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破主题的初二作文

突破主题的初二作文（精选6篇）

突破主题的初二作文 篇1

脚像酥软的面条，经过沸水的煮泡，终于软了下来，身体似飘落的树叶，在半空中摇晃，摇晃……

从此，一提起攀攀岩，便会情不自禁地发抖。

可那一次聚会上，同学们闹腾着又要去攀岩。我满脸惊恐地摆手，撕心裂肺地大叫“不要”，但还是被同学们簇拥着挪到了攀岩场。

心也着急了，一下一下撞击得厉害。“下一个，孙思绮!”这声音，似锤子一般，重重一击!蒙了。也不知怎么穿上保险服的，像是一个任由人控制的木偶，木讷地在同学的拽、拉、推、来到攀岩墙前。“能突破吗?”我喃喃自语着。

硬起着头皮，脚不情不愿地登上去。一步、两步……每一步，像走在锋利的刀锋上，踩在燃烧的烈火上。心，如磁铁一般，被一点一点向嗓口处吸，再吸，直到安全堵住。忍不住地，歪过头，眼角向下，偷偷一瞥——立马失色!那么高!那同学是在大笑还是说话?那教练是在呐喊还是转圈?

眼前一片模糊。

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握住攀岩的石块，似鹰的利爪，关节突起，一圈圈泛白，指甲狠狠嵌进肉里，似着了火，红彤彤一片。脚趾头紧紧扣住石头，脚掌牢牢贴住石块，丝毫不敢松懈。

一个小女孩在空中晃呀晃……

脑中似被木棒给搅了一番，一片混沌，一幅场景突然蹦入脑中喉咙中宛如被什么东西紧紧塞住，锐利的尖叫怎么也发不出来，“肯定突破不了”这句话闷闷地在胸膛中来回飘荡。

爬!上去!

我被这个信念吓了一跳，不经大脑指挥，手脚这对笨拙的冤家一下变成默契的搭档。脚胡乱向上伸，一触碰至石块，手指就一点点上摸，指尖一顶石块，便紧紧包住，脚一发力，就登上来一格。眼前一片黑暗，我不敢睁眼。

原本颤抖的脚绷紧，原本软绵绵的手坚硬，下边同学的鼓励化成动力，在不知不觉中，手向上一伸，又两边划了几下，难道，难道我又掉下去了?

眼皮，在抖动中微微掀开了一条缝，是蔚蓝的天空!再一次蒙了。眼睛闭上，睁开，闭上。再一次睁开时，喜悦，带着一丝小雀跃海水般向我涌来，我沉浸在得意扬扬中，无法自拔。

突破主题的初二作文 篇2

地点:湖南大学建筑学院F3会议室

主办:《城市建筑》杂志社

协办: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湖南大学建筑学院

沙龙主持:刘宇波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委员

“2011年教育建筑可持续设计研讨会”于2011年11月18日～11月20日在中国·长沙·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召开, 会议以“教育建筑的可持续发展”为主要议题, 邀请10余位专家学者进行了主题演讲, 与会嘉宾包括众多高校学者及设计机构设计师70余人, 就“老校园的更新改造与再利用、职教院校校园的规划设计与相关指标探讨、地震灾区教育建筑的灾后重建及重建后的可持续发展、地域特色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的探索、校园图书馆建筑可持续设计”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期《城市建筑》“教育建筑”专题有幸邀请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刘宇波担任客座主编, 并借助此次“2011年教育建筑可持续设计研讨会”的东风, 于11月20日在湖南大学建筑学院F3会议室举行“教育建筑创作的瓶颈与突破”主题沙龙, 本次活动是我刊“开篇论坛”栏目转型后的第五次沙龙活动。

进入21世纪, 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我国教育建筑创作获得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佳作不断涌现, 创作的水准获得相当程度的提高。然而身处建设大潮之中的设计师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 在主观、客观等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下, 我们在教育建筑创作方面的提高速度并不是一直在加快。随着校园规划热潮的逐渐退去, 今天的校园建设速度趋缓, 这也使设计者的创作机会相对减少, 甚至创作状态出现瓶颈。故此, 此次沙龙集结在校园建筑创作方面有所研究和经验的各路专家和设计师, 交流创作中的体会, 检讨各种制约因素, 共同寻找进一步提高创作水准和突破瓶颈的可能道路。

沙龙由刘宇波教授主持, 协同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主任袁朝晖共同召集, 10位嘉宾结合各自的工作体会及实践经验, 就教育建筑创作与设计过程中的瓶颈与突破问题进行了交流。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委员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院长

“我们现在面对的情况是虽然创作任务没有近十年间那么多、那么急迫, 但我确实感觉目前教育建筑创作水平提升的速度比较平缓, 借这个问题抛砖引玉, 和各位交流在教育建筑创作过程中遇到的瓶颈和制约, 以及未来如何突破困境并提升教育建筑的创作水平。”

我个人对这个主题确实有些切身的感受, 尤其是在2000年高等教育大发展以后, 教育建筑的创作机会明显越来越多, 而且那段时间, 全国各大设计院主要的创作力量都有相当大的部分投入到这上面来。那个时候大家也切实地感觉到国内的教育建筑创作一下子就非常繁荣, 设计水平又提高了一截。模糊地说, 这个状态已经过去有十年了。现在我们面对的情况可能是创作任务没有那么多, 也不那么急迫了。但是, 可能说“瓶颈”这个词是有点过了, 但我确实感觉目前创作水平提升的速度比较平缓。同时, 我感觉校园建设也逐渐趋向学校里面比较重要的文化建筑, 像图书馆这类的设计任务相对多了一些。创作的迫切的要求、更高的要求, 在我们身上又有一点体现。另外, 咱们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在也是处于一个转型阶段, 下一步是到底怎么样更加稳步和持续发展的问题。如果像昨天吴志强老师在会议中提到的:如今50%的居民已经进到城市里来了的话, 如果说我们最初的建设目标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 很多施工都是由只经过简单培训的农民工来做的, 设计师很难有条件进行更精益求精的追求。那么在今后的发展中, 施工方面或其他方面的队伍可能会更加专业化, 一些更高要求的条件也会逐渐具备。所以我们就讨论出这么一个题目, 也算抛砖引玉, 想和各位交流在教育建筑创作过程中, 是不是也会遇到一些瓶颈和制约?从哪个方向突破才能进一步提升我们现在的教育建筑创作水平?清华设计院的刘玉龙院长可能需要提前离场, 就请刘院长您先来谈谈。

“首先, 随着建设速度的放缓, 将来的设计可能会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并且, 现在我们的关注点应该更多地转向老校园的建设;另外, 在校园建设决策程序中, 应该更重视专家决策权与公众参与的实施。”

刘玉龙:第一方面, 我们以前处于一个比较快速化的建设时期, 现在也许是中速, 但是在每一个具体项目中, 这个中速被分成了一段一段的“短跑”。以前我们接到的项目也都是“短跑”, “跑”完了这件事儿就做完了, 可能一个项目两年就建成了, 但现在可能一个项目五年也建不成, 但是每三个月就让你“冲刺”一次。这是现阶段项目的一个特点, 也许以后逐渐会好一些。

随着这种建设速度的放缓, 将来的设计可能会从比较粗放向精细化的方向发展, 现在我们这些做设计的人, 大家思考更多的是怎么把建筑做得更精致, 怎么更好地利用材料来做一些更高品质的空间, 这也反映了大家对往精细化设计方向发展的呼唤,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趋势。当然, 这个目标目前要实现还是有很大困难的, 刚才也说了, 项目看起来周期很长, 实际上都是被截成一段一段的, 每一段的设计时间都很短, 所以这种情况下去做好也是很困难的。

第二方面, 现在的关注点是由新校区向老校区转化的时候了。因为新校区都是新的, 都建得差不多了。现在应该更多地开始关注老校区发展、置换、更新的问题。有的学校老校区就卖了, 有的面临更新发展问题。我觉得这个更新的问题更大, 因为它实际上不仅涉及教育建筑, 有时候更是教育本身发展的问题。如果一个学校完全迁到新校区, 实际上就不再是原来那所学校了, 它物化的历史、文脉就被割断了。老校区也由于没有文脉延续而被“阉割”了, 比如很多学校的老校区改成成教学院什么的, 原来“核心”的地方变成成教学院、二级学院, 使此校区本身的意义存疑, 也使其教学建筑的质量、要求、使用方式产生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课题, 这个课题上的想法或突破可能对教育建筑会有一个新的、比较大的影响。

最后, 在一个既有校区里的建设, 决策程序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在建筑设计的评价与评估过程中, 学校应该更重视的是专家决策和公众参与。其一, 因为新校区对所有的使用者 (老师和学生) 来说都是新的, 可是老校区不一样, 有很多人一直生活在那里, 所以在改造或置换过程中, 公众参与很重要。我们现在所谓的“公众参与”基本上还是将设计方案在网上公示, 大家投个票而已, 这■陶郅种情况不是真正的公众参与, 真正的公众参与是一种互动性的、深入研讨性的参与。这种表面上挑花样儿式的“参与”可能就是很浮浅地走一下形式, 哪个夺眼球就挑哪个, 是解决不了实际的问题的。其二, 有的学校有建筑规划相关专业、行业的学院和教师, 校方有条件并且需要结合这些专家的意见来决策。有的学校没有这些相关专业, 有时候就比较难办, 可能就会出现换一届校领导就见缝插针地盖一点的情况, 也没有专家指导, 可能请来的设计单位也抱着“反正你让我搞这个我就搞这个”的态度, 最后导致这个校园建设得很乱。像这种情况, 学校就应该有一个类似规划委员会的机构, 可以请一些专家提供长期的规划咨询服务, 帮助学校去搞发展建设, 保证发展思路的连贯性, 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有效的办法。因为现在建筑单体的设计上, 我觉得还是相对成熟的, 所以对于老校区的建设, 最重要的就是规划。如果没有一个系统、长远、结合未来发展、有一定效率、可以执行下去的决策, 单凭校方随便拍脑袋进行建设, 也许就会不尽如人意。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副总建筑师, 教授

