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务员法

国家公务员法（精选8篇）

国家公务员法 篇1

《国家公务员法》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公务员的管理，保障公务员的合法权益，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建设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促进勤政廉政，提高工作效能，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第二条本法所称公务员，是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国家行政编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

第三条公务员的义务、权利和管理，适用本法。

法律对公务员中的领导成员的产生、任免、监督以及法官、检察官等的义务、权利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条　公务员制度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干部路线和方针，坚持党管干部原则。

第五条公务员的管理，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依照法定的权限、条件、标准和程序进行。

第六条公务员的管理，坚持监督约束与激励保障并重的原则。

第七条公务员的任用，坚持任人唯贤、德才兼备的原则，注重工作实绩。

第八条国家对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提高管理效能和科学化水平。

第九条公务员依法履行职务的行为，受法律保护。

第十条　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本辖区内公务员的综合管理工作。上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下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公务员管理工作。各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指导同级各机关的公务员管理工作。

第二章公务员的条件、义务与权利

第十一条公务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年满十八周岁；

（三）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四）具有良好的品行；

（五）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六）具有符合职位要求的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

（七）法律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二条公务员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认真履行职责，努力提高工作效率；

（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接受人民监督；

（四）维护国家的安全、荣誉和利益；

（五）忠于职守，勤勉尽责，服从和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七）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模范遵守社会公德；

（八）清正廉洁，公道正派；

（九）法律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三条公务员享有下列权利：

（一）获得履行职责应当具有的工作条件；

（二）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

（三）获得工资报酬，享受福利、保险待遇；

（四）参加培训；

（五）对机关工作和领导人员提出批评和建议；

（六）提出申诉和控告；

（七）申请辞职；

（八）法律规定的其他权利。

第三章职务与级别

第十四条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

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国务院根据本法，对于具有职位特殊性，需要单独管理的，可以增设其他职位类别。各职位类别的适用范围由国家另行规定。

第十五条国家根据公务员职位类别设置公务员职务序列。

第十六条公务员职务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

领导职务层次分为：国家级正职、国家级副职、省部级正职、省部级副职、厅局级正职、厅局级副职、县处级正职、县处级副职、乡科级正职、乡科级副职。

非领导职务层次在厅局级以下设置。

第十七条综合管理类的领导职务根据宪法、有关法律、职务层次和机构规格设置确定。

综合管理类的非领导职务分为：巡视员、副巡视员、调研员、副调研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科员、办事员。

综合管理类以外其他职位类别公务员的职务序列，根据本法由国家另行规定。

第十八条　各机关依照确定的职能、规格、编制限额、职数以及结构比例，设置本机关公务员的具体职位，并确定各职位的工作职责和任职资格条件。

第十九条公务员的职务应当对应相应的级别。公务员职务与级别的对应关系，由国务院规定。

公务员的职务与级别是确定公务员工资及其他待遇的依据。

公务员的级别根据所任职务及其德才表现、工作实绩和资历确定。公务员在同一职务上，可以按照国家规定晋升级别。

第二十条国家根据人民警察以及海关、驻外外交机构公务员的工作特点，设置与其职务相对应的衔级。

第四章录用

第二十一条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

民族自治地方依照前款规定录用公务员时，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少数民族报考者予以适当照顾。

第二十二条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的录用，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地方各级机关公务员的录用，由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必要时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可以授权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组织。

第二十三条　报考公务员，除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外，还应当具备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的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

第二十四条下列人员不得录用为公务员：

（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开除公职的；

（三）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

第二十五条录用公务员，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内，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二十六条　录用公务员，应当发布招考公告。招考公告应当载明招考的职位、名额、报考资格条件、报考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以及其他报考须知事项。

招录机关应当采取措施，便利公民报考。

第二十七条招录机关根据报考资格条件对报考申请进行审查。报考者提交的申请材料应当真实、准确。

第二十八条公务员录用考试采取笔试和面试的方式进行，考试内容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分别设置。

第二十九条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确定考察人选，并对其进行报考资格复审、考察和体检。

体检的项目和标准根据职位要求确定。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第三十条招录机关根据考试成绩、考察情况和体检结果，提出拟录用人员名单，并予以公示。

公示期满，中央一级招录机关将拟录用人员名单报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地方各级招录机关将拟录用人员名单报省级或者设区的市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审批。

第三十一条录用特殊职位的公务员，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简化程序或者采用其他测评办法。

第三十二条　新录用的公务员试用期为一年。试用期满合格的，予以任职；不合格的，取消录用。

第三十三条对公务员的考核，按照管理权限，全面考核公务员的德、能、勤、绩、廉，重点考核工作实绩。

第三十四条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

第三十五条　对非领导成员公务员的定期考核采取考核的方式，先由个人按照职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结，主管领导在听取群众意见后，提出考核等次建议，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

对领导成员的定期考核，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第三十六条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定期考核的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第三十七条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

第六章职务任免

第三十八条公务员职务实行选任制和委任制。

领导成员职务按照国家规定实行任期制。

第三十九　条选任制公务员在选举结果生效时即任当选职务；任期届满不再连任，或者任期内辞职、被罢免、被撤职的，其所任职务即终止。

第四十条　委任制公务员遇有试用期满考核合格、职务发生变化、不再担任公务员职务以及其他情形需要任免职务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任免其职务。

第四十一条公务员任职必须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并有相应的职位空缺。

第四十二条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第七章职务升降

第四十三条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具备拟任职务所要求的思想政治素质、工作能力、文化程度和任职经历等方面的条件和资格。

公务员晋升职务，应当逐级晋升。特别优秀的或者工作特殊需要的，可以按照规定破格或者越一级晋升职务。

第四十四条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按照下列程序办理：

（一）民主推荐，确定考察对象；

（二）组织考察，研究提出任职建议方案，并根据需要在一定范围内进行酝酿；

（三）按照管理权限讨论决定；

（四）按照规定履行任职手续。

公务员晋升非领导职务，参照前款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四十五条机关内设机构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出现空缺时，可以在本机关或者本系统内通过竞争上岗的方式，产生任职人选。厅局级正职以下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出现空缺，可以面向社会公开选拔，产生任职人选。

确定初任法官、初任检察官的任职人选，可以面向社会，从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取得资格的人员中公开选拔。

第四十六条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的，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任职前公示制度和任职试用期制度。

第四十七条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按照规定程序降低一个职务层次任职。

第八章奖励

第四十八条　对工作表现突出，有显著成绩和贡献，或者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给予奖励。奖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

公务员集体的奖励适用于按照编制序列设置的机构或者为完成专项任务组成的工作集体。

第四十九条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给予奖励：

（一）忠于职守，积极工作，成绩显著的；

（二）遵守纪律，廉洁奉公，作风正派，办事公道，模范作用突出的；

（三）在工作中有发明创造或者提出合理化建议，取得显著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的；

（四）为增进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

（五）爱护公共财产，节约国家资财有突出成绩的；

（六）防止或者消除事故有功，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免受或者减少损失的；

（七）在抢险、救灾等特定环境中奋不顾身，做出贡献的；

（八）同违法违纪行为作斗争有功绩的；

（九）在对外交往中为国家争得荣誉和利益的；

（十）有其他突出功绩的。

第五十条奖励分为：嘉奖、记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

对受奖励的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予以表彰，并给予一次性奖金或者其他待遇。

第五十一条给予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奖励，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决定或者审批。

