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序翻译

说文解字序翻译（精选9篇）

说文解字序翻译 篇1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史官仓颉，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庭，「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明)忌」也。

仓颉之初作书也，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寖多也。着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及宣王太史籀，着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也。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是时，秦灭书籍，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而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汉兴有草书。尉律：学僮十七以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

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秦隶书。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壁中书者，鲁共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

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更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于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鄙夫俗儒，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埶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谕，岂不悖哉!

说文解字序翻译 篇2

《说文解字》的书名许慎这样解释:仓颉之初作书也, 盖依类象形, 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 即谓之字。文者, 物象之本;字者, 言孳乳而寖多也。

二、成书简介

《说文解字》, 简称《说文》, 汉朝许慎编著, 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学源的字书, 也是首部按照部首编排的汉语字典。原书作于100年~121年, 现已失落, 现存的大多是宋朝版本, 或是清朝的段玉裁注释本。原文以小篆书写, 逐字解释字体来源,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 创立540个部首, 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 卷末叙目别为一篇, 全书共有15篇。《说文解字》共15卷, 其中包括序目1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此外, 书中还有“重文”即异体字1163个, 共10516字。

三、体例及研究

《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先列出小篆, 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 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 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中的部首排列是按照形体相似或者意义相近的原则排列的。《说文解字》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 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 许君之所独创”。历代对于《说文解字》都有许多学者研究, 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尤备推崇, 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四、释义原则

《说文》是一部古文字字典, 它按照文字学的要求解释本义, 努力做到两个统一, 即:形和义的统一, 文字和语言的统一。所谓形义统一, 是说《说文》全面分析了小篆的构形体系, 根据字形来解释文字的本义。所谓文字和语言统一, 是说《说文》的释义是直接从文献语言中概括出来的, 是与文献语言相符合的。

古人说:“许书之要, 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 (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 所谓本义, 指的就是体现在文字字形上的字义, 它一方面反映出表彰文字初期的造字意图, 另一方面又确实是在古代典籍中被使用过的词义。小篆的字形反映的是文字的造义, 古籍中的用例反映的是词的实义, 在《说文》中二者大多是一致的, 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况。

所以造成这种情况, 是由于文字的造意和词的实义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尽管造意是以实义为依据的, 但是它有时仅仅是实义的具体化、形象化的说明, 语言中被使用的实义要概括、抽象得多。因为《说文》要紧密结合字形说解字义, 限于体例又只能用极简单的话来训释, 所以就难免迁就造意。我们在理解《说文》的这种训释时, 只需要除去那些形象的具体因素而加以进一步地概括, 就能把字的造意和词的实义一致起来。由于拘泥于字形, 《说文》对造义也有解释得不够确切, 甚至迂曲荒谬的时候。总的来看, 尽管《说文》对于字义的训释存在一些问题, 但是绝大多数释义是有文献语言作为根据的, 是可信的。《说文》虽然没有自觉地在每个字下都引用书证, 但是这并不是说对这些字的训释没有文献的根据。由于《说文》的绝大多数训释是有文献做根据的, 所以对字义的解释比对字形的解释可靠性要大。往往有这种情况, 《说文》把字形解释错了, 但释义并不错。

我们说《说文》中的绝大多数训释有文献根据, 并不是说就可以迷信《说文》。由于时代的局限, 《说文》的语言资料只能取自周秦文献, 所收的文字不过是晚周、秦皇以至汉代的字体综汇。至于甲骨文, 因为出土很晚, 许慎当然无从看见, 就是金文也见得极少。这些都限制了他的眼界, 在写作《说文》时遗漏和谬误之处自不能免。

五、成书价值

《说文解字》总结了先秦、两汉文学的成果, 给我们保存了汉字的形、音、义, 是研究甲骨文、金文和古音、训诂不可缺少的桥梁, 特别是对字义的解释一般保存了最古的含义, 对理解古书上的词义更有帮助。书中关于秦汉时期全国各地方言的介绍使其成为了解中国古方言的一本参考书籍。保存了研究古代社会历史、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 是我们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的重要阶梯。《说文》包括各种含义的字的解释, 反映了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等, 有助于我们博古通今, 值得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

参考文献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 2004-2-1.[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 2004-2-1.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2-1.[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2-1.

[3]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香港: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 1996-7.[3]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香港:商务印书馆 (香港) 有限公司, 1996-7.

[4]桂馥.说文解字义证[M].古本A— (清) 桂馥撰 (复本) .[4]桂馥.说文解字义证[M].古本A— (清) 桂馥撰 (复本) .

[5]王筠.说文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 1998-11-1.[5]王筠.说文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 1998-11-1.

[6]王筠.说文句读[M].木刻本《说文句读》光绪刻本.[6]王筠.说文句读[M].木刻本《说文句读》光绪刻本.

[7]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 1999-5-1.[7]王力.古代汉语[M].北京:中华书局, 1999-5-1.

[8]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2004-3-1.[8]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 2004-3-1.