刘宇波:刘院长昨天会上发言的时候专门讲到这个, 就是“决策委员会”, 或者叫“总规划师制度”, 甚至叫“总建筑师制度”, 这个提法我觉得还是蛮新的, 但是具体操作起来会不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受到个人见解的局限性或其他方面因素的影响。所以请刘院长再讲一讲, 也听听各位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刘玉龙:我这个想法从两方面来。一是我们曾经去台湾考察, 了解到台湾大学、东海大学都有这样的做法和类似的机构。另一个是我们设计院的工程经验, 我们在北京某艺术高校有个项目, 他们的校区非常小, 没有什么地方盖房子, 学生也都是搞艺术的, 不太进行体育活动。他们那儿没有地, 我们一开始帮他们设计一栋楼, 后来他们有一块地还想设计一栋楼, 就找到我们的一个教授, 请她来做这个设计, 虽然没有任何头衔, 但她等于发挥了这所学校的总规划师的作用, 甚至校方开校务会, 决策校园阶段性建设的时候, 都会请她参加。因为这栋建筑功能要求也比较特殊, 比如做动漫的隔音需要以及摄影棚的隔声等很多技术非常复杂, 校园规模又很小, 需要探讨比如操场要架起来, 底下立体功能的要怎么搞等等, 如果没有人系统地帮助他们规划, 校园里就算都塞满了房子也解决不了使用问题。这种情况下, 校方请我们这边的专业人士帮他们做决策, 整个过程算下来到现在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了, 学校的建设还可以, 几栋新建筑也都不错, 大家还比较满意。我觉得算是比较成功的例子。

“主管相关建设的领导的意志, 也可能成为建筑教育创作的阻碍、瓶颈的外部制约因素的一方面。”

我前天过来长沙, 因为我们在这边有一个职业技术学院的项目, 中标了, 方案也修改完了, 市长要听汇报。这个市长并不是主管教育和城建的, 还要特别介入这个项目, 他会带入个人的喜好, 脑子里甚至有自己的一套做城市规划的导则。现在大部分城市的市长基本上就是“总建筑师”、“总规划师”, 要求还特别细。我们作为设计师, 要是碰到有一点包容性、专业水平和素质很高的领导还好, 碰到随意性很强的就很麻烦, 想法总在变, 也没什么延续性, 这种情况就特别可怕。我们现在面对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如果不按照领导的想法做, 项目根本就成不了, 这是很麻烦的。我觉得项目操作方面的问题也应该作为干部培训的一项内容, 应该加强领导在规划和建筑专业方面的培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下面的事情其实都很简单了, 也比较好操作, 包括公众参与等其他内容也会很好推进。现阶段的公众参与也存在问题, 毕竟公共的整体专业素质还不是很高, 参与的延续性也不是很强, 最后的效果也很难达到预期。

我们现在的很多工作都是表面形式, 就比如招投标, 形式上好像挺公平, 但细说起来其实问题特别多, 随意性还是很大, 也很难保证校园建设的延续性。其实对于一个学校来讲, 学校里具体主管基建的领导的意志特别重要。最近我们在做某大学新校区的项目, 现在的校长曾经是这个学校的校长, 有段时间去别的学校任校长, 在另一家设计院中标校园总体规划之后, 他又调回来做校长, 正好主管基建。因为他喜欢欧式古典的建筑风格, 结果就把方案全部推翻, 要求重新做。在校方要求修改总体规划的时候, 我们参加行政办公楼和图书馆的单体招标, 中标后的汇报当场方案就被否了, 校方提出要改成欧式的, 将原来的高层改成低层。因为总体规划都调整了, 用地位置也变了, 等于重新招标。我们做了很多建议就是无效, 校方就是要做全欧式, 还是意大利式特别古典的那种, 即使造价特别高。一方面另一家设计院在改方案, 因为他们认为改变领导的意志已然不太可能, 那我们也只有投降了, 做了一个低层的欧式的图书馆, 另一方面合同都签了, 又不让我们做了。结果后来我把这个方案用到另一所学校中了, 刚好面积、规模都一样, 也算没浪费。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

我举这例子就是说, 这也是建筑教育创作的阻碍、瓶颈的一方面。

“如果在城市里搞总规划师制度不太现实, 但在校园规划层面实施总建筑师制度还是有可能的, 这又要求了起码在一个建设周期里确保一个总建筑师不被换掉是最关键的。”

徐苏宁:刘院长说的这个问题其实挺重要, 就是总建筑师制度。实际上如果在城市里搞总规划师制度不太现实, 但在校园规划层面实施总建筑师制度还是有可能的。我自己也有这种经历, 早期做过两个校园规划都是半途夭折。一个是吉林大学校园, 我们总规中了标, 是沈国尧老师和王文友老师做评委的一次。当时做着做着, 吉大的校长换了, 新的校长对我们的思路就不喜欢, 都签了合同, 但也不告诉我们如何调整, 就直接换人做了。第二个是大连民族学院, 当时叫东北民族学院, 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我们当时也是在那儿待了一个假期, 连施工图都画完了, 也是莫名其妙地被告知不用继续做了。校园建筑其实不是复杂的事情, 可能就像陶郅老师说的那样, 领导的想法太多, 如果你不服从, 他就换人做。但如果有一个总建筑师制度来总地控制这件事, 由总建筑师说的算, 情况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怎么保证这个总建筑师不被换掉, 起码在一个建设周期里不被换掉是最关键的。

陶郅:像法国的某个区, 就有总建筑师, 有完整的工程班子, 设计会由专门的公司承担。不知道现在这个部门是否还存在, 大概十年前还有, 只要在那个区里面的建设项目, 他们可以自己来做, 也可以进行世界范围的招标, 实施、完善、控制全部由他们自己负责。像法国这种大区建筑师制度就特别好, 就一个总建筑师, 只有他能说了算, 当然这在我们国家是行不通的。其实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可行, 学界就应该有这个责任, 推动这个事。比如说规定城市规划界就应该想办法不断地宣讲, 媒体也应该配合不断地宣传这个想法, 直到有实际的、能看得见的成果出来。如果按这个方法走下去了, 确实能带来好处, 慢慢从行政上也形成一股力量, 可以来制衡市长的力量, 因为市长个人的想法、行为、决策总在变, 专业的内容就必须要介入到政治中去。我们现在的专业基本上要么在躲着政治, 要么就是附庸着政治, 两个极端。如何积极地介入到决策中, 一直做得不够, 不单是我们建筑专业, 其他专业也都是这样。如果能从制度上保证专业的介入而不是独善其身的话, 对整体设计环境的改良反而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一个改良型的社会其实有很大的稳定性, 不至于把某些事情推到一个极端的、不可收拾的地步才去收拾, 这其实对整个社会来讲成本是比较低的。所以我是比较倾向于走这种路子, 比较能行得通, 类似专家决策的制度也都属于改良的范畴。我们要思考如何在体制内完成我们要做的事。一方面大家要主动去倡导、推动, 有些领导不喜欢“舆论监督”这个词, 如果换成说我们去“积极介入”就比较容易提建议。当然, 上面能听多少是另外一回事, 但至少形式上还有改良的可能, 可能提了一、二百条能被听取一、二十条, 也还不错, 以后被听取的越来越多, 就会慢慢形成一个尊重规划的制度, 那么即使校长换了、市长换了, 也要有制度确保规划延续下去。这是第一步, 要保证规划的延续性, 当然有一个总规划师来保证规划的延续性, 会做得更好一点。

我个人还比较幸运, 碰到过几位比较有包容性的校长, 设计的实现效果比较理想。一个是南京某学院, 校园差不多有200hm2, 除了总体规划是招标以外, 单体建筑全是委托设计,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招标, 几个项目做下来我们从来没见过他们的党委书记和校长。我只见过基建处长, 汇报方案时, 他说, “只要符合建筑功能, 其他我一概不看, 设计得好不好是建筑师负责”。我们一般很难碰到这种甲方, 但作为建筑师一旦碰到这种甲方, 就一定会认认真真做, 因为做不好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推卸责任。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委员

“甲方请设计师来解决建设问题, 如果对设计师不信任, 就像病人去医院看病不相信专家的诊断一样, 而在我们“专家”眼里, 也许他的问题就是一个简单的感冒。”

