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进式改革（精选8篇）
看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适用性
11级会计硕士201150010417柳建平俄国（前苏联）于1922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并在一定时期内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快速发展。但在发展后期，其弊端逐渐凸显于1990年解体，转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改革。部分东欧国家也移植了苏联模式，同样造成了经济政治困境，进而体制改革。与此相对应，我国 在1949年建国后也仿照前苏联实行了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经济体制在建国初满目苍夷、百废待兴的中国迅速建立了自己的工业体系，极大的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1978年我国经济不得不进行改革，逐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的存在欠缺。
一、中、俄等东欧国家改革起点相同
由于上世纪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仿照俄国（前苏联）建立的社会主义体制，因而中、俄（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有着相同的历史起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政治组织结构和功能方面存在严重的党政不分，党保持着绝对的控制，虽然各国采取的措施有所不同，但本质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第二，权力结构过分集中，部分程度的个人独断，各国都曾出现过不同程度的个人崇拜。第三，监督和制约机制薄弱，缺乏自下而上的监督，特别是对领导的监督。第四，法制不健全、不完备，政策治国而非依法治国等。第五，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共产党执政国家，实行的都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的是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所有制结构。第六，改革前，各国的都面临不同程度的经济政治困境，都期望通过改革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摆脱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
中、俄（前苏联）改革的背景看似相同，但也略有不同。但由于中国特殊的儒家文化积淀、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苏联模式在中国实行的时间要比俄国等东欧国家短等原因，使得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及俄国等东欧国家带来的政治问题和经济矛盾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所以前苏联等东欧国家的改革是从制度变革开始的，而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
二、中俄改革路径的不同点
（一）俄国等东欧国家改革路径特点
1.政治发展特点
俄国等东欧国家的政治发展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依托原有体制外的力量，在原来政党和国家体制的解构中，由新兴政党推进的。剧变后俄国等东欧国家政治发展的起点在于允许建立多种类型的政治组织，进而实行多党制，实行政治多元化。正是在这些政党的推动下，俄国等东欧国家通过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抛弃社会主义制度，开始走上了从一党执政到多党竞争的政治发展道路。二是政治转轨和经济转轨同时并举，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同步进行。在俄国等东欧国家，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为核心内容的上层建筑所需要的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为基本内容的经济基础还没有完全出现时，政治转轨就十分顺利地完成了，或者基本完成了，而且中东欧的政治转轨没有因为经济转轨的巨大痛苦而出现反复或曲折，虽然初始阶段有点乱，但整个过程还是比较快速和顺利的。一般来说，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讲，政治转轨和政治发展都需要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经济转轨和经济发展也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良好的政治运行机制，可现实地看，这两个条件在中东欧国家都不同时具备，但是他们同时推进了这两个转轨和发展。主要的原因是同时得到了外力的支持，这个外力或者说外部条件非常难得，巨大的经济援助比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力度还大，平均到每个中东欧小国家，而且连续15年、还在继续的输血极大地支持了经济转轨；欧盟东扩这个历史性的机遇也是千载难逢，欧盟为了实现一体化，永葆和平，真正从政治上消化中东欧，给予他们的政治转轨以强有力的支持。在中东欧，以多党制和议会民主制为取向的政治转轨吸收和消化了经济转轨的负面影响，以私有化和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转轨为政治转轨提供了日益广泛的社会基础。
2.俄国经济上的“休克疗法”
“休克疗法”是指改革过程中的硬着陆，是经济体制由原来的计划经济突然转变为市场经济，试图一夜之间消除旧体制，建立新体制。由于这种改革措施具有很强的冲击性，社会经济会受到极大的震荡，甚至处于“休克状态”，故将俄罗斯的尽快实现经济体制转的改革称之为“休克疗法”，其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大规模私有化，取消对私营活动的限制，通过私有化和对现有国有企业实行严厉的控制，约束国有企业。建立起以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同时形成一个广泛而强大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作为新政权的社会经济基础。第二，自由化。一次性大范围地放开物价，而且力争一步到位，形成自由价格制度，为经济市场化创建必要条件。政府努力建立一种由市场因素决定价格的体制，停止价格控制，削减乃至取消国家补贴。实行外贸体制改革，进出口贸易自由化。第三，.稳定化。实施严厉的财政金融政策，紧缩银根，削减赤字，平衡预算，稳定价格。但是，俄罗斯在私有化的改革过程中，并没有形成一个有产阶级和企业家阶层，却在广大民众普遍贫困化的同时，出现了一个官僚垄断集团。这个集团的领导人绝大多数都是前苏联的党政官员，成为民主派的重要支柱和依托力量。同时，俄罗斯经济转轨既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也不是广大民众的愿望和要求，而基本上是少数人依靠政权强力推行的。这种改革严重脱离国情，既缺乏经济基础，又缺乏群众基础，只能导致矛盾加剧，破坏稳定环境，社会主义制度变更，走向资本主义经济。
（二）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径特点
1.政治发展特点
中国的政治发展也表现为两个特点：一是选择了积极的渐进战略，在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的同时，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和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两种形式相结合推进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体制变革是在初始阶段付出较低社会成本，避免大的社会冲突和动荡，发挥政府和民间两个积极性，相互配合、相互促动，共同推进。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就是党和政府勇于和善于承担政治发展的责任，抓住有利时机，采取有效的措施推进政治发展。自下而上的民间主导就是广大微观政治主体和基层组织在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和大环境下的自发性政治实践活动对政治发展的推动。中国的政治发展必须既依靠执政党自上而下的有组织有步骤有计划地领导，又依靠基层边实践边创造边转变观念和认识，共同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二是先经济后政治，政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中国政治发展的限制太多，难度太大，很难做到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协调同步。一方面独存的社会主义大国一直受到西方的遏制和约束。另一方面与市场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政治体制以及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的转型增加了政治系统分化的因素；与政治发展所要求的政治文化的转变、政治人和政治组织的再造，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而且政治参与的过于直接和扩大也会影响政治秩序的稳定。这些都从主观和客观上反映出中国经济政治同步发展的难度。因此当代中国虽然感觉到了政治发展滞后的阻力，也认识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为了确保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有效治理以及控制高速经济发展带来的张力，还是现实地选择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治发展服从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策略。当然，这种形态并不意味着政治不发展，只是与经济发展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反差效应。
