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侦查

职务犯罪侦查（通用8篇）

职务犯罪侦查 篇1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向科技要战斗力，将科技手段运用于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现代科学技术不断进步与发展在刑事诉讼领域的反映，也是刑事诉讼实现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价值目标的客观需要。大力提高检察工作中的科技含量，依靠检察科技进步和提高好检察干警素质，是今后检察工作的重要发展方向。

当前，随着我国各项改革的不断深入，体制转型中的新情况，新事物不断涌现，职务犯罪日趋智能化、技术化，罪犯作案隐蔽、串供、毁证、伪造假证、转移赃物等反侦查活动普遍，取证难度较大；同时，犯罪分子的反社会性和对抗司法的心理增强，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对反贪侦控能力的程序性控制和高检院的一系列规范性规定，更使的传统的侦查模式陷入了窘境。我国有学者预言：21世纪的司法证明将是以“物证”为主要载体的科学证明。在新的执法环境下，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要有所突破，就必须要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经验，丰富侦查方法，提高侦查能力，而要提高侦查能力，必须要求侦查手段科技化，运用包括技术侦查等手段在内的科技手段。笔者在这里主要对技术侦查做一阐述。

一、技术侦查的概念与发展

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指的就是侦查机关运用技术装备调查罪犯和案件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窃听、秘密录象、秘密拍照、用机器设备排查、传递个人情况数据以及用机器设备对比数据等手段。技术侦查是在被追诉者及一般公众均不知晓情况下进行的，因而能避免来自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也通常比较真实可靠。

技术侦查手段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基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增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一些国家的犯罪出现了组织化、技术化、隐蔽化的特点，这既给侦查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又迫使侦查机关努力寻求侦查方式的变更和突破。首先在西方国家，侦查机关的侦查手段日益向技术化、高隐蔽性方面发展，新的社会形势提出了对这些新型犯罪最适合法律与司法工具问题，于是技术侦查措施产生并日益成为打击犯罪的一种重要的侦查手段。

在西方国家，一般对技术侦查的范围做了明确的界定，指定了侦查机关使用的程序和规则。如美国国会1968年通过《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对于运用电子的、机械的及其他手段监听任何电子通讯或口头会话的问题做了详细的规定，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明确赋予侦查机关广泛的监听权力；美国多数州法院承认心理测试结果的间接证据作用，已经有36个州承认心理测试结论；德国刑事诉讼法第8章规定“押、监视电话通讯、扫描侦查、使用技术手段、派遣秘密侦查及搜查”等措施；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266——271条规定“谈话或通讯窃听”等侦查手段。

而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技术侦查并未有只言片语的规定，技术侦查现阶段主要依据于侦查机关的内部规章进行规范。我国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95年颁布的《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使用技侦手段有关问题的答复》规定：“对经济案件，一般地不要使用技术侦查手段。对于极少数重大经济犯罪案件主要是贪污贿赂案件和重大的经济犯罪嫌疑分子必须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要十分慎重地经过严格审批手续后，由公安机关协助使用。”但是对于什么是技术侦查，技术侦查的范围、审批的程序以及手续等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我国对于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限制与谨慎是有其深刻历史与社会背景的，是建立在“党内不准搞技术侦查”的基础之上的，为了防止将技术侦查用于政治运动，其出发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并不能必然地推导出职务犯罪不能搞技术侦查的结论。其一，现在社会历史背景已经变化，现在的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已经不是阶级矛盾。腐败已严重影响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公平、公正原则严重背离。要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就必须同腐败与欺诈作斗争。其二，我国正努力走向法治社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最高的宪法原则。为何对某些犯罪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手段，为何对某些犯罪不能采取同种措施呢？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身居高位，就不能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了吗？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一、技术侦查运用于职务犯罪中的必要性

1、技术侦查措施设立之法理基础

技术侦查措施因其具有隐秘性而难免与公民个人的隐私权相冲突，代表社会利益的技术

侦查措施与代表个人私益的公民隐私权之间便存在着“善与善的冲突”，而只能进行价值选择。各国均认为，在对上述“善与善的冲突”进行价值衡量时，应作有利于具有高度公益性质一方的判断，即为了维护法律和程序，国家侦查机关得在一定条件下限制公民隐私权，依照法定程序进行技术侦查是正当的，在这种情况下，对公民的隐私权的限制应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成本或代

价，如果能够从技术侦查的运用范围、程序的功能加以严格限制，并提高实施人员的个人素质，就能够在公民自由权利与社会安全、侦查效率、诉讼经济之间获得比较好的平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9条第3款规定：“本条第二款所规定的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是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须：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程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这事实上亦可成为技术侦查制度确立之依据。

2、技术侦查措施的确立是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模式改革的客观要求

从近几年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由供到证的模式上，这与我国侦查工作的现实条件紧密相关的，对技术侦查的忽视是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因素。

职务犯罪是高智能型、高隐秘型犯罪，犯罪行为有其职务掩护，通常没有直接的被害人，加上痕迹、物证少，因而侦查中发现难、取证难、固定证据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运用通常的侦查措施往往很难奏效，特别是贿赂案件行动隐秘，不留痕迹，即所谓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我们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基本上还停留在“一张纸、一支笔、一张嘴”的办案方式上，其工作效率、社会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侦查任务繁重，群众法律意识是惩罚犯罪的要求远较保护人权的要求强烈的条件下，“由供到证”的模式愈演愈烈，而刑讯逼供等违法现象时有发生，造成不好的法律后果与社会后果；而且这种“挤牙膏”的侦查方式，其工作效率可想而知了；无论是从工作效率、司法资源、社会效果等多方面来看，“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转换为“由证到供”的侦查模式，不仅是刑事侦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要求，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内在要求。而侦查模式的转变，必须建立在检察机关一定的侦查措施的配套与健全之上的，如果仅仅还停留在单一的落后的侦查方法上，转变侦查模式只能是海市蜃楼。

职务犯罪破坏政治体制的正常运转和国家政策的实施，扰乱社会秩序和资源的合理配置，破坏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侵蚀社会道德和人们的精神世界。我们同职务犯罪的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只有适度使用强有力的侦查手段包括必要的技术侦查手段，才能维护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秩序。在现在的司法实践中，纪检监察部门实际上已经承担了司法机关的某些侦查职能，“两规”、“两指”被大量运用。其内在原因何在？在司法实践中采取一些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做法；还是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侦查措施包括技术侦查手段，提高侦查能力？我们所做的选择应该是显而易见的。

