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历史典故（推荐8篇）
在宋代，欧洲锁子甲的重量不过15公斤，15世纪时的哥特式全身甲也只有20公斤。虽然17世纪最重的盔甲达到了42公斤，但普通的重型四分之三甲也只是在20——30公斤的范围内。以重量而言，中国宋代的步人甲(步兵铠甲)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北宋步人甲由铁质甲叶用皮条或甲钉连缀而成，属于典型的札甲。其防护范围包括全身，以防护范围而言，是最接近欧洲重甲的中国铠甲，但是也没达到欧洲重甲那种密不透风般的防护程度。
根据宋绍兴四年(1134)年的规定，步人甲由1825枚甲叶组成，总重量达29KG，同时可通过增加甲叶数量来提高防护力，但是重量会进一步上升。为此，皇帝亲自赐命，规定步兵铠甲以29.8KG为限。此后，又把长枪手的铠甲重量定为32-35KG;由于弓箭手经常卷入近战格斗，其铠甲定为28-33KG;而弩射手的铠甲定为22-27KG。同时期的欧洲步骑兵的铠甲类型还以锁子甲为主，没有达到如此的重量。
一、来自皇权的“官治”刚性网络无处不在
有学人认为“皇权不下县”,对于县级以下的行政区域存在“权力真空”,对于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乡野村民来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仿佛已凝固成一个相对安闲、舒适、稳定的社会规范。对于赵宋一朝的村民生活果真如此吗?事实上,对于中唐五代时期出现的地方政府尾大不掉的弊端,赵宋建国后就更加重视中央对州县的控制,并出现皇权明显向下渗透的趋势,而对于连接州县行政与乡民之间的纽带,实际上是由“乡役”来实现衔接和具体执行的。学界对于县级官府作为皇权的末梢,就其建制来说,县令或知县负责一县境内的所有户籍、徭役、赋税、平决狱讼等事宜,县丞作为县令的副手,主要佐理县政事务,主簿主要掌管财政出纳,县尉主要掌管本县的治安及防卫等。
从赵宋一朝对州县官员的考课标准来看,如宋神宗时期推行的“四善”: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以及“三最”:狱讼无怨、催科不扰为治事之最;农桑垦殖、水利兴修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困穷、不致流移为抚养之最;宋哲宗又增加的“以狱讼无冤、催科不扰、税赋无陷失,宣敕条贯、案账簿书齐整,差役均平为治事之最;农桑垦值[殖]、野无旷土,水利兴修、民赖其用为劝课之最;屏除奸盗、人获安处,赈恤贫困、不致流移,虽有流移而能招诱复业为抚养之最”等考课标准[3]10,这些对地方官的要求都透露出皇权对村落百姓的管理意图。
从赵宋一朝皇权治理制度的设置来看,往往被视为近乎完善而全面的,从中央到各省部、州县、乡村都由诸多的管理政策和制度来支撑,而实际上对于两宋完善的政治设计,能否得到充分而有效的执行呢?从宋代文集中,不乏有记录州县官员治理村落事务的具体实例,如《夷坚志》中对蔡京登第的记录“为钱塘尉,巡捕至汤村”,宜黄知县李元佐“适在郡,尉遣弓兵出讨捕,都头刘超者领数十人前行”[4]934,从南宋杨万里写给叶颙的行状有云“建之两税,每岁官受赋纳,远民或惮入官府,市人为之代持送官,往往过敛其估,官民交病”,都可以看出州县行政行为下至村落的迹象。在州县官员督办催税职役过程中,也有官吏侵扰村民的现象,如赣州宁都县吏李某,“督租近村以一仆自随。仆乞钱于逋户,不满志,缚诸桑上,灌以粪,得千钱”对于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的事例[5]242,在《名公书判清明集》等史料中也有很多记载,无怪乎有“纵吏下乡,纵虎出柙”的说法,都是对乡村社会“官治”现象的普遍性记述。
二“、以民治民”半行政化的“民治”管理网络
对于宋朝推行的乡役制度和日渐兴盛的宗族制度,是实现“以民治民”管理控制网络的具体体现。对于宋朝有限的州县官府,难以实现对众多村落民众的直接管理,特别是对于偏远山区的村落,而引入“民治”模式,既可以节省相应的朝廷开支,又可以取得较好的管理绩效。结合宋朝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来看,从乡里、耆管、都保的设置上,已显示出弱化行政管理、强化民治管理的迹象。结合历代王朝的村民管理实际来看,依靠乡村富豪来协助或替代官府治理村落是常见的“以民治民”的职役方式之一,也是封建皇权对州县以下“神经末梢”进行控制与治理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在乡役制度普遍实施的宋朝,多数乡役由县司或乡司直接委派,并完成官府设定的社会角色,也就是让“役出于民”的“民”,来履行“以职役于官”的使命。
细说对乡役人的定义有“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农民在官”者、“保正、保长以编民执役”、“既为之民,而服役于公家”等,均是协助官府办理村落事务的职役,并非是真正的隶属于封建官僚系统的正式官员,因此乡役人员的地位相对低下,充当衙门的办事人员多半没有俸禄,更没有所谓的象征国家权力的印信,所以对于乡役差派形式的治理成本较为低廉。如宋朝的乡役制度:保甲法,打破隋唐以来百户一里、五里一乡的乡村编组,将基层控制范围进一步缩小,按照5—25—250户设置小保、大保和都保,皇权触角的进一步渗透,从而使得宋朝的“民治”辅以较重的官治色彩。
没有俸禄来源的乡役在行使皇权所赋予的“权力”时,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多数乡役以周旋于官府与村民之间,仗势欺人、中饱私囊,并在其地缘和血缘关系相互交织的乡间生活中,获得与之相适的威望、地位、荣耀。如在洪迈的《夷坚志》中记载有一乡役范生,在执行官府的税谷时,因其邻人张氏以情语范曰“:以官价较市值,不及三之二。计吾所失,盖不胜多矣。吾与君相从久,宜蒙庇护,盍为我具虚数以告官司,他日自有以相报”,范喜,诺其请,为之委曲,张氏遂不复捐斗升[6]937。范生显然是未按规定来执行,并以“自有以相报”来实现了隐瞒。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虑,充当乡役的村民面对不可容忍的官方侵夺时,也会站在民众立场上,与官方进行或明或暗的对峙,特别是对于执行官方的某些政策,不惜采用欺上瞒下的手段。由此观之,对于乡村社会中实际存在的各种“潜规则”,皇权的监控力很难做到洞幽其微,从现存史料文献中对乡役治理村民的相关记载来看,均可以洞见乡役的具体运作方式和方法,正如费孝通所言“,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从而将活跃在乡村的“乡役”认定为皇权下的刚柔交织的管理主体。
三、纲常伦理教化观念对村民意识的无形控制