2.中国渐进式改革之路
渐进式改革强调改革保持平稳过渡，重视改革顺序选择，把改革的风险在一个较长的过程中释放出来，以避免或减少新旧体制转换过程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和恶性通货膨胀，保持
经济平稳增长。渐进式改革的主要特征有以下几点：第一，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农村后城市的原则。中国的经济改革，先是在那些改革成本低、能够有明显收益的领域进行，首先是农村经济改革，然后逐步向城市经济改革推进。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大部分改革都经过了局部试点再总结推广的过程。通过改革的逐步推进，不断发展，新体制的要素得以逐步培育和发展起来，为最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创造了条件。经过渐进的局部改革，中国尽管还存在着诸如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滞后、制度创新短缺等问题，但为下一步攻坚改革打下了坚经济基础，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使我们对改革中存在的深层问题有了更加明确和清醒的认识。第二，先体制外、后体制内，先增量、后存量的改革原则。“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是在原有计划体制旁边或周围发展起新体制或新的经济成分，以此来支撑整个经济的发展和逐步改革整个经济体制。既避免了生产能力急速降低，又使国有企业逐步熟悉并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为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先体制外、后体制内，这一方式的突出优点是：先从增量部分进行改革，阻力小而收益大。增量改革又会产生连锁反应，为存量改革创造条件，推动改革深入，降低改革成本。②有利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率先改革的部分，市场机制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维持必要的增长速度。另一部分原有体制依然在较大的程度上起作用，在现实中对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中国渐进式改革路劲的适用性
从目前中国及俄国等东欧国家发展来看，中国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无疑是成功的。但中国改革的成功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这也符合照辩证法的观点远离，事物总是以特殊的形式而存在，而这种特殊性中又总包含着某种普遍性或一般性。中国改革道路的成功首先是中国的特殊国情的产物，是中国自己的创造和发明。特殊的经济结构、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以及特殊的改革路线，都在这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验没有任何普遍意义，中国道路成功的经验中，有可供其它转轨的国家借鉴的重要经验，如经济改革中应当重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应当把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利用传统的组织资源，改革不能仅从理性和主观愿望出发，等等。同时，苏东国家激进式改革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这种改革方式同样具有许多长处，可以为我们所借鉴。如激进式改革的整体性，它对于存量问题的解决，它快速发育市场的经验，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关键词：渐进式改革,全面深化改革,市场经济体制
从计划经济体制平稳运行到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采取渐进式改革, 不同于东欧和前苏联的“休克疗法”。Sachs等一些西方经济学者认为, 中国围绕“局部均衡”进行改革并由此形成“中国模式”, 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进行, 却不能持续;而“休克疗法”展现的是“一般均衡”, 改革在经济、政治等多领域同时进行, 并带有可持续性。
中国幅员辽阔, 人口基数庞大, 东部沿海与西部内陆经济发展条件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不平衡, 人均收入水平较低且地区性差异明显,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通过改革改变我国的落后面貌。统筹考虑我国的基本国情后, 采取渐进式改革, 使我国成功地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并取得重大的成果。
一、渐进式改革的特征及成果展现
1. 渐进式改革特点
对于渐进式改革特征形成两大共识:
第一, 增量改革引导下的逐步推进。渐进式改革并不以一步或短时间内扭转旧体制下的利益和社会结构作为改革的主要方式, 而是阶段性、逐步瓦解涉及经济体制在内的起阻碍作用的问题, 充分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增量式改革是在政府控制与监督下, 逐渐在起到主导作用和率先改革后发挥作用的部门展开, 并进一步推广到其他领域。例如, 在对国有企业改革方面, 逐步放松对国有企业自主经营权的控制力, 又保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 并逐步焕发出国有企业的活力。
第二, 局部试点到推广过程中的理论创新。推行的渐进式改革并不是盲目地在全国范围之内统一进行, 而是先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 通过试点进行创新探索。改革开放初期, 经济特区的建立旨在探索现代开放型城市建设理论, 率先建设深圳、汕头、福州、厦门四个经济特区, 并在经济特区普遍取得良好成果后, 通过总结经验, 积极创造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开放模式。
2. 改革开放取得的成果展现
(1) 建立并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极大提高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独具特色的渐进式改革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标志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得到了广大共识。在所有制方面,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以实现。国有经济依然在关键重点领域得到快速的发展, 主体地位得到不断强化。非公有制经济在焕发市场经济活力、解决就业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分配方面,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方式, 推动国民经济保持较快发展速度。在政府调控方面, 积极运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进行市场调控, 尤其是建立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多项基本保险制度, 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内容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等。
从1978年到2013年年末, 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由最初3645亿人民币增至56.9万亿人民币, 增长150多倍,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430元增加到26955元, 增长6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8896元, 增加66倍,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经济年均增长速度接近10%, 高于同时期世界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粮食产量从2004年起到2013年实现“十连增”, 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于2013年达到46.1%, 首次超过第二产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 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1978年的2.3%上升到2014年的27.8%, 我国成为对国际经济增长贡献率最高的国家。
