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法浅看台湾问题（共5篇）
一、国际法渊源的学说
何为国际法渊源, 即国际法的渊源到底包含哪些, 不同学者观点不同。慕亚平学者将国际法渊源的学说归纳如下:1
单渊源说主张国际法仅有唯一渊源, 那就是国际习惯。它将国际条约排除在国际法的渊源之外, 以是否对所有国际法主体都有约束力作为划分的标准。条约一般不约束第三国, 而约束第三国的条约已经成为习惯, 所以条约不是渊源。其代表人物有英国学者郑斌。
双渊源说认为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都是国际法的渊源。其代表人物是苏联学者格·童金、英国的布莱尔利、英国的海德以及中国学者慕亚平、周建海等。
多渊源说认为国际法的渊源不仅限于条约和习惯, 还有其他渊源, 比如一般法律原则、司法判例、公法学家的学说等其他形式。西方部分学者与我国大多数学者如李浩培、王铁崖、梁西等都持此观点。其主要依据就是《规约》第38条的规定。
本文接下来将从《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 (第三次) 》第102条出发, 解释美国法学会对国际法渊源的理解。
法律重述 (Restatements of Law) 是由美国法学会 (American Law Institute) 主办、凝聚了全美最优秀的法律专家、学者及律师心血和智慧、集体精心创作而成的成果。《对外关系法重述》并不在第一次“法律重述”的成果内, 而是在1952年开始的第二次“法律重述”时被加入, 并在1987年的第三次“法律重述”中被进行了适当修改。
该法第102条规定:2
(一) 国际法的规则是已经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规则, 且
(a) 以习惯法的形式;
(b) 在国际条约中;
(c) 衍生于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中常见的一般法律原则。
(二) 国际习惯法来源于一般的、持续的国家实践且国家对实践的遵守形成了法律确信。
(三) 国际条约为条约缔约国之间创设法律, 当条约以国家的普遍遵循为目的并且在事实上已经被广泛地接受时, 则可能引起国际习惯法的产生。
(四) 主要法律体系中常见的一般法律原则, 即使没有包含在或没有反映在国家习惯法或国际条约中, 合适的情形下也可以被援引为国际法的补充规则。
为了解该条款本身的含义, 必须继续审视法条后的注释。除注释第一条的目的仅是区分国际法的渊源与国际法存在的证据, 剩余的对法条本身的注释一共有12条, 以下一一进行讨论:
二、国际习惯法
注释第二条到第五条讨论国际习惯法。注释第二条介绍了通例即国家实践。通例包含单方的或是与其他国家合作之间的外交行为和指令、公共措施、政府行为和官方对政策的声明。不作为也可能构成国家实践, 即一国针对其它国家影响该国法律权利的行为时的默许。相对较短的时间内的国家实践也可以构成国际习惯法, 但是必须满足持续性和一般性的标准。一个国家实践可以达到一般性哪怕其没有被普遍遵循, 但是必须反映出国家间, 尤其是与相关活动相关的国家之间的广泛接受。
注释第三条分析了法律确信。法律确信是通例成为国际习惯法的必经之路;反之, 即便一种国家实践被普遍遵守, 但是如果国家认为可以合法地无视这种实践, 即没有形成法律确信, 则该实践不得构成国际习惯。尽管国家一开始是基于礼让或习惯的原因而遵循通例, 当遵循的国家开始认为其负有遵守该通例的法律义务时, 即形成了法律确信, 则该种通例可以成为国际习惯法。
注释第四条是讨论国际习惯对持有异议的国家和新成立的国家的效力。尽管罕见, 但如果一国的异议可以追溯到该国际习惯仍在发展的阶段的话, 可以认为该国不被该国际习惯所约束。而当通例已经形成国际法的规则后, 新的国家应当遵循该规则。
注释第五条探讨了一般的和特殊的惯例。在某特定地区或特定组织中行程的通例可以在这些国家彼此之间产生“区域性的”、“特殊的”或“特定的”习惯法。但这必须要证明声称被该习惯法约束的国家已经接受或默许了这种惯例, 并以之为法律义务来遵守, 而“不仅仅是出于政治私利的原因。”
三、国际条约
注释第六条到第十一条讨论国际条约以及其与国际习惯法、强行法的关系。第六条介绍了国际条约给与了缔约方国际法下的法律义务。一般来说构成法律渊源的条约是基于国内法的合同的概念在缔约国间行程的“私”协定;而伴随着统一立法的进程使得多边协定也成为了国际法的渊源。
注释第七条和第八条讨论国际组织 (包括联合国) 所作出的有约束力的决议。作为国际组织的宪法或章程的国际条约赋予这些国际组织以 (通常要求多数决的) 决议的形式给与其成员国有约束力的义务。这些义务的权力来源是构成国际组织的国际条约, 因此这些决议在被国际组织通过后可以被视为成员国之间的法律渊源的“次要资源”。值得一提的是, 联合国宪章针对的对象是所有的国家, 即使是少量的非成员国也已经默许了宪章中所确立的国际法原则, 且宪章的效力优先于任何其他的国际条约。
注释第九条到第十一条讨论国际条约与国际习惯法 (以及强行法) 的关系。无论是多边条约还是双边条约, 国际条约均可构成国家实践, 因此有助于国际习惯法的形成。如果国际条约的目的是确认或促成某种国际习惯法, 则该条约的终止不影响所确认的国际规则的效力。国际习惯和国际条约的效力等级一致, 除非缔约国表明相反的意图, 与先前国际习惯的规则不同的国际条约取代先前不一致的国际习惯中的国际法规则, 强行法例外。反之, 仅在当事国合意且明显表达该合意的情况下, 一个新的国际习惯法的规则才将会取代先前当事国之间的国际条约所创设的不一致的义务。而强行法则是强制的、不得减损的法, 且这些法律规则优先于任何其他国际法的规定, 且与之抵触的国际法规则无效。
四、一般法律原则
