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定**》赏析

苏轼《定**》赏析（精选8篇）

苏轼《定**》赏析 篇1

定**

苏轼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想象一下，在某个早晨是天高气朗的日子，几个朋友一起去郊游，待到高兴时，却下起了大雨，同行的人皆抱怨连连。怪天公不作美，这是游玩的兴致全无，可是有一人却与众不同。别人都在奔跑找避雨的地方，而他却听着雨打竹叶声，哼着小曲，慢慢的走着。同行的人一定都笑他疯癫。

然而，别人笑‘痴’，谁解其中味啊。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

上片，写遇雨后的情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雨滴打在竹叶上发出响声，你不要感到扫兴。如果你把它当着美妙的音乐来欣赏，就不妨“吟啸且徐行”了。可见“莫听”两字，到出了苏轼的心境。对客观事物，客观存在不要太在意。不妨去欣赏它。人们都说，生活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那么如何才能善于发现呢？不妨学学苏轼。我们多数人都被外界的各种不顺心的事手烦恼，整天抱怨老天不公，有用吗？没用。可能当你抱怨后，却来个“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真是让人哭笑不得。这时人们又要说。真是 天意弄人呢？是吗？我说你这么认为就应该好好像苏轼学习了。不要被客观存在所牵绕。不妨去学着欣赏，大不了就像学看一幕悲剧一样，其实悲剧的人生才有价值。

生活条件不好。“竹杖芒鞋轻胜马”又有什么好怕的呢，“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样才旷达吗。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既然朝廷不给我兼济天下的机会。“芒鞋青竹杖，自挂百钱游；可怪深山里，人人识故侯。”（《初入庐山》诗）也涂个清净逍遥，说到底。谁不想，逍遥自在的生活呢。我觉得这才是人追求的最终生活境界。

“一蓑烟雨任平生。”是我最喜欢的一句。有这样一种解释：“：“披着蓑衣在风雨里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这表示能够顶得住辛苦的生活）。”（胡云翼《宋词选》）。我到不这么觉得，我觉得是：我没有什么身外之物，下雨也只要有一蓑衣就行了，管你三七二十一。燕子很轻盈才能飞的很敏捷。风筝很轻，才能飞的很高。人只有不被声明荣誉所累才能，领悟人生真谛。

下片是写，天转晴了。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料峭的春风把酒吹醒了，有点冷，冷吗。“山头斜照却相迎”不冷了吧。这个转，转出了味道：当你被外在的困境所困绕时，如果一味的抱怨，可能到顺境时，你也不能把握了。你应该时刻记着“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天晴后，回头看看“萧瑟处”，刚才还是大雨，现在已经天晴了，大自然就是这样，月圆了就缺，缺了有圆，反复循环。雨后便是天晴，天晴后便是下雨。如此循环，难道不是“也无风雨也无晴”吗？佛说“菩提本无树，明净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当你心静如湖水，全不在意外在事物的得失时，你便可以领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快乐了。

苏轼《定**》赏析 篇2

作为教学名篇, 历来不乏大量的文本分析和教学设计案例, 但翻看所有的赏析和教例, 对于《定风波》中最为关键的一句“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理解和教学处理, 或失之皮相, 将其理解为作者坚强面对人生苦难的风雨;或语焉不详, 人云亦云, 甚至跳过不论;虽然也有一些论及, 例如较为权威的必修四《教师教学用书》中有如下阐释:“全词以‘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作结束, 这样结束, 初看似乎不太好理解, 但仔细一琢磨就会感到这样写实在是太好了。含蓄隽永, 耐人寻味, 发人深思, 对此究竟应做怎样的理解呢?有的解释是这样的, 政治场合的晴雨表是深沉不定的, 不如归去, 当一个老百姓, 不切实际的幻想着也无风雨也无晴。这样的解释也不失为一家之言, 但似乎和前面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中所表现的情绪, 以及苏轼其人一贯的气质并不太吻合。看来还不如做这样的解释为好, 回去, 对我来说既没有晴天也没有雨天。也即无所谓晴天、雨天。意思是晴天也好, 雨天也好, 对我来说都是无所谓的。这样就同前面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是前后呼应的, 通过这种写法进一步强调自己的心胸、志向以及对人生的态度, 从而作者的个性也就表现得更鲜明了。”存疑皮相, 切入到了关键, 但非常遗憾没有深入下去, 也不能令人满意。

最近翻看广东省珠海市第二中学詹小俊老师对此文的教学案例, 执教者组织学生对此句进行过讨论, 但仍给人不够深入之感, 特别是对“也无风雨也无晴”一句, 将其理解为无风无雨的心灵的净空, 未免含糊, 但给我以启发, 提供给我一种思考的角度和教学切入点。

神宗元丰二年 (1079) , 在惊恐交加中, 苏轼因“毁谤朝政”、“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贬黄州任团练副使, 由当年的少年得志, 名扬京师的奇才, 到如今的谪居落寞的戴罪犯官, 个中滋味, 也只有苏轼自己知道, 这个打击对苏轼的确巨大。在这一时期, 苏轼写下了大量的诗文来表达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 “四十七年真一梦, 天涯流落泪横斜”、“世事一场大梦, 人生几度新凉”、“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 表达了诗人对人生无常, 世态炎凉的慨叹。

黄州三年, 既“是苏轼政治生涯中的一个低谷, 却也是他精神历程中的一次升华” (康震语) 。黄州期间, 作者三游赤壁, 留下两赋一词, 充分表达了人生的乐观与旷达, 唱彻千古。元丰五年三月, 苏轼写下了更富于乐观精神与人生启示意义的《定风波》。

对苏轼因“乌台诗案”而遭受的打击, 后世学者总是抱着无比的同情, 他们的目光, 始终专注于苏轼“乌台诗案”后的生存苦难和精神创伤, 以及苏轼在面对这种苦难与创伤时的超越、超然。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 很多学者在论及《定风波》“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时, 都专注于“风雨”, 将其与苏轼贬谪黄州时期的这段生活经历相印证, 从而得出了如上结论。殊不知, 要正确、全面地理解这一句, 理解黄州时期的苏轼, 理解这一地域给予苏轼的巨大人生意义, 既要专注“风雨”, 更要充分理解“晴”所包含的现实意义, 因为它代表着苏轼在更高层面上的一种精神的升华。

政治生涯的低谷, 恰恰成就了苏轼在另一层面的伟大, 人生的低谷, 恰恰是作者彻悟、涅槃的开始。正是黄州这座荒凉、偏僻的小城, 给了作者以精神的滋养, 能够让作者沉潜内心, 真正来思考人生。从贬官黄州开始, 苏轼开始信奉释老的人生哲学, 在《黄州安国寺记》中, 苏轼说:“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 深自省察, 则物我相忘, 身心皆空。”不过, 苏轼接受佛道思想并不是要“超然玄悟”, 念佛参禅, 退隐山林, 浪迹江湖, 而是将其作为排遣胸中块垒, 消解人生苦难的方法。苏轼后期在《和子由渑池怀旧》中说:“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人生短暂, 萍踪无定, 正是因为人生太短促、太渺小。所以在苏轼看来, 对人间万事要超然旷达、随遇而安。这一份彻悟, 不仅仅是在面对人生逆境时超然达观、随缘自任、安时处穷、乐天知命, 更体现在苏轼面对人生顺境时也同样能有这样从容淡定的心境。

因为黄州三年的精神历练, 正是葆有这样一份从容淡定的心境, 我们才能够理解为什么当神宗去世, 哲宗继位, 新党倒台, 苏轼东山再起, 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内, 飞跃十二个官阶, 提升六个品级, 飞黄腾达时, 苏轼没有得意忘形, 没有飘飘然;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在司马光大肆清除新党, 人们谈新党而色变的情形下, 苏轼依然敢于诘问司马光, 反对全部废除新法, 坚持真理, 实事求是, 而不是退避三舍, 明哲保身。

理解了这些, 我们研读到《定风波》, 就可以看到, “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一句, 不仅道出了作者面对人生风雨时的一种坚强, 更难能可贵的是, 在面对人生的晴天———顺境时, 苏轼也依然能够淡定从容, 而归去, 其实是归向作者那从容淡定的内心。

