯彻执行，必须改革行政监察制度，使它在维护国家利益，中央权威中发挥关键作用。

（三）行政监察制度与公务员制度密切联系 公务员制度是我国行政法中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公务员代表国家行政机关直接实施行政行为，在国家行政管理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为了保证行政管理的效率，公务员不仅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职权，而且依法享有许多“优益权”，这就存在权力被滥用的危险性。实际上，由于对公务员监督不力，近年来，公务员腐败现象日趋严重，行政纪律对其约束力甚微，这里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行政监察制度没有发挥应有作用。根据《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公务员是监察机关最主要的监督对象，《监察法》第十八条关于监察 5 机关职责的五项规定中，有两项都是关于监督公务员违反行政纪律行为的。另一方面，《监察法》第十八条第四项规定，监察机关受理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不服主管行政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决定的申诉。但实践说明：行政监察机关的工作力度远远不到位。

二．现行行政监察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从以上分析可见，行政监察制度在我国行政法体系中处于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地位。但由于体制和立法方面的原因,我国行政监察的巨大功效尚未充分发挥出来,难以形成对行政机关有效的内部制约。目前，我国行政监察制度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双重领导体制使行政监察受制于地方政府

《行政监察法》第七条规定:“国务院监察机关主管全国的监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监察工作，对 6 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监察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监察业务上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这种双重领导体制限制了行政监察机关作用的发挥。

按照分级监察的原则,各级监察机关主要监督同级政府所属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同级政府及其部门任命的其他人员、下一级政府及其领导人员。同级政府所属部门及其国家公务员，特别是行政负责人的行政行为，常常是政府行政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这些行政行为发生偏差时，尽管监察机关可依职权予以纠正，然而现行体制决定了这种纠正必须在同级政府主持下进行，而监察机关的人事、编制、经费、物资、福利等都主要归地方管理，这就使得监察机关在行使职权时难免遇到来自政府本身的阻力。

（二）合署办公使行政监察职能弱化,党政不分

自1993年始，行政监察机关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合署办公，合署办公对节约行政资源，发挥 7 监督的整合功能，提高监督质量和效率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合署办公的负面影响也同样是显而易见的：行政监察机关的独立性受到了更大程度上的限制，监察工作实际上从属于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监察机关很可能不再是单纯的行政监察机关，而会发生变性，成为党政机关的附属品。在隶属关系上，监察部作为国务院组成机构并未直接向国务院总理负责，而是直接向中央纪委常委会负责，地方监察机关直接向同级党的纪委常委会负责。纪委成了监察机关的直接领导机关，实际上形成对行政监察的“三重领导”，重大问题由纪委常委集体讨论决定。以至于监察机关作为行政机关难以落实宪法所规定的首长负责制，职责不明，党政不分[3]；党纪政纪处分不分，甚至出现以党纪处分代替行政处分的情况，违背了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弱化了行政监察职能。

（三）监察范围广泛，行政监察决定执行刚性不足

按照《行政监察法》的规定，行政监察机关的职责涉及三个方面，即执法监察、效能监察和廉政监察。然而，在实践中，行政监察机关在履行职责却并不到位。一方面，行政监察机关的效能监察几乎没有，而执法监察多数都流于形式，并无明显的成效。从目前监察现状看，除了执行和配合中央的专项治理或特别规范的事项外，监察机关实际只履行了受理诉、举报的职责,而对执行法律、政策、政令的监督检查却很乏力。对不执行、不正确执行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决定、命令的人或事很少查处，也很少就此类问题提出监察建议，更少就此类问题做出监察决定和给予行政处分。如此宽泛的监察范围,在行政监察机构地位低下,权力偏少的情况下,自然力不从心,难有积极的作为。

《行政监察法》对没有正当理由而拒不执行行政监察决定和拒不采纳行政监察建议的单位和个人未作任何强制执行的规定。虽然《行政监察 9 法》第二十五条规定:“监察机关依法作出的监察决定，有关部门和人员应当执行监察机关依法提出的监察建议，有关部门无正当理由的，应当采纳。”这里虽用了两个“应当”,但并没有相应规定后者不采纳的法律责任。实践中，对那些拒不执行监察决定和拒不采纳监察建议的部门和人员,行政监察机关往往无可奈何。行政监察温柔有余、刚性不足。根本原因是因为“监察建议”并没有法律效力，监察机关唯一的法律义务是接受“监察建议”的单位将处理结果“告知”监察机关。

