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精选8篇）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篇1

郑杭生

2009-11-17 15:53:45

中国社会30年发展，是通过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方式实现的。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因此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中国社会发展与社会转型的实际，以及对它们的理论概括和提升，又都有自己独特的轨迹和路径，显示出浓厚的中国特色。

对中国社会30年的发展和转型，无疑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剖析。本文主要从社会学的视角加以解读，着重涉及30年来中国社会发展及其理论提炼的特色，中国社会转型及其理论概括的特点，以及对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展望，即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所面临的挑战与中国社会学难得的机遇。

一、中国社会发展30年的特色：发展的实际轨迹与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提升

社会发展与一般的社会变迁不同，是一种有方向性的社会变迁。这里，社会变迁是一种社会事实，方向性是一种社会价值，社会发展就是社会事实与社会价值的统一。社会发展有不同的方向，因而有不同的类型。

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新中国已经经历了两个“30年”。要客观地历史地看问题，那就必须如实指出，“前30年”既为“后30年”打下了基础，又为“后30年”留下了问题。

现在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倾向这样的观点：经过土地改革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顺利。笔者本人在印度的考察、在泰国的访问，也都有这样的感受。到2004年我们访印时为止，印度只有印共(马)执政的三个邦进行过不彻底的土改，其他邦则没有进行过土地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时，只要涉及土地、房产问题，就不能不与为数众多的土地、房产私有者一个一个地进行谈判。这成为印度现代化进程想快也快不了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彻底的土地改革，为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快速现代化进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前30年”为“后30年”打下基础的还有：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工业化基础的形成、标志高科技的“两弹一星”的发射，等等。由此可见，绝不能对“前30年”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不能将其说得一无是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30年”为“后30年”留下问题的这一点，则是很清楚的。因为“前30年”最后有10年时间处在“文化大革命”的**之中，又有几年时问处在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拨乱反正过程中。结合当时国内国际的客观实际，“前30年”，特别是十年**，提出的发展问题主要是三个方面：第一，经历“文化大革命”后，在大伤元气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二，在世界社会主义处在低潮中，特别是苏联在没有硝烟的世界大战中节节败退的情势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第三，在全球化进程中南北差距加大，中国发展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情况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发展?

当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十分不一致。焦点集中在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十年**、导致了低潮的出现、导致了差距的拉开?如果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一样，那么关于中国如何发展的一系列做法也会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对此邓小平作了至关重要的总结性的回答：“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1]

这段话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多年来的经验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苏联瓦解的根本原因，也指出了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缩小差距的前进方向，而且也提纲挈领地说明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一中国执政党在新时期的总路线。这里，“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是“一个中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另一种表述；而“搞改革开放”和“老祖宗不能丢”，则是“两个基本点”――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一深入浅出的表达。只有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两个根本问题，社会主义中国才能真正得到发展，党的基本路线才能真正得到贯彻；而党的基本路线真正得到有效地贯彻，又使我们进一步清楚地认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邓小平的这一总结性回答，可以看作是他的发展思想的总框架，为中国“后30年”的发展奠定了新的起点。

(一)初级发展与旧式现代性

中国“后30年”的发展实际上显示出一条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其中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是沿着初级发展的路径前进的。

第一，发展的目标是初级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最直接的发展目标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状态。这是因为，那时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状况都集中地表现为贫穷。邓小平非常理解这一客观现实和社会心理，他联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人反思，提出了一个引起强烈共鸣的观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他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2]不仅“贫穷不是社会主义”，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3]“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4]他给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制定了三步走的目标：第一步是脱贫，第二步是小康，第三步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脱贫、小康目标的提出，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和反映人民意愿的，但很显然是与不发达状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是初级的。

第二，发展的手段是初级的。一个中心，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在当时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上形成的。按照一个中心，经济因素成为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核心驱动因素，经济的思路和办法，成为解决其他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手段。在1979年10月4日《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邓小平明确阐述了“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这一手段和方法，指出：“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5]

这种以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思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推动经济社会改革提供了出路，是当时的一种最佳选择，曾经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因素和经济办法，在实践中就形成了追求GDP增长的政策取向，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经济与社会失调、效率与公平失衡，也付出了过大的环境资源代价。采取这样的手段和办法来发展经济，归根到底也是与不发达状况相联系的，因而不能不是初级的。

第三，用于发展的资源是初级的。“后30年”我们用于发展的主要资源，一是土地，用它来实现城市化、现代化；二是廉价劳动力，用它来降低成本，增加对外出口的竞争力；三是自然资源的过度开采和使用，出现不少资源枯竭型的城市；四是生态环境的代价，空气污染、水污染、沙漠化等已经非常严重。土地、廉价劳动力、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这些都是发展的初级资源，它们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这样使用初级资源，向自然界过度索取，是不可持续的，终有一天将无以为继。

第四，参与发展的各主要方面的关系是初级的。实施发展的社会三大部门－－政府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的关系仍然失衡。政府往往错位，过分使用自己的主导作用。市场往往越位，一些不该市场化的公共领域，如教育、医疗、廉价房等往往被市场化甚至过度市场化，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组织则往往缺位，它既没有政府那样的权威，又缺乏市场那样的力量，本身又很弱小，还不能有效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也不能有效起到降低政府管理成本的作用，因而还没有真正成为合格的社会发展的重要主体之一。这样的三大部门之间的关系，不能不是初级的，迫切需要加以提升。

第五，发展的结果也是初级的。本来，发展的预定目标是减缩差距、改善环境、提高公平度、减少腐败现象、缩小弱势群体，但是发展的实际结果却是差距的增大、环境的恶化、公平度的降低、腐败现象的蔓延、弱势群体的扩大。

从理论上说，发展初级性是一种与旧式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的现代性。

从这一观点看，“后30年”的发展，在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取得连续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的同时，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初级过程，不可能不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绿色惩罚”，从而引发社会与自然的不协调，天人关系的紧张；初级过程，也不可能不催生人欲的激发和资源的匮乏这两者问的矛盾，从而引发对资源控制权力的争夺，导致价值尺度的扭曲、伦理准则的变形、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恶化。总之，这样的初级过程，确实使自然和社会付出了双重代价。

在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替期问，旧式现代性已经进入明显的危机时期，全球社会生活景观因此呈现出重大转折的种种迹象。在世界，在中国，探索新型现代性便成为一种势在必行的潮流和趋向。“后50年”发展本身，也酝酿着这种积极的转变。人们必须对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利用的资源、发展主体之间的关系、发展的后果，用新的观点来重新加以审视和定位。

