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与税制现代化

农村税费改革与税制现代化（精选7篇）

农村税费改革与税制现代化 篇1

摘 要：自从有了国家，便有税与费。我国古代社会以农立国，税(费)也就成了封建王朝的主要财政来源。“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便成了中国千千万万农民身上的一道沉重枷锁。“苛捐杂费猛于虎”、农民不堪重负、身受其害。进入现代，由于历史条件和经济水平的限制，农业税曾一度是我国各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时至今日，我国仍为世界范围内为数不多的几个对农业征收税费的国家。，伴随着全面取消农业税的浪潮的兴起，这个问题似乎走到了终点，但问题是否就这样简单呢?全面取消农业税是否就“一劳永逸”了呢?农民还要不要征税?怎样征?农村税费改革怎样与税制现代化相结合?这些都是我们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本文试图从税制改革过程中农村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途径的角度，来揭示农村税收改革与现代税制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城乡二元化的税制格局，城乡统一税制，现代税收制度

农业税是我国最古老的税种，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如秦汉时期称为“田租、口赋”;唐朝称为“租、庸、调”;后改为“户税”和“地税”;清朝叫做“丁漕”;民国时期称为“田赋”。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和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原则，农业税演变成对从事农林牧渔生产、取得收入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种实物税。建国初期曾一度是我国各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为积累原始资本、建立新中国工业体系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税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逐年下降，而这种城乡二元化的税制格局，也严重阻碍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导致“三农”问题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90 年代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农业税也吸引了更多关注的目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创造条件，逐步统一城乡税制”的新思路，要求进一步“完善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各项政策，取消农业特产税，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时隔不久，20中央“一号文件”又进一步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农业税税率或免征农业税”，引发世人对农业税的关注。20新春伊始，在一些发达省份的带动下，一场全面取消农业税的革命拉开。到目前为止，全国已有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宣布取消农业税。其他省也将采取相应的措施。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央和地方财力显著增强，地方已经有能力给农民更多实惠，因此此次全面取消农业税实乃水到渠成之举。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意义重大。我国改革率先从农村突破，并以磅礴之势迅速推向全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随着改革的进程，“三农”问题却越来越突出。“三农”问题是在转轨时期，旧体制保留有余而新体制跟进不足所造成的，“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过去计划经济对农村产生的是到村到组、到边到角的影响，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延伸到农村社会的各个角落，如果根除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农村中存在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迎刃而解;农产品购销政策的改革、户籍改革和三提五统的取消等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农村改革最根本的是要给予农民完整的权益保障。现实阶段，取消农业税是从大局观的高度和政策选择的角度考虑和解决农民权益的保护问题，对农民权益全面长期的保护(尤其是相关的土地权益)和农村市场化的进程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取消农业税，对基层政府职能转换意义重大。由于农业税的特定征收对象和现行农村的治理特点，只要农业税存在下去，基层政府与农业税的征收行为始终会难解难分地纠结在一起。而且某些基层政府把农业税的征收演化成了竭泽而渔式的恶性“收、养”机制，这不利于基层政府职能的转换。农业税的取消无形地剥离了基层政府不规范权力的又一依仗，基层政府的行政行为将会逐步得到规范，有利于改善干群关系。同时，取消农业税，对解决农民负担和农民增收意义也很重大。

需要正视的问题

一举取消延续几千年的“交皇粮”政策，农民可谓欢欣鼓舞，对于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和完善我国税收制度都有着深远的意义。但问题是否就这么简单，取消农业税，是否就真的等同于农民负担完全减轻?取消农业税是否就像有的人所称的那样“农民从此不用再缴税了”吗?在全面取消农业税的大跃进中，我们的`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做好准备了吗?笔者认为需要全面而长远地看待这个问题。既要看到我国农村的现状，又要将其放到现代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来考量。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加重了乡村两级债务和财力缺口，使乡村组织运转困难增大，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受到影响。资料显示19全国村级负债(不包括企业)1978亿元，村均27万元，扣除债权，净负债1035 亿元，村均净负债14万元;乡级政府平均负债365万元，净负债182万元。农村税费改革减少了乡村财源，多数乡村收入锐减，基层工作难以顺利开展，农村义务教育、乡村道路建设、农田水利建设等一系列涉及农业生产、社会发展的大额投入项目，在国家还没有新的固定投资渠道之前，都没有保证。农村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出现停滞或因缺乏资金而得不到维护的状况。缺口资金在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不现实的情况下，基层政府为正常运转，很有可能将现在的财政收支困难问题及历史债务包袱转移给种田农民，或巧立名目，或乱集资、乱摊派，出现减负反弹现象，因而最终无法完成税费改革的初始目标。