苏轼《定风波》的症候解读 篇3

苏轼写于元丰五年（1082）即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的第三年春天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主要含有悖逆症候（指看似荒谬有悖于生活逻辑却符合情感真实的现象）和含混症候（指作品中模糊不清的表述，一般是作者故意为之），下面试就此作一解读。全词（含小序）如下：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通过该词上片“莫听”“何妨”“谁怕”“任平生”等字眼，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在有意识地与外界环境抗衡。从苏轼的洒脱、从容里，读者可以发现其可爱的倔强。其实，他在极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这说明作者仍然在乎外物之变，表面上好像是外物不足以萦怀，而内心里却是执着一念、难以宁静。风声雨声的强劲之势，引起了作者的强烈反应，任凭作者怎么掩饰，还是留下了抗争的痕迹。心底波澜终难平，一腔幽愤究可哀！迫于无奈的作者只能以隐者、闲人的角色来遮蔽自己的用世之志，也只能以佛老思想的清静无为来缓解自己的心理压力。这种深广、持久的人生体验，阅历尚浅者很难与之共鸣，说不定还会被作者外在的实则又违心的言辞所迷惑，最终只知道用“旷达潇洒”的词语来分析作者的心境。如此一来，所谓旷达、潇洒、从容、淡定诸类词语的色彩将显得何其苍白！若如此解读文本，则很难抵达作者的内心深处。因此，有必要分析其文本的症候，进而探寻作者最真实的创作意图。

“竹杖芒鞋轻胜马”便是典型的悖逆症候，手拄竹杖，脚著草鞋，行走在崎岖的山间小路，怎么会比骑马轻快呢？这是悖于生活常理的。但，透过此一症候，我们得知个中之“轻”，实则是作者的轻松、闲适心态的真实反映。在作者看来，乡野闲人无案牍之劳形，无名利之纷争，的确是远胜于那些策马驰骋于污浊官场的达官贵人。是所谓“无官一身轻”！此时的苏轼虽有“黄州团练副使”的头衔，但这仅仅是一冷曹闲职，并无“签书公事”的权力，戴罪之身，落了个清闲。作者不能改变困厄的现实處境，那就只好改变自己的心态，随缘自适且悠闲。作者明确表示的“轻”，在我们读者看来，还是非常沉重而可悲的，有什么比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更悲哀呢？如果是心性平庸，那也罢了，反正造化常常是为庸人设计的；然而偏又是才情卓荦、极富理想的词人遭遇了“乌台诗案”之政治风雨的摧折，其内心果能风平浪静而无丝毫反应？他果真是物我两忘，遁人了逍遥之境？恐怕未必尽然。苏轼自己曾经说过：“处患难不戚戚，只是愚人无心肝尔，与鹿豕木石何异！”（《苏轼文集》卷五七《与赵晦之》之四，第1711页）他固然生性旷达，善于自我调剂，排解苦闷；但其心灵上的雾霾是很难彻底廓清的。闲适与旷达的表象，那是留给政敌们看的；痛苦与压抑，最终只能留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因此，透过“轻胜马”的悖逆症候，我们既可以看到苏轼的兀傲、旷达，还可以看到他的压抑、苦闷。这才是真正的苏轼。他的超出常人之处是善于为自己调制精神上的止痛膏，其所用药材便是老庄思想。作者始终在以隐士的角色来抵抗外在的影响，自然界有穿林打叶的风雨之声，他便故意用隐士的吟啸之声来表明自己的心志，在潜意识里，他把自己当成了“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陶渊明。“啸”历来是隐士或有归隐情怀者的行为举止，心有怨怼，发而为啸，乃“啸”之本意，后为名士借用以发抒苏世独立、高蹈傲然之情。作者的“吟啸徐行”也正是一种傲岸不屈的姿态，在大劫大难面前，他并没有倒下，而是兀自立在自己的内心抵御着外界的风风雨雨。回归内心的力量的确是强大无比的，“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是作者长啸而出的震古烁今的宣言，有什么好怕的？我政治上的风雨经历得还少吗？这一路坎坎坷坷的，还不是走过来了？但这层意思，作者在词作中是绝不可能明确表达的，他一下笔便故意在“烟雨”（风雨）上运用了含混不清的表述，究竟是自然的风雨，还是政治的风雨？其实，在作者的意识里，早已将这两种风雨进行了巧妙的置换。这就致使“一蓑烟雨任平生”呈现出了悖逆和含混的综合症候。该词的小序中明明已说“雨具先去”，那这里的“蓑”从何而至？这便有悖于生活逻辑。分析此一悖逆症候，我们得知这是作者由自然的层面跳到了政治的层面来说事，即借题发挥说出心中无限事！作者从张志和那里借来“青箬笠、绿蓑衣”这一属于隐士的道具，表明对“风雨”的毫不畏惧。再者，这“烟雨”，从表象看，仿佛是眼前的自然界的烟雨，其实它仍是具有隐逸色彩的意象。这一含混症候已折射出作者的政治态度：贬谪生活并不可怕，看你们这帮巧以酝酿、无端生事的鼠辈小人（指搜寻作者诗句、罗织罪名的政敌），其奈我何？！我充其量做个生活在自己内心的隐士罢了！揣摩整个上片的口吻，作者也确实是旷达得豪气冲天，尤其是通过对悖逆症候和含混症候的分析，我们发现，这里已经透露了作者对政治风雨毫不在乎的在乎。简言之，上片实际上全是作者的醉中言辞，尽显其醉态、醉情和醉中之豪、醉中之真！试问，如果作者对自己的政治遭遇，真的不在乎的话，何以会寻春而醉、冒雨扶醉而归？

过片“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承上片而来，但已有明显的转折，春寒料峭，经风一吹，上片的酒意醉态皆已消散殆尽。这意味着作者的心态将有极大的改变。寒意让作者更加清醒了——先前的冒雨徐行以及“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豪言壮语多少有些作秀的成分，此即“不在乎的在乎”。现在是雨歇风起，乍觉微凉之际又“山头斜照却相迎”，些许暖意，不期然泛起。但作者并无太多的惊喜，他已从自然界的阴晴不定中参悟到这世间的祸福相因、仕途的或浮或沉，原本是如此平常。此时的作者真的是非常平静了，他的情绪已经没有了先前的亢奋激动，在清醒、冷静中，他开始反思。“回首向来萧瑟处”——这又是含混症候的表现，是回首此前冒雨徐行的经历，还是回首已经走过的人生道路？恐怕更主要的应在后者。作者不便明确地说出对仕途的认识，免得又惹出无穷事端，遭人暗算，因而采取了含混的表述策略。他的一言一行，仍在监视之中，是没有自由可言的。尤其是写诗作文须格外谨慎，由不得率性而为。作者反思的结果是“归去”二字。至此，苏轼的思想已进一步滑行至老庄。儒、佛、道三家思想在他那里始终是杂糅交融的状态，外界环境的变化将会导致其不同方向的“滑行”——这里，绝对不能说成某种思想变成了某种思想，其实，苏轼的佛老思想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已具备。那么，作者究竟要归向何处呢？结合其思想实际来看，不可能是故山之归，也不可能是田园之归，只能是心灵之归隐。作者在表述其反思结果的时候，也是非常模糊的，这仍是含混症候。该词多处出现含混症候，实际上说明作者儒家思想的根基是不可动摇的，即其用世之志只是暂时被遮蔽而已。作者表示欲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那里才有可能“也无风雨也无晴”。从客观的角度看，自然界肯定是“也有风雨也有晴”的；但是，从主观的角度看，却可以相反。因为你可以不在乎外界的变化。“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处主观与客观互相矛盾的悖逆症候，正好说明了作者想完完全全地回到忧乐两忘的真我。

定**苏轼翻译及赏析 篇4

原文：

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翻译：

不必去理会那穿林字打叶的雨声，不妨一边吟咏着长啸着，一边悠然地走。

竹杖和芒鞋轻捷的更胜过马，怕什么!一身蓑衣，足够在风雨中过上它一生。

料峭的春风将我的酒意吹醒，寒意初上。山头初晴的斜阳却殷殷相迎。

回头望一眼走过来的风雨萧瑟的地方，信步归去风雨，天晴，我无谓。

赏析1：

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方面渲染出雨骤风狂，另一方面又以“莫听”二字点明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前一句的延伸。雨中照常舒徐行步，呼应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又引出下文“谁怕”即不怕来。徐行而又吟啸，是加倍写：“何妨”二字透出一点俏皮，更增加挑战色彩。首两句是全篇枢纽，以下词情都是由此生发。

“竹杖芒鞋轻胜马”，写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一蓑烟雨任平生”，此句更进一步，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充满清旷豪放之气，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过片到“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结尾“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句中“萧瑟”二字，意谓风雨之声，与上片“穿林打叶声”相应和。“风雨”二字，一语双关，既指野外途中所遇风雨，又暗指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人生险途。

纵观全词，一种醒醉全无、无喜无悲、胜败两忘的人生哲学和处世态度呈现在读者面前。读罢全词，人生的沉浮、情感的.忧乐，我们的理念中自会有一番全新的体悟。

赏析2：

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绕过之人，他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尤为重要的地位。苏轼开了豪放词一派，使得原本只用来吟唱呢喃软语的小儿女之词陡然一变，转而为急管繁弦，崩天裂云之声。由此，宋词才能成其为真正的“宋”词，若少了豪放派的映衬，婉约词定也会减色不少。