二、面临的困难和发展方向

技术侦查是依靠强有力的技术设备和大量的技术侦查人才作为基础的，没有相应的技术设备和技术人才，技术侦查只能是无源之水。技术侦查的使用，首先就要求有必须的技术设备的投入，需要充分的财力资源。从目前检察机关的经济状况来看，在检察机关内部建立一套完备的技术侦查设备是十分困难的，基层检察机关要发展技术侦查更是困难重重。而且从人员素质来看，检察机关几乎90以上的人员毕业于法律专业，只有1——2的人员毕业于刑事侦查专业。检察机关缺乏大量的精通侦查技术的专业人员，也限制了技术侦查的运用。落后的技术手段严重限制了检察机关的侦查能力，使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受到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现在也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最高检提出建设检察机关信息化建设，并作为重中之重，但信息化建设只是一个方面。对于职务犯罪侦查来讲，信息化建设远远不够，还不足以全面提高检察机关的整体侦查能力和水平。在目前形势下，如果没有技术侦查能力的支持，那么检察机关整体侦察能力只能是日益衰弱，其后果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由于客观方面的限制，检察机关实现侦查手段现代化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办到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既不能急功近利，也不能盲目地贪大求全，应当面对现实，从长计议，逐步发展。实现侦查现代化，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经济实际发展状况以及人才、物力条件，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一条路。

职务犯罪侦查 篇2

一、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定义与价值

所谓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指的是检察院侦办职权犯罪阶段,想要获取证据、查清事实、抓获嫌疑人依据法律规定展开各类调研活动所采取措施,一般情况下包含有强制措施与强制侦查措施等,广义范畴而言综合性侦查措施也包含在内,也就是针对某一种渎职犯罪案件亦或侦查工作所需综合应用多种侦查措施,比如侦查协作、系统抓捕、专项行动等措施[1]。而检查机关结合侦查措施从事侦查活动,同时达到破获职务犯罪相关案件,将犯罪活动公诸于众、抑制或预防的目的。此外,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在查处犯罪、完成任务等方面重要作用也是极其明显的。所以,深入研究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以此对侦查措施予以不断完善,这对满足将新形势下职务犯罪全数绳之以法现实需要非常有利。

二、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完善建议

按照目前国际通行做法、我国法律现状还有司法实践经验,想要更进一步将反腐倡廉工作做好,提升整体侦查效率和技能,本文建议应从如下方面对针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做出完善:

1、检察机关应具有强制措施全部实施权与决定权

不断完善国家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也应该包含强制措施落实充分性。需要建立在国家与有关地区相关规定基础上,规定侦查机关可独立执行已决定侦查措施,而不是让公安机关负责全部执行任务。进一步防止执行权与决定权相互分开,保证侦查机关强制措施相关权力行使完整性,进一步确保侦查效率及侦查质量。

2、设置诱惑性侦查措施

所谓诱惑性侦查措施为专为对付隐秘犯罪而采取有力手段,当前普通隐秘型犯罪案件多数能通过该措施侦查出来,这也就意味着诱惑性侦查措施对于职务犯罪将同样适用[2]。但又因为职务行为带有特殊性特点,所以采取该侦查措施的时候也应当严格限制,除机会提供有货哦侦查以外,需要由合法的主体采取,而且审批程序也要严格制定。

3、构建与完善相应配套措施

想要将职务犯罪有效侦查出来,除相关侦查措施应当完善以外,相关保障措施也需要足够完善。依照国家侦查职务犯罪现实需求,需要加大力度构建与完善相应配套措施:首先,应当设置暂停公职相关措施。侦查职务犯罪存在特殊性显示出职务犯罪高隐秘性还有嫌疑人借助职权对其罪行加以掩饰存在直接关联,所以侦查职务犯罪阶段,还有对嫌疑人公职予以暂停处理,是辅助侦查顺利进行,鼓励人民积极检举揭发,确保职务犯罪的侦查没有死角有力手段。想要预防嫌疑人借助职权掩盖犯罪或对侦查活动构成破坏,确保实现无漏洞侦查,国家就需要对暂停公职相关法律规定加强完善;其次,对金融保障相关措施予以完善。现如今虽然我国已制定部分有利职务犯罪查处金融保障相关措施,但是执行力度却是极低的[3]。打个比方国家制定公职者财产申报相关制度基本是没有落实的;此外,现金大额交易与存款实名登记等方面也存在或多或少的漏洞。所以,想要对职务犯罪高效侦破,做好反腐工作,我国就应该积极吸纳国外成功经验,对金融监督制度不断完善,明晰监管主体还有其权责,明晰违反法律惩处办法等,以让金融制度发挥应有保障效能。

再次,对财产转移相关措施予以完善。想要预防将涉案财产转移,我国金融部门需要对相关制度积极做好完善工作,加强大量转移个人财产监管力度,尤其针对向国外大量转移监管力度,杜绝国有资产向外流出。与此同时,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检察机关但凡发现财产可能转移信息,就需要对金融部门上报及时监控,让检察机关反洗钱应有效能,以将腐败作风扼杀在摇篮中;最后,对限制出境相关措施予以构建和完善。指的是检察机关觉察出嫌疑人嫌疑巨大而且存在携款潜逃隐患,但是凭借现有证据还没办法结合强制措施时,对嫌疑人出境证件有权收缴,以避免出逃情况发生。总之,按照职务犯罪的侦查特点,我国应当从各环节积极确保相关侦查措施的严密性,以此攻破职务犯罪在发现、取证、鉴证与处理等方面难度较大的弊端,满足侦查职务犯罪需要,进一步为职务犯罪及时有效侦破提供有力保障。