（四）监察运行缺乏透明度

目前我国各级行政监察机构的运行过程以及结果处于一种不公开或部分公开的状态,虽然推行“两公开一监督”(两公开指办事程序公开、办事结果公开),普通百姓对监察的具体运行程序及其结果知之甚少或根本不知。监察机构在其具体的运行过程中,考虑更多的是某些领导以言代法的长官意志,而不是宪法和法律规定。许多查处的 10 案件也往往以注意社会影响为由，被内部处理完毕仍不为社会所了解，其监察运行过程及结果的公开化更是无从谈起。这必然导致行政监察机构效率与权威的降低。[4] 三．现阶段改革我国行政监察制度的建议 笔者认为，为了使监察机关的职能得以充分实现，应当以改革的精神，通过国家监察立法，变柔性监督为刚性监督，相应解决行政监察体制、机制和人员素质方面的问题，才能切实改变目前行政监察工作中监督难以到位的被动局面。

(一)提高行政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建立垂直领导体制

行政监察机构必须具有独立地位才能获得高度的权威性。提高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是由监察工作的性质决定的。自秦汉到明清，我国历代监察部门地位始终居高临下，能摆脱其他高层官员的羁绊，严格履行监察职权，并实行单线垂直型 的监察体制。提高监察机关的法律地位，应 11 包括以下三方面: 1.对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进行改革 改革内容有：（1）将行政监察机关在行政系统中单独设置，使监察机关具备独立的法律地位，实行垂直领导体制。下级监察机关由上级监察机关产生，直接受命于上级监察机关，整个国家监察机关自成体系。但在监督体制上，仍实行分级监督的原则:由各级监察机关对相应的行政机关进行监察，同时上级监察机关可委托下级监察机关监督上级监察机关所管辖的监察对象，上级监察机关也可直接监察下级监察机关的监察对象。（2）监察机关的主要领导成员应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并报上一级监察机关提请该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任命。（3）与垂直领导体制相适应，为确保监察权的独立，必须保证监察机关在经费上也不受制于地方行政机关，监察机关的各项开支费用应当单列，分别由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后列入财政预算。（4）赋予行政监察和同级政府 12平等的地位。这种新体制下，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在履行监督职责时只对上级监察机关负责，而无需考虑同级政府首长的意图以及地方财政等不相关因素，对行政违法违纪行为实施有力的制约；同时，地位超然的全国统一的监察系统能够有效地打击地方保护主义，提高权威性。

2.理顺行政监察机构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关系

行政监察和党的纪律检查有相近之处，但它们之间还是有明显的界限:（1）在监督对象上，前者以行政机关及国家公务员为主；后者是党的组织和党员，党纪检查机关不能对行政机关的非党公职人员进行检查。（2）在监察依据上，前者是法律和行政纪律，后者是党章和党的纪律。（3）在性质上，前者属于国家的法律监督制度，后者是政党的内部监督制度。

因此，应该将纪检与行政监察分开，不再合署办公。这样非但不会削弱党的领导，相反还有 13 助于行政监察的真正独立，避免党政不分和以党纪处分代替国家法律制裁和政纪处分现象的发生。

(二)强化和扩大行政监察机关职权

进一步强化行政监察机关的职权，是监察制度的核心问题。与世界上一些国家和地区比较来看，我国行政监察机关所拥有的职权很有限，既没有传唤权、扣押权、独立裁决权、直接罚没权，也无权去直接变更、撤销正在实施的政府行为和公务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而只能通过建议、劝告等方式去间接实现监察功能，因此我国行政监察刚性不足。监察机关所拥有的职权与其所肩负的重要使命极不相称。扩大监察机关的权力，强化监察职能可以考虑：

第一，扩大监察机关的处分权限。赋予监察机关对违法违纪的公职人员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的行政处分权。第二，赋予监察机关一定的经济处罚权。比如对因决策失误或指 14 挥不当给国家造成严重损失的、经国家机关任命的企事业单位干部，监察机关拥有责令其赔偿一定经济损失的职权。[5]第三，增强监察工作的透明度。目前有些监察法规还是内部的，这对于开展群众举报是不利的。笔者认为，今后不仅监察法规应该公开，而且监察的措施和结果只要不是涉及国家机密的也应该公开，以便接受社会的监督。