应当指出的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的初级性是无法跳过的，代价是无法完全避免的。一是发展初始条件的限制，二是对发展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中国的幅员是如此之广，地区差别是如此之大，发展初始条件是如此之低，只能实事求是地确定适合自己情况的发展目标、发展手段、发展可利用的资源。我们只能要求经过努力把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发．把初级发展的时限缩短到最小期限。在这方面，用比较的眼光来看一些初始条件与我们差不多、甚至比我们好的国家，客观地说，我们国家还是做得很不错的。

(二)科学发展与新型现代性

科学发展是对初级发展进入更高一级发展的概括。科学发展观既是对科学发展实际趋势的思想提炼，又是对以往发展观的理论提升。科学发展观的内容，按照十七大报告的系统总结，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肯定了初级发展中的最主要的精华之点。所谓“发展是硬道理”，正是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科学发展把发展确定为第一要义，正是肯定了这一精华之点，就是说，科学发展同初级发展一样，都是把发展放在第一位。

科学发展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适时地提出一系列创新之点。

科学发展把“以人为本”作为自己的核心。这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当然这种纠正的过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科学发展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自己的基本要求。全丽，就是双赢互利或共赢互利，就是使构成我们社会的各方、参与我们社会发展的各方，特别足强势和弱势各方，都能获得共赢互利，而不是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协调，就是社会方方面面的关系良性互动和协调发展，就是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可持续，就是既满足当代，又不伤害后代。这实际上指出了：那种通过牺牲一方来使另一方得益获利的“零和游戏，式的发展，是片面的、不协调的、不可持续发展的IH式发展观的集中体现。科学发展把统筹兼顾作为自己的根本方法。统筹兼顾，就是对经济和社会、城市和乡村、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人和自然、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等这些主要关系各方，都获得自己应有的发展，而不是片面地重视一方，而轻视甚至损害一方。这对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倾向，包括一般重经济、轻社会；重城市、轻农村；重东部、轻中西部：重人的短期需要、轻环境的长期保护等，是很重要的。

总之，从初级发展到科学发展的轨迹表明，科学发展源于初级发展，又高于初级发展，既继承，又提高。但是这种提高不是一般的提高，而是一种带有质的飞跃的提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发展理论的巨大进步，也是发展观演变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概括地说，发展观的演变大体经历了经济增长观、综合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人的发展观和科学发展观。这些理论大体上反映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重视单纯的经济增长，到横向地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综合发展，再到纵向地重视本代与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再到全面重视人的发展的曲折过程。科学发展观汲取了所有这些发展理论的积极因素，根据中国的发展经验加以理论创新，并作为国家发展战略而指导实践的发展。这标志着发展观历史性的提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理论上说，科学发展是一种与新型现代性相联系的发展。所谓新型现代性，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6]从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取得的巨大社会进步和付出的种种社会代价中，我们都能从正反两方面，亲身体会到新型现代性的深刻意蕴。

科学发展和新型现代性两者是非常吻合的：两者都主张“以人为本”，都主张双赢互利，都主张协调和谐，都主张减缩代价；只是两者的表述不同，科学发展在表述上更注重对实践的指导；新型现代性则更注重学术的提炼和感悟。

总地说来，科学发展的提出与和谐社会的提出一样，是中国执政党积极应对中国进入社会矛盾、不协调因素多发期的客观形势，直接面对传统风险和新型风险等不安全因素活跃期的社会现实，自觉适应世界从旧式现代性向新型现代性转变的国际潮流，深刻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用破坏旧世界的思路和方法来建设新世界的经验教训，深入参考中国优秀文化中人伦和谐、天人协调的精华思想，认真汲取包括社会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关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成果，而作出的意义深远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正如十七大报告总结的：科学发展观，是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提出来的。科学发展观是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最高层治理国家、治理社会的根本，战略观念的转变，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理沦的新的探索。

二、社会转型的理论分歧与广义转型论

社会转型，既是用世界的眼光，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巨大变化所作的社会学概括、解释和预测，又是用历史的视野，对这30年问中国社会“快速转型期”不同于以前的特点的社会学描述、刻画和分析。

然而，在运用社会转型这一术语及其理论之时，我们首先要面对并回答这样一些问题：社会转型本身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中国社会转型的取向或向度是怎样的?等等。毋庸讳言，对于这些问题的看法当今中国社会学界是有重大分歧的。中国绝大多数社会学家和社会学研究者都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即社会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却持这样的主张：社会转型是指前社会主义国家(如苏东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转型就是通过这种转变，使自己成为资本主义的新成员的过程。这样一来，所谓“中国经验”无非是这个转变过程出现的一系列特点。显然，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分歧反映了两种根本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分野。

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的这种状况是与一种特定的全球化时代背景相联系的。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东欧国家社会制度剧变以来，社会主义的发展跌入了低潮，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也随之“向右转”。这种情势激发出了一种空前的想象力，“历史终结”也再度成为时尚的社会话语。譬如，美国历史学家福山就因阐述了这个“热门话题”而声名远播。在一些西方学者看来，所谓“历史的终结”就是“社会主义的终结”，随着社会主义的落幕，资本主义(或曰自由民主制度)成为人类社会制度和政治生活唯一合理的和可能的选择。这种时代巨变是社会学自19世纪产生以来，一场百多年未遇的大变局。中国社会学界和思想界在社会转型问题上的分歧正是发生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之下。我们因此可以看到，从世界到中国，一种勾连关系在学术界的若隐若现——在国外，一些学者对苏联、东欧诸国的社会变化进行种种分析和发掘，致力于总结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经验，这类研究项目甚至得到了西

方世界的青睐和资助，其中一些人也因此获得了学术声望。这些研究及观点譬如：

——对后共产主义的转型国家(苏联和东欧国家等)如何“打造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进行研究和说明，旨在对“资本主义转型的初始条件究竟会如何影响到将要打造的资本主义类型?这个资本主义将在哪里打造?由谁来打造?”[7]对这样的焦点问题给予回答。

——对从前社会主义或前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新轨迹进行分析，对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新类型给予划分，具体如中欧的匈牙利是依靠外国资本(跨国公司)的推助，俄罗斯和东欧是通过政治上的最高代理人“自上而下”来推行资本主义，而中国、越南等的资本主义路径则表现出“自下而上”。[8]