注释第十二条和第十三条讨论一般法律原则 (及衡平原则) 。第十二条点明一般法律原则是法律的“次要资源”。许多国际法, 无论是国际习惯还是产生于国际条约, 反映了一种类似于从世界的主要法律体系发现的规则, 并且从历史上说可能就来源于这些规则, 或与这些规则有着更古老的共同起源。因此, 与国内法的制度共同的一般法律原则可以被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渊源而被采用。这种法律渊源有其重要性, 尤其当特定的法律原则由于国家实践不足不构成国际习惯法, 且并未被一般性的国际条约所确立。作为国际法的“次级资源”, 一般法律原则可在国际法特定情形下进行的狭缝中造法所采用。国际惯例有时也会将一般法律原则转化为习惯法的规则。第十二条的后半段与第十三条讨论了一般法律原则的实例, 尤其是衡平原则 (并非衡平法) , 且注释认为内入国际法的衡平原则不同于《规约》第38条第二款的公允及善良原则。
五、总结
综上, 美国法学会制订的《对外关系法重述》所持有的观点是多渊源说。其认为国际法的渊源包括国际习惯、国际条约和一般法律原则。同时, 国际组织的决议和一般法律原则应当被认为是国际法的“次要渊源”。
应该能看到, 多渊源说应当是在讨论国际法渊源问题的主流观点。其次, 将国际条约、国际习惯以及一般法律原则纳入国际法的渊源应当是没有争议的。事实上, 国际法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当中, 因此, 以陈旧的、受时代所限制的理论来理解和适用国际法的渊源未必合适, 也不符合国际法发展的潮流。笔者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国际法的“新兴渊源”逐渐被主流观点所接纳, 成为国际法的渊源中的重要成员。
摘要：国际法的渊源问题, 是国际法学中最基本的理论问题, 也是国际法学中争论最多、莫衷一是的问题。美国法学会撰写的《对外关系法重述 (第三次) 》第102条揭示了美国学者的主流观点认为国际法的渊源应当包括国际习惯法、国际条约和一般法律原则。通过分析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 (第三次) 》第102条, 有助于厘清国际法渊源的法律问题。
关键词：国际法渊源,美国《对外关系法重述 (第三次) 》第102条,国际习惯法,国际条约,一般法律原则
参考文献
[1]王虎华主编.国际公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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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磊.试论国际法的渊源[J].政法论丛, 2007 (1) .
在该年度的调查中, 由于全球经济复苏, 加上品牌开拓新兴市场有成, 2010年台湾前五大品牌价值都突破10亿美元大关, 为历年品牌价值调查结果最优异的一年。其中, 宏碁集团在过去一年, 因笔记本电脑销售强劲, 成功开拓世界新兴市场, 加上2010年顺利与大陆个人电脑品牌方正达成租用协议的品牌综效, 使得自身品牌价值增长幅度达到12.9%, 继2009年夺冠后, 以14.01亿美元再度蝉联第一名。
宏碁集团创立于1976年, 主要从事个人电脑及周边产品的研发、设计、销售与服务, 原品牌名称为Multitech, 1987年改为Acer。2000年, 宏碁成功并购美国Gateway公司及欧洲Packard Bell公司, 目前Acer已是世界第三大个人电脑品牌, 同时也是全球第二大笔记本电脑品牌。宏碁的下一个目标是让Acer成为全球第一大笔记本电脑品脾。
而在智能手机市场热潮带动下, 应变与创新动能强大的台湾手机厂商宏达国际电子公司 (简称“宏达电子”) 的自有品牌HTC, 则以13.9%的高增长率, 首度进入前三强, 以13.71亿美元勇夺第二名佳绩。宏达电子创立于1997年, 专长于功能丰富的智能型手机和掌上电脑的设计、生产与销售, 目前已形成强大的研发能力, 引领许多新设计及创新产品, 是移动通讯市场中成长最快的公司之一。
台湾华硕电脑公司与趋势科技公司的自有品牌Asus和TrendMicro, 则分别以12.85亿美元及12.28亿美元名列第三及第四名。华硕电脑公司创立于1989年, 为世界级3C (电脑、通讯、消费电子) 综合制造厂商, 拥有高水平的研发设计团队, 其发明的Eee PC简易电脑曾夺得美国消费电子展CES电脑硬件类最佳创新奖。趋势科技公司是1988年成立的台湾著名软件厂商, 拥有7个全球研发中心, 销售网点遍及世界5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主要为个人电脑、网络服务器、互联网门户网站以及个人站点提供全方位的防护与资讯安全服务。
以方便面起家的台湾顶新集团自有品牌“康师傅” (MasterKong) , 2010年品牌价值增长幅度达16.4%, 首度进入10亿美元之列, 以10.66亿美元价值稳居第五名, 为连续两年品牌价值增长幅度最大的品牌。
台湾电脑存储芯片厂商创见资讯公司, 受惠于2010年Windows 7上市导致的换机潮, 以及经营自有品牌专卖店有成, 首次以2.4亿美元晋升前十强之列。
在总体品牌价值方面, 2010年前二十大品牌的品牌总价值达93.6亿美元。与2009年相比, 前二十大品牌总价值增长幅度达7.9%, 而前十大品牌的总价值增长幅度更高达9.6%。
从“卖产品”转向“卖品牌”
“台湾国际品牌价值”年度调查活动真正的主办者是台湾“经济部国际贸易局”, 指派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执行, 由台湾《数位时代》杂志和Interbrand公司具体操作, 目的是为台湾产业塑造创新的形象。