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纲常伦理理念,往往被史学家所忽略,尤其是儒学伦理观念,在社会控制领域也发挥着无形的教化作用。难怪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曾经指出,“中国的乡土社会是‘礼治’的社会,儒家传统的效力影响甚深”,我们从传统文学经典中对风俗文化的阐述来看,如《汉书》卷二十二《礼乐志》中有云“,人性有男女之情,妒忌之别,为制婚姻之礼;有交接长幼之序,为制乡饮之礼;有哀死思远之情,为制丧祭之礼;有尊尊敬上之心,为制朝觐之礼……,故婚姻之礼废,则夫妇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丧祭之礼废,则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众”,将礼法传统思想与社会控制融为一体,并在“礼”的准则下,逐步形成了独具中华文明的民族性格。《礼记·祭统》“: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对于古代的“礼”,已经惯常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如果能够顺应礼的准则规范,就会受到舆论的赞颂,而一旦违反或者不合乎礼的言行、退让法则,则会受到舆论的谴责,甚至强力地制裁[7]78。
在皇权刚性政策法令之外,对于州县官员来说,以纲常教化理念来辅助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也是宋朝“宗法伦理庶民化”趋势骤增的主要原因,甚至研究社会学的学者也倾向于“礼仪”教化来实现地方社会秩序的管理,依靠对民众个人的本能和良知而非折狱,从中可见伦理道德观念在社会治理中的渗透。譬如某些地方官僚主张“惟以厚人伦,美教化为第一义。每遇厅讼,于父子之间,则劝以孝慈,于兄弟之间,则劝以孝友,于亲戚、族党、邻里之间,则劝以睦姻……”[7]363,以及治家规范家训、民间婚姻祭祀礼仪等,无形中也强化了皇权对普遍民众的精神束缚。同时,对于移风易俗以利教化的推广,也是皇权政治推行柔性治理策略的表现,特别是对于容、桂、广等不合礼仪的特殊风俗的开导,通过多方化育,避免杀人祭鬼、有病不求医等风俗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当时底层社会“宣明教化、化礼为俗”思想不断深入。
史学研究视角的不断深入,对于“中国传统乡村”的社会研究也备受关注,结合两宋史料来反观自下而上的王朝管理与控制体系,从而得出赵宋一朝的乡村社会并非“皇权真空地带”,而是以皇权刚性治理向乡村“民治”发展趋势的不断渗透,同时在传统“礼治”“、惯常习俗”等儒家伦理纲常理念的共同交融与约束下,来实现皇权教化思想及其延伸体系对社会秩序的维系与治理。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2]洪迈.《夷坚志·三志己》卷八《台岭钱王庙》.
[3]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一O之二O.
[4]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七《王宣二犬》.
[5]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七《宁都吏仆》.
[6]洪迈.《夷坚志·支景》卷七《范隅官》.
时光倒流四十七年，江西庐陵(吉州)一个家底殷实但不富有的读书人文仪，在宋理宗端平三年的某一天第一次做了父亲。不错，这个庐陵就是《醉翁亭记》里的那个“庐陵”，但在文仪时代，让每个庐陵人骄傲的还不是时常提及的这篇文章，而是塑在乡贤祠里为同乡后辈奉为精神导师和立身楷模的“四忠一节”：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杨忠襄公(杨邦义)，周文忠公(周必大)，胡忠简公(胡铨)，杨文节公(杨万里)。和所有的父亲一样，文仪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并因为自己忝为读书人却未能跻身仕途为国效力，便把这种理想和责任感以名字的方式烙在儿子的身上。据说这个孩子降生的时候，文家屋顶上云霞笼罩，于是文仪的儿子就叫做云孙，字天祥。待到以字入贡后，以天祥为名，字宋瑞。他就是本篇的主人文天祥。
天之祥，宋之瑞，设身当时怎么看都是个好名字。历史会证明给我们看，这个名字的主人将会怎样把这个名字从欺天愚民的祥瑞之说变成真真正正的事实。假如从德祐二年(1276)伯颜大军进驻皋亭山虎视临安算起，文天祥至少使南宋挣扎着延续了两朝四年。因为在宰相陈宜中秘密出逃，人心涣散，恭帝年幼，谢太后一个妇道人家束手无策只知啼哭的混乱局面下，冷静地提出二王(益王赵昰，也就是后来的端宗；广王赵昺，也就是末帝)南走保存宗室的主张的正是文天祥。
宝祐四年(1256)，年仅弱冠的文天祥赴临安应试，集英殿上暮气沉沉的宋理宗看到他的名字时，也是眼前一亮。主考王应麟"古谊若龟鉴，忠肝如铁石"〔1〕的评语在耳，一篇洋洋万言、切中时弊、锋芒十足的殿试对策在目，再加上这个极有吸引力的名字(这不是信口胡诌，晚清慈禧也做过这样的事)，一闪念间，理宗皇帝也心潮澎湃：眼前的这个年轻人真的能够挽回大宋颓势的国运吗?千万不要怀疑一个封建帝王对他的国家的关切是否出于纯真!换个角度想，在天下为家的社会里，还能有谁比皇帝更关心这跟他姓的万里江山呢?这不仅是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聚宝盆，而且是他的权威赖以确立和传诸子孙的根本，更是千辛万苦的祖宗留下的神圣遗产，一个出身和教育都无比高贵的男人千载之后立于卷卷史书的颜面。--当然，由于所在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然，他面对的诱惑要远远超过这些，比如女人、书画、音乐、诗词，甚至捣鼓钟表。谁还能没有点小爱好呢?而他们的大多数意志又不是那么坚强。不过诸位倘若因此便以为皇帝并不在乎自己的国家的话就错了--理宗皇帝提起那只象征最高权力的朱笔，轻轻一钩便把考官呈报名单上列第七的文天祥擢为状元。
今天的人恐怕已经很难想象中了状元，尤其是宋代的状元是何等风光的一件事。天子门生的荣耀，满朝亲贵的青睐，普天下妙龄女子暗许的芳心，以及各级地方长官接连而至的宴请(这甚至是国家定制)，大宋朝最伟大将军的凯旋仪式相比之下也会黯然无光。闻喜宴上，意气风发的文天祥即兴赋诗道："于皇天子自成龙，三十三年此道中。悠远直参天地化，升平奚羡帝王功。但坚圣志持长久，须使生民见泰通。第一胪传新渥重，报恩唯有厉清忠。"〔2〕