——通过对中国市场转型的研究，根据中国各公司在上海股票市场的交易数据，分析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出现以及政府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9]

——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对于当代社会学的意义和任务定位，有学者认为这一转型是对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大挑战，主张“共产主义的衰落”是“发给社会学家的请柬”，由此提出了所谓“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社会学应当把握启动新的研究纲领的机会，致力于划进入21世纪以后新资本主义之可能性的“策略性研究资料”进行发掘。[10]

在国内，也有人热衷于这种对所谓“资本主义新成员”的研究，追随布洛维(M．Burawoy)、伊亚尔(G．Eyal)、塞勒尼(I．Szelenyi)、唐恩斯利(E．Townsley)等人”新古典社会学”的“研究议程”的话语，以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的共产主义实验以及所正在经历的历史性转型作为社会学的一个学术资源宝库”，从中搜寻“当代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的新的灵感和动力”。[11]根据这种“转型国家”和“转型社会”的研究取向，社会转型似乎不是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到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而是被狭义地理解为“社会转型：自20世纪后20年开始的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变革过程；特别是与市场转轨(market transil_ion)相伴随的社会转变(social transformation)过程”。[12]与此相联系的是，社会转型研究的主题内容也出现了“大转变”，即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议题。这里的所谓“新议题”当然是相对于“古典议题”来说的。古典议题解释的是“古典的大转变”(或称“第一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传统转变为现代，即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资本家先于资本主义；所以，古典社会学的议题在于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马克思、韦伯、涂尔干所关注的“几乎都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解释”。[13]其中对马克思、韦伯、迪尔凯姆的这种断语显然是很成问题的。与之不同的是，新议题解释的是“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或称“第二次大转变”)，面对的图景是从现代向后现代的转变，即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在后共产主义的大转变中，却看不到资本家的力量甚至看不到资本家本身的存在”，因而研究的焦点是“为什么资本主义能够在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经济体制中出现”。[14]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这些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正是为这种新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基础。[15]

也因如此，一个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界以高频率反反复复地出现了这样一类话语：

——目前，对社会主义或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西方学术界，甚至一些原本不是研究中国、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也在纷纷转向对这些国家市场与社会转型的研究。而一些刚刚涌现出来的成果，比如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对制度嵌入其中的社会因素的研究以及对社会不平等的研究，正在对原有的理论模式构成有力挑战。现任美国社会学会主席布洛维在一次谈话中甚至说，这些研究正在成为美国社会学界的主流。而伊亚尔和塞勒尼在《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形成》(Making 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1998)一书中，则试图通过对这些国家转型的研究构建一种“新古典社会学理论”。

发生在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苏联和东欧(在下文中我们将这些国家统称为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则为形成发展社会学第三个学术传统和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

——总结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正面面对中国、苏联和东欧社会转型对发展社会学提出的一系列新议题，在此基础上形成以社会转型为基础的新理论，是一件必需的工作。

——中国、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型过程为发展社会学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议题，这些议题扩展着发展社会学的视野，也为建构新的发展社会学理论提供了可能。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发展社会学应当面对转型国家的社会转型实践过程，形成现代化理论、发展理论、转型理论三足鼎立的发展理论新格局。

著名社会学家布洛维以博兰尼的“大转变”概念为基础，提出了“第二次大转变”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可以将西欧社会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称之为第一次大转变的话，那么，从20世纪后期开始的中国、苏联和东欧等国家的社会变革，则可以称之为第二次大转变。——在今天，第二次大转变无疑开始为推进社会学知识的进展提供着新的动力和灵感。[16]

这种对社会转型所做的十分狭隘的、政治化的解释，把社会转型理解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似乎中国社会转型与苏联、东欧等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变化一样，是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新成员”的过程，并致力于对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新类型、新特点、新途径进行总结。这就形成了前面所说的在社会转型问题上表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社会学观点和理念的根本分野。这种态势迫使我们必须正面面对关系到中国社会学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譬如，怎样看待社会转型及中国社会转型、中国社会学与社会转型研究的关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究竟是新的资本主义还是新型社会主义，等等。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末明确提出和运用了“转型中的中国社会”、“转型社会”、“社会转型”、“转型度”、“转型势”等概念，尝试通过这些概念从社会学理论上来概括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实事求是地说明中国社会转型的趋势和方向。

对社会转型的含义，笔者从传统与现代的角度做过两种阐述：

第一，“社会转型”，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从传统走向现代、迈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过程。或者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即社会实践结构不断从传统走向现代、走向更加现代和更新现代的变迁过程。[17]后一阐述是对前一阐述的深化。

我们把这样理解的社会转型论称为广义转型论。广义转型论的内容十分丰富，这里笔者想强调以下几点。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经济体制转轨

从1978年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具有了以往不曾具有的特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带动下，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两者同时并进、相互交叉，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用世界的眼光看，这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中是很少见的。

这里，社会结构主要是指一个社会中社会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制度化和模式化的体系。社会结构转型就是不同的地位体系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则指的是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无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都是广义的社会转型的内容。

但是，两个转换包含着不完全相同的传统和现代关系的内容，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它们至少有三方面的不同：[18]

第一，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社会结构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型不可能在一个短时期内完成，而是一项贯穿于整个现代化过程的长期任务。而体制转轨并不是社会结构转型的全部内容，与整体的现代化过程相比较，体制转轨应当在一个相对来说不是太长的时距中完成，这是降低改革成本所必需的。

第二，中国的社会结构确实是从一种传统型结构向现代型结构的转型，而相对于结构转型来说，中国的体制转轨并非是从一种传统体制向另一种现代体制的过渡，而是从一种缺乏效率的现代体制向另一种更有效率的现代体制转变。把这种有弱点的现代体制，也叫做传统体制，是不符合事实的，至少是不确切的，这里的“传统”已不是与“现代”相对的那种有确切含义的“传统”了，而只是与“现在”相对的通常所说的“过去”两字的含义了。

第三，两个转换的同时并进．一方面形成相互推动的趋势，另一方面也相互制约，造成了结构冲突和体制摩擦交织在一起，增加了改革和发展的难度。

中国社会结构的优化与大量问题并存，正是与这种两个转换同时并进的大背景分不开的，广义地说，也是与传统和现代这种对立统一的复杂交叉关系分不开的。

(二)向度问题重新成为国内外学术界的焦点问题之一

1994年初，笔者曾在《中国软科学》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十分明确”，认为：在1978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主持下，确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发展模式。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切都离不开这一点：中国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正在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行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所以，向度是很明确的。中国人认识到：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不等于社会主义，它们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把中国建设市场经济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种误解。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理论有了很大发展，这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壮大、创新发展。但是，怎样评价中国社会的根本性质和基本走向，近来又重新成为包括中国学术界在内的世界学术界的焦点之一。