台湾岛内的产业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即农业、加工业和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的电子业为主的制造业。由于台湾本地市场非常狭小, 岛内企业天生就具有一种向海外拓展市场的需求与冲动。但是台湾早期的产业结构是以中小企业占绝大部分, 产品向海外推广有一定的难度。
以往, 台湾产品给人们的印象是“质次价廉”。随着台湾岛内产业技术的进步, 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和增加出口的需要, 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开始考虑改变台湾产品在国际上的形象, 协助岛内企业技术升级和提高品质, 开始陆续推行了3项五年计划, 包括“全面提高产品品质计划” (自1988年起) 、“全面提升产品设计能力计划” (自1989年起) 及“全面提升产品形象计划” (自1990年起) , 希望藉此提升台湾产品的品质、设计及形象, 从而提高台湾产品的附加值, 增强国际市场竞争力。
进入21世纪以后, 由于台湾岛内产业资源的配置偏重于制造, 特别是为国外厂商代工, 忽视产品的研发与销售, 产品的附加值逐年降低, 台湾经济部门基于产业发展的前景考虑, 提出未来产业应升级转型, 向品牌行销与创新研发方向发展, 以发挥台湾产业界所累积的实力。
作为“全面提升产品形象计划”的一个项目, 也为了在国际间树立台湾产品优良的统一形象, 台湾“经济部国贸局”从2002年起, 每年开展“台湾国际品牌价值”调查活动, 以公开发行股票的上市柜公司且品牌经营具国际化的台湾品牌为对象, 调查方式借鉴与美国《商业周刊》 (BusinessWeek) “全球百大品牌价值排行”相同的品牌评价系统。特别是依靠国际权威品牌价值评定机构Interbrand的专业评价程序与服务, 结合量化的企业财务分析及质化的品牌角色与品牌强度分析, 为台湾的国际级品牌评估出具体的品牌价值, 标示其在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具体座标。获得前二十排名的“品牌”, 台当局将以其作为台湾产品的形象代表, 通过各种文化宣传、广告、媒体公关、展会活动等方式在岛内外进行推广, 力图扭转海外对台湾产品的普遍不良印象。
2006年, 台湾经济主管部门将原有的“全面提升台湾产品形象计划”扩大为“品牌台湾发展计划”, 制定和采取各项措施, 协助岛内产业升级转型, 扶持企业发展品牌, 加速企业国际化与提高市场竞争力, 更积极地在海外市场加强宣传台湾产业与产品形象作为重要工作, 通过成立“品牌创投基金”、完善品牌发展环境、建立品牌鉴价制度、人才供给与培训、建构品牌辅导与资讯平台以及提升台湾产品与品牌国际形象等方式, 目的一是整合资源, 协助企业建立品牌, 营造良好的品牌发展环境;二是协助台湾企业发展国际品牌, 并提升台湾国际品牌价值;最终目标是到2012年, 实现“前五大品牌价值各自突破10亿美元”。如今, 这项目标已提前两年完成, 显示台当局在国际市场上提升台湾品牌形象的努力已逐渐开花结果。
科技创新塑造国际品牌
负责品牌鉴价的Interbrand副董事长汤姆·布莱克 (Tom Blackett) 指出, 台湾品牌过去一年缴出优异成绩的关键因素, 在于成功地开拓包括巴西、印度、印尼、俄罗斯及中国大陆等新兴市场, 因此像食品饮料业、汽车相关产业就受益不少。在个别品牌方面, 包括宏碁、康师傅、旺旺、正新、联强、创见、统一、友讯、昆盈等都是经营有成的品牌。他同时也鼓励台湾厂商, 拓展其他国际市场, 适度分散经营的风险。从2010年的榜单来看, 台湾网络通信业受制于在欧洲地区需求的减缓, 运动产业则受美国总体经济衰退的影响, 影响了其在2010年的排名。
在品牌入榜数量最多的台湾科技业方面, 凭借创新、研发优势, 即时开发新一代产品抢占市场, 例如智能手机、蓝光3D播放器、Window 7上市带动的软硬件需求等, 也是台湾品牌价值跃升的契机。技嘉科技就因为专注发展USB 3.0超高速传输技术之主机板, 及财报表现优异, 大幅提升其品牌价值;讯连科技则是抓住3D应用, 品牌价值提升11.8%, 显示有越来越多台湾企业开始重视品牌, 在品牌的形象塑造上越来越灵活, 不仅能够推出技术创新的产品, 也更加重视和消费者的互动与沟通, 并且能够适时掌握运动行销、节能省碳等市场趋势, 进而拉抬品牌的价值。
一、世界主要语种的国际传播地位
在世界近代史上,葡萄牙语、西班牙语、法语、英语都曾在一定历史时期成为世界性的强势语言;俄语、德语、荷兰语、日语也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地域性的强势语言。这些语种的国际传播力度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当时学习和使用该语种的非母语群体的人口数量和分布范围所决定的。非母语学习者和使用者人数越多、分布范围越广,这种语言的国际传播地位就越强势。按照目前的语言国际传播地位,我们可以将世界几大语种分为传统强势、传统相对弱势、新兴弱势三种类型。
(1)传统强势型语种:
英语作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语种,是当今世界外交、商贸、科技和文化生活中最主要的通用语言,处于绝对强势地位;法语是除英语之外唯一在五大洲都有国家和地区使用的语言,并且是众多国际和地区组织机构的工作语言,非母语学习者达8,250万人。[1]因此我们将英语和法语的国际传播地位视为传统强势型。
(2)传统相对弱势型语种:
德语在传统上不被视为世界通用语种,但“二战”后德语促进活动非常活跃,试图赶超法语的国际地位;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海外地区主要集中于拉丁美洲,总使用人口接近4亿,仅次于汉语和印地语的母语人口,因此我们将德语和西班牙语的国际传播地位看作是传统相对弱势型。
(3)新兴弱势型语种:
日语的国际推广活动主要始于20世纪70年代,目前在海外有300万非母语学习者;[2]汉语国际推广“走出去”始于2004年第一所孔子学院建立,5年内孔子学院注册学员数增加至23万,因此我们将日语和汉语的国际传播地位作为新兴弱势型。
二、各国语言推广机构的经费来源构成
与世界各大语种的国际传播地位相对应,各国主要语言推广机构的资金来源和构成方式也呈现出一定的阶梯层次。在各种语言国际传播的初期阶段,语言推广机构往往离不开本国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在形成比较强势的语言传播地位后,语言推广机构可赢得较高比例的自营收入,实现产业化经营。通过分析比较各主要语言推广机构的经费构成,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一)英国文化委员会和法语联盟
英国文化委员会(British Council)成立于20世纪30年代,起步阶段的经费主要来自英国政府资助。但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中,英国政府部门对英国文化委员会的资助比例从80%减少至40%,英国文化委员会可以实现部分自我经营,收费项目包括英语教学、出版和各种教育服务等。到2008年,英国文化委员会在世界各地拥有雇员7,400名,在110个国家和地区设有220多个分支机构。2007财政年度总收入5.6亿英镑(约合62.8亿元人民币),其中35%为政府拨款,45%为各项服务的自营收入,20%为受托项目资金。[3]
法语联盟(Alliance Francaise)至今已有120多年的发展历史,在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100多所分校,每年在校生数超过45万,并有超过600万人参加其组织的文化活动。法语联盟海外分校基本都是自负盈亏,资金来源绝大部分靠自筹,包括吸引企业赞助和开设课程的收费,法国政府只投入很少比例的经费,主要是支付向每个分校派遣一名协调员的费用。[4]
从以上情况来看,由于英语和法语自“二战”以来一直处于强势国际语言的地位,因此英国文化委员会和法语联盟的资金来源不必依赖政府的大量财政拨款,而主要是靠自营收入和企业赞助来维持其可持续发展。
(二)歌德学院与塞万提斯学院
歌德学院(Goethe Institut)的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总部设在慕尼黑,目前在全球83个国家和地区设有147所分院,其中海外分院131所,国内分院16所。歌德学院的三大业务是语言推广、文化交流和信息咨询。总部和海外分院的收入中约3/4左右来自德国政府部门的拨款,其余资金来自语言班和考试收入以及其他基金会和大企业的捐赠。以2007财政年度为例,总部及海外分院总收入为1.8亿欧元(约合人民币17.3亿元),其中来自德国外交部的拨款为1.3亿欧元,占总收入的72%,这个财政资助比例只比2000年度下降了3个百分点。[5]与总部及海外分院不同,歌德学院国内分院是自负盈亏的经济联合体,主要收入来源是语言班课程、考试和远程教学,有些年度也会出现亏损。
西班牙语与德语类似,也属于国际传播历史比较悠久,但与英语和法语相比而言较为弱势的语种。18~19世纪的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未能发展成具有名牌影响力的国际语言推广机构。而1991年在西班牙政府支持下成立的非政府组织塞万提斯学院(Instituto Cervantes)却后来者居上,至今已在3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60多所分院,主要从事西班牙语教学、考试、学术研讨以及各种文化推广活动。塞万提斯学院的经费主要来自于国家财政预算,2006财政年度总收入0.69亿欧元(约合人民币6.6亿元),其中国家拨款占89%。[6]
从歌德学院与塞万提斯学院的资金来源情况看,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语言推广机构仍需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支持,其自营收入和捐赠收入仅占不到1/4。
(三)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与汉语国际推广资金
日语国际推广事业兴起于1972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Japan Foundation)的成立,该机构的总部设在东京,通过分布于全球20个国家的22个海外事务所开展活动,业务范围包括文化艺术交流、日本语教育、日本研究与知识交流三大版块。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收入来自三大财源:政府财政补助、投资收益和捐赠收入,其中投资收益主要是基金会以部分资金投资国债所获得的收入以及存款利息。到目前为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金总额(包括政府出资以及非政府主体的出资)为1,130亿日元(约合80亿元人民币)。从理论上讲,这些所谓的“运营资金”全部都可以用于投资运作,但实际上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只以部分运营资金进行低风险的投资运作,如购买国债,一般不用来进行股票债券投资。以2007财政年度为例,国际交流基金总收入169.4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9亿元),其中政府财政拨款占78%,投资收益占13%,捐赠收入占7%。[7]