《定**》为苏词名作，历来被人评为闲适从容。与《浪淘沙》的壮阔不同，它表现的是作者遇变不惊，笑对苍茫的风神。其实，即如“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这般豪语，仍旧以“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为了局，可见所谓的豪放不过是知自身的不可为，毋宁说，是一种无奈的旷达。

全词记述了作者一行人在沙湖道上突遭雨袭之事。上片以“莫听”二字起，有突兀之感，而“穿林打叶声”勾画出风雨的声势。急风挟雨而来，对此作者却说：何妨吟啸且徐行，“何妨”表现了词人的淡定，“竹杖芒鞋”透露出隐逸之思，“谁怕”一话反问，加上“莫听”“何妨”的映称显得气度从容，由此勾勒出一幅披蓑烟雨行吟图。试想于沙湖道上现身的词人，持竹杖，履芒鞋，于风雨中吟啸而来，表现出一种闲庭信步的潇洒，这是怎样美好的景况啊!然而，作者所要表现的仅是这种洒脱吗?且看下句：一蓑烟雨任平生。若仅是冶游俊赏，又何须如此感慨呢。遥想苏公当年，19岁中进士，正是春风得意，青云之志有待施展，却遇到一连串的挫折，竟致一生困顿。乌台诗案，党锢之祸，政治上的腥风血雨都已经受，又何惧眼前这一阵急雨呢?读到此处，眼前浮起了一幅深浅分明的景象：一个竹杖芒鞋的老人踽踽独行于风雨飘摇的人生路上，身前身后皆茫茫无所见，正所谓“来往烟波非定居，生涯蓑笠外无余”是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料峭二字点出时令，三月七日，正是乍暖还寒之时，然二月春风已可裁出翠柳条条，时至三月，早应是一派春光。而作者却似一无所见，仅以“微冷”二字寄寓所感，弥漫着一种萧索意味，这是否暗示了作者的落寞心境?急雨既过，斜阳展颜，对淋雨者来说，这应是很值得欣喜的，而作者回望了适才烟雨凄迷的经行之处，却吐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断句来。若非深察人世无常，是难以做到如此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我以为，仅以“旷达”二字标榜此词，便完全忽视了作者的精神内涵。

苏轼在另一首词中说到：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深波静索殳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词中透露了作者欲归隐山林的愿望，这也是《定**》最好的注解。此词写于宴会上，写毕苏公挂冠乘舟而去。当地县令以为苏公真要“江海寄余生”，急忙驾船追去，待到追上，发现苏公已是鼾声大作，哪里有一点要隐逸山林的样子。苏公是真正的智者，他深知这“世事”是如何无论也逃不出去的。即便做了和尚还是要穿衣吃饭，还是要为世所累，所以，他不象陶渊明那样躲起来，他以俗世为山林，故而，苏公才是真正的隐者。

苏轼《定**》教案 篇5

［教学目标］

1、感受词人的形象，体会作者豁达的胸怀和作品旷达的意境。

2、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体会诗歌中包含的人生哲理。

3、学习本词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教学重点］

１、感受词人淡定从容、豁达洒脱的形象，体会作者豁达的胸怀和作品旷达的意境； ２、学习本词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教学难点］

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体会诗歌中包含的人生哲理。［课时安排］ １课时 ［教学过程］

一、回顾旧知，导入新课。

 贬到杭州，他说：“我本无家更安住，故乡无此好湖山”。 贬到黄州，他说：“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贬到惠州，他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 贬到儋州，他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PPT演示）

处于政治夹缝中的苏轼总是被打击的对象，一贬再贬，但从他的诗词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苏轼性格中旷达刚毅、乐观潇洒的一面。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定**》正充分体现了他的这一精神特质，《定**》是作者被贬官到黄州的第三年写的。

余秋雨曾说过：“苏东坡成就了黄州，黄州成就了苏东坡。”苏轼是在朝廷新旧党之争中倒的霉。有意思的是新法当政，他发现新法弊端，故反对；旧法当政时，他又觉新法仍有可取之处，所以他不见容于两端。苏轼因不满新法中某些政策及其执行中的流弊，写过一些批评和讽刺性的诗文，被有些人将他以“谤讪新政”之罪弹劾入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差一点被处死，坐牢 103天，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最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当时的恐悸、苦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他曾决心“不复作文字”，不仅对时政噤若寒蝉，而且在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中也不敢畅所欲言；他经常出入佛寺道观，俨然以佛子道士自居，一修炼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他经常一个人策杖江边，踽踽独行，品尝着这生活的苦果。

但这仅仅是苏轼人品修养、性格情怀中的一小半，而能在困难中卓然特立，能在逆境中掉臂独行，能从悲哀中排遣超脱，能从苦难中品尝人生，才是苏轼人品性格中的另一大半。

二、诵读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朗读 读准字音

2、教师范读 读出节奏

3、解读小序，了解背景 1）齐读小序

2）思考：交代了哪些信息？ 时间，地点，天气，人物，缘由。3）具体分析。

（1）时间：三月七日——宋神宗元丰五年，是苏轼谪居黄州的第三个春天。（2）地点：沙湖道中（3）天气：雨，晴。（4）人物：雨具，同行，余

雨具，借代，拿这雨伞的仆人。狼狈，进退都感到困难。独，风雨无惧，特立独行。

（5）故，交代写作缘由。

苏轼因 “乌台诗案”被（贬官）至黄州。同学们想一想：被贬官的人的心情如何？有一天，他出访友人，天公不作美，却在沙湖道中（遇雨），没有雨具，大家极为（狼狈），只有他独（不觉），而且他没躲雨。（一件小事寄予深刻哲理。）

三、解读文本、初步鉴赏（上片）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不必去理会那穿林字打叶的雨声，不妨一边吟咏着长啸着，一边悠然地走。1．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写雨，抓住雨怎样的特点来写的？ 雨骤风狂。

2．在风雨中，“同行皆狼狈”，而词人却能“吟啸且徐行”“竹杖轻胜马”,表现了他怎样的心情? 闲适、轻松、自如

词人竹杖芒鞋，顶风冲雨，从容前行，以“轻胜马”的自我感受，传达出一种搏击风雨、笑傲人生的轻松、喜悦和豪迈之情。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竹杖和芒鞋轻捷的更胜过马，怕什么！一身蓑衣，足够在风雨中过上它一生。

3、作者手持竹杖、脚穿草鞋在泥泞中行走，怎么能比“骑马”还“轻”呢？ “轻”，并不是他“身轻”，而是他的“心轻”，是他乐观精神的一种体现。“竹杖芒鞋”代指隐居、闲适的江湖生活，是苏轼向往的。“骑马”，隐喻奔波的官场生活。

4、“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意思是什么？表达了诗人怎样的人生态度？ 披着蓑衣在风雨中过一辈子也处之泰然.反映作者不避风雨,听任自然的生活态度.“蓑”本指蓑衣，这里是说以一件蓑衣抵挡自然界和人生旅途的凄风苦雨。“任”有任凭、无所畏惧、顺其自然的意思。句义：虽然遇到突如其来的风雨，自己却像平时披着蓑衣在雨中行走一样坦然，一样毫无畏惧。

由眼前风雨推及整个人生，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5、总结人物形象1：风雨中的苏东坡是个怎样的人? 雨中东坡——笑对人生风雨的达者（板书）（下片）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料峭的春风将我的酒意吹醒，寒意初上。山头初晴的斜阳却殷殷相迎。回头望一眼走过来的风雨萧瑟的地方，信步归去风雨，天晴，我无谓。

1、苏轼为何喝酒？

在苏轼以前的作品中苏轼为什么喝酒？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孤独）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忧愁）

写此文时苏轼忧愁什么？注意序中日期，结合注释思考。乌台诗案：（命悬一线 九死一生）沙湖买田：（开荒种地 生活艰难）

2、“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你如何理解句中的“风雨”和“晴”？这三句是此篇的画龙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请谈谈是怎样的一种顿悟和启示？

“风雨”比喻人生中的逆境,如各种政治打击和人生险途.“晴”比喻春风得意的顺境

“无风雨”和“无晴”表面上说的是对天气的变化毫不在意，实际上是指人生的沉浮变幻、喜乐哀愁全不放在心上。可谓一语双关。

人生有顺逆，有成败，有荣辱，有福祸。但无论处于何种境地，我们都要以坦然而超脱的心态去对待，胜不骄，败不馁，福不喜，祸不悲，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人格修养。风雨改变不了苏东坡，也改变不了我们。

四、合作探究、重点鉴赏

1、回首人生的风风雨雨，苏轼悟出了“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真谛，他决心用“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去抵抗纷扰的世界。苏轼 360首词中，归字出现 100多次。他要“归去”到哪里？为什么？

1）归朝廷 因为在苏轼的一生中，都信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浣溪纱》：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江城子》：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