这就提出一个非常严肃和十分根本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是社会主义的生机再现，还是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究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展示了新的希望，还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又多了一个新的成员?这是不可不辨的。在这个问题上，笔者坚持，中国社会转型的向度是非常明确的，当代中国正在崛起的是一种新型社会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也许由于社会主义实践的快速发展，甚至超过了人们的思想速度和想象力，许多人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最新实践已经超越了以前那种在实践中失败了的社会主义旧模式。一些人还习惯于把别的社会制度视为成长的，把社会主义视为僵化的。不善于把自己已经取得的成绩归于我们的创新性实践、归于我们的社会基本制度、归于社会主义，仍然习惯于让新的实践经验来适应旧的理念框架。当前，美国次贷危机、金融危机祸及全球，使其不得不违背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逻辑，采取国家行为救市，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本质和趋势的根本观点的正确，也有助于人们跳出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终结历史的制度这种不可超越的旧框框。

(三)社会进步和社会代价

社会快速转型期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中国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如城乡面貌、利益格局、社会关系、次级制度、社会控制机制、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文化模式、社会承受能力等等领域，都毫无例外地表现了这一中国社会转型的两重性和极端复杂性。

所谓两重性是指：30年的进步和成就，是举世瞩目、全球公认的，但与此同时，也付出了种种代价，一些代价还非常沉重。一方面，中国各个社会领域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优化；另一方面，又引发了大量的问题，有些问题还十分严重。一方面，在社会三大部门问、人际关系和城乡关系问的协调性在不同程度地增加；另一方面，这些方面的失衡也屡见不鲜，有的还非常突出。一方面，不用多少统计数字，我们也能直观地感受到，近30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超过多少世代以来生产力发展的总和；但另一方面，我国也面临着多种多样发展中的困境。

所谓极端复杂性是指，不仅问题的方面引起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引起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而且优化的方面，如社会产业结构的优化，也引发种种问题，像失业下岗的问题，其中也包括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不仅受损者会产生、引发问题，如会有强烈的不公平感，甚至被剥夺感，受益者也会因为受益程度不同而产生、引发各自的问题，也会有程度不同的不公平感。

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是如此巨大，代价是如此沉重，正反两个方面的情况是如此复杂，对比是如此鲜明。种种情形引起众多议论和不同意见是毫不奇怪的，因为要正确加以把握确实很不容易。这里应当客观地说，中国社会的基本方面、基本趋势是社会进步、社会优化、社会协调，而社会代价、社会弊病、社会失衡则是非基本方面、非基本趋势。否则如何解释这些年来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国际地位的提升、多数老百姓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上升这些基本事实?当然，肯定基本方面，并不是说可以忽视非基本方面。对社会弊病必须重视，必须花大力气进行治理，如果忽视，听之任之，这些基本方面也会恶性演变，造成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这也是笔者提倡建设性的反思批判精神的实践根据。

中国社会转型30年的特点，还可以从多个方面展开，例如，“现代是成长的，传统是被发明的”就是其中一个富有启发性的视角。

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为中国社会学进行理论提炼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中国社会学不仅要理论地再现中国社会发展和转型的轨迹，而且要努力推进科学发展和良性转型，促成制度创新和价值重塑，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中国社会学由于自己学科的特点，可以也必须在构建中国社会发展和社会转型的伟大事业中，起到自己独特的作用。这是一种有建设性的反思批判能力的社会学，是能够正确处理价值性和科学性、理论性和经验性、建设性和反思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本土性和国际性关系的社会学，是能够把握全球现代化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两者脉动盼社会学，是既站在国际社会学前沿，又深入本国城乡制度创新第一线，从而把追求前沿与深入基层结合起来、把世界眼光与草根精神结合起来的社会学，即一种顶天立地的社会学!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5～196页。

[6]参见郑杭生：《新型现代性与中国社会学》，《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5期。

[7] Gil Eyal，IVan Szelenyi and Eleanor Townsley，Msking Ca pitalism without Capitalists: Class Formation and Elite Struggles in Post-communist Central europ，London：Verso 1 9 9 8；塞勒尼、伊亚尔、唐恩斯利：《打造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参见孙立平等：《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6年，第38、39、54页。

[8] 同上

[9] Victor Nee and Yang Cao，“Markel，Transition and the Firm：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A4anagg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v01．1(March1 2005)，p．23。

[10] M．Buraw。y，“The S。ciology f。r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6．2000。

[11]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 O05年第1期。

[12]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6日(h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3]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4]孙立平：《社会转型及其比较研究》，2006年中国社会学年会主题报告，2006年7月1 6日(11ttp：///shxw／2006nh／nhztbg／P***624383．ppt)。

[15]参见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1期。

[16]以上参见孙立平：《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转型与发展丛书》(第1辑)，“发刊词”，北京．衬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7]参见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篇2

一、邓小平理论与改革开放事业的开创

邓小平理论的创立过程是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是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步的。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成果就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邓小平理论，是在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历史进程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改革开放，是一场新的革命。首先，邓小平同志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团结了全党，这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了良好的政治局面。其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的“第二次结合”。邓小平同志强调，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再次，在总结新的经验的基础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了理论概括。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概念，并且对它的一系列基本观点、基本思想做了科学的阐述，特别是提出并阐明了这一理论核心思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他反复强调在搞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指明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这些思想，反映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的观点和最核心的内容。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创立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成果，这一理论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不仅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且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础。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的重要标志，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

江泽民同志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思想，指出“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他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相结合，继承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结合新的实践和解答新的历史课题中，继续丰富和发展了这个理论。作为这一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深刻阐述，对我国现阶段诸种社会关系、社会矛盾，以及经济与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科学的分析和阐明。这些思想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性和规律性的反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真理性认识。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改革开放、与时俱进，继承、发展并成功把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推向了21世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联系在一起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科学发展观与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继续

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地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指出“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新充满活力的体制机制的必然要求，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地加以推进”。十六届三中全会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的基础上，深入分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着眼于新问题、新矛盾的解决，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战略思想的提出，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发展中面临的新矛盾、新问题，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视野，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进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和谐世界构建等一系列新的战略思想，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为主线，贯穿着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这一系列战略思想，在认识上，体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化;在实践上，体现了对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要求。同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改革开放继续深化的今天，胡锦涛同志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将邓小平理沦、“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理论，概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并明确界定了作为我们今天的指导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加丰富完善，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前进了一步。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体现了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落实，也体现了在贯彻落实中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同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着很强的内在一致性。

改革开放作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也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个组成部分的思想主线。回顾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中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逐步开拓、展开并越走越宽阔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中逐步形成、拓展、丰富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在改革开放的号角越吹越响亮的胜利进军中高高飘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改革开放，就是这样内在地、有机地、不可分离地紧密联系在一起。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要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根本动力仍然在改革开放。十七大科学总结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宝贵经验，把改革开放的号角更加响亮地吹了起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高地举了起来，这不仅对于激励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开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 2007.10.25.