真是"五百人中第一仙，等闲平步上青天"〔3〕(宋代进士科实际每年取四五百人，多至唐代十倍)。如果说汉唐之时，文人儒生还须到边庭风餐露宿建立军功才能实现其封侯之梦的话，那么到了守内虚外的宋代，进士及第就已经踏上了通往极人臣之位的通衢。一代名将狄青以大功入枢密(这已经是特例了)仍倍受同僚轻视，无处诉苦只好自怨自艾"但少一进士出身耳"〔4〕。这样，在紫袍和红袖的海洋里，任是儒学修养再深厚，年方二十的文天祥也不免年少轻狂飘飘凌云起来，凭着优厚的俸禄，和宋代许多名臣如晏殊、欧阳修、苏轼等人一样，过上了舒适的生活，养了一大群歌伎。
国家命运总是在一种奇怪的合力左右下，行驶于历史的航道。它往往在人们无法确定坐标的某一点转向其倾覆的死亡之旅。然而，出于公平的原则，某种对当事人而言无迹可循，无征可求，有人称为规律，有人称为天意的东西，会在这艘船上安排一两个视力极好的瞭望员，或者经验极丰富的老水手，并让他们来意识到这一点的存在。于是，他们会惊骇地发出种种警报，做出种种可怕的预测，提出种种可能的方案(尽管未必真的有效)。而更多的人，甚至船长，则害怕转舵所激起的浪花会搅扰他们的清梦而宁愿相信那只不过是杞人忧天或是别有用心。如果有人能够从高空来俯视这条航道，他一定会发现大宋这条破船在这个时候已经到了千丈飞瀑的最边缘。回顾宋代的历史可知，值得注意的只是两个为当时许多人痛骂而为后人景仰的政治家的名字：范仲淹和王安石。范的庆历新政涉及改革官制、整顿武备、重视农桑等等，不到一年即告废止；三十年后王的新政包括政治、军事、农业、工商、文教等，其深广程度即使用今天的标准来评判仍让人惊叹不已，辛苦经营五年有余，还是随着神宗的死而彻底付诸东流。
多年以后，文天祥在狱中痛定思痛时，想起庆历三年九月(1043)范文正公的那篇实施新政的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仍觉字字切肤、句句刻骨："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我国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浸。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这哪里是一份奏折，分明是满纸的忠心碧血!此时的文天祥更深刻地明白了开庆元年(1259)他提出改革军政方案的《己未上皇帝书》(文天祥的改革主张在其《殿试第一策》亦有陈述，但高考作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影响国家决策，故不算)的不被采纳并不是他个人的不幸。他只不过丧失了他崛起仕途的第一个机会，而大宋却丧失了它自救的最后一个机会。
后世有人在瞻仰文丞相祠的时候，感慨间写了这么两句诗："捧土障洪河，一绳维大厦。"(杜光荐《哭文丞相》)文天祥有知必定心有戚戚。从开庆元年被贬到空坑战败海丰被俘，十几年的时间里文天祥东奔西走殚精竭虑所从事的，无非就是一个医生对一个绝症晚期病人所做的工作。他同样也面临着在那样的境况下医生所面临的道德难题：延长其生命同时增加其痛苦，抑或是减少其痛苦同时结束其生命。元朝的如日中天和大宋的江河日下都是那么无庸置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既对得起国家，又对得起军民百姓和自己的信仰良心，这是一个天大的难题。可以想见，即便文天祥的脑子里偶尔闪现过"随他去吧"这样的念头，也会立刻被固有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扼杀，并继之以深深的内疚和加倍的忠心。自古华夷不两立，只有以夏变夷者，岂有以夷变夏者?夷狄又是什么?茹毛饮血畜生一样的东西……任何务实的考虑在这个以道德为至上的国度里，都会在一些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判断面前不堪一击。文天祥的选择只能有一个，否则也不会有今天我们知道的文天祥。尽管他的选择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个人的，还有这片古老土地在战火中的炙烤，百姓在刀兵中的煎熬。于是，一个事实上并不会耍刀弄枪的文官穿上了甲胄，跨上了战马，开始为这首拖沓至三百年的曲子奏出最后一个低沉的重音。
假使我们能够充分孤立地、抛开时代背景以及其他一切具体因素，把文天祥仅仅作为一个中国传统的士人来看他仕途进步的话，竟可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由状元而宰相，出将入相，历代无数士人孜孜以求而做到者寥寥的这两个梦想，都被文天祥实现了。遗憾的是，我们所抛开的一切无疑都要重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从而使这种幸运异变成十足的不幸。德祐二年(1276)，因为陈宜中的出逃，朝中无人主持大局，文天祥临危被授右丞相兼枢密使，满朝上下要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到元营请降。此后便是我们在《〈指南录〉后序》里知道的一段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文天祥由今天的南通遥望港(这个港口因为纪念他才如此命名)乘船南归到福州时，正赶上陈宜中和张世杰新立端宗，自己被任命为通议大夫、右丞相、枢密使。单从职务上看，文天祥似乎是军政大权集于一身，而实际的权柄却操纵在陈、张二人手里。由于他们的排挤，文天祥在中央无法施展，被迫自请到江西设都督府聚兵。在一无钱粮、二无支援的窘境下，文天祥居然奇迹般地起兵十万，转战江西，收复了不少州郡。就是这局部的"中兴气象"，迅速吸引了元军主力的注意力。元军主将张弘范暂缓了对南宋流亡小朝廷的追击，重兵围剿文天祥。文天祥的队伍很快被打散，不久本人也在海丰五坡岭被俘。
宋元最后一战，也就是厓山海战爆发之时，文天祥正被执押在元军舟中。就在前几天，张弘范还请他修书劝降张世杰，文天祥以"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5〕并写《过零丁洋》做答，张便不再多言。眼睁睁看着张世杰麾下数千战舰以保守的阵型、低落的士气在元军的凌厉攻势下樯倾楫摧、灰飞烟灭，文天祥顿足捶胸痛哭流涕，挣扎着想要投海自尽，被人拦住。
南宋的灭亡对文天祥的打击之大，无异于一个建筑师亲眼看着自己倾毕生心血的建筑转瞬间轰然倒塌。对于一个有理想有抱负有节操的人而言，其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是其生命存在的决定性理由。那么当这种意义与价值赖以寄托的载体突然失去时，痛苦与彷徨间最容易产生的解脱念头就是求死。在北上的途中，文天祥多次寻机投水。待明白由于元军的严加防范，投水根本不可能，他又开始绝食。又由于元军看守采取强行灌食的办法，文天祥八日不食仍未能死成。让押解人员松了一口气的是，从第九天开始，文天祥竟自行恢复进食了。对这一转变，人们的理解自然不会是文天祥受不了艰难求死的痛苦，和他所经历的种种磨难相比，这根本算不了什么，而惟一合理的解释是，他又重新找到了生命的寄托。