三、结语

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指的是侦查工作中,为对证据进行收集,对犯罪事实予以查清,将犯罪人绳之以法,依据法律规定开展各种调查所采取措施。现如今,国家立法还没有按照职务犯罪特殊性独立设置职务犯罪的侦查措施,同时《刑事诉讼法》当中囊括规定侦查机关侦查活动中应当采取必要措施。所以侦查职务犯罪过程中也相继有各种问题表现出来,对侦查效率与力度构成较大不利影响。而想要确保侦查机关可以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结合行之有效侦查措施对职务犯罪进行有力惩治,就应当对当前法律设置常规侦查措施予以不断完善,依照《打击跨国犯罪公约》和《反腐败公约》等规定,联系其他国家与地区有关经验或教训,对常规侦查措施予以针对性改革,进一步建立起职务犯罪专属侦查措施系统。

摘要：对公职人员借职务之便犯罪进行预防与打击,逐渐变成国际社会重点关注问题。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定职务犯罪的侦查部门,担负侦查工作人员借助职务之便犯罪相关工作。但是因为各类原因,检察机关在侦查职务犯罪活动的时候出现缺少执行力度,犯罪活动越发频繁等问题,这对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构成了极大阻碍,同时对国家长治久安也会形成威胁,对我国树立良好国际形象也是不利的,让人民感到颇为不满。假若可以对职务犯罪进行有效预防与打击的话,那么当前局面便能够得以扭转,而这也为检察院迫切要应对问题。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完善

参考文献

[1]张云霄,温树飞.论我国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与人权保障之平衡——以与国外职务犯罪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比较研究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4,07:117-124.

[2]刘广三,张敬博.论职务犯罪特殊侦查措施优先权——以控制下交付措施为切入点[J].江淮论坛,2013,01:93-100.

职务犯罪侦查 篇3

一、特殊侦查措施概说

《公约》第50条第1款规定：“为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均应当在其本国法律制度基本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并根据本国法律规定在其力所能及的情况下采取必要措施。允许其主管机关在其领域内酌情使用控制下交付和在其认为适当时候使用诸如电子或者其他监视形式和特工行动等其他特殊侦查措施，并允许法庭采信由这些手段产生的证据。”从此条文可以看出，特殊侦查措施主要包括控制下交付、监视(电子监视和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等。

所谓控制下交付，是国际社会在打击国际毒品犯罪斗争中创设的一种侦查协作手段。该手段始于1982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麻醉药品委员的第七次特别会议。是指一种技术。即，在一国或多国的主管当局知情或监督下，允许货物中非法或可疑的毒品或它们的替代物质运出、通过或运入其领土，以期查明涉及毒品犯罪的人。2000年通过的《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中将控制下交付手段的适用案件范围拓展到参加有组织犯罪集团、洗钱行为、腐败行为、妨害司法行为。《公约》在2003年将控制下交付作了明确规定，控制下交付的适用范围正大逐步扩大，并开始在国际侦查协作中显示出了越来越广阔应用前景和空间。

电子监视、监听，是指侦查机关为了收集证据、查明案件事实，通过使用任何电子、机械或其他种类的器材，秘密听取犯罪嫌疑人及与犯罪有牵连关系之人同其他人之间的通话并记录有关信息的侦查行为。

特工行动，是指侦查机关根据国际公约、双边或多边协议以及国内的法律赋予的特殊侦查权，运用秘密的侦查力量，控制犯罪赃物或资金流向，收集证据，查明案情，抓获犯罪嫌疑人的特殊侦查方法。特工行动一般包括卧底、侦查圈套卧底等。卧底侦查是指国家侦查人员或者受国家追诉机关委派的其他人员，虚构或以某种特殊身份为掩护，获取侦查对象的信任，打人其内部以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相关证据的一种秘密侦查手段。侦查圈套是指为了侦破某些极具隐蔽性的特殊案件，侦查人员或其协助者，特意设计某种诱发犯罪的情境，或者根据犯罪的倾向提供其实施的条件和机会，待犯罪嫌疑人进行犯罪或自我暴露时当场将其拘捕的一种特殊侦查措施。

二、特殊侦查措施在我国的立法现状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编第二章对侦查的形式和方法作了明确的规定，主要包括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等八种。关于电子监听等特殊侦查措施，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作出规定。目前涉及到特殊侦查的法律主要是1993年颁布的《国家安全法》和1995年颁布的《警察法》。《国家安全法》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因侦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程序，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警察法》规定，公安机关因侦查犯罪的需要，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根据有关解释，上述法律中规定的技术侦查是指国家安全机关和公安机关为了侦查犯罪而采取的特殊侦查措施，包括电子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秘密获取某些物证、邮件检查等秘密的专门技术手段。从这两部法律的规定看，我国目前仅就危害国家的严重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侦查可以采用技术侦察等手段，对腐败犯罪侦查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察的手段。这就使对腐败犯罪的侦控能力大大降低。此外，《公约》规定的控制下交付和特工行动更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空白点，特殊侦查措施的缺失已经制约了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当前查处职务犯罪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一)有利于打击职务犯罪，维护司法利益

腐败犯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是滥用权力以换取利益，当这种犯罪被以系统和跨国的形式实施时，则会变得非常危险。腐败已严重影响到了公共权力的规范运行，与公正公平原则相背离。当前社会各界对检察机关寄予厚望，可是现在拘传、传唤时间最长不超过12小时，这并不足以挖出黑暗中的腐败，这一限制性规定使得办案人员必须将侦查重点放到与犯罪嫌疑人正面接触前的侦查上来，否则很难在12小时内突破案件。为此，必须展开外围调查，腐败犯罪通常都是秘密进行，并具有对合性。一般只有涉案当事人双方知道，一旦双方达成攻守同盟，一般侦查手段很难破获。如果检察机关能在被侦查者没有察觉的情况下通过监听、监视则能很好地击破谎言。又如很多涉嫌犯罪的人拒不承认自己有贪污受贿行为，或者借口自己不知道自己亲属收受贿赂。这就无形中增加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实行控制下交付，对相关犯罪证据进行全方位的流向监控，就可以获取确实充分的证据。控制下交付不仅仅限于在国内不同地区之间。还可以在不同国家之间进行，这样一旦发现资金应当的流向和实际流向不一致时，如应当进行投资的资金却购买了不动产、应当进行机构运作的资金被存入个人账户等，就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存在违法犯罪行为，犯罪行为就可以得到定性和确认。所以要有效地打击腐败犯罪，唯有侦查方式不断更新、扩展，才能弥补传统侦查措施的不足，特殊侦查措施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手段，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有效打击腐败。

