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市场读书笔记

政府与市场读书笔记（精选8篇）

政府与市场读书笔记 篇1

09建装20090701139陈阳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享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早在十年前就看过。最近看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一书时感觉到有必要再看一遍。于是利用课余时间再看了一遍。以前只作了笔记，但没有写出读出心得，结合以前的心得和重读的感悟，行文如下。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书名标题就意味着作者把政治秩序放在了第一位。“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P6-7因此，享氏书中主张秩序和权威至上，称之为权威主义并不为过。当然，书名《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实为现代化中的政治秩序。换言之，现代化导致到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变迁，而如何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确实本书着笔的重点。因此，本书所提倡的许多观点，对现代化中的发展中国家有极大的参考价值。在一般人看来，战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感受最大多是贫困、腐败、骚乱、政变，战乱，很多第三世界国家总是处在贫困与动荡的恶性循环中。如何找到根源，走出动荡不安的困境，实现政治发展，就是第三世界面临的现实课题。特别地，如果看书时每一个作者都带着自己国家的问题意识的话，几乎每个读者，都企图寻找自己国家政治发展的答案。这恰是本书读者广泛，并成为政治学经典的根源。

“政治**所以在20世纪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到处蔓延，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那里的现代化进程过快，其速度远远超过早期实现现人化的国家。欧洲和北美的现代化进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大体上来说，每次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或对付一种危机。但是，除了西方，世界其他地区在现代进程中，中央集权、民族融合、社会动员、以经济发展、政治参与与社会福利等，不是依次而至，而是同时发生。”P36

“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到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在缺少强有力和灵活的政治制度的情况下，这种参与的增加便意味着**和暴力。”P36-37

“政治上的首要问题就是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落后社会和经济变革。”P4

“对于一个政治参与水平低的国家来说，未来的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用以面对现代化和政治参与扩大的政治制度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组织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政党及政治党体系。”P33

3现代化导致大众的政治参与，而在一个传统制度衰败，新政治制度并没有制度化的发展中国家，大众的政治参与就滋生**。因为制度化水平低的国家，政治派别眼里并没有一成不变的规则，只有个人或集团利益，为实现各自利益，他们在政治上各自采用最强的手段：学生示威、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农民抗税、知识分子公开批评，但结果是政治无序化。所以，实现政治制度的制度化，有序地规范大众的政治参与，就是变化社会中实现政治秩序的关键。而且，享氏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变迁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颠覆了社会中人们的一些传统看法。

“贫困与落后，**与暴力，这两者之间的表面关系乃是一种假象。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现代性，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P32

“现代化之中的社会的**源泉很少是来自其最贫穷、最落后地区，而几乎总是发生在社会的最先进地区。政治越是变为城市化的政治，它就越加不稳定。”P57

“在一个暴力是政府的关键部分的社会里，政府民主化也意味着暴力普及化。”P189 “在大多数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真正革命阶级当然是中产阶级。引乃城市中反政府的主要力量源泉。”P239

“在中产阶级中各阶层中最倾向于反抗、暴力和革命的就是知识分子。”P239 “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P241

“从结果来看，迎合城市中产阶级的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迎合农民的改革则是革命的替代物。”P306

以上看法，都与人们看法相悖。如中产阶级，按以往理解，应是一个社会支柱。一个以中产阶级不断扩大，穷人和富人都较少的橄榄型社会才是最稳定，最长治久安的社会。同样，知识分子，以往理解为社会的良心，知识分子代表了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尽管知识分子与政府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疏离，但知识分子却并不是社会**之源。但照享氏理解，却未必如此。还有，农村、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都是日趋式微的，但照料享氏理解，农村、农民却是现代化之中国家的政治稳定的支柱。而城市却是国家动荡的风暴中心。而这些观点都影响到现代化之中国家进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和路径。

为实现政治有序化，就必须找到实现制度化的方式。所谓制度化，是组织和程序获得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程。而在现代化中的国家要实现制度化，关键就在于政党。

“政党的发展与现代政府的发展平行。传统政治制度越是能够适应现代政治的需要，政党的作用就越不明显。反过来说，在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中，政党在提供合法性和稳定性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传统社会制度的制度性遗产之间存在着反方向的变化关系。”P69

“政党组织着政治参与，政党体系影响到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P335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治体系，其稳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而政党强大与否又要视其制度化的群众支持的情况，其力量正好反映了这种支持的规模及制度化程度。”P341

“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有能力做到两条：第一条是通过体制本身扩大政治参与，从而达到先发制人并使紊乱或革命的政治活动无法展开。第二条是缓解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集团得以参与政治，使其不至于扰乱体制本身。这样，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体制就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制度化的组织程序。这样，一种政党制度的形成是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344

正是享氏把政治秩序摆在第一位，所以他对东欧、苏联共产党一党制的国家，也极为推崇。

“共产主义集权国家和西方自由国家一般都可以归入有效能的国家的范畴，而不属于衰微的政治体制。”P1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历史理论，列宁主义是一种政治发展理论。它涉及政治动员、政治制度化的方法和公共秩序的基石。”P280

也许正是对苏联政权共产党组织支配社会实现现代化模式的过于推崇，而苏联的解体，则使得享氏理论的解释框架显得不那么有说服力。当然，看享氏的书，并不是简单地给享氏挑刺来的，而带着中国问题的意识来的。因为享氏说

“一个传统的政治体制，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就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P14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权威的结构职能划分和合理化方面好似是最‘现代’的传统体系经常在适应更广泛的政治参与时所遇到的困难较大，而哪些在合理化和职能划分方面较差但制度却较为复杂和多元化的传统政治体制在之方面遇到的困难却较小。像中国和法国这样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君主制国家和诸如英国和日本这些多元化的封建体制相比，看起来更加现代化，但是后两者却比前两者更具适应性。”P66-67