第五十二条公务员或者公务员集体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撤销奖励：

（一）弄虚作假，骗取奖励的；

（二）申报奖励时隐瞒严重错误或者严重违反规定程序的；

（三）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撤销奖励的其他情形的。

第九章惩戒

第五十三条公务员必须遵守纪律，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散布有损国家声誉的言论，组织或者参加旨在反对国家的集会、游行、示威等活动；

（二）组织或者参加非法组织，组织或者参加罢工；

（三）玩忽职守，贻误工作；

（四）拒绝执行上级依法作出的决定和命令；

（五）压制批评，打击报复；

（六）弄虚作假，误导、欺骗领导和公众；

（七）贪污、行贿、受贿，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私利；

（八）违反财经纪律，浪费国家资财；

（九）滥用职权，侵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

（十一）在对外交往中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

（十二）参与或者支持色情、吸毒、赌博、迷信等活动；

（十三）违反职业道德、社会公德；

（十四）从事或者参与营利性活动，在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中兼任职务；

（十五）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

（十六）违反纪律的其他行为。

第五十四　条公务员执行公务时，认为上级的决定或者命令有错误的，可以向上级提出改正或者撤销该决定或者命令的意见；上级不改变该决定或者命令，或者要求立即执行的，公务员应当执行该决定或者命令，执行的后果由上级负责，公务员不承担责任；但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五十五条公务员因违法违纪应当承担纪律责任的，依照本法给予处分；违纪行为情节轻微，经批评教育后改正的，可以免予处分。

第五十六条处分分为：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第五十七条对公务员的处分，应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处理恰当、程序合法、手续完备。

公务员违纪的，应当由处分决定机关决定对公务员违纪的情况进行调查，并将调查认定的事实及拟给予处分的依据告知公务员本人。公务员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

处分决定机关认为对公务员应当给予处分的，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管理权限和规定的程序作出处分决定。处分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第五十八条公务员在受处分期间不得晋升职务和级别，其中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不得晋升工资档次。

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六个月；记过，十二个月；记大过，十八个月；降级、撤职，二十四个月。

受撤职处分的，按照规定降低级别。

第五十九条公务员受开除以外的处分，在受处分期间有悔改表现，并且没有再发生违纪行为的，处分期满后，由处分决定机关解除处分并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解除处分后，晋升工资档次、级别和职务不再受原处分的影响。但是，解除降级、撤职处分的，不视为恢复原级别、原职务。

第十章　培训

第六十条机关根据公务员工作职责的要求和提高公务员素质的需要，对公务员进行分级分类培训。

国家建立专门的公务员培训机构。机关根据需要也可以委托其他培训机构承担公务员培训任务。

第六十一条　机关对新录用人员应当在试用期内进行初任培训；对晋升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在任职前或者任职后一年内进行任职培训；对从事专项工作的公务员应当进行专门业务培训；对全体公务员应当进行更新知识、提高工作能力的在职培训，其中对担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按照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的要求，进行专业技术培训。

国家有计划地加强对后备领导人员的培训。

第六十二条公务员的培训实行登记管理。

公务员参加培训的时间由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本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培训要求予以确定。

公务员培训情况、学习成绩作为公务员考核的内容和任职、晋升的依据之一。

第十一章交流与回避

第六十三条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

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

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

第六十四条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可以调入机关担任领导职务或者副调研员以上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调任人选应当具备本法第十一条规定的条件和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并不得有本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形。调任机关应当根据上述规定，对调任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并按照管理权限审批，必要时可以对调任人选进行考试。

第六十五条公务员在不同职位之间转任应当具备拟任职位所要求的资格条件，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职数内进行。

对省部级正职以下的领导成员应当有计划、有重点地实行跨地区、跨部门转任。

对担任机关内设机构领导职务和工作性质特殊的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应当有计划地在本机关内转任。

第六十六条根据培养锻炼公务员的需要，可以选派公务员到下级机关或者上级机关、其他地区机关以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挂职锻炼。

公务员在挂职锻炼期间，不改变与原机关的人事关系。

第六十七条公务员应当服从机关的交流决定。

公务员本人申请交流的，按照管理权限审批。

第六十八条　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因地域或者工作性质特殊，需要变通执行任职回避的，由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六十九条公务员担任乡级机关、县级机关及其有关部门主要领导职务的，应当实行地域回避，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十条公务员执行公务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回避：

（一）涉及本人利害关系的；

（二）涉及与本人有本法第六十八条第一款所列亲属关系人员的利害关系的；

（三）其他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

第七十一条　公务员有应当回避情形的，本人应当申请回避；利害关系人有权申请公务员回避。其他人员可以向机关提供公务员需要回避的情况。

机关根据公务员本人或者利害关系人的申请，经审查后作出是否回避的决定，也可以不经申请直接作出回避决定。

第七十二条法律对公务员回避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二章工资福利保险

第七十三条公务员实行国家统一的职务与级别相结合的工资制度。

公务员工资制度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工作职责、工作能力、工作实绩、资历等因素，保持不同职务、级别之间的合理工资差距。

国家建立公务员工资的正常增长机制。

第七十四条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地区附加津贴、艰苦边远地区津贴、岗位津贴等津贴。

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住房、医疗等补贴、补助。

公务员在定期考核中被确定为优秀、称职的，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年终奖金。

公务员工资应当按时足额发放。

第七十五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应当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与社会进步相适应。

国家实行工资调查制度，定期进行公务员和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的调查比较，并将工资调查比较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

第七十六条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福利待遇。国家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公务员的福利待遇。

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

第七十七条国家建立公务员保险制度，保障公务员在退休、患病、工伤、生育、失业等情况下获得帮助和补偿。

公务员因公致残的，享受国家规定的伤残待遇。公务员因公牺牲、因公死亡或者病故的，其亲属享受国家规定的抚恤和优待。

第七十八条　任何机关不得违反国家规定自行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政策，擅自提高或者降低公务员的工资、福利、保险待遇。任何机关不得扣减或者拖欠公务员的工资。

第七十九条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退休金以及录用、培训、奖励、辞退等所需经费，应当列入财政预算，予以保障。

第十三章辞职辞退

第八十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应当向任免机关提出书面申请。任免机关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审批，其中对领导成员辞去公职的申请，应当自接到申请之日起九十日内予以审批。

第八十一条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辞去公职：

（一）未满国家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

（二）在涉及国家秘密等特殊职位任职或者离开上述职位不满国家规定的脱密期限的；

（三）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且须由本人继续处理的；

（四）正在接受审计、纪律审查，或者涉嫌犯罪，司法程序尚未终结的；

（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去公职的情形。

第八十二条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工作变动依照法律规定需要辞去现任职务的，应当履行辞职手续。

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因个人或者其他原因，可以自愿提出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的，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领导责任的，应当引咎辞去领导职务。

领导成员应当引咎辞职或者因其他原因不再适合担任现任领导职务，本人不提出辞职的，应当责令其辞去领导职务。

第八十三条公务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辞退：

（一）在考核中，连续两年被确定为不称职的；

（二）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

（三）因所在机关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

（四）不履行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公务员纪律，经教育仍无转变，不适合继续在机关工作，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

（五）旷工或者因公外出、请假期满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十五天，或者一年内累计超过三十天的。

第八十四条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务员，不得辞退：

（一）因公致残，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工作能力的；

（二）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三）女性公务员在孕期、产假、哺乳期内的；

（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不得辞退的情形。

第八十五条辞退公务员，按照管理权限决定。辞退决定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被辞退的公务员。