解决办法

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建立现代型的税收制度

取消农业税，只是减轻农民负担的治标之策。要从根本上提高我国农村发展水平，必须进一步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从而总体上完善我国税收制度，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和现代税制要求的新型农村税收制度。而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综合性改革，其完成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建立现代税收制度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严格来说任何经营者都需要纳税。纳税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我国目前全面取消农业税只是取消了农民关于农业生产的税收，但不等于取消对农民的征税。这是需要在观念上转变的。目前，我国正面临着建立现代税收制度的大趋势。因此，农村税费改革也应纳入到这个大系统中来。参照现代市场经济国家范例，当前的主要任务便是积极推进城乡统一税制改革。按照国民待遇原则和政治平等法则。从均衡城乡负担、国民平等纳税角度出发，积极推行城乡统一税制改革，使城乡居民的税收权利与义务平等，消除不应由农民承担的税费份额，让农民享受到应该享有的平等的国民待遇，使城乡居民得到大体平等的公共服务，从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税费制度改革设计的社会使用效率和制度收益。按照这一目标，应当在农村全面取消各种农业税，而代之以征收各种现代型税收。具体措施如：

(1)加快全面取消各种农业税的步伐，争取尽快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

(2)征收财产税或资源税。自己的财产和使用国家资源都应该向国家纳税。如按土地使用面积、等级和用途类型在农村开征土地使用税;

(3)征收营业税。这主要是针对农民的经营性活动;

(4)征收增值

税。严格来讲，农业生产是有增值部分的。按照增值税的内涵，只要有增值，有购进生产资料和原料，就应当交纳增值税;

(5)征收所得税。全世界范围内，经营者只要有营利，就得交纳所得税。我国农民以前没有。随着建立现代税制的要求，也应对农民征收其收入的个人所得税。

2、建立规范的公共财政系统。

按照公共财政规范的要求，改革支出管理体制，彻底改变重城市轻农村的支出政策，切实发挥政府财政的社会再分配功能作用，向城乡提供相对均等化的公共服务。需要：

(1)重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和财政预算安排顺序，保证乡镇政府实现其只能和农村公共事业的资金来源;

(2)改革财政支出方式，完善财政预算支出管理制度，加强财政监督管理，增加对农业投入，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乡镇的财力缺口，提高农业生产力，增加农民收入。

3、建立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

积极推行乡村行政事业机构改革，改革和精简乡村机构、压缩人员、节约开支。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科学界定乡镇政府职能范围，合理设置机构，切实减少政府工作人员;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减少政府对基层的经济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精简机构，压缩乡村干部人数。通过这一系列改革，精简机构和人员，提高政府办事效率，从而减少财政开支，也减轻农民负担。

总之，要大胆探索与国际化和市场化相适应的农业税制体系。由于我国农业专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程度非常低，短期内还不能像其他市场经济国家那样，对农业实行与其他纳税对象同样的税制。但基于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农业税制也有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大胆探索农业税制改革方向，如以上提到的将农业税改为土地使用税和产品税，建立以农户收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当然为了防止在这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巧借名目乱收费等不良现象的出现，所以应尽快加强此方面的立法活动。

针对目前地方财政所出现地困难局面，各级地方政府应积极改变过去过分依赖农业税这种不合理的税收制度的弊病，充分发挥其他税收的作用和政府间转移支付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增加转移支付的力度，调整中央与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将成为关键。

农村税费改革与税制现代化 篇2

(一) 我国现代服务业的经济含义

随着我国信息技术与现代管理技术的发展, 传统的、低技术含量的、低附加值的、缺乏创新力的、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优势的服务行业已经越来越难适应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需要。因而, 一批从传统服务业分离出来的, 依靠先进的信息技术和高科技手段向生产部门提供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或者通过产业化的生产模式向个人消费者提供服务的产业集合应运而生, 同时被赋予了“现代服务业”的称号。

在界定“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的经济范畴时, 国际上对此尚未形成共识。国外部分学者认为应当以20世纪90年的爆发的信息技术革命作为分水岭, 将此后迅猛发展起来的, 以信息技术和高科技创新为先导的服务业被称为“现代服务业”, 而将传统的劳动密集型服务行业称为传统服务业。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现代服务业等同于第三产业。

综合国外学者对于现代服务业的相关研究后, 笔者认为, “现代服务业”包涵了两大方面:一是前所未有的服务机构, 即由于营运主体的经济或社会活动部门的营运行为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而导致某项局部功能的作用也随之出现新的变化而产生的新兴部门;二是“现代化”了的传统服务行业。但同时, 必须认识到“现代服务业”并非绝对的概念, 它会随着时间和空间因素的变化而产生差异。如在我国, 由于地缘辽阔, 各地发展水平参差不齐, 所以现代服务业的范畴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 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等区域服务业现代化水平较高, 其现代服务业主要以高科技业、金融业等生产性服务行业为主;东北地区、中部地区等现代化水平居中的地区, 其现代服务业主要涉及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等消费性服务;西部地区的现代服务业则主要以旅游业等更为传统的消费性服务业为主。

在综合考虑上述因素之后, 实证研究中一方面应当突显现代服务业的信息化及知识经济的时代特征, 另一方面尽可能地与我国现行统计制度相协调, 充分利用现有统计数据, 不能随意扩大范围, 造成现代服务业的泛化。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修订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02) 对于我国行业划分标准之后, 本文确定的现代服务业覆盖了我国统计口径上认定的所有非盈利性第三产业。

