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系研究方向

公共管理系研究方向（精选8篇）

公共管理系研究方向 篇1

公共管理系拥有行政管理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硕士学位方面有公共管理硕士(MPA)的培养。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一）公共政策分析与影响评估

公共政策分析与影响评估方面，主要包括：

（1）公共政策分析基本方法论研究；

（2）公共政策评价方法；

（3）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制度安排；

（4）公众价值与公共政策；

（5）公共政策的计量分析方法；

（6）公共财政绩效与地方政府财政竞争；

（7）技术政策与产业政策；

（8）公共政策影响评估。

（二）城市管理与区域创新系统

（1）城市管理；城镇化；城市可持续发展；

（2）土地利用系统；空间发展；区域经济和决策；经济与社会文化动态性、政策过程的交互作用；

（3）知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以及劳工关系（组织内部的创新过程）；国家、区域、部门创新系统以及知识网络（组织间的创新）。具体包括：技术管理体系研究、技术管理评价、技术管理的方法和工具、技术变革的组织管理、技术创新理论与战略问题研究、多维视野中的技术发展研究；

（4）科技与教育政策。

（5）区域协调发展研究专项，主要包括：老工业基地改造与振兴专项研究、能源经济与战略管理专项研究、“新型现代化”与区域协调发展的专项研究。

（三）基础设施政策与管理

主要包括：基础设施设计与运营的不确定性、智能、柔性研究；在保证公共利益情形下公共和私人部门的角色和责任；基础经济学对制度设计、产业组织和技术创新的影响；基础设施产业集中化。具体内容有：（1）网络设计策略；（2）网络运营与控制；（3）基础设施规制；（4）基础设施经济。该领域的研究涵盖了能源、通信、信息技术应用、水资源、垃圾与废物和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与管理的重大项目。通过一般性理论建构，为重大项目建设提供可行的技术、经济和管理方案。本方向的理论基础是系统工程与控制理论、多主体决策理论和多目标决策理论等。利用这些理论，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的理论主张，提供面向基础设施设计与管理问题的解决方案和多种解决策略。

（四）公共群决策与协作工程

公共群决策与写协作工程方向主要在信息与通讯技术应用下的电子政务、社会管理、信息社会等领域进行研究。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1）公共服务系统工程基本理论，包括公共服务的概念，公共服务用户价值度量，公共服务的组织架构，公共服务的操作过程，公共服务的技术架构；

（2）公共群决策理论与方法，信息社会与电子政务的一般理论，包括公共决策程序、理论与方法、公共决策优化模式与方法、电子政务环境下的管理模式创新、公共服务客户行为模式研究、公共部门知识管理、公共部门过程管理、互联网发展策略研究、信息社会；

（3）公共服务中的信息行为理论与网络支撑技术，公共服务与决策的协作模式与机理；

（4）信息网络技术的社会应用等。

（五）政府管理及电子政务

（1）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方法；

（2）地方政府治理，政府规模，绩效评价、公共人力资源管理，公共财政体系；

（3）公共与私人合伙模式(PPP)、政府、企业、个人合伙模式(PPPP)；

（4）电子政务模式，电子政务绩效评价；

（5）电子共融与电子政务，电子民主；

（6）电子政务条件下政府流程管理与改革；

（7）政府生产力改进模式。

公共管理系研究方向 篇2

通过公法授权的政府、有关工商企业以及第三部门等, 通过对各种供给机制的灵活运用, 而向公众提供的一些物质或者非物质形态的物品, 则称之为公共服务, 它是满足公众需求以及维护公共利益的活动总称。在对公共服务进行讨论的过程中, 人们通常会把关注点转移到界定供给主体上, 而为了彰显公共服务的公共性, 一般认为政府的核心职能与重要责任就是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但在这个过程中, 企业管理中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性以及组织形态, 往往容易受到人们的忽略。在社会生活中, 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是两大管理领域, 而管理性则是两者的共性, 且管理性与很多实际问题以及技术等都具有一定的联系, 但是公共管理与企业管理之间存在的根本差异, 则主要表现在公共性方面。因此两者的契合点则是提供高效的、优质的服务。

2 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

2.1 主导性供给:政府

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中, 政府一直占据主导者的地位。由于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公共性”, 因而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主要是通过政府这一执行公共权利的机关来完成。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并不直接提供或者全部包揽各项公共服务, 而是在提供公共服务时, 可以选择具有多样化组织形态的公共服务。由于每个国家其政治制度、法律法规、历史文化等存在较大的差异, 因而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往往存在各种各样的组织形态, 以达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推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 但由于能力与财力的双重限制, 导致了最边缘、最贫困的地区不能受到良好的基本公共服务。

2.2 补充性供给:第三部门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 公众的服务需求也在不断的增长, 为了适应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第三部门应运而生, 它不仅能将政府公共服务的供给缺陷加以有效的弥补, 同时还能促使社会公平以及社会福利更好的发展, 甚至还能将一些边缘化的群体有效的聚焦起来。在公共服务中, 第三部门主要作为补充性供给, 且从其范围上来说, 第三部门不属于私人部门、政府部门, 或者是其他的集合组织。通常第三部门指的是通过私人企业出资或者政府编列预算, 能够独立经营并维持发展的事业体。

3 公共服务供给机制的改进

3.1 政府供给的改进

在公共行政以及公共管理实施的过程中, 其核心的主题就是公平正义, 这也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一条核心价值标准。政府在提供一定的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必须建立在增进和保护正义以及公平的基础上, 对公共服务不断实施的改进, 以提高公共服务的绩效。同时在技术方面, 我国的公共服务, 必须以公立机构的提供为主导, 对于政府甚至国家来说, 公立机构具有相对较高的可控程度, 但是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 国家以及政府也需要不断的吸取一些先进的经验教训, 对于公立机构不能过分的依赖, 这样才能确保公共服务的提供具备一定的刚性。

3.2 第三部门供给的改进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随着公共服务的市场化以及政府垄断, 其没有公民们高涨的参与意识充分的反映出来, 同时也没有将提供公共服务的非盈利志愿性部门的独立地位准确的勾勒出来, 因此这就造成了公共服务的提供, 出现了政府、市场以及第三部门鼎足而立的局面。且在这个过程中第三部门也逐渐成为了有效供给公共服务, 以及维护社会发展稳定的核心部门。因此第三部门必须聚焦自身的资源优势, 并在公共服务领域将其充分的发挥出来。

参考文献

[1]马亮, 于文轩, 吴伟.公共服务提供、绩效测评与政府信任:2013连氏公共管理国际会议综述[D].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2014, 01:4-16+124.