被辞退的公务员，可以领取辞退费或者根据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失业保险。

第八十六条　公务员辞职或者被辞退，离职前应当办理公务交接手续，必要时按照规定接受审计。

第八十七条公务员达到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或者完全丧失工作能力的，应当退休。

第八十八条公务员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

（一）工作年限满三十年的；

（二）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不足五年，且工作年限满二十年的；

（三）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提前退休的其他情形的。

第八十九条公务员退休后，享受国家规定的退休金和其他待遇，国家为其生活和健康提供必要的服务和帮助，鼓励发挥个人专长，参与社会发展。

第十五章申诉控告

第九十条　公务员对涉及本人的下列人事处理不服的，可以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原处理机关申请复核；对复核结果不服的，可以自接到复核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按照规定向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或者作出该人事处理的机关的上一级机关提出申诉；也可以不经复核，自知道该人事处理之日起三十日内直接提出申诉：

（一）处分；

（二）辞退或者取消录用；

（三）降职；

（四）定期考核定为不称职；

（五）免职；

（六）申请辞职、提前退休未予批准；

（七）未按规定确定或者扣减工资、福利、保险待遇；

（八）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申诉的其他情形。

对省级以下机关作出的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向作出处理决定的上一级机关提出再申诉。

行政机关公务员对处分不服向行政监察机关申诉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的规定办理。

第九十一条　原处理机关应当自接到复核申请书后的三十日内作出复核决定。受理公务员申诉的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六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是延长时间不得超过三十日。

复核、申诉期间不停止人事处理的执行。

第九十二条公务员申诉的受理机关审查认定人事处理有错误的，原处理机关应当及时予以纠正。

第九十三条　公务员认为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向上级机关或者有关的专门机关提出控告。受理控告的机关应当按照规定及时处理。

第九十四条公务员提出申诉、控告，不得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

第十六章职位聘任

第九十五条机关根据工作需要，经省级以上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

前款所列职位涉及国家秘密的，不实行聘任制。

第九十六条机关聘任公务员可以参照公务员考试录用的程序进行公开招聘，也可以从符合条件的人员中直接选聘。

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在规定的编制限额和工资经费限额内进行。

第九十七条　机关聘任公务员，应当按照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原则，签订书面的聘任合同，确定机关与所聘公务员双方的权利、义务。聘任合同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者解除。

聘任合同的签订、变更或者解除，应当报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备案。

第九十八条聘任合同应当具备合同期限，职位及其职责要求，工资、福利、保险待遇，违约责任等条款。

聘任合同期限为一年至五年。聘任合同可以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为一个月至六个月。

聘任制公务员按照国家规定实行协议工资制，具体办法由中央公务员主管部门规定。

第九十九条机关依据本法和聘任合同对所聘公务员进行管理。

第一百条国家建立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人事争议仲裁应当根据合法、公正、及时处理的原则，依法维护争议双方的合法权益。

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根据需要设立。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公务员主管部门的代表、聘用机关的代表、聘任制公务员的代表以及法律专家组成。

聘任制公务员与所在机关之间因履行聘任合同发生争议的，可以自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自接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仲裁裁决生效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执行。

第十七章法律责任

第一百零一条　对有下列违反本法规定情形的，由县级以上领导机关或者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区别不同情况，分别予以责令纠正或者宣布无效；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按编制限额、职数或者任职资格条件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和晋升的；

（二）不按规定条件进行公务员奖惩、回避和办理退休的；

（三）不按规定程序进行公务员录用、调任、转任、聘任、晋升、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以及考核、奖惩的；

（四）违反国家规定，更改公务员工资、福利、保险待遇标准的；

（五）在录用、竞争上岗、公开选拔中发生泄露试题、违反考场纪律以及其他严重影响公开、公正的；

（六）不按规定受理和处理公务员申诉、控告的；

（七）违反本法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一百零二条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的公务员在离职三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活动。

公务员辞去公职或者退休后有违反前款规定行为的，由其原所在机关的同级公务员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该人员从业期间的违法所得，责令接收单位将该人员予以清退，并根据情节轻重，对接收单位处以被处罚人员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第一百零三条　机关因错误的具体人事处理对公务员造成名誉损害的，应当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影响；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赔偿。

第一百零四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法规定，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给予处分。

第十八章附则

第一百零五条本法所称领导成员，是指机关的领导人员，不包括机关内设机构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员。

第一百零六条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经批准参照本法进行管理。

国家公务员法 篇2

一、民间法的概念界定

对于什么是民间法众说纷纭, 大致有以下几种主流学说:

王学晖先生认为民间法就是习惯法:“民间法就应该指国家统一制定法之外的习惯法”。[1]梁治平认为“习惯法是这样一知识传统:它生自民间, 出于习惯, 乃由乡民长时间生活、劳作、交往和利益冲突中显现, 因而具有自发性和丰富的地方色彩。由于这套知识主要是一种实用之物,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为实用理性所支配。”[2]但是我认为把民间法界定为习惯法, 不太恰当, 因为与习惯法相对的是成文法, 而民间法的表现形式有时以宗教法规、宗法、祖法等都是以成文法的形式记载, 所以界定为习惯法不妥。

有学者将民间法界定为行为规则说。田成有先生认为:“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之外, 是人们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的, 根据事实和经验, 依据某种社会权威和组织确立的, 在一定地域内实际调整人与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规范, 具有一定强制性的, 人们共信共行的行为规范。”[3]还有苏力在其《法治及本土资源》中将民间法界定为:“那些潜在的, 指导这一纠纷解决的规则为一种‘民间法’———在社会中衍生的、为社会所接受的规则。”[4]我认为界定为行为规则说也不妥, 一是削弱民间法的强制作用, 二是这两位学者所进行的定义也不完善, 如田成有先生认为民间法是在人们共同生活中形成的, 因此就不包括在人们生产实践形成的规则, 而民间法除具有指导纠纷解决外还具有指导, 预测, 强制作用, 因此对民间法定义不够完善。

还有学者认为民间法是准法律说。认为民间法是具有强制性的准法律规范或类法律规范。在某些民族中确实存在着“准法律”现象, 它与法有着某些相似性。这些民族自身可能感觉不到法与“准法律”的区别, 作为观察者对他们进行考察, 得出多种结论是正常的。[5]我支持认为民间法是“准法律”。将民间法界定为“准法律”, 一方面它与法律有原则区别, 不是有权机关制定的, 另一方面它又具有法律的某种属性, 在一定人群中可以起到指引、评价、强制和教育功能。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给民间法下一个定义:民间法是独立于国家制定法和当事人习惯之外, 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并具有一定的强制力并由国家机关或社会机关保障实施的,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作为法律渊源的准法律规范总称。

二、民间法的作用

(一) 民间法的灵活性决定了民间法的无可替代作用, 他无时无刻都在调整规范人们的行为, 国家构建法律就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使社会活动有序的进行, 无论是日常交往、经济交易, 还是解决纠纷, 都有一定的标准和尺度进行评判, 在与国家所倡导的根本价值观不冲突时可以适用。民间法无论是宗法、祖法都是历代传承下来的, 调整人们的日常行为而为大家所熟知, 并且形成了一种社会道德价值观, 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条件下, 应该允许一些村规民约继续发挥作用, 国家也可以节省人力物力更好的为人们服务。