(三)建设高素质的行政监察队伍

监察法对监察人员的产生没有做出规定，实践中的做法多是由人民政府其他职能部门的人员调任过来的。事实上，行政监察工作是一门专业性较强的科学，它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和领域，有自己的特点和规律，有自成体系的业务。

1、行政监察专职化

随着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更趋于专业化，政府也享有越来越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引起了行政行为的复杂化。如果行政监察机关不适应这种 15 变化，不具备专业行政部门的基本知识，就难以进行有效的行政监督，特别是主动的执法监察工作。因此，必须从行政监察专职化入手，以实现监察机关监察方式的转化。监察专员应当具备的起码素质应包括三个方面：（1）与行政监察工作密切相关的基础知识包括经济、贸易、财政、工商、海关、税务、银行、管理、审计、教育等方面的知识。（2）熟练掌握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以及行政机关政纪规定。（3）全面掌握行政监察的办案程序，具有扎实的实务操作能力。

2、加强监察干部培训工作

建立国家行政监察学院，或者在行政学院中设置专业，系统地轮训各级监察机关领导和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建立选拔培养和轮岗交流机制，有计划地选拔监察干部到经济管理部门、基层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政法部门轮岗锻炼，提高其适应能力，为他们从事对以上部门的监察工作奠定 16 专业基础。

(四)建立监察官身份保障制度

建立监察人员行使职权的法律保障制度，这是一切高效监督制度的基本保证。长期以来，我们对监察人员的执行义务强调得较多，而对他们的身份保障却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直到今天，对监察人员的权利和义务，仅仅在行政监察法等有关法规中作了一些远未完善的规定，至于对监察人员的身份保障方面的规定几乎空白。这种立法上的缺陷，使一些秉公办事，刚直不阿的监察人员得不到法律上的保护，造成监察人员处理到关系复杂的监察对象的案件时就心有余悸。笔者认为，对监察官法律保障的内容应包括: 第一，积极创造条件，对监察公务人员逐步由任命制向选举制过渡，并实行较稳定的任期制。第二，对监察公务人员行使职权实行免责制，即非重大过失不被免职，保障行政监察人员的言论表决自由、人事任免、人身安全、合法行为不受 17 任何机关的追究。

参考文献：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打印 篇5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在讲话中明确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我们要不断总结历史经验，深人调查研究，集中正确意见，从中央到地方，积极地有步骤地进行改革。”从此，中国开始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邓小平说过，“没有好的制度，好人也会做坏事；有了好的制度，坏人也难做坏事”，在对人性与制度关系的论述上，还没人能超出这段话的深刻与明智。民主集中制是执政党的领导制度，从理论上讲，在这个制度下，是不可能出现诸如大跃进、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等执政错误的，但不幸的是，这些在实际中却出现了，这说明了什么？至少能说明二点：

一、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与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要结合得恰到好处，这个度是不容易把握的；

二、能否把握好这个度，主要取决于最高领导个人的胸襟气度与执政能力。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必须要吸收之前经验，改正之前的缺点。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觉悟，邓小平才做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

他在讲话中深刻分析了党内存在的问题，说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原因，阐明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内容，给出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检验标准，也确定了进行体制改革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我国在当时进行的改革就是适应了国情，且对我国社会和制度的发展有积极作用。

那么，为什么当时必须进行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呢？

首先，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就其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而言，无疑比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越，但是作为这种政治制度的具体的政治结构、组织形式、运行方式即政治体制而言，由于历史原因、民族传统、经济条件、文化心理等因素，仍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必须进行改革。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的我国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干部制度存在的五大弊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我国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则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职责不清，效率低下，等等。其次，改革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政治体制要适应经济体制的变化。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在经济运行上打破条块分割，引进市场机制，完善宏观调控，实行政企分开，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政府机构的调整，这种转变和调整只能靠与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来完成。

由此可见，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也正是有了这个正确的觉悟和当时领导人提出的正确方针政策，中国社会在之后的发展也是顺风顺水。上层建筑的改革适应了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治体制也适应了经济体制的变化。