(二)有利于与国际社会接轨，融入世界反贪侦查大格局

运用特殊侦查措施打击腐败犯罪。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公约》第50条对特殊侦查措施作了明确规定。美国1968年《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全法》规定，间谍罪、贿赂政府官员罪等13种犯罪可使用秘密监听。又如法国，对于可能判处2年或2年以上监禁的重罪或轻罪案件能适用通讯截留手段，这其中也包括了贿赂等腐败犯罪案件。在新加坡，国家调查局分三个部门，行政部门、调查部门和资料及辅助部门，其中调查部门是贪污调查局的行动部门，下属四个调查组，其中有一个情报组，情报组归一名助理局长领导，专司线人卧底、跟踪。2005年2月。美国在破获的涉及3名市长8名政府官员的新泽西近年来最大腐败丑闻案件，进行行贿的承包商就是FBI的线人。而我国现行诉讼制度与之存在较大差异，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三)国家工作人员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对其在腐败犯罪中实行特殊侦查措施的必要性

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每个国家工作人员都与普通公民一样，在法律上应一视同仁。但是由于国家工作人员掌握着调配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源、主持制定并维护社会游戏规则的权利，同时也就难免要享有种种能够以权谋私的“职务之便”，在他们身上便近乎天然地存在着招权纳贿、腐化堕落的可能性，苏格兰启蒙思想

家大卫休谟很早提出了“无赖假定”原则，即假定所有的政治人物都可能成为无赖，因此在进行宪政民主制度设计的时候，必须建立一套可靠的预防机制，将他们发展成无赖的道路堵死。从实践看，和普通公民相比，国家工作人员享有更多的荣誉尊宠，足以使他们忘乎所以，同时拥有更多的变坏的机会，足以使他们中的“意志薄弱者、欲令智昏者”忍无可忍走向腐败。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财产来源渠道的隐秘性及其历时性和多源性，法律在特定情况下对国家工作人员采取特殊侦查措施，牺牲他们的某些权利如隐私，这是基于保护公共职务纯洁性的特殊需要。国家工作人员应当也必须抵住腐败犯罪的诱惑。其实在国外，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测试是比较常见的，廉政机构的工作人员会在对方不知情的情况下。向公职人员行贿，以测试他的廉洁度。

四、我国职务犯罪采取特殊侦查措施的具体制度设计

公权机关拥有的资源多少直接决定了其执法能力的强弱，要加大打击腐败犯罪的力度，赋予检察机关必要的特殊侦查措施是必要的，但要尽力避免公民的合法遭受损害。关键是如何规范使用。一方面要使特殊侦查措施能够高效、准确地打击腐败犯罪，另一方面，必须建立司法控制机制，对特殊侦查措施进行有效的司法控制，使其不致膨胀到对个人自由权利形成威胁。

(一)适用特殊侦查措施应遵循的原则

各种特殊侦查措施在程序规制上会有所不同，但由于它们之间存在着很多共性，应遵循以下共同原则：

一是比例原则，又称为相应性原则，该原则源于1215英国自由大宪章“人民不因轻罪而受到重罚”的思想，根据该原则，国家在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应保持一定合理的比例和平衡关系。所以对轻微的腐败犯罪，不能适用造成公民重大侵害的特殊侦查措施。

二是必要性原则，又称为最后手段原则。特殊侦查措施具有易侵权性。适用监听、卧底等手段实质上是一种以恶治恶的两难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选择，这就决定了特殊侦查措施适用上必须谨慎，不到万不得已不能使用。这一原则要求在有多种侦查手段能达到侦控犯罪目的时，应当优先考虑相对人自愿配合或不侵害相对人实质权益的手段。即只有在其他侦查方式已经穷尽，对一些重大案件，通过普通侦查手段难以取得证据的情况下，才能考虑使用特殊侦查措施。

三是强制性侦查审批原则。国外对强制性侦查手段大都实行令状主义。要使用强制性的侦查手段只能在符合法定要件，经法官批准后才可实行。具体表现为程序法定和法官令状主义。

四是相关性原则。特殊侦查措施关公民的重要权利。因此其适用应当具有特定性，不能针对不特定的对象。为防止侦查机关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随意性，一般要有相当或合理的理由和证据来证明侦查对象与案件有关。所以，腐败案件必须限于与贪污贿赂犯罪有关的人员。

(二)适用特殊侦查措施法条件

在上述原则的指导下。我国腐败犯罪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适用特殊侦查措施的腐败案件必须是被处于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特大案件。或是社会影响特别恶劣、对人民群众有重大危害的案件：

2特殊侦查措施只能适用于特定的对象。只能针对腐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本人以及其它与嫌疑罪行有关联的人使用。且这些人在采用特殊侦查措施前必须具有合理的犯罪嫌疑，采取特殊侦查措施必须是其不能逃脱罪责、不能造成巨大损失的必要条件；

3特殊侦查措施必须是在采用传统手段难以查清事实的情况下才能使用的；

4特殊侦查措施必须经过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批准并严格履行有关手续。要经过申请和批准两个程序。申请使用特殊侦查措施时，除了提交其他一般侦查措施必备的法定条件外，还必须出具采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合理依据。如侦查人员通过初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具有巨额财产，而根据其合法收入。是不可能拥有这些巨额财产的，侦查人员经过布控，均未获得有价值的证据，而多种迹象或各种材料表明此人受贿的可能性极大，这就存在使用特殊侦查措施的合理依据。采用特殊侦查措施获取的信息必须限制使用范围和适用期限。对于适用范围，特殊侦查措施应当在批准决定书载明的范围内进行，该范围包括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以及与该犯罪行为有牵连关系的其它犯罪。对于适用期限，经批准采用特殊侦查之日起。30日内有效，对于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经批准有效期可以延长至60日。

(三)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首先。应赋予相对人及其委托律师以知悉权、阅卷权和异议权，赋予辩护方对侦查机关违反法定程序进行特殊侦查措施所取得的证据材料请法院排除予采纳的权利。

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创新探讨 篇4

职务犯罪侦查的技术创新探讨

作者：吴晓华

来源：《法制博览》2013年第04期

【摘要】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使用技术侦查手段的权力。但是，随着职务犯罪更加专业化和智能化，传统的技术侦查手段早已不能适应当前职务犯罪侦查的工作需要。为此，将科学技术手段运用到职务犯罪侦查中显得尤为必要。