洪卫:我们曾经投标广东某学院的图书馆, 中标之后的专家讨论会邀请了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专家提建议, 鲍家声老师比较积极, 一边开着会一边还帮校方勾画着草图。甲方看完草图和我说这怎么看也不是个事儿, 我给他打了个比方后, 他就不再开讨论会了。我说这就像去医院看病一样, 因为那个学院没一个搞建筑的, 所以你就像个到医院看病的患者, 不相信一个专家的诊断, 看完一个又去问另外一个, 而在专家看来你这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感冒。作为设计师, 我们会认为有些问题是不需要探讨也不需要研究的, 比如日照和空调的问题。校方关于一个空调形式问题就讨论了N次, 我告诉他们, 从经验上来讲, 中央空调一定要有, 但风扇也必须要有, 自然通风也必须要有;学校的图书馆只能采取这种方式, 必要的时候必须开空调, 不设中央空调是不行的。校方为了这个还要讨论, 研究了几个月方案都没法敲定。但是遇到这样的校方还算好的, 因为没有一个懂行的, 如果碰上懂行的反而会很麻烦, 他们会强加给我们很多个人的意见。像我们给某学校做的项目比较多, 从党委书记、校长一直到基建处处长, 甚至包括基建处下设的设计所这类的机构, 都要与我们一起讨论设计方案。我们作为生产单位, 与学校的老师还不太一样, 也许没那么执着, 好多东西不研究也就妥协了。

刘玉龙:我觉得这不只是教育建筑的问题, 而是上升到建筑创作本身的问题了。就是从全国的情况来看, 设计决策中专家的声音都越来越弱, 行政领导的声音越来越强。20世纪8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由设计专家决策;后来还推行过专家评审制度;现在则改作“专家排序”, 就是专家根本没有资格去决定谁中选, 只是排序。评审制度或过程越来越形式化, 这是整个建筑界都存在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杂志也应该有一个呼声, 至少应该让评审的决策权回归到专家手中。比如香港所有的方案竞赛都是由建筑师协会在组织, 业主来购买被评为第一名的方案, 再招标或委托工程设计。国内现在也试行叫做方案比选可以和工程招标分开的做法, 但是目前实施的效果相差很大, 方案比选不给酬劳, 专家没有决策权, 只能进行排序。实际上对整个设计行业都带来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越来越感觉到建筑师话语权的势微。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可能也是中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的特殊问题。

“除了很多外部因素的制约之外, 来自我们自身的、内部的一些制约如何去突破, 比如常规的做法、习惯的操作等, 也更值得我们思考。”

今天的沙龙可以说集中了当前国内教育建筑创作领域最有发言权的设计师和学者, 我想说的是, 发展的“瓶颈”之一肯定是外部的, 比如领导机制以及一些其他因素, 但是如果各位顺着这个方向继续讨论下去, 今天的沙龙可能就变成一个发牢骚的会了, 每次学术会议都难免出现这样的情况, 但除了牢骚, 实际上我们个人都有很多更重要的思考。

前段时间我们去美国进行建筑考察, 在耶鲁大学参观了路易·康设计的两座建筑, 一个是耶鲁大学美术馆, 一个是耶鲁的英国艺术博物馆。在先落成的美术馆里, 有一个东西对我触动很大。因为路易·康一直觉得电管、水管、空调管这些设施在建筑中“横冲直撞”, 对建筑的空间感破坏很大, 所以他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探索, 在建筑体系中创造容纳这些设施的空间。进入美术馆可以看到一个特殊的、非常复杂的楼面结构体系, 是由很多三角锥形结构体组成的密肋楼盖系统, 上铺混凝土楼板, 三角锥体向下裸露为室内天花的表面。在楼板与三角锥体间是送、排风管道、电线管等设备管线空间, 所有的管线都集中在这套体系中, 整个室内空间看起来非常干净, 将结构技术与艺术表现巧妙地结合。

这个给我的触动很大, 所以我觉得除了很多外部因素的制约之外, 接下来的讨论大家能不能交流一下来自内部的、我们自身的一些制约如何去突破, 比如常规的做法、习惯的操作等。因为相比大型公建, 教育建筑的功能要求没有那么复杂, 也形成了相对成熟的设计操作系统和技巧, 甚至不用再做太多研究就可以很顺利地完成设计, 但是我们很少有推出新的体系, 或者说真正的创新性思考还是不多。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院副总建筑师第八设计所8-A-2工作室室主任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6-A-6工作室主任兼总建筑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

“大学校园项目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偏低, 这也直接导致设计费偏低, 除了设计费低外, 周期短、子项多、设计总包素养差都是制约教育建筑成为精品的瓶颈。”

刘淼:作为大型国有设计院, 可能与高校老师或者高校设计院在创作状态上有所区别。在论坛中聆听了几位以大学设计院为背景的建筑师的发言深有感触, 从创作量和研究深度上的确值得我们学习。

我们设计团队在教育建筑设计领域中主要以大学校园项目为主导, 即将竣工的10万m2的外交学院沙河新校区和已经开工的内蒙古农业大学30万m2的新校区都是我们这几年的作品。这类项目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国家投资偏低, 这也直接导致设计费偏低, 可是创作强度却要比住宅建筑大很多。在我们这样年总产值在10亿元以上的国有大院中, 大学校园不可能作为主要的产值来源。为了对得起项目和信任我们的业主, 我们依然安排团队中优秀的建筑师, 要出精品自然就要放弃产值。

除了设计费低外, 周期短、子项多、设计总包素养差都是制约教育建筑成为精品的瓶颈。举个例子, 我们设计的某大学新校区一期的施工图就达到10座建筑, 20多万平方米, 700万元设计费, 如果按照重复量计算, 比住宅的设计费还要低。但甲方十分信任我们, 因此我们还承担着校园其他建筑业主顾问的工作, 作为整个设计团队来说是不赚钱的, 只是希望配得上这份信任, 希望能够看到最终令大家都满意的成果。可是目前开工的七个建筑项目的七家设计总包又良莠不齐, 这又会牵扯我们巨大的精力去协调甚至去扫盲, 我对于未来的发展也十分担忧。

另外一个某学院的项目更麻烦, 领导的更换自然会有想法的不同, 可是都反映在对建筑的要求上, 设计人员为此付出很多, 还不一定获得肯定。该项目的工程总包因为承受不起国家原材料的涨价也中途更换了项目队伍, 这些因素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项目最终的完成度。

我认为以上诸多困难的根源还是财政投资的不科学, 导致一系列问题的连锁出现。但即使如此, 我们还揣着理想和责任付出着与设计费不等价的心力。

刘宇波:我与华东院的院长聊天时也提到过这种情况, 他说我们真想像你们这样做一些大学校园的项目, 但是找不到人干, 太不赚钱。

刘淼:确实是这样, 肯定不赚钱, 从复杂性上来看, 教育建筑比住宅复杂, 重复量也比住宅小, 一栋楼一个模样。可是建筑师依旧为此殚精竭虑, 例如像王小工建筑师讲座中的实例, 想实现建筑师所有的想法, 结果一定是赔钱的。

“各个设计项目无外乎都涉及到这三方:使用方、管理方和设计方。这些年我在学校建筑创作当中愈发感觉到在决策、使用、设计过程当中, 这三方之间需要特别紧密的联系和沟通交流。”

我们团队这么多年学校的项目做下来, 工作室遇到的大部分项目的设计费收费问题还可以。援建的项目先不说, 就北京等大城市的项目而言, 能收到的设计费还是可以的回报付出的。刚才咱们谈到怕外行管内行, 或者怕让他们参与设计的决策。这些年来我做了各种类型基础教育的项目, 有些项目也来回折腾了比较长的时间。我是感觉一定得让他们参与, 才能够相对来讲做得圆满。但是怎样参与和如何把控值得我们用心思考。

现在接触到的各个设计项目无外乎都涉及到这三方:使用方、管理方和咱们设计方。这些年我在学校建筑创作当中愈发感觉到在决策、使用、设计过程当中, 这三方之间需要特别紧密的联系和沟通交流。为什么呢?因为咱们国家的体制特点。上世纪80年代之前的使用方也就是校方基本不管设计, 用一套标准的中小学图纸, 在工期内盖完了, 校方把学生领进去就开始上课了。以前的校长们从来不管建设, 都是教育局下属的比如基建处这种部门在负责, 整个设计过程中设计方直接面对的是基建处, 而非使用者, 那个阶段的建设目标是解决学校项目有无的问题。这些年咱们国家的教育发展得实在是太快了, 校园建设也发生了很多变化。因为没有一方能够绝对掌控所有的变化, 所以就变成了这三方现在“各司其职”或者说各自形成经验积累过程的状况。如果在设计过程当中就能够将这三方的想法统一到一块儿, 瓶颈就会少一些, 但如果这三方没统一好, 或者某一方没发挥好自己应有的作用时, 设计就会遇到麻烦, 瓶颈就会凸显。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北京师大附中的改扩建项目就是一个正面的例子, 这也是北京的一所百年老校, 是钱学森的母校, 今年刚过了110周年。它是原来民国时期教育部办的咱们国家第一个基础教育高级学校, 所以说起来这个学校历史挺长。这是我到北京院接触的第一个学校的项目, 当时的刘沪校长也刚从师范大学调任到那儿不久, 他面对这么一个虽号称“百年老校”, 但其时已是一所名气和教学质量都落魄了的名校。怎么把这个名校重新提振起来, 除了在教学管理上的措施之外他找了另一个突破口, 他认为校园环境建设和硬件设施的滞后以及没有任何百年校园历史文化积淀的痕迹是学校缺乏凝聚力的关键问题之一。当时正好我们单位一个同事的孩子在那儿读书, 校方就请我们院帮他们做设计。那时候我还没有做学校项目的实践经验, 但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最大的幸运我认为就是在设计的过程中, 刘沪校长第一次把我领到了直接与一线管理者、使用者面对面沟通设计的“正道”上。