2）归田园。喜好庄子，纵情山水，每到一个贬谪处，都能敞开胸怀，尽情走进 深山，寻找一种解脱，在山水间，淡泊名利，皈依心灵。如《记承天诗夜游》：何处无月，何处无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3）归佛门。如《菩提》菩提本无树 明镜亦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尘埃。《和子由渑池怀旧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

在苏轼看来，不仅具体的生活行无定踪，整个人生也充满了不可知，就像鸿雁在飞行过程中，偶一驻足雪上，留下印迹，而鸿飞雪化，一切又都不复存在。4）“归去”——回归自我

面对风雨，谢灵运归去了工丽的山水诗中消磨个体生命，陶渊明归去了世外桃源独善其身归隐田园，苏轼的归去遵循心灵的指引，积极实现人生的关照和超越，在生命的左岸和右岸之间，独守那份朴拙、持重、超然、旷达的自我。

他不同庄子、陶潜，苏轼人生态度是入世而非出世。他宦海沉浮一辈子，他从来没抛弃过世俗生活和仕途生活，他是大儒，但又通佛通道，儒释道在他身上矛盾又统一。因为他知道“前方亦雨”，人生就是一场雨，无边无际，无可躲藏。最好的避风港就是自己的心灵了。心灵驿站，心灵家园，心灵归所，这是一种宁静和通达。

他从来就没有像陶渊明那样“归隐”，是因为没有必要。他不需要躲避官场，逃离尘嚣，而是要逃离人生。可是，已经活在世上，谁又能脱身人生这个大罗网呢？所以无论是人间天上，还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就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征。所以苏轼的潇洒里面有人生的空漠和心灵的超脱！

2、总结人物形象2：雨过酒醒后的苏东坡是个怎样的人？ 雨后东坡——堪破人生晴雨的智者（板书）

3、探讨这首词的表现手法

1）以小见大（以一场自然风雨实写人生风雨、人生态度，从生活小事件中见出人生大哲理。）

2）一语双关（自然风雨/人生风雨。“风雨”和“晴”既是指自然现象，也是指人生中的风雨和晴天，即：人生中艰难苦难的逆境和人生中春风得意的顺境。）

五、课堂小结、布置作业

1、课堂小结：

苏轼一生风雨，一生坎坷，然而，无论他走到哪里，他的名字就响彻在那里的天空中，响彻在那里的人们的心坎上。他的“一蓑烟雨任平生”道尽了千古的真理，让人懂得用开朗、宽容、豁达的心去面对身边的人，身边的事和物；让人知道用感激、豁达的心境去挑战人生。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已死，他的名字只是一个记忆。但是他留给我们的，是他那心灵的喜悦，是他那思想的快乐，这才是万古不朽的。

心有东坡词，人生无难题。人生再多的雨，经过东坡的过滤，都变成一片晴空了。苏轼为我们撑起了一把伞，撑出了一片晴朗的天空，愿我们活得像他一样明亮，一样豁达。如果做不到，再多读读他的文字吧。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人生道路难免坎坷曲折。汪国真有诗曰：“心晴的时候，雨也是晴，心雨的时候，晴也是雨。”环境可以影响心境，心境也同样也可以影响环境。可以达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宠辱偕忘境界的能有几人？当我们身处逆境时，我们应该像苏轼那样做到洒脱，且行且歌。

定风波 苏轼年谱 篇6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赏析：

此词作于苏轼黄州之贬后的第三个春天。它通过野外途中偶遇风雨这一生活中的小事，于简朴中见深意，于寻常处生奇警，表现出旷达超脱的胸襟，寄寓着超凡超俗的人生理想。

定**2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教分付点酥娘。

自作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写作背景：

苏轼的好友王巩（字定国）因为受到使苏轼遭杀身之祸的“乌台诗案”牵连，被贬谪到地处岭南荒僻之地的宾州。王定国受贬时，其歌妓柔奴毅然随行到岭南。公元1083年（元丰六年）王巩北归，出柔奴（别名寓娘）为苏轼劝酒。苏问及广南风土，柔奴答以“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听后，大受感动，作此词以赞。词中以明洁流畅的语言，简练而又传神地刻画了柔奴外表与内心相统一的美好品性，通过歌颂柔奴身处逆境而安之若素的可贵品格，抒发了作者在政治逆境中随遇而安、无往不快的旷达襟怀。

苏轼年谱

宋仁宗景佑三年丙子(1037)一岁。苏轼生于四川眉山县城纱谷行。时为十二月十九日，依公历推算，是1037年1月8日。

庆历二年壬午(1042)七岁。始读书。知欧阳修、梅尧臣文名。

庆历三年癸未(1043)八岁。入小学，师为天观道士张易简。

庆历五年乙酉(1045)十岁。听母程氏讲授《汉书·范滂传》，奋发有当世志。至和元年田午(1054)十九岁

娶四川青神县进士王方之女王弗为妻。

至和二年乙未(1055)二十岁

到成都，谒张方平。张待以国士。

嘉佑元年丙申(1056)二十一岁

与弟辙随父赴汴京（今河南开封）应试。

嘉佑二年丁酉(1057)二十二岁

春，与弟辙应试礼部，兄弟同科进士及第。深受欧阳修赞赏，谓“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是时苏氏父子三人名震京师。四月，母程氏卒于眉山，奔丧归里。

嘉佑四年己亥(1059)二十四岁

与弟辙及父洵再赴汴京，途中所作诗文为《南行集》。是年长子苏迈生。

嘉佑五年庚子(1060)二十五岁

至京。授河南福昌县主簿，弟辙渑池县主簿，俱未赴任。

嘉佑六年辛丑(1061)二十六岁

参加制科考试，中第三列三等。除大理评事，凤翔府签判。十一月与弟辙别于郑州，作《和子由渑池怀旧》。十二月到任。

嘉佑七年壬寅(1062)二十七岁

在凤翔。春，赴宝鸡、虢、郿、盩屋四县减决囚犯。

嘉佑八年癸卯(1063)二十八岁

在凤翔。始识陈慥。慥为新任凤翔知府陈希亮第四子。

英宗治平元年甲辰(1064)二十九岁

在凤翔。与文同订交于歧下。同字与可，善画竹。十二月罢凤翔任，赴长安，游骊山。

治平二年乙巳(1065)三十岁

正月还朝。判登闻鼓院，直史馆。五月，妻王弗卒于京师。

治平三年丙午(1066)三十一岁 在京师。四月，父苏洵卒。

治平四年丁未(1067)三十二岁 与弟辙护父丧返川。

神宗熙宁元年戊申(1068)三十三岁

十月，续娶王弗堂妹、王介幼女王闰之为妻。冬，与弟辙携家赴汴京，途中在长安度岁。

熙宁二年己酉(1069)三十四岁 二月还朝，在京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是年王安石始行新法。

熙宁三年庚戌(1070)三十五岁

在京师。弟辙以议新法忤王安石，自三司条例司属官出为陈州学官。第二子苏迨生。

熙宁四年辛亥(1071)三十六岁

春间，自判官告院改权开封府推官。上书神宗，论朝政得失，忤王安石。四月奉命通判杭州。七月出京，赴阵州见苏辙，初识张耒。九月与弟辙赴颍州谒欧阳修。十一月到杭州任。作《游金山寺》、《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戏子由》等诗。

熙宁五年壬子(1072)三十七岁

在杭州。冬间，赴湖州相度堤岸利害，晤湖州太守孙觉。作《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等诗，反映民间疾苦，有所托讽。少子苏过生。

熙宁六年癸丑(1073)三十八岁

在杭州，行部富阳、新城，始识晁补之。协助陈襄修复钱塘六井。在常州、润州赈饥。作《法惠寺横翠阁》、《饮湖上初晴后雨》、《山村五绝》等诗。

熙宁七年甲寅(1074)三十九岁

在杭州。纳妾王朝云。行部至于潜，识诗僧参寥。十一月改知密州。是年郑侠上《流民图》，王安石罢相。

熙宁八年乙卯(1075)四十岁

知密州。重葺超然台，作记。作《江城子．记梦》，悼念亡妻王弗。二月王安石复相。

熙宁九年丙辰(1076)四十一岁

在密州。作《水调歌头．丙辰中秋》。十二月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移知河中府，离密州。是年王安石再罢相，不复出。

熙宁十年丁巳(1077)四十二岁

改知徐州。四月到任。七月河决澶渊，亲率军民防洪，徐州得以保全。作《河复》等诗。

元丰元年戊午(1078)四十三岁 在徐州。建黄楼，重阳大会宾客。秦观来谒。与参寥游百步洪。作《九日黄楼作》、《百步洪》等诗。

元丰二年己未(1079)四十四岁

三月改知湖州。四月到任。七月御史李定等交章弹劾所作诗文言涉讪谤，被逮。八月下御史台狱。十二月出狱，责授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元丰三年庚申(1080)四十五岁 二月到达黄州贬所，州守徐大受待之厚。初居定惠院，后迁城南临皋亭，筑南堂。作《梅花》等诗。