【关键词】技术侦查；职务犯罪；技术创新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加之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职务犯罪显现出更加隐秘化，智能化的发展趋势，增加了检察机关侦办职务犯罪的难度。然而，相比之下，我国检察机关侦查职务犯罪案件的手段显得十分单一，已不能满足当前侦办职务犯罪的需要，引起职务犯罪侦查技术已显得尤为必要。因此，2012年3月14日《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手段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检察机关在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同时，容易侵害公民的基本权益。因此，在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亟需通过立法增强检察机关在职务侦查中引进技术侦查措施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以提升职务犯罪的侦破能力，从而更好地打击犯罪。

一、技术侦查的内涵和特征

（一）技术侦查的内涵

技术侦查是刑事侦查的一种特殊类型，是指侦查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的过程中，依据法律规定，通过法定程序，采取专门技术侦查手段和秘密侦查方式收集犯罪证据，查明案情的专门侦查手段。

（二）技术侦查的特征

技术侦查是一种特殊侦查方式，《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0条第1款规定：为了有效打击腐败，各缔约国可以在遵守国际公约和本国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允许主管机关在本国领域内采取诸如电子等监视方式和特工方式进行秘密侦查。通过上述规定，我们可以得知，技术侦查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1.秘密性

技术侦查的秘密性要求侦查机关严格保守侦查工作的秘密，具体包含了侦查对象，侦查目的，侦查方式，侦查人员身份以及侦查地点和时间等等。可以这样说，保守侦查秘密是技术侦查措施成果实施的重要前提保障。一般侦查措施虽有秘密性特征，但大多时候是公开进行的，比如讯问犯罪嫌疑人，勘验、检测等。

2.技术性

技术性是技术侦查的最重要特征，体现在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对专业侦查技术和侦查设备的运用。比如，监听电话必须依靠监听电子设备，秘密拍照需要专门的电子拍照器材等。

二、我国现行立法关于职务犯罪中技术侦查的规定

技术侦查是将专业技术和专业设备运用到刑事案件侦查领域中，是实现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客观需要。大量实践证明，技术侦查在刑事侦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职务犯罪形式的多样化，加之我国技术侦查措施的单一，使得技术侦查措施难以满足现实职务犯罪侦查的现实需要。

（一）我国技术侦查立法滞后

关于技术侦查措施，我国刑事法律对此进行了相关规定。《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最早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了规定。《国家安全法》第10条规定，因犯罪侦查需要，经过严格审批程序，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人民警察法》第16条规定，因犯罪侦查需要，经过严格审批程序，公安机关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在2012年3月14日《新刑事诉讼法》出台之前，仅有两部法律对此进行了简单规定。因此，《新刑事诉讼法》第八节共五条对技术侦查措施进行了规定，但也只是从使用范围，使用条件等方面进行了大纲式的规定。相比当前职务犯罪的严峻形式，我国技术侦查立法还较为滞后。

（二）技术侦查效能低，难以满足职务犯罪侦查需要

检察机关是我国专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法律监督机关，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出台前，在立法层面上没有赋予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行使权，仅在198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协助人民检察院对重大经济案件行使技术侦查手段有关问题的通知》上规定，对经济案件可以行使技术侦查手段。之后，在《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中也只是规定了公安机关行使技术侦查手段的权能。为了弥补技术侦查立法方面的缺陷，2012年《刑事诉讼法》148条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立案后，对重大贪污、贿赂案件以及利用职权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这在立法上赋予了检察机关技术侦查的职权。但在使用何种技术侦查措施，使用程序等方面都没有具体规定，相比国家安全部门、公安部门，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过程中行使技术侦查的效能更低，大多情况下，只能请求公安机关协助技术侦查。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技术侦查措施很难满足现实侦查职务犯罪的需要。

三、职务犯罪侦查中技术侦查措施

当前，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较为广泛，主要包含了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以及秘密录音等等，但检察机关不可能适用到所有的技术侦查手段。目前在职务犯罪侦查中主要采用了同步录音录像技术，以此防止犯罪嫌疑人、证人翻供的可能，也防止侦查机关滥用侦查权。

但除了同步录音录像以外，根据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的特征，现阶段迫切需要引进通讯监听技术和测谎技术。

（一）通讯监听技术

通讯监听技术是采用电子监听设备秘密获取有线或无线通讯的言词信息，以此作为证据的一种技术侦查手段。这种技术最早运用在军事方面。随着现代技术的快速发展，职务犯罪越来越隐蔽，侦查机关很难获得直接证据。比如在贿赂犯罪中，行、受贿双方往往事先通过通讯工具确定好作案地点，作案时间，随后才采取行动，检察机关很难发现。因此，职务犯罪侦查中，采取通讯监听技术可以获取有价值的线索。并且，由于监听技术的隐蔽性，可以获得证明犯罪事实的原始材料，甚至直接证据。

（二）测谎技术

职务犯罪侦查 篇5

罪侦查权，科学地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的司法，笔者浅谈几点认识。

一、准确理解“和谐司法”的基本内涵

和谐，是指配合得适当和匀称。《论语·子路》记载：“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而不同”，就是指和谐而不盲从。司法的使命在个案中表现为定纷止争，即控辩双方纠纷的公平、公正解决。和谐司法，是指司法的观念、过程、机制、方式、结果等都应当以协调、和谐为目标，使司法工作更加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有利于保护群众利益、有利于实现社会和谐。和谐司法作为一种理念和司法行为方式，它强调一种平衡、折中、价值追求与运行教程的统一，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于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加强职务犯罪侦查权，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公平正义，必须以和谐社会建设者的姿态全面发挥职能作用，实现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权威的法治环境。

二、构建和谐司法必须科学分析当前社会矛盾的时代特征

只有深刻地认识矛盾纠纷的发展变化，正确掌握其时代特征，紧紧抓住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特点，才能通过履行检察职能牢牢把握科学化解矛盾纠纷的主动权。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普遍特征表现为：

（一）矛盾内容的利益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注重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

（二）矛盾主体的群众性。社会转型时期，不少利益矛盾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如企业倒闭破产、征地拆迁安置、医保改革等。