师大附中就在北京中心老城区和平门那儿的琉璃厂边上, 所有更新改造的东西都只能在既有环境中“见缝插针”。起初刘校长第一件事情就告诉我校方想把这个学校的教学楼改改, 学校少这缺那, 跟我说了很多具体的想法, 然后又说, “你先别忙着改这些具体的事儿, 我在任不知道到什么时候, 但是我想能不能把整体的以及校园后续的规划建设程序一并考虑?”我一听这话就觉得这事儿有谱了。刘校长希望我们给他做具体建筑改扩建之前, 能对这个学校做一个整体的梳理。就这样我们从1998年一直到现在已经做了四期的改建, 还有两期仍在深化设计中。实施过程当中校园总体规划几乎没有走样, 实际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的角色就变成了刚才咱们说到的校园总建筑师。

这些年我们跟刘沪校长, 包括后来实验二小的李烈校长, 芳草地小学的苏国华校长等一些北京品牌学校的校长在项目设计工作中都有面对面沟通的机会, 往往在设计之初他们会就一些教育和管理理念跟我们进行沟通。我们倾听、吸纳之后, 提出建议并用建筑的语言把这些想法和理念体现出来, 这种对话特别宝贵和愉快。所以我说一定要让校方参与, 是因为我很感谢这些校长们。如果说我们这些年在校园建筑设计方面积累了很多经验的话, 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与他们面对面的沟通与交流。后来又有第三方—教育局方参与到我们的这些项目沟通当中来, 他们作为管理者会基于区域总体的角度为各个校园的建设提出建议。比如校舍的建设标准、学校未来平衡发展的设施配备等问题, 可能校方仅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的时候会不完善, 教育局方在学校未来的整个后期运营、资金配合及保障等方面的思路会更清晰, 在项目设计阶段就会提出建议。这样我们在设计时, 对于从什么角度切入, 有哪些经验或教训要吸取等方面的考虑会更周全、更充分。所以这些年点滴的、正面的东西汇集起来, 就形成了我们的设计经验。

总结而言, 教育建筑的设计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我们作为设计师确实会考虑很多, 但许多项目从完成度上来讲, 即使刚才说的那些项目, 实事求是地说, 也都没有实现100%的设计意图, 但是至少我们在总体规划上控制得相对理想。虽然有些想法在校园的一次性建设时来不及或短期内无法实现, 但相信可以去慢慢完成。这种完成可能依赖于我们设计方的后续工作, 也有很多时候依赖于校方在后期的整体使用。所以我想今天宇波抛出的这个针对实际问题的讨论话题是挺及时的, 但真正要找到或者说要突破每个项目的设计瓶颈的话, 我感觉决不是仅有我们设计方坐下来讨论就能够彻底解决的。《城市建筑》是作为一本业界的专业杂志谈到这么一个题目, 如果将来有机会不只让设计方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 能让其他两方—学校使用方和教育部门管理方也能看到和参与的话就更好了。

“首先, 我觉得现在的创作状态并不是瓶颈, 只是回到了一种常态, 现在恰恰是需要整理和梳理我们创作方法和理念的时候;其次,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中小学的建设上面;第三, 如何去提高设计水平, 把它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是值得思考的一点。”

今天讨论教育建筑创作的瓶颈, 其实我认为“瓶颈”的表述不是很准确。应该说前面十年的发展实际上是太快了, 然后我们把所有的设计手法一股脑地用了个遍, 碰到不同的项目就采用不同的方式, 像广州大学城里面就有各式各样的设计, 全国各地的大学城都是这样。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不是瓶颈, 只是回到了一种常态, 就是说, 现在恰恰是需要整理和梳理的时候。

因为中小学自从“素质教育”的口号提出来以后实际上一直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先放下不说。而各个大学包括职教院校的教育、培养人才的方向不同, 校园建筑和设施存在的模式各不相同, 所以虽然我们都做了很多设计并且现在也都盖好了, 但仍然亟待梳理出能够指引进一步提升设计水平的理论研究。我去深圳大学城参观清华和北大的研究生院, 看到两个学校采用的教学构架甚至建筑形式都不相同。现在我们这些在设计院的建筑师, 特别想看到一本书能够把这些设计手法的内容进行梳理, 一是对设计进行自我检验, 二是可以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设计任务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做的教育建筑项目还是很多, 我觉得从数量的角度来说我们还没遭遇到瓶颈, 但是从设计手法上来说, 我们需要在现有基础上总结和提高, 这是我的第一点看法。

中国建筑西北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院专业总建筑师, 教育建设设计研究中心主任

第二点, 我觉得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在中小学的建设上面。大学校园经过这十年的发展, 该迁的都迁了, 剩下的都在老校区发展, 想迁也没地方了, 因为国家已经不再划拨这类土地了。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展, 需要规划建设很多中小学校, 可是现有的中小学校基本上都是“麻雀学校”, 尤其是在像广州这样的城市里, 有运动场的学校不多, 从google earth上看到有几块红颜色的肯定就是中学了, 只有一条红颜色的肯定是小学。所以在城市更新和扩张的过程中, 中小学的发展建设其实是个非常大的课题。怎样能让中小学布置在合理的服务半径范围内?怎样能促进各级规划真正满足中小学教育用地的使用需求?目前相关标准极不统一, 教育部门、规划及建筑规范都有相应要求, 恰恰建筑规范提出的是最低标准, 规划部门就根据建筑规范提出的指标给学校划拨用地, 而教育部门又有不同的标准, 国家和地方的标准不同, 市级重点学校、省级重点学校、国家级重点学校的设施标准和用地指标也全然不同。但我们在这方面却没有投入更多关注, 好像历次会议也没有太多涉及, 所以我想可能咱们委员会这里要关注一下, 因为这确实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我们在设计过程中往往也很尴尬, 如果我们和教育部门或者学校的校长们说规范就是这样要求的话, 他们就不让我们设计了, 因为建设无法达到评级的标准, 只能作为一个分部。现在有很多中小学不断地并购其他学校, 有些被并购的学校只是作为一个分部。我觉得是应该对这些问题去做一些梳理的时候了, 这是我的第二点看法。

第三点, 我跟刘淼的想法不太一样, 这可能与接触到的项目相关, 我总觉得我们在教育建筑的设计过程中还是很开心的, 无论遇到什么类型的业主, 教育建筑是我们设计院最喜欢的设计类型, 一方面因为设计费相对稳定。另一方面, 就算校长、基建处的领导再糟糕, 他也是个文化人, 有很多事情还是好商量的, 所以说我们都会把学校称作“优质甲方”。至于刚才说到我们在设计创作上的瓶颈主要还在于我们自己, 因为设计单位一般都忙于生产, 很少花时间去作深入的研究或总结。我看到一些项目还是蛮有感触的, 还是有很多设计师的创作手法和理念是很新的, 但是我们没有把它提高或总结。全国建设了这么多大学, 如何去提高设计水平, 把它上升到方法论的层面是值得思考的一点。

“首先, 要认识清楚, 咱们这拨建筑师就处在一个特定的、包容和学习的历史阶段;其次, 教学模式的改变一定需要相应的设计来适应, 不同项目的不同做法, 也是所谓的创新点;第三, 建筑专业的基础知识的普及应该作为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的一部分, 让更多人理解我们的专业;第四, 规范和标准的编制工作应该严肃对待。”

李子萍:谈到创作这件事儿, 肯定要跟中国文化精神相结合, 中国建筑师渴望发出自己的声音, 但真正能做到很难, 所以发牢骚的居多, 现在建筑师们凑到一起就发牢骚, 我自己回去也常想这事儿, 我觉得也没必要发牢骚。

首先, 要认识清楚, 咱们这拨建筑师就处在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所谓的中国文化精神, 哲学界总结说, 就是“肯包容、善学习、能消化、会吸收”。我们现在没有到消化吸收的阶段, 可能整个民族都处在包容和学习的阶段。意识形态领域如果没有走出这个阶段, 我们建筑学专业想自己跨越这个阶段是没有可能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发牢骚没有用。那我们建筑师在这个阶段又能干嘛呢?“要有勇气做个普通人”, 这是清华大学前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临终遗言。但恰恰我们现在的学生、老师、建筑师都没有勇气去做一个普通人。回溯中国的传统建筑, 其实非常程式化, 从南到北, 大的格局实际上也只是四合院模式的变形而已, 没有太多的变化, 但是会让人觉得每一个地方都有不同。所有的不同都在于着力于解决与环境的关系, 解决建筑营造的技术问题。所以无论说创作瓶颈也好, 说回归常态也好, 我们建筑界还是要回归平常心, 着眼于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大量复杂的问题摆在我们眼前, 我们建筑学界, 一方面是不关心, 一方面也没时间顾得上。