说文解字话“安全”　 篇3

不过，“安全”来，“安全”去，到底什么才是安全？今日的安全又该如何维护？

翻开各类有关安全问题的学术著作查阅“安全”这一概念的本源，恐怕最常见的是对英法两种文字中“安全”一词的解释与诠释。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英法两种文字的“安全”均源于同一词根“ｓｕｒｅ”或“ｓｕｒ”，即“确保”和“万全”之意。语言学家多将英文的“安全”解释为一种主观上的感觉，而法文的“安全”则包含两个词，一个表示感觉，另一个则表示一种状态。于是政治学家一般采用法语的解释，将“安全”推演为一种客观上没有威胁，主观上没有恐惧感的科学概念。

可能是因为“国家安全”一词来自美国人李普曼之口，所以我国不少学者也纷纷借鉴外国专家的概念，以“状态”和“感觉”评述“安全”的定义。不过面对各类安全问题层出不穷的现实世界，单单一个主观与客观的演绎似乎只涉及了“安全”的外部特征，而无法揭示主客观之间的内在联系，也很难根据字面的含义直接点出维护“安全”的途径与手段。好在语言也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英文的“安全”（ｓｅｃｕｒｉｔｙ）最初含义也许只是形容一种感觉，而后来的语言学家们又将其扩展为“感觉”之外的安全措施和安全机构。

其实“安全”这一概念的解释又何苦为英法文字所限呢？如果抛开字典上的“释意”，中文“安全”二字的像形结构中倒也蕴藏“天机”。

倘若说文解字，“安”本意是“家＋女（女也可理解为织，即除“男耕”外还要有“女织”）”。“全”则是“人＋王”。在传统的农业社会，这可以理解为“家中有女（有织有耕）为安，王者以民为上乃全”。因为“女”或“织”是婚姻、生育、生产与教养等的基源，“王”是国家政治的正体。与英法文不同的是，“安全”两个汉字描绘的是“家”与“国”两个社会单元，揭示的是这两个单元各自与相互间维持安全局面所必须的治理方式。依此逻辑，“生产”（包括人口与生活资料）是一个家庭稳定的关键，而“民”则是“王朝”立业安邦之本。国家“安全”架构中两个单元的自然关系应该是“民安国泰”。再按“安全”两个字的词义分析，安全应该建立在稳定和国家核心价值与利益不受损害的基础之上。因此，汉字的“安全”其实是在勾画一种社会结构图面。

当然，此处说文解字决不是要对比中西文化的优劣，更不是生拉硬扯为现在的一些安全理念寻千年之根，而是将英法中三种文字对“安全”的诠解综合起来，破译其中的新“密码”。

首先，“安全”的确是一种感觉和状态。而这种主观感觉的基础在于客观状态，即安全行为主体自身和周边环境的变化。这是“安全”的时空维度。其次，“安全”确实需要机制与措施的保障。最后，“安全”问题不仅涉及国家执政层面，也需依仗民生。安全问题背后是深刻的社会性结构问题。“安全”是一种超越政治学的社会符号。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结构性问题才是安全所要解决的首要。

对这种天书式解读的最好例证就是时下炒得热火朝天的国际恐怖主义问题。９．１１后，世人都感受到国际恐怖主义的现实威胁，大多数国家也将这一问题列为国家安全的重要议题。但现代意义上的国际恐怖主义从１９世纪末以来经历过几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其中最著名的是被列宁指责为工人运动中的另一个极端——巴枯宁式的恐怖主义。第二次高潮风起于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这轮恐怖主义活动的主角是西方国家及拉美的极左势力、中东极端民族运动组织。第三次高潮起自冷战结束后。此次国际恐怖主义勾搭的对象是极端主义和分离主义。

不同的国际恐怖主义高潮背后当然有其不同的历史原因。国际社会的感受与应对措施也不尽相同。然而，从社会层面分析，这几次恐怖主义高潮都处在全球社会结构剧烈变动期，而且与资本市场的全球性扩张高潮密切相关。在全球市场突飞猛进之时，国际社会与各国内部的社会化配套措施却捉襟见肘，难以适应。社会稳定的基本架构被打破，剧烈变革所带来的各类矛盾层出不穷。极端暴力寻到孳生的沃土。

说文解字论文 篇4

课程论文

姓名：李班级：外语系学号：

东

09级对外汉语班 20091032127 1 / 5

浅析《说文解字》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运用

[摘要]数千年来，汉字为记载和传承中国文化作出了光照千秋的贡献，汉字不仅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和承载体，而且是全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东汉许慎先生的《说文解字》一书以六书理论比较准确地阐述了汉字字形与字义之间的关系，把《说文解字》充分有效地利用到对外汉语汉字的教学中，并融入一定的中国文化大背景，这对我们的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对外汉语 汉字教学 《说文解字》 运用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四大文字系统中唯一沿用至今的文字，是汉民族记录和书写汉语的符号系统。汉语的读写能力首先是通过汉字的学习来达到的，和印欧语系相比，汉字既没有固定的排列组合方式，也没有规律准确的表音方式，所以，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而东汉的许慎先生所著的《说文解字》以六书理论为本逐一对9353个汉字的音形义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系统地总结了汉字的构造方式和造字规律。所以将《说文解字》适当地应用到对外汉语教学中，对汉字教学必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说文解字》概述

东汉许慎先生编纂的《说文解字》作为中国汉代以来第一部分析字形、解说字义、辨识声读的字典。许慎根据当时文字不同的表意或表声偏旁，把全书共分540个部首，收字9353个，另有“重文”1163个。

《说文解字》的编排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 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 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在造字法上提出了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的“六书”学说，并在《说文解字·叙》里对“六书”做了全面、权威的解释。

二、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及《说文解字》的引入

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目前仍存在着诸多难题。汉字构造复杂，笔划繁多，每/ 5

个汉字具有多层次的分析性和高度的综合性，信息量很大，汉字识记和书写的难度可想而知。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既要注意字形本身的结构关系，又要建立字形与字音字义之间的联系。因此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必须找到有效的途径，提高汉字学习者的学习效果。