（三）矛盾成因的复杂性。当前人民内部矛盾产生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各种矛盾成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

（四）矛盾形式的偏激性。从当前信访工作情况看，集体上访、越级上访的增多，冲击政府机关、围攻工作人员事件的增多，说明矛盾事关群众的切身利益，也说明基层工作还不适应复杂的矛盾现状。

三、强化职务犯罪侦查权对科学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和谐司法有重要作用

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主要发生在履行职务的执法活动中。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司法机关，履行法律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由法律监督权所派生，是针对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而实施侦查活动的一项法定职能。强化此项职能，通过有效地惩治职务犯罪，科学地化解目前社会存在的矛盾，为构建和谐司法打下基础。

（一）查办职务犯罪在促进和谐司法中发挥独特作用

1、直接查办侵犯公民民主权利、人身权利的职务犯罪案件，清除干部队伍和司法队伍中的败类，保护公民的民主权利、人身权利，实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民主自由权利，从根本上维护公民的公平正义，为实现社会和谐提供法治保障。

2、直接查处贪污、挪用公款、贿赂和玩忽职守等职务犯罪，惩处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保护国家和集体财产的财产所有权，维护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保证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纯洁性和廉洁性，从而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

3、积极参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专项治理工作，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公民和社会提供竞争有序、成果得保护的屏障。如通过积极参与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化解存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的矛盾和纠纷，维护公平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为和谐社会提供廉洁高效的司法环境和诚信友爱的社会环境。

（二）在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中树立和谐意识。

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履行，是每一位拥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检察官，依照法律规定，从受理案件线索开始，经过初查，侦查，侦查终结，移送起诉等法定程序，职务犯罪人受到法律制裁的过程。拥有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检察官要认识到自己在构建和谐司法的作用和地位，要以和谐的理念武装头脑，在工作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⑴要认真学习，提高法律政策水平。侦查人员对举报线索，要用法律政策进行全面的分析和衡量，然后定性，进而采取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辩证法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应用 篇6

关键词：辩证法；职务犯罪；侦查

一、引言

哲学方法居于方法论的最高层次 ,它是对各门具体科学成果的概

括和总结 ,是其它方法的理论基础 ,并随着具体科学的发展而改变 自己的形态。它具有高度抽象性、概括性 ,因而也具有普遍适用性。唯物辩证法为一般科学方法和具体科学方法的产生、发展提供指导原则 ,如客观性原则、联系和发展的原则，事物发展的一系列规律等。但是,它不能代替一般科学方法而精确地用于具体科学领域 ,它对具体科学的指导要通过一般科学方法作为中介。

一般科学方法居于方法论的中间层次 ,它适用于多门科学。经典的科学方法包括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经验方法等。现代科学方法则是以系统方法为核心的科学方法群。处于方法论最低层的是具体科学方法 ,如侦查学中的同一认定法 ,物理学中的光谱分析法。它只运用于某一科学领域 ,在本领域有很大的实用性 ,对解决本领域的特殊矛盾有直接和速效的优点 ,但它有很大的局限性 ,必须接受哲学方法和一般方法的指导,不断增加新内容。本文主要就辩证法对职务犯罪的指导作用做少量的分析，供大家参考。

二、职务犯罪简介

任何一个理论的构建，都必须从概念出发，概念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逻辑思维的最基本单元和形式。对概念的辩证本性的研究，是辩证逻辑的主要内容。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形成一系列概念，这些概念的真理性又要返回实践中接受检验。如此循环往复，是人的认识日益接近于客观现实的一般途径。科学认识的主要成果就是形成和发展概念。概念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现实。因此，对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理论的构建，首先要从概念出发，界定其基本内涵。

职务犯罪是指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实施的犯罪。检察机关直接受理的职务犯罪案件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贪污贿赂案件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渎职、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等犯罪案件。进而言之，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企业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进行非法活动或者对工作严重不负责任，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的管理职能，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职务犯罪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职务犯罪是指负有管理职能的人员利用其管理的便利条件所实施的犯罪；狭义的职务犯罪是指负有国家管理职能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或者亵渎职责，以破坏国家管理职能为特征的犯罪。我们这里研究的职务犯罪是指狭义的职务犯罪。

职务犯罪侦查是指依法享有侦查权的机关为收集职务犯罪证据，查明案件事实，查找并抓获犯罪嫌疑人所进行的各种专门调查活动以及采取的强制措施。

三、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中辩证法的运用

如果说有抱负的军事家梦寐以求的目标莫过于想成为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的话 ,那么 ,有使命感的刑侦人员朝思暮想的愿望莫过于想成为一个逢案必破的破案能手。虽然说逢案必破目标的实现似乎只存在于理论上 ,但这种追求高破案率的意识所体现出来的精神却值得大加赞扬和提倡。我们知道 ,职务犯罪侦查破案、打击职务犯罪活动、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稳定 ,是法律赋予职务犯罪侦查主体的神圣使命。圆满完成这个使命 ,向党和人民交出满意的答卷 ,是侦查主体责无旁贷的职责。为了使职务犯罪侦查主体能够更好地履行其职责 ,建立健全对其的监督检查机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不言而喻 ,在这个机制中 ,一个对职务犯罪侦查主体工作业绩进行科学评价的标准体系是必不可少的。否则 ,监督检查就会缺乏尺度 ,奖惩就会失去依据 ,最终导致整个监督检查机制形同虚设 ,长此以往 ,难免会形成一种类似于 “干好干坏都一样”、“干和不干都一样” 的局面。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深入开展。本文不准备探讨诸如“该制度应如何建立”、“其内容应由哪些部分组成”之类的问题。在这里 ,笔者只想提及的一点是:无论该体系究竟包括有多少标准 ,但在其中肯定有一个是起核心作用的。那么 ,这个核心标准是什么呢 ?