自然，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政治秩序，就是一个十分现实问题。而苏联的解体为中国敲响了警钟。为什么苏共这个在享氏看来，有效实现政治秩序的方式，最终却土崩瓦解了呢。这里，沿着享氏的逻辑，结合本人的理解，也许可以找到一些线索。以列宁主义方式组建的政党之所以在现代化过程中实现国家政治稳定，就在政党曾具有强大的动员与组织社会的功能。正是政党的动员与组织，使现代化中的大众政治参与实现了有序化的规范。而这正是列宁式政党夺取政权的长处所在。但并不是该政党成为执政党后，保持政治稳定的根本。如果人们仔细观察苏共执政后职能变化，就会发现，苏共作为一个政党组织的功能实质已发生变化。执政前，政治动员和组织是其主要职能，执政后，随着政治领袖变身为政府官僚，苏共党的组织和动员功能式微，苏共整个政党开始官僚化，政党开始演变一个科层化的严密的官僚组织。这个组织最主要的功能，不在政治动员和组织，而在于政策制定和执行（即不是侧重于政治体系的政治输入方面，而是侧重于政治输出方面）。换言之，苏共党组织的功能由利益整合转变为利益垄断。自然，政党动员与组织功能衰退，随着时间推移，人民甚至于普遍党员及干部开始普遍选择对苏共党组织疏离。结果，苏联这个共产党执政的政治体系，实是一个政治输入通道堵塞，政治输出发达的官僚机器。而这个机器之所以维持了苏联近80年的政治稳定，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现代化的科层制度官僚机器支配人、支配社会所展现出来的复杂性和韧性所在。

政府与市场读书笔记 篇2

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在于培育市场主体, 让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不应当继续担当资源配置主体, 否则, 宏观调控就是政府自己调控自己。

因为我国地方政府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资源配置的主体, 实际上宏观调控扭曲为中央政府调控地方政府。房维中主任看了这篇文章后说, 还存在地方政府调控中央政府的问题, 为了完成各地大大高于中央的GDP增长指标, 国家发改委忙于调度煤电油运就是生动例证。2004年还处在“十五”时期, 而地方调控中央的问题在“十一五”期间也基本没有改变, 那么“十二五”时期是否应当下决心改变?

中央明确提出“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重大转型期,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是地方能否落实。各省“十二五”规划中GDP增长指标, 加权平均为10.5%, 比中央制定的7%高出50%。11个省市“十二五”期间GDP要翻番, 年度增长就要达到14%以上。如果把地市一级的指标统计一下, 肯定比省级的还要高很多。在地方普遍继续追求高增长、大投资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经济高速增长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 “十一五”、“十五”、“九五”就存在, 中央也早就提出了经济增长模式转变的问题, 但那时我们处在低收入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 在物资财富极度匮乏的情况下, 人们总是希望发展速度快一些, 诸多经济政策以及干部考核政策也是最大限度激励GDP增长的, 这在特定历史阶段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十二五”时期, 我们步入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的新的发展阶段, 瞻前顾后, 应当看到, 过多依靠投资、过多依靠出口、过多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的高速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了。资源约束凸显、环境破坏严重、社会矛盾激化, 我们为高增长付出了过大的成本, 许多问题已经到了临界点。因此, 无论从国际经验看还是从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实际问题看, 我们不能被低收入阶段的增长机制所锁定, 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

要突破原有的路径依赖, 就要分析前阶段鼓励高增长的体制机制在新阶段哪些需要改革或转变。一些学者认为, 前阶段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密码”是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 而我认为当前突出的问题恰恰是要合理界定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要求看, 在中央层面, 政企不分、条条分割的局面有了较大改变, 但在地方层面, 政企不分的局面依然严重存在, 块块分割的局面基本没有改变。一些学者早就提出, 地方政府的公司化倾向愈演愈烈, 块块分割的局面逐步演变为诸侯经济。书记、省市长率领企业家招商引资, 场面宏大, 蔚为壮观, 如果以前可能利大于弊, 那么今后难免弊大于利。至今地方政府在促进经济增长上表现出很强烈的路径依赖, 许多地方依然在层层下达GDP、投资、招商、项目等各种经济指标, 有的一直下达到街道, 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远远发挥不够。

政府与市场的定位是个老问题, “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怎样配合才好, 争论了上百年。这个问题能争论百年以上, 从一个侧面反映它常讲常新, 与时俱进。我们是在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等收入迈向高收入这一特定条件下、特定阶段中讨论这个问题的。如果拓宽视野, 可以看到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十分激烈。

2008年爆发二战后最大的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来, 国际国内不少学者分析认为欧美的市场经济模式要垮台, 至少不再有感召力了, 那么发展中国家学习谁呢?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 率先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阴影, 奥运会、世博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提高了我们的国际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 似乎提出中国模式顺理成章。国内举办的讨论中国模式的论坛, 那种恢复汉唐帝国万方朝拜、四海来贺的豪情使人感到特别振奋。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 回顾历史, 多少先贤呕心沥血、多少先烈前赴后继。立足于前辈打下的基础之上,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 经济总量超过日本, 国人有理由为此感到骄傲。但头脑过热就有问题。一些人主张“十二五”时期抓住机遇大干快上, 接着再干20年到30年, 其他问题等GDP总量超过美国再说。这样经济增长又成了第一要务了, 转变发展方式大约要等到下一代了。那么中国模式与欧美模式区别在哪里?一些经济学家论证中国经济奇迹的“密码”恰恰在于地方政府的竞争, 县域经济竞争, 这就又回到了政府与市场边界的界定问题。

我不赞成过早确立中国模式。我当然也满怀热忱地希望中国能为世界提供一个可供普遍借鉴的经济社会模式, 那样, 中国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就做出了更大的贡献。但现在就肯定中国模式为时尚早, 因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

不仅要看到资源环境的约束对中国前阶段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挑战, 更要重视社会结构滞后严重制约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当前面临的问题是经济总量极大增长、经济规模极大扩张, 而经济结构十分扭曲、社会关系十分紧张。在这种情况下, 过早肯定中国模式, 不利于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调整, 不利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问题很多, 最突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对此, 社会各界基本形成共识。“十二五”规划建议也浓墨重彩地强调了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提出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去年我写了一些文章论证政府在提高这两个比重中应发挥作用, 但在论述政府作用的同时, 我很担心出现用行政指标干预企业内部分配的问题。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赋予企业用人自主权, 包括确定企业职工工资的自主权。还要认识到,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 劳动报酬并不是单纯由雇主单方确定的, 劳动报酬与资本收益之间的关系也不仅受市场供求的影响, 需要建立劳资双方谈判机制。从这个角度看, 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演变为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能不能得到充分表达的问题。再进一步推论, 又演变为各类社会组织是否具有真实的维权自律行为, 社会不同群体之间是否在法律框架下建立了自律与自协调机制。

应当看到,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 我国出现了经济组织多样化的深刻社会变革, 计划经济的“单位人”日渐转变为市场经济的“社会人”。