(2) 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合作。对外开放是改革的重要内容, 也是我国经济打破计划经济封闭状态积极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表现。从最初经济特区设立, 到14个沿海城市和经济开放区建设, 再到内陆地区对外开放, 以点带面, 以面成片。进出口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 到2013年突破4万亿美元。中国对外贸易不断提升的表现, 体现了中国国家力量。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 “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 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 形成全面开放格局。”新丝绸之路的提出与建设, 是新型大国关系下的新型对外开放形式, 是我国为加快国际资本流动积极参与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 协调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协调发展, 积极拓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而作出的努力。
二、我国从渐进式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历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把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端, 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草案) 》标志着从农业领域率先改革, 完全可以看做是我国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开端。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一次提出了“商品经济”的概念, 逐步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 解放思想, 活跃市场, 并确立“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 而并不是激进式地跳跃到市场经济, 充分体现了我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 是符合我国特殊国情而做出的正确选择。
到20世纪80年代末, 伴随着改革的推进, 宏观经济环境的恶化, 通货膨胀严重, 出现商品抢购风潮, 价格体系遭到破坏等, 经济领域的寻租活动逐步影响到社会各方面。为克服改革过程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十三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改革和建设的重点放在治理经济环境与整顿经济秩序”。马克思唯物主义观点认为事物变化发展中蕴含着矛盾, 需要我们尊重客观规律, 伴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发现问题克服矛盾, 逐步推动质变。“计划经济”一步过渡到“市场经济”必然蕴含着巨大的跳跃与矛盾, 需要采取渐进式的温和推动的方式, 最大程度上避免激进式改革所必将导致的社会矛盾。
十四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改革的总体目标, 标志着改革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提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作用;要求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发挥国有企业的作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转变政府职能, 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调控作用, 为改革过程保驾护航;深化对外改革, 逐步向全面开放过渡。这一时期进行的渐进式改革为我们提供了自我修复、自我发展的时间, 可以说进行的改革在与时间赛跑。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 丰富完善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指导思想等。从十二届三中全会“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 到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再到十六届三中全会确定完善经济体制建设, 充分体现了中国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的脉络, 表现出理论与实践不断结合, 不断实现自身的创新。
三、全面深化改革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 表明我国改革将在新的历史阶段下开启全新的旅程。
1. 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
《决定》明确我国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总体目标旨在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方面不断科学合理, 不断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制度化、规范化与程序化。而经济体制改革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不断完善现代化市场体系, 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实现财税体制改革, 构建城乡发展一体化机制, 并努力开拓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的地位,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决定机制主要蕴含在供求、价格和竞争三者有效结合并发挥作用, 市场决定性作用依赖于“着力清除市场壁垒,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减少政府过多干预与监督不到位等问题, 改变政府对资源直接配置的角色, 转变政府职能, 有效合理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
2. 进一步明确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及其出发点和落脚点
全面深化改革的目的是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 出发点是改革为了人民, 依靠人民, 改革成果让人民共享。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 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人民生活水平获得明显改善, 但城乡差距、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和人均收入差距等问题依然严峻。为了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让更多的人享受到改革成果, 维护更为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权益, 依然需要不断深化改革, 构建公平正义的社会体系。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把维护好满足好实现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的工作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健全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逐步减小收入差距;推动资源区际优化配置, 实现协调发展;构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不断推进教育医疗事业改革。
3. 政治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保障
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 不断推进法治化进程, 不断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决定》提出去行政化改革, 逐渐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事业单位运行过程中, “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 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市场竞争机制可以推动行政单位合理配置资源, 减少行政化干预造成的弊端, 打破思想束缚与制度约束, 提升行政事业单位运行效率。与此同时, 在法治建设方面提出具体方向、措施和目标。“强化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更加依赖法治体系, 发挥法律制度的约束力。权力运行过程中滋生的腐败现象成为影响我国法制建设的重要弊病, 加强廉政建设、制约权力运行和构建监督体系成为反腐建设的关键。“要坚持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让人民监督权力,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的根本之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2]林毅夫, 蔡昉, 李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渐进式道路[J].经济研究, 1993, (9) .