(二) 在内容规定上, 民间法较之国家法更能为乡村所接受, 电影《秋菊打官司》虽然秋菊最后讨“说法”, 但这一“说法”并非秋菊所要的民间法的“说法”, 最后的困惑也是普法的悲哀, 民间法寓于民众个人或群体日常生活, 劳作之中, 紧紧围绕人们的生产, 生活等日常事务而规定, 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 较之国家法更能为普通群众理解, 所吸纳, 因此在国家法, 民间法都可以调整的区域如民商事领域尽量用群众可以接受的方式进行管理, 使人们可以在情感, 心理价值上都认同。

(三) 法律多元主义的趋势致使民间法有存在意义, 梁治平说过:“事实上, 国家法在任何社会里都不是唯一和全部的法律, 无论其作用多么重要, 他们只能是整个法律秩序的一部分, 在国家法之外, 还有各种各样其它类型的法律, 它们不但填补国家法遗留的空隙, 甚至构成国家法的基础。”[6]“徒法不足以自行, ”国家法制定技术不管有多么高超, 总会留下空白, 不可能包罗万象, 在国家法没有规定的地方, 要充分发挥民间法的补充作用。由于我国好多部门法都是舶来品, 对于不发达地区, 面对外来文化冲击, 一时难以接受, 村规民约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在不与国家法发生冲突的领域应允许不发达地区, 尤其是少数民族保留自己的民族习惯, 使法律呈现多元化模式发展。

三、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与协调

(一) 冲突

众所周知, 我国是重刑轻民的国家, 并且不管是在刑事方面还是民事方面“礼”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作为立法指导思想而存在, 出礼则入刑, “礼”之规范与现代法律有许多冲突的地方, 民法方面受封建思想亲亲尊尊的影响, 女子三从四德的影响, 父母作为家庭长辈, 具有决定子女婚姻幸福的权利, 女孩子在家从父, 出嫁从夫, 夫死从子, 女人没有自己的地位和权利, 尤其是婚姻家庭方面, 没有自由, 这与我国法治社会倡导人人平等, 婚姻自由是相冲突的, 但是我国一些落后乡村早婚, 包办婚姻, 买卖婚姻仍然合法。在刑事领域当中也存在民间法规则严重与国家刑法相抵触的地方, 甚至解决纠纷、惩罚措施构成了严重的犯罪, 比如一些地方存在通过“赔命价”私了杀人案件的传统, 不管不法分子是否已经受到国家刑法的审判和执行, 也同样被要求支付“赔命价”, 甚至犯人要受到国家法和民间法的双重惩罚。在执行方面, 有些民间法的处罚形式以游街示众、开除村籍、肉刑等为基本形式, 表现出肉体受到极大折磨, 异于国家制定法。

(二) 协调机制

1. 在刑事和经济方面, 民间法在效力保障, 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尽管民间法的适用效果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被人们接受, 但民间法毕竟是非正式渊源, 在效力适用上一般是在国家法律没有规定情况下, 才援引习惯, 民间法, 因此大多民间法在现代法治社会下是得不到适用的, 因此民间法向国家法转换已成历史必然。另一方面, 民间法毕竟是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规则, 在现代物欲横流的社会, 生产力极度发达的年代, 民间法作为小民社会经济产物与我国逐步步入现代化、文明化、全球化的发展模式已经有阻碍作用, 随着城乡差距越来越小, 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 民间法作用越来越小, 因此应该重新审视民间法, 使之有价值的部分上升为国家法律, 更好的维护秩序, 解决纠纷。

2. 在民事方面, 以国家法为主, 民间法为辅。国家法与民间法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 都是为了追求人性的正义, 由于国家法与民间法打击力度和调整范围不同, 可以使两个不同性质的规则相辅相成, 民间法对于国家法所调整不到的区域充分发挥自己的调节机制, 使人们内心形成除法律以外的规则信仰, 而不至于法律空白的地方人们可以恣意妄为, 通过民间法可以对别人的行为进行合理预测, 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国家法追求的是理性正义, 逻辑正义, 实施起来可能过于僵硬和死板, 有时候适用达不到个案正义, 而民间法追求的是伦理正义, 因此在与国家法强制性规则不冲突方面要注重民间法适用, 再结合民事调解, 使判决结果更能起到解决纠纷的总用。

3. 国家法应依据实际情况给民间法留住相应的自主运作空间, 从而使民间法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社区调适功能。这对构建稳定社会秩序, 建立和谐社会有很大的作用, 但是必须对民间法做深入调研, 深入基层了解民间法的制定目标和价值, 以及他所要维护的社会秩序, 从而不至于歪曲其立法者原意。具体做法, 立法方面, 国家吸收合理因素的民间法, 赋予其一定法律效力。司法方面, 注重调解制度的运用, 相比较调解诉讼更容易让人感到亲近, 符合中国人对传统“息讼”“以合为贵”价值追求。

摘要：我国是实行宪政的国家, 宪政的基本思想就是要以法治国。建国初期及到现代我国法律都是移植前苏联和西方的法律, 而这些外来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冲突, 本文试从民间法的概念, 民间法的作用,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解决机制来论述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关系。

关键词：民间法,国家法,冲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学晖.国家法与民间法对话和思考[J].现代法学, 1999 (1) .

[2][6]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6:127-128.

[3]田成有.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19.

[4]苏力.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1996:276-277.

法国有支国家宪兵别动队 篇3

2008年10月，法国宪兵部队在一个小镇农场破获了一起重大的武器交易案，缴获了5挺重机枪、一个火箭弹发射器、45把冲锋枪和2万发子弹，这些玩意儿足以打造一个超级强悍的犯罪团伙。执行这次特殊任务的就是法国著名的国家宪兵别动队，它的40名队员化装成平民，在周围树木的掩护之下兵不血刃地捕获了3名嫌疑人。那么担任这次任务的法国国家宪兵别动队究竟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呢？让我们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

伞兵出身的精锐力量

法国宪兵别动队被认为是最受人赞誉同时又最令人生畏、最低调同时又最上镜的部队之一。宪兵别动队行动的宗旨是：凭借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大的耐心闪电般地行动。他们常常被派往世界各地执行秘密任务，包括保护重要人物、从事间谍活动、打击犯罪和恐怖活动等。

法国国家宪兵别动队，创建于1974年。在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短短的几年内迅速崛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特殊新生力量。这支队伍通过去年一年的时间，已由原来的120人扩充到380人，宪兵别动队大部分成员来自于伞兵突击队，他们中的许多精英出身于国家宪兵空降干预营，参加过许多实战，在印度支那、苏伊士运河（1956年）、阿尔及利亚及其他战役中都能发现他们矫健的身影。

1971年1月1日，法军在这支优秀的伞兵部队里成立了国家宪兵空降营，最初隶属于陆军第11空降师。这是一支立过赫赫战功的王牌部队，驻地在蒙特马尔松，主要担负境外空降作战任务。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恐怖主义浪潮频频高涨，绑架暗杀、扣押人质、劫持飞机、炸弹爆炸，无所不用，使全世界几乎日无安宁，而法国是备受恐怖组织青睐的“圣地”之一，法国政府和国家宪兵总局才决定赋予国家宪兵空降干预营应付突发恐怖活动的新使命。

法国国家宪兵别动队的装备十分精良。据一名宪兵别动队队员说：“我们执行的是传统宪兵无法执行的任务。”宪兵别动队拥有可拍摄数百米外情况的远距离摄像头、热感应相机、汽车及飞行器定位仪、高精准度枪械，运输工具则有雪铁龙CX和BX型快速干预车、“小羚羊”直升机、舰艇以及用于侦察的汽车和摩托车等，还有千奇百怪的微型摄像机。