元丰四年辛酉(1081)四十六岁

在黄州。躬耕东坡。陈师仲自杭州来书，告以编成《超然》、《黄楼》二集。撰《易传》、《论语说》成。

元丰五年壬戌(1082)四十七岁

在黄州。筑“东坡雪堂”，自号东坡居士。两游赤壁，写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大江东去》。

元丰六年癸亥(1083)四十八岁 在黄州。参寥来访。

元丰七年甲子(1084)四十九岁

迁汝州团练副使。游庐山、石钟山。过金陵访王安石。年底到泗州，上表求常州居住。作《题西林壁》、《石钟山记》。

元丰八年乙丑(1085)五十岁

得神宗诏旨，允许常州居住。六月自常州起知登州。十月到任才五日，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

哲宗元佑元年丙寅(1086)五十一岁

在京师。自起居舍人升为输林学士，知制诰。对司马光尽废新法有所保留。是年王安石、司马光相继去世。

元佑二年丁卯(1087)五十二岁

在京师。因政见不洽，四上札乞外任，不许。

元佑三年戊辰(1088)五十三岁

在京师。因言遭新旧两党攻击，又连上札乞郡，仍不许。

元佑四年己已(1089)五十四岁

在京师。连章请郡，三月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事。五月过南，都谒张方平。七月到达杭州任所。时方旱饥，疏浚茅山、盐桥二河，以工代赈。

元佑五年庚午(1090)五十五岁

在杭州。春夏间，疏浚西湖，建堤桥，即苏堤。秋，大雨，太湖泛滥，上疏请求救灾。作《赠刘景文》等诗。

元佑六年辛未(1091)五十六岁

三月被召入京，任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还京时绕道视察湖州、苏州水灾。八月出知颖州军州事。

元佑七年壬申(1092)五十七岁

在颍州。春，疏浚颍州西湖。被命移知扬州军州事。八月以兵部尚书召还。十一月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

元佑八年癸酉(1093)五十八岁

在京任端明殿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八月，妻王闰之卒于京师。九月出知定州军州事。

绍圣元年甲戌(1094)五十九岁

在定州。四月以讽斥先朝罪名贬知英州。未至贬所，八月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署公事。十月二日到达贬所，时詹范守惠州。苏迈、苏迨归宜典，苏过与朝云同行。

绍圣二年乙亥(1095)六十岁 在惠州。作《荔支叹》等诗。

绍圣三年丙子(1096)六十一岁

在惠州。买白鹤观地筑屋。助修惠州东西二桥。七月，朝云病故。作《悼朝云》等诗。

绍圣四年丁丑(1097)六十二岁

在惠州。白鹤峰新居落成。子苏迈来惠探望。四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属今海南岛）安置。五月遇弟辙于藤州。六月渡海。七月抵贬所，儋守中待之甚恭。

元符元年戊寅(1098)六十三岁

在儋州。被逐出官屋，在城南桄榔林下买地筑屋，名曰桄榔庵。潮州人吴子野渡海从苏轼学。

元符二年己卯(1099)六十四岁

在儋州。琼州进士姜唐佐从苏轼学。从惠州至儋州，除继续修改《易传》、《论语》外，又作《书传》十二卷。着《志林》，未完稿。

元符三年庚辰(1100)六十五岁

在儋州。五月量移廉州。施改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行至英州，得旨奉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年底越南岭归。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辛巳(1101)六十六岁

正月抵虔州。五月至真州，作《自题金山画像》诗。暴病，止于常州。六月上表请老，以本官致仕。七月二十八日卒。

柳永《定风波》意境赏析 篇7

“自春来, 惨绿愁红, 芳心是事可可”。词开篇交待了时序, 春天来了。春天是万物勃发的季节, 春天是生命的季节, 民谚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所有美好的东西都从春天开始, 在中国的文学里, 春天、秋月、鲜花这些都代表着美好的事物, 代表着美好的憧憬, 美好的前程。可是此词一开篇却说, 自从春天以来, 看见绿树鲜花, 都觉得很悲惨, 很忧愁, 整天郁郁不乐, 不管什么事情都觉得不顺心, 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都不想动。“开头两句, 先移情入景, 再点出人物情怀, 渲染了主人公寂寞、愁苦、百无聊赖的心境”[1]。甚至于“日上花梢, 莺穿柳带, 犹压香衾卧。”可见词中主人公的精神状态可谓心绪阑珊。这几句紧扣开篇而来, 而意更进一层。词中主人公任春天如何桃红柳绿, 莺啼花灿, 艳阳高照, 只管蒙头大睡。恐怕也没有半点“打起黄莺儿, 莫教枝上啼, 啼时惊妾梦, 不得到辽西”的兴致了。金昌绪的“打起黄莺儿”体现的是主人公活泼、可爱、富于生气的形象, 对未来充满信心, 充满希望。而柳永的“莺穿柳带”表现的是主人公万念俱灰、精神不振、心灰意懒、对未来没有任何希望。

“日上花梢”三句以春日阳光明媚, 鲜花灿烂, 莺穿柳带的快乐喜气意象衬托出主人公精神的颓废。即所谓以乐景写哀情。词至此虽未写主人公因何而郁闷不乐, 但我们已看出, 主人公内心的寂寞愁惨之烈已显露无遗, 主人公的愁是一种非关家国之思衣食之忧的闲愁——即男女相思之愁。这是一种茶饭不思, 衣带渐宽终不悔, 纵使高楼一跃也值得的愁。这种愁让主人公“暖酥消, 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丰满的身材消瘦了, 浓密黑亮的发髻也无心梳理, 任其散乱下垂, 随风飘扬。是什么事情让其如此颓唐呢?“无那!恨薄情一去, 音书无个。”音书无个点出芳心是事可可的根源, 真挚地反映了主人公内心的苦楚。无奈啊, 原来是心上人自从别去以后, 连信也没有一封, 电话也不来一个。无那!一声慨叹, 几多缠绵几多无奈, 几多怨气几多悔爱, 交织在心底, 发之于心声, 春归柳绿, 莺歌对对, 燕舞双双, 正是赏心乐事、良辰美景之时, 而我日思夜想的郎君啊, 我薄情寡义的郎君啊, 一别杳杳, 音信全无。谁知他是死是活呀, 也许是郎君志存高远, 一去千里觅封侯吧;也许是路边的野花采了还要采呀, 早把我忘在九霄云外了, 怎不让人揪心呢!哪还有什么心情梳妆打扮, 哪还有什么心思吃饭喝茶呢!真是思君一夜头发白, 韶华都付与了相思。

上片写人物的外在表现, 情随景生, 步步进逼, 环环相扣, 前后呼应, 一气呵成。

下片直接写主人公的心理活动。“早知恁么, 悔当初不把雕鞍锁。”早知道是这样啊, 后悔当初没有把雕鞍锁住, 也就是后悔当初没有把心上人留在身边, 如果把心上人留在身边的话那该多好。一个“悔”字点出了结局如此不堪, 如果后悔有药, 鞍锁人留, “恁么”的悲剧就不会发生。表现了女主人公天真单纯, 她一厢情愿地认为只要鞍锁人留就能终生相伴。“向鸡窗, 只与蛮笺象管, 拘束教吟课。”就可以每天看着他坐在书窗前读书写字。这句写主人公对美好幸福生活的无限向往, 这种幸福生活是极普通极平常的而且是非常温馨甜蜜的, 愈是如此的幸福生活, 与现实的反差也就愈大, 落寞和惆怅也就更深更无法排解。“词人正是通过对她心理觉醒的细致刻绘, 成功地刻画了她大胆、爽朗、无所顾忌的性格, 展露了市井妇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2]。

心上人在读书吟诗作赋, 那么“镇相随, 莫抛躲, 针线闲拈伴伊坐。”整天如影随行地相伴着, 不要抛弃我, 躲着我, 我闲静地自由自在地做着针线活陪伴在你身旁。词人给我们描绘的是一幅多么温馨的夫妇日常起居图。这几句“空中蕴实, 灵中含朴, 仿佛那一幅一幅令她迷醉的情景, 就在眼前。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 是不可能把她的内心活动体会得如此深邃细致、刻绘入微的”[3]。

“和我,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我要和心上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免得让这美好的青春年华悄悄地流逝。“作者把她的心理活动刻画得鞭辟入里, 惟妙惟肖”[4]。真实地反映了她对幸福生活的渴望与憧憬。