三个阶段
迄今为止的国有企业改革始自1978年,经历了调整、制度创新、逐渐完善三个阶段。1978—1993年是国企改革的政策调整期。这个时期是我国经济体制由传统的计划体制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过渡期。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原则成为这一阶段的主要思路。
1993—2003年是国企改革的制度创新期。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由此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开始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
在第二阶段,旧体制遗留问题和前一阶段改革过程中产生和积累的矛盾逐渐凸显。1993年国务院对国有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做出了明晰的划分,应该上缴国家的部分采取税的形式,并按照统一的税收征取,剩余的部分全部归企业所有。
2003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设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标志着国有企业改革以及经济体制改革自此进入一个以产权制度改革为重点、以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为目标的深层次攻坚时期。
据有关方面预计,这一阶段的改革将持续到2015年至2020年,与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相配套的国有企业的过渡性改革任务将基本完成。国有企业利润的重新缴纳,建立科学持续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正是深层次攻坚的重要内容之一。
路径依赖
“目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还处于试验试行阶段,从低到高比例征收,到最后全民共享红利,逐渐过渡,需要一个过程。”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对《国企》记者说,国企红利的从低比例收缴表明了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现实地位,同时也反映了国有企业经营状况和利润分布的不均衡。
从经营困难时不缴红利到效益改善后从低收取,跳出企业层面的考量,这样的渐进式改革符合中国改革的传统特色,从局部改革的新制度安排到整体性推广,先易后难。 在不废弃旧制度的前提下,先在旧制度的边缘衍生出一些新的制度安排,通过新制度的不断发展来渐次消减旧制度的空间,促成旧制度的变迁,然后达到整个经济制度的创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保持了政治环境的相对稳定,以便为经济改革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保持一种对改革进行有力调控的政府力量,尽量减少利益摩擦和社会震动。
渐进式营销是按照一定步骤和一定的方法引导客户，发现客户的潜在需求，通过自己专业化的营销理念销售产品的销售方式。
下面简单介绍一下保险渐进式销售技巧的几个步骤
第一，引导客户，增加接触机会。
作为客户，每个人都是有警觉性，如果直接上去介绍产品，客户会有抵触，而且会很反感，因为你是在推销，任何人，任何客户都会反感推销。所以我们首先应先寒暄赞美，在建立起同理心，才能更好的接近客户，引导客户，减少客户的警觉性，为我们后面切入产品的销售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重点：做为渐进式销售的第一个环节在于引导客户，而并不是急于介绍自己的产品，因为客户的需求你还没有了解。在这个环节我们需要把握的是主动，热情，自信的去对待每一个客户。
第二，感觉与事实的发现。
感觉与事实的发现其实理解起来很简单，就是通过自己的询问引导发现客户的潜在需求点，通过询问掌握客户的需求点，多站在客户的角度上分析问题，清楚掌握客户的心理特点。这一步也不要急于的销售产品，而在于多问少说。
重点：询问式引导，了解客户需求，掌握客户心理特点，了解客户的忧虑。
第三，针对客户需求点，有针对性讲解产品特点。
客户的需求通过我们引导已经发现，在这个环节需要围绕客户的需求去讲解我们产品相对应的特点。
举例：比如一个客户，他对目前银行的储蓄频繁降息很苦恼，那我们就围绕我们产品通过每年分红给客户解决银行降息客户所带来的收益损失去讲解，而并不是把我们产品的优点都告诉客户，因为客户最关心的是他买了这款产品能不能给他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这款产品可能很好，但并不是客户需要的。所以要针对客户的需求和疑虑去讲解我们产品相对应的特点。关键在于把握客户的心理需求。
重点：保险因为是无形产品，客户是看不到摸不着的，所以在销售过程中，要给客户假设购买产品以后解决了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诸多问题，在于给客户描绘购买产品以后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极大刺激客户的内心需求，形成共鸣。
第四，答疑。
客户对产品有了足够的兴趣，肯定会有很多的疑问，这说明客户已经被产品的特点所吸引，在处理客户疑问情况时，注意和切忌的是一问一答式，回答客户的疑问时多引导客户，避免过多的被客户绕进产品问题的死胡同。答疑后再强调一下产品的收益和优点，让客户再次产生购买产品的欲望和决心。
第五，促成说明。
对客户的疑问进行了很好的处理以后，客户在犹豫思考时就是我们进行促成的最佳时机。促成在于把握客户的心理特点，把握时机。这时候要主动拿出投保单，询问客户有没有带身份证件，我们需要给客户下一个购买的决心，我们需要给客户找一个购买产品的理由。这个在于前期对客户心理特点的把握，找到突破口。
第六，产品说明书的讲解。
产品说明书的讲解围绕先讲产品的特点和优点，以及认为客户非常感兴趣的地方，再去讲产品的投资费用，以及产品年限等问题。我们的目的是让客户清楚了解购买了一款什么样的产品，而且这款产品是非常好的，需要细节讲解的把握。
重点：先讲收益，后讲费用，再强调收益。
第七，客户服务。
客户购买产品以后并不是销售的结束，而是销售的开始，在这里我们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客户，并发送信息到客户手机，目的是让客户第一时间对产品有疑问的时候能够联系到我，尽量降低因为对产品有疑问产生的退单。而且定期和客户保持一种联系，我们要和客户建立的是一种理财关系，并不单纯是销售一单保险产品，这样对于后期客户再次购买产品奠定好的客户服务基础。
7月13日，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向媒体表示，按照工作计划，今年将会拿出渐进式延迟退休方案，但还需要履行审批程序，然后适时向社会公布，