(二) 我国现代服务业总体规模稳步扩大

根据国际经验, 衡量一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状况, 通常考察通过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来衡量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从总体规模来看, 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 现代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占比从2005年的34%增加到2010年的43.4%, 现代服务业对我国经济增长贡献显著。

(三) 现代服务业对于就业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据统计局网上各地区按行业分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 (年底数) 计算后得出2003-2009年城镇分行业累计就业人数占比图 (见图1) , 我们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累计吸纳就业人数占比约为4%;第二产业该数值达到43%;第三产业为53%;现代服务业的占比则达到34.8%。通过这组数据的对比发现现代服务业对于缓解就业压力的贡献显著。

WTO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数据显示, 截至2009年末, 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高达64261亿美元, 其中运输产业贡献15305亿美元, 旅游产业达到16343亿美元;同时期, 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仅为2867亿美元, 仅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5%, 同比减缓5.8个百分点。

二、现行营业税税制下, 我国现代服务业税负状况

(一) 服务业税负整体高于其他行业, 营业税占比过大

我国现代服务业所涉及的税种繁杂, 除营业税外、还需要缴纳契税、企业所得税、城建税、印花税、房产税、土地增值税、车辆购置税等。自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以来, 在制造业领域实行的是增值税制度, 而在服务业则采用营业税税制。据国家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0年国内营业税完成11157.64亿元, 同比增长23.8%, 比上年同期增速加快了5.6个百分点。现代服务业对于营业税的贡献明显, 保险业、房地产和建筑业营业税收入快速增长, 同比分别增长37.8%、32.4%和30.7%。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住宿餐饮业保持平稳增长, 增速分别为24.3%和18.6%。同时, 据统计第二产业税负水平与其税源规模基本一致, 而现代服务业税负水平上升较快, 为18.9%。究其原因, 不难发现制造业实行增值税, 摆脱了产品税重复征收的弊端, 促进了制造业的专业化协作, 刺激了出口退税, 为国家发展成为制造大国和出口大国奠定了基础, 而营业税的在流通环节重复征税, 造成在产业升级的过程中, 产业间税负水平出现差异, 阻碍了现代服务业的转型升级。

(二) 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于营业税征管机制的需求

税收对于一国的产业结构调整起着“杠杆作用”。在当前的经济活动运行中, 现代服务业的每一步的运行都受到营业税的牵绊, 使其无法与基础雄厚的传统服务业、制造业竞争。因而, 营业税必须革除现行旧规, 必须弥补现行法规的缺陷, 其征管必须与现代服务业的需求相匹配, 从而推动现代服务业快速稳定的发展。

(三) 现行营业税税制对于现代服务业的束缚

1、税目设定陈旧, 税收结构单一。

陈旧, 体现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经济现象时, 营业税课税范围并未做出调整。现行营业税通过列举法对于课税对象进行逐一列举, 课税对象需参照营业税课税范围来判断是否成为纳税主体。但是随着新兴经济现象的出现, 营业税的课税范围仍未随之增减, 这在造成税收流失的同时也造成了不同经营者之间的税负不平衡。单一, 一方面体现在对于同一种应税行为采取同一税率, 并未对不同经营者的盈利水平做出相应调整, 无法体现营业税的调解能力;另一方面体现于不同行业运营项目也未采取差别调解的政策, 仅仅区分为3%和5%两档, 无法兼顾国家对于产业调整时的政策指引。

2、税基设置不合理, 税负负担过重。

1994年税制改革时, 就以平行征收的原则确立了增值税和营业税的征税这两种流转税。但是由于二者课税对象范围划分不合理、不明确, 因而导致了重复征税问题的出现。

3、税收优惠力度不足, 不利于新兴产业发展。

目前, 世界各国都加大了对于现代服务业的扶持, 全面落实营业税优惠政策, 对于物流业、旅游业等行业纷纷采取相应的税收减免政策, 同时对于落后地区、新兴产业等都采取一定时期的免税政策以确保其在发展初期有能力与传统服务业相抗衡。然而, 我国对于税收减免的设定范围极为狭窄。

4、现行营业税易造成税源与税收收入不匹配现象。

营业税作为地方税的主体, 其要求纳税人在发生经济行为时, 需向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纳税, 这就造成了当纳税人提供跨地区运输服务时, 税源与税收收入分类的现象。因而, 为了防止本地税收外流, 各地政府都严格限制非本地运输机构承揽本地运输业务, 因而常常造成运输车辆空车返回, 极大地浪费运输资源, 压缩物流业运营者的利润空间。

三、加快推进营业税税制改革, 为现代服务业发展保驾护航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 扩大增值税征收范围, 相应调减营业税等税收, 合理调整消费税范围和税率结构, 完善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和服务业发展的税收政策。然而落实到制定具体的改革方案时, 必须兼顾多方利益, 体现税收的公平性、科学性。