在行动期间，他们还携带各种型号的手榴弹，包括有：碎片型、无碎片型、巨响型、烟幕型、闪光型、炫目型手榴弹和催泪弹。单兵在防弹背心内装备有摩托罗拉MTS2000（20个小时的通话时间，通过放大器的行动范围为10多公里），每个队员都装备有移动电话GMS和GPS。为了远距离执行任务，还备有通信手提箱、狙击步枪和左轮手枪。总之，凡是007有的东西他们都有。另外，队员们装备以色列造的防弹背心、能抵御“极度严寒”的皮靴，还有丛林行军吊床。宪兵别动队的武器库里有2000种不同口径的枪械。

一年的射击训练中要打掉1.2万发枪弹

据称，国家宪兵别动队队员选拔过程相当严格，在每年200名候选者中，往往只有四五名优胜者能被选中，初次被选拔上的队员，还要通过大约3周的智力、体力及心理测验，才能参加为期10个月的训练课程，最后在全程淘汰中确定最后的入选队员。

法国国家宪兵别动队的训练十分严格。队员们经过严寒酷暑不间断的各种训练，个个都是多面手。但要进入这个行列，队员必须经过心理素质和体能耐力的残酷考验。通常，被选拔者必须经过严格的射击、游泳、耐力、徒手格斗、野外生存训练等。训练结束后，队员们都要瘦掉三四千克的肉，就像过了一次鬼门关。

射击训练要求队员在5秒内用自动手枪击中25m远的6个目标；用狙击步枪对200m以外的目标射击须达到93％的命中率。并且都是在模拟逼真的环境下射击。训练场设置有机场、街道、高楼、室内、森林、水面、高原、沙漠等不同环境。每个队员在一年的射击训练中要打掉1.2万发枪弹。空降突击训练，除了在法国伞兵学校受训（法军所有宪兵都必须到宪兵军官学校接受初级培训），同时每年还须搭乘空军或宪兵部队的运输机或直升机，实施至少5次的高空跳伞、至少1次携带全套潜水装具的海上跳伞训练。另外，入选队员还要通晓法律学、犯罪心理学、语言学、电子学、机械工程、弹道学等多门知识。

特别是体能训练和生存训练可以说是极为残酷。体能训练强度非常大，例如负重130千克在沙地或泥泞地行走，并要在规定时间内走完9.6公里的路程。在野外生存训练中，队员们被空投到人迹罕至的南美圭亚那的森林沼泽之中，甚至还被空投到有毒蛇巨蟒栖息的地方，使他们处于孤独被困、饥寒交加、昼夜无眠的境地，让他们感受野外生存的极度艰苦。他们必须忍受毒蛇、吸血蚂蝗的袭击，同时进行隐蔽、野炊和寻找食物的活动，克服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才能得以生存。同时，为了检验候选人员的耐力，参加测试的人员一般每晚只有3～4小时睡眠，然后实施连续高强度的极限训练。

一切为了实战

为了“塑造一种新军事理念”，法国高层史无前例地让一名将军来领导这支队伍。目前担任这支部队指挥官的是现年49岁的德尼·法维埃。这是一位多次参战、实战经验十分丰富的资深将军。这位超级宪兵将军曾经亲自上阵解决了1994年马赛劫机案，从法航的一架空客A300型飞机上成功解救了173名人质，使这支部队的名气大振。

但这支国家宪兵别动队的发展也经过了一个暗淡时期。在1979年的麦加清真寺人质事件中，由于指挥不当，宪兵别动队制定的瓦斯攻击计划并未奏效，最后事件以l35名人质死亡和65名劫匪被击毙黯然收场。

现在队中有3名专家专门负责设计最为严酷的任务环境，以强化队员的“实战感觉”。在专家的任务设计中，有类似于2002年莫斯科剧场事件和2004年别斯兰中学事件的大规模人质劫持事件，有法兰西体育场数百名贵宾遇袭的情况，有空客客机被劫的情况，也有马赛至巴黎的高速列车被劫的情况。法维埃将军说：“逼真的任务环境能让我们随时做好应对重大危机的准备。”去年11月，宪兵别动队就参加了一次重大演习行动，任务背景是摩泽尔的卡特农核反应堆被一群狂热分子控制，后者还在反应堆中心位置安放了炸弹。

国家公务员法学习心得体会 篇4

我们对干部人事制度的理解和把握的角度审视，公务员法体现了在总结近二十多年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新的认识。该法的颁布和实施必将开启我国公共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阶段。公务员法将有力地促进我国公务员的队伍和人才建设

首先，公务员法增加了我国公务员的“入口”渠道。新法在第二章中，明确规定了公务员应当具备的七项条件，增加了公务员的“入口”渠道。对于不同类别的公务员，可以采用选任、委任和聘用的方式。该法肯定和坚持了我国实行公务员制度的一项突出和受到普遍好评的重大举措，即公开考试、竞争择优的录用制度。具体而言，新法要求录用担任主任科员以下及其他相当职务层次的非领导职务公务员，采取公开考试、严格考察、平等竞争、择优录取的办法。对于领导职务的任用，则首次用法律的形式肯定了近年来各地各部门积极探索的内部竞争上岗和面向社会公开选拔的改革成果。在第十六章中还首次明确了机关设立聘任制公务员职位，并为此建立了相应的人事争议仲裁制度。

其次，公务员法明确规范了公务员的“出口”。新法在第十三章中以较大的篇幅，列明了公务员“不得辞去公职”、“予以辞退”、“不得予以辞退”的具体条件或情形，既确立和彰显了公务员管理的严明纪律，又保护了公务员的个人权益不受侵犯。尤其是针对领导干部，公务员法还引入了“引咎辞职”和“勒令辞职”制度。

再者，公务员法把公务员的交流与培训提升到了突出的位置。第十章规定了对公务员的分级分类培训，并将公务员的培训情况和学习成绩与公务员的考核、任职、晋升挂钩。第十一章中规定了国家公务员的交流制度，公务员交流可以在内部进行，也可以在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工作人员之间进行。

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的嘉勉、晋职、升级、工资、福利待遇等一系列权利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同时细化了对公务员的责任与义务规定，列举了33个小项、15个大项的行为属于违纪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惩戒或处罚。具体内容包括贻误工作、打击报复、弄虚作假、压制批评、欺骗群众、挥霍公款、滥用职权、侵犯群众利益、参与或支持黄赌毒、经商办企业或参与赢利经营性活动等。并相应地规定了违反纪律应给予的六种处分形式，而且在处分期间对受处分者在享受晋升、工资待遇方面有所限制。

本人作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要以与时俱进的要求，认真做好市纪委监察局制定的各项工作思路，认真履行公务员法，严厉打击违反公务员法的工作者，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执法监察室干部：艾合买提江

2006年6月9日

国家公务员法学习心得体会

公务员法完善了公务员的分类管理制度。《暂行条例》中没有对公务员进行分类管理的规定，公务员法第三章特别规定公务员职位按照它的性质区别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行政执法类，并且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建立新的职位类别。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分类方法，不同于世界上许多国家采取的政务类和业务类公务员的划分形式。

公务员法中对公务员的嘉勉、晋职、升级、工资、福利待遇等一系列权利规定得更为明确、具体；同时细化了对公务员的责任与义务规定，列举了33个小项、15个大项的行为属于违纪行为，必须受到相应的惩戒或处罚。具体内容包括贻误工作、打击报复、弄虚作假、压制批评、欺骗群众、挥霍公款、滥用职权、侵犯群众利益、参与或支持黄赌毒、经商办企业或参与赢利经营性活动等。并相应地规定了违反纪律应给予的六种处分形式，而且在处分期间对受处分者在享受晋升、工资待遇方面有所限制。