自先秦以降，中国士人阶层的人生价值取向基本上是在立德、立功、立言三个层面上盘旋。而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其侧重又有所不同。赵宋革五代之乱而建，而唐末五代以来颓废的士风、败坏的道德给继之而起的宋朝提出了整饬封建伦常、恢复社会秩序、重建儒家道德理性的历史任务。因此，从建国之初起，皇帝和士人阶层自身都把道德建设放在了相当重要的位置。在复兴儒学和重整伦常的时代氛围中，宋代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取向也从整体上发生了转变，即从汉唐士人对功名的追求转向对道德主体精神的弘扬，立德上升为人生价值的首位。这一点对我们理解文天祥此后的行为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在国家危亡之际，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只能是糊涂虫的救国良方，所以文天祥从戎起兵；而国家灭亡之后，文天祥作为丞相的职责客观上已不复存在，经过短暂的茫然状态，对道德名节的追求便迅速地成了他新的精神支柱。
即便到了这一步，文天祥仍然面临着两个选择：一是以殉国的名义自杀，这是很多人采取的办法，相对也比较简单；二是活着抗争到底。实际上，这都是极具挑战和风险的道路，因为未来会发生什么是谁也无法预料的。似乎和许多杰出的人物喜欢通过艰难的途径以证明自己一样，文天祥选择了后者。因为一直被关在船上，其实，文天祥并不知道在押解途中所到之处都贴了汉族儒生写给自己的"生祭文"。他们想要一个他们心目中的文丞相，但又担心到了北方以后文天祥万一架不住元人的威逼利诱，所以就想通过这种方式来敦促文天祥自杀。文天祥的最终表现自然是令他们满意的，但单有文天祥的一厢情愿还不会有兵马司土牢三年的生活。一簇耀眼的火花需要火石和火镰的有力摩擦，文天祥就是火石，火镰的角色则要由元世祖忽必烈来扮演。这两个人可以说是两种不同意义上的英雄。文天祥在道德上的贡献最终上升为中华民族精神肌体的一颗沉郁而坚强、悲壮而慷慨的细胞；而忽必烈在功业上的建树则使中国的版图达到空前绝后的规模，此后八百年里的中国再也没能像在他手里那样让整个世界都为之战栗。
作为一个蒙古勇士，忽必烈有着壮硕的躯体、饱满的面庞和浓密的胡须。广阔的草原给了他豪迈的性格和豁达的胸襟，对忠贞之士有着天然的敬意和亲近感。作为一代霸主，忽必烈没有唐玄宗的文采风华，也没有清圣祖的满腹诗书。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类似于那些出身低贱的汉族君主，善于延揽人才，待之以诚，用之以信，不吝高官厚禄是他成功的秘诀，他很早就留心结交甚至强请汉族士人。《元史·世祖纪》说他"思大有为于天下，延藩府旧臣及四方文学之士，问以治道"。《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康公》引徐世隆《王鄂墓碑》也说他"闻唐太宗为秦王时，广延四方文学之士讲论治道，终致太平，喜而慕焉"。在和宋朝逐鹿的过程中，他更加明白了可以武力得天下不能以武力治天下的道理。他的铁骑可以轻易踏平一座城市却不能让它繁荣富庶，他的天威可以让无数的南人恐惧却不能让他们忠心臣服。他需要一个配得上他的大帝国和他这个大皇帝的左膀右臂。于是，在一次出巡中，忽必烈忽然问群臣曰："南北宰相孰贤?"群臣皆曰："北人莫如耶律楚材，南人莫如文天祥。"〔6〕群臣的回答其实也是元世祖自己的判断。他下决心要把文天祥收为己用，甚至乐观地认为，就像那些在南宋受尽窝囊气的文臣武将一到了自己手下就立刻生龙活虎起来一样，文天祥也会很快成为自己的耶律楚材。
在忽必烈的安排下，元朝先后有五次对文天祥的劝降活动(不包括书信方式)。第一次的创意是最失败的，忽必烈竟然派去了在临安被围时投降的留梦炎。留梦炎的经历和文天祥有点相似，都是状元宰相，忽必烈正是据此以为他们俩应该比较有共同语言。岂料文天祥对这等忘恩负义的软骨贼最是痛恨不过，留梦炎此行只能是自取其辱。第二个被派去的是已废的宋恭帝，忽必烈觉得既然文天祥对大宋那么忠心，宋恭帝的话他总该会听。殊不知文天祥所忠于的乃是小皇帝所代表的大宋而非那个小孩子本身，他明白元朝的用意，则采取了另一种应对策略：一见恭帝，就伏地痛哭，乞求圣驾南归重整河山。九岁的小皇帝懂什么?看到这阵势，自己也跟着哭起来，来前大人教的话早已忘光了。第三和第四次被派去的是阿合马和孛罗。这两个人其实是不愿意去的，他们带着胜利者的姿态想去羞辱文天祥一番，结果在娴于辞令的文天祥那里自然又是讨了个没趣。接下来被派遣的是文天祥的亲弟弟文璧。文天祥的回答是一首诗《闻季万至》，其中有"弟兄一囚一乘马，同父同母不同天"之语。文璧在宋亡之后为保百姓而降无可厚非，文天祥对他并没有过多地责备，他让弟弟带走自己已经整理好的诗文稿，还和弟弟商议把弟弟的一个儿子过继到自己的名下以继承香火，因为亲儿子都在战乱中夭亡了，这样也算对祖宗有了个交待。
每一次劝降，对文天祥而言，都是一场斗争，无论是同敌人斗智斗勇，还是面对亲人道义与情感的冲突。五次，总数不算少，但平均分到三年里也不过半年一次，然更多的时间，文天祥都是与那间土牢为伴。关于这间牢房，文在他的《〈正气歌〉小序》里有详细的记述："室广八尺，深可四寻，单扉低小……雨潦四集，浮动床几……或毁尸，或腐鼠，恶气杂出……"要说文天祥在那样的环境下凭着信仰丝毫不以为苦那简直是非人之言，痛苦和孤独才是正常的。文学是苦闷最美好最优雅的发泄途径，所以文天祥把所有的空余时间都用来整理旧稿，并不断创作新的作品。他回忆自己成功和失败的经历，怀念死去的亲人、战友和随从，用诗来记叙、评论、悼念、呼号和高歌。这种方式同时客观上也作为一种心理上的自我暗示，促使文天祥矢志不渝地这样坚持下去。
然而外面的环境渐渐起了变化。伯颜、张弘范先后去世，元朝朝中再也没有对文天祥既赏识又尊重的重臣了，而这个时候当丞相的又是文天祥在江西曾经大败的麦术丁。《宋史》载："至元十九年，有闽僧言土星犯帝坐，疑有变。未几，中山有狂人自称'宋主'，有兵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匿名书，言某日烧蓑城苇，率两翼兵为乱，丞相可无忧。"不管真假，反正忽必烈手上是有了一大堆奏请杀文天祥的奏折，他也到了该做出选择的时候了。三年里与文天祥间接的多次交锋，使他明白了文天祥"如虎兕在柙，百计驯之，终不可得"〔7〕，清楚自己对文天祥的看重早已引起了那些主动投降的南官和部分北人的不满。然而，忽必烈仍然心有未甘，在这一年的腊月初八决定亲自出马作最后的尝试。
这是两个人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会面。文天祥并没有因为忽必烈的召见而感动，他以外臣之礼长揖不跪，对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谢。最后，忽必烈问："汝何愿?"文天祥对曰："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事二姓?愿赐之一死足矣。"〔8〕忽必烈无语。