(一) 推行营业税改革时必须考虑的影响因素

1、现行营业税改革必须与整体财税体系改革相结合。

回顾1994年的税收改革背景时, 不难发现:当时“分税制”提出的目标为:中央在1994年后收入比重要达到55%, 同时要求税改后5年内中央收入每年增加一个百分比。然而, 当时旧的财权分配关系中, 中央收入只占到三成, 如果对于商品和劳务采取统一的增值税征收, 且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比例确定为75%和25%, 那么当年中央的税收收入就将达到75%, 且无法实现逐年递增。因而为达到当时制定的“分税制”目标, 对于商品和劳务必须采取不同的征收比例, 但此时的难点在于, 对于同一税种采取不同的比例征收, 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 且难以严格划分界定范围。综合考虑以上因素, 则决定在商品领域采取增值税征收, 在劳务领域则采取营业税, 同时将营业税划转为地方税, 以保证“分税制”目标的实现。时至今日, 在推进营业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首要解决与之相关的财权问题。长期以来, 营业税在地方税收中都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一般占地方税收总额的四成以上。倘若营业税并入增值税之后并由国税征收, 这势必会严重削减地方税收的收入, 对于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将是致命的打击。对此, 在逐步取消营业税的过程中, 必须提高地方共享增值税的比例, 使得地方税收能保持现有的水平。这样一来, 才会避免地方财权与事权失衡, 保障地方经济不受冲击。

2、注意保护中小纳税人人的权益, 适当给予税收优惠。

对于不同纳税主体, 目前的营业税税率并未有效体现出对其的优惠, 因而, 在实施营业税向增值税改革时, 首先应当考虑对于中小纳税人的保护。目前我国现行增值税征收率为17%, 低税率为13%, 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是3%, 若将现代服务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后, 现行的增值税税率可能会导致部分现代服务行业税负负担加重;倘若通过增加多档增值税税率, 又会导致实际操作难度加大。因此在将全部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时, 应当首先考虑增值税税率的设定, 同时给予相关行业必要的过渡期。对中小纳税人实行结构性减税, 降低营业税税收负担, 增加企业盈利, 促进中小企业经营者的投资热情。另一方面, 逐步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 允许企业外购房屋建筑物及应税劳务所支付的税金给予税前抵扣, 对于企业购买机器设备所付的税金一并予以抵扣, 以此来吸引企业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

(二) 推行营业税改革的可行性方案建议

具体的方案选择上, 由于增值税涉及的行业繁多, 且营业税税收对于地方经济的影响巨大, 全面改革营业税需要财政体制和机构改革一步到位, 其复杂程度远远高于增值税的转型改革, 因而不能采取太多激进的改革方案。首先应当根据行业的特点及规模, 分批降低营业税税负的改革, 可将金融业、物流业等规模较大, 会计核算健全的行业作为改革的试点, 全面采取按差额征税的模式, 同时应当考虑行业间不同规模经营者的盈利能力, 对于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采取5%的税率, 而对于规模较小的企业采用3%的税率征税, 突出税收的公平性及对中小经营者的保护。其次应在部分行业试点工作取得一定成就后, 总结相关经验, 进而向全部现代服务企业推行。另外, 对于现代服务业中出现的新兴产业, 给予一定时间的免税期和相应的税收优惠。

四、结论

在过去的16年间, 现行营业税税制在促进地方贯彻国家产业政策、稳定地方财政收入、推动地方第三产业发展以及保障我国分税制财税管理体制改革的顺利实施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 近年来, 随着现代服务业的不断发展, 财税体制的逐步深化发展, 营业税对于现代服务业的束缚逐渐暴露出来。增值税逐步取代营业税将有助于缓解税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在改革落实的过程中:首先应当重点考虑中央与地方的财税分配关系, 确保地方财政不会受到猛烈冲击。其次要注重改革过程的渐进性, 充分考虑各行业间的差异性, 区别对待不同行业及资产, 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于现代服务业的扶持作用, 进一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摘要：我国现代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长期面临着高于其他产业的税负, 极大地削弱了其利润空间, 阻碍了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文章分析了现行营业税存在的若干问题,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符合我国现代服务业发展的营业税改革方案。

关键词：现代服务业,税收负担,营业税改革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局.统计年鉴[M].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5, 2009, 2010.

[2]、刘晓越.我国第三产业弱在何处[J].中国统计, 2007 (8) .

[3]、许宪春.税收收入增长与GDP增长[J].税务研究, 2005 (3) .

税制改革与百姓生活 篇3

引导合理消费的消费税

通常，消费税是以消费品流转额作为征税对象的各种税收的统称。实际使用时，国内外有较大差别。如在美国，消费税表现为销售税，即：零售商或批发商在销售或批发消费品时，向消费者征收相关税收。与加拿大等国做法不同的是，美国的消费税率不是由联邦政府统一制定，而是由各个州各自立法，各成体系。在我国，消费税则分为两种，一种是以价内税实施的一般消费税，另一种是特别消费税。前者通常在应税消费品的生产、委托加工或进口环节缴纳，由于价款中已包含该类消费税，因此，批发和零售环节不再征收，但税款事实上是由消费者承担。特别消费税是国家为了调节产品结构，对部分特殊消费品征收的一种税。现行征收范围主要包括烟、酒、化妆品、成品油、汽车等。