[2]靳辉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体系的形成及逻辑结构[J].马克思主义研究, 1997, (5) .

[3]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J].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 2007.6:112.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篇3

摘 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出台以后，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梦”成为了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地奋斗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作为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创新理论，在深化改革时期也为我国的各领域改革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未来社会 关系

中图分类号：G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795（2014）03（b）-0012-02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集结号，在这个关键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逐步确立的同时，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也更加凸显。深化改革作为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是党在新时期、新形势下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举措，然而面对人口红利消失殆尽，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收入差距已趋严重等重大社会问题，用怎样的思想和理论引导这一场新的改革，关系到深化改革的成功与否。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中发展的重要理论，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指明了新的道路。在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如何运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成为了协调各阶层利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建立民主法治的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实现“中国梦”的目标的关键因素。

1 深化改革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中国梦”作为当前形势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蓝图，它是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具体体现，更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的总体规划，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明确了方向。而“五位一体”建设理论的出现为“中国梦”的实现做出了全方位的规划。而要实现这一切就必须紧紧围绕“发展”二字。

从农奴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人类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动力。从新中国的一穷二白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民用自己双手证明了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之源。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社会主义有了新的认识，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只有在改革中不断发展才能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在构建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的今天，我们不仅仅只是在经济上的修修补补。而是要从经济上入手，立足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根本上改革经济发展中不适应时代要求的地方，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在注重高效率的过程中，改革分配方式，使人民享受到改革所带的福利。深化经济改革為政治改革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我们将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更加凸显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所在，更加彰显法治社会的活力，更加巩固党的领导，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

文化软实力是衡量一个民族强盛与否的重要指标，开展文化领域的深化改革有利于“中国梦”的实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我国文化的根本，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建立“中国梦”的统一认识，人们才能够加团结一心，中国文化才能更好地融入世界。同时，加强在社会建设和生态建设的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领域，引领社会发展正能量，构建绿水蓝天的美丽中国即使人民的期望更是“中国梦”的发展目标。然而，这些都离不开深化改革的发展，只有立足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中国发展的事情出发，将人民的声音听清了，将中国发展中的问题理顺了，“中国梦”的美好蓝图才能最终实现。

2 为我国深化改革提供了思想保障

解决在过去30年里，改革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问题，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发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目的。然而面对着的各种社会矛盾的阻碍，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建设什么社会成为了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和前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出现，为我国深化改革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保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社会从总体上个划出了美好的蓝图。

经过三十多年的实践和探索，我国的各领域都取得飞速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在实践中有萌芽走向成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迎来了崭新的时代。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未来社会的描绘，它仅仅只是一种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指导，绝不是我们建设的教条。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启动和推进的，但又是遵循了这一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条件也在发生巨大的改变。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实践中，我们专注于回答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使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尤其是在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克难得关键时期，改革所产生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也日益凸显。如何协调好各方利益，在确保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积极调动社会各阶层力量投身到改革的事业当中来成为了改革成败的关键。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发展，它是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情和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必然结果。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打破了我们将建设的目光只局限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建设。它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新思想，在建设怎样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上给出了新的认识，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绘了美好蓝图。

3 为我国深化改革指明了发展目标

改革不是倾覆，解放不是否定，创新不是折腾。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当中，我们改变的是经济运行体制、社会管理模式，然而，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在任何时期都不可动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从根本上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践的目标。它既坚持了社会主义的前进道路，又对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目标做出了规划。但是它并没有的提出教条式的条款，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之下，结合中国现实国情，对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进行了特征上的描绘。

在深化改革发展的今天，我们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作为我们建设的总目标，更是我们的思想指南。它将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具体化，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形象化，让人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社会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新气象，让社会风气更加正派。

在全面社会改革的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总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从根本上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为深化改革的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未来社会的表述从本质上，坚持社会主义性质不变，坚持党的指导思想不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变，坚持人民利益导向不变。改革不是倾覆，改革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对深化改革实践指导中，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的同时，进一步论证了改革带来的制度完善和创新，使人们认识到改革社会主义发展所带来的巨大活力。

4 为我国深化改革巩固了政治基础

人民民主专政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政治保障，更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政治核心。无论改革如何深入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始终不变，我们在推进深化政治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不是为了将人民民主专政性质改变，反而是通过改革更加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专政制度。

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本质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不谋而合。在新时期新阶段，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有了新的变化，在坚持工农联盟牢不可破的基础上，我们更要团结所有参与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社会阶层。人民民主专政最大限度地保障了人民的政治权利，充分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为我国改革事业提供了强有力的生力军，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政治保证。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的社会阶层也发生着变化。从整体上来看工人阶级仍然是我国的领导阶级，而农民阶级依旧是我们最为可靠的盟友，但是由于我商品经济不发达，社会生产力较为落后，依靠新兴阶层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建设力量，为实现社会主义提供良好的物质基础。和谐社会理论所提到的充满活力就需要有这些新兴阶层的参与，他们所提供的社会创造力更能够保障社会的创新发展，而这也更能够体现人民民主专政在维护社会安定有序中的巨大作用。

然而，在全面深化改革时期，社会中间阶层与无产阶级的矛盾，也会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逐步加强而扩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产生进一步化解了这一矛盾的产生，有效地推动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发展。通过对民主法治建设的完善，使人民享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通过对社会资源的兼容共同，是资源的分配更加合理，促进社会结构的合理化建设，从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最终真正实现人民民主专政。