下片重在写人物的内心世界, 主人公的理想情趣是鞍锁人留, 不要去千里觅封侯, 希望在鸡窗、蛮笺、象管、吟课的静谧、温馨的氛围中过着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的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 不再抛头露面, 也不再强欢卖笑。然而这种针线陪伴丈夫读书的普通生活, 对于一个封建社会中的歌妓来说只能是理想、甚至是梦想罢了, 是很难实现的。不但如此, 就是有人愿为她们呐喊, 愿为她们歌唱就纯属难能可贵了。从这首词中, 我们不仅仅看到了一个薄情郎抛弃了一个歌妓, 更主要的是看到了整个封建社会人吃人的惨无人道的罪恶渊薮, 看到了无数聪明可爱有着无限美好青春的少女被抛向了这个苦海, 挣扎在无底的深渊。“和我, 免使年少光阴虚过”, 多么微弱多么无奈的声音。有谁?——有哪个文人雅士愿为这卑贱的歌妓发出这真挚的呼声, 发出这来自肺腑的呐喊——只有落魄的书生柳永。

据宋张舜民《画墁录》记载, 此词遭到晏殊的嘲讽, “为什么晏殊对这首词大不以为然, 断然不能接受?归根到底, 应当说是当时两种爱情观、两种审美意识的冲突”[5]。“柳永此词因直接表现世俗女子的生活愿望, 这种泼辣爽直的性格, 直抒其情的写法, 正符合广大市民的审美趣味”[6]。柳永把文学当作人学来写, 使词回到市井细民的生活之中去——写人的享乐, 人的痛苦, 人的希望, 人的失望, 而不是把人当作物或神来写, 他抒写人情最本质的东西, 而不是风流蕴藉, 欲语还休。我们从张舜民的记载中还能读到这样的信息, 就是我晏殊虽作曲子词, 不象你那么写得浅俗, 同时告诫柳永“贤俊啊, 你作这些浅俗的词得罪了皇帝, 怎能放你改官呢?”但是, 率直天真的柳永并没有听懂晏殊告诫的话, 甚至到死也不明白, 有些事是能做不能说的, 而有些事是能说不能做的, 更何况柳永把“偎红依翠”的生活, 把歌妓的心声理想写出来唱出来呢, 这就犯了大忌, 也就引起了当时正统文人士大夫的强烈反感。

《定风波》这首词和柳永的许多歌妓词一样格调不高, 但通俗流畅, 明白如叙家常, 以快人快语式的风格, 把一个思妇的形象及内心世界写得真率淋漓, 如痴如醉, 活灵活现, 跃然纸上, 带有浓厚的市民色彩, 使读者如临其境, 如见其人。“它生动活泼而带着明显的世俗 (乃至庸俗) 意味, 反映了市民阶层情爱意识的勃发之势及其在文艺作品中尽兴加以表现的强烈要求”[7]。在修辞上既不修饰雕琢, 又不轻率鄙俗, 而是平中见奇, 隽永有味, 俗中见雅, 雅俗共赏。这首词是柳永歌妓词中的优秀之作, 在宋元时代被广泛流传, 影响很大, 尤其受歌妓们喜爱。

参考文献

[1]顾之京, 姚守梅, 耿小博.柳永词新释辑评[M].北京:中国书店, 2005:243.

[2]向军芳.系我一生心负你千行泪——柳永词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女性观[J].河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0, 40 (1) :100-104.

[3]艾治平.婉约词派的流变[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129.

[4]苏者聪.应当重新评价柳永的咏妓词[J].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5 (3) :89-94.

[5]张福庆.唐宋词审美谈[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165.

[6]庄平.浅谈柳永对词创作的贡献[J].文学教育, 2010 (2) :78.

苏轼《定**》赏析 篇8

苏轼小楷的研究现状

苏轼小楷是其书法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方面，但对苏轼小楷的研究却非常少，这是苏轼书法艺术研究的一个重大遗憾。其原因主要有二：

其一，由于政治原因，苏轼去世后，其书法曾遭禁毁，导致其存世作品大量减少。周辉《清波杂志》：“欲乞应天下苏轼所撰碑刻，并一例除毁。诏从之。时崇宁三年也。”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一“除东坡书撰碑额”条：“崇宁二年，有诏旨，应天下碑碣膀额系东坡书撰者，并一例除毁。盖本于淮南西路提点刑狱霍英所请。时庐山简寂观亦遭毁去。”

其二，苏轼的小楷创作相较其行草书而言数量要少得多。如他自己所言“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东坡全集》卷七十五《与谢民师推官书》）；“余性不奈小楷”（此拓本序），历经千年后，其传世小楷作品更是稀少。兹列前人评语如下，可证此为学者之共识。

陈浩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评：“公小楷世不多见。石刻所传《赤壁》二赋及《归去来》诗词，蕈华亭疑是后人伪作，未可定也。”

观本卷题跋所言：

郭尚先：“东坡先生小楷，平生所见《金刚经》、《汝州谢表》，与此而三。而此最佳。”

冯鼎祚：“余幼年喜临《黄庭》、《乐毅》及唐宋元明各种楷书，独苏文忠公小楷不多见，惟《玉烟堂帖》中仅有《归去来辞》一篇。”

杜鼅：“东坡小楷流传至今者，《金刚经》、《汝州谢表》而外不少概见。”

张亮基：“坡公石刻小楷，真力弥满，诚所罕觏。”

曾协均：“向见坡公墨迹数种，皆纵横豪放，不可端倪，而小楷则不多见。”

孙毓桂：“余最喜苏书，见诸石刻者甚伙，独于此分许小楷，未尝一睹，心甚憾焉。”

罗振玉：“坡公小楷，予所见以《四十二章经》为绝作。此经曾刻入蔡友石观察《墨缘堂法帖》中。此刻精妙。殆与之相颉颃。”

以上诸公皆精于书道，敏于搜求者，所见不可谓不广。从其题跋可见，苏轼小楷作品，到近代能见的，只有《金刚经》《汝州谢表》《归去来辞》及《四十二章经》等少数几种，足显此拓之可宝，对其进行专门研究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拓本内容

此拓本装裱成手卷，纵27.4厘米，横812.5厘米，其中拓片部分横81.3厘米（图一）。前后有题跋若干。正文刻石部分为小楷，89行，行25字，内容有四：一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为《集归去来辞诗》，一为苏轼取陶氏《归去来辞》檃栝而成的辞，一为前后《赤壁赋》。

（一）苏轼题记及其所书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图二）

元丰甲子，余居黄五稔矣，盖将终老焉。近有移汝之命，作诗留别。雪堂邻里二三君子，独潘邠老与弟大观复求书《赤壁》二赋，余欲为书《归去来辞》，大观砻石欲并得焉，余性不奈小楷，强应其意。然迟余行数日矣。苏轼。

《归去来兮辞》（略）。此篇落款为“轼”字。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苏轼楷书墨迹《归去来兮辞》卷，楷书大如拳，日本东京堂出版《故宫历代法书全集》有影印，可作比较。但据徐邦达《苏轼<归去来兮辞>卷》（《故宫博物院院刊》，1992年第1期），该卷或为伪品，可供参考。

（二）苏轼书《集归去来辞诗》十首及诗序（图二）

予喜渊明《归去来辞》，因集字为十诗。

命驾欲何向，欣欣春木荣。世人无往复，乡老有将迎。云内流泉远，风前飞鸟轻。相携就衡宇，酌酒话交情。

涉世恨形役，告休成老夫。良欣就归路，不复向迷途。去去径犹菊，行行田欲芜。情亲有还往，清酒引樽壶。

与世不相入，膝琴聊尽欢。风光归笑傲，云物寄游观。言语审无倦，心怀良独安。东皋清有趣，植杖日盘桓。

云岫不知远，巾车行复前。仆夫寻老木，童子引清泉。矫首独傲世，委心怀乐天。农人告春事，扶老向良田。

世事非吾事，驾言乡路寻。向时迷有命，今日悟无心。亭内菊归酒，窗前风入琴。寓形知已老，犹未倦登临。

富贵良非愿，乡关归去休。携琴已寻壑，载酒复经丘。翳翳景将入，涓涓泉欲流。老农人不乐，我独与之游。

觞酒命僮仆，言归无复留。轻车寻绝壑，孤樟入清流。乘化亦安命，息交还绝游。琴书乐三径，老矣亦何求。

归去复归去，帝乡安可期。鸟还知已倦，云出欲何之。入室常携幼，临流亦赋诗。春风吹独立，不是傲亲知。

役役倦人事，来归车载奔。征夫问前路，稚子候衡门。入室亦诗策，出游常酒樽。交亲书已绝，云壑自相存。

寄傲知今是，求劳定昨非。聊欣樽有酒，不恨室无衣。丘壑世情远，田园生事微。庭柯还独眄，时有鸟归飞。

十首集字诗的艺术成就

此十首乃集字诗。集字诗指摘取前人诗赋中的字词重新创作而成的诗篇，温汝能《和陶合笺》卷四引樊潜庵语：“自七才子集唐，而后有集李、杜，集陶者矣，未闻有集字以成诗者；创之，盖自公始。且十律中，格调严整，语意流丽，欲寻一毫斧凿痕，不可得也。”