适应这一变革, 政府逐步转变职能, 在社会事务管理中坚持依法行政, 大幅度减少了社会事业的行政审批事项, 大力培育社会组织、中介组织和城乡基层自治组织, 使之承担起一定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的社会功能, 社会管理的社会化取得了一定进展, 例如社会组织数量2008年已经发展到36万多个。当前社会组织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数量少, 而是质量差。其中绝大多数行政色彩浓厚, 缺乏应有的民间性、自治性、自愿性和自主性。本应代表不同阶层利益或独立协调社会事物的各类民间组织依然存在“官办、官管、官运作”的现象, 反映社情民意的表达渠道难以真正拓宽, 社会不同利益群体间的自律和自协调机制也难以真正建立, 必然造成政府在社会和经济管理方面继续维持“管得过宽、管得过细、管得过死”的局面。

缺少社会组织自律和自协调机制这一重要环节, 中央政府放权给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又往哪里放权呢?没有相应的行业协会或其他社会组织来承接。除了财政税收、干部考核体制外, 我认为这是地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活动的重要体制性成因之一, 是经济管理体制与社会管理体制难以协调运作的关键。无论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 只要出现问题, 解决的办法就是针对这一问题设立一个行政考核指标, 建立一把手责任制, 层层落实, 结果必然是不断加强行政干预力度。这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在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 是依靠更全面、更精致、更强势的政府行政干预, 还是依靠更广泛、更灵活、更和谐的社会协调机制?这两者并非相互排斥, 但侧重点不同, 结局可能大不相同。不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权力下放, 责任分解, 只能下放到各地市, 分解到各部门。许多应当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分割的职能, 还是在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分割。同时缺乏社会监督机制, 各类行政指标完成如何仍旧是政府自己说了算, 以至于一些省市要跑国家统计局“公关”, 修正相关统计数据。“数字出官, 官出数字”的体制基础也在于此。

各类市场主体发育以后, 不可能像计划经济那样再以指令性计划管理了, 又没有社会组织的维权自律, 他们难免自行其是。政府面对千百万企业怎么办?不得不加强审批。诸多的社会矛盾是因为社会管理体制和经济管理体制不配套造成的。

地方政府竞争确实在前阶段收到了促进GDP高速增长的奇效, 但长期这样搞下去, 地方政府公司化将越演越烈, 块块分割将严重阻碍统一市场的建立。由此造成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有目共睹,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缺乏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维权自律, 众多分散的市场主体, 只好单独与地方政府及其各个部门打交道, 这为权钱交易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平台。前仆后继得到的成果, 有被前腐后继葬送的危险。因此, 当一些学者积极为中国模式树碑立传时, 最希望把现有体制固化为模式的, 是那些权钱通吃的权贵。

做读书笔记的方法与益处 篇3

一、做摘抄

可以摘抄原文中的名言。课文中的名言警句非常集中，值得摘抄。学课文时我要求学生把文中的名言警句摘抄下来。

可以摘抄同一主题的名言。如学习《理想》，有“理想”的名言5则。学习《我的信念》后，摘抄有关信念的名言。

可以摘抄同一作家的哲言。如学习《人生寓言》，我建议学生选择周国平的哲理语句摘抄下来。

可以摘抄生活中的语言。广告词、标语、对联、生活中的小故事与感悟、商店匾额、宣传语、报纸刊物、互联网语言、鲜活的口语、不规范的现象等。

可以摘抄名篇名文。比如，名著学习《伊索寓言》中的小故事，写出它的寓意。

二、写心得

学完《论语十则》，可要求学生对感悟最深的一两句写出自己的理解，对自己的启示。或结合生活实际谈看法、体会。有的学生在摘抄了“最真实的自我是沉默的，人与人真正的沟通是超越语言的。倾听沉默，就是倾听灵魂之歌”这一句后，写道：我知道了中年闰土遇到鲁迅的时候为什么总是“摇头、摇头”，像个木偶似的。闰土是真实的，他是苦的。读到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们已经不需要闰土再说什么，我感受到了闰土心里的苦，苦得不再有言语。在沉默中我倾听着他的灵魂。

三、写批注

每篇文章我都力图找到几个点，让学生写批注。比如，《紫藤萝瀑布》一文，我要求学生就文章的标题和开头结尾写上批注。目的在于让学生学习文章标题运用比喻的修辞，也暗示了文章的主要描写对象及其事物的特点，生动形象地写出了紫藤萝的繁盛。开头“我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设置悬念，吸引读者注意和思考，同时引出下文。结尾“我不觉加快了脚步”和开头首尾呼应，写出了自己受到紫藤萝精神的鼓舞。另外一些精美描写的句子和段落，比如第二到六段我就着重从语言赏析的角度要求学生做了批注。学生抓住了修辞、准确生动精妙的形容词、动词、叠词等角度做批注，收效显著。

对文章内容相对较长的我就让学生做提纲。比如，《走一步 再走一步》，通过做拟提纲的学习笔记，学生很快知道的文章的结构以及文章的情节发展，同时明白本文由事及理的逻辑层次。

学习了《在山的那边》、《行道树》和《紫藤萝瀑布》以后，我让学生运用托物言志的方法自命题写作。有的写到了梅花，有的写了竹子，有的写的铺路石，并赋予了他们新的意义。

四、评注读书笔记

这是我采用的一种交流方法。在小组同学的读书笔记上写下自己的感受、体会以及自己的评价甚至是质疑。对周国平名句“心静是一种境界，一个人只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找到了最适合于自己的生活，一切外界的诱惑和热闹对于他的确都成了无关紧要之物”，一学生对此做了这样的评注：这一句不正好是居里淡泊名利、追求宁静的一个佐证吗？

做读书笔记，至少有以下三方面好处。

首先，读书笔记能帮助消化知识。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做学问光读不写不行，要写就要读得认真一点，要把所读的在自己头脑里整理一番，思索一番，这样就会懂得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经过消化，变成自己的精神营养”。比较难懂的文章不容易消化，读书笔记就是消化酶。读名著《伊索寓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要求学生写几百字的主要内容概括、或简评、或写推荐词。还可以把这些简评分享在微博上，跟大家进行讨论和沟通。

其次，做读书笔记具有健脑功能。人的脑力是由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想象力、思维能力和操作能力综合组成的。人在进行智力活动时，这几种能力都在发挥作用，而且，每种能力的发展水平又会影响到其他能力的发展，甚至影响到整个智力的发展。

做读书笔记对锻炼和培养记忆力有很大帮助。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我们无法仅凭大脑记住学过的所有知识。要想让自己学过的知识不被遗忘，最好的办法就是写读书笔记。俗话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读书动笔，能够帮助记忆，积累资料，特别是能够加深理解，透彻把握书中精髓。徐特立曾说：“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更是强调读书要动笔。“动手”不仅会帮助学生开阔眼界、增强记忆，还会充分调动学生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使书本上的知识变活，最终成为学生自己的东西。按照自己的观念思想和审美理想进行选择，然后了然于心，甚至终生不忘。