来自我国政府财政预算的汉语国际推广资金,目前主要用于孔子学院建设和运营、教师与志愿者派遣、对外赠书以及文化交流活动等。几年来,国家汉办的财政预算资金呈跳跃式增长,从2005年的不足1亿元,增加至2008年的16亿多元。目前55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大都是由中、外双方高校合作建设的。按照孔子学院成立时的协议与《孔子学院总部资金管理办法》,外方承办机构提供与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同等比例的配套投入。这种新颖独特的中外高校合作共建的模式极大地节省了市场进入成本,使得孔子学院的全球战略布局在短时间内基本完成。
三、三种财政拨款方式
汉语与日语的国际传播基础都属于新兴弱势类型,由于近年来“汉语热”的持续升温,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正以较强劲的态势向海外扩张,逐步超越了日语的国际影响力,出现了向处于传统弱势地位的德语国际推广加速看齐的趋势。但即便如此,从以上各个相对弱势语种的推广机构发展情况来看,汉语国际推广资金仍需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尤其是在起步阶段。我们将各国政府对语言推广机构及其他教育文化类的非营利组织的财政方式大体分为分配拨款、协议拨款、交付拨款三种形式。这三种财政拨款方式各有不同的适用性,如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有效的制度经验,来确立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长期拨款机制,是个亟待研究的问题。
(一)分配拨款
在国内外教育文化领域,有很多非营利组织主要负责将国家预算拨款分配给高等院校、专业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用来资助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典型代表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英格兰高等教育基金委员会(HEFCE)以及我国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出版基金等。这种“分配拨款”方式的特点是,非营利组织的职责仅限于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评审和评估,并没有在一段时期内自主使用财政资金的权力。非营利组织在这里的主要作用是充当政府和学术文化界的“缓冲器”(buffer),在维护教育文化界自主权的同时,促进申请资助的各机构及个人之间展开公平竞争,确保政府拨款的有效使用。分配拨款方式一般适合于实行“同行评审”(peer review)的专业组织。在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比较集中的行业领域里,“专家库”较为容易建立,评审和评估程序相对规范,比较适合采用这种拨款方式。
(二)协议拨款
德国的语言文化推广形式是,由政府出资,通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的民间组织来具体实施,这样的组织被称为“中介机构”,如歌德学院、德国学术交流中心(DAAD)等。这些中介机构资金的来源和使用范围主要由《联邦与各州共同资助科学研究框架协议》及其执行协议、《高等院校建设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加以规范。这样,就可以通过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双方共同商定的协议的法律效力来确保文化教育类非营利法人的主要资金来源,并规范其资金的使用管理,这对于促进这类非营利组织的长期自主发展起到了法律保障作用。
歌德学院总部及海外分院就是典型地采用这种“协议拨款”方式。1969年,歌德学院在这一年与联邦政府签署合作协议,确立了歌德学院独立自主的法律地位。此后德国外交部与歌德学院又于1979年和2004年重新签署了合作协议,都基本上延续了以前的框架模式。根据2004年的《框架协议》,歌德学院每年向外交部提交预算,外交部根据财政计划中的可支配资金来确定歌德学院的资金金额。歌德学院在每个财政年度结束后,向外交部提交工作报告以及由经济审查机构出具的审查报告。无需出示海外分院的所有收支,只需出示歌德学院所获得的运营资金部分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塞万提斯学院是依据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签署、国会批准通过的《西班牙政府令》宣布成立的,西班牙外交部根据该法令的有关条款进行拨款,因此我们把西班牙政府对塞万提斯学院的财政拨款方式也视作是一种“协议拨款”。
(三)交付拨款