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如释重负，他的使命和牢狱生活都快要结束了。他从容地写了两首绝命诗交给三年来照顾自己的张千载(毅夫)。张千载是文天祥的早年同窗，在文天祥富贵时邀而不至，却在文天祥押解途中自请随行，三年里一直照料文的饮食起居。接着文天祥又写了一篇《衣带赞》，藏于腰带间。
第二天，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处斩。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此时反悔还可以当丞相，文天祥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已经做完了。遂被斩。数日后，文天祥的妻子欧阳氏前来收尸，在文天祥衣带中发现了那篇《衣带赞》。其词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死后，宋朝真的是亡了。
注释：
〔1〕〔5〕〔7〕〔8〕《宋史·文天祥传》。
〔2〕《集英殿赐进士及第恭谢诗》。
〔3〕《宜斋野乘·状元词误》。
〔4〕王铚：《默记·归田录》。
学术上多元是好事，益处远胜于舆论一律。不论赞还是骂，都有利无害。别的不说，在两宋统治的几百年里，仅没有大的文字狱这一项宋朝就很可爱。据说在皇宫的一个秘殿里面，太祖皇帝有三条遗训刻在碑上，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害士大夫，上书言事者无罪。在封建时代，这一条太了不起了。有人说宋朝是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这一点是起了绝对作用的。假如写几句诗作一篇文章，就要遭受“阴谋造反”或是对朝廷“大不敬”的指责，谁会舍命侍弄诗词研究学问?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三项发明始于宋代，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充裕的物质生活不可小觑。再看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汴京的生气扑面而来，感到宋朝的汴京比现在一些城市还发达，只是没有汽车、霓虹灯之类。史家说，北宋时期汴梁的人口已超过百万，堪称世界之最。此言不虚。陈寅恪先生对宋朝的评价很高：“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
记得在一次某书发行会上，大部分时间由一位先生高谈阔论，他强调宋朝经济“落后”，这当然是无知之说。其实，宋朝确是当时世界上经济和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古代的人口统计数字不可信，按今人估计，唐朝极盛时的人口约八千万，而宋朝约有一亿。在古代手工生产时代，人口多，就意味着经济总量大。宋朝经济比唐朝有显著增长。中国传统所谓精耕细作，其实主要开始于宋代，表现为南方稻的亩产量有了提高，并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了稻麦两熟制。古代当然不可能有经济总量的数字。但也有一些可作明显对比的数字。唐朝供应京城的漕运粮额，往往是几十万唐石，水运和陆运最多达250万唐石。北宋的漕运额最多达800万宋石，一般定额为600万宋石。(按:宋石容量还大于唐石)唐玄宗天宝年间，铜钱产量为32.7万贯，而北宋一般年产量为100万至300万贯，而最高记录为506万贯。
不过，宋仁宗既非只爱江山不爱美人的冷酷皇帝，也并非爱江山更爱美人的荒淫皇帝。就算他对张贵妃再怎么宠爱，可一旦牵涉江山社稷、官员任免的大事，宋仁宗还是很有分寸的。
张贵妃出身寒微，在宫中难免受人歧视，于是总盘算着拉自己娘家人一把。张贵妃的父亲和兄弟都不够争气，或者早丧或者无能，只有伯父张尧佐还算争气，虽然关系疏远了一点，但毕竟是娘家人。张尧佐担任地方官多年，名声还不错，被顺利调到中央。可是担任什么官职好呢?张贵妃看中了“宣徽使”一职。这是皇城各衙门的最高负责人，是皇帝的大总管，权力极大，油水多多，一般都是由国防部副部长(枢密副使)兼任。
可是，张贵妃枕头风吹了很多遍，宋仁宗总是迟迟没有动作。张贵妃每天都哭哭啼啼，宋仁宗招架不住，答应试一试。临出门，张贵妃拍拍宋仁宗的肩，说：“官家今天可不要忘了提宣徽使的事啊。”宋仁宗连连说：“得了得了。”很是无奈。宋仁宗上朝后宣布这项任命，可是包拯极力反对，说话慷慨激昂，唾沫都喷到皇帝脸上了。皇帝很无奈，只好放弃。
这个故事一般被认为表现了包拯的刚直敢谏和宋仁宗的仁慈虚心，可是原文后面还有一段奇怪的文字：“温成(张贵妃)遣小黄门次第探伺，知拯犯颜切直，迎拜谢过，帝举袖拭面……”按照常理，一个人被人把唾沫喷到脸上后，会在第一时间擦去，可是宋仁宗没有。他不但没有在朝堂上立刻擦去，就算是在散朝之后也没有擦去，而是一直从朝堂退出，走到后官，来到张贵妃面前，才“举袖拭面”。
很明显，他在施展“苦肉计”。
宋仁宗就是要告诉张贵妃，不是我不把你放在心上，而是阻力实在太大，看看，我都被人吐口水了，绝对不是骗人，有口水为证。他还借题发挥，说：“中丞向前说话，直唾我面。汝只管要宣徽使、宣徽使，汝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言下之意，我这么受辱，完全是为了你啊!
果然，看到宋仁宗为自己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明明他并没替自己办成事，可张贵妃不但没有责备他，反而主动迎上前去向他道歉。面对大声嚷嚷、一脸愤然的宋仁宗，张贵妃小心翼翼，很久都不再提给家人封官的事情了。
张贵妃身为大宋帝国的第二夫人，自然少不了人来巴结。宋仁宗富有天下，他的宠妃自然也啥都不缺。大臣王拱辰(李清照的曾外公)因为反对庆历新政，刻意打压苏舜钦和范仲淹，被宋仁宗贬到地方担任知州去了。他想调回京城，便千方百计搜罗了一个定州红瓷器献给张贵妃。定州瓷本就是宋瓷中的珍品，红瓷更是定州瓷中罕见的变种，据说颜色犹如朱砂，晶莹剔透又如美玉。
张贵妃见到后爱不释手，但知道宋仁宗不喜欢后妃和大臣来往、干预朝政，只是偷偷赏玩。有一天宋仁宗突然到来，张贵妃来不及藏好定州红瓷，被宋仁宗发现了。宋仁宗一看大怒，生气地问：“安得此物?”张贵妃看到仁宗大怒，也不敢隐瞒，供出了王拱辰。宋仁宗更怒：叫你不要收人家的礼物，你怎么就是不听!他不但是嘴上说说，还抄起柱斧(宋朝皇帝经常拿在手上的一种装饰品，类似玉如意)，一下子把珍贵的瓷器砸碎了。张贵妃一脸愧色，连忙下跪请罪。王拱辰自然也没有被调回。
可是，就算张贵妃宣扬自己绝不收礼，还是有许多人想破脑袋用各种方法表达自己的“心意”。出身名门、位高权重的名臣文彦博也不能免俗。张贵妃的父亲和文彦博的父亲早年相识，文彦博想借张贵妃之力拜相，就费尽心思找了一匹珍稀的用金线编织的蜀地灯笼锦献给张贵妃。张贵妃大喜，做成一件华丽的礼服，并在上元佳节宫廷大宴时穿上，一时艳惊四座，连宋仁宗都频频注目。可是，当宋仁宗听说这匹灯笼锦是文彦博所献后，就算宴会上人多嘴杂，易惹是非，宋仁宗还是顿时沉下脸来，给了张贵妃一个大大的难堪。