《说文解字》通过“六书”理论，总结归纳出汉字“据形系联”的理据性，对掌握汉字，加强汉字对外传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在实际对外汉字教学中，有效地利用好《说文解字》，这对我们的对外汉语汉字教学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说文解字》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的运用

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根据影响汉字识别的字形、语音规律，充分地利用《说文解字》归纳出来的汉字造字构型理论去指导教学。

首先，对于一些具象性较强的独体字。例如“日”、“月”、“山”等等，它们往往笔画数较少，记忆这些汉字字形及其初步的意义没有太大困难。并且根据《说文解字》“据形系联”的规律可以将其拓展开来，比如跟“日”有关的一系列字，都可以从“太阳”、“日光”相关联的角度去阐释字义。

其次，对于合体字中的形声字。教学中，字形的熟悉度对汉字学习者的辨识和书写汉字正确率影响很大，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说文解字》中同旁字的发音和字义的特点，规律性地强调重视偏旁的音、形、义以及在整字中的“牵连”作用——“凡某之属者，皆从某”，如《说文解字》中，从属“木”部的字，就有400多个。此外，合体形声字中，以同声旁为中心也建立了许多“同声字系统”，《说文解字》中也用类似的“构声”方式体现出了这类汉字的联系，并能清晰的以“形旁”加以区别，如“值，措也，从人，直声，直吏切”；“植，户植也，从木直声，常职切”；“枳，木似橘，从木只声”„„这不但可以加大汉字的“声音”上的熟悉度，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可以产生友字一致性效应，加强学习者对汉字字形义辨识、区别的效率。

最后，对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简化后的汉字的学习。汉字简化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汉字理解上的抽象化倾向，但就占汉字主体的形声字系统来说，简/ 5

化后的形旁、声旁仍保存着较强的规律性、理据性。如“長”简化为“长”，“張、賬、帳、漲”中的“長”统统简化为 “长”。为了提高简化字的对外传授广度和深度，有效提高汉字学习者的学习效率。我们可以把《说文解字》中的“繁简互推法”与“简体理据法”相结合，根据简体字在字形方面保留的规律性，熟悉和初步掌握汉字的字形和字音。灵活地运用这些汉字的文化内涵，对于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的高效性，以及汉字在世界范围内的研究意义、推广度都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汉字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积淀和承载体，是世界文明的宝贵财富，把汉字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汉字、使用汉字是世界文明进步的需要。我们在对外汉语汉字教学中，适当地融入《说文解字》有关知识，这样能使汉字学习者更好地掌握汉字的间架结构和理解汉字音、形义的关系，以达到最佳的汉字识记效果，同时也有效促进汉语的整体学习。

参考文献：

[1]许慎（汉）.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段玉裁.《说文解字段注》（上、下），成都古籍书店，1981.[3]李宝贵.《汉字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汉字文化》，2005年第1期

[4]冯丽萍.《非汉字背景留学生汉字形音识别的影响因素》.《汉字文化》,2002年第3期，第47页

[5]刘博.“说文”中的六书理论与对外汉语汉字教学.[J].科教文汇, 2008(1).[6]贾国均.《“字理识字”是解决汉字初学繁难问题的有效途径》.《汉字文化》，1995年第1/ 5

期，第26页

《说文解字》读后感 篇5

然欲深层次、全方位解读研究《说文解字》，我自知能力远远不及，是故精读其序，反复斟酌，略有所得。而在述我所得之前，我认为陈述许慎生活的背景、创作动机和自身学识是十分必要的。

《说文解字・序》云：“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旨”，“其迷误不喻，岂不悖哉！”。这一方面揭示了当时社会上存在的“今古文之争”，另一方面透露了许慎作此文之因。“今文经”是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的典籍，“古文经”是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典籍。那时候，“诸生竞说字解经谊”，他们臆测文字起源和结构，把“长”字说成是“马头人”，将“斗”字说成是“人持十”，廷尉在解说法令时也“以字断法”，把“苛人受钱”说成“止句”？？针对“鄙夫俗儒”这些“野言”，许慎以“古文经派”的身份出现，批判这些“巧说邪辞”，捍卫古文经学说的学术地位，并提供相关依据。

若许慎是单纯的加入两派之争，其说未必能服众。但他少时博学经典，学的乃是今文经，中年受业经学大师贾逵，学的又是古文经。这样，他兼通古、今文经，使得他针砭今文经就显得强而有力，这种身份作出的`评论著作也能让人心悦诚服。

抓住“文字”进行研讨，在当时来说，是许慎找到的反对今文经学派的一柄利器，因为对文字逐一进行说解可以对六经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达到否定“鄙夫俗儒”臆测文字起源和结构的目的。而对今天来说，《说文解字》这部巨作集文字之大成，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它明确了文字形意，对今天训诂学的发展、实践操作有着不可磨灭的功效。

在《说文解字・序》中，许慎给“六书”作了很明确、很完整的界定，并同时举有例字，如“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义，‘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他的“六书”理论是他对造字法的深刻理解，也是他从字形分析入手创立部首方法的主要基础。“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可以说是他想出的分类编排方法：同部类聚，异部群分。在不同部首之间又有形相联系之处。如“一、A、示、三、王”，以“一”相联，由简至繁，逐步引申。这种编排方法的运用，使书中框架各部首严密有序，这也是前所未有之处，以540部总9353字，且形义明了，无疑是文字学之巨作，训诂学之巨作。