再次，做读书笔记具有整理思维的功能。常常抄记名人名言，经典故事，我们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思考问题，可以少走很多弯路。在追求真善美的道路上，能给我们指引方向，边抄边记边理解感悟，我们会不自觉地受到美德的鼓舞激励。由于其中的暗示作用，我们会因此而反观自己，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以他们的话作为自己的道德和行为准则，从而追求至真、至善、至美。

重塑政府读书笔记 篇4

作者简介：

戴维·奥斯本，被誉为“政府再造大师”，是“重新设计政府联盟”的创办者及前任董事长、美国国家公共行政学会的研究员、美国进步政策学院的研究员与美国学校治理委员会州分会教育委员会的成员。

特德·盖布勒（Ted Gaebler），国际著名的政府改革的理论倡导者和实践者。他将“政府需要改革”这一理念传输给联邦政府、州政府和许多外国政府，并帮助他们尽可能地解决政府所存在的问题。在过去的5年间，他担任了许多外国政府的顾问，并任职于美国联邦政府的10多家不同的部门和机构，特德·盖布勒曾任下列城市的市行政官：加州的圣拉斐尔市和维塞利亚市；俄亥俄州的万达利亚市；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市。他还是著名的公共部门管理咨询公司——盖布勒集团的总裁，和改革政府网络公司的合伙人以及美国公共管理研究机构的成员。

理论基础：企业家政府理论

产生背景：

（一）政府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必要性：是必不可少的一种公共机制

（二）传统的政府官僚机制的危机与企业家政府理论的出现

本书构架

一、何为 “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就是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企业家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实效，企业家不去追求风险，他们追求机会。市场意味着选择、竞争、机会。一个组织的结构是鼓励企业家精神和行为的，那么几乎人人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反之，如果一个组织的结构是鼓励官僚主义行为的，则几乎任何企业家都会变成官僚主义者。

二、企业化政府的特点

1、“促进服务提供者之间展开竞争，把控制权从官僚机构那里转移到社区，从而授权给公民。它们衡量各部门的实绩，把焦点放在后果而不是投入上，它们行为的动力不是来自规章条文，而是来自自己的目标、自己的使命。

2、把服务的对象重新界定为顾客，让顾客们有所选择，选择学校，选择职业培训计划，选择住房，防患于未然，而不是在问题成堆后才来提供各种服务。

3、把精力集中于挣钱而不单单是花钱。

4、它们下放权力，积极采用参与式管理，宁可要市场机制而不要官僚主义 1

机制。它们关注的中心并不简单是提供公众服务，而且也是向公营、私营和志愿者服务各部分提供催化剂，使之行动起来解决自己社区的问题。”政府的企业化是不行的，所以，不能像企业那样运作，应该走第三条道路。我们不需要什么大政府或者小政府，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政府。说的更精确一点，我们需要更好的政府治理。政府治理指的是我们共同解决自己的问题和满足我们社会需要的实施过程。政府是我们使用的一种工具。一旦这个工具过时了，重新发明的过程就开始了。

三、改革美国政府的十大原则：

1、掌舵而非划桨：掌舵型组织机构需要发现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划桨型组织机构倾向于不顾任何代价来保住他们的行事之道。

2、授权而不是服务：妥善授权而不是事必躬亲

3、竞争性的政府，把竞争机制注入到提供服务中去：竞争是促进革新的永动力，政府恰恰非常缺乏

4、有使命感的政府：重任务而减少规章制度的驱动

5、讲究效率的政府：注重产出而不是投入

6、受顾客驱使的政府：顾客就是上帝，民众利益为重

7、有事业心的政府：在规章制度和预算的前提下放手让行政人员实现使命

8、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制定战略规划来应对即将出现的情况并引导社会向着有理的方向发展

9、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协作：广泛授权，分权管理

10、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政府应当为市场的运行制定规则，并让其健康发展

读后感想：

我认为，本书并不是说政府应该干什么，而是说政府如何运作，这有非常好的导向作用，突破了传统上政府对其自身的认识，政府之所以不能很好的发挥其职能，源于这些旧的认识，所以企业精神就是针对“官僚主义”的一剂良方妙药。作者指出了政府更多的是要避免以前的官僚政治、官僚机制，更好的为民众服务；在对待治理社会方面，更多的强调对社会资源的更充分的利用，市政府更具有事业心；在对待危机、事务方面更突出了预防的重要性，而不赞成事发才进行治疗；同时他们还呼吁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用市场力量来进行变革。这一系列的方案原则为政府的改革指明了方向。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政府体制改革，政府也需要改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吸取其中可取的部分，更好的为我国政府机制改革服务。

本书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切实结合实证分析和美国的情况，是完全为美国政府写的，而且，随着社会发展，它的思想也受到很多学者和实践者的批评。各人思考方向的差异，各国发展国情的不同，决定了各国政府运行的差别。因此，在我们思考问题时也应密切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根据中国的发展方向，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法，绝不能照抄照搬，犯本本主义错误。

对于新的理论，其作用是明显的，但是其自身必然还存在一些不成熟和不完美之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发现其理论上还存在以下内在矛盾之处：

1.以理性自利的经济人假设为理论基础与赋予公务员公共精神的矛盾；

2.承认公私部门的异质性与强调管理的一般性的矛盾 ；

3.主张政府掌舵与极力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的矛盾 ；

尽管这种理论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和矛盾，但是。我想它对目前的行政体制改革也还是具有相当强的借鉴意义的。

首先，它所强调的政府企业化管理以及管理的高效率对我国机构长期存在的效率低下的现象有很强的冲击作用。由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造成了权力过分集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人员首先应该树立效率意识，增强活力，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更多的公共产品，提供更好的服务。

其次，它把一些科学化的企业管理方法，如目标管理、绩效评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领域，对提高政府工作绩效是有促进作用的。

再次，它将竞争机制引入政府的非核心公共服务领域，打破了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这既提高了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有缓冲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我们可以借鉴这种思想，开放一些公共服务的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允许和鼓励私营部门进入提供公共服务的领域。例如电信、电力、铁路、自来水和天然气等，这些领域都可以引入竞争机制。

最后，它从注重法律和制度规章，向注重实效方向发展。尽管目前我国的法制尚不健全，健全法制仍是我国政府法制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制度毕竟是手段，它是为政府完成目标和任务服务的，而我国普遍存在的现象则是有令不行，没有把规章制度落到实处，因此，这恰恰是目前我国行政管理改革所注意的。