不过，宋仁宗还是很注意分寸的，要让自己心爱的女人斩断和所有人的人情往来，不大现实，也没有必要。王拱辰献上定州红瓷，宋仁宗一斧砸掉;文彦博献上灯笼锦，宋仁宗只是给点儿脸色。关键在于，王拱辰是因为反对朝廷新法、且恶意陷害朝臣而被贬的，这种人绝对不能轻易赦免，所以宋仁宗态度强硬，而文彦博和张贵妃毕竟算是世交，互相有点人情往来，也不是不可以。只是一个是后妃，一个是朝廷重臣，并且是呼声很高、即将拜相的朝廷重臣，两人一旦勾结，很有可能操纵朝政，所以宋仁宗必须防患于未然。于是，按照正常程序，宋仁宗仍然任命文彦博为宰相，但当御史提出，文宰相曾经献给张贵妃灯笼锦时，宋仁宗趁机发难，将文彦博罢相，以警醒自己的女人们。为了安抚贵妃，那个提出弹劾的御史随后也被罢官，算是平衡。
当然，如果宋仁宗只是一味强硬，总是使用家庭暴力，动手脚、甩脸子，那也算不得艺术。他在处理江山和美人的关系时，还注意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当时的大宋宫廷，常常是国家流行时尚的发源地，宫中发生的大小事务不但关系到大宋的政治、军事，还关系到大宋的经济、生活。像金橘，本是江西的特产，因为出产地太偏远，开封府的许多人都不认识，可是有一次江西的官员献上金橘，张贵妃一吃就爱上了这口，于是京城都流行吃金橘了，金橘价格一下暴涨几十倍。
岳飞是个孝子。《宋史?岳飞传》说，“飞至孝，母留河北，遣人求访，迎归。母有痼疾，药饵必亲。母卒，水浆不入口者三日”。宋高宗同样是一个孝子，他虽然没有赵宋王朝的老祖宗宋太祖那种开国皇帝的雄才大略，却继承了他“孝母”的传统，而且，高宗之孝母，比起宋太祖，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靖康之难”中，赵构的生母韦贤妃，跟着徽、钦二帝与郑、朱二后，被金军强虏至北国。高宗即位不久，就尊韦贤妃为“宣和皇后”。几年后，又接受翰林学士朱震的建议，遥尊韦贤妃为“皇太后”。他预先为母后修建了慈宁宫，每逢韦氏的生日，以及每年的冬至、夏至和每月的初一，都要向远在异国他乡的母亲遥行贺礼。
绍兴元年，钦宗的朱皇后和徽宗的郑皇后先后被折磨致死。绍兴五年，徽宗死在五国城(今吉林省扶余县境内)囚牢的草铺上。两年后，身在临安(今杭州市)的高宗才得知徽宗和郑皇后的死讯。赵构既为父亲和郑皇后之死而痛哭，又更加担忧生母宣和皇后的命运。就在岳家军与金兵作战连获胜利之机，赵构却向金国屈己求和。他顾忌的是“宣和皇后年岁已高，哪堪忍受金人的虐待”。
为了彻底求和，尽快解救远在北国的母亲，宋高宗解除了岳飞的兵权。并派魏良臣赴金国，提出议和。绍兴十一年十一月，金国派萧毅、邢具瞻为审议使，随魏良臣回南宋。宋高宗对金使说：“朕有天下，而养不及亲，徽宗无及矣。今立信誓，明言归我太后，朕不耻和。”金使回国之后，赵构又派遣何铸、曹勋二人再次求和。临行前，赵构叮嘱二人，希望他们见到金主以后，求告金主：“慈亲之在上国，老人耳，在本国所系甚众。以至诚说之，庶彼有感。”
金国最终答应了赵构，但却提出了四个条件：对金奉表称臣;年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割唐、邓、商、秦四州;杀死抗金主帅岳飞。赵构一一允诺，并于绍兴十一年十二月末除夕夜，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了岳飞与其子岳云。
绍兴十二年夏，分别了十多年的母子终于重逢。《宋史》说“帝初见太后，喜极而泣。”韦太后回来后，高宗经常在慈宁宫陪伴她，有时很晚了还不走。为了母亲安宁长寿，高宗特地告诫随侍宫人：“太后年已六十，惟优游无事，起居适意，即寿考康宁;事有所阙，慎毋令太后知，第来白朕。”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孝顺的岳飞谨遵母亲教诲，出生入死，保家卫国。当秦桧遣使捉拿岳飞父子时，“飞裂裳以背示铸，有‘精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这就是“岳母刺字”的典故。而宋高宗为了迎回在敌国受苦的母亲，却对左右大臣振振有辞，“金人若从朕请，余皆非所问也”。
常言道“忠孝不能两全”，这话是对臣子们说的。作为封建帝王，他只需要“孝”而不用考虑“忠”。因为国家是他的，臣民也是他的，为了个人利益，他爱怎么折腾都行。
一、宋代高型家具的传承起源
在宋朝以前的人们起居方式分为垂足坐以及席地坐两种类型, 根据生活的习惯设计合时宜的家具类型, 在此家具的款式也是分为两种类型, 分别是低矮型家具以及高宽型家具。前者主要流行于秦汉时期, 因为当时人们更喜欢席地坐的生活状态, 家具中的漆案漆几, 席子随品需要体现出这样的生活特征。到汉末晋初时期, 由于少数民族登上历史舞台, 所以高宽型的胡床坐具推广开来, 也影响着汉族人的生活习惯, 但是未成主流。
隋唐五代时期, 不断地发展着高型家具, 其中高型床榻成为起居的重要生活构成。这一时期内体现出由低走高的发展趋势, 并且吸纳传统建筑中大木梁架的构造过程。当时佛教在中原广泛推广, 佛家的建筑理念以及生活形式更加深远地影响着当时人们的生活理念和方式, 家具主要是体现出方形以及长方形两种特点, 这在考古时佛学壁画中可以找寻得到[1]1。尤其是五代时期, 这一阶段的家具工艺继承了隋唐的特点,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高型家具。也就是此时高型家具变成当时社会主导的家具, 其中上层贵族的青睐也是重要的推动力。在《重屏会棋图》的作品中, 其中的桌椅凳榻都变成了垂足坐的高足形式。五代时期家具由低到高发展中最终确立了宋朝的高型高足家具的工艺特点, 这一时期也是高低型家具并存的时代。直到宋代, 随着高型家具结构和材料工艺的日趋成熟, 高型家具才作为一种主流家具完全普及。
二、宋代家具工艺及成就
1.结构工艺。宋朝高型家具的工艺特点体现在典雅秀挺、结构精准、纹理细致等。在加工和制作的环节中, 以家具壶门结构作为基础结构, 改变原有结构构件组合的方式, 选用的是整体框架结构形式, 在具体的构建组合中选择两种方式进行处理, 分别是榫卯以及攒边的做法。这种方式的运用有着三个优点体现, 首先是可以控制材料的尺度和组合的方式, 其次是能够起到加固的效果, 最后就是能够达到整体装饰的效果。当时在制作家具时考量人体的比例结构以及入座的情况, 并对此进行精细的构造和纹理的处理。简而言之, 能够体现出外观的美感以及发挥出更佳实际使用效果。宋朝家具在制作时, 有一个重要的应用工艺体现在榫卯的操作中。下面分析一下其概念释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榫头是接触部位突出的部分, 卯眼正好与之相对应。它们形成固定结构方式, 是木质家具制作中最常用的连接方式。如果按照处理手法进行分析, 可以划分为三种形式, 分别是明榫、暗榫以及出头榫。其中出现最早的是出头榫, 具有大木梁架的结构工艺, 耗材量大并且工艺粗糙。