前年我们参加震后重建的工程设计, 就关注到一个问题, 震后大家都喊“中小学是抗震避难场所”, 所有的媒体和政府都这样说, 喊得家喻户晓。但是我在实际的工作中却发现, 未必如此。我指的是城市中早已建成的中小学不但不能够作为周边居民的避难场所, 连自己学校师生的避难都有问题。因为城市中早已建成的中小学, 尤其是重点学校, 学生的人数特别多, 学校一般都超规模地招生, 一个班有70多个学生的这种现象很普遍。我的学生对西安的一个区做了调查, 结果和我们喊的完全不一样。假如突然发生地震, 城市中早已建成的中小学里现有的空地让自己的老师和学生去避难都不够用, 更别说要引导市民来避难了, 可能挤得一塌糊涂, 那本身就会是一场灾难。就是说我们中小学的规模远远超过18班的最佳规模, 而学校用地中活动场地却是按最低的标准去配置的。在城市已建成区中小学用地本来就少的情况下, 周围的建设项目不断挤占, 以及学校自身建筑规模的不断扩张, 导致学校空地越来越少, 甚至不少学校连早操都无法进行。因此, 早已建成的中小学根本不能作为避难场所, 所以不要再喊这个话了。我举这个例子是想说, 我们学界实际上很少去关注现实中一直存在的这些实际问题, 我们不关注也不研究, 更不想对策。我们中小学的规模无论已建的还是新建的, 都远远超过18班的最佳规模, 常常是60个班甚至更多, 还有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全集中在一起建设的, 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 设计上该如何应对?如果从大的体系创新上来说, 解决中国特有的实际问题, 就是所谓的创新点。

第二点, 就是我们设计了大量的校园建筑, 但是为什么很难有值得一讲的作品, 当然, 可能会有各方面的原因。从我们自身的角度来说, 为了创新而创新, 往往流于形式。刚才王小工先生也说到, 实际上我们很少静下心来了解教学模式有什么改变, 思考设计怎么来适应这种变化?不同的项目一定有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域、气候, 设计上也一定有些具体不同的做法, 这又是所谓的创新点。

比如我们现在做节能, 只要在北方地区, 全部是外保温这样贴下去, 很少有人去想对不对, 反正管理部门这么要求我就这么做呗。大部分的建筑师都是这种心态, 这是非常要不得的。前段时间西安交通大学有些学生跟着老师做绿色校园的项目, 他们把学校里几栋楼的节能指标实测了一下, 测完之后就来找我问当时在设计教学主楼时使用了什么保温节能的办法, 为什么它的稳定性这么好?其实我原来做主楼设计的时候, 还没实行现行的节能标准。我当时设计的是夹壁墙, 以前这种做法在北方地区的建筑中曾经大量使用, 实测下来就比做了外保温的稳定性还要好。这些年我在做学校建筑的过程中就没有做过外保温, 我觉得那个东西不靠谱, 绝对是个安全隐患, 不管建委怎么要求, 我就是不做, 至少在学校建筑里我是没有做过。以前没有节能要求的时候, 我设计的是夹壁墙;有了节能要求后, 我设计的是复合节能构造, 就是夹壁墙里边填保温材料, “夹心的”, 内墙面再做保温砂浆, 实际效果完全可以达到节能的要求, 还避免了外墙面层开裂漏水脱落的潜在风险。施工图审查的人不同意, 每次审查都挡住, 每次我都去说服, 把计算结果给他们看, 找有说服力的人去做工作, 也都能通过。所以我们不能总抱怨别人不理解我们, 应该多检讨一下自己做了哪些工作。

第三点, 宣传教育这件事儿从来都应该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我们的专业指导委员会最好给教育部提议, 在大学的基础课里加一门《建筑概论》的课程, 把它作为一门通识课程来讲, 因为我们的美学教育实在是太欠缺了!我们至少应该不断地影响大众, 不断地引导, 尽量让他们能够从专业角度来理解我们的设计。虽然做起来很辛苦, 但我们不做这个普及教育工作的话, 建筑师活该不被理解, 谁让你自己把这个领域放弃掉的?

我们院的张锦秋院士在陕西以及西北地区的影响力深入人心, 在西安就算问一个出租车司机他都知道张锦秋。这跟张总本身的努力分不开, 她不放弃任何进行专业宣传和科普工作的机会, 比如有很多单位和学校请她去讲课, 让给中层以上的领导讲建筑学, 讲建设的事儿, 她就不厌其烦地去讲, 宣传和教育工作从不放弃。总说大家不理解我们, 但是我们又做了哪些沟通、哪些教育工作来让别人理解呢?包括媒体的宣传也是一样。我看建筑师光忙活自己那点事儿了, 实际上都是我们自动“投降”的。

第四点, 规范和标准的编制工作应该严肃对待。参与编制规范的人特别辛苦, 因为不知道规范的问题在哪儿, 或者说就算知道有问题也不知道怎么改。比如疏散宽度的问题, 都是“拍脑袋”在定, 或者吃不准的时候就打打折。比如消防规范, 打个50%～70%的折扣。居然有50%这么大幅度的折扣存在于很重要的国家规范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 跟我们整个专业的研究体系有非常大的关系, 包括研究生教育这一块。我早些年就问过一些大学里的老师为什么不去研究规范里存在的问题, 有些老师还比较愿意说实话, “我们不知道规范里有什么问题”。有些老师则不屑一顾, 认为这些内容还提升不到学术的层面。但我们认真地想一想, 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学术问题。我们国家古代的制度和工法制定得非常细致, 建筑是哪个等级的、该用多少料一估就估出来了, 想捣一点鬼就会被砍头。当时的管理能够深入到细节里边去, 因为所有的工法都能够跟相应的制度配套起来。我们现在是不是能够做到这一步?

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就比较好, 我们很多学生跑到日本去读研究生, 就是做一个小问题的调研, 把这个问题调研透了就完成了一篇硕士论文。如果把许多这种研究小问题的硕士论文放入整个研究体系层面上去, 意义非常重大。我们编制规范的时候如果能把相关的研究成果和信息统一起来, 标准的制定就有依据可循了。另外, 我们委员会在制定实际标准的时候, 也应该更加严肃地对待。比如一项标准要修订, 是应该有一家单位来主持, 但是其他人也该给予一定支持, 至少应该提供所在地区实际情况调查研究的量化结果。这样新编制出的指标才不会有太多的问题。甚至可以分地域编制指标。现在是一个指标指挥大江南北, 到底合适不合适很少有学者去关注。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没有学术含量, 但是如果基于全国的建设总量来考虑, 这些细节问题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每年大量培养的研究生很少关心实际问题。前段时间国家的人才战略变了, 卓越工程师计划现在要在学校推行, 如果能把目光转向国家面临的这么多复杂的实际问题上来就太好了。我们对自己国家的问题到底研究透彻了没有?我觉得我们还是在形而上的领域里说得过多, 对实际的问题研究、关注得太少, 造成我们的创作大多数时候脱离了实际。我总跟老师们开玩笑, 建议学校不要去培养明星建筑师, 多培养一些人民的建筑师, 能够关注和解决最实际的问题。明星建筑师不用去培养, 自己在实践中就会脱颖而出。我觉得我们现在的建筑学教育越来越偏艺术化, 建筑学专业的学生跟美院的学生有多大区别呢?

华南理工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副总建筑师, 教授

说到创作, 我觉得还是要回归平常心, 我们老说别人怎么浮躁, 其实自己本身也挺浮躁的。总之, 我们恰恰处于包容和学习这个历史阶段, 想要挣脱这个阶段是不可能的, 也许个别人能做到, 但绝大部分人是深陷其中。既然挣脱不出来, 就好好完成我们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应该完成的事。

刘淼:我觉得现在的大学教育出现了极端, 我在北京建工学院带硕士, 在中央美院进行“一对一”的教学, 感觉到现在大学建筑教育的审美体系已经令很多学生在歧途中狂热。例如, 学生们认为只有扎哈式的设计才是最好的设计, 政府官员和某些开发商的喜好已经使扎哈风格成为媚俗的一种。

尤其现在某些策展人、媒体人, 也在推波助澜。其实是在争夺话语权, 是在实现其自身的商业利益。但是这一切让学生们不再重视地域文化、不再寻求多元的创作, 沉湎在所谓参数化的新、奇、怪中, 将手段变为了目标, 将方法论变为了世界观。

李子萍:咱们仰望前辈的时候, 老说他们有学术气节, 能坚守一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知道, 坚守是非常难的事儿, 经常守不住, 在现实面前就放弃了, 就妥协了。如果咱们整个从业队伍都放弃, 也就谈不上学术气节了, 到了后辈建筑师评论我们的时候, 又会怎么说呢?