对百姓而言，本次消费税改革最大的影响是缴税方式不同及由此带来的税收敏感度增强。举例来说：如原来有一张椅子价格是100元，其中1元可能是消费税，但消费者很少会把100元分解成1元消费税和99元其他成本。如果实行消费税，在其他条件不变情况下，消费者看到的椅子价格是99元，在购买时再支付1元消费税。尽管总支出不变，但消费者会实实在在感受到消费税的支付。对此，对普通消费者而言，调整价格计算习惯最为重要，购买商品时可以先问一下消费税率。如果由于种种原因，各地消费税率不同，消费者对部分商品需要比较一下税率再进行购买。

调节社会贫富差距的个税

实施社会财富二次分配、调节社会贫富差距，是个人所得税主要功能。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分项征税办法。简单地讲，这种办法把个人所得税分成11个征税项目，然后根据收入档次进行征税。但改革开放以来，许多人的收入特别是很多富人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利息、股票、红利、财产转让所得。这些收入占比不仅较大，而且因实行单一统一比例税率，起不到调节再分配作用。另外，这种办法也不考虑纳税人家庭实际负担和生活状况，导致一些家庭负担特别重的普通收入人群税负较重。

本次个税改革的方向是逐步提高直接税比重。相对应，根据当前个税改革设计，个人所得税征收标准除了考虑收入高低之外，还涉及纳税人教育、赡养老人、扶养子女等专项支出，即实施“综合和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整体而言，高收入者可能会缴纳更多的税。

任重而道远的房产税

现行房产税的主要特点是在流通环节征收房产税。2011年起，我国实施房产税试点改革，目前主要在上海和重庆开展。以上海为例，起征额是人均60平方米（含60），税率是0.6%（低于平均价格2倍的，按0.4%征收）。

本次房产税改革，关键是两点，一是改革范围必将扩大，如全面推行房产税改革；二是从增量环节完善到存量环节。如此，涉及百姓生活的影响将体现为以下两点：第一，房价将出现较大范围调整，而且下行的可能性更大；第二，房子将是投资品，但绝不再是投机品。如果谁还想通过买房子赚钱，那将承担更大的风险。

整体而言，上述三大税收改革都是税制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推进速度并不快。其中，消费税改革步骤有望近期出台。

2014年8月，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明确提出“研究完善消费税改革方案”。如顺利，年底前将出台消费税调整方案，2015年正式实施。

个税和房产税仍在立法之中。目前人大正在拟订房地产税和个税立法草案，具体征收办法、实施范围仍在讨论之中，预计该草案预计在今年年底完成，2015年实施。

但不管怎样，尽管税制改革之路万分艰难，我们应该相信，税制改革必将推进，而且是有利提高社会和老百姓的福利的改革。

加入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的思考 篇4

加入WTO与我国税制改革的思考

加入WTO后,WTO规则对我国现行税制构成新的`挑战和压力,具体分析这一要求对税制产生的影响,应对挑战,主动调整改革现行税制已成为当前财税理论和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我国1994年税制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但现行税制中依然存在诸多缺陷,与WTO规则要求相距甚远,针对这些缺陷,适应WTO规则要求,立足我国的现实国情,进一步改革完善现行税制是下一步税制改革的方向.

作 者：杨霞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北京,100081刊 名：广东省财贸管理干部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MANAGERS IN FINANCE AND TRADE年，卷(期)：200217(1)分类号：F810.422关键词：世界贸易组织 WTO规则 税制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与税制现代化 篇5

一、税制改革中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上存在的问题

1994年分税制的建立，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明确划分税收收入(也即划分事权)，顺应了现代市场经济环境，是我国规范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事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开端。但是，在分税制运行将近的实践过程中，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在良性改变的同时也积累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政府职能并没有完全的重新界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还在不同程度上介入商品性生产，导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也不清楚。我国宪法虽然对各级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作了大致的规定，但在经济方面的事权和财力划分不明确，上下级政府间事权相互交叉，混淆不清。事权划分具有不确定性，致使财源划分也存在着很大的困难，所以，完善分税制中处理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摆在我们面前最关键的难题，就是确定中央与地方的事权究竟要如何明确划分，进而具体确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来源，划分好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二)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下，我国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划分大致如此：中央税包括了增值税、消费税、关税、中央企业所得税等等;地方税包括了地方企业所得税、企业税、个人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印花税、遗产赠予税等。共享税包括增值税、资源税、证券交易税等。这是分税制改革初期必须协调好中央与地方前提下的划分。而且，为了使地方税收保持一定的规模，还把一部分中央税基让渡给地方。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及财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与国际接轨，这种划分越来越不合理，阻碍着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的积极协调发展。比如，个人所得税划归地方，不利于其收入再分配作用发挥;企业所得税按行政隶属关系划分，易导致各级政府对其所属企业进行干预。

(三)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超过了地方财政，这符合分税制的指导思想，但这种从我国原有的财政包干制下地方税收收入多于中央税收收入的状况的转变，使得地方政府一时间难以适应，，全国31个省直辖市地方财政收支都出现逆差，并依赖于中央“税收返还”来弥补财政收支缺口。虽然这正是中央调控能力增强的显示，但同时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