[2]刘敏.公共服务在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中的比较分析[J].管理观察, 2014, 18:33-35.

[3]金莲.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对我国政府改革的启示[J].企业研究, 2011, 08:132-134.

[4]沈蓓绯.新时期共青团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理性分析与路径研究[J].青年探索, 2012, 03:17-21.

公共管理系研究方向 篇3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组织学习;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F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1009-9646(2010)07-0003-02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为代表,组织学习理论进入中国。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威胁下,唯一能够让社会保持持续生存能力的只有不断的学习如何预防危机、应对危机、从危机中获取知识。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基础上,本文对危机情境下的公共部门组织学习展开探索。

二、危机管理综述

1.危机的界定

对于危机的概念,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学者罗森塔尔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这个定义更为全面地反映出危机的特征:突发性、危害性和紧迫性。危机的特性还体现在他的周期性上,它有五个显著阶段:危机酝酿期、危机爆发期、危机扩散期、危机处理期、危机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

2.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作为一种现代的科学理论体系起源于欧美,其理论的提出始于1962年的古巴危机。对危机管理概念的界定上,芬克从危机管理的目的性出发,将其界定为,任何防止危机发生、为消除危机产生的风险与疑虑,所为之应变准备措施即是危机管理。雷米认为危机管理是指组织针对危机的发展阶段作不同的管理措施。这种观点,将研究扩展到危机各个阶段,将危机的事前和事中管理结合起来。

3.公共危机管理

研究发现,任何原因导致的危机,只要其危害深重,影响范围广泛,都能转化为公共问题。这时,危机就演变为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理论主要包括三种过程模型:伯奇和古斯等诸多危机管理专家推崇的三阶段模型、五阶段生命周期模型、的五阶段模型。在各阶段的管理流程基础上。各系统在实施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危机数据和信息,其中有价值的部分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和修正,可通过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知识库,在不同的危机管理主体之间充分共享。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深入研究,魏志荣对我国公共危机预防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王刚义、盛平分析了我国危机管理能力的不足,任慧成指出当危机事件来临时,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分部门管理模式和临时性、非常设机构的缺陷。由此可见,我国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是危机意识淡薄。1989年美国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号邮轮搁浅并泄露,给人们预防水环境污染敲响了警钟,2005年,类似这样的事件出现松花江11·13苯污染事件。由此可见,政府未能树立起足够的危机管理意识,致使整个政府危机管理系统建在一种常态假设状态之上。政府管理者习惯于按常态来规划和开展工作,但危机是非常态、高度不确定的,所以没有危机意识的管理机构具有很大的脆弱性。

第二是信息沟通不良。在我国目前的各级政府运作体制之间,下级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往往采取虚假治理的行为,隐报瞒报的现象时常发生。地方政府过多从局部利益考虑问题,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从而有意地扭曲危机信息的传输渠道,致使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准确的危机信息,因此也无法做出有效的危机决策。

第三是技术和物质准备不足。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物质准备,包括一定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各种监控和测试技术、各种评估指标、预防设施、援救设施、各种物资储备。

第四是专门机构缺失。我国政府每次在灾害发生后都是根据灾害的程度,成立临时性的救灾小组或指挥机构,来协调各个部门分类别分部门对各类危机事件进行应急管理,而不是以日常行政应急工作为基础。

第五是缺乏对危机系统化的科研、培训和教育。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方都未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化的教育机制。

四、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共部门组织学习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通过研究国外成功的危机管理经验发现,它们一般都有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这些机构平时负责组织各种危机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有关的政策和措施,组织落实危机预防的各种工作,进行各种准备。危机一旦爆发,这些常设危机管理机构就成为危机应急的指挥部。很多时间在突变之前,不仅有征兆,而且突变也具有一定的规律。这些重要规律,正是应对危机所需要的知识。李志宏等学者在危机管理模型中详细阐述了危机管理流程中的知识需求,包括:危机预防的知识需求、危机识别的知识需求、危机决策与控制的知识需求、危机善后的知识需求和危机评估的知识需求。

而组织学习是一个组织成员不断获取知识、改善自身的行为、优化组织的体系,以在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中使组织保持可持续生存和健康和谐发展的过程。在危机事件日益常态化的今天,社会对安定生活的需求,使得公共部门越来越重视危机管理。因此,社会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效率需求,使得对危机管理的知识需求变的更加迫切,而知识的获取和传输就需要通过组织学习来实现。

因此,我国政府应建立起全国性的危机管理教育、训练系统。强化危机教育,增强人们应对危机的能力。

五、结语

本文阐述了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希望能过通过公共部门的组织学习,培养公共组织成员的危机意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李志宏,王海燕,知识视角下的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模式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09(10):51.53.

[2]魏志荣,论公共危机预防机制建设——关于松花江11·13苯污染事件若干问题的思考[J]法制与经济.2006(3):73-74.

公共管理现状研究论文 篇4

行政管理可以分为三个鲜明的发展阶段：前传统阶段、公共行政传统模式阶段和公共管理改革阶段。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管理模式。从上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并非轻而易举，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的过渡至今尚未完成。但这只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新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非常强大。这场变革运动以“新公共管理”著称，尽管这个名称引起了争论，然而它不但在蓬勃发展着，而且是对大多数发达国家已经采取的管理模式的最佳表述。传统的行政模式相对于它所处的时代是一项伟大的改革，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

一、前传统模式

很显然，在19世纪末官僚体制理论尚未健全之前，已经存在着某种形式的行政管理。公共行政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它与政府这一概念以及文明的兴起一样历史悠久。正如格拉登(Gladden)指出的那样，行政的某种模式自从政府出现之后就一直存在着。

首先是创始者或领导者赋予社会以可能，然后是组织者或行政者使之永恒。行政或事务管理是所有社会活动中的中间因素，虽然不是光彩夺目，但对社会的持续发展却是至关重要的。

公认的行政体制在古埃及就已经存在了，其管辖范围从每年的尼罗河泛滥引起的灌溉事务到金字塔的建造。中国在汉朝就采用了儒家规范，认为政府应当是民选的，不是根据出身，而是根据品德和能力，政府的主要目标是谋取人民的福利。在欧洲，各种帝国——希腊、罗马、神圣罗马、西班牙等首先是行政帝国，它们由中央通过各种规则和程序进行管理。韦伯认为，中世纪“现代”国家的发展同时伴随着“官僚治理结构的发展”。