5 结语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核心理论，更为实现“中国梦”的提供了社会建设上的理论保障。在改革发展的实践中，为维护社会稳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为我国社会发展制定了总的目标。

在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改革的发展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内涵，更从实践上为我国深化改革的发展目标指明了方向，巩固了我國社会主义制度的建设，提升了我国人民的民主自主权利，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夯实了社会基础。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2.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2.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21.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7.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篇4

教学目的：

通过本章教学，使学生了解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掌握改革开放性质、目的等内容，认识改革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意义，了解为什么必须实行开放的政策，我们进行了怎样的开放，将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性质、目的、理论基础

2、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3、我国对外开放的必要性、特点及方向

教学内容：

第一节改革开放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一、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

二、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第二节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改革

一、深化全面改革

二、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

三、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

第三节毫不动摇地坚持对外开放

一、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二、对外开放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篇5

高职院校传统的`教学评价体系仅是一般的教学常规检查和测评,存在很多同题.本文论述了建构主义理论教学评价观的评价目标、评价标准、评价方式、评价主体等,通过开展在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的高职教学评价改革,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教学质量.

作 者：刘美灵  作者单位：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杭州,311112 刊 名：科技创新导报 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 “”(35) 分类号：G64 关键词：建构主义   教学评价   教学质量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篇6

论文题目：“对外开放政策”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启示

“对外开放政策”对大学生人际交往的启示

摘要：在对外开放的浪潮中，我们的祖国迎来了经济腾飞的新时代，不管是集体还是个人都颇获益处。本文从对外开放的几个要点引申到大学生人际关系的相应启示，分别是它是在基于自身基本国情并充分分析国际环境后提出的；它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的战略方针；它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最根本的原则。从而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应该做到从自身出发正确认识周边环境，以平等的心态待人接物，在社交中始终做到保持自我的本色，坚守自我的原则，对自己充满自信。

关键词：对外开放政策；大学生；人际交往；启示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共产党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人的领导下，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这可以称之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犹如一场甘霖，迅速滋润着这一片多灾多难、千疮百孔的古老土地。

关于对外开放政策

1984年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正式把实行对外开放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邓小平曾经阐述过“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样的重要观点，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最重要的依据。在这之后的三十多年的艰难发展中，中国各方面逐步地复苏并且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地增强，渐渐地赶上了世界发展的步伐。回顾这三十多年的艰难发展，我们慢慢地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上走出了有自己特色的符合当前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证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这是我们从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中得出的最深刻的教训，清政府实行的“闭关锁国”的政策不仅仅葬送了偌大一个王朝，还把中华民族彻底拖入了历史的深渊，中国自此渐渐地拉大了与世界发展的距离，就像我们学习工作一样，最忌讳闭门造车，关起门来自己搞自己的一套，不与外界交流，所造成的只会是盲目自大，最终被世界历史所抛弃。

事实证明我们必须面对现实，虽然我们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我们要明白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制度，在没有可借鉴的成功先例的情况下，我们必须继承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的优秀成果，并且充分联系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创新，才能少走弯路，只有正确地认识并处理俩者之间的关系，才能在各种矛盾之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真正从本身提高自己。

对外开放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在这里我们必须坚持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立足点，江泽民说过：“必须处理好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的关系，把立足点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绝不是要闭关锁国、关起门来搞建设，而是要把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更高水平。”[1]充分把握住这种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和重要原则，通过这一途径我们要真正做到自身的长足发展，走出一条有自我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从“对外开放”的成功实施中，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国家之间的博弈和关系往来，而且从面到点上来看，我们还可以看到是它与我们人际交往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所给予我们自身的思考是相当的深远的。

大学生的人际交往

作为一名大学生，可以说意味着我们离走向社会的距离又更近了一层，在这里由于独立生活的空间和时间有了高度的自由性，使得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的人时，必须要有正确的礼仪和良好的心态，逐步建立属于自己的生活圈，这就使得人际交往变得相当重要。

有人反驳道：我们可以独立生活，不需要外界的帮助和关注支持，这样不就可以避免人际之间的交往吗？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是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卡耐基也曾经说过：一个人的成功只有15%是靠他的专业能力，而85%要靠人际关系和他的做人处世的能力。前者从理论上向我们阐述了人的本质，从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是无法脱离这个社会而独立生活的，这也就注定了我们无法逃避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即人际交往。而从卡耐基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出人际关系的良性发展对我们的工作生活的重要性，人际交往是人类活动的基本形式，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人们运用语言符号系统和非语言符号系统相互之间交流信息，沟通情感的过程。[2]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际交往说简单点儿就是相互沟通，正是在这无尽的沟通碰撞中，产生了复杂的人际关系，进而构成了人类社会的基本框架，从主观上来讲，人际交往是人类情感联系的产物，带有相当大的主观能动性。在人际交往过程中，我们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积极主动的一面，美国学者曾就此阐述了人际交往关系中的“黄金法则”：“无论何事，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像你期望别人对待你的方式一样对待别人”。[3]所以只有建立在相互平等对话平台上的交往才是真正的交往，才能在人际交往中达到真正的目的和价值。

在上述的无论是对外开放政策还是大学生人际交往的阐述中，我们可以感觉到其中的某些必然的联系，无论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关系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人际交往，他们都遵循着一定的原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只有有共同效力的规则的约束，才有可能在不损害对方的利益的前提下达到交际的目的。从而我们可以意识到我国针对当前基本国情所制定的对外开放政策并将其初步实行所得到的相关成果将对我们的人际交往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从对外开放到大学生人际交往

一、它是在基于自身基本国情并充分分析国际环境后提出的。

正如“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优劣和所处的环境，才能有合理的分析和正确的判断，并相应的制定其改善计划，从而使自身能获得长足的发展。在对外开放政策的提出中，我们可以看到党对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刻思考——只有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并且对当前的国际发展环境和国际关系有一个充分而理性的认识，我们的建设发展才能有更为坚固的基础。

我们的人际交往何尝不是如此呢！只有善于分析自身的优缺点，才能给予自己一个清醒的认识，从而对自己有一个准确的定位，这样在交往过程中我们就会对此有一定的注意并且扬长避短，从而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认识自身与周围人群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所交往的对象要有一定的了解。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是为了我们国家赶上国际发展的步伐，提高自身的综合国力，我们的人际交往是为了能更好的融合进这个社会，是生存之道，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综合素质的提高。