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虽然在当时我国为了新民主主义的发展进行了领导体制的改革，但是在现代社会仍旧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由于现代网络的发达，很多政治不足很快的会被民众知晓。广大民众迫切希望能有一些改变。当然，我们都知道改革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循序渐进的。现在中国正在社会矛盾最尖锐的时期，中国是否能在未来成为超级大国看的就是能否安全平稳度过这段时期。专政对于现在时期的中国未必是坏事，比如新疆、西藏分裂问题一直困恼中国，如果能统一了各地在实行有针对性的民主，可能对于所有中国人都有好处。有人认为是民主造就了发达国家，其实不是美国、英国、法国 日本等国家靠的是百年工业革命攒下的家底。即使有的国家硬件在战中毁于一旦，但百年工业革命产生的科技与文化人才与高素质人民也会在短时间内恢复昔日。台湾靠的是日本50年的经营、国民党带过去的黄金、美国的扶持。当台湾开放党禁时实行民主时台湾经济早已腾飞。韩国也是一样先有经济腾飞然后才实行民主。渐进的发展避免了突然民主带来的不适与迷茫。苏联就是一个例子，苏联的突然民主改革使一个超级大国轰然坍塌。我认为运用专政使中国平稳度过这个尖锐时期，然后在宽松平稳的社会环境下实行民主才会有利于国家。用暴力的方法换得民主会使人民伤亡、社会动荡、经济倒退，用这种方法实行民主那中国就很难有机会成为超级大国了。民众在网络上的发言自由是人民权利的体现，也是对当权者的监督。

国家监察制度的改革 篇6

【发布日期】1999-12-04 【生效日期】1999-12-04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地方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中共甘肃省纪委甘肃省监察厅

关于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中违纪行为处理暂行办法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四日）

第一条 第一条 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国发〔1998〕23号）和中共甘肃省委办公厅、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职工住房情况清查工作的通知》（省委办发〔1999〕49号）9号）精神，保证我省住房制度改革和各项政策的顺利实施，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以下简称《纪律处分条例》）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有关规定，以及国家与我省住房制度有关政策，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第二条 全省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含退离休人员），在住房制度改革中有违纪行为的，均适用本办法。

国有企业参照执行。

第三条 第三条 对违反住房制度改革的违纪行为，除按有关规定作出处罚外，需给予纪律处分的，按下列规定处理：

1．违反房改政策多占住房，按规定应该清退而拒不清退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九条的规定处理。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2．利用职务或者工作上的便利，违反规定用公款为个人购买住房或超标准装修住房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理。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3．对违反规定将公房出租或者将尚未获得合法权属证书的公房私自出租和进行房产交易的，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条的规定处理。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4．弄虚作假，隐瞒住房面积和骗取住房补贴的，根据所犯错误情节，参照《纪律处分条例》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处理。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处党籍处分。

5．在住房制度改革中，为了单位和小团体的利益，不认真执行清房的有关规定，对本单位职工的违规违纪行为不认真处理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参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处理。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巨大损失或者特别恶劣影响的，加重处分。

6．负责评估和售房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不如实评估，故意少算或多算售房面积，压价或抬价售房的，除按规定如数纠正外，对有关责任人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二条的规定处理。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7．违反规定超标准为职工用公款装修住房的，除按规定限期纠正外，对单位负责人依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

8．在清房和房改工作中，为他人出具假证明，提供虚假情况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参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六十条的规定处理。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9．违反房改政策擅自提高住房补贴标准或扩大住房补贴范围发放补贴的，对有关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参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条的规定处理。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10．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以后，未经有关管理部门批准，单位擅自建房、购买商品房，违反规定进行福利性分房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参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处理。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的，对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巨大损失或者特别恶劣影响的，加重处分。

11．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以后，住房建设管理部门，违反房改政策规定批准建房立项、拨款、发放施工证的，对有关责任人员参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处理。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其中造成经济损失的，参照《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零三条的规定处理。给国家、集体造成较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重大损失的，对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负有主要领导责任者，给予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负有重要领导责任者，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造成巨大损失的，加重处分。

第四条 第四条 在住房制度改革中，对犯有一般性错误的，要批评教育，并帮助其改正错误；对错误比较严重、本人能够主动向组织检讨并认真纠正的，可从轻或减轻处分；对坚持错误拒不纠正的，从重或加重处分。