尽管这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管理，但它们具有共同的特点，这可以称为前现代。也就是说，早期的行政体制本质上是人格化的，或者说是建立在韦伯所说的“裙带关系”的基础上，也就是说以效忠国王或大臣等某个特定的人为基础，而不是非人格化的；以效忠组织或国家为基础而不是以个人为基础。尽管存在着这么一种观点，即认为行政管理本身不为人赞许的特点仅仅来自于传统模式，但早期的做法常常导致谋求个人利益的贪污行为或滥用职权。在早期行政体制下，我们现在看来觉得很奇怪的做法曾是当时执政政府职能的普遍行为。那些一心走仕途的人往往依靠朋友或亲戚获取工作或买官，这就是说先以钱来收买海关官员或税收官员，然后再向客户伸手要钱，从而既回收了最初的买官投资成本，又可以大赚一笔。美国19世纪的“政党分肥制度”意味着在执政党发生了变化的同时，政府中的所有行政职位也发生了变化。

前现代官僚体制是“个人的、传统的、扩散的、同类的和特殊的”，而按照韦伯的论证，现代官僚体制应当是“非人格化的、理性的、具体的、成就取向的和普遍的”。个人化政府往往是低效率的：裙带关系意味着无能的而不是能干的人被安排到领导岗位上；政党分肥制常常导致腐败，此外还存在着严重的低效率。传统行政模式的巨大成功使得早期做法看起来很奇怪。专业化、非政治化行政在我们看来是如此顺理成章，以至难以想像到会有别的制度存在。西方的行政制度即使简单到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想法，也是直到1854年英国的诺思科特—屈维廉报告出台后才开始建立，尽管这种制度在中国早已通行很久了。

二、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

在19世纪末期，另外一种模式开始在全世界流行，这就是所谓的传统行政模式。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来源于几个国家的学者，即，美国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德国的马克斯·韦伯，人们把他们和官僚制模式相联系；弗雷德里克·泰勒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管理理论，该理论也来源于对美国私营部门的运用，为公共行政提供了方法。与其他理论家不同，泰勒没有着力关注公共部门，可是他的理论却在该领域具有广泛影响。这三位理论家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主要影响者。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还要加上诺思科特和屈维廉，他们对美国之外的国家的行政尤其是威尔逊的行政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19世纪中期，诺思科特和屈维廉最先提出了通过考试和品德来任命官员的主张，并提出了无偏见和行政中立的观点。

传统的行政模式有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1.官僚制。政府应当根据等级、官僚原则进行组织。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官僚制度有一个经典的、清晰的分析。虽然这种官僚制思想在商业组织和其他组织中采用过，但它在公共部门得到了更好和更长久的执行。

2.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

3.官僚服务。一旦政府涉足政策领域，它将成为通过官僚体制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4.在政治、行政二者的关系中，行政管理者一般认为政治与行政事务是可以分开的。行政就是贯彻执行指令，而任何事关政策或战略事务的决定都应当由政治领导者做出，这可以确保民主责任制。

5.公共利益被假定为公务员个人的惟一动机，为公众服务是无私的付出。

6.职业化官僚制。公共行政被看做是一种特殊活动，因而要求公务员保持中立、默默无闻、终身雇用以及平等地服务于任何一个政治领导人。

7.行政任务的书面含义是执行他人的指令而不承担由此而致的个人责任。

通过对比早期的行政模式，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韦伯体系的主要优点和不同点。韦伯制度和它以前的各种模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以规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取代了人格化的行政管理制度。一个组织及其规则要比组织中的任何个人都重要。官僚制度就其运作以及如何对客户做出反应方面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正如韦伯所论证的那样：“将现代公职管理归并为各种规定深深地触及了它的本质。现代公共行政理论认为，以法令形式来命令执行某些事务的权威已被合法地授予了公共机关。这并没有授予某机构具体情况下通过指令实施某种事务的权力。它只能是抽象地管制某种事务。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过个人特权和赋予特许权管制所有事务。后者的情况完全是由世袭制支配的，至少就这些事务不是不可被侵犯的传统而言是这种情况。”

这一点非常重要。早期的行政管理以人际关系为基础，个人要忠诚于亲戚、保护人、领导人或政党，而不是对体制负责。有时，早期行政管理在政治上是比较敏感的，因为行政机关的人员是任命的，他们更是政客的臂膀或主流阶级。但是，它也常常是专制的，专制的行政可能是不公平的，特别是对那些不能够或者不愿意投入个人政治游戏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一个以韦伯原则为基础的非人格化的制度可以完全消除专制——至少在理想情况下是如此。档案的存在、前例原则的参照和法律依据意味着在相同的环境中总是会做出相同的决策。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效率更高，而且公民和官僚等级制中的人员都知道自己所处的立场。

其他的差别均与此相联系。在各种规定和非人格化的基础上，会很自然地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等级制度及其规定在个人离开组织后保持不变。虽然韦伯强调的是整个制度，但他也注意到了官僚制组织中的个人任期和条件。

传统行政模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它为全世界各国政府所广泛采用。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它都显示出了优势。与以前腐败盛行的制度相比，它更具效率，而且职业化公务员的思想对个人以及业余服务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然而，该模式现在也暴露出了问题，这些问题表明该模式即使不能说已经过时了，也可以说即将过时。

传统官僚制度是在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某个特定时间段发展起来的，它的制度和技术适用于更早的时期。如果政府工作人员被看做机器人，只需对简单的刺激做出反应，难以承担起做出决策的责任，而且在操作手册中都有了事无巨细的规定，那么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可能是合适的。然而在私营部门，正式的等级制度不再被认为是运行良好的了。

公共行政的理论支柱已经难以描述政府现实了。政治控制理论已经问题重重。行政意味着遵从他人的指令，因此要求有一个秩序井然的收发方法。指令的发出者与实施者之间有一个明确的划分。但是这并不现实，并且随着公共服务规模和领域的扩大而愈加不可能。传统模式的另一理论支柱——官僚制理论也不再被认为是组织的特别有效形式。正式的官僚体制可能有它的优势，但人们也认为它往往培养墨守成规者而不是创新者；鼓励行政人员规避风险而不是勇于冒险，鼓励他们浪费稀缺资源而不是有效利用。韦伯曾把官僚制看成是“理想类型”，但现在这种理想类型却培养了惰性、丧失进取心、导致平庸和低效率，这些被认为是公共部门的特有病。它也由此遭受批评。实际上，“官僚”这个词在今天更多地被看成是低效率的同义词。