只有在充分认知自我的基础上的人际交往才是必要的基本前提，才能使我们在以后的交往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它始终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发展的战略方针。所谓平等互利指在平等交往中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国与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始终是建立在共同的国家利益之上的，国家利益始终高于一切，这也是我们国家之间交往的必定坚持的原则。当然由此而延伸的人际交往则从中可以看出我们在交往中所应坚持的平等原则和功利原则。《伦理学词典》中这样解释：平等是道德形式上的一种原则，根据这个原则，道德要求应当

以平等的程度普及于一切人，而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生活条件如何。在个人方面，这个原则要求一个人在评价其他人的行为时，应当以同他向自己本身提出的要求相同的那些要求为出发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平等是相对的、现实的，坚持平等的交际原则使得我们在交往中能够克服自身的世俗偏见，平等待人。而提到功利原则，指的是在日常交往中人与人之间应保持交往的对等，霍斯曼曾经说过：当一种关系对我们来讲是值得的，那么我们才会出现相应的交往行为，以建立和维持人际关系。[4]平等与功利原则与平等互利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正确把握这种尺度，才能在交往中无往而不利。

三、它始终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作为最根本的原则。

在这里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对外开放是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等各方面建设的发展，从而更好更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们主要还是依靠自身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只有基于自身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健康的发展，才能在对外开放的潮流冲击中，坚定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决心，坚决警惕并抵制资本主义思想的侵蚀，防止崇洋媚外等错误思想左右，真正做到不迷失本心，同时使得自身得到真正的提高，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才能在稳定健康的良性发展道路上不停向前。

那么在我们的人际交往中应该怎么做呢？社会交往过程，其实也是一个自我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为了赢得别人的好感，每一个人都需要调整自己，以适应社交对象的口味。[5]但是在我们在交往中并不是单纯的去适应社交对象，只有在适应他人的同时保持自我的本色，才能在社交中保持充足的自信，正如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我们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要注意保持自己的形象，坚定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肯定自己的优点和价值，不应该去一味为了不破坏关系而迎合他人，最终丢失自我。

从对外开放中，我得到了一些关于人际关系方面的上述启示，总的来讲，我认为我们在人际交往中应该做到：从自身出发正确认识周边环境，以平等的心态待人接物，在社交中始终做到保持自我的本色，坚守自我的原则，对自己充满自信。只有这样，我认为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才能够事半功倍，成功而又充实的生活在现代环境中，如鱼得水。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一卷[M]，人民出版社2006版，第471页。

[2]史克学张喜琴.沟通人生：现代人际交往艺术[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10，第2～4页。

[3] 李永利.人际关系黄金法则.[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03.9，第15页。

[4] 史克学张喜琴.沟通人生：现代人际交往艺术[M].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10，第202~207页。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理论 篇7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

市场社会主义一般指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经济理论, 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制, 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股重要思潮, 涵盖了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流派。作为经济体制则主要指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它既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市场资本主义”也不同于以原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社会主义”。

按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中产生不同类型的模式, 可以划分为“两个时期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是: (1) 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计划模拟市场的“兰格模式”市场社会主义; (2) 20世纪50~80年代随着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而产生的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3) 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以英国工党进行政策调整为政治背景, 英国左翼理论家发展起来的“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 (4) 苏东剧变以后, 西方左翼理论家对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种种新建构。这四个阶段中, 以“市场主导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产生为分界线, 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即第一、二阶段的“前期”和第三、四阶段的“近期”。前者称为“传统市场社会主义”, 或东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 后者称为“当代市场社会主义”, 或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两者最重要的区别是其政治目标的不同, 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探讨如何与市场经济相结合, 是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服务的;而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大都是在苏东社会主义垮台之后, 一批激进学者试图改造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培育和发展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物, 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有成果上进行改良资本主义或替代资本主义的设想, 是通向未来社会主义的中短期目标。

二、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理论影响

作为资源配置方式和经济组织模式的计划和市场, 能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 历来是理论界争论的热点。社会主义由一种理想变为现实政治制度后, 计划经济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 市场社会主义的贡献在于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从市场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 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 都对在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和建设市场经济产生过重要影响, 对社会主义国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有过积极的理论贡献。以“兰格模式”为例, 波兰经济学家兰格提出的模式, 可视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引进市场机制的最早理论尝试。他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微观经济学结合起来, 突破了传统的计划和市场互斥论的框框, 正式把市场范畴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中。兰格模式对以后社会主义经济的探索者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兰格模式也成为以后“一些试图在理论上结合计划工作和市场机制者的理论基础” (P18) 。

20世纪50~80年代, 随着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逐渐产生了以南斯拉夫的霍尔瓦特、波兰的布鲁斯以及捷克的锡克等人为代表的计划与市场并存、决策分散的“分权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 其基本主张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这实际上已经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的初步尝试, 为社会主义国家逐步引入市场的经济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

20世纪80年代后, 作为盛行于西方的现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思潮, 其主要观点是论证市场社会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唯一可行途径的问题。这里不存在资本主义国家如何引入和运行市场经济问题, 而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十分成熟的基础上如何融入社会主义因素, 或者说是要解决在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基础上, 如何增加社会主义因素, 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问题, 这一点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鲜明的不同。但它对市场能否以及如何与社会主义结合的有益探索, 同样给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市场经济以有益启示。“了解和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潮, 有助于我们弄清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有助于在实践上借鉴西方市场社会主义者的积极成果, 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有助于正确认识苏东巨变后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新变化, 增强社会主义必将战胜资本主义的信心。” (P255) 。

三、市场社会主义对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意义

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 其基本特征是:把资源配置形式与社会制度分离开来, 即把计划机制或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分离开来;主张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它的理论主张以及产生和发展过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具有类似性。虽然我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是邓小平理论伟大实践的结晶, 它与市场社会主义最根本的区别在于: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制度环境不同。但如果没有解放思想、改革开放, 没有打破陈规吸收借鉴国外有用思想, 仅凭中国素有的经济社会发展理论资源, 恐怕难以支撑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大厦。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角度看, 市场社会主义的突出贡献在于从理论上证明:通过妥善地处理公有产权关系, 可以把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长处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合起来, 运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可以说市场社会主义提出的“市场资源配置手段论”、“市场社会性质中性论”和“市场经济效率优越论”为社会主义运用市场提供了间接的理论依据;而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中,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中, 邓小平最先举起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旗帜, 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崭新的命题。这是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么建设社会主义问题深入探索的结果。邓小平认为, 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坚持市场经济, 才能较快地发展生产力, 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从而显示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说, 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就更能解放生产力, 加速经济发展。” (P149)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又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 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P373) 这些精辟论述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 在西方市场社会主义概念中, 社会主义指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也不是一种社会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某个阶段, 它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某些“社会主义因素”。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学, 最早是相对于空想社会主义提出来的。马克思在1874年指出, “‘科学社会主义’, 也只是为了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对应时才使用”。 (P7) 它经历了三次飞跃:第一次是马克思、恩格斯把空想社会主义变成科学社会主义;第二次是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建立, 形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第三次是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发展探索各具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第三次飞跃中, 市场社会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发挥了应有的理论启示作用,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实现了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超越。