苏轼作诗，除了发挥诗的“兴、观、群、怨”的正统功能，还常常随心而运，达到“游戏三昧”的境界。纪昀《纪评苏诗》卷四认为此诗为消遣之作：“此亦借事消闲，不得谓之诗。然亦不恶。”

运作文字若有运斤成风之巧的苏轼，虽然在观念上想维持诗的严肃性，但却往往为文字游戏的魅力所召引，创作了诸如尖叉韵、禁体物、集字之类的诗歌。赵翼《瓯北诗话》卷五：“孔毅父集古人句成诗赠坡，坡答曰：……似讥集句非大方家所为。然坡又有集渊明《归去来辞》作五律十首，则不惟集句，且集字矣。”

苏轼这首集字诗，除了采用了《归去来兮辞》的核心词汇外，用韵亦包括了原辞的韵，整诗的意象、意境都富有原辞的特征，不仅做到了形似，而且达到了神似。《苏轼诗集》卷四三载王文诰语：“方集字时，本借渊明以自道；及诗成，皆如代渊明语。公亦不自觉其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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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诗的时间

《苏诗合注》卷四三引冯应榴云：“《金石萃编》载东坡《集归去来辞》六首。行书，石刻。……前刻‘眉山轼书’，后刻‘元丰四年九月二十二日’。据此则非岭海所作。但又缺四首，岂后续为之，并作十首耶？”

同卷又引王文诰云：“此十诗非海外作，编年本亦不载。考王（十朋）注惟和陶未尝分类，而十诗已在其中，是海外编和陶时已列入矣。查注编此，尚存公之遗意。今从之。”

《苏诗总案》卷四三引王文诰云：“（前）六首，石刻向屡见之。虽精采全失，而规模尚在，信公熙丰间一路手迹。考元丰四年辛酉，公在齐安。次年筑雪堂，董义夫来游，公约渊明《归去来》语为《哨遍》词。又作小楷一本寄朱康叔，自谓字字皆非创入。由此观之，公致力于斯文甚久。此六首为黄州作信不误矣。又据《晚香堂石刻》有小楷书三种……今此刻年月既不足信，则此四首即未能定为元祐以前作。”

版本比照

苏轼书《归去来诗》在西安碑林有一刻石尚存。该刻石为碑形，圆首方座，高265厘米，宽102厘米。额题“东坡真迹”四字，篆书。诗句分3栏刻，凡42行，行7-8字，行书。一共六首，序题“因集字为诗六首”，少数字有异，如“乡老有将迎”作“乡老自将迎”，“清酒引樽壶”作“清酒引觞壶”，“农人告春事”作“农夫告春事”，“亭内菊归酒”作“亭内归菊酒”，“老农人不乐”作“老农人未乐”。结尾题跋“元丰四年九月廿二日，眉山轼书”（参见路远《苏轼的“尚意”书法与<集归去来辞诗>刻石》，《文博》，2009年第1期）。另外，西湖孤山苏祠中有苏书《归去来诗》六首，共四块碑石，系同治五年九月湘乡杨昌溶以得自越中旧家的手卷为底本所刻，文字与碑林本同。

（三）苏轼书其檗栝《归去来辞》所成之赋及其序（图二左、图三右）

予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乃取《归去来辞》，稍归檃栝以就声律。释未之暇，扣筑而歌，不亦乐乎！子瞻。

为米折腰，园酒弃家。口体交相累，归去来，谁不遣君归！从前皆非今是。露未唏。征夫指予归路。门前笑语喧童稚。嗟旧菊都荒，新松暗老，吾年今已如此。但小窗容膝闭柴扉。策杖看孤云暮鸿飞。云出无心，鸟倦知还，夺非有意。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愿。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

右调哨遍，东坡居士。

檃栝，原指矫正竹木邪曲的工具。揉曲叫檃，正方称栝。《荀子·性恶》：“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后指将原作加以剪裁、改写。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熔裁》：“蹊要所司，职在镕裁，檃栝情理，矫揉文采也。”檃栝也就是对原有的作品进行改变文体的再创作，可忠实原作，也可推陈出新，借此抒自己胸臆。苏轼作集字诗、檃栝词，可见他对陶潜辞中崇尚淡泊、自然及遨游于精神自由王国境界的高度认同。金代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三十九：“东坡酷爱《归去来辞》，既次其韵，又衍为长短句，又裂为集字诗，破碎甚矣。陶文信美，亦何必尔是，亦未免近俗也。”

王若虚责东坡爱陶为“未免近俗”，亦太过。东坡之喜《归去来兮辞》，绝非矫情，由其人生经历及态度，能充分证明这一点。

（四）苏轼书前后《赤壁》二赋（图三）

文略，下落“子瞻”。下刻白文方印“涵翠堂张氏藏”，印上覆钤白文方印“小山珍玩”。

拓本手卷题跋

卷首有朱为弼一人所题字若干段（图四）。开篇乃朱为弼隶书题：“东坡先生小楷石刻”，下钤朱文收藏印“李一氓印”“无所住斋鉴藏”“淮阴鲍氏收藏”“堇园眼福”，白文收藏印“经斋注经”“子孙世守”等印章若干。

其左有朱为弼题识：

浩气轩荃绰，精思入芥纤。手香藏法界，心画证华严。

赤壁游仙渺，柴桑小隐括。雪堂圆镜朗，长映此须髯。

道光庚寅之夏。

诗舱（张祥何）仁弟农部大人以坡公小楷石刻见示，叹其结构谨严，气象仍复舒展，收须弥山于芥子中，非大智慧大神力具足者不能。展玩数月，秋庭露白，苔碱菊黄，时已过寒露矣。爰为题以隶书，并附一律，以志钦慕云。朱为弼。

下钤白文方印“朱为弼印”。侧钤朱文收藏印“李一氓印”“堇园鉴藏”“淮阴鲍氏收藏”，白文收藏印“子孙世守”等。

卷尾有英和（两段）、郭尚先、林则徐、顾莼、张祥何、徐楙、瞿世瑛、冯鼎祚、瞿应绍、杜翻、潘祖荫、罗悖衍、王拯、李鸿章、潘曾莹（两段）、许乃钊、张亮基、劳崇光、匡源、曾协均、宋晋、孙毓桂、鲍桂生（两段）、罗振玉，蒋黼、李一氓等人题跋，达29段之多（因篇幅限制，此处省去卷尾题跋内容，本文据情况作引用）（图五、图六、图七、图八）。

拓本刻帖时间及流传经过

刻石的收藏情况

卷尾题跋反映了刻石的收藏情况：

瞿应绍：“此石向藏娄东张芸石处，张氏故有涉园，相传构园时工人掘地得之……今藏黄魏塘孝廉家涵翠堂即张氏园。”

冯鼎祚：“此石近藏松江某氏，缄秘不令摩拓，故流传者少。”

潘祖荫：“此石旧在娄。庚申（指咸丰十年，1860年‘庚申之变’，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火烧圆明园）以前，拓之颇易致。自兵燹之后，石之存否不可知。即拓本亦不可多得。”

王拯：“东坡小楷此刻张氏涵翠楼物……宋时已有单行石本，惜未之见……石刻在娄，一经兵燹，不易复得。”

潘曾莹：“石旧在娄东，自遭兵燹，存石不可知。”

李鸿章：“余督军娄东数年，访问旧家石刻，大半散失，此石焉能独完哉！”

蒋黼：“此石今仍在娄东，归王氏睾园，秘不示人，故拓本绝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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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以上说法，独冯鼎祚以为原石刻藏在松江，而众以为在娄东，藏张氏涵翠楼（堂），庚申兵燹后，石下落不明。蒋黼提出，石仍在娄东，换了主人，归王氏睪园。

据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江苏太仓有苏轼所书《归去来辞》等刻石：“高九寸五分，广二尺五寸六分。八十九行，行二十五字，正书杂行笔。在太仓黄氏宗祠。”

川博所藏刻帖手卷正文刻石部分，内容、行、字数，包括帖首之题记皆与陆增祥所记“太仓刻石”相合，卷后题跋亦屡屡提到原石在娄东，可见，此卷确为陆增祥所记太仓刻石的拓本。至于此石今归何处，则需进一步考证。查台湾华文书局1967年影印尊经阁藏板《江南通志·舆地志·古迹·太仓州》，已经看不到王氏园林及刻石的踪迹，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江苏省志·风景园林志·尚有遗迹可考的园林和湮没园林一览表》对题跋中提及的所有园林更是只字未提。

蒋黼1902年记：“己丑岁（1889年）友人姚柳坪曾以一本见饷持，较此本首数行下方泐一角，弟二行缺‘复求’二字。弟三行缺‘焉余性’三字。余虽神韵不殊，而肥瘦相去远矣。”