传统模式的所有事实都已经受到了挑战，官僚制的确有威力，但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适用，它会带来一些负面的结果。试图探求惟一的最佳方式是不切实际的，这会导致组织运作的僵化。私营部门中率先采用的灵活管理体制正在被政府部门所采用。政府直接提供公共服务并不是政府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惟一形式。而且行使官僚权力并不意味着政府对公共产品的直接提供，政府实际上可以通过补贴、法规或合同间接地在这一领域起作用。政治和行政在现实中很长时间里都一直相互交错。公众要求在原先政府独立于民众而运作的领域中建立更好的责任机制。虽然公务员可能会受到公共利益的奖励，但现在看来政治游戏者有他们自身的利益这一点也是无可争辩的。他们也可能是为了自身的进步或所在部门的发展而工作，而不再是原来想像的那样时刻都是出于纯洁和无私的动机。现在公务员的不同寻常的雇用现象已经弱化多了，特别是考虑到私营部门在这方面的变化，私营部门雇用制已是非常少见了。最后，公共部门的任务现在被认为具有了更多的管理性质，这要求行政人员对于他们的工作绩效负起责任来，而不仅仅是行政命令和执行指令。

关键之处在于，传统模式在大约一百年里没有多少变化，而现在却发生了全面变化。诸多观点构成了一种范式——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而现在由于传统模式本身的问题，范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和转移。

传统模式是僵化的、官僚的，只是侧重于结构和过程。然而它确实比以前存在的模式要好得多。以功绩制为基础的任命制、正式的官僚制以及政治和行政能够并且应该分开的想法都足以构成一个行政体制的充分原则，尤其是对一个处于稳定阶段运行的制度。20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主导着公共服务理论和实践。尽管传统模式做出了多年的贡献，但它现在面临的主要批评是，其理论和实践都不足以适应公共部门管理的发展。传统模式在很长时间里都是一个很好的模式，但现在它的时代过去了。

传统的行政模式衰落的主要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不再运作良好了。当理论和经济研究都表明政府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具有内在低效率时，政治家们开始询问一些笨拙的问题就毫不奇怪了。为什么公务员是终身雇用的而别人却不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以合同形式雇用？如果有人受雇从事一份工作，确保该雇员做好这份工作有何过错？公务员制度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大失民心，政府进行相关改革时阻力极小。而这些改革以前曾一度被认为会破坏公务员制度。一旦变化开始发生，传统模式的各个方面也就随之分崩离析了。

三、新公共管理模式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公共部门出现了一种针对传统行政模式的缺陷的新管理方法。这种方法可以缓解传统模式的某些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公共部门运转方面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种新的管理方法有很多名称：“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或“企业型政府”。到90年代后期，人们越来越倾向于使用“新公共管理”的概念。

尽管新公共管理的名称众多，但对于公共部门管理发生的实际变化而言，人们还是有一种共识。第一，无论这种模式叫什么，它都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公共行政不同的重大变化，它更为关注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的个人责任。第二，它明确表示要摆脱古典官僚制，从而使组织、人事、任期和条件更加灵活。第三，它明确规定了组织和人事目标，这就可以根据绩效指标测量工作任务的完成情况。同样，还可以对计划方案进行更为系统的评估，也可以比以前更为严格地确定政府计划是否实现了其预定目标。第四，高级行政管理人员更有可能带有政治色彩地致力于政府工作，而不是无党派或中立的。第五，政府更有可能受到市场的检验，将公共服务的购买者与提供者区分开，即将“掌舵者与划桨者区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总是指政府通过官僚手段行事。第六，出现了通过民营化和市场检验、签订合同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在某种情况下，这是根本性的。一旦发生了从过程向结果转化的重要变革，所有与此相连的连续性步骤就都是必要的。

霍姆斯(Holmes)和尚德(Shand)对这次改革的特点作了一个特别有用的概括。他们把新公共管理视作范式，这种好的管理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这是一种更加富有战略性或结构导向型的决策方法（强调效率、结果和服务质量）。(2)分权式管理环境取代了高度集中的等级组织结构。这使资源分配和服务派送更加接近供应本身，由此可以得到更多相关的信息和来自客户及其他利益团体的反馈。(3)可以更为灵活地探索代替直接供应公共产品的方法，从而提供成本节约的政策结果。(4)关注权威与责任的对应，以此作为提高绩效的关键环节，这包括强调明确的绩效合同的机制。(5)在公共部门之间和内部创造一个竞争性的环境。(6)加强中央战略决策能力，使其能够迅速、灵活和低成本地驾驭政府对外部变化和多元利益做出反应。(7)通过要求提供有关结果和全面成本的报告来提高责任度和透明度。(8)宽泛的服务预算和管理制度支持和鼓励着这些变化的发生。

新公共管理并没有认为实现某结果有一条最好的途径。管理者在被赋予责任之前并没有被告知如何获得结果。决定工作方式是管理者的一个职责，如果没有实现预定的目标，管理者对此应当承担责任。

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浪潮由各种不同于传统行政模式的理论所支持。这包括：政府工作人员被假定为具有经济利益动机；私营部门的灵活管理为政府部门提供了经验；政治与行政不可分离。在从行政到管理的理论变化中，一个关键的区别是：行政是执行指令，而管理是获取结果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新公共管理从经济学和私营部门获取了主要的理论支持。

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讲，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家是奥斯特罗姆。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就指出，组织有两种对立的形式：官僚制和市场。在奥斯特罗姆眼里，官僚组织相对于市场选择是低效率和低成效的。官僚行政模式缺乏竞争、消费者主权和低成本选择下的激励。他指出，许多当代政治经济学家以经济理论导出的一种范式为基础，“向传统行政理论的许多基本假设提出了挑战”。

新公共管理证实了奥斯特罗姆的观点，尽管这种观点经过一段时间才被采用。在奥斯特罗姆的著作中，我们能看到新公共管理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从经济学视角看，它是市场导向的。这运用的是经济学中的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第二，它否定以官僚制作为组织原则。