“建筑创作始终有无穷无尽的灵感源泉, 有些会因外界条件的约束和限制而无法创新, 有些外界条件的变化则让建筑创作有了可创新的方向。所以我们批评外界意义不大, 可能我们也没有改变更多现状的能力, 但创作过程中还是有一些需要设计师主动思考的。一是要建立与甲方间的信任感, 二是要超越任务书。”

我们现在老看着原来的东西好, 几十年后也会看现在的好。当年看梁思成那一辈建筑师的作品也没觉得有多好, 因为差别不大。台湾大学的那些房子是从大陆过去的那一辈建筑师设计的, 跟大陆这边风格完全一样的, 因为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所以若干年后看现在设计得好的房子还是好的, 每个时代都一定是批判当下的。中国建筑师的整体状态就是缺乏语言, 还不是浮不浮躁的问题。我们必须承认, 扎哈的设计就是原创。但是在日本似乎没有人去学扎哈, 都在做自己的事, 最后出来一个妹岛, 她的作品也跟西方没什么关系, 就是独成一派。所以我认为建筑师的一个终极目标还是要形成自己的语言。要求高一点来讲, 就是真正能立于世界的建筑之林。所以中国建筑师没有世界级大师, 就是因为没有语言, 也就没有话语权。我们的建筑教育是不是就定位为培养精英部队?也不对。因为我认为精英不是培养出来的, 而基本上是自己成长起来的, 所以中国的教育不完全是为了培养精英。我对研究生的要求也是这样—不一定非要做创新的建筑, 但一定不要做错误的建筑。这是底线。职业建筑师的评价标准在于对专业基内容的把握程度。所以我培养学生和审图的基本标准相同, 如果一个建筑设计方案中还存在对错问题, 就基本属于非专业性的错误, 因为职业建筑师做出来的方案应该没有错误, 只有层次高低的分别。比如比例很不对头、窗户开得乱七八糟、细部做得一塌糊涂等这些基本错误在建筑学教学中就必须抹掉。

所以如果全国建筑师都把基本的、符合一个合格建筑师的底线要求达到, 就不会有现在这么多问题了。做传统建筑的工匠职业门槛很高, 加之严格的师承制度, 统一的社会共识, 确保了不会建出太差的房子。所以重要的还是要培养个人在创作上的素养, 或者是团队的创作意识。

我们做了十几年校园规划、教育建筑, 外界评价有所谓的华工风格, 我觉得有好的一方面, 当然也反映了一种创作上的瓶颈。我们也的确想突破过往的思维定式再往前走一步, 形成一套很成熟的做法, 否则就会变成一种重复劳动。建筑创作始终有无穷无尽的灵感源泉, 在于设计师设定外界条件的变化。有些创作会因约束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创新的, 有些则是设计师主动追求或设定一种条件而让建筑创作有了可创新的方向的。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深圳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总建筑师

我们批评外界的意义不大, 可能我们也没有改变更多现状的能力, 但创作过程中还是有一些需要设计师主动思考的。一是要建立与甲方间的信任感, 这是最重要的。建筑创作的自由就建立在信任感之上, 设计师必须要有责任感。其实再麻烦的甲方, 一旦认为设计师很负责任地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的干预也会少很多。二是要超越任务书。一个优秀的建筑师之所以能够超越任务书, 就是因为对这个行当太了解得很透彻, 而不会简单受制于所谓的“指标”, 也不会盲从所谓流行的一些做法, 能够完全掌握灵活变通。我们这些在高校中的设计单位对学生的日常生活以及教育教学模式等方面的需求相对了解, 比较容易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所以我们与校方沟通的时候就比较有优势。比如完全按照校方提的任务书要求设计的话, 图书馆就没有发展了。对图书馆管理员来说, 最直接的要求就是管理方便, 设计为开放的他们认为不好管理。但是对我们建筑师而言, 设计的目标就是要实现更高的图书周转率和图书馆的入座率, 这是成功的标志, 也是设计的基本要求。更高的要求是, 设计出来的图书馆能够为课题服务。比如我接手校园规划设计任务时需要参考一些资料, 图书馆应给能为我提供书单, 而不是要我自己去找书, 然后图书馆会安排有相应的讨论室, 书就放在里面, 我能方便阅读、研究;下次我做博物馆设计, 图书馆又有新的书单提供, 依此类推。这才是图书馆真正应该做的事, 但是现在没有一个大学图书馆能做到, 连书目都很老旧, 没人去看。

了解了这些之后再去做相关的工作, 成功率就会比较高, 因为你跟业主讨论建筑学的问题是谈不通的, 也没法说服他, 所以一定要想办法扭转他的观念, 主动引导他去讨论这些实际问题, 让他把他该干的事儿干好, 专业的事情由我们来做就行了, 重要的是要分清楚责任。

“首先, 不只是教育建筑创作存在瓶颈, 现在整个建筑界都面临着这个问题, 我们国家的建设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的这种‘快餐式’发展导致很多设计不够纯粹;其次, 对我们国家建筑教育要呼吁做些改革, 建筑教育中确实应该加强‘计划学’这方面的内容;第三, 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可以与高校资源结合, 共同推进教育建筑建设的相关规范、指标的编制工作。”

覃力:关于瓶颈, 我觉得不只是教育建筑这方面, 其实现在整个建筑界都面临着这个问题。因为都经历了一种快餐式的发展模式, 导致很多设计不够深入, 做出来的东西拼凑感特别强。好多建筑看起来都“不地道”, 掺杂着很多不够纯粹的东西。我觉得也许今后建设速度或建设规模都能够降下来的话, 建筑师也应该想办法把更多的时间用在设计上, 思考如何认认真真地把一个建筑做好。未必一定要做出很特殊的设计, 建筑能做到耐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碰到一个建筑刚建好的时候, 还让人感觉挺新鲜的没见过, 但是过两年大家就不愿意看了, 从那儿路过的时候都会指着说三道四, 要是大量的建筑都做成那样就太失败了。一座建筑如果能够几年甚至十几年过后仍然让人感觉不错那就已经很好了。我觉得, 这也许正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 应该把精力和时间更多地投入在自身的修养的提升和踏实的工作上。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改革开放敞开国门以后, 我们看到很多发达国家的高水平建筑设计作品, 就每样都想学, 又哪样都学不好, 学习的关注点更多的是形式, 每样都只学到一些表面的、皮毛的东西, 只顾建筑外观而忽视建筑内部功能布置是否合理, 使用上是否方便。从外观入手来思考问题, 当然不能说不对, 因为建筑创作方法也并没有一定之规, 只是我觉得很长时间以来, 这种过分强调外观的倾向不太好。现在的趋势是赶时髦, 流行什么大家就追什么。今年是库哈斯, 明年是扎哈, 后年又是妹岛和伊东丰雄了。虽然也在不断变化, 但是却没有深入细致地研究建筑到底应该怎么做。不管教育界还是理论界, 都有形式致上这个问题, 都在讲形式、讲美学, 把建筑搞得过于玄。其实, 建筑的本质说白了很简单, 是要满足使用要求, 建造建筑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使用, 而建筑师不过是为使用者提供服务而已。就像我的导师当年跟我们说的那样:“建筑有什么呀, 不就是个服务行业吗?”现在仔细想想, 其实就是这个理儿。建筑没那么玄, 能把该解决的问题解决好就已经不容易了, 特别是使用方面的问题。如果只考虑形式, 而不管使用功能和空间流线的组织, 那就是本末到置。

湖南大学建筑学院建筑系主任, 副教授

日本在这方面就做得蛮好, 他们的建筑教育分为两大部分, 一部分是与外观、造型相关的没学, 所谓“意匠”的部分, 另外一大块内容是所谓“计划学”的内容。“计划学”教给学生很多建筑功能、空间的组织等一类东西, 有些还涉及到规范的制定与研究。日本人对这一类问题研究得很细, 好多工作都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计划学在日本的建筑教育中占了比较重要的地位。根据个人的喜好, 可能不同人对于美学方面的内容有不同认识, 但是“计划学”研究的内容带有普遍性, 特别有用, 都是与做设计直接相关的关键内容。我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的教育就比较欠缺, 理论研究也不予以关注, 研究生的论文也让别人搞不清楚它对真正的创作实践有什么指导性作用。所以我赞同刚才李总讲的, 对我们国家的建筑教育要呼吁做些改革, 建筑教育中确实应该加强“计划学”这方面的内容。

另外还有一方面, 我的感触也挺大。就是很多规范、指标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实践检验, 大家已经发现很多问题了, 而且有些指标、数据毫无道理, 也一直没有作出调整。虽然设计师总是发牢骚, 但做设计的时候又被它限制住了。如何真正地做出改变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我觉得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今后应该参与到中小学或者大学的建设规范、指标的编制中去。

王小工:我感觉有的规范整个编制中的系统性和控制性比较差, 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比如将最初的编制规范的时间周期计划制定得太仓促, 但可能实际编制过程需要用更长的时间完成。如果最初就把这个完成周期定得更为合理周密, 同时又能把规范的改进方向做得更系统, 每块的工作很扎实地往前推进, 这样制定出来的规范的品质也会上一个档次。

覃力:我觉得如果有可能, 专业委员会应该去争取参与规范的编制工作。现在的规范大部分是由设计院来编制, 虽然他们有实践经验, 参与编制工作或许并没有问题, 但如果由设计院牵头, 让高校科研力量也参与进来, 就可以对规范做些研究。比如刚才李总说疏散宽度问题, 学校就可以组织研究生去做调研嘛, 到底什么样的情况该多宽, 有调查数据做支撑才经得起考验。包括层数的限定, 以前校园建筑密度没这么大, 建筑层数可以做得很低, 但是现在城市里的人口密度、建筑密度都很高, 要是再拿几十年前的标准进行设计, 就太不合适了。包括很多关于日照的规范和标准都没道理, 还存在地方标准与国家的标准相矛盾的情况, 亟待修正和进一步研究。在这一方面, 高校的科研资源尚未被充分利用, 如果能够与设计院的实践资源结合, 由专业委员会出面把这类工作承担下来, 统筹协调, 可能会对规范编制工作有更大的推进作用。