从侦查线索探究经济犯罪的侦查 篇7

经济犯罪是经济发展的安全隐患, 若不能及时拔除, 必定为社会发展带来恶劣影响。故此, 经济犯罪的侦查手段应时刻保证线索侦查的科学性, 方可协助社会稳定发展, 剔除经济犯罪毒瘤。然而, 面对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 逐步消除区域化的网络互连, 经济犯罪往往更加隐于无形, 从而很难于犯罪初期令人察觉, 大大增加了调查人员调查的困难性, 并令证据采集更难完成。由此, 更为科学且行之有效的侦查手段创新迫在眉睫, 其不但是保证经济犯罪行为被有效揭露的重要手段, 同时也是保证人民财产安全, 社会稳定发展的重要手段。由此可见, 立足于网路信息化时代背景下的线索侦查, 其创新发展拥有其必然性。其应顺应时代发展, 借由技术支持, 从而实现对经济犯罪的快速反应, 对经济犯罪证据的有效收集, 并客观、理性的筛选信息, 从而保证获取信息的科学性与法律效力。

二、线索侦查创新的可行性

信息时代背景下, 线索侦查创新拥有其发展必然性, 而其发展的可行性, 则要仰赖于信息技术的网络互联性。网络作为时代发展的产物, 其对于经济行为与经济犯罪必然拥有其双面性。其一面是经济犯罪的温床与隐蔽所, 同时又会成为经济犯罪的揭发地与线索证据采集所。网络以其互联性保证了经济信息的正常传输, 然而犯罪行为的操作于网络上留下的痕迹同样不可抹去。这正是网络技术的双刃剑, 其作为客观存在于世界之上的社会体, 并非偏颇任何一种个人行为, 因此其不但为经济犯罪提供了滋生场, 同时也必定为线索侦查创新提供协助力, 借由网络技术手段的线索侦查, 可保证经济犯罪行为的查出与证据收集, 正是线索侦查创新的可行性所在。故此, 依赖于网络环境下的经济犯罪侦查线索探究, 应充分利用网络技术, 从而实现线索侦查的科学与时效。

三、经济犯罪线索侦查创新手段

(一) 电子通讯手段侦查

网络技术环境下, 经济犯罪往往隐匿于网络信息之中。然而, 即便网络可作为线索采集的重要场所, 其每日数据传输信息的庞大也令侦查存在一定困难。不过, 考虑到经济犯罪行为的发起者本身存在于现实生活空间之中, 因此针对经济犯罪发起者的信息收集, 可采用侦查其日常通话记录, 收集分析其通讯网络分布, 并时刻注意其网络发布与传输信息等多种方法来侦查监控其经济犯罪行为。借由以上电子通信手段的侦查方式, 可有效掌握经济犯罪行为发起者其于犯罪行为中的具体责任地位, 不仅可对发觉并清剿经济犯罪网络各组织人员提供信息支持, 同时也可有效界定发起人其犯罪责任及应受处罚。由此可见, 电子通信手段作为信息技术发展中重要的通讯工具, 其对经济犯罪的证据收集与线索侦查具有显著的侦查效果, 是当前经济犯罪线索侦查创新的重要手段。

(二) 银行网络系统侦查

相较于电子信息侦查手段为其犯罪行为过程中的主要沟通内容, 银行网络系统中反馈出的金钱支出内容则是其不可争辩的数据证据支持。因此, 确定经济犯罪团伙或个人的经济犯罪嫌疑犯身份后, 对其银行户头, 相关责任人银行户头, 家属、朋友银行户头进行有针对性的数据调查与数据监控, 可有效保证犯罪行为证据的收集与获取。将户头资料变动时间与所获取的电子通信内容之间进行时间点上的契合对照, 不但可保证电子通信内容的真实性, 同时可进一步验证线索侦查手段收集线索的科学性, 并使其可以成为经济犯罪的直接证据, 并成为经济犯罪嫌疑人量刑依据。由此可见, 银行网络系统的操作侦查是侦查线索的又一重要途径, 需要办案人员与银行方面的通力合作, 方可有效制止经济犯罪行为, 并严惩经济犯罪者。

(三) 财务账簿内容侦查

每一个经济犯罪者其本身必定于原有公共账目之下设有私人帐目, 该账目必将记录其于公共账目中无法提及的经济犯罪行为内容, 找出犯罪嫌疑人该部分账目, 也在侦查范围之内。相较于通信记录、银行信息, 犯罪嫌疑人自身撰写的账目清单更可成为有效的承堂证据, 从而作为经济犯罪者量刑依据。因此, 加强电子信息内容收集、监查银行户头的同时, 保证对财务账目的搜查及分析是其侦查的又一重要手段。因此, 侦查人员可借由加大账目调查力度, 收集犯罪者隐藏账目内容, 来实现滤清真实账目, 凸显经济犯罪行为, 保障经济犯罪审判的科学与真实。

综上所述, 经济犯罪是动摇国之根本的重大案件, 其不仅威胁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同时将动社会和谐建设基础。因此, 借助网络环境的双面性, 打造全新线索侦查手段, 保证经济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 对我国经济发展而言, 至关重要, 具有足够的推行价值。

参考文献

职务犯罪侦查 篇8

[关键词]技术侦查措施；职务犯罪侦查；完善；适用

将于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新《刑事诉讼法》，专门规定了“技术侦查措施”一节内容，并且明确了检察机关在查处重大贪污、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利用职权实施的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重大犯罪案件时，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可以采用技术侦查措施。但是，对于技术侦查措施的定义、适用原则、程序、救济等问题，新《刑事诉讼法》并未加以明确，在有关部门未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指导实践之前，本文试从目前的立法现状浅谈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完善和适用。

一、新《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定的欠缺

1.相关定义不明。如何谓技术侦查、秘密侦查？何谓“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2.适用程序的规定过于宽泛，操作任意性较大。如何谓“严格的批准手续”？“严格”的标准是什么？“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是自己立案自己批准？还是报到法律监督机关批准或者报到人民法院批准？延长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需经过谁批准？3.缺乏对使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监督。如没有规定违法使用技术侦查或者侵犯人权的法律后果；没有规定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执行技术侦查的活动实施法律监督等。4.缺乏相应的权利救济。新《刑事诉讼法》对被非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利救济只字不提。5.未赋予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执行权。职务犯罪侦查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存在的手续繁杂、涉及人员广、信息反馈滞后、机动性差、浪费司法资源、保密性差、查办公安机关内部的职务犯罪案件非常被动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二、国外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实体与程序原则