正如亚当·斯密所洞见的那样，如果允许个人追求最佳结果，那么市场就是更为有效的资源分配形式。

另一个理论变化是私营部门管理理论的变化，即打破了公共部门制度中曾被认为是基本要素但实际不是的东西。公务员在和客户打交道时必须公平和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务员需要保持政治中立或者终身雇用。衡量公共部门绩效可能确实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努力去这样做。公共部门的政治本质确实有别于私营部门，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行动都是政治性的，或者所有的政策都由政治家做出。以前被认为是公务员必须做的现在已经成为特例，人们很难理解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会因为合同雇用制或业余工作制而遭受破坏。然而所有这些都有悖于曾被视为公共雇用的必要条件。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间除却最高层的管理外，许多工作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很难认可公共部门的不同于一般的雇用方式。

也许，私营部门为我们提供了重视结果的经验。传统行政模式正是由于强调结构和过程而非结果才深受批评。另外，正如前面讨论过的，官僚组织并不自然就有效率。私营部门已经在实践其他的组织结构——利润中心、分权、雇员灵活性——所有这些也正在为公共部门所采用。

四、发展中国家的公共管理

尽管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相比，新公共管理适合于发达国家，但这是否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却不得而知。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始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就必然适用于不同的环境。新公共管理可能与发达国家特定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那么与新公共管理兴起并占主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相比，不发达国家在采用时就会受到限制。

发展中国家的确也采用过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因此也盛行严格的等级制度和所有熟悉的官僚制度。官员通过考试获得了终身雇用。即使在最贫穷的国家，官僚制度也要维护那些地位显赫、薪水相对较高的精英集团的利益。

有人认为，新公共管理改革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传统的官僚制在许多国家都已失败。霍姆斯和尚德都主张，“我们应当更多地关注管理改革对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我们相信，基本原则对每一个国家都是适用的。”另一方面，米诺格认为，“市场检测和内部市场等复杂的改革不可能在发达国家之外行之有效。”然而，与把新公共管理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相反，更为合理的方法是以务实的方式具体确定新公共管理在发展中国家运用的一系列前提条件。斯蒂格利兹主张一种新的发展日程。它包括国家作用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中，政府和私营部门进行合作，促进政府建立市场。在一些领域，政府应当更多地进行市场调节。这就要求政府改善自身的工作绩效，通过尽可能地利用和促进竞争来广泛使用类似于市场的机制。

任何国家在采用这些观点推进市场经济建设的时候，都应当有足够的基础条件以采用包括市场检验和履行合同在内的新公共管理。

五、对新公共管理的批评

毋庸置疑，人们会对这场改革有对立的评价。当然，这场变化还没有得到完善的运作，会出现一些错误，向新模式转变的过程也存在各种问题。这些不足似乎会导致政治上要求回到原来非党派、中立的行政制度，但这实际上极不可能。更为可能的是，要进一步完善改革中尚不完善的地方，然后逐步演进到另一种模式。传统模式以及它所坚持的主张已经结束了。

这种观点并没有得到普遍赞同。有意思的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批评家也越来越多。他们的批评涉及了公共部门改革的方方面面。有人认为没有什么范式变化，也没有发生国际范围的变化。批评家们认为，公共管理的改革是对民主的攻击，是意识运动，是一种流行时尚，在已经尝试过的公务员变化中导致了士气低落。这些观点有些是有道理的，而另外一些则完全不着边际。确实，反对者和批评家难于就争论的焦点达成一致。有无范式变化问题是公共管理改革中最具争论性的问题之一。

（一）范式变化

人们就新公共管理展开的争论最有意思的一个方面在于，尽管最激烈的批评家也承认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是否足够大到可以构成一个范式变化却有待商榷。尽管有人仍然不太相信，但再次考察一下范式是什么，考察一下公共行政中的竞争性范式是否有效是有用的。我认为，无论是采用“范式”的通常意义，还是与库恩著作相关的用法，“范式”这个术语无论指代传统行政模式还是公共管理改革都是合适的（这些公共改革联系在一起就被称为新公共管理）。

除了强调结果并通过各种机制来实现结果外，关键的不同是其背后的经济学和私营部门管理理论基础。在这一点上，公共行政的基础是公共利益激励理论、官僚制理论和政治与行政二分理论。人们认为，有足够的差异可以说明存在不同的范式：官僚和市场是两个截然相反的组织运作方式；公务员的公共利益激励不同于市场理性行为假设；政治与行政分离被普遍认为是不切实际的；侧重于过程的传统模式与侧重于结果的新模式完全不同。

（二）一场国际运动

公共部门改革是否构成了一种国际现象也是争论的焦点之一。人们已经注意到，类似的改革运动已经在好几个国家发生了。汤普森认为新公共管理是一场世界性的变革，因为它几乎影响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对世界上最大的123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重要的政府改革正在全世界进行。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改革也发生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凯特尔也认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如火如荼。这场运动从两个方面看是国际性的。首先，它已经扩展到了蒙古、瑞典、新西兰和美国等一系列国家。其次，改革范围很广，政府已经利用管理改革来重塑国家的作用及其与国民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胡德也提出反对全球化范式的思想。这有三个原因。首先，公共行政传统方法的部分撤退并不一定表明，新公共管理的单一模式会在全世界适用，也不意味着旧的模式就会彻底消失。其次，全球化范式的思想忽略了截然不同且路径依赖的国情，正是在这些不同的环境中发生了当代公共管理的变化。第三，公共管理在过去一二十年里是否足够稳定以至可以被视为一套单一的思想和做法。

按照胡德等批评家的逻辑，不同国家的改革内容、时间安排和战略的差别就意味着不存在全球化的运动。在批评家们看来，只要说改革具有相似性，似乎就意味着改革应该一模一样并同时发生。其实，改革范围和速度存在着不同。英格拉哈姆认为有三种改革模式：新英格兰模式摧毁了旧结构而代之以竞争性、市场导向组织，这代表出现的线段的一个端点。美国代表了线段的另一端，新兴政府建立在旧的官僚体制基础上，并没有发生会导致游戏规则改变的系统改革。线段的中点是阶段改革战略，这以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代表。这种模式奉行变化的战略，它首先攻击旧体制的复杂和僵化之处，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其他改革。不同的国家所受的制度约束不同，改革的不同之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目前，在公共管理改革运动中，存在理论趋同化以及公共部门改革者所使用的工具和战略的趋同化的情况。我们没有必要由于存在一场世界范围的公共部门改革运动，就说改革是不可抵制的、统一的、全球的。更为正确的观点是公共部门改革涉及了相似的政策工具，正如博斯托姆(Bostom)认为的那样：虽然全世界对改革的说法五花八门，但最近关于政府重组、重塑和更新的大部分努力都有近似的目标，即提高公共部门的效果和效率，提高公共部门对顾客的反应程度，减少公共开支，增强管理责任。这些努力所选择的工具也非常相似：商业化、公司化和企业化；责任下放；从投入控制转向产出和结果控制；更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更广泛的合同履行。