1、下一级政府为了争取较多的上级政府财政“补贴”，不时要花费大量精力、时间或其他资源，政府系统内部的“公关工作”增多了。

2、由于地方政府权力受限，不能进行债券融资，有的地方政府就变相地通过地方融资机构在境内外发行债券或拆借资金，这些隐性的行为缺乏必要的规范，往往会积累起相当的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3、地方政府在感到财政收入不足，上级财政“补贴”也不足，同时又无力变相发债借钱时，往往惯性地利用手中职权向社会强行摊派或收费，使预算外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这不仅加重了群众负担，而且影响了政府的声誉。这种现象在我国几乎普遍存在，分税制改革开始的头几年尤为突出和严重。

(四)分税制改革使中央财力得以进一步集中，更好地对地区间财政资金进行转移和配置，与之相配套的一个重要制度是“转移支付”制度。而我国转移支付制度的构建和完善明显滞后。1994年以来，中央一直用“税收返还”的过渡性办法替代转移支付，开始试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但数量甚少，而且“规范”的程度很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比如，云南省上缴中央252亿元，而当年全省税收收入(地方税收收入+25%增值税收入+转移支付)仅187亿元，对于身为西部大开发省份的云南而言，发展经济资金尤为重要，但其上缴额远大于自身使用额，这是西部省区鲜见之事，如果转移支付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在数量和“规范性”等方面不能得到及时提高，那么，将严重打击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分税制改革强化了中央财力的集中，但同时也削弱了地方的财权，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关系中的存在的问题，也正是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如何调动中央与地方的积极性，为鼓励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如何正确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如何“规范”地增加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等等，都是进一步完善分税制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解决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中存在问题的对策研究

如何解决上述中央与地方税收关系中存在问题呢?关键也就是如实地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划分，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税收划分，以及运用好配套的转移支付制度，具体而言：

(一)规范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范围，规范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范围，是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为依托的，各级政府必须从盈利性的商品生产投资中彻底退出，将这种盈利让渡给企业和个人，而其自身职能向满足公共需要转变，这是划分清楚中央与地方事权的必要条件。所以，首先应积极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产权制度改革，建设良好的政企分明的外部环境。其次，政府以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为己任的理论为分税制奠定了基础，我们应该明确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这样，按照公共产品的层次性来规范各级政府间的事权与支出范围，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就会自然而然清楚起来：全国性的公共产品由中央政府来提供，地方性的公共产品由地方政府来提供。对许多需要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的事务应按照支出责任和受益程度的大小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来确定各级政府负担的开支的比例，并以转移支付的方式将资金归集到承担具体事务的政府。最后，长远看来，需要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地方财政活动，因为，完善后的地方税制能适应当地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并为履行地方财政职能提供必不可少的财政收入，而且，各级政府的税收活动应当实现法制化。一旦地方政府责任和权力具有高透明度，就会自觉地节制自身的短期行为以接受外部约束，使长远利益得以实现。在解决事权之后，就可以以此来划分财权，使二者统一起来。

(二)重新划分中央税与地方税。划分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税收，综合美国财政学者塞利格曼提出的三原则(效率原则、适应原则、恰当原则)与迪尤提出的二原则(效率原则、经济利益原则)，以及从受益角度，财政职能角度、效率和公平角度考虑，中央与地方税收划分的理论原则大致有：(1)按税基特性划分。税基广的或富于流动性的税种应划归中央税;反之，应划归为地方税。(2)按税种的调节作用划分。对收入与财富具有再分配作用的税种、对经济波动有缓冲作用的税种，对级差收入具有调节作用的税种，以及其他实施宏观调控作用所必须的税种应划归中央税，反之，应划归地方税。(3)按征税效率划分。由中央征收效率较高的税种应划归中央税，反之，应划归为地方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及税收划分理论原则来看，我国目前的税收划分格局大致可以做如下变动：(1)将对收入分配和经济波动调节的作用越来越显著的个人所得税，对财富分配具有调节作用的遗产赠与税，以及税基广泛的印花税划归中央税。(2)将资源税仍作为共享税，但应改变按资源品种划分，让地方占大部分收入的状况。调整后的资源税统一由中央征收，中央与地方各分享收入的50%或者中央按更大的比例分享，以有利于对级差收入的调节。(3)随着以财产税为主体的地方税制的健全发展，应适当缩小共享税的比重，而这个举措也必须有良好的.转移支付制度作为支持，以保证地方的财政收入与支出平衡。