在《说文解字・序》中，还有一点是我尤其刻骨铭心的，那就是做学问要“信而有证”、“不知盖阙”。

当我读到“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大小，信一、而有证”和“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时，我不禁生起钦佩之情。他对每一个字的说解都要求言必有据，出言无论大小都得确凿有证，若实不知晓，则悬而阙之。试问，这种严谨的态度，今天又有几人能落到实处？

钱钟书曾说：“学问是二三素心人的事业”，也就是说，做学问要除祛名利、永存诚意，只有淡泊明志方能宁静致远，做出好的学问来。

可如今有些自诩为学问的大作却是套话、空话、废话连篇累牍；有的为文言不由衷，以紧跟形势为名，时常违心甚至阿谀奉承；还有的“借鉴”多篇他人佳作，将成段成段得文字“优化组合”，竟没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如此作为，乃追名逐利思想、商业投机作风对做学问的侵蚀，但就作者本身而言，他们所欠缺的不只是做学问的素养，更是知识分子的品格，这，应为做真学问者、真做学问者所不齿！

历史学家范文澜曾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强调做学问要实事求是，不可急功近利，在《说文解字・序》中，我更能体会到这一点，许慎当时力求做到“信而有证”，也许其中有很多因素致使他这么做，比如他看今文经学派信口雌黄，缺少“信而有证”的态度，可能“使天下学者疑”，于是决定消除这些隐患，又如他认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所以需要

言必有据等等。但这些都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今人要有感于其行，存一颗诚实、敬畏的心做学问。

一部《说文解字》能统近万字，其中形声字近八千，这些形声字中又有谐声偏旁千余个，文字的形体结构有助于我们透过文字形体来考察其本义，即文字产生时所代表的意义，然后通过本义又可了解引申义。从而达到以简驭繁，更好的掌握词义之效。同时，许慎在解释字义时大量引用了先秦典籍中的材料，他还“博采通人”，大量引用了经学大师的言论以及部分方言俚语。这些材料现在或残缺，或遗失，因此，《说文解字》对于考察先秦的词义、了解汉代的训诂和方言是十分宝贵的。

《说文解字》读书笔记感悟心得 篇6

《说文解字》可不是我写的。《说文》的原作者是东汉的许慎（老许家就是出人才，宋代还有许仙），他是东汉时期的著名的经学家，和文字学、语言学家（当然，后两者在当时是没有这个说法的啦）。师从当时著名的大儒贾逵，这位贾逵是贾谊九世孙，此外他也是位有名气的经学家。聪明的你肯定发现了一个有些陌生的字眼，那就是“经学”。其实这本书的由来，就和“经学”有着莫大的关系。

首先得说道说道“经学”。究其原始涵义，“经”指的.就是书籍。许慎自己在《说文》里面将其训为“织”，段玉裁注为“纵线”，即古时穿订书册的线。这个时期涵义不仅仅局限在儒家一派，诸子百家学说都可以算得上，就是南齐刘勰的《文心雕龙》也承认说，“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皇世《三坟》，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岁历绵暧，条流纷糅 ”。在这个意义层面上，“经学”还不是一门专业学问，只是简单的书籍集合。但是啊，始皇帝焚书坑儒之后，儒家学者们因为没书，都是凭借记忆力、口耳相传，学习经典。这样教育了几代学者之后，孔子旧宅壁中书被人发现了，此后历代均发现了所谓的“二酉藏书”（即所谓的“学富五车”、“书通二酉”）和汲冢古书。学者们研究发现，这些古书的经义和口耳相传、用时行隶书书写的经文，在顺序甚至思想上有很大不同。说句难听的，做学问总得先搞清祖师爷讲什么吧，因此汉儒们围绕“今古文经”问题展开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秀丽的二酉山，今日已经开发成了旅游区

而许慎呢，就是这样一位研究经学的经学家。他是一个坚定的古文学家，《说文解字》说的、解的就是与孔子壁中书一样的古文字 ——— 小篆（当然也有一些金文）。

与隶书相比，小篆笔画更显曲折、圆融

许慎大概是想通过《说文》，来正字正义，从文字的角度给古文经站台，这和班固记录的《白虎通》殊途同归，都是为了统一学术思想。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可见一斑！

《说文解字》是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算得上是最早的字典之一。本书收字9353个，考虑到《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的3500个常用字，以及词义演变情况，许慎的著作可谓惊世。许慎还正式的回答了什么是“六书”，除此之外，这本书的部首编排法也成为了后来字书的范例。此外，他的许多释义为后来者奉为圭臬。CNKI要是统计下“被引次数”，数据绝对会帅爆。

作为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字书，自然会被后来者不断批注。最善者应该是徐铉校订本（徐铉，宋人，原在南唐后主手下做事，随李煜归宋，密传后主怨望之言，太宗因而鸠杀后主）。现在卖的最好的就是中华书局的许慎著、徐铉校订版。此外，还有著名的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和朱骏声。其主要著作分别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解字义证》，王筠《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

我的说文，蒙尘已久

论《说文解字》的汉字说解 篇7

《说文》作为我国第一部有重要影响的文字学著作, 其积极意义自不消说, 但以今天的语言学标准来看, 《说文》仍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

许慎之所以要作《说文》, 是因为在他生活的年代, 今文经盛行。“今文经学家只强调政治内容阐发所谓微言大义, 对儒经常作牵强附会的解释”, “今文经学家的这种无知不仅造成他们不能正确理解儒家经典, 而且造成文字使用的混乱。古文经学家则主张先要弄懂经典的意思, 认为‘文字者, 经义之本’, ‘本立而道生’, 特别重视文字的研究。作为古文经学家的许慎, 为了‘理群类, 解谬误, 晓学者, 达神怡’, 进而发扬五经之道, 捍卫古文经学, 花了几十年时间收集了汉代流传的小篆9353个, 作为正字;又搜集了古文、籀文、或体、刻石等1163个, 作为重文附在相应的小篆后面”。由于许慎本人的博学多能, 其汉字说解具有开历史之先河的突出特点。《说文》中解释字义的最大特点是先释义、次析形、后譬音、末征引。具体说来有如下特点:

1. 因形释义

所谓“因形以释义”, 主要是根据小篆的形体, 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发挥汉代人的看法。这种根据篆文的字形结构, 把字形和字义结合起来加以说明, 以分析字形确定字义的解释方法是《说文》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所确立的释义的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那么许慎为什么要以小篆形体为根据呢?据研究发现, 儒家经典原本是用古文字书写的, 而秦时由于受到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响, 古时旧典毁坏殆尽, 私人藏书又被严格禁止, 所以汉初社会上几乎没有经书, 一些老儒凭借记忆口授儒学, 由其门生用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 便成为“今文经”。今文经学家在解经过程中, 多采用毫无意义的说解方式, 甚至荒谬地提出所谓“马头人为长, 人持十为斗, 虫者屈中也”的说法。古文经家主张从文字形体出发寻求文字本义, 以此解释经文。当时小篆去古未远, 字形结构保留着浓厚的象形痕迹, 多能反映文字的本义, 所以许慎以小篆为标准, 参合古文、籀文等字形 (即“今叙篆文, 合以古、籀”) , 对汉字进行了一番整理, 对每个字的形、音、义都作了科学的考释, 使人们对汉字的形、音、义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 不至于任意曲解经义, 也避免了因不了解字形结构而误释误读误写。尽管许慎当时并没有看到甲金文, 但其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得他的说解绝大部分还是正确的。直到今天, 我们在研究甲骨文的过程中还要参考许慎的《说文》。当然, 由于汉字发展到小篆, 字形较造字之初的汉字形体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 许慎根据这些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字形结构来推求汉字的本义, 虽大多数的解释是可信的, 但在说解过程中仍难免出现望文生义之类的错误。例如《说文》将“为”解释为“母猴”就是错误的。

2. 依声求义

以声音为线索, 推求字义的产生和由来, 使读者“因声以知义”是《说文》释义的又一重要的汉字说解方法。依声求义大体有以下两种类型: (1) 声训, 即直接使用同音字或双声迭韵字作为训释, 推求命名的由来和文字所表达的意思。例如, “户, 护也”, “户”与“护”古代同意。“护”兼有“保卫”和“禁止”两个义项。古代设户于室, 而室与房相连, 所以设“户”以保护室内, 禁止外人进入。“户”的命名来源于“护”, “护”所表示的意思也就是“户”所表示的意思。利用声训的例子还有“天, 颠也”, “帝, 谛也”, “礼, 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这些例子当中,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 训释字和被释字字义并不相等, 只有一点相似而已, 即某方面的意义与被释字有关, 读音相同或相近。这样说解, 大概是古代训诂学家的一种主观推想罢了, 其正确性自然不能令人完全满意, 尤其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更是如此。 (2) 先说明字义, 然后从声音上说明命名的由来。例如, “祠, 春祭曰祠, 品物少多文词也。仲春之日, 祠不用牺牲, 用圭壁皮币”。先用“春祭曰祠”说明字义, 后用同音的“词”字说明“祠”命名的由来, 最后引用《礼记·月令》说明“品物少多文词”的事实。

3. 同义互训

选择两个或两个以上意义和用法相同或相近的字词彼此互为解释。例如, “问, 讯也”, “讯, 问也”, “杀, 戮也”, “戮, 杀也”, “嘘, 吹也”, “吹, 嘘也”, 这是两字循环为训;“讥, 诽也”, “诽:谤也”, “谤, 毁也”, 这是利用多个汉字进行递进式的训释。由于汉字字义间的微小差异, 也就是说, 训释者很难找到两个意义完全相同的字词, 因此, 用同义互训的释义方法很难保证释义的最终说服力。

许慎在说解字义时, 为了使自己的说解信实可证, 引用了不少古典文献和名家之言作为佐证, 进而增强释义的可信度。用许冲在《上〈说文解字〉表》中的话来说便是“慎博问通人, 考之于逵, 作《说文解字》, 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许慎在《说文·叙》中也说过:“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博采通人, 至于小大, 信而有证。”许慎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为了达到“信而有证”的目的, 许慎不仅广泛地采用通人之说, 而且广引群书。《说文·叙》中说:“其称《易》, 孟氏;《书》, 孔氏;《诗》, 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 皆古文也。”即已明确指出许慎用了百家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 引用古典文献的如:“香, 芳也。从黍从甘。《春秋传》曰:‘黍稷馨香。’”《说文》在释义时引用的古典文献有二十多部, 主要以经书为主。引用学者名人言论作为佐证的如:“乌, 孝鸟也。象形。孔子曰:‘乌, 云呼也。’”取其助气, 故以为乌呼。

此外, 《说文》还引用了一些律令、方言、俗语等作为佐证。例如:“都, 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从邑者声。《周礼》距国五百里为都。”引用百家研究成果的则有:

《竹部》:“芸, 草也, 似目宿, 从竹, 云声。《淮南子》曰‘芸草可以死复生。’”

《卜部》:“用, 可施行也, 从卜从中, 卫宏说。”