公务员法突出了对公务员的严格管理，一是规定了严明的行为规范和考核、惩戒制度，规定了公务员的9项基本义务、16项基本纪律，同时要对公务员进行严格的考核；二是增加了对主要领导成员的管理规定，反映在领导成员的引咎辞职和责令辞职制度上；三是对公务员的离职从业进行严格地限制，即公务员辞去公职或退休的，原系领导成员在离职3年内，其他公务员在离职两年内，不得到与原单位业务直接相关的企业或者其他营利性组织任职，不得从事与原工作业务直接相关的营利性的经营活动，违反者要给予处罚。同时，公务员法还规定，公务员因工作需要在机关外兼职，应当经有关机关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检查室：吐尔洪〃吐尔送

国家公务员法 篇5

何谓精读法？所谓精读法，也就是申论中有些材料“字字珠玑”，使考生不得不认真对待，“一行十目”。那么哪些材料如此重要需要我们必须采用精读呢？卓博教育王老师提醒，当你看到材料中有人物观点、调查报告、政策文件或典型案例的时候，你必须要睁大眼睛，打起十二分精神了，因为这种材料一般就是答案或者是答案的“源泉”。为什么？因为申论考试答案的核心是泛理论的东西，也就是突出看法和想法，这也是为什么申论要有“论”。这也就是答案的素材更多的会出自于理论型或偏理论型的材料，所以人物观点、调查报告、政策文件或典型案例类的材料就显得尤其重要了，所以你要采用精读法。

那么精读法怎么来操作呢？最重要的是要读懂话中话，也就是“从现象看本质”，比如说这则申论真题材料：

云南大学E教授说：“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的确不是解决当地群众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但是，怒江州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怒江地区生存条件的恶劣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水电开发，至少是迄今为止一条可实现的对怒江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途径。”

以上的材料很明显是E教授的一个观点，那么表面上看他认为“怒江中下游水电开发的确不是解决当地群众贫困和经济发展的唯一途径”，但事实上我们注意他说的“但是”后面的句子“怒江州可供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十分有限，怒江地区生存条件的恶劣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再根据我们中国人一般所秉持的“话说三分好”。基本可以看出来他话中话就是一定要搞怒江水电开发，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国家公务员法 篇6

国家公务员面试国税局专业专项答法示例

【题目】 单位新招一批大学生，为了使其尽快适应工作，提升工作技能，要安排轮岗实习，由你来负责，请问你怎么做？

【专业化答法】

组织新招大学生参加轮岗实习，既可以帮助他们在实践中更深入的领悟理论，学会理论联系实际，也可以通过他们的参与，发挥他们的智慧，给我们的工作提出新的思路，甚至创意。此次实习，我们会着重加强大学生对于“依法征税，应收尽收，坚决不收过头税，坚决防止和制止越权减免税”组织收入原则的认识，强化对“聚财为国，执法为民”税收工作原则的领悟。

首先，我会组织一个简短的见面会。邀请相关领导和各司局相关负责人参与，让实习生迅速融入集体，通过交流以更好的让他们了解我单位的基本架构，方便各司局相关负责人了解实习生的情况，方便后期业务指导。

其次，对新招大学生进行岗前培训。一是加强税务工作基本职责操守的培训，宣讲《税务人员职业道德教育》，加强其的角色转变，以更好的适应税务工作人员的职责要求；二是培训税收相关包括具体的岗位工作要求，如纳税评估工作需要掌握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机关党委办应掌握的公文处理、行政协助、和党建网网站管理能力，具体工作中征收、收缴、组织纪律等等。通过岗前培训，保证实习生具备基本职业道德意识和职业工作技能。

再次，根据领导指示以及实习生的各自情况，分配其去各个司局参加实习。实习过程中，设定每位实习生的业务指导老师，通过帮扶协作，督促提升，保证学有所成，技有所长。定期汇报工作状况和生活状况，以保证实习顺利进行，让其深刻领悟“取之于民，用之于民，造福于民”，明确税务工作“始于纳税人需求，基于纳税人满意，终于纳税人遵从”；尤其是在办税服务厅，让实习生参与咨询业务，帮助核对账目，目的是了解税务工作流程，增强他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实习结束后，通过座谈的方式，交流实习心得，总结经验教训，为后期开展工作做借鉴。并将他们的实习表现和考核成绩进行整理报人事部门存档，同事发放给其所在部门进行参考。

国家公务员法 篇7

国家质检总局发出通知,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节约能源法专项执法检查集中行动。这次行动将从9月份一直持续到10月底, 各级质检部门将围绕热点、突出重点、解决难点, 确保专项执法行动效果突出。

此次执法检查将针对实施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的产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明令淘汰的产品和设备、高耗能特种设备、能源计量器具等重点产品, 以实施能源效率标识管理产品和列入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名单的节能认证产品的生产、进口、销售企业和能源计量器具生产、使用企业, 高耗能特种设备生产、使用企业为重点, 认真检查用能产品、设备是否执行强制性能源效率标准, 是否使用了国家明令淘汰的用能设备、生产工艺。

质检总局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还将于9月8日至17日在全国范围内联合开展能源效率标识专项执法检查。此次专项执法检查将对实施能源效率标识管理的九项产品的生产企业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对销售企业和进口商进行一次抽查检查。

国家公务员法 篇8

个人自由在婚姻家庭法中的扩张

个人自由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整个现代法律体系都是在个人自由这一核心原则之上建立起来的。与财产法相比，婚姻家庭法由于深受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影响，并担负着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和社会、国家利益的重任，个人自由的空间历来并不宽松。但就婚姻家庭法自身而言，在从古代的家族本位向近现代的个人本位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个人价值和个人自由仍然呈现出渐趋彰显的清晰态势。

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使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家族依附和身份关系对个人的束缚大大降低，“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近代婚姻家庭法以个人本位的婚姻契约观为基础进行构建，强调人格独立，宣扬人格平等，在一定程度上确立了当事人决定和管理自己家庭生活事务的自由。最主要的表现是双方当事人依合意缔结婚姻的自由，在一些国家也包括选择夫妻财产制、在法定情形下离婚等自由。同时，国家为维护家庭伦常秩序，在婚姻家庭领域始终持积极干预态度，以法律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进行全面规范，个人自由的空间非常有限。

在从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转变的过程中，婚姻家庭法体现出与财产法背离的趋势。在财产法领域，为适应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国家不得不一改以往的放任态度，对个人自由施加诸多限制；而在婚姻家庭法领域，对人性和个人意思的尊重却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个人自由的范围和程度继续扩展，人们得以更广泛、更充分地决定自己的家庭生活事务。一方面，法律放松了对结婚与离婚的限制，婚姻的缔结与解除更加自由。在婚姻的缔结上，古代或近代的婚姻家庭法中婚姻障碍繁多，其出发点主要在于维护家族利益、人伦秩序和阶级统治。现代立法确立个人结婚之自由，且大多数国家仅基于社会福祉之考虑，规定了重婚、近亲和疾病等少数婚姻障碍情形。在婚姻的解除上，近代婚姻家庭法普遍以一方当事人具有法定过错作为婚姻关系解除的前提条件，且仅无过错一方有请求离婚的权利。现代婚姻家庭法扩大了离婚法定理由的范围，将一些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理由，如生理缺陷、重大不治之症等纳入其中，且双方当事人均享有离婚诉权。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当事人的离婚意愿更加受到尊重，许多国家先后采纳了破裂主义离婚标准，只要“婚姻关系无可挽回的破裂”，即可离婚。另一方面，现代婚姻家庭法为人们提供了更多选择余地。双方当事人不仅可以基于自由意愿，对关系存续期间的婚姻住所、家庭姓氏、夫妻财产制等予以选择，而且在离婚时，也可以对离婚程序，离婚时的财产分割、子女抚养，离婚后的救济等事项做出自主安排。