日本政府部门对独立行政法人的财政拨款方式与前面所分析的协议拨款方式有很大不同,其财政管理体系处于由行政隶属型向契约型转变的过渡阶段,独立行政法人既有一定的财政自主权,又须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主管部门的监督和调整。日本政府对独立行政法人的财政拨款又称为“运营费交付金”,指的是政府部门将年度财政预算以一揽子的方式拨给有关行政法人,年度结余转为该行政法人下一年度的事业经费,政府主管部门则在3~5年的“中期目标”结束时,根据独立行政法人在中期目标开始前所制定的“中期计划”,对独立行政法人的业绩与资金管理状况进行评估,并对其下一个中期目标期间的财政拨款额度进行适当调整。我们把这种独特的财政拨款方式称为“交付拨款”。
以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为例,2002年,日本临时国会通过了《独立行政法人国际交流基金法案》,其后两年内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完成了独立法人化改革。改革后的国际交流基金在制度上的主要差别是,废止了外务大臣(主管大臣)的一般监督权,赋予国际交流基金在业务运行上的自主权。按照独立行政法人通则法的规定,由外务大臣提出中期目标(3~5年),由国际交流基金根据中期目标制定中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申请得到外务大臣许可后,资助开展各项业务,在财政年度结束后以及中期目标结束后,由外务省评估委员会对国际交流基金的年度业绩和中期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考核评估,根据事业发展需要适当地调整财政拨款额度。这种新的财政管理体系在保障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相对独立于政府的自主性的同时,提高了非营利组织的自律性,改变了以往政府对行政事业单位的事前干预与限制,使政府的管理重心转为事后监督。
四、值得我国借鉴的财政拨款方式
通过以上的国际比较,我们可以发现,由于世界各主要语种的国际传播地位不同、各国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的发展历史以及法律规制各异,因此各国主要语言推广机构的资金来源和输入机制也存在着很大差别。只有立足于我国具体国情,而不是照搬某一种模式,才能够找到对汉语国际推广事业有借鉴意义的拨款方式。
(一)总体资金的“交付拨款”方式
以孔子学院为主要载体的汉语国际推广事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我国政府财政拨款的有力支持。作为20世纪中叶以来的东亚新兴工业国,中国与日本具有相似的由政府主导改革的经验,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与政府职能转变密切联系在一起。国家汉办属于国家事业单位,这与日本独立行政法人改革前的情况有相似之处。对于汉语国际推广的总体拨款机制来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交付拨款”方式最值得我们借鉴:在汉语国际推广工作的一定的中期目标期间,可以由国家汉办自主地管理使用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的汉语国际推广专项资金,年度结余滚入下一个财政年度;由主管部门与财政部、审计署行使一定限度的监督管理权,按年度审查总部的资金管理使用情况,并在中期目标结束时,对总部的中期计划执行情况进行评估,结合汉语国际推广事业发展需要适当调整财政拨款额度。参照世界上语言推广机构的一般经验,汉语国际推广起步阶段的财政投入可以成倍增长,待达到一定额度时,则可以保持较为稳定的年均投入水平。
(二)部分资金的“分配拨款”方式
为了提高汉语国际推广资金的使用效益,可以借鉴国内外政府对教育文化类非营利组织的“分配拨款”方式,对一部分汉语国际推广项目经费实行基金制管理方式:如奖励和资助汉语学习者的孔子学院奖学金、汉语国际推广教材和多媒体课件的开发出版资金、外国汉学家的来华研修资金等。这些项目所涉及的领域专业性比较强,适宜采用“同行评审”机制,可以参照国内外经常采用的“分配拨款”方式,由国家汉办暨孔子学院总部负责组织召集专家,通过项目招标招募—评审—评估的方式,将财政专项拨款直接分配给有关申请机构或申请人。
(三)“协议拨款”方式的可能性
汉语作为一种有着悠久历史传统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语言,是世界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语国际推广与德语、西班牙语的国际推广一样,也对现代国际语言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歌德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将语言文化推广事业纳入国家文化外交战略,通过法律协议来保障非政府法人的资金来源及财务管理的独立性,这种“协议拨款”方式对于未来我国汉语国际推广资金的投入方式来说,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如果我国能够通过立法颁布《汉语国际推广条例》,那么在确定孔子学院法律地位的前提下,就可以对我国政府有关部门与作为非营利法人的孔子学院总部之间的关系以法律条文加以规范,明确规定双方具体的权利和义务,从而保障国家财政拨款的长期有效与孔子学院总部的相对自主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协议拨款”方式在将来可能具有一定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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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苏州金龙依然保持了领先的优势，从海关出口数据看，无论出口数量还是出口金额，在大中客行业都处于第一的位置。2010年，海格客车在46个国家和地区实现销售，全年累计发运3138辆，同比增长158.9%;实现出口交货值折合人民币12.77亿元(含税)，同比增长120.5%。