当然，我们在借鉴西方的某些有价值的见解和做法的同时，也要注意我们国家的国情。毕竟西方的行政管理体制已经经过了上百年的发展，而我国尚处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因此，我们只能有选择的吸收，不能全盘照搬。

《代议制政府》读书笔记 篇5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是19世纪英国杰出的政治思想家，被西方学者喻为“19世纪英国不列颠民族精神的象征”、“理性主义的圣人”。他的名著《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发表于1961年，是西方学者公认的有关议会民主制的一部经典著作，对英国以及欧美各国的政治制度有较大影响。结合徐大同先生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一书和王连伟老师的《密尔政治思想研究》一书，我仔细阅读了《代议制政府》（〔英〕Ｊ·Ｓ·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在此以读后感的方式完成王老师的作业，并发表一些自己的感想和看法。

一、关于密尔及其所处的时代

密尔自幼受其父亲老密尔的严格教育，并受业于边沁和奥古斯丁门下，继承了功利主义学说传统，继边沁和老密尔之后成为该学派的领袖。密尔在英国政府的印度部任职多年，1958年退休，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1865年被选为韦斯特敏斯特的议员，在英国下院任职两年。

密尔所处的英国19世纪是个大变革的时代。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经济社会发生重大变化，这一时期英国经济迅速发展，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经济和人口布局，也使得英国近代阶级关系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工人运动与政治改革此起彼伏，19世纪在英国共发生过四次主要的政治改革与工人运动：1832年议会改革，1838—1858年的宪章运动，1867年议会改革，1884—1885年的议会改革。这些实际的政治改革经验为密尔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此外，这一时期各种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盛行，影响了密尔的政治思想。代议制政府（更确切地说，是代议制政体），是密尔政治思想的实现途径，密尔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思想也体现在其《代议制政府》一书中。

二、书中主要内容

1.政府的起源、目的、好政府的标准及理想上最好的政体

密尔认为一切政府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个选择的问题，即如何来选择不同的政府形式（密尔给它归结为两类：天然的和构成的）。政府要成为好的政府，必须满足三个条件：政府形式必须为人民所乐意接受，人民必须愿意并能够作为

使他持续下去所必要的事情，他们必须愿意并能够作为使它能实现其目的而需要做的事情。这三个条件听起来很拗口，其实是两个意思：政府要合法，民众要听话。这样的政府形式自然是好的政府。任何超出了这个范围的，还是站不住脚的。所以，密尔认为在政治上，所有力量的一大部分在于意志。因为意志决定了选择，而一切合理的选择都决定了现存社会条件下一切可行的政府形式。

密尔看来，手段的适当性必须依赖于它的目的性。评价一个政府的好坏，应该根据它对人民的行动，根据它对事情所采取的行动，根据它怎样训练公民，以及如何对待公民，根据它倾向于促使人民进步或是使人民堕落，以及它为人民和依靠人民所做工作的好坏。好的政府形式不仅要促进社会秩序，还要促进社会进步。因为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进步永远是一对矛盾。在矛盾中保持统一和谐，是政府重要的职责。所以密尔认为君主制、贵族制，都不足以满足上述条件，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代议制提供了可能。因为在代议制政府中“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每个公民不仅对该最终的主权的行使有发言权，而且，至少是有时，被要求实际上参加政府，亲自担任某种地方的或一般的公共职务。”社会的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权利而努力维护好的政府形式，从而使整个社会真正动起来，而不像在封建制中，只有一个人是真正的爱国者。

2.政府结构设计

密尔希望对英国政府进行改革，他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出发，认为政府改革方案的制定应该来源于经验或者是证明为有效的方案。因此，他始终坚持责任内阁制与国会控制行政，十分注重吸收美国的行政经验。密尔根据参与原则和才能原则对政府结构进行了一番规划。

密尔渴望平衡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冲突，体现出其思想的温和性。受托克维尔的影响，密尔极力反对中央集权，认为中央集权会导致公民个人丧失自主性和创造力，这体现了他对自由与个性的一贯重视。密尔强调，如果把地方事务做得最好那将有助于公关精神的培养和全民智慧的发展。首先，他指出地方自治有对公民惊醒民主教育的功能；其次，密尔认为地方自治是增进人民福祉的最为有效的手段；最后，密尔还认为地方自治可以减轻中央的负担。密尔希望通过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权限来防止中央集权、促进社会进步。因此，他严格区分了中央政

权和地方政权的权力界限。密尔所设计的中央与地方权限至划分，虽然只在反对中央集权，但却有助于议会集权的可能。英国后来运行的政府体制实际上是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中央集权。

3.政府与议会的关系

密尔十分重视政府和议会的关系，书中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这一问题。在它看来，良好的代议制政府的建立，必须处理好与议会的关系。关于议会的选举问题，在书中密尔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主张。密尔认为有三种人不应获得选举权：一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不应拥有选举权，二是领取救济金的人不应拥有选举权，三是没有偿付能力的破产者不应拥有选举权。密尔主张妇女应该享有同男人相等的选举权，为进一步修正代议制政府选举制度的不足，密尔提出了复数投票的原则。密尔认为：“选票的多数部应给予财产而应给予确实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在选举的方式上，密尔主张用直接选举取代间接选举，“间接选举所能得到的好处在直接选举下都能得到，直接选举下得不到的好处同样不能在间接选举下得到”。在投票方式上，密尔主张公开投票，认为选民投票和任何其他的公共职务一样，必须在公众的眼皮底下履行并接受公众的批评。

在第十一章“议会的权限”中，密尔对代议团体和行政机构的职能关系作了具体的论述。密尔认为，代议团体的职能是监督和控制政府，议会即是国民的诉苦委员会，有时他们表达意见的大会。他认为，议会具有立法权、征税权、人事权和部分行政管理权。密尔认为，在立法与行政的关系方面，议会的权力主要限于监督权、任命权、同意或批准权。至于立法工作，密尔主张由专门的立法委员会来承担。

4.民族问题的解决方式

第十六章“和代议制政府有关的民族问题”，十七章“联邦的代议制政府”和第十八章“自由国家对附属国的统治”中，密尔论述了从“由共同感情连接在一起”的民族概念的提出和解释，到用“代议制政府”的理念阐释欧洲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解决，到更大的地理范围内殖民地问题的解决。这几章不仅将代议制明确地阐释为共和“多元共治”秩序井然的一种形态，而且较早的表述了“民族自决”的观念。同时，还从制度分析建构的角度厘清了有别于古典时期希腊罗马，近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兴起以来的现代形态的共和。这其中，第十七章分析联邦制