(三

)减少地方政府短期行为和保证地方财政收入要同时兼顾。分税制改革暂时性地给地方财政带来很多困难，也由此引发了地方财政的一些短期行为。那么，如何来解决地方财政的困难，使地方财政节制自己的短期行为，但同时也能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呢?最根本的一点是：积极地推行“低税率、宽税基”的税制改革政策。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政收入的取得变为地方税、共享税和中央返还三个渠道，主财源转向中央，次财源留归地方。但由于长期实行的“高税率、窄税基”与税种单一的弊病，分税制改革使地方财力遭到了严重的削弱，如云南省，它是全国唯一以消费税为主体的省份，(因为烟草业为云南省的支柱产业)1995年，其消费税占“两税”收入的55.5%。全部上缴中央，造成云南地方财政收入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还低。如此一来，加宽税基，扩大税源，改善地方税源结构，成了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的根本所在。其次，地方政府应积极发展地方主力税种。培育地方政府的主力税种对增加地方收入，改变地方税种单一的局面大有益处。根据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税制结构现状，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可以把财产税、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作为地方税主体税种，它们的税源都很充足稳固，而且绝大部分是归属地方税收，必将成为地方税的重要税收来源。另外，如果有明确的偿还基础，财政支出范围也明确界定，且拥有的资产是一个可计算和变现的概念，那么，政府将拥有相对独立的地方财政体系，可以发行政府公债。这有利于地方政府以“公债”这种比较规范的融资形式来为一些资本项目筹措资金，从而也抑制其它诸如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的形式来筹措政府资金的恶劣做法。而且，债务筹资有还本付息的压力，这有助于政府对支出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谨慎处理。最后，以后开始实施的费税改革是直接针对地方税收收入削弱而导致的强行摊派和收费的措施。当时，农村流行的一句顺口溜叫做：“一税轻、二费重、三摊四派无底洞。”据不完全统计，河北省19各种收费和摊派146.15亿元，占全省财政收入的56.52%，占地方财政收入的96.29%，比例之大，令人瞪目结舌。可见，费改革对于“费挤税、费侵蚀税基、弱化税收地位和作用”的恶劣现象，有积极改善作用，费税改革必须进一步推进和完善。

(四)使“税收返回”这种权宜之计真正由转移支付制度替代，成为分税制改革的积极的配套措施。首先，就必须建设好转移支付制度，使其成为解决各级政府间财力分配不均衡以及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实现公共服务水平均衡化的主要途径。当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清楚后，同级政府间由于经济发展、自然条件、文化历史等因素造成的财政横向不平衡将成为转移支付的根据，中央政府应以弥补地方财政缺口，缓解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加强宏观调控，解决受益外溢的补偿和特定的社会需要为目标，健全和完善转移支付制度，使其具有多数国家转移支付制度所共通的几个特征，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调动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1)转移支付弹性化，中国是一个复杂的经济大国，只有视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灵活确定补助额，才能将转移支付的作用充分发挥。(2)转移支付的公式化。我国目前转移支付采取“基数法”，从长远看，采用国际通用的因素法将是一个必然。中央政府将选取一些不易受人为控制的对地方财政支出有影响的主要因素，如人口数量、城市化程度、人口密度、人均GDP等作为实行转移支付的依据，公式化确定各地转移支付额，规范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关系。(3)转移支付法制化。我国应考虑编制转移支付预算，建立健全完整的司法预算程序，把转移支付预算上升到法律层次，以有法可依，杜绝随意性和不必要的行政干扰。(4)转移支付的制衡化。我国正处于体制改革转轨时期，政府行政管理职能与经济管理职能仍未能合理界定，为了保证转移支付制度的正常运行，就应特别注意权责的划分和落实，形成有效的制衡机制。

税制改革感想 篇6

在税务机构改革的澎湃浪潮中，新老税务人又一同站在了历史的节点。作为一名基层税务人的我此刻感慨良多，既有见证历史的自豪感，又有回望深耕热土的缅怀感，更多的是一份砥砺奋进的使命感。

初闻合并，心中不无疑问，幸而一直紧跟上级组织有条不紊的部署，很快便“稳定军心”。“干好本职”的四字真言使我很快跟上了国地合并雷厉风行却也稳打稳扎的步伐。

回想过去几个月，国地税合并远非牌子的一摘一挂那么简单，而是税务人一双双手收堆砌出来，纳税人一对对脚丈量过来，税务部门一项项举措落实下来的。大音希声，大道无形。合并的进程如润物细雨却又不可逆转地往前推进。早在“国地合作”阶段，某某国地税就启动了合作党建模式，一起学习十九大精神，一起举行主题党日活动；得益于紧邻而居的“近水楼台”，在实行互驻工作人员的同时互设办税终端，早早让纳税人品尝到“只跑一次”的“头啖汤”；随着省电局统一上线、联合清税等举措的贯彻，组建起一个个业务微信群，线上线下高效沟通合作无间……

农村税费改革与税制现代化 篇7

关键词：公平效率；税制改革；公平优先

1.引言

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更好的发挥税收对国民经济的调控和促进作用，是一个存在很大分歧的难题。在中国深化税制改革中，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能够完善中国的税制结构，促进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公平是基本的税收原则。国外学者对此比较统一的定义为：税收公平，是指纳税人之间在税收的负担上应公正、平等，即国家征税要使每个纳税人承受的税收负担与其经济负担能力相适应，并使纳税人之间的税收负担水平相均衡。税收效率是指以尽量小的税收成本取得尽量大的税收收益。