从1%到17%
记者来苏州金龙时，恰逢主管海外销售的老总出差在外。接待采访的是公司执行董事张志浩。
去年，中国客车的产销量占到了全球的1/3，在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客车市场的同时，走向全球是必然的趋势。所以，中国的海外市场从2005年开始启动，到2007年快速增长，再到2008年达到最高峰，2009年出口大幅下滑，直至2010年出口略有好转，今年一季度呈现恢复增长的态势。这段历程，刚好契合了海格客车在海外市场开疆拓土的历程，所以说，海格客车海外市场的进程，也正是中国客车海外市场征战史。
苏州金龙做出口做得比较晚，2004年开始尝试走出去，可以说基本属于从零开始，2004年海外部分仅占到总销售额的1%，到了2008年，这一比重迅速提升到27%，2009年因经济危机的影响有所下滑，但2010年已经实现强劲复苏，海外销售额已经回升到总销售额的17%，并继续保持上升的势头。但对于去年的成绩，张志浩表示仍不太满意，认为还可以做得更好。
不满意，既说明了公司对出口业务有比较高的期望，也说明了在海外苏州金龙仍有潜力。“首先，中国客车的性价比优势很明显，其次，技术上也有这个能力与国外企业同台竞技，其三，生产制造具有灵活性，供货周期短。其四，品牌上掌握了主动权。这是有质量、稳定走出去的保证。”张志浩认为。所以即使与斯堪尼亚合作，海格也没有放弃商标，坚持产品必须要有海格的商标，现在斯堪尼亚?海格实施的就是双品牌。
具备了这些优势，海格客车有什么理由能不更快地走出去?
走向发达国家
除此之外，国外市场也有巨大的需求，海格客车确定了六大重点区域：东欧、南美、中东、非洲、东南亚、俄罗斯，这些地区和国家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对客车都有很大的需求。以俄罗斯为例，虽然俄罗斯在2008年为了保护本国汽车工业，对进口车采取了很多限制措施，导致大中型客车出口大幅下滑，但从2010年市场开始慢慢恢复，毕竟市场需求还是存在的，而且需求较大，所以俄罗斯始终是苏州金龙的重点市场。
张志浩认为，不仅在这些市场，中国客车已经取代欧美、日韩品牌，在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客车也有潜力。“如果在世界地图上插小红旗的话，现在插红旗的地方还太少，中东、东南亚等传统市场是插上了红旗，但在欧洲、北美、日韩等区域，中国客车还是一片空白。”
下一步，海格客车瞄准的正是这些高端市场。“未来三年，在巩固现有市场的基础上，海格产品要继续进入海外空白市场，进入包括欧盟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张志浩表示。
目前，海格客车已实现出口到美国、澳大利亚，虽然量还不是很多，从财务的角度来看，出口到发达国家也不太赚钱、甚至还要付出一部分学费，但是海格客车将坚定不移向这些市场努力，从2007年开始，为了满足欧盟认证标准，海格客车进行了3次侧翻试验。但我们认为，出口到这些国家，将对海格的产品和品牌提升有很大帮助，这些市场是战略性的。
25%意味着什么
今年一季度，海格客车延续了去年的好势头，1～3月，海外市场累计发运客车865辆，发运量同比增长57.85%。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36812029美元，同比增长7.97%。不仅老市场销量稳中有升，而且在新市场实现了突破。
据海外销售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3月31日，海格客车分别在亚美尼亚、玻利维亚、马拉维、多哥、摩洛哥等市场实现销售，目前也获得很多未进入市场的询盘。“目前的出口态势良好，今年我们定的目标比去年高，如能达到目标，今年又将是一个历史高点。”张志浩介绍说。
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今年开好了头，就为未来三年的目标打下了基础。“未来三年，我们的目标是海外市场占总销售的比重要从18%提升至25%。苏州金龙有这样一个远景目标：从国内优秀走向国际优秀。在十二五期间，先把国内市场扎扎实实做好，同时通过服务建设、人才培养、产品提升来进一步开拓海外市场，达到25%的比重，从而支撑从国内优秀走向国际优秀。”
一、国际金本位制的优势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银行业频频告急, 股市暴跌的时候, 我们却看到一个现象:国际现货黄金多次突破1000美元/盎司的整数关口。此外, 尽管牙买加货币体系规定黄金非货币化, 黄金与货币脱钩, 不再是各国货币的平价基础, 也不能用于官方之间的国际结算, 但黄金在世界货币中的作用并没有消失。首先, 各国纸币与黄金的客观联系始终存在。即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规定黄金不再作为货币定值的标准, 但黄金仍旧是唯一的、真正的价值尺度。其次, 黄金仍旧是国际结算的最后清偿手段。黄金的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的作用, 并不是表现在每一项国际支付上, 而是表现在平衡国际收支差额时的最后清偿手段上。黄金的这一作用不会被各种货币符号所代替。虽然黄金已被宣布为“非货币化”, 但所有的国家都离不开黄金, 黄金在国际储备中仍占据着相当的比重。