一个联邦政府下多个政治单位模式中，州、地方政府向联邦政府让渡权力，与联邦政府的“一次第一类契约与N次第二类契约”是相当经典的例证。如果说具体意义上的人民和作为抽象概念的人民让民主和共和纠缠不清的话，此处的论证把“劫持共和”的“民主”打回了原形。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部分的论证正是密尔高于其他论述相似论题的思想家之处。密尔的贡献即在于此。而另一方面，不得不说的是，密尔欧洲中心的思想及其所在年代的经验性不足，也使他的一部分论证不是那么严谨，也很难解释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所谓密尔的不足。但就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研究而言，密尔的论述和他设计的制度，解说了大半部近现代欧洲民族冲突及其解决的历史。

三、我的感想

第一次接触密尔是在大一时《西方政治思想史》的课程上，对其思想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对其功利主义思想更是印象深刻，但对于其政治思想的实现——代议制政体知之甚少，这学期通过对原著的阅读和王连伟老师的辅导，我对密尔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密尔的政治思想，诞生在十九世纪中叶的英国，显然不可能成为现代的主流思想，但其思想中的很多成分，比如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强调、对幸福的追求、对个性的尊重、对教育的关注、对公平的呼吁、对同情心的提倡，具有长久的价值和意义。密尔代议制政府的理论是他对政治生活的具体设计，全面而具体的论证了代议制的各种问题，同时也是其政治思想的实现，对于欧美各国政治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虽然，密尔所倡导的代议制政体只能在理想的环境下才能实现，书中的很多观点对于现代代议制政体的建构借鉴意义不大，但仍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我们只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才能在前人的肩膀上谱写出更辉煌的篇章。

市场营销读书笔记 篇6

消费者市场是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生活需要而购买产品、服务的领域，消费者的购买行为是一种投入产出过程，一方面接受各种外部刺激，另一方面做出各种反应。

影响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因素有三个。首先是文化因素，它是决定人们欲望和行为的最基本因素，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家庭和社会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和偏好。第二是来自社会的因素，比如，明星们总有大批的追随者，这些明星的举手投足间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粉丝们的消费行为。第三是个人因素。消费者的年龄、生活方式、个性、经济条件等方面的差异，都会对其消费行为产生显著的影响。

对消费者购买产品时的决策过程进行分析，对营销策略的制定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决策过程主要有五个阶段，第一个是认识需要，就是消费者发现现实状况与所追求的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产生了相应的解决问题的要求。第二个是收集信息，当消费者准备购买时，在很多场合消费者认识到的需要不能马上满足，而收集信息可避免购买决策失误，减少风险。第三是选择评价，消费者收集足够信息后，就会分析、处理所得信息，并逐渐对各种产品、品牌形成不同的看法。第四个是决定购买，会受到他人态度以及意外情况的影响。最后是购后感受，消费者会有意无意的检验这项购买决策，并确认其满意程度以作为今后的参考。

试论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篇7

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下, 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可以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达到一般均衡。但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本身又不是万能的, 由于市场的功能缺陷和若干局限就不可避免的出现“市场失灵”现象。在市场出现失灵的情况下, 适当的政府干预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可以对经济生活干预的基本手段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以政策、法规及行政手段来弥补的缺陷, 纠正市场的失灵。但在政府干预的过程中也会存在着种种困难、障碍和制约因素, 使得政府难以制定并执行好的合理的公共政策, 导致公共政策失效。这就非但不能起到补充市场机制的作用, 反而加剧了市场失灵, 带来更大的资源浪费, 甚至引发社会灾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 在完全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 适当的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 从而使经济得以有效、健康、平稳的运行。

二、市场失灵的涵义、成因及克服策略

1. 市场失灵的涵义

由于市场本身所存在的功能缺陷就决定了市场经济不是万能的, 也就决定了“市场失灵”出现的必然性。加尔布雷斯曾把市场失灵归结为三大问题, 即微观经济无效率、宏观经济不稳定性、社会不公平。萨缪尔森也把这三方面视为市场经济偏离最优状态的原因。

2. 市场失灵的成因

(1) 垄断与微观经济主体缺乏效率

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一方面产品之间总是有差别的, 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不可替代性;另一方面, 交易成本的高低也往往会成为阻碍资源自由转移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都会增强个别厂商影响市场的能力, 削弱市场竞争性。一旦某个经济主体占领了一定的市场, 实现了规模经济, 就会阻碍潜在竞争者的进入。因此, 在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 特别容易形成垄断, 这就是所谓的自然垄断。在自然垄断的情况下, 垄断者凭借自身的垄断优势, 往往使产品的价格和产出水平偏离社会资源最优配置的要求, 从而影响市场机制自发调节经济的作用, 降低资源的配置效率。

(2) 公共产品的提供

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是相对而言的。私人产品的消费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 一个人消费了这一产品, 别人就无法同时消费它。而公共产品的消费则相反,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增加一个人消费某种产品并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数量和质量, 而要排除某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也几乎是不可能的。显然, 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 人人都会希望有别人来提供公共产品自己免费使用 (即免费搭车:Free Ride) , 由于公共产品的非排它性, 使“免费搭车”成为可能。正是由于这一问题的存在, 就使价格反映偏好的机制失灵。另一方面, 由于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 这类产品应免费提供。如果不能回收成本赚取利润, 市场经济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者是不会提供这类产品的。

3. 信息的不对称 (或不完全)

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 信息完全的情况是很少的, 局部的。所以人们要获得信息就必须付出交易成本。在交易双方的交易中, 由于对商品质量、性能等信息掌握的程度不同, 就可能会出现信息不完全的情况。而这种信息的不对称, 不完全会破坏市场经济机制中的“优胜劣汰”机制, 以致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这就破坏了市场经济中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原则, 使社会资源难以实现最优配置。

4. 混合产品和外溢性

在现实经济活动中, 真正的纯公共产品和纯私人产品是不多的, 许多产品和劳务既有私人产品部分特征, 同时其成本或收益又有显著的外溢性。这类产品称为混合产品。混合产品的生产或消费, 可以绕过价格机制直接影响他人的经济环境和经济利益, 对他人产生额外的利益或成本, 但生产者或消费者并未因此得到报酬或进行赔偿, 这些成本收益在企业或个人进行经济核算时往往不予考虑, 故这种现象被称为外溢性现象。有外溢性特征的产品, 其私人成本 (或收益) 与社会成本 (或收益) 是不一致的, 其差额就是外部成本 (或收益) 。由于外溢性的存在, 成本收益不对称, 就会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因为企业或个人进行决策的时候, 只可能将其实际承担的成本和得到的收益进行比较, 在无需对外溢成本进行赔偿的情况下, 经济主体实际承担的成本会小于其活动的总成本, 因而会过量从事产生外溢性成本的活动;相反, 在外溢利益得不到报酬的情况下, 就会选择较少地从事该类活动。