“我们建筑师需要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去思考一些教育方式方法问题, 做一些建筑学与教育学关联的探索性研究, 也应该有义务从每年大量的设计中挑选一些做实验性的探索, 也许也可以成为其他设计的参考和借鉴或设计思想的触动, 对于推动整个教育建筑设计进步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关于这一点我也深有感触, 现在中小学建设都是由各级教育局主管, 给定的设计指标限定得非常严格, 特别是生均指标制约了设计的创作, 在设计当中我们会想很多办法, 如何将建筑的空间和校园环境的建设与当前的教育培养体系结合, 符合素质教育的培养要求。我在国外的一年多时间里也走访过一些当地的学校, 深深体会到教育建筑跟空间形式存在很大的关联性的, 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就等于提供了一个对等的教育环境、教育场所, 这样直接影响到对学生兴趣爱好的培养或者是学习氛围的营造。但是国内现在做的设计, 包括我参与过的几个投标都是遭遇了刘院长讲的那种情况, 专家排序都是第一名, 但就是没有中标, 就是因为教育空间单元形式的非常态化设计超出了生均指标的规定。有一次一位教育局局长就对我说, “你们做的这些都很难贯彻和操作”, 虽说学校实施素质教育, 但学校的教育体系实际上还是固有的那一套老方法, 即便我们的建筑设计理念符合素质教育要求, 比如说合班或是以班群的形式进行教学单元空间的设置, 还是很难被教育主管部门采纳。所以我也深感指标和容量这方面确实是设计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也觉得我们这个教育建筑学术委员会, 如覃院长讲的那样, 很有必要促成高校参与到规划量化指标的控制当中来。因为刚才李总也讲了, 新的中小学校规范标准出来了, 但是里面很多指标还是延续了原有的, 甚至有的在吃不准的情况下定出来的东西, 比如疏散问题。

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师分会教育建筑专业委员会委员

有一次我在上高层设计课的时候我和同事聊到, 已有专门模拟人的行为方式、疏散方式的专业软件, 只需把建筑平面导入到软件里, 空间规模与容量、交通位置与疏散路径都能进行量化分析和平面优化设计。比如说一间教室, 设定30个人的规模, 下课或紧急状况同时疏散, 这个软件根据门的位置和宽度来模拟这30个人的自然行为方式, 分析出最佳疏散路径和合理疏散时间。我觉得诸如这种数字化技术在教育建筑设计中的交叉应用确实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所以今后的建筑教育也应该从这方面着手开展相关的研究。

另外, 我很同意刚才李总讲的, 虽然建筑创作面对这么多瓶颈, 但作为建筑师, 我们还是要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突破的办法。我在做了几次投标之后有一些体会, 设计院做设计大多都是实践性、工程性的, 每位设计师的工作负荷已很大, 还要确保生产均衡时, 所以可能更多地依循固有模式来做设计, 而没有精力和时间来顾及创新设计研究。所以在实验设计或实践设计两方面, 我觉得从建筑师的角度看, 还是有责任和义务从每年大量的设计中拿出几个自己感兴趣的项目, 做些实验性的探索, 也许也可以成为其他设计的参考和借鉴, 或者说是一种设计思想的触动, 对于推动整个教育建筑设计进步还是有很大的好处的。所以说, 我们建筑师需要从社会责任感的角度去思考一些教育方式方法问题, 做一些建筑学与教育学关联的探索性研究。

我在中小学校建筑设计方面做得比较多一点, 感觉这类设计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因为往往会受控于行政职能部门以及校方领导的主观意愿, 但相对于规模动辄上百万平方米, 却只有一、两年工期的大学城建设而言, 中小学设计无论从规模还是质量上都比较好控制。所以我还是像呼吁在中小学设计中多做一点一体化、精细化设计的考虑。昨天论坛上听到小工老师介绍北川中学项目设计融洽的外部条件是非常令人羡慕的, 很多好的、一体化设计的设计能够得到各方配合并且贯彻实施, 最终能够达到预期的室内环境、空间品质。教育建筑中能营造出什么样的空间氛围,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此要根据小孩的心理和行为特点, 将教育模式与建筑空间、空间环境与设施设备、室外场地与第二课堂等方面整合进行一体化的设计, 这样才能达到最终使用产品的最佳效果。这样就像小工老师一直强调的, 包括管理方、设计方、使用方三者之间的关系达到协调统一, 也是教育建筑设计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口。

在座各位大多在高校从教, 从自身职业角度来讲, 加强学生对教育建筑的认识和设计意识的培养对设计市场显得尤为关键。我有一个学生现在在陶老师那儿读硕士, 前年在我这组做毕业设计的课题就是做一个九年制素质教育的中小学校校园设计, 除了基地条件和规模, 其他所有的设计指标都由他们通过基础调研来确定, 实地调研了湖南大学附小、附中还有邻近的实验学校, 跟那些学生一起在学校里体验一天, 观察和感受每一个班级、每一个年级的小孩课间开展哪些活动, 活动中怎样相处等问题, 通过这些行为和心理调研, 以及对素质教育的特点进行综合分析, 最终拟定各自详细的任务书。这样也是希望从设计源头抓好, 培养建筑师对教育建筑设计的深层次思考, 有效疏通学校建筑设计瓶颈的阻塞。

“发展模式的变化是导致所谓创作‘瓶颈’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仅用十年的时间高速发展, 高潮过后当然是低潮;经济模式也造成了某些校园建设的不切实际;对高等教育认识的不足也造成了高校形式的单一和趋同。一个好的建筑师必须要有完备的理论知识体系, 要有与之相结合的创作实践,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突破瓶颈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徐苏宁:说到教育建筑创作的“瓶颈”, 我个人觉得还是存在的, 但有些需要打一个引号。它存在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 所谓外部是指教育需求部分, 学校、地方政府, 而内部是指我们从事教育建筑规划、设计的研究单位和设计机构。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中国的高校有了发展的外部动力, 那就是大众对于教育的需求加上高等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 开始出现老校区之外新建校区的运动, 这样一种需求行为促进了创作行为的发展。现在很多从事教育建筑创作的人可能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本人从90年代中期开始先后参与了几所院校新校区的规划设计, 也是因为这些工作才进入到咱们教育建筑委员会中来, 但非常惭愧的是我现在对于教育建筑仅限于理论的研究, 已经极少在做实际项目了。这十年来咱们国家的各类高校在扩招、合校、大学城等这些运动的刺激下, 以非常规的建设带动了教育建筑的创作, 也确实出了许多精品。但这种“运动型”的创作热潮毕竟不会长久, 所以当大规模的创作与建设活动减少甚至只是减缓的时候, 就会给人“完了”、“没戏了”的感觉, 我记得西安、杭州、广州、重庆等几次会议上每次都有许多话题需要讨论, 对比之下, 好像现在能够拿出来讨论的实例越来越少, 能够讨论的话题也越来越少。所以说, 发展模式的变化是导致所谓创作“瓶颈”的第一个原因, 我们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 干了需要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时间才能干完的事儿, 高潮过后当然是低潮, 这没什么奇怪的。

其次, 我觉得“瓶颈”出在经济模式上, 过去是国家无偿提供土地建设高校, 位置又都在市区内, 用地当然大不了, 后来不够用了, 又赶上地方政府愿意拿教育说事儿, 那么就卖给你一块地建设新校区, 拉动高校经济。一所、两所没问题, 等到很多高校都这么干, 财政上就出问题了, 原来根本就不欠债的高校都成了欠钱大户, 发展当然遇到瓶颈了。而且这种模式也造成了有些学校领导的不顾实际, 贪大求洋, 甚至有一些高校中负责基建的校长、处长为此出了经济问题。现在说一个例子可能没什么关系了, 就是河南中医学院, 2003年我和王文友先生等受邀去论证他们的校园规划方案, 是一个极其巨大的体量, 而且形体非常不完整, 从使用功能和规划结构上都存在非常大的问题, 我们当时就给否了, 当时在场的河南省教育厅的负责人也同意我们的意见, 可是后来听说校长非常恼火, 坚持要用这个方案, 那就只好如此。这是我最近去河南评审时从省教育厅听说的, 现在那座巨大的建筑成了学校的一个大包袱。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恐怕用贷款来建设新校区的学校会越来越少, 那这种高校校园规划的任务也就不会太多了, 创作必然要进入低谷。

其三, 我觉得瓶颈出在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上, 我曾经在几次教育建筑会上, 还有在一些期刊上说过这一点, 我们对于教育的大众化、多样化、第三级教育等问题的认识不正确, 只盲目提建设高水平大学、精英教育, 这就造成了高校形式的单一、趋同, 校园规划做来做去都差不多一个样, 因为高校领导们的要求都差不多嘛, 必然会如此。所有学校都升格为学院, 所有学院都升格成了大学, 听说现在高职办学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倾向是办高职是过渡, 办成本科大学才是目的。那我们对于高校差异性的研究, 对于高职学校的校园规划的研究, 岂不都是白做了?我们现在注意到差异化、注意到高职教育, 这是好事, 因此可能今后会有一个各类职业教育、社区教育、民办大学等发展的时段, 这类教育建筑会成为另一个热点, 但如果办来办去还是大学, 那不是又进入瓶颈了?

从内部来说, “瓶颈”也出在我们的创作、研究上, 我大概参加过三十四、五所大学的校园规划和单体建筑的评审, 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很多方案很有创意, 也提升了教育建筑的创作水平, 但说实话, 也真有很多方案水平一般, 有些形式主义的东西还影响到了甲方的选择标准。我以前曾经说过, 比如大体量、大轴线、大水面并不适合校园建筑, 这是从无数设计评审中看到的问题, 差不多每次评审都会看到这种追求气派、追求形象的表面化内容, 可能有学校方面的要求, 但作为设计师, 有没有认真想过, 教育建筑是育人的场所, 是有着很严格功能性的建筑, 这样做怎么可能通得过?除非评委和提这种要求或主张的人是一伙的, 否则结果必输无疑。但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明明自己做的不好, 完全不懂教育的规律, 甚至违反了校园规划的最基本的原则, 但仍要和评审方理论, 坚持认为自己的方案很好。如果设计师总觉得是别人不懂得赏识自己的方案, 不去研究各类教育建筑的特点, 只是会玩儿概念、玩儿形式的话, 一定会遭遇创作的瓶颈。如果这个问题出自设计院, 说明设计师离开学校太久了, 不太熟悉学校的事情了, 生产任务重没时间仔细研究了, 似乎还有情可原, 但如果是高校建筑院系的, 或者是高校设计院的, 我就不理解了, 天天处在学校的环境里面, 理应对这种功能、结构非常了解, 怎么还能设计得非常离谱呢?