凯特尔也认为，“这场运动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因为很多国家在短时间内以相似的基本战略实施着改革。”他进而列举这些战略，包括：生产率——以更少的税收生产更多的公共服务；市场化——利用市场化进行激励；分权：政策——分离购买者与供给者；对结果承担责任的制度。

因此，各国改革之间存在着比批评家认可的更多的形似性。发生变化的是模式背后的理论基础而不是改革的细节。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会持续吗？

新公共管理的批评家认为这场运动将会消失，有的甚至认为它从没有发生过。林恩认为公共管理将逐渐消退。他认为，尽管新公共管理被其推崇者尊为范式，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可能衰退。因为：(1)在政治过渡中，曾赋予其灵感的威斯敏斯特改革的初始模式将最终被破坏，党派人士和学者之流将看到新公共管理被推出历史舞台。(2)随着各国各部门间比较实践的积累，改革的基本不同之处将使其表面化的相似之处相形见绌。(3)术语“新”将会由于后面出现了更为新兴的事物，而被看做一个很麻烦的形容词。(4)政治争论将呼唤新的主题来吸引和支持下一轮行政改革思想。

上述论点值得商榷。关于第一点，政治变化当然能够先于任何改革。但林恩所指的威斯敏斯特制度中发生的变化是指政府的变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表现为从左派过渡到右派，在一些地方是又回到左派。在英国则是从右派到左派。新公共管理或者变化依旧，或者像1996年的澳大利亚国民政府那样加速了变化。关于林恩所指的第二点，各国改革情况是不同的，但改革背后的理论是一样的。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不同的国家不是处于不同的路径上，而是远近不同的路径。林恩所说的第三点和第四点有待进一步的考查。

林恩认为，“新”这个词变得越来越不合适确有几分道理。考虑到这个词首次引用以来已经有十多年了，那么什么时候这个“新”不再新了呢？在20世纪的美国有这么一件事情，60年代后期，美国开始“新公共行政”。针对旧官僚制发展起来的这种制度，更多地强调价值、平等和公共行政的定性方面。几年之后，当效率问题日益突出的时候，该制度也就萎缩了。同样，将来，“新公共管理”中的“新”也将不得不退缩，但不管怎样，关键的变化是从公共行政过渡到了公共管理。

林恩的第四点易于驳斥。将来当然会出现新的主题或模式以供讨论，如电子政府。本文把世界看做是范式的连续，某种范式最终肯定会消失。

对新管理模式的批评实际上大多来自学术界而不是实业界。这似乎是因为学术界出于职业和专业的特点，对某个事件吹毛求疵而不是欢呼成功。

六、结论

政府管理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里经历了三种模式。首先是人格化或前现代行政模式，当该模式日益暴露其缺陷以及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它就被第二种模式即传统的官僚行政模式所取代。同样，当传统行政模式问题重重时，它就为第三种模式即新公共管理取代，从政府转向替代性市场。20世纪80年代以来，市场的主导地位就如同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官僚制度居主导地位一样。在任何一种政府制度中，官僚和市场都是共存的，只是在某个阶段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而在另一阶段，另一种形式占主导地位。新公共管理时代是官僚制日益削弱而市场在公共行政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

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讲义 篇5

一、公共管理研究方法

（一）概念

人们获取知识的途径和方法无非：因袭、权威、常识、科学、思辨。其中关于一门学科的系统的科学方法就是方法论。科学发现由科学方法和思辨产生，但方法论只钟情于科学方法。

1、方法论（methodology）是认识论（epistemology）的分支，是验证知识与寻找新知识或新发现（new findings）的科学。某一学科的方法论就是该学科研究工作的基本原则、途径、程序和规范。从过程来看，它包括问题阐述、文献综述、假设提出、收集数据、分析数据、信度效度判断、研究报告或论文撰写等环节的规范和逻辑。

2、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论，就是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基本原则、途径和程序。

（二）符合科学研究方法的公共管理研究结果的性质

1、客观性（事实的WHAT、WHY、HOW等的YES OR NO问题）

2、实证性（观察和实验）

3、规范性

①研究者用文字清楚地报告取得研究结果的整个过程，使得其他研究人员可据此判断你的观察数据的获得和分析结果以及导出的结论是否可靠；

②研究结果的可重复性，即其他人能应用相同的程序和方法得出同样的结果。

4、一定的概括性（适用效度）（管理研究旨在发现、辨识和解决管理领域的各种问题，它们无论多么复杂，都可归结为一个问题，即使人及其携带的资源形成1加1大于2的局面。所以，公共管理研究的发现或结论须有一定共性才是有意义的。）

（三）公共管理研究的性质或定位

科学方法思辨方法

逻辑直觉

客体与情境分离客体与情境交融

科学艺术

学科研究的定位频谱

原因：

1、管理者的形象思维与个性（感觉、直觉、意愿、决心）

2、管理情境（系统的复杂性，社会生态、社群环境、组织系统）

3、主客体都是人，价值的偏好。（决策，两难；事实与价值的结合）

（四）（公共）管理研究的类型

1、按功能：基础研究（WHY，THEORY；FOR EXPLANATION）；应用研究（WHAT AND HOW；FOR APPLICATION）

2、按研究内容的表现式样和研究目的：探索型（EXPLORATION）、描述型（DESCRIPTION），解释型（EXPLANATION），规范型（PRESCRIPTION）

四种不同类型研究的特征

3、按论证的手段：理论研究（THEORETICAL STUDIES）和实证研究（EMPIRICAL STUDIES）

①理论研究（演绎法）：从更高抽象层次的公理、定律、法则或学说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得出支持或否定假设的结果；