中国自古有“法不入家门”的观念，国家权力直接介入家庭关系之中的事情比较少，而是委诸家长对家庭内部事务进行管理。但是这种传统的家庭自治或对家庭的尊重其实是扭曲的，是以牺牲个人自由及女性与儿童权益福祉为代价的。中国的传统法律有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规范集中体现为长尊幼卑和男尊女卑的家族主义精神。这种固有的法律体系在与近代西方法律遭遇后，转而解体并开始进行对西方法律的移植，即形式上从诸法合体向法律部门分类转型，内容上从尊卑、性别等差异向人格平等转型，从家族权利本位向个人权利本位转型。

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扩张，除了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思想浸润的原因之外，也与家庭生活中的私密性特征和情感因素有关。家庭本质上是私生活领域，其中很多事务具有私密性，当事人不希望国家干预，国家也不宜干预。家庭生活的本质是基于爱情与亲情的“圆满共同生活”，维系家庭关系的最重要基石是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而非法律规范的强制力，个人自由可以弥补法律在规范建构家庭生活方面的局限性。此外，社会结构的扁平化发展，家庭对个人掌控力的衰退，以及妇女经济能力和教育水平的提升等，也推动了婚姻家庭法中个人自由的彰显。

个人自由的伦理基础在于“自己决定权”，即自己的私事由自己自由决定的权利。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自己决定权”，乃是因为一个智力健全的人是一个理性的人，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人格，对自己的行为和利益具有独立的判断能力与决策能力，每一个人都是自己利益最大化的最佳判断者和决策者。（ 参见周安平：《社会自治与国家公权》）法律对家庭事务的干涉就有可能侵犯家庭的私权。

对个人自由的尊重，还出于一个信念：每个人都有权决定并追求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而在民主的基础上，并不存在固定的“最佳”家庭生活模式的标准。自治意味着一种自我思考与自定的能力，通过深思熟虑，判断、选择自己所向往的“理想”生活模式。（参见王洪：《家庭自治与法律干预》）

我国1980年颁布《婚姻法》和2001年修订《婚姻法》都是以不断扩大公民个人自由权利、保障意思自治为立法理念的。例如，夫妻财产制度从单一的法定共同财产制到法定财产制与约定财产制并立，再到约定财产制的完善与个人特有财产制度的确立，这一变化的进程表现为不断地扩大夫妻个人决定其财产状况的自由权利。同时，婚姻自由原则也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例如，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要求公民在办理结婚登记时必须提交所在单位或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出具的婚姻状况证明，而2003年《婚姻登记条例》则取消了此规定，以个人自行出具的签字声明取而代之。同时，该条例还将婚前医学检查从“必须”变为“自愿”，即取消强制婚检，肯定了婚姻当事人均有对自身的健康独立判断、选择、取舍的权利。此外，《婚姻登记条例》将1994年《婚姻登记管理条例》名称中的“管理”二字删除，淡化了婚姻登记的行政管理色彩，扩大了公民个人婚姻自由的权限，更加体现婚姻法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保护当事人婚姻自由的立法理念。结婚意思瑕疵（例如受胁迫）可导致撤销婚姻，《婚姻法》将撤销申请权交给当事人自己行使，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撤销，人民法院、婚姻登记机关不应当依职权主动撤销。婚姻无效或撤销后产生的财产关系，当事人协商处理，只有在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时，法院才依法予以裁决。在登记离婚中，重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就离婚、子女的抚养、财产分割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可通过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就此解除婚姻关系。在诉讼离婚中，由夫妻双方自愿协议分割共同财产和清偿共同债务，只有在协议不成时才由法院判决。在离婚的救济上，经济帮助权、家务劳动补偿权、离婚损害赔偿请求权等都以当事人一方请求或主张为前提，体现以意思自治为原则的自我处分。

婚姻家庭法领域的个人自由、意思自治仍在发展中。近年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忠诚协议”纠纷案，夫妻一方以婚前或婚后所签订的“相互忠诚，违反予以赔偿”的财产性协议主张权利，许多法院给予了支持。法院支持的理由是：忠诚协议是夫妻双方在平等自愿的情况下所签定的，是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夫妻签定忠诚协议追究过错方责任，是公民自我救济的有效方式。目前，法律界多数认为虽然对夫妻忠诚协议效力的认定应当特别谨慎，某些忠诚协议的效力应当被否定，但某些忠诚协议在严格审查下是可以认定有效的。再如非婚同居问题，当下年轻人和老年人盛行非婚同居，非婚同居者大多使用同居契约规范双方的关系，以契约确认彼此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契约更加体现当事人的个人自由。未来的我国法律预计迟早会接纳非婚同居关系，认可同居契约的效力。

国家干预的正当性基础

按照传统的法律理论，家庭被视为私领域，家庭中发生的事情是纯粹的私人事务，国家不得予以干预，但20世纪现实主义法学的发展使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国家可以为了特定目的介入私领域，盖因“任何自由都容易为肆无忌惮的个人和群体所滥用”（博登海默语）。现代工业化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互相依赖、分工复杂的社会，每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人都无法完全独立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之外，而必然受到社会既存的权力和利益分配格局的影响，从而具有不同的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与能力。在婚姻家庭关系中，当事人通常存在地位不平等的问题，处于弱势地位的成员无法与握有经济强权和社会资源的成员立于同等地位进行协商。如果国家不加以必要的干预，优势成员就可能以自己的强制意志去控制、侵害劣势成员的自由，从而使后者成为前者滥用自由的受害者。真正的个人自由，正如康德所说，应该“独立于别人的强制意志，而且根据普遍的法则，它能够和所有人的自由并存”。

婚姻家庭既是根据个人的意思，自己选择、成立并维持的成年人之间的自由关系，也是不能根据功利的理由而随意处置的、有着相同生活目标的亲属共同体。自婚姻家庭产生以来，它就担负着诸多的社会职能，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繁衍人口、养老育幼、组织生产和消费。费孝通认为：“在男女分工体系中，一完整的抚育团体必须包括两性的合作。两性分工和抚育作用加起来才发生长期性的男女结合，配成夫妇，组成家庭”，“夫妇不只是男女间的两性关系，而且还是共同向儿女负责的合作关系。在这个婚姻的契约中同时缔结了两种相联的社会关系——夫妇和亲子。” 婚姻还具有团体性，不仅包括夫或妻，而且还包括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体，因此，不可能完全以个人为本位，必须考虑夫妻共同体、家庭共同的利益，应强化在共同体内的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压缩个人的自由空间。

社会发展到今天，婚姻家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男女两情相悦的需求突出了，以个体为本位的夫妇间的情感因素，成为婚姻家庭的重要成分。然而，家庭的养育功能和经济生活的功能并未因此而减弱或丧失。忽略婚姻家庭的传统价值的观点，是不符合客观现实和违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践踏婚姻家庭固有品质的行为诸如轻率而随意的离婚、放弃对子女的责任等，将严重地冲击婚姻家庭的社会功能，尤其是养育后代的功能。它的代价必然是弱者（多数情况下是妻子和未成年子女）的利益受损害和福利被剥夺。因此，国家出于衡平当事人不平等地位、确保其平等实现个人自由之目的而实施的必要干预，不仅不构成对个人自由的限制，反而是在实质上增进了个人自由，具有正当性基础。