（一）必要性原则

技术侦查措施必须是出于案件侦查的目的，且只有在穷尽所有任意性侦查措施都不能有效侦查犯罪的情况下才能采用， 同时要保证在适用时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对象实施的侵害最小化。如美国《综合犯罪控制与街道安全法》明确规定，只有当常规侦查措施已经失败或不可能成功或过于危险时才能适用技术侦查措施。

（二）决定权与执行权分立原则

为有效防止技术侦查措施的滥用，各国通行的做法是采取分权制衡的模式，将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和执行权分离，由两个不同的机关分别行使。例如，《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00条规定：“电讯截留措施由预审法官采取并监督”。

（三）权利救济原则

有权利必须有救济。许多国家规定，被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者有事后被告知的权利；非法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原则上必须予以排除；非法技术侦查措施的受害者有权向实施非法技术侦查措施者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等。

三、技术侦查措施在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完善和适用

（一）技术侦查措施的定义

在界定技术侦查措施时，应抓住技侦手段的双重本质：秘密性与技术性。结合我国《国家安全法》和《人民警察法》对技术侦查措施的定义和司法实践，宜将技术侦查措施定义为：所谓技术侦查措施，是指法律授权的侦查机关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秘密地收集证据、查明犯罪、查获犯罪人的侦查措施的总称，包括电子监听、电话监听、电子监控、秘密拍照或录像、邮件检查等专门技术手段。

（二）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范围

对于何谓“重大的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目前学术中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以刑期为标准，即可能判处5年有期徒刑的贪污、贿赂犯罪视为“重大”；二是以犯罪数额为标准，即犯罪数额在5万元以上的贪污、贿赂犯罪视为“重大”；三是借鉴国外采取“重罪原则”，只有性质严重的贪污贿赂犯罪才能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同时考虑到一些案件的技术性质，如利用通讯技术进行的犯罪、难以取证的犯罪，也可以规定对其使用技术侦查措施。

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前二種观点均有所偏颇。一方面，当前我国职务犯罪相对高发，犯罪手段日趋多样化、专业化、智能化，跨区域、跨国（境）职务犯罪日趋增多，而侦查手段又比较缺乏。另一方面，刑期低于五年、犯罪数额不到五万的职务犯罪并不意味着其侦破难度就低、就不需要技术侦查措施。即使是对刑期较低和犯罪数额较小的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也不一定就超出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特别是在广大基层地区，受经济发展和其他各种条件的限制，查处5万元以上和判处5年以上职务犯罪案件并不多，有些职务犯罪案件虽然数额不大但社会关注广泛、影响恶劣、危害严重，如果仅因其数额不大不能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导致侦查失败，不能将腐败分子绳之以法，那将极易引起群体性事件，也大大削弱和打击检察机关公信力和国家的反腐效果。因此，从可能判处的刑期和犯罪数额上限制技术侦查措施适用的范围，并不符合我国目前侦查职务犯罪和反腐斗争的需要。第三种观点不仅涵盖了前二种观点的范围，同时涵盖了犯罪数额不大、刑期较低却危害严重、犯罪手段技术化、难以取证的职务犯罪案件，外延更周密。

（三）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原则和标准

使用技术侦查措施，不能随心所欲，想用就用。想用什么就用什么，必须在“必要性原则”的规制下严格使用，若经由常规的任意性侦查措施便可以实现侦查目的，

就不应当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常规侦查手段包括任意性和强制性侦查手段，如果要求穷尽强制性侦查手段仍不能或难以查清案件事实的情况下才能适用技术侦查措施，门槛未免过高，将极大限制技术侦查措施的使用，不利于案件的侦破。因此，技术侦查措施的适用应有两个标准：措施必要和合理怀疑。措施必要标准是指：只有在使用常规的任意性法定侦查措施无法达到查明犯罪事实、收集犯罪证据、有效控制犯罪目的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技术侦查措施。合理怀疑标准是指：必须有一定的证据能够证明相对确定的侦查相对人已经有犯罪行为。也就是说，技术侦查措施指向的对象只能是高度犯罪嫌疑人、被指控人以及有证据证明与被指控人存在密切关联的其他人员，严禁对无关联的人员采用技术侦查措施。

（四）职务犯罪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

新《刑事诉讼法》将检察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和延长采取该措施期限的程序笼统地概括为“严格的批准手续”和“经过批准”，实践中难以操作。从分权制衡以避免权力滥用的角度来考虑，在批捕权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行使的情况下，技术侦查措施的批准权和延长采取该措施期限的批准权应当参照批捕权的行使模式，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行使，这更符合我国当前侦查制度体系的实际情况。

技术侦查措施的程序包括技术侦查措施的启动、审批和执行。启动技术侦查措施，应由职务犯罪侦查机关提起书面申请，申请书载明技术侦查措施的对象、期限、技术侦查措施的理由、技术侦查措施的手段、可能会造成的影响等。上一级检察机关负责对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請进行审核，并在接到申请之日起24小时内作出是否批准的决定，必要时可以延长至48小时。上级检察机关书面制作的批准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应当载明技术侦查措施的对象、期限、地点、执行机关等事项。申请机关在提出申请之日应同时书面知会同级执行机关，载明可能将要采取的技术侦查措施，以便执行机关做好相应准备。

在紧急情况下，若有延误将导致重大危险或丧失重大证据时，侦查机关也可以不经批准直接适用技术侦查措施，但应当在24小时内向上一级检察机关申请确认。

期限届满仍需继续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3日内由书面填写申请延长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申请表，载明需要延长的理由。上一级检察机关负责对延长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请予以审核并在接到申请之日起24小时内作出是否批准延长的决定。

（五）被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利救济

对被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权利救济，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我们只能在第一百五十二条“依照本节规定采取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中看到类似“非法技术侦查措施所获得的证据材料原则上必须予以排除”这一权利救济的影子。在“两个证据规则”的规制下，“可以使用”应当理解为：合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证据才可以作为证据使用，而非法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则一律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可以使用”也不应当是全部使用，应当强调秘密侦查所获材料用作证据时坚持“最后使用原则”，即能不用尽量不用，这样既可以避免或者推迟侦查手段的方法与过程曝光所引发的消极后果，包括反侦查手段、危及侦查人员人身安全等，也可以避免增加巨额的财政支出以用于改造数据库与技术设备以满足证据存储、使用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