5. 社会分配缺乏与效率相适应的公平性

一个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着怎样把“蛋糕做大”和怎样“合理分割蛋糕”这两个涉及全局的问题即效率与公平问题。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不仅会引起效率低下问题, 也可能引起分配不公问题。社会分配不公问题日益突出, 城乡差别、区域差别、行业差别也有日渐扩大之嫌。在近年经济和国民收入快速增长, 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不断下降的同时, 同期的基尼系数却从1980年的0.33攀升至2001年的0.45。如果社会分配领域的差距越来越大, 就有可能影响经济效率的提高, 甚至会引起社会动荡。

三、克服市场失灵的策略

市场失灵的存在, 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在以市场为主体的前提下必须尽快转变政府职能, 改善宏观调控, 解决好市场失灵问题。针对市场失灵的表现及其成因, 作为参与宏观调控的各级政府, 发挥应有的经济职能解决市场失灵问题, 可以采取如下对策:

1. 政府要做好提供公共物品的工作, 搞好基础设施建设以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有良好的“硬件条件”。

政府要承担起那些投资规模大、资金回收期长而又对经济发展起重大影响作用的项目, 如国防建设、教育、医疗卫生等等。这样, 既解决了市场不能提供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问题, 保证了国民经济正常运行;同时, 政府在投资过程中还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下岗工人的再就业问题, 也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投资和生产, 从而推动经济的繁荣。

2.政府要建立良好的政治、经济、法律等制度和具体的运行体制, 制定各级各类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软件条件”。

制度或体制是一个国家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 如缺乏良好的激励制度, 个人或企业的勤奋劳作未能获得应有的报酬, 就会降低其工作积极主动性, 小而言之是企业的损失, 若社会的大气候如此, 损失的就是国家了。再如若某人被抢劫而无人问津, 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能够保证其财产安全或财产所有权, 这个社会就不能形成良好的经济秩序和经济安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甚至将制度的变迁视为经济增长的原因, 可见制度建设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3. 政府需要利用利率、国债、汇率、税收、预算等经济调控手段来“熨平”经济周期, 使经济导入持续稳定的发展。

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使西方世界走出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梦魇;1998年以来我

国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支撑我国顺利走过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岁月, 而且五年来一直保持7%以上的GDP的增长率, 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制定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以国家的宏观目标和总体要求为主要依据, 发挥财政政策的功能, 促进经济增长、优化结构、调节收入;同时要发挥货币政策的作用, 保持币值稳定和货币供求总量的平衡。

4. 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 努力缩小地区之间及社会公众之间收入分配的差异。

政府要通过收入政策、税收政策和其他相关政策, 努力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在收入分配方面, 政府要进行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导向, 通过政策的倾斜, 对不同地区和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公平与否的评价和调整。通过转移支付、完善税收制度、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扶持弱势群体, 调节公众的心理平衡, 达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的目的。

5. 政府要不断提高面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能力。

面对目前经济全球化、系统开放化的社会, 政府的效率高低, 其衡量标准就是能否在最短的时间里, 付出最小的代价而得到最优的方案来解决问题, 实现对宏观经济的有效调控。所以, 无论对于医疗卫生问题, 还是金融危机、经济安全问题, 甚至国防安全问题, 政府的工作效率都要不断提高。我国正处于有史以来发展的最好时机, 我们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 不断提高政府的调控能力和应变能力, 并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 以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健康、稳定、持续地增长。

四、政府失灵的涵义、成因及应对策略

1. 政府失灵的涵义

乔治-梅森大学的詹姆斯·布坎南在其公共选择理论中最早提出了“政府失灵”的概念。所谓“政府失灵”就是指政府在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 决策失误, 政府行为低效率, 以及寻租现象的出现, 从而使政府的目标难以实现的一种现象。

2. 政府失灵的成因

(1) 政府的内部性

政府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 而是由有着不同利益和目的的许多人组成的集合。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设”引入政府活动, 认为政府行为主体具有与市场经济人一致的经济人特性, 在政治市场中可能受到权利、职位及其相关物质利益的驱动, 而谋求个性效用最大化。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给他们带来效用最大化的准则被选择和实施, 一个简单多数决策的模型中, 必然出现多数获利集团的个人边际利益大于社会边际利益或个人边际成本少于社会边际成本的结果。公共选择的结果偏离了公共目标, 公共机构不再代表公共的利益, 不再发挥公共的职能。这很近似于导致市场失灵的外部性, 只是外部性意味着社会成本和利润没有包含在私人决策的考虑当中, 而政府决策的“内部性”则意味着私人的或机构和组织的成本和利润很可能支配了公共决策的考虑。它的存在提高了机构的社会成本, 使其高于技术上的一般成本。单位成本增加, 政府产出减少, 政府决策的“内部性”带来了政府失灵。

(2) 基于“内部性”产生权钱交易的寻租活动

“内部性”的存在使政府机构被特殊利益集团所左右, 成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而权力则成为这一集团谋求自身利益的工具。各个经济利益主体通过游说、行贿等各种手段, 促使政府帮助其建立优势地位, 获取超额利润, 这一活动即所谓“寻租”。政府干预经济的过程, 某种意义上讲, 就是权利介入经济的过程。在此过程中, 就为经济利益主体运用

权钱交换和借助政府权利因素谋求垄断利润, 实现其最大利润目标的寻租活动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同时, 官员们因这些活动享受了特殊利益, 又会引发为争夺主管官员肥缺而发生的第二层次的寻租竞争, 各个社会利益团体为争夺财政收入分配的第三层次的寻租之战。为了维持这一与生产性活动无关的逐利活动社会资源被大量浪费, 生产则日益恶化政府严重失灵。此时政府手中的权力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倍具吸引力的资本正严重影响着市场竞争的公平、收入分配的公正以及社会生产的效率。

(3) 政府行为的低效率

政府行为存在低效率。其表现主要有:政府机构缺乏足够的竞争机制。政府作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唯一非市场机构, 不存在替代性, 也就缺乏足够的竞争性;政府自身组织制度存在缺陷;政府机构缺乏降低成本的机制;监督政府机构的信息不完备。