明榫是有着相应的改进做法, 其平行的状态可以在外观中显见榫头, 使用方便、易于修理、稳定性高, 但劣势是体现在外观美感不足。暗榫则对明榫进行技术改进, 也是产生于明末清初, 但是相应的问题体现在耐久性和稳定性差一些。明榫是宋朝家具制作的主流模式, 在南宋《征人晓发图》和《盘车图》中发现桌凳采用榫卯模式, 在山西高平开化寺壁画中见四卯榫眼长凳, 在《清明上河图》中发现很多具有卯榫结构的家具[2]3。宋代工匠在原有卯榫结构的工艺基础上, 又创造夹头榫的构造。其操作方法是在四腿上端开口中放置横木, 并通过上面的牙条和牙头进行稳定的嵌面操作, 达到稳定和正面使用不产生横枨的效果。其在很多绘画艺术作品中均有体现, 譬如南宗的《蚕织图》、《村童闹学图》以及《女孝经图》中桌子均采用夹头榫的方式, 并且没设横枨。明朝在夹头榫的基础上发明插肩榫, 能够充分地融合美学和实际功能。在宋朝家具制作的环节中, 有一个常见的工艺是体现在攒框装板技术, 是用于桌椅面、门窗等制作。常会以四面作为框架结构, 并在中心嵌入板心, 在家具的四边上采用多样化的铆合方式。通过这种形式的运作, 既可以达到理想的使用效果, 同时也不会因为板材过薄而在使用中产生断裂的情况。通过不断的尝试以及技术发展, 使得其制作工艺以及制作手法更加的娴熟, 造型多变。这对于高型家具的制作和普及提供了充足的理论基础, 同时也彻底地影响和改变宋朝人使用家具的习惯。宋代家具广泛使用卯榫结构使得家具变得稳固、方便、精巧, 也体现出宋朝家具典雅清新的内涵。
2.制材工艺。由于宋朝距今已有千年的历史, 而当时家具制作没有考虑到防腐等细节的处理。所以由于年代久远, 出土的家具很难保留并提供出完善的具体形象资料, 客观上会加大研究的难度。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更新的发现, 让研究者可以对宋朝家具材料进行深入的了解, 它主要是以木材为主要材料, 常常是就地选材。应用最广的是杨、桐、榆、柏等树种, 其中比较上乘的有楠木以及花梨木等, 也可以选择藤蔓植物[3]4。宋朝家具使用最多的材料即是杨木, 主要是其广泛生殖, 木质细腻, 便于加工, 也符合就地取材的加工特点, 主要应用于箱盒、架格以及屏风的制作。在北方还多有榆木, 它的特点是韧性好并且材质坚硬, 常常是用于家具连接处的使用。家具制作材料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材料树种, 这就是楠木。它主要是生在南方, 更适合于南宋家具的制作, 有着广泛性的群众基础。正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影响, 所以造就独特的楠木材质, 表现在质地硬实、纹理细腻, 所以成为高档的材料, 多见于皇宫以及上层社会的使用。还有一个方面体现在竹草藤的使用, 分布广、易获取, 在当时的很多绘画艺术作品中均有体现。
3.髹漆工艺。在宋代的时期家具制作中髹漆应用非常普遍, 技术也相当成熟, 可以看作是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进步。它是在原有的漆艺技术上进行具有革新意义的开拓, 当时相关的支撑技术发展也是非常先进的, 所以它在宋代时期达到巅峰, 也为后代的发展提供良好的技术保障。当时相关工艺在漆器的使用中非常常见, 同样也是应用到家具的打造环节中。在南宋的《蕉荫击球图》中有黑漆装饰的案面, 在《绣栊晓镜图》中出现黑漆的长案, 在《秋庭婴戏图》中有此种技术的坐墩, 在《小庭婴戏图》中有黑漆的方凳,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了解到宋代家具的髹漆技术发展成熟且应用广泛[4]7。
4.装饰工艺。 (1) 纹样装饰。家居生活离不开装饰的效果, 主要是起到美学的点缀效果, 也会有着实际功用的展示。譬如起到连接、支撑等作用。在古代, 尤其是宋代家具的制作环节中, 通常采用的方式体现出在两个内容, 首先是通过此种方式达到装饰美饰的效果, 其次是达到纹理融合以及起到画龙点睛的效果。此外, 宋朝家具更注重其中的朴质美感, 并且在当时此方面的研究以及应用达到技术发展的巅峰, 体现出简单的艺术美感, 注重细节以及切实的生活感受。在考量家具纹样装饰中,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是体现在云纹。宋代家具中的另一纹样工艺特点是在腿脚的装饰, 融入很多具有象征意义以及吉祥祝福的图案。譬如辽宁朝阳墓室壁画上的方桌中所展现出的如意型装饰。除此之外, 还有很多的装饰花样图案可以选择, 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2) 软装饰。在宋朝的《颜氏家藏展牍二曹禾书》中有相关的介绍, 如“……敢借桌围二条, 椅披、坐褥各二。”通过它的描述可以了解得到, 当时宋朝椅披属于新兴的家具工艺, 能够显著提升使用的舒适度以及观赏的美感特性, 从某种角度进行分析, 它将会产生革新的推动作用。譬如南中的《宋仁宗皇后像》、《折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均能够体现出椅披的装饰效果。在浙江省宁波市所辖的东钱湖畔中发掘出南宋初年仿木石质背靠椅, 并在河南省的方城盐店村出土了北宋强式墓地的陶椅。
在《孝经图》中出现精美图案的椅披, 同时这种装饰的效果也是体现在其他的宋代家具中, 譬如桌案、鼓凳以及绣墩等。具体的应用在称呼上是有着显著的区别, 但是在实际的效果中确实有着共性的体现[5]2。我国两宋时期, 是我国经济发达的巅峰朝代, 其中也包含着发达的文化以及儒学的广泛影响。这一历史时期宋朝家具的工艺与以前朝代相比较, 有着更大的差异化体现, 其工艺日趋成熟和完善。由原先低矮型家具向高型家具转变, 同时也在具体的工艺中有突破, 包括榫卯结构的应用以及材料的选择等, 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注重其中装饰工艺的优化以及艺术美感的达成。宋朝家具体现出其典雅质朴的特征, 在注重美学效果的同时也深入考量使用的效能, 例如椅披、坐褥的使用以提高舒适性。宋朝是古典家具晚期时代, 所以它的发展体现出承上启下的过渡效果, 并深远地影响着后续家具工艺和技术的发展。
摘要：宋朝时为中国古典家具末期, 此时的家具工艺得到飞速发展, 形成凳桌为核心的家具装饰格局, 表现出“垂足而坐”的生活习惯。本文就宋朝家具在结构、装饰、制材及髹漆上的工艺及成就进行阐述。
关键词：古典家具,家具工艺,制材工艺,髹漆工艺
参考文献
[1]李德喜, 陈善钰.中国古典家具[M].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8.
[2]邵晓峰.宋代家具与后世家具设计[J].家具, 2010 (3) .
[3]邵晓峰, 陶小军.《宋代帝后像》中的皇室家具研究[J].艺术百家, 2008 (4) .
[4]邵晓峰.《清明上河图》与宋代市井家具研究[J].室内设计与装修, 2005 (7) .