尹蔚民介绍，这项政策的制定遵循3个原则，一是小步慢走，逐步到位;二是区分对待，分步实施;三是事先预告，做好公示。
目前，社会各界对延迟退休政策的具体方案颇为关注。
对于延迟退休最终实现的退休年龄，有多个专家和机构建议将男女退休年龄定在65岁。对此，人社部虽然没有明确，但尹蔚民曾表示，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退休人员是8000多万，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
显然是不合理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退休年龄在65岁左右。”
尹蔚民曾对“小步慢走、渐进到位”作出解释：每年推迟几个月的时间，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再达到法定退休的目标年龄，“举个例子，比如5年以后，你是60岁退休，这个政策施行以后，可能你是60岁零3个月退休，这样大家便于接受。下一个人可能是60岁零6个月退休。”
同时，对于区别对待，有专家表示，女干部可能会率先实施。2015年，中组部、人社部联合发文，将正、副处级女干部和具有高级职称的女性专业技术人员退休年龄延长至60岁。
尽量改良涉及面极广，但张熠并不以为这是奉行渐进式改良的来由。“生齿老龄化趋势已不容守候，并且我国还面对着经济增速减缓的风险，因此必需成立起足够的储蓄来应对。”他说。
记者留意到，起初曾有势力巨子机构宣布陈诉称，在往后的30年里，中国生齿老龄化将泛起加快成长态势，60岁及以上生齿占比将年均增添16.55%，2040年60岁及以上生齿占比将达28%阁下。
除此之外，渐进式改良轻易让百姓发生不信赖感，这也被张熠以为是养老保险制度改良“宜快不宜慢”的一个重要缘故起因，由于日本曾呈现养老保险拒缴危急。在其时，这也激发了日本有关养老保险制度改良的大接头。
眼下，我国新一轮养老保险制度改良正在酝酿傍边，而怎样破题令人存眷。
试点迟钝
客岁年底，四川内地媒体曾报道称，该省部门地域已自行开展“奇迹单元养老保险”改良试点事变，但试点内容仅限于养老保险的用度统筹，并不涉及报酬计发步伐的改良。
这样一种有限推进的思绪也不难领略，事实四川省并未被纳入岁业单元事恋职员养老保险制度改良试点省市。
“奇迹单元养老保险改良之前在其他省份有试点，但在四川这样经济不发家的地域试点难度更大。”四川省一地级市社会保险奇迹局人士对新金融记者暗示，养老保险制度涉及面太广，且相干配套法子各地尚不完美，要有大举措，生怕不大也许。
202月，国务院常务集会会议接头并原则通过了《奇迹单元事恋职员养老保险制度改良试点方案》(下称：《试点方案》)，确定在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省市先期开展试点，与奇迹单元分类改良配套推进。
尽量试点后有一些盼望，但张熠以为和预期方针相去甚远，盼望一ó分迟钝。凭证其时的《试点方案》，试点地域要实施社会统筹与小我私人账户相团结的根基养老保险制度，根基养老保险费由单元和小我私人配合承担，实验新的根基养老金的计发步伐，成立根基养老金正常调解机制，成立职业年金制度，慢慢实施省级统筹等。
奇迹单元养老制度改良遇阻，许多人担忧改良后报酬低落。“改良没有赔偿机制，让各人认为不扎实。其它，奇迹单元和一样平常企业有很大不同，公事员不改也是盼望迟钝的重要缘故起因。”张熠说。
以职业年金为例，张熠以为今朝关于职业年金怎样做还存在争议。他夸大，构造奇迹单元养老金不必然非要和企业拉平，但职业年金要提上去，“差异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要思量构造奇迹单元的事变特点、人事制度等”。
现实上，起初曾有专家提议，在奇迹单元养老金改良时，应该把公事员改良一并纳入进来，同时改良。在他们看来，越今后拖，改良本钱会更高，难度也会更大。
改良取向
奇迹单元养老保险改良只是我国整体养老保险制度改良的个中一小部门。究竟上，针对当局公事员、城镇企业职工、农村住民、农夫工等差异群体，存在着各自差异的养老金制度。
“我国养老金制度严峻“碎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生齿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王桥曾对记者先容称，我国养老金制度经验了由企业“劳动保险”转向社会统筹与小我私人账户相团结的“社会保险”，再由“社会保险”转向包围城乡住民的“中央统筹百姓基本养老金”与“小我私人账户养老金”相团结模式的成长进程，但民众部分如故沿用1958年的退休金政策。
究竟上，凭证207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来看，针对差异群体也是采纳了差异的尺度。好比，企业职工该当介入根基养老保险，由用人单元和职工配合缴纳根基养老保险费。无雇工的个别工商户、未在用人单元介入根基养老保险的非整日制从业职员以及其他机动就业职员可以介入根基养老保险，由小我私人缴纳根基养老保险费。公事员和参照公事员法打点的事恋职员养老保险的步伐则由国务院划定。
在张熠看来，因为一开始就缺乏同一筹划，而之后部分和地域好处的形成导致再举办同一就异常坚苦。实际是，上述题目很早就已经存在，但至今如故没有办理。
从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良来看，张熠以为，最基础的照旧改良取向的题目，等于走依靠金融市场和基金蕴蓄的制度，照旧走依靠财务和国度齐集打点社保基金的制度。前者被学术界称为“体系性改良”，这意味彻底改变现收现付、齐集打点的制度模式;尔后者则是“参数式改良”，主张修改制度中的一些参数来维持系统的可一连运转，好比耽误退休年数等。
转型经济研究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最重要的前沿领域之一, 中国和俄罗斯分别是从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方式的典型代表。这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判若鸿泥的实践效果, 对正统的经济学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有的经济学家把中国转型过程中的持续高速增长称为“中国之谜”。对于经济体制转型的两种不同方式, 特别是中国的改革做出理论上严谨规范的科学解释, 无疑是经济学理论中最具突破性的研究课题之一。本文在划分两种经济转轨类型的基础上, 将中国经济转轨道路概括为政治稳定条件下的渐进式改革。并从中国经济转轨的背景和任务入手, 分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成功的策略, 包括改革方式的合法性、改革安排的时序性、改革权限的主导性、改革利益的调控性4个方面。中国在前3个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并且已经取得成功, 但是第4个方面的风险正在积聚和加大。
二、对两种经济转型制度改革国家经验教训的不同观点