高校校园的规划建设到今天似乎完成了它的一段历史, 那我们真的无事可做了吗?显然不是。从教育发展的规律来看, 从高等教育的分级、普及率、大众化等内容看, 教育建筑仍然任重道远, 只不过是传统形式上集中的大学校园建设可能会少下来, 但各类其他教育建筑还会发展, 要研究的东西多着呢。眼前的一个重要的课题不是已经被大家注意到了吗?就是高职院校的设计。华工设计院、江苏省教育建筑设计院, 还有北京院都已经做出了很好的成绩, 据说明年的研讨会将讨论有关高职院校教育建筑的标准等问题, 这说明我们仍然需要学习, 仍然需要研究。还有我这次发言所提到的知识创新区的问题, 对于老校园来说如何让高校校园、教育建筑成为城市知识创新、创意产业、知识产业发展的基地, 是老校园更新的一个新课题, 有很多问题可以研究。所以我认为有时候“瓶颈”是人为造成的, 是我们自己给自己套上去的, 顺应形势, 善于学习, 积极变革, 就能够突破瓶颈。

教育建筑发展到今天, 类型、形式、风格等都有人总结了很多了, 我们只需加强学习就能够了解, 所以还是要学习。我很欣赏今天到会的还有没到会的一些建筑师, 有搞建筑教育的也有专门从事设计的, 欣赏他们的是创作和研究的这种充分结合, 经常能够把他们的作品总结出个一二三, 也看得出他们在设计之初是有理论积淀和指导的, 而不是做完了现往理论上靠。亚历山大曾经说他最不赞成的就是建筑师的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一个好的建筑师必须要有完备的理论知识体系, 要有与之相结合的创作实践。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突破瓶颈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突破传统，开掘全新主题 篇3

可是，只要我们对这个“狐狸吃葡萄”的故事再作思考，就能发现一个全新的主题。

如若不信，请细品下列短文。

狐狸蹦跳再三，够不到树上的葡萄，便说了一句：“让馋嘴的麻雀去吃吧!这葡萄肯定是酸的!”说着转身而去。

不料，这事刚刚传开，便有人开始嘲笑狐狸。

有的说它缺德。

有的说它无聊。

有的说它志趣低俗。

有的说它道德败坏。

还有的索性说它就是阿Q。

可我，却偏要说它特别聪明。

不是吗?如果不是如此，如果它回去后便害了单相思，便老是想着葡萄，想象着那葡萄是多么多么甜美，多么多么鲜艳，多么多么引人入胜，多么多么美不胜收，于是越想越难过，从此可怜兮兮地得了神经衰弱，吃不好睡不着，硬是自己把自己折磨得骨瘦如柴，那才真叫傻呢！

既然如此，凭什么嘲笑小狐狸！

再说，在人的一生中，“吃不到葡萄”的不幸时刻有的是，当想吃而不得的悲哀袭来时，为什么不学学聪明的小狐狸?

因此我要说，小狐狸的所作所为不仅不错，而且恰恰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暗示。这个暗示就是：人必须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必须善于从不幸中解脱，也只有这样，才能叫做清醒明智！

(亭子：《何不学学小狐狸》)

瞧，只要换一个思路，便一举为狐狸翻了案。

自然，这就叫出新——就因为作者突破了传统，这才立即从老材料中挖出一个全新的主题。

清明节的初二主题作文 篇4

早上我听见奶奶说今天要去给曾祖父扫墓，我有点伤心，回忆起曾祖父生前时对我的好。记得每次到曾祖父家，曾祖父一有什么就，留给我吃什么沙琪玛，苹果……等等一些。想着想着我不禁泪潸潸了，起初是因为想念曾祖父，接着又联想到自己的虚度时光，不节约时间，一味的浪费时间。有的时候我会发呆，时光便从凝然的双眼中非过去；有时候，在休息时，时光便从那疲惫的身体上跨过去；有时候，玩耍时，时光便从身边淋淋沥沥的走过去；我觉得时光去的匆匆了，可现在才明白，是自己没把握好，规划好时间。

转眼间，我们便到了曾祖父的墓前，爸爸和姑姑放起了鞭炮，奶奶开始祈祷。我哭了，泪水把眼前变得模糊，我仿佛看见了萌萌细小的雨，变成了一个忧愁的眼神，在看去小花也好像摇着头哭了，就连天上的白云都形成了一个哭脸，奶奶祈祷完了，没有一个人说话，我觉得有些凄凉，就在这时，雨停了，风也停了，这肯定是曾祖父的灵魂显灵了，来看望我们了。可我却恋恋不舍，心里一直想着曾祖父生前的场面。回到家，奶奶把已经煮的清明粑给我们吃，我认为这清明粑寄托着每个人对家人的哀思吧！

初二探险主题作文 篇5

来到山脚下，抬头往上看，那高高耸立的山峰，以及上面的皑皑白雪，让我感觉异常兴奋，可再看看天空，一片铅灰色，仿佛快要下起大雪，我不禁有些担心。

我和表哥系上安全绳，一步一步爬向高处，山坡越来越陡，一不小心就会滚下山去。这时天空下起了雪，路更难走了，突然我脚下一滑，顺着冰山的坡度滑了下去，我的双腿麻木，心中充满恐慌。表哥用安全绳使劲把我往上拉，我终于安全逃脱了。经历这次生死“速降”，我对表哥说：“还是算了吧，爬山这么危险，我们回家吧!”表哥却告诉我遇到困难不能退缩，让我坚持下去。

于是我们继续往上爬，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在搭好的帐蓬里休息了一会儿，突然听到几声“砰砰”的巨响，表哥非常疑惑：平时雪山探险的时候是不会出现这种声音的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表哥走出了帐蓬，我看到他的背影有些颤抖，以为他在跟我开玩笑。可一走出帐蓬，我的下巴差点掉到地上，眼前是一只凶猛的白色雪怪，我它的两眼之间充满怒气，舌头贪婪地舔着自己的嘴角，似乎马上要把我们吞了。看到我们，它像猩猩似的拍着自己的胸脯，发出了”砰砰“的声音，整个雪山仿佛都被震动了。

我揉了揉眼睛，以为自己在做梦。这时，雪越下越大，我不知所措，心想：完了完了，这次肯定要被雪怪吃掉了。然后下意识地把手里的小刀刺了过去，可雪怪哪里怕这东西?小刀从它身体里面穿了过去，它却毫发无伤。雪怪更加生气了，转身朝我扑了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我往旁边一躲，表哥打开打火机朝雪怪扔了过去，一瞬间，雪怪融化了。

书到用时主题初二作文 篇6

看的第一本书是科普知识《人体器官》。看完此书，我知道了人可以控制身体一些部份，但有些部份又控制不了，比如胃、肠等。那些不能控制的器官，会在不经意中受伤，所以我们对它们要爱护，不能今天海吃猛喝，明天滴水不进;吃的食物不能忽冷忽热，一会儿喝热的奶茶，一会儿又吃冷饮，如果暴饮暴食，冷热刺激，很容易就把肠胃吃坏。

我忽然想到有位老爷爷，时常天蒙蒙亮便下地干活，早餐也顾不上吃，中午回家又累又饿，便就夹着冷饭、冷菜囫囵吞枣。家里的冰箱放满冷饮，老爷爷经常满头大汗地喝冷饮解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终于有一天，老爷爷的胃疼痛难忍，到医院查看，严重胃溃疡。医生嘱咐要改变生活习惯，保护好自己的肠胃，并配了一些药给他。过些时日，老爷爷感觉胃没那么难受了，便又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老爷爷六十岁那年，我看见他头发花白，眼睛凹陷，脸上布满皱纹，妈妈告诉我老爷爷得了胃癌，是绝症，没办法医了……想到那一刻，我便潸然泪下。如果我能早点看到这本书，就能给老爷爷科普一下，那该多好……

收拾完眼泪，接着看第二本书，那是法布尔的《昆虫记》译本。从书中我知道了在虫世界中，一向威猛的螳螂也有天敌，在小螳螂刚出生不久，双“刀”不够硬时，容易被大批蚂蚁咬杀，当成食物搬回洞。蚂蚁是小螳螂的天敌，对小螳螂有很大的威胁，一起出生的小螳螂大难之后，活的只剩四五只。在虫世界数一数二的螳螂，想不到竟会被小小的蚂蚁打得损失惨重，这让我懂了动物成年时再强，幼时也需要呵护。

刚翻开第三本书，一位同学拍起了我的肩膀，我转过头，那位同学说:“嗨，朋友!已经5点多了，图书馆阿姨要下班了。”我愣了一下，说了声“谢谢!”抬头看看天不知不觉已暗了。我默默地放好书本，依依不舍地走出图书馆。

伤心时看看笑话书，无聊时看看小说，失望时看看《心灵鸡汤》。一本本心爱的书，都是我的好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