(4) 信息不完全

就像信息不完全在私人部门造成了问题一样, 也给政府这一公共部门带来了问题。事实却让人们发现依靠政府建立起来的经济秩序, 并不具有充分的信息基础。尽管人们可以拥有各种各样的信息人员, 设有计划、统计等智囊机构, 但它仍旧不可能全知全觉。它在制定各种政策时, 既不能完全掌握人们的偏好, 更无法了解政府计划的各种结果。特别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信息变成了一种有价的商品, 人们慢慢觉得, 通过市场自发地横向传递或许比通过政府理智地纵向传递信息更为有效。

3. 应对政府失灵的策略

(1) 合理定位政府角色, 加快职能转变。

预防政府失灵情况的出现, 必须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所处的位置给予合理的定位。1) 宏观经济的调控者。2) 收入分配的调节者。3) 市场失灵的调节者。对政府角色的定位, 只是说明政府能够通过宏观调控等手段改善和加强市场的作用, 预防市场失灵所带来的负外部性。

(2) 完善法律制度, 实施有效的社会监督和约束机制, 规范政府行为

要通过对法律制度的完善, 来进一步规范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 预防政府权力失衡和腐败现象的发生。对于政府实施监督可通过公众、媒体等外部约束力实现监督和约束, 还可在政府内部实现上下级间的纵向监督和同级间的横向监督, 从法律上, 制度上, 机制上实现政府的健康运行, 最大可能的防止寻租和腐败现象的发生。

(3) 建立和完善各种渠道, 提高政府机构的工作效率

政府机构工作效率低下, 是政府失灵的首要问题。针对这种现象, 应首先在政府内部建立竞争机制;其次, 加强政府对税收和支出的约束力;第三, 应完善公务员制度, 实现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4) 转变政府职能, 提高政府行政执法水平

转变政府职能要以服务导向代替传统的政府中心主义, 强化政府的服务意识。政府行政执法水平的高低也就决定了政府运行的顺畅度。树立政府行政决策和行政行为的公平性意识, 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 从而克服政府因行政水平的影响而出现的政府失灵。

五、结语

市场失灵要求政府直接参与经济对经济进行干预, 政府失灵又要求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和调节, 削减政府规模, 政府就在这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互动中, 时而扩大, 时而缩小。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只有在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 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

政府——公共利益的集中代表, 以其独具的强制力介入经济, 可是政府行为的“内部性”却使政府实施的是私人或集团的目标。复杂的现代社会中, 经济不再是纯粹的市场与政府的选择, 而常常是两者不同组合的选择。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 人类选择了市场, 但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却必然以高效的政府管理为依托, 政府作用的加强成为了现代经济的显著特征。竞争有序的市场建立, 大量基础设施的提供, 科技发展的推动, 政策计划的制定, 还有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这一切都必须有赖于政府积极有效的调节和干预。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说:“在稳定的社会中, 政府干预的事情极少……但是在迅速转变的社会中, 政府对任何事情都不能掉以轻心。”而且国家越落后, 政府开拓的余地越大……也许这段话对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应当更具意义。

摘要：在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下, 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可以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达到一般均衡。所谓“市场失灵”即是通过市场的力量不能使资源达到有效配置, 造成市场混乱, 市场效率低下, 而“政府失灵”是指在政府调控的过程中, 出现决策失误, 政府行为低效率, 以及寻租现象的出现, 从而使政府的目标难以实现。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 只有在两者之间寻找均衡点, 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平稳运行!

关键词：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市场失灵,政府失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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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石薛桥, 政府失灵与政府职能转变[J].华北工学院, 2002 (2)

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 篇8

十八届三中全会最大的突破和理论创新是重新塑造政府与市场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构建“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的发展模式。通俗来说，是在“听市场”还是“听市长”问题上，强调市场是首要的、“决定性”的。

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经济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配合，充分尊重市场客观规律。政府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市场能做的就让市场去做，社会可以做好的就让社会去做，政府管好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市场发挥应有的作用，激发更大的活力，这样才能形成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转向今天的“决定性”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创新，极具有现实意义。

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顺畅、边界不清晰，政府的权力过大、管得过多，而市场权力受到限制是制约市场作用发挥的根本因素。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严格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政府还权于社会和市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过多干预和不正当干预，把政府“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都交给市场，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让企业和个人成为微观决策的主体。

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通过政府自身改革。要让改革释放发展“最大制度红利”，政府行政体制的改革处于“马前卒”的地位。我国行政体制改革面临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的双重任务，重在政府职能转变，重在加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政府机构职能体系。

具体来说：一要“放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向下放权，对市场和社会向外放权，最大限度地激发市场和社会的发展活力。二要“削权”。以职能转变为核心，继续简政放权。三要“分权”。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改变权力过于集中的局面。四要“限权”。要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让权力在宪法和法律的“笼子中”运行。五要“监权”。要加强党内监督、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六要防止“侵权”。防止政府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确保依法行政，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要通过以上措施，切实做到三中全会提出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

国企改革要怎么改

在所有制问题上，全会将国有经济和非公有经济并列、相提并论，提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既要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又要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要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企下一步的改革，关键是要构筑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基础。当前民企和国企在使用生产要素时的不公平现象明显。十八大非常重要的是讲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

下一步国企改革有四个重点：一是要对国有企业的布局进行优化，在有进有退的过程中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二是要对垄断行业尽可能引入竞争机制。三是要防止垄断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四是要解决内部利润控制，实现利润的公平分配。

继续深化改革需要更大的决心

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继续深化改革要有更大的决心、勇气和智慧。针对新时期改革的新特点，应更加重视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需要成立由中央主要领导直接负责的权威的、独立的、超越部门利益的中央改革领导协调机构，对改革进行统筹规划，以强力推动改革。

为此，全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我认为，做好改革的顶层设计需要采取“高屋建瓴、从长计议、深谋远虑、系统设计”的原则。一要“高”，采取“高屋建瓴”的高端设计，自高层推动，自上而下进行改革。二要“远”，要有长远的战略眼光，谋划长远之道，少用权宜之计。三要“深”，要深谋远虑，强调治本而不是治标。四要“系统”，改革是系统工程，牵一发动全身，要系统设计。

实现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有“三个突破”。一要破除改革设计的“碎片化”，防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短期政策。二要破除改革目标的“应急化”，防止改革停留在部门层面的“小修小补”，以致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许多老问题久改不革、新问题层出不穷的局面。三要破除推动主体的“部门化”，防止让既得利益者设计改革和推进改革，防止部门利益对改革的锁定。

（据《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