第五条 第五条 依据本办法的规定需要给予党纪处分的，在给予党纪处分的同时，一般应当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违纪人员不是共产党员的，参照本办法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

对违纪问题进行调查处理，按照有关党员、干部管理权限和案件处理程序办理。

第六条 第六条 凡因违纪受纪律处分的，其多占、超标的住房按房改和清房的有关政策规定进行处理。

第七条 第七条 凡过去清房中因违反当时有关规定做过处罚或纪律处分的，维持原处理不变，但应按新的住房标准参加房改。

第八条 第八条 本办法由中共甘肃省纪律检查委员会、甘肃省监察厅负责解释。

第九条 第九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 篇7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发展历程

一是先秦时期，我国的监察制度尚未建立起来，监察方式并非明确可稽，研究者只能在相关史料中探幽发微，通过对行政、司法、立法以及宗教文化各方面活动的分析，归纳出3种主要监察方式：巡守、省视、述职。二是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中央与地方官僚机构的设置，推动了我国古代职官制的发展。各国统治者在原有述职职能的基础上，实行了新的监察方式，主要是“上计”制度。三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中央设御史大夫掌管监督百官，其辅佐官员中最重要的就是御史中丞，为御史大夫府的副长官。四是汉代中央监察机构，采取多元制，主要有三个系统：一为御史大夫，一为丞相司直系统，一为司隶校尉系统。汉朝在地方的主要监察制度是刺史制度。元封三年，汉武帝废除监郡御史；元封五年，分全国为十三个监察区，称十三州部，每部设刺史一人，负责一州部的监察工作。五是唐代中央监察机构包括御史台系统和谏官系统两部分，其中御史台是中央政府中主要的监察机构。对地方的监督主要实行十道制度，将全国分为十道监察区，每道设“巡察使”，两年一替换。六是宋代三院御史不仅多出外任，领任他职，而且规模也比唐代缩小。神宗时，另设“六察官”以分察六部及相应的行政机构，还有皇帝派遣的“通判”。七是元代的御史台恢复隋唐的制度，以御史大夫为御史台长官，御史中丞为副长官，御史台下设殿中司和察院。监察御史是察院的主要官员，负责纠察各级官吏。在地方，元朝政府将地方分为几个大监察区，在大监察区设行御史台。大监察区行御史台又分为二十二个小监察区，称为“道”。其监察机构为提刑按察司（肃政廉访司），分属御史台和行御史台。八是明朝十分重视监察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洪武十五年，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左右都御史等官，作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分掌十三道监察御史。把给事中设于六部之中，形成了一个直辖于天子的六科给事中组织。明朝把地方的监察方式分为三种：总督和巡抚对地方的监察；各道监察御史对所属地区的监察；各省提刑按察使司对所属地区的监察。三种监察方式互相交叉，形成新的地方监察体系。九是清朝的监察体系大致仿照明朝，以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构，但以左都御史（二人）和右副都御史主管院务。雍正七年（1729年），将六科给事中并归都察院，此后科道合一，六科给事中成为都察院内部的监察机构。督察院的另一个重要下属机构是十五道，其职责主要是监督地方官员。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演变的大致脉络。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特点及其借鉴意义

制度完善，组织严密，监察已经形成规范化、制度化 各朝各代都设有专门的机构和官员负责监察事务。各监察机构和主管官员权责明确，执法监督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官员的监管也体现出常态化与定期化相结合、部门内部监督与国家专门机构监督相结合的特点，且都制定了切实可行易操作的考核标准。

考核与监察相结合，共同监督、促进政府官员的行政绩效的提升 监察制度的实行，为在定期考核之外监督、考察官员提供了可能。将对官员的监督经常化，为防止官员腐败、惰政，提高行政效率，保持廉洁勤政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各部门互相监督，提高了监察的公正性 在保证监察部门独立行政的基础上，各朝各代还通过赋予相关部门一定权力，以及通过一些特殊规定以监督考核监察部门，为防止其出现权力膨胀、滥用职权的腐败现象发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反映了我国古代考核、监察制度的成熟。

总之，在监察行为实施的过程中所进行的一些制度建设经验以及实施经验，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对今天的防治腐败、加强关官员队伍建设也不失其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宁夏隆德县职业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