然而，国内大多数学者认为两者是矛盾统一的：税收公平与税收效率是相互促进，互相协调的；但是，在具体税种的设计上，二者又是相互矛盾的，往往难以兼顾。

2.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的基本理论

税收公平包括：一是相同纳税能力的人负担相同的税收；二是不同纳税能力的人负担不同的税收。税收效率原则是指税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不产生影响，从而使税收额外负担最小，额外收益最大。

而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原则是既矛盾又统一的。公平原则强调的是税收负担，而效率原则强调税收应尽量避免对经济产生干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稳定增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会产生贫富差距，从而破坏公平原则。但从整个经济运行的方面来看，公平原则是实现税收效率原则的前提。只有以达到一定程度的公平原则为前提，才能谈及效率问题。如果不以一定的公平为前提，政府征税就不会为纳税人接受，进而影响市场的公平竞争，扭曲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当然也就无法提高效率。从另一方面看，效率原则为公平原则的实现提供了动力。效率的提高可以保障公平更好地实现。盲目的平均主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平，只有在整个经济都很活跃的时候，公平程度才会向前迈进一步。

3.我国税制改革的历程

平均主义下的税制改革，在建国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一时期，我国的税制改革都以“简化税制”为原则，这一时期的税制改革只是为了追求分配结果的绝对均等。因而，税制几经变革，走的都是片面简化之路，其结果是税种越来越少，税收的作用范围也越米越小，税收制度形同虚设，无法真正发挥其经济杠杆的作用。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的税制改革，1978年底，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政府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摒弃了传统的平均主义分配观，主张拉开收入差距，促进效率的提高，并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同时，随着我国经济体制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阶段。根据政府公平效率观的变化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的逐步变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税制改革主要包括1978年一1993年的税制重建和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上，会议明确提出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我国收入分配的基本原则，强调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国的税收收入和税收的宏观调控功能都有很大的提高。然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就使税收制度在公平方面缺失严重，难以真正发挥税收的经济杠杆作用，无法适应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要求，更与目前和谐社会目标的不相符。

4.税制改革的核心是公平

4.1原因分析

收入差距过大，首先，必然使部分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仇富”现象严重，贫富两大阶层的矛盾日益激化，严重地威胁着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次，使得整个社会对金钱的期望和依赖增加，“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享乐主义”蔓延，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下降，社会风气败坏。再者，容易引起社会有效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严重制约我国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总之，社会分配不公、贫富悬殊已成为现阶段我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及人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高度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已刻不容缓。而税收作为国家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针对当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必然要求税制改革以公平为核心为准则，加强税收对高收入的调节力度，完善其对低收入者的扶持政策，更好地发挥税收公平的调节作用，以缓和因贫富悬殊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矛盾，使我国的税收制度在促进社会公平和经济健康发展方面取得更大成效。

4.2税种改革实现公平

对于个人所得税，目前我国存在很多的偷漏税现象，所以需要高效率的征管措施来贯彻设计良好地税收制度，这样不仅能够在税收上“查漏补缺”，还可以抑制腐败。根据推算，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中来源不明收入约为6.2亿万亿元，占GDP约为12%的比重。这些收入既不是劳动报酬，也不是按资本、人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获取的收入。如果能将这些收入纳入到税收征管范围之内，财政收入将会有很大的提高。基于此，有以下两条可视为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的措施。一是大力推行非货币支付。在现代网络普及的情况下，推行非货币支付将使得收入由隐形变为显性。二是推行税收征管系统和银行系统的对接，利用现代化的手段自动识别非常规的收入，并敦促个人积极的缴纳税款。

对于房产税，目前，我国房产税改革问题正处在研究之中。但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该税是主要发达国家基层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现代社会的房产税主要是按照房产价值普遍征收。在英美国家，房产税的税率是基层通过公共选择的方法按照“以支定收”的办法确定。这种按照房产价值为计税依据的房产税征收方式使得房产税成为矫正纳税人获取公共服务与付出扭曲现象的重要机制。显然，该税是实现经济公平的重要手段。对于我国可以进行征收房产税来实现税收的公平。

对于消费税，消费税改革也是我国目前经济转型期的重要话题。从消费税促进生态环境保护来看，消费税具有公平的原则，因为符合“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另外，对一般商品课征一般增值税的前提下，对奢侈品加征一道消费税，这就符合公平的原则。

就消费税促进社会公平方面，可以考虑：一，在税收征管技术提高和奢侈品合理界定的前提下，逐步将某些实物奢侈品和服务纳入课征范围之内。这些实物奢侈品如私人飞机、名贵红酒、名包、名贵眼镜等。二，将营业税应税项目中的某些奢侈性消费纳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之内，或者对其按照较高的营业税税率课税。这些行为如桑拿、五星级酒店服务和美容服务等。

5.总结

总之，在中国目前的发展水平下，中国税制改革应当也必须突出公平二字，将公平作为财税体制改革的核心，从而严格按照市场经济要求，建立科学、合理、规范、公平的税制。（作者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参考文献：

[1]刘铸，《对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兼顾的思考》，《辽宁财税》，2000年第12期.

[2]韦敏，《论税收的公平原则》，《税务探讨》，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