婚姻家庭法调整的是具有特定亲属身份的人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特别的人伦关系不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而创设和存在的，而由亲属身份所派生的财产关系也不体现直接的经济目的，它所反映的主要是亲属共同生活和家庭职能的要求，带有某种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色彩。与市民社会的其他财产法则不同，它不具有等价有偿的性质。与其他绝大多数“不近人情”的法律规范不同，婚姻家庭法突出反映了法律制度“温情脉脉”的人文关怀的一面。它以大量不可选择的强行性规范试图将人们的婚姻家庭生活引入公共秩序、善良风俗的轨道，这些规范因其具有扶弱济贫的公益属性而被法律加以定型。公民可以选择的只是是否进入这些法律关系，比如结婚与否、生育与否、收养与否。一旦决定进入则必然引起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些后果是法律预先指明、严格规定的，当事人不得自行改变或者通过协议加以改变。大多数的亲属权利义务被法律硬性规定，无法自由改变，也不允许频繁地变动。与其他民事法律调整财产关系的大量任意性规范突出意思自治、个人本位不同，民事法律中通行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婚姻家庭法中是受到多种限制的。

在民主社会制度中，婚姻家庭法一般都带有某种公法特点，重视国家和社会公权力的干预。法律干预婚姻家庭的基本方法是直接而明确的：诸如运用共同财产所有权，实现夫妻双方的财产共享，避免分产制对妇女的实际不公；规定亲属扶养义务，为妇女、儿童和老人提供基本生存条件；建立亲权和监护制度，保障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明确非婚生子女的认领，使最脆弱的群体得到最贴切的爱护和扶助等等。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已经对弱者地位给予了应有的倾斜性照顾。为了保护在离婚时处于弱势一方的利益，进一步体现家务劳动的价值，实现法律的实质正义，2001年《婚姻法》首次增设了离婚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完善了原有的离婚困难经济帮助制度。“家务劳动补偿制度”规定，采取分别财产制的夫妻，离婚时，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则明确规定因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导致离婚的，无过错一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离婚经济帮助制度”则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而《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赋予一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权利，使得一方在发现另一方有偷偷转移财产迹象时，既不离婚又能保住属于自己的财产，给相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救济办法。第12条对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处理，在兼顾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同时，又保障夫妻另一方对共有房屋的所有权。即使第三人是善意购买，如果该房屋属于家庭共同生活居住需要的，另一方也有追回该房屋的可能。

就2010年底时的面貌而言，《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有些地方还需要改进，例如一方贷款所购房屋性质的认定，征求意见稿没有考虑夫妻结婚时间的长短和共同还贷时间的长短以及首付款在总房款中的比例，一概规定谁买就归谁，这对共同还贷的另一方不公平。她/他参与共同还贷后其实已放弃了自己买房的机会，或者丧失了自己买房的能力。此外，征求意见稿第14条对养老保险金的处理也有不妥，夫妻应当分享婚姻期间积累的养老金期待利益，这才符合夫妻共同财产制的本意。第6条“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认定为一方的个人财产；但另一方对孳息或增值收益有贡献的，可以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也没有充分体现夫妻财产关系的特殊性。我国《婚姻法》确立的法定夫妻财产制是共同财产制，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或增值收益，应以认定为共有财产为一般原则，而不应以共有财产为例外。

国家干预的限度

现行婚姻家庭法由当事人的充分自治和国家的必要管制构成，对婚姻家庭，国家既要尊重个人生活的自由，又要对其予以干预，如何在二者之间进行衡量和取舍？国家基于何种情况、在多大限度内进行干预？

从实践来看，国家权力往往作为自治与权利的保障者与补充者的角色出现并发挥作用。当公民自治有悖于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时，管制和权力就会出现，成为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器。而当公民自治无法取得一致即争议无法解决时，管制和权力又会作为最终的争议解决方式出现，这种方式往往以司法的名义或补充性条款的名义出现。管制以司法的名义经常出现在《婚姻法》中，例如，2001年《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又如，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而管制作为补充性条款出现的情形也较多，如2001年《婚姻法》第19条第1款在承认了夫妻约定财产协议的效力之后，进而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17条、第18条的规定”。而该法第17、18条规定的正是法定财产制的内容，说明此规定的立法意图是基于弥补个人意思自治之不备或不足。《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大量的条款都属于这种情况。比如对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的处理、对一方贷款所购房屋性质的认定、对父母出资购房的认定，为解除婚外同居关系的补偿金的处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一方擅自出卖共有房屋的处理、夫妻之间赠与房产的处理、对养老保险金的处理、对尚未分割遗产的处理等等，法律都是首先允许当事人自行协商，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才由法院依据一定规则判决。

通常，保护第三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是国家介入私领域的正当理据。在婚姻关系中，配偶双方通过婚姻契约不断地拓展彼此互利的范围，同第三人利益进行竞争。因此，法律对缔约应进行必要的限制，防止侵害到第三人。如在协议离婚中涉及子女的抚养、债务的清偿等问题，第三人的利益应予以重视和保护，避免财产分割中损害债权人利益或子女抚养费给付不合理影响子女的健康成长。为了维护交易的安全，防止婚姻当事人利用夫妻约定财产制规避法律和损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婚姻法》第1 9条第3款特别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所谓“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夫或妻一方对此负有举证责任。

何为社会公共利益，很难具体明确地加以界定，如果界定不当，便可能导致国家的过度干预。欧洲人权法院在其判例中指出，对私生活加以国家干预或限制只是例外，而且可接受的例外只能是：1. 法律明确规定的；2. 民主社会所必须的；3. 为了保护该条所提及的权利，包括“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4. 干预的方法与立法目的相称。 依这些观点，只有出于保障家庭成员个人自由和权益的需要，国家才可以干预家庭生活事务。

国家虽然有权基于保护理念介入婚姻家庭关系，依法保障弱者权益，但仍应尊重个人对家庭生活事务的自我决定权，实施的干预必须适度。国家干预必须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法律保留原则，即国家对家庭生活事务干预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以法律手段进行，不能非法干预；二是比例原则，即国家干预在时机、方式与程度上须与保护弱者权益的需要相对称，不能过度干预。国家在许多时候应置身于婚姻家庭关系的外围，只是在当事人不能自行解决和权益受到侵害并请求干预时，才消极、被动地介入进行干预。倘若涉及家庭暴力或未成年子女，国家则应秉持相对积极之态度，在必要时主动干预。因为前者属于保护人身安全与人格尊严之要求，这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高于家庭生活自主权；后者则是基于对未成年人受支配之困境与无援用法律之能力的事实认知。

通过以上评析，可以发现我国婚姻家庭法的发展已呈现出个人自由与国家干预并进的趋势。国家权力已经退出了许多原来国家以维系社会公共利益、家庭价值或伦常秩序为理由而对于个人自由所做的限制，让其任由个人自主与家庭自治。而在原来法律不愿介入或是采取较消极态度的领域与问题上，例如对于家庭暴力或是家庭中其他弱势者的保护等，则是越来越积极地介入，这就是强化法律对婚姻家庭必要干预的趋势。这样的趋势与世界各国婚姻家庭法的现代发展模式是相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