《说文》对先秦诸子之说、《楚辞》、《五行传》、《尔雅》等书, 以及律历, 甚至卜书等都有引用。这种旁征博引的方法对于正确释义确实起到有力的佐证作用, 但由于一些引文本身的错误, 反倒影响了字义的正确解释, 甚至导致了错误的说解。例如:“王, 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 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 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 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

“王”字在甲骨文、金文时代, 写作像斧钺锋刃向下之形。在商周时代, 斧钺是一种兵器, 用以征服天下;同时也是一种刑具, 用于砍头, 由最高统治者号令使用。因此“王”字便成了王权和最高统帅权的象征物, 后来被用来指称王者。然而, “王”字的象征意义, 既不是董仲舒所谓的“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 也不是孔子所谓的“一贯三为王”。由于许慎所征引的佐证本身就是错误的, 因此直接影响了对字义的正确解释。当然, 客观地说, 《说文》在征引、释义方面还是瑕不掩瑜的, 这部作品基本上集纳了古人前辈及当时文字训诂所有的研究成果, 从而成为博大精深的不朽之作, 为后世语言文字的研究提供了宝贵而丰富的资料。

虽然在今天看来, 《说文》在说解汉字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值得商榷的问题, 但正是由于许慎的精心说解和旁征博引, 他才在编成《说文》的过程中, 创立了按部首编排汉字的方法。《说文》以前的字书, 如西周的《史籀篇》, 秦代的《仓颉》、《爰历》、《博学》, 以及汉代的许多文字书籍, 虽然带有字典和辞典的性质, 但大都是一般的识字读本, 而且都是四言或七言的韵书, 是所谓“口诀文体”, 便于诵读和记忆, 还算不上是真正意义的字典。西汉初年成书的《尔雅》是一种分类词典, 主要是把意义相同或相近的词分类编排进行解释, 杨雄的《方言》和刘熙的《释名》都是按义归类编排的。许慎运用六书理论对篆文进行了分析研究, 以共同的偏旁为部首, 举一形以统众形, 创立了按部首编排汉字的方法。他根据小篆字形把汉字分成540部, 将10516个篆籀分属其下。《说文》的部首遵循了“始一终亥”的原则。除此之外, 其它部首主要是“据形系联”, 把形体相近的部首排列在一起;在每一部首中的字主要是以类相从, 把意义相近或相关的字排列在一起, 即“分别部居, 部相杂厕”。

《说文》把一万多字按部首排列, 逐字解说的方法令后世许多编撰字典辞书者纷纷效仿。如晋吕忱的《子林》;南朝顾野王的《玉篇》;宋司马光的《类篇》;明梅膺祚的《字汇》, 张自烈的《正字通》;清代的《康熙字典》;民国初年汪仁寿的《金石大字典》, 陆费逵等人的《中华大字典》;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辞源》和《辞海》, 台湾省的《中华大字典》, 日本的《大汉和字典》, 乃至现在的《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辞典》, 无一不是按部首编排的。《说文》创立的按部首编排检字法, 在近两千年来的历史中, 一直被后人运用着。但需要指出的是, 许慎采用部首编排字典的方法在《说文》中还是存在很大缺陷的, 最明显的便是许慎没有给《说文》找到一个很好的索引方法, 因此造成在《说文》当中查阅目标汉字的时候依然很困难。

由于受到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 许慎作《说文》主要还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许慎在《说文·叙》里就明确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 王政之始, 前人所以垂后, 后人所以识古。”即文字是为了学习“经艺”, 好为“王政”服务, 而“《五经》之妙, 皆为汉制”。当时的人们也都称许慎为“《五经》无双许叔重”, 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说文》一书是为《五经》服务的, 是为“识古”服务的。公元121年, 许慎在病重期间, 还特意托儿子许冲将《说文》上呈给皇帝, 这不也是其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一个有力证据吗?

受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 《说文》中出现一点封建的、错误的东西是情有可原的, 但它在世界语言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也是不可低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尽管《说文》在说解汉字的过程中, 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它仍不失为一部文字学的宝典, 而且保存了有关古代历史、文献、社会、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大量的资料, 是一部很有价值的工具书, 而且随着科学的发展, 它的价值将会进一步得到提升。

摘要：《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部完整意义的文字学著作, 它创立了按部首编排汉字的方法。《说文》说解字义的最大特点是先释义、次析形、后譬音、末征引。但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和许慎主观思想的限制, 《说文解字》在说解汉字的过程中, 也存在一定的欠缺和主观偏颇。

关键词：许慎,《说文解字》,图形,依声求义,同义互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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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蒋善国.汉字学[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7.

说文解字：“市．场．化” 篇8

百川汇集的地方叫做湖泊,那里风起浪伏,水面上百舸争流,浮游之物随波逐流,水底藻礁之中鱼龙混杂。水营造的自然环境里,生物们将完成“各得其所”的大交换,自然形成了一个庞大却又细腻、繁忙却有秩序、合理却相当残酷的巨型生物链。我们可以称这样的巨型生物链为“市”。假如我们将所有经济主体及其活动看做生物及其行为,那么,经济大市场就是这样一种湖泊。

“市”的原始字形源于人类基本行为。在中国远古时期,它的含义是将一片蓑披在人的身体前面,挡住一些不愿被人看见的东西。这种含义真可以用一个同音字“饰”相替,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所以,“市”可以暗示着人类应当遮蔽某些不易公开但又必须进行的行为。这让我联想起中国古代民间流行的一种商人之间一对一、手拉手、袖联袖的“袖里作价”交易方式。你拉着他的手,用食指一钩,他伸出小指将你一挡,这就还上了三成的价。如此反复讨价还价,等到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双双撤袖作揖,交易便成功了。