从历史上看, 国际金本位制是迄今为止最为稳定的国际货币制度。首先, 有利于维持对外价值和对内价值的稳定。一方面, 各国汇率只能在铸币平价上下一定限度内波动;另一方面, 各国发行货币都以一定黄金作保证, 可以限制纸币滥发, 抑制通货膨胀。其次, 在金本位制下, 没有汇率管制和贸易及资本流动控制, 有利于自由贸易和资本的自由流动, 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第三, 国际收支存在自动调节的铸币价格流动机制。此外, 黄金天然的价值尺度职能、世界货币职能以及超主权性赋予了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优良特性。金本位制的优势恰好弥补了当今国际货币体系由主权货币构成储备货币、汇率频繁波动, 国际收支调节乏力等缺陷。
二、重构国际金本位制的可行性
国际金本位制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货币制度, 历史上它的崩溃存在外在和内在原因。外在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 开始追求独立的国内经济政策, 不再遵循“游戏规则”。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外侵略, 使世界上的黄金集中到少数国家手中;一战的爆发, 一些国家为了准备战争, 政府支出剧增, 大量发行银行券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使黄金的自由兑换越来越困难;经济危机时期, 为了防止黄金大量外流, 各国纷纷限制黄金的自由流动。另外一个外在原因是某些主要国家的黄金平价制定不合理。它的内在原因是货币的供应受到黄金数量的限制, 随着经济增长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黄金的供应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
在现行条件下, 金本位制的一些缺陷是可以克服的。
首先, 黄金的供应量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的问题在支付手段不断改善以及金融创新不断涌现的大环境下是可以克服的。这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论证:
1. 从鲍莫尔——托宾的存货分析模型:在任何时候, 家庭为了满足购买需要, 总会以货币形式持有部分财富。选择以货币形式持有财富, 家庭将损失持有生息资产的收益, 而选择以生息资产持有财富, 家庭将面临将生息资产转化为货币的交易成本。理性的家庭将会选择适当的货币持有量, 使持有货币的机会成本和资产转化的交易成本保持平衡。所以家庭的真实货币需求为:M/P= (bQ/2i) 1/2
(其中, Q为产量收入, i为利率, b为资产转换的交易成本) 。
从以上模型中, 我们可以看到:一是“货币持有量的规模经济”。随着产量收入Q的增加, 货币的意愿持有量虽然会增加, 但是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小于产量收入的增长速度, 所以产量收入的增长将导致货币需求对收入比例的下降。即随着经济的增长, 虽然产量收入规模扩大, 但人们的真实货币需求余额增长的速度慢于产量收入增长的速度。第二, 随着金融创新的大量涌现, 人们开始越来越多的使用信用卡、电子货币和依靠网络进行清算。传统的现金传递、电报汇款和邮递已被全球电子资金转账系统 (SWIFT) 所取代。金融创新降低了流动性较差的生息资产转化为货币的交易费用, 意味着b的数值下降, 从而大大降低了真实货币需求余额。综上:虽然经济增长速度增加, 但是由于货币持有量的规模经济, 特别是金融创新的大量涌现使得人们的真实货币需求的增长速度小于经济增长速度。
2.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 金属货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由于黄金这种商品的特殊性, 随着黄金开采数量的增加, 黄金的开采将会变得越发困难, 所以生产黄金的劳动生产率将会逐步降低, 使得黄金内在价值升高。同时, 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生产率随着科技进步会逐步提高, 所以单位货币的含金量应该根据情况进行重新制定, 而铸币平价也会随之改变。这样, 就不会出现黄金的供应量不能经济增长的需要的问题。
当然, 金本位制的实施还依赖各国之间的国际合作。在新的国际经济背景下, 我们不可能完全照搬以前的金本位制, 而是要建立一种适应全球化要求的国际金本位制。这种新的国际金本位制是不受任何国家政治经济实力影响干预的、稳定的、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崭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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