研究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不同方式是由什么决定的, 首先需要对转型方式本身做出正确的理论界定。对转型方式的理论概括, 主要有两种流行的观点:
一种观点是用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概括中俄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这得到了多数转型研究者的认同, 代表人物主要有斯蒂格利茨、罗兰、樊纲等。这种观点首先由于隐含着转型具有一个预设的并且相同的目标假定, 因此自然就把研究的重心全部放在了改革策略的选择上, 往往忽略那些造成或制约着转型方式不同的客观因素, 把转型当作一个似乎人们在主观上可以完全控制的过程, 从而远离了实际。其次, 它把人们的目光完全吸引到了对转型速度的关注上, 从而忽略了某些更加基本和核心的东西。事实上, 不论转型国家采取的策略如何不同, 转型都是一个长期过程, 所谓的激进式改革最终也演变成了旷日持久的改革, 而所谓的渐进式改革中也都包含着某些激进的局部和措施。显然, 这对概念并没有揭示出两种不同转型方式的本质特征。
另一种观点是把转型与改革区分开来, 只把苏东巨变后的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称为转型, 而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化进程称为改革, 而不是转型。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科尔奈、科勒德克等。这种理论观点把经济转型与政治体制的变革完全联系在一起, 甚至以政治变革为经济转型成功的前提条件, 但这是缺乏现实根据的。不仅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在当前和历史上兴起的过程中存在着多种不同的政治体制, 而且战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也伴随着民主和专制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
不可否认, 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要与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相互适应形成耦合关系才能稳定, 但是这些方面的体制又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它们之间的耦合关系并不是唯一的, 变化更不会是同步的。上述观点, 把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前期的改革与巨变后的转型这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阶段割裂开来, 既不利于深入探讨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整个过程的内在逻辑, 同时也给两种不同转型方式的研究设置了理论障碍。
观察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转型方式, 使其彼此区别开来的最显著的现象是:1989-1991年, 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全都出现了政权更替, 共产党普遍失去了执政地位, 南斯拉夫、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先后解体, 所有这些国家都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动荡和动乱, 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一些国家甚至还爆发了战争;而中国和越南等国则没有出现这种严重的秩序混乱。这就是说, 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两种方式的根本区别在于, 宪法性秩序转变的方式不同。
提出经济体制转型的渐进式改革和激进式改革的概念, 绝不仅仅是一个词语上的简单改变。语词的转换, 所反映的是思维方式的转变。
科勒德克认为, 经济社会转型应当包括3个同时进行的过程:自由化与稳定化政策、微观机制重构和制度建设, 除此之外, 国家政策也非常重要。波兰等国的改革经验表明: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 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 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中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经济社会转型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教训是:不能忽视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政策, 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 即市场的自发调节。科勒德克还指出:在制定政策时不能将目标和手段混为一谈, 转型的目的是为了发展, 制定政策实行私有化、抑制通货膨胀都是手段而不是目标, 因而转型中有两种不同的政策———促进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政策和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 制定正确的政策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加以指导。目前中东欧国家经济转型付出了较大的代价, 出现了严重的失业问题, 经济绩效表现不尽如人意, 就是因为接受了只有“休克”、没有治疗的新自由主义理论, 用它来指导转型政策的制定。