这就是中国最早的市场文化,也是中国最小的经济市场形式。在中国语言中,“交手”一词源出于此。的确,市场交易双方的“交手”实际上并不愿意被第三方看见！

细细想来很有意思:“交手”的两只手,一只可能细皮嫩肉,另一只却是满掌老茧。所以,“入市”并无贫富贵贱的身份限制。“市”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很少几个能够讲“公平”的地方,每个人的“入市许可证”就是他所拥有的可交换物质。这一点充分反映了“市”的性质。《论语·乡党》曰:“沽酒市脯,不食。”说的是酿酒的目的是为了用于交换别人手中的猪肉,而不是自己饮用。尽管市场交换的原由及其道理人人皆知,但是有谁能够真正说出人们实际上在“交换”什么？这样的“市”其核心又是什么呢？

参与者能够“各得其所”,这已经成为了“市”的基本动力及其各类行为的基本准则,在其维护下,“交易”就成为了“市”的核心。人们可以异口同声地说:市场所交换的是生产劳动的剩余价值！多么马克思的语言啊！其实,中国传统的“市”最讲究的却并非所谓“剩余价值”的等价交换,而是一种只能用传统儒家精神去解释的“公共商业精神”。在人们的“交手”中,这个“手”表面上是在做经济上的事,实际上是在进行双方的精神力度和文化深度的比试。作为一个中国的商人,值得细细体会这一点。

应当说,当初“市”的个人化交易形式发展到今天一种具有集体主义特征的社会群体行为模式,这是社会的一大进步。所以,在市场经济长足发展的今天,自由主义性质的自由贸易实际上离不开商业集体主义,而后者正是具有传统儒家思想底蕴的“中国商人精神”的具体表现。因为有了这种无形的集体主义,我们就可以进一步划清“市”的界线,让“行”与“市”并行而且透明。

粉墨登“场”

“市”与“场”相结合的流行用法,让我们忽略了“场”与“市”的基本区别。简单地说,“势”加“能”才成为“场”。

这并不是在说一个物理学的理论问题。其实,任何问题都是一种“事物之道理”的问题。一个人独处,其行为及影响就不能说是一个事物。多数人聚集,可以形成一定的势力、一定的能量,于是构成了一种叫做“场”的物质。

追溯到远古,“场”的形成起源是人类需要充足的势力和能量去沟通阴、阳两界。祭祀时刻,人们无条件、无高下之分地聚合于空旷之处。《汉书·郊祀志上》记载:“能知四时牺牲,(坛)场上下,姓氏所出者,以为宗。”这里告诉我们,古时积土为坛,平地为场。所以,人们站在今天用于交易的市场中,就不应有什么地位的高下之分。

不幸的是,如今还有不少人将公平的场所视为“名利场”,掘出许多土来垫高自己的位置,总希望升坛而坐,供人景仰,岂不知那些堆坛之土原本只能取于高坛之角,更忘了“木秀于林先毁之”的道理。这使我又听到古代诗人张泌在《才调集》中十分凄凉又后悔的调子来: “依柱寻思倍惆怅,一场春梦不分明。”

中国语言文化真是了不得！原来那个充满“遮蔽”和“隐藏”意味的“市”字,与体现平坦、无暗、空旷的“场”字结合,形成了一种暗里透明、阴阳调和的情景来。如今面对所谓“市场”,说里面没有了黑暗与卑鄙,那是瞎说。说里面光明大于黑暗,那是客观。这个光明究竟是什么呢？它就是一种正直的势力和积极的能量。

生意人喜欢金子,因为它们发光。所以,渴望它们的人不仅脸上也放出了光,而且这样的光是由心而出的。然而,总不能心存种种欲望就毫无遮掩,有了对“场”的解释就忘记前半部分的“市（饰）”。于是,越来越多的聪明人学会了“粉墨登场”,涂上传统京剧的脸谱,迈出老生们稳健的步伐。

说到这里,董事们也许开始反感起来:说生意人在商海竟是“粉墨登场”,岂不是影射虚伪与欺骗？否也！其实真正说来,“粉墨登场”倒是一个褒义词呢！你想,这世上有谁不爱美丽与庄严？俗话说得好:和气生财。和什么气？怎么才算和气？这个“气”就是指人面的气色,它能够直接反映一个人是否“心平”。

问题就在这里。人人面对即将属于自己的金子都会心惊肉跳的。这是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所得出的普遍性结论。如果你看见我为了金子脸红,我看见你为了金子气粗,你我之间还能够“交手”吗？你们与我们之间还能够聚合形成一个生意场吗？

所以,“场”的一个基本形成条件就是“均衡”,“场”本身是一个均衡器,其中包括了“势均衡”、“力均衡”、“能均衡”和“量均衡”。心平气和就是在心境层面的一种“均衡”。这就给各位市场人士出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问题:什么是市场中的“势、力、能、量”？这四个方面你究竟占有几分？

出神入“化”

均衡总是以流动作为前提。高、厚总是向低、薄流动,俗话说这是一种“转移”。所谓“化”就是这样的“转移”,只不过“化”所进行的“转移”表现得很有规则。

市场的“化”表面上发生在经济领域,实际上发生在人的内心。也就是说,大到经济改革,小到财产交换与转移,首先是人的观念改变。但是,当代西方经济主义将现代人训练得只关心死定律,不关心活人心。于是,上述那种“粉墨登场”变得规律起来,渐渐形成某种俗套、僵化的程式。