②实证研究（归纳法）根据假设去寻找论据，从现实资料和数据来证实或证伪所提出的假设。

“以往的研究多为实证研究，本文采用规范研究”？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要素

（一）概念、名词和术语

概念（concept）是对所观察对象或指称现象的本质（共同的根本属性）的抽象。概念是思维链条上的节，概念不清晰说明你还没把握该事物的属性。对个人来说，概念是一组心象的组合；概念不清说明相关心象组合存在混乱，未能明确设定，或者该心象组合不是依托可观测的事实。

名词(noun)是一个概念的语言指称。专业或学科常用的名词即术语（term）。在一项研究中，关键概念和名词，一定要做到： ①稳定而规范的心象

②清晰而正确的定义（内涵）③变量的逻辑性和可测性（外延）

④翻译过来的名词和术语的准确性（例如，political issues）研究生论文中，常出现的问题：

①概念混乱，前后不一致 ②推出年名词而无后续内容 ③内容创新变成名词创新

（二）定义

1、定义是概念和名词所表达的共同属性（即内涵）的逻辑表述或界定。

一项研究、一篇研究论文往往都涉及

一、两个关键的名词，它们的界定反映了研究者的基本功。如果关键名词定义清晰而且确切，至少表明研究者思考的成熟程度和对此项研究把握的深度，因为关键概念和名词总是与研究论文的重要创新点或贡献相联系的。如果关键

概念的内涵不界定或界定模糊混乱，该研究论文的创新点便让人难以置信，不敢引用。

2、下定义的方法

科学研究中最适用的下定义的方式是属加种差：带定义的名词为种（species），该名词隶归于属（genus），种差（differentia）指该名词与同类（属）其他名词的质的差异。

中文下定义的语法结构：被定义之物 = 种差 ＋ 属 例如：变量是具有可测性的概念。

英文下定义的语法结构：Things to be defined ＋ verb ＋ general class word ＋ “wh”word ＋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s.For example: externality is a situation in which a benefit or cost associated with an economic activity devolves to third parties.下定义不规范或易犯的错误：①以例代定义；

②种差描述范围不恰当③属选择不当④采用否定词

⑤词句冗长。

3、变量

（1）变量是具有可测性（measurable）的概念，其属性在幅度和强度上的变化程度可加以度量，如工作满意度、劳动生产力等。有些变量不具备可测度性，如幸福、快乐、凄凉、悲伤等。属性是指客体的某种特性。例如，性别是变量，则属性有男性和女性，可见变量是按逻辑归类的一组属性。

变量与属性

性别男，女

年龄老、中、青；少儿；成年；1—80（岁）年产量10—1000（台）

年利润﹣100—1000（万元）

质量优、良、合格、差；5、4、3、2、1、星级 开放度0，„，100 满意度0，„，1（2）变量是科学研究要素中最重要的，是否使用变量语言反映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研究方法之间的明显差别。

（3）变量的类型

（箭头表示作用方向）

（4）变量之间的关系

相关关系：变量之间存在互动或对称关系，它们共同发生变化；因果关系：一个变量的变化明确引起另一个变量发生变化；虚无关系：变量之间不存在互动关系，即使有也是由于偶然事件或样本随机误差的结

果。

4、命题和假设

三、公共管理研究的层次和范式

四、学习管理研究方法论的意义

1、提高研究工作的效率

2、决定了研究工作的专业水平

3、采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是打好研究基础的必由之路，只有如此，今后才有可能在更高

层次上进行原创性的思辨研究。

五、参考文献

（一）著作类

1.吴建南.公共管理研究方法导论［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

2.范柏乃，蓝志勇.公共管理研究与定量分析方法［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3.Earl Babbie[美]著，邱泽奇译.社会研究方法［Ｍ］.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4.Gall, Meredith Mark [美].教育研究方法导论［Ｍ］.南京 :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5.John W.Creswell[美]著，崔延强主译.研究设计与写作指导［Ｍ］.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6.M.N.K.Saunders[英]等著，杨晓燕主译.研究方法教程—管理学专业学生用书［Ｍ］.北

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

47.美]著，张忠占译.统计学方法与数据分析引论（上、下

册）［Ｍ］.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8.Susan Welch /John Comer[著]，郝大海等译.公共管理中的量化方法：技术与就用［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9.风天笑.社会学研究方法［Ｍ］.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5 10.风笑天.社会调查中的问卷设计［Ｍ］.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

11.米红，张文璋.实用现代统计分析方法与SPSS 应用［Ｍ］.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 12.郭志刚.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软件应用［Ｍ］.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1 13.吴增基等.现代社会调查方法［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4.贾怀勤.管理研究方法［Ｍ］.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 15.郭齐胜等.系统建模[M].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2006

16.郭星华等.问卷调查技术与实例［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17.陈森发.复杂系统建模理论与方法[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

（二）论文类

18.董琳.论文撰写与科技文献检索[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06（4）19.谢刚，万迪昉.管理实验—管理研究的重要方法[J].管理科学，2003（4）

20.蓝志勇.当代公共管理研究的范式观——一项经验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05（3）21.颜玖.文献检索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J].北京市总工会职工大学学报,2001（2）22.任志娟.SPSS中判别分析方法的正确使用[J].统计与决策，2006（3）

23.万迪昉，谢刚，乔治林.管理学新视角—实验管理学[J].科学学研究，2003（4）24.王作成.满意度调查中的问卷设计与优化[J].市场研究，2005（3）25.王萌.浅谈访谈法中的提问技巧[J].现代教育科学，2006（10）26.陈维军.文献计量法与内容分析法的比较研究[J].情报科学，2001（8）

第二章 公共管理研究设计

第三章 公共管理研究的资料数据收集方法

第四章 公共管理研究的资料数据分析方法

论文2：公共管理者道德素质研究 篇6

1.1公共管理者应该以身作则，为社会树立榜样

公共管理者的行为时刻受到公众的关注，其言行对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所以，管理者要从自身出发，时刻约束自己的行为，为公众树立一个具有崇高理想，遵守道德，自尊自爱，具备各种美德的榜样。

同时，管理者必须学习和掌握政策理论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提高自身的政治觉悟。

1.2公共管理者应该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水平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公共管理者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地学习来充实自己的知识，掌握所从事职务的知识，技能。

专业知识是公共管理者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只有懂专业的管理者才能在管理过程中有的放矢，灵活机动，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除了这些要求之外，公共管理者也需要一些个性修养，管理者的个性是影响管理工作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必须要谦虚，诚实，心胸开阔和具有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管理过程中，管理者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管理对象，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擅长之处，所以在工作过程中管理者应该谦虚的汲取各方面的意见，加强思想沟通，不能主观臆断。