与此不同,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孔田平则认为, 转型前波兰由于外债较高, 货币定值过高以及预算赤字货币化等导致波兰宏观经济中不稳定因素较多, 从而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政策为主要内容的“休克疗法”是有效果的, 它消除了短缺经济, 使通货膨胀得以控制、国企改革取得成功、经济持续增长、人均寿命提高, 使波兰和西欧的差距没有扩大, 为波兰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 而并非像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只有休克、没有治疗”。同时与匈牙利等国家相比, 波兰经济的衰退时间是比较短的, 转型付出的代价也没有科勒德克所说的那样大。中国社科院俄罗斯研究中心的陆南泉研究员认为, “休克疗法”本身就是治疗方法, 俄罗斯的改革出现一系列灾难性后果, 是由历史因素造成的。叶利钦在俄罗斯实行激进改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对俄罗斯转轨经验教训的争论引起的热烈讨论。博戈莫洛夫认为, 俄罗斯改革没有获得成功的根源就在于改革政策本身的有害性以及忽视国家在这一过程中起到的重要组织者的作用。他认为, 俄罗斯改革的悲剧来源于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前苏联的精英们无论就其道德水准、政治上的成熟、起码的诚实和良心, 还是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的理解, 都没有适应历史的转折。他们的改革不是着眼于现代化, 而是完全恢复资本主义。在私有化领域造成的社会不公现象, 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他还总结了前苏联和俄罗斯改革进程中的某些具体教训, 主要有: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对改革联邦体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导致改革随着苏联解体而夭折;俄罗斯改革没有新的经济政策来进行制度上的改造;改革是—个缓慢的进程, 需要时间, 而俄罗斯没有对社会意识的惰性给予应有的重视, 也没有对人民的革命倾向给予充分的重视;俄罗斯忽视了对20世纪20年代货币改革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经验的积累和借鉴。
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的许新将俄罗斯“休克疗法”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脱离国情, 将反危机的政策错误地应用到转型政策上;照抄西方模式, 没有认清市场机制与国家干预之间的关系;违反了转轨规律, 忽视了市场主体形成、市场机制建设以及市场意识形成的非短期性;将转型建立在对外国援助高度依较的基础之上, 采用了错误的理论指导改革, 重抑制需求, 轻视供给政策, 从而在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带来了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辽宁大学校长程伟教授认为, 由于转型时间还比较短, 许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暴露出来, 因而现在对转轨模式加以评价为时尚早。转轨模式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问题, 是公共选择的结果, 因为转轨具有很大的总和不确定性。中国是从改革进入转轨的, 因而采用渐进的方式可以保证其改革是可以逆转的;而俄罗斯是从改良进入转轨的, 因而采用激进的转轨方式, 可以保证其选择道路的不可逆转性。从这个角度来看转轨国家的转轨绩效, 其实质就是一个效率与制度重构、两者相互替代的问题。俄罗斯得到了改革的不可逆转, 实现了政治动荡后的基本稳定和经济衰退后的稳定增长, 而中国则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此现在评价转轨绩效为时尚早。
东北财经大学的郭连成认为, 对转型经济的研究必须注意到经济全球化与转轨国家经济之间的联动关系及其产生的正负效应。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受国际影响很大, 虽然现在俄罗斯经济已经进入增长期, 但是不能说已经进入了稳定增长期。另外, 他认为转型是—个新旧体制从并存到交替的转换过程, 不存在科勒德克所说的“制度真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何自力认为, 转型方式的选择一定要适合本国的国情。对中国来说, 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立足于本国实际, 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制度, 因而要坚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不能放弃中央政府对改革进程的控制, 转型走渐进道路是正确的。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田春生认为, 经济转型走向成功的一个关键是政策制定。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误导了俄罗斯的经济转轨, 带来了理论误区和目标混乱, 转型经济研究必须注意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政治经济学和历史作用的路径依赖等方面, 重新认识制度变迁过程, 重新估价建立宪政规则和市场法制规则的重要性, 重新定位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的角色, 走出“华盛顿共识”。对于改革中的广大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来说, 市场机制确实非常重要, 但它却不是万能的。因此, 转型国家必须善于找到促进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战略, 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从总体上看, 让国家和社会的协调与全面发展, 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 用可持续增长取代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速度, 这既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 也是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还有一些学者从理论上对转型模式加以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周冰认为, 以前的转型经济研究中存在着两个误区。一是把转型与改革割裂开来, 用政治体制改革作为划分经济体制转型方式的前提和依据, 从而割裂了转型历史过程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 不便于两类转型国家之间的比较。二是用渐进式改革与激进式改革来概括转型模式, 导致把注意力都集中在转型的速度上, 假定转型方向和目标是先验确定并且相同的, 从而转型方式是主观选择的, 过程是可控的。在此基础上, 周冰用政权更替、国家解体、社会动乱甚至内乱等因素作为区分两种转型方式的显著标志, 以宪法性秩序转变的方式为依据, 将经济转型方式概括为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两种, 指出转型方式是由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选择共同决定的结果。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刘文革和南开大学的靳涛也对经济转型模式进行了划分:刘文革将转型方式划分为突变式制度变迁和演进式制度变迁两种;靳涛则认为转型应当包括文明的转型、社会的转型即宪政转型和经济体制的转型3个层次。