其实,中国古代转移人心风俗有着极其灵活的多种方式,如《管子·七法》中记载: “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不明于化而欲变俗易权,犹朝揉轮而夕欲乘车。”解这段文字是很有意思的——渐渐地、顺着来、随缘而弥漫、要持久、使人诚服、经常反复,这些都是“化”的手段。想一想,今天的所谓“市场化”中,欲将“公平交易”的理念移植到每个商人的心中,上述“化法”的确值得参照。

我们对于“媒婆”的行径十分熟悉,在心里总会产生一种无奈的佩服。原因在于她们极善于“化”,通过“渐渐地、顺着来、随缘而弥漫、要持久、使人诚服、经常反复”等“化法”的传统手段,将两颗原来不相干的心结合起来。如果换一个角度去想,不论经济市场被人说得多么充满理性、多么高雅,其实就是一个“媒婆”的世界。商人们的行为实际上就是一种“媒婆行为”。因为商人们在充当媒婆的同时,自己也谈起了恋爱,通过一次又一次恋爱而成为越来越老练的情人,从而获得一次又一次蜜月的喜悦与收获。这就是商人脱胎于媒婆之处,也是商人们如今终于可以挺起腰杆理直气壮地鄙视传统媒婆之处。

然而,“化”是需要时间的。所以,我们的市场也需要一段时间的成长期,然后才进入成熟期。董事们习惯将这相当一段时间的成长期称之为“孵化期”。自然,国家为了发展经济也充分提供了“孵化”的条件。然而,竟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企业“只孵不化”,在“孵化园”里一呆就是多少年。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礼记·乐记》曰: “和,故百物皆化。”大学者郑玄加了一个注:“化犹生也。”而且,“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暖之以日月,而百化兴焉。”原来,“只孵不化”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缺乏“鼓、奋、动、暖”这四个基本条件。

其实,“鼓、奋、动、暖”正是所谓“出神”的基本特性。所以,中国成语中就有了“出神入化”一句。“出神”才能“入化”,反过来说,一个人如果对一件事过于执著,便将这件事固定了下来而不利流动和转移,这叫做“入神”,医学上称之为“痴呆”或“忧郁”。

所以,这里要谈到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至高境界。商人们应当做事随缘,不作强求、不可过于“入神”。强求所获得的收益,实际上是一种巨大的损失,因为它严重地伤害了与自己“交手”的另一方,市场将被解体,“化”将成为泡影。

说文解字古诗词之误读 篇9

作者 徐国全 湖北洪湖瞿家湾人

很多古典诗词，已成为公众耳熟能详的语句，人们往往能脱口而出，掰开揉碎地解释，几乎到了约定俗成的地步。其实，随着现代生活远离古代社会，诸多常识性的文字也日渐生疏，难免后世生吞活剥，以讹传讹。仅举几个手边的例子，便可见一斑。

（一）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床，不是卧榻的意思；而作“井栏”解。

《辞海》里明确注释，床是“井上围栏”。李白此诗作于唐开元十五年（公元公元727年），现在的湖北安陆。古人把“有井水处”称为故乡。诗人置身在秋夜明月下的井边上，举头遥望，顿生思乡之情。

（二）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船，不是船只；而是“衣襟”的意思。

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写了当时八位著名的诗人，其中一段专门写李白的醉态。据说，唐玄宗想亲自召见，李白先生仍然保持一副牛哄哄的高人派头儿。所谓“不上船”，并非不登龙舟；而是敞开衣襟，连扣子都不系。《康熙字典》里明确记载：“衣领曰船”，“或言衣襟为船”。

（三）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落霞”，不是云霞的意思；而是指“零散的飞蛾”。

这个句子，出自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要了解王勃此序的意义，当时当地的风物不可不晓。对此，宋代吴曾在其《能改斋漫录?辨霞鹜》中说：“落霞非云霞之霞，盖南昌秋间有一种飞蛾，若今所在麦蛾是也。当七八月间，皆纷纷堕于江中，不究自所来，江鱼每食之，土人谓之霞，故勃取以配鹜耳。”宋代俞元德也在其《莹雪丛说下》中说：“王勃《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世率以为警联。然落霞者，飞蛾也，即非云霞之霞，土人呼为霞蛾。至若鹜者，野鸭也。野鸭飞逐蛾虫而欲食之故也，所以齐飞。”由此看来，“霞”不是云霞，而是一种飞蛾。另外，“落霞”之“落”并不是“飘落”的意思，“落”在句中与“孤”相对，意思当相同或相近，是“散落、零散”之义。零散的飞蛾被孤单的野鸭在水面上追捕，就形成“落霞与孤鹜齐飞”的千古绝唱。

（四）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屋漏，不是屋子漏雨；而是一个方位名词——屋西北角。

杜甫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其中“屋漏”二字历来被解释为屋子漏雨。“屋漏”首先是一个名词，它是屋内西北角的特定名称。《尔雅?释宫》：“西南隅谓之粤，西北隅谓之屋漏，东北隅谓之宦„„”《辞源》修订本“屋漏”条的第一个义项是：“房子的西北角。古人设床在屋的北窗旁，因西北角上开有天窗，日光由此照射入室，故称屋漏。这句诗以借代的修辞方式，举出室内的两个具体地方，“床头”和“屋漏”，代指整个屋子，是列举部分以代整体。两句诗是说：整个屋子都没有干地方了，但还是雨脚如麻下个不停。不直言漏湿而说“无干处”，下句的“雨脚如麻”才无语义重复之嫌。

（五）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所谓“红酥手”可作红润的手指，还可解释为一种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