摘要：市场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试图将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理论, 从上世纪30年代产生以来, 其理论不断地丰富和发展, 伴随着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 市场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也产生了深刻的理论影响, 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具有积极的理论启示。

关键词：市场社会主义,中国经济改革,理论影响

参考文献

[1] (英) 克里·特纳克莱夫·科利斯:计划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2

[2]段忠桥:当代国外社会思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3]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4]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3

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与语文教学改革 篇8

关键词：人本主义 语文教学 改革

同传统的教学模式相比，人本主义教学更加重视学生的感情，它强调在一个自由轻松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发挥学生的自主学习及创新的能力。本文主要从人本主义教育的基本理念入手，简单介绍了语文课程教学的性质和功能，分析了我国目前语文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并对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应用于语文课程教学进行了简单的探讨。

一、人本主义教育理念

同传统的教育方针相比，人本主义教育更加重视学生的个人情感需求，在向学生传授新知识的过程中，首先将学生看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充分尊重学生，重视学生的感情需要。

（一）重视情感发展

人本主义教育针对学生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充分重视学生的情感发展，根据学生的情感需求树立教学目标，这种教育理念能够使学生在充分感受到尊重和关心的前提下，进行很好的自我管理和自我学习，学生不仅能学到相关的理论知识，还能在实际生活中学会尊重别人，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二）启发创造力

人本主义教育同传统的教育理念相比，更加重视对学生创造力的培养。人本主义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善于通过教学活动中学生之间的讨论、研究、分析等一系列活动，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培养学生自我觉察和洞察周围事物的能力，同时培养学生养成自觉思考和启发的能力。

（三）重视经验学习

人本主义教育重视学生的个人经验，并且力求教学过程中的学习内容与学生的个人认知经验相符合。人本主义教育通过加强学生的经验学习，提高了学生自觉学习的能力，加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自我导向，比起以往的认知学习具有明显的教学效果。

（四）重视感受训练

人本主义教育更加重视学生作为人的基本的理解、感受和沟通的情感需求。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人本主义重视培养学生感触和感知的能力，通过学生对自我、他人以及自然的感受和感悟，使学生能够更加和谐地融入周围环境，能够具备更加理性和丰盈的价值观和人生态度。

二、语文课程教学的性质与功能

（一）语文学习的性质

语文课不同于其他专业技术类的学科，学习语文课程的过程是一项丰富的心智活动。语文课程学习的对象是基于人类几千年文明传承的文化和智慧结晶，不论是从陶冶人的情操而言，还是培养人的心性而言，都起着巨大的催化作用和推动作用。语文课程的学习，对学生的心智健康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一些好的语文作品，能帮助学生建立健康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学生的人格。

（二）语文教育功能

语文课程的教学功能不仅包括对文化本体的教学功能，还包括实现一定的人本功能。语文课通过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知识的传授，使学生能够真正了解文化的内涵，通过一定的体验、领会等，使学生将语文的文化知识真正用在自身身上，用在自己的社会活动中去，从而将语文课本知识转化成自身的文化修养和道德素质，提升自己的个性和人格。语文课程的学习，正是通过一个比较长期而漫长的学习阶段，使学生将文化精髓吸收和消化，变成自身的一部分，回馈于社会。

三、语文教学现状

在我国传统的语文教学过程中，都是遵循着教师传递，学生接受的模式。随着近年来我国教育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发展，语文教学中学生逐渐替代了教师的主体地位，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着主导学生的作用。但是在实际教学中，我国的语文教学工作还是或多或少存在以下一些问题：虽然现代的语文教学不断强调以学生为主体，但是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体往往流于形式，并没有真正深入地自主和创新学习，同时教师对学生的主导作用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在现在的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并没有真正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对语文教学的成果检验还是过多地停留在“参考答案”上，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个性思维和创新能力；现在的语文教学过于高呼思想到的口号而忽视社会现实真相，使学生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禁锢在惯有的传统的观念之中；语文教学过程中的语言表达和情感表达变得标准化而没有个性，逐渐丧失语文课程中本该具备的丰盈性和灵活性；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只注重对专业语文知识的学习，而没有重视对学生人生观以及价值观的培养，没能真正达到语文课程教学的目的和效果。

四、人本主义结合语文教学的应用

（一）有利学生全面发展

将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应用于语文教学中，能够充分重视学生的情感，每一部语文作品都是作者的情感和心血的结晶，而学生对语文课程的学习，就是与作者进行情感交流的过程。情感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体验，是在一定的情境下自然而然产生的。通过人本主义教育，教师能够很好地促进学生对语文课文的人物、事件、情景等引起感情的共鸣，使学生能够积极主观地着带着自我感知能力去阅读和学习语文课文。

通过人本主义教育，语文课程教学过程中更加注重设置不同的情境和条件，通过对不同学习情境下学生的感悟、分析和理解能力培养，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锻炼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创造能力。

通过人本主义教育还能在学生的情感、认知、意志和自我意识等方面加强学生的人格教育，培养学生健全的性格和积极阳光的人生观。

（二）重视师生关系

由于人本主义教育理念更加突出以学生为本，这样在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与学生的互动就变得更为频繁，一方面，教师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进行适当的指导；另一方面，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出现的疑问和争议等进行适当的讨论，这样打破了以往教师为主体的模式，教师与学生处于互相配合学习的关系，更有利于学生的自由学习和自主思考。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也更为融洽。

五、结论

将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用于语文教学中，能够从整体方面提升语文教学的效果。但是，与此同时，对语文教师的综合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语文教师应该在保持自己教学个性和教学风格的前提下，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综合素养，突破守旧的教学模式，做一名新时代全新的研究型教师。

参考文献：

[1]语文素质教育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2]教师心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3]教育的问题与挑战.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