新华社资深记者李长久认为, 研究国际问题应该立足于国内, 寻找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 从而将讨论引向了转型经济的方法论研究。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丁长清认为, 应当将转型经济的研究纳入到人类全球化、现代化的进程中加以研究。中国东欧中亚经济研究会副会长高铁生认为, 虽然研究转型经济问题要关注国际上政治舞台的斗争, 但中国的转型经济研究不应当受外国舆论的牵制, 转型一定要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服务, 希望重视中国经济转轨度的研究。
三、中国等国在保持政治稳定的条件下, 推行渐进式改革优于激进式道路
关于转轨的总体评价,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的张仁德等认为, 应当建立一套转轨度指标体系, 来反映转型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体制建设水平。这套指标体系应当由市场体制建设指数、国民自由权利保障指数和政治体制指数3个方面构成。通过分析各国之间转轨度的差异, 才能从量的测度上做出准确评价, 也才有助于划分转型的阶段、时期, 寻找和分析影响转轨度的敏感因素。
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方式之所以会有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的不同, 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各个转型国家选择了不同的改革策略。是什么原因促使中俄为代表的两类转型国家做出了各自不同的策略选择?
在面对体制改革问题进行选择时, 当政者与一切理性行为主体一样, 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 要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但是, 由于有限理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 体制改革的成本和收益都是无法准确计算的, 只能是一种建立在一定的理论和信念基础上的预期和估计, 期望在获得尽可能多的改革收益的同时尽量降低改革的成本。对于体制改革来说, 最大的成本不是耗费的经济资源, 也不是为探索改革道路和建立新体制付出的时间精力, 而是政治风险。因为, 体制改革是利益关系的调整, 一般来说, 总是会引起人们观念和态度的分化与冲突, 一方面是理想主义者的激进改革主张, 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和抵制, 从而带来政治上的不稳定。由于原计划经济政企合一的体制结构, 政治秩序的动荡和混乱, 必然会引起经济生活的无序与衰退。无论是从改革决策者还是社会的角度, 突变式转型所造成的经济衰退和损失的机会, 即使在长期也是无法弥补的。俄罗斯在普京主政之后经济出现了强劲的恢复性增长, 再一次证明了一定的政治秩序对于社会经济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作用。
因此, 我们考察改革策略的核心是那些围绕着如何控制改革风险而采取的战略选择, 政策目标变动应当是能够有效地降低和化解改革风险、控制改革风险释放, 从而避免转型过程中宪法性秩序的崩溃。成功的改革策略的精髓体现在两个方面:有利于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统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公正和政治民主三者的统一。比较造成中俄两种转型方式不同的改革策略, 具体有以下4个方面:改革方式的合法性、改革安排的时序性、改革权限的主导性、改革利益的调控性。中国在前3个方面都采取了正确的策略并且已经取得成功, 但是第4个方面的风险正在积聚和加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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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十二五”如何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周小川在《关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要选择具有硬约束的金融机构，让它们在竞争性市场中产生定价，在一定程度上把财务软约束机构排除在外。2003年开始推进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时，由于改革进程不同，各家银行的自我约束很不一样，部分银行已完成财务重组，资本充足率较高，资本约束较强，而有的银行资本充足率为负，也不受资本约束，此时竞争就很成问题。2010年，农业银行（行情 股吧 资金流）、光大银行（行情 股吧 资金流）上市，商业银行财务重组和股份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为推进下一轮利率市场化改革奠定了重要基础。
按照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确立达标金融企业必须具备的硬约束条件，不达标企业就是约束程度不够。利率市场化过程中，对于软约束的金融机构或“病号型”、“重病型”机构，暂时还不能给予过大的定价权，否则还是缺乏自我约束，会出现高息揽储等问题。
他指出，要有实现正当公平的竞争主体，既包括银行，也包括客户等市场竞争者。在选择具备正当公平竞争能力的市场主体时，还要审视其是否还有未消化的历史包袱和未暴露的表外包袱。如果还有若干历史问题没有消化，这些机构的定价行为就可能有违真正的公平竞争，需要被排除在选择范围之外。
他表示，要考虑逐步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的价格。这也许无法一步到位，但总体而言，利率市场化改革应整体推进，在放开存贷款利率的同时，其他一系列上、下游产品和替代产品的定价权也应同时交由市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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