可见，到1889年，原石已遭损泐，更可见早期拓本足珍。

《晚香堂苏帖》中收有相似内容可作比照。《苏诗总案》卷四三引王文诰云：“《晚香堂石刻》有小楷书三种。其一曰《归去来词》，后书词，署款曰‘轼’。其二曰《予喜渊明归去来词，因集字为十诗》，后书诗，署款曰‘子瞻’。其三曰《取归去来词稍归 栝以就声律，释耒之暇，扣筑而歌，不亦乐乎》，后书词及‘右调哨遍’四字，署款曰‘东坡居士’。以上三种皆一气书下。虽传模不一，而行次精整，丰神犹有存者，亦出公手无疑。但其后又有大字总款曰：‘久不作小楷，今日忽书一纸于长兴舟中。元祐四年八月六日，东坡居士。’此则不可信矣。公以是年六月杪再过湖州，作后六客词。七月三日到杭州任。本集杭州任刮状具在，公未尝再出也。”

刻拓情况及时间

观此帖题跋中诸公所题，此帖为石刻拓本。关于刻石及拓制时间有三种说法：

一种是说宋刻，清拓。徐楙：“此本当张氏涵翠堂初获石时所拓，真宋刻之致佳本。”

一种是说不知何时所刻，清拓。瞿应绍：“不知何时所刻……此印盖得石后补入者。”宋晋：“宋时即有单行刻本。涵翠堂所获石，不知系何时所刻。观其勾泐精采，较眉公枣木本固觉霄壤，此更系初拓佳本。”曾协均：“拓本之行于世者殊少，原石之存否不可知。虽属近拓，亦足珍也。”

一种是说清刻，清拓。郭尚先：“此帖在宋即有单行石本，甚佳。陈眉公以枣木重橅之，颇失真。近吴门谢氏所摹与张氏本同一祖帖，张本较秀颖，谢本较沉着，则刻手之工拙为之。要皆非陈本所及也。”

据郭尚先所题，其时有三种刻本：一为陈眉公木刻摹本，失真；二为吴门谢氏刻本；三为张氏本。后两种所摹为同一祖帖，各有特点，均优于陈本。这“祖帖”，是苏轼所书墨迹纸本的可能性很小，有可能为宋代的“单行石本”的拓片，也不排除为后人依据宋拓翻制的刻帖。还有一种可能性是，张氏涵翠堂所获石为前代所刻，是“祖帖”，张氏拓本即此石上所拓，而谢氏本则据此石摹刻，二者亦可谓同一祖本。如果这样，据郭尚先所言推断，有两种可能性：清刻，清拓；或不知何时所刻，清拓。

试析以上三种说法，原石乃“掘地所得”系传闻，定为宋刻亦无确凿依据。若说为张氏据某一“祖帖”所刻，只有郭尚先一人提及，不足以证明为张氏刻。石刻最左侧刻“涵翠堂张氏藏”印章，本可证明石为张氏所刻，然瞿应绍提出“此印盖得石后补入者”，也有其道理。据国家文物局碑帖鉴定专家马子云先生鉴定意见：“英和是嘉庆年人，有林则徐题跋，乾隆以上拓，二级甲。”这样，我们得出一个相对可靠的结论：石刻年代尚不能确定，拓制年代为乾隆之前。

然值得一提的是，此卷是张祥何收藏时才有题跋，据此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拓片拓制较早，张得到拓片以后，方才装裱请人题识。若然，拓制时间可能是清中期或更早。

第二种可能，拓制时间就在张祥何请人题识前不久，拓好即装裱成卷，请人共同赏玩，为之题跋以显其价值。此手卷以朱为弼于1830年为张祥何（诗舲）所题为首，卷尾林则徐等题跋居前，林则徐题识时间为1830年五月（本文中月份皆用卷中原题阴历月份，故不写作阿拉伯数字），与朱为弼所题时间很接近。张祥何1820年中进士，以张祥何年龄推断，此拓本早不到乾隆去，应拓于道光十年（1830年）前不久，最早到嘉庆年间（1820年前）。而张祥何得拓片后十年之久才请人题跋，不太合情理，故当为道光年间拓。

拓本的流传经历

从题跋内容可见，此卷流传经历如下：张祥何收藏了数年，在1833年赠给表侄建卿，后流传出去，1863年（或此年前不久）为鲍桂生（小山）在京师厂肆购得，鲍藏之多年，曾带到山西，取斋名为“苏室”，其题自称“淮阴鲍桂生”。1875年，此帖仍在鲍桂生之手（查其生卒）。1900年（或此年前不久）又为罗振玉友人谈堇园所得，谈氏收藏之后40余年间，不知此帖有无易主。再后，1947年，李一氓得之于淮阴，1958年拟送回四川，供眉山三苏祠纪念馆陈列之用，由四川省文化局购自北京，后拨交给四川省博物馆。

按时间排序后可见，卷尾题跋舛乱，可能由于重新装裱等原因所致。从钤印分析，此种舛乱的形成不晚于鲍桂生藏帖之后。

拓本的艺术价值

前人的评论

这卷拓本在清代已被众书家所激赏，前人之述备矣。兹录卷上相关题识，以见此拓本及其所展示的苏轼小楷之精妙：

朱为弼：“结构谨严，气象仍复舒展，收须弥山于芥子中。非大智慧大神力具足者不能。”

英和：“此拓小楷极精。”

郭尚先：“分许小字，位置宽博，有寻丈之势。其能事与米老《西园雅集记》正同，而气韵淳静，殆欲过之。宋人小楷最推吴传朋，然格力去此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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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楷法奄有《黄庭内景》笔意，终二千字，无一懈处。又九宫排比，句整而字势乃绰然有余。视《汝州谢表》，尤得灵和之气。”

顾莼：“苏书皆高视阔步，独此卷谨严而饶神味。始知奔放本精微，作字亦复然也。”

杜翻：“昔王履道许东坡先生书云，‘不矜而妍，不柬而严。不轶而豪’。黄山谷谓坡翁书笔圆而韵胜，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今观此书，当有味乎此言也。”

宋晋：“坡公所书《归去辞》，非一本。曾于绍兴二年（绍兴二年，1132年。按，苏轼卒于1101年，此说误。）书以遗定惠院卓契顺，元时墨迹尚存……观其勾泐精采，较眉公枣木本固觉霄壤，此更系初拓佳本，临池家竞攻蝇头楷法，盍以为津梁乎。”

潘祖荫：“此真苏文忠小楷之奇宝也。”

罗悖衍：“此卷现须于芥子中，豪迈绝伦，而结构紧密，无一笔失操纵。当是眉山最上乘……今展玩此卷，如见羲皇上人，得风月无边境界，又未尝不叹潜溪之言若合符节也。”

王拯：“郭林二公谓比《金刚经》、《汝州谢表》为胜，当不诬也……此小字宽适而有逸气，乃为用意之作。”

潘曾莹：“此刻结构谨严而宽博有余，神韵具足，真所谓自出新意者也。”

孙毓桂：“见其谨严宽博、纵横自如，且始终无一懈笔，真坡老作意书也。”

罗振玉：“此刻精妙，殆与之（《四十二章经》）相颉颃。吾家菽生先生以为东坡书中最上乘，不虚也。”

可见，苏轼此帖既结构严谨，又神韵具足；既工整精微，排比整饬，又位置宽博，气象舒展；以豪放之笔，寓端谨之风；收须弥山于芥子中，涵恒河沙于滴水内，气韵淳静，纵横自如，极其精妙，实为苏书上乘之作。

与《玉烟堂帖》中相同内容比较

四川博物院藏《玉烟堂帖》收有苏轼小楷《归去来兮辞》。《玉烟堂帖》为汇刻丛帖，万历四十年（1612年），海宁（今属浙江省）陈瓛（元瑞）汇集，上海吴之骥镌刻。陈氏精于书学，鉴裁亦精，选帖虽多，伪书却少，是研究历代书法的良好资料。美中不足的是，此帖多是旧拓本重刻，刻又欠佳。院藏本为明刻明拓，剪裱本，经折装，能保存至今，已甚可贵。将其中《归去来兮辞》与院藏拓本手卷比照，可见其点画、精神比之手卷本有一定差距（见图九）。诚如冯鼎祚所言：“展观之下，见其气象宽宏，精神团结，本豪放之笔，寓端谨之风。是刻精妙异常，较玉烟堂本远不逮此。”

综上所述，此拓本不仅勾泐精采，又系初拓佳本，得苏书原作之精神，远为他帖所不逮，为临习苏轼小楷之奇宝。加上原石在清人题跋之时已有毁损，如今下落不明，拓本更是珍贵非常。另外，此拓本有众名家、书家题跋，在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同时，又是一件流传有绪的文物，具有相当高的历史文献价值，对研究苏轼小楷刻帖、清人书风等，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