宋朝的城管真的也是这般凶悍吗？
士兵客串城管
延安城管双脚跳踩商贩脑袋一幕，把城管这个职业再度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尤其是披露这名城管是临时工后。
其实，“临时工”并非当地政府推卸责任，在这些年政府“简编定岗”的背景下，编制有限，政府部门大量工作往往依靠雇员来完成，临时工问题不仅仅关乎官德，更多则是用人制度问题。古代公务员数量控制得更厉害，因此古代的“城管”，基本上都是临时工，宋朝甚至还让士兵客串城管工作。
当然，城管早在宋朝前就出现了。这个职业的出现，前提当然是先有城市。《庄子·知北游》中有记载：“正获之问于监市履狶也，每下愈况。”这里面说的“监市”，即市场的监管者，类似今天的城管。可见，在庄子那个时代，已有繁华的城市，自然也有了口碑不太好的城管。
古代监市的成员都是临时工，根据当地官员的意愿或根据政治形势随时从民间挑选人员组建和解散，组建期间监市的薪水由衙门发放。从理论上讲，监市可以来自各行各业，但古代分工明确，农民被绑在土地上，商贩忙于生计，官员高高在上，所以做监市的，基本上都是街头闲汉、恶少，因此从来源上讲，古代城管队伍一开始就面临着人员素质的问题。
到了唐朝，城市化进程大大加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万国来朝，贸易发达，城管的工作更显重要了。《旧唐书》中记载：“监市践于衙，理市治序。”“践于衙”是指属于衙门管，比衙门官吏的社会地位要低一些，他们的任务就是“理市治商”。
北宋初期，战乱未起，城市商业更加发达，《清明上河图》即是最好见证。城管的工作更繁忙了，政府专门成立了城管大队，叫“街道司”，工作是维持城市街道的卫生、整修与日常秩序，当然也要管理违章搭建、占道经营的商贩。据考证，“街道司”的成员一度由士兵担任，史载汴梁城中，就有500士兵组成的城管大队。他们比起唐代的监市，明显更有战斗力，遇到类似牛二这样的流氓无赖，也可制伏。
古代城管名称不一，来源多样，到了官僚制度相当稳定的明清两朝，城管多由“胥吏”担任。“胥”“吏”原本有不同分工，“吏”的地位比“胥”稍高。现在看来，“胥”是当地官员自行聘用的固定差役、彻头彻尾的临时工，大多由破落户、无赖儿甚至地头蛇之类充任，有点类似于当下一些地方的“保安队”。因为“胥”“吏”两者都是指代官府的各类办事人员和差役，后世遂将胥、吏并称。
后人研究，古代中国官场其实深受胥吏之害，当时的行政管理其实是由胥吏这种身处官僚体系基层的人员所操纵。他们一方面惯于使用欺骗、蒙蔽、行诈、勾结等技巧，选择性地执行分派给他们的任务，在包括城管在内各种“联系群众”的工作中欺压百姓、敲诈勒索。另一方面，他们又精熟行政细节和运作程序，遂能够蒙蔽、妨碍、误导，甚至胁迫比他们更具声望的上司，可谓欺上瞒下。
胥吏在历史上有恶名，跟他们临时工的地位不可分，实际也是明清官僚体制弊端的一个折射——如果像宋朝那样由士兵来客串，或许形象还会好一些。
宋代的城管很忙碌
宋代名臣宗泽以临终前三呼“渡河”而留名青史，实际上他是个文武双全的人，史料上记载过他管理物价的故事。《春渚纪闻》曾记述，宗泽在汴京任官时，“物价腾贵，至有十倍於前者”。他便派厨师暗访饼市，发现一个饼估价仅六钱，市价却要二十钱。宗泽大怒，严令卖家不得超过八钱，敢抬价者杀无赦，结果集市物价应声大跌。
在宋朝，像宗泽这样的城市管理者，在非战争年代，主要职能不是招商引资，而是维护市场秩序、城市安全等等，也就是说，城管是当时政府的主要工作内容。据考证，宋代城管的职能相当多，类似于集纳今天的警察、环卫工、税务员、消防员、物价检察员、工商执法人员……反正一上街，大小事等均得管。他们当然也得管占道经营什么的，但绝非他们工作的重点，他们更多是综合执法。
宋代城管执法，是有法可依的。
《宋刑统》规定：“诸侵街巷阡陌者，杖七十”，也就是说，对占道经营的，打七十棍，这是相当厉害的处罚了。对乱倒垃圾、影响环境卫生也有规定：“其有穿穴垣墙以出秽污之物于街巷，杖六十。直出水者无罪。主司不禁与同罪。”把尿屎垃圾弄到街上，影响了公共卫生，不只当事人倒霉，连“城管队长”都跟着挨杖打。
古代的城管立法也很有些历史，宋之前的唐朝，《唐律》规定，凡侵占大街小道、栽种植物者，都要处以仗笞之刑，还得恢复侵占前的原貌。而对扰乱城市秩序者，处罚更严厉：“诸在市及人众中，故相惊动、令扰乱者，杖八十；以故伤人，减故杀伤一等；因失财物者，坐赃论。”可以看出，宋代城管法延续了部分唐代城管法。
当然，古代城管法最狠的是明代，《明会典》除了规定占道经营、乱丢垃圾进行严厉处罚外，就连随地大小便，被抓住了，也可能“枷号一个月发落”，戴上刑具，在街头示众一个月。
“面子”与“肚子”如何平衡
唐、宋城市化进程很快，但跟唐朝不同的是，宋朝是一个市民社会蓬勃发展的黄金年代。唐朝实行严格的坊市制，老百姓要想破墙开店，那是坚决不允许的。但北宋的首都汴梁，坊墙已被推倒，坊市制瓦解了，人们沿河设市，临街开铺，到处都是繁华而杂乱的商业街，官民杂处，商民混居。“夜禁”也被突破，“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一种更富有商业气息与市民气味的城市生活方式，在宋朝首都兴起。
当然，这种转变有个过程，北宋初年，商人们破墙开店也是被禁止的，那时城管的重要工作是拆迁违建，但蓬勃发展的商业态势无法逆转，而且能给政府带来可观税收，于是政府以人为本，对自发生长的市民社会、商品经济妥协了。
宋朝是一个重商社会，商人地位较之历史上各朝各代，上升较多，一些做小本买卖的，日子过得还算不错，比如《水浒传》中武大郎，靠沿街卖饼，也能养活自己与一个漂亮老婆。
应该说，宋朝的城市管理者，寻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既能保护市民社会的繁荣，又能维护城市的秩序。占道经营是古往今来的城市管理痼疾，宋朝的政府部门在街道两旁测量距离，竖立“表木”，作为禁止“侵街”的红线。红线之内，允许设摊、开店，但不得侵出红线之外。这个规定在《清明上河图》中还可看到：虹桥两头，就立有四根“表木”，桥上两边，小商贩开设的摊位，都在“表木”的连线之内，中间留出通行的过道。这样，既照顾了商贩的生计，也不致妨碍公共交通，这样在城市“面子”与老百姓的“肚子”中，找到了平衡。
更重要的是，宋朝皇帝很务实，不会让下属搞文明城区评选，更不会把街面整洁、小贩禁绝作为评选标准，而下属们也不会在领导出来的时候，像今天一些地方搞些“遮羞墙”什么的。
史载，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车驾行幸”，尽管当时街道狭窄，仁宗却没有下令封路，更没让人拓宽街道，而是简化了仪式，“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在等级森严的皇权时代，这确实是一个比较“凑合”的皇帝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宋代的城管，形象当然比今天的同行好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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