不仅如此，对待管理者也要实事求是，以诚相待，心胸开阔不斤斤计较，善于倾听不同的意见。

更重要的是管理者必须做到服务认真，态度端正工作热情，在面对各种困难时都能够冷静自若，不急不躁。

创新是管理的灵魂，一尘不变的管理会让管理工作失去生机与活力，不管是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管理中都需要创新，管理者的创新会让管理工作更有效率的进行以及完成。

2.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与公共管理中的道德风险

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是要求公共管理者应该在其位而谋其政，不做越位的`事。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公共管理者持有矛盾的观点：首先，人们认识到公共管理者在国家管理中是必不可少的，他们的管理活动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体现了公共精神，对此，大家对公共管理者赞誉有加;而当意识形态发生变化，

公共管理者的动机和作用却失去了它本应该拥有的意义，让人们对公共管理者又存在有偏见。

这就好像硬币的两面，这也就是公共管理者的身份冲突以及管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公共管理者有着与其他职业不同的特殊性，他们的活动有其政治性，公开性和公共性，而且人们也对公共管理组织的公平，诚实，开放，和责任有着强烈的期望，他们希望公共管理者做的决策可以有利于每一个人，而这一点往往是公共管理者很难做得到的。

公共管理者作为公共权利的行驶者，有着自己职业群体的合法既得利益，也存在着不为社会认同的“非合法性”既得利益，所以掌握好自身角色的承担，理清每个角色的责任是作为一名合格的公共管理者的基本素质。

每个管理者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有着不同的身份，承担不同的角色，因此，处理好每个角色的转换是每个管理者应该具备的硬功夫。

如果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处理不好，可能会导致管理中的失误，导致对有关公共管理部门形象的损坏。

而很多公共管理者在管理过程中，通常会出现的就是个人利益追求者角色和公共利益维护者角色的冲突和转换。

每个公共管理者都对高薪，升迁，荣誉等有所期待，但是基于对公共利益的需要，这些期望却不太可能实现，所以当遇到这种抉择时，从公共管理者的职业操守等角度来看，应以公共利益为大，快速实现这两个角色的转化，这也是公共管理的价值所在。

在我们的社会中也不乏有很对大公无私的公共人的典型，焦裕禄，孔繁森这些鲜活的例子经常地出现在我们的社会中，但是，我们不应该否认公共管理者通过合法的途径，利用合法的手段追求合理合法的个人利益。

在现在的生活中由于各种利益的诱惑，公共权利的恶性膨胀，制度的缺失，以及收益成本的失衡，导致许多管理者利用自己的管理者身份取得了不合法的利益，所以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去约束管理者的行为。

首先，应该规范自利的动机，树立公共管理者的公共精神。

其次，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机制，使管理者的利益控制在一个合法的范围之内。

海洋管理的公共性研究 篇7

一、现代政府的公共性分析

海洋是世界沿海国家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重要空间和资源基地, 合理开发和切实保护海洋已成为关系到沿海国家生存、发展与强盛的重大战略问题。海洋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主体的涉海公共组织为保持海洋生态平衡、维护海洋权益、解决海洋开发利用中的各种矛盾冲突所依法对海洋事务进行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活动。确认政府为海洋管理的主体, 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毫无疑义的, 之所以强调海洋管理主体即政府的问题, 并不在于对海洋管理主体做何种界定, 而在于从现代意义上把握海洋管理的价值。

现代政府的发展与社会的现代化浪潮是分不开的。现代化浪潮不断推动政府的改革与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说, 正是社会的现代化促进了政府的现代化, 使其具有现代的性质。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 经济的全球化更使政府现代化成为一种世界的潮流。政府的公共性是现代政府最突出的属性。从政府的一般概念来看, 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理所当然是姓“公”的, 而不是私家领地, 这就涉及传统社会的政府是否具有公共性的问题。学者张康之认为, 农业社会的政府不具有公共性的属性。在他看来, 农业社会的政府固然也要维持社会秩序, 但那是出于统治者的需要而采取的手段, 而并不是为了满足包括被统治者在内的社会的需要, 所以政府的管理并不代表公共的利益, 这样的政府当然也不具有公共性[2]。

公共性的问题有一个从潜在存在到显性化和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 随着公共行政这一社会治理途径的出现, 公共性的问题也显露了出来, 这是人类社会治理文明化的具体体现[3]。从根本上来看, 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分离是工业化的结果, 近代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是理解近代以来一切主要社会现象的关键, 社会治理体系的性质从统治型向管理型变革又对公私领域和公私部门的分化和分立提供了权威性的支持。也就是说, 由于农业社会中那种“公”、“私”不分的状态被打破, 公共性问题才成了思考和谈论的对象。在一定程度上, 社会治理模式从统治型向社会管理型的转化也是一个形式化的过程, 管理型的社会治理由于在社会治理活动中突出治理行为和治理对象的形式, 才最大限度地把实质内容方面的不平等、不公正推挤到人们的视界之外, 使社会治理体系和活动等各个方面都给人以公共性的感受。进而, 只有当社会治理体系在性质上属于管理的而不是统治的, 社会治理活动的主体才能以公共部门的形式出现。

统治型的社会治理在意识形态方面能够实现对“公”的强化, 但在制度安排上却一筹莫展。在人类历史上, 也有过多种多样“公”字理念下的制度安排实验, 却无一例外地以失败而告终。历史上有着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 即在一切统治型社会治理方式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下, 在“公”、“私”边界愈是不清的情况下, 人们对“公”的渴望就愈强烈, 就愈憧憬“大公无私”的社会生态;到了公私领域、公私部门的分化和分立已经成了历史性现实的时候, 人们反而更多地关注私人利益的实现、私人部门的健全和私人领域的和谐。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是在公私分化了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管理型的社会治理把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公共领域的健全作为目标, 这一目标是正确的, 但是管理型社会治理模式却无法达到这一目标。从管理型社会治理实践的历史来看, 它在治理模型的科学化、技术化追求中, 在效率至上的驱使下, 往往丧失了根本目标, 无法有效地维护公共领域的健全, 无法保证和促进公共利益的实现。

政府的公共性是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 在政府的统治功能和管理功能此消彼长的过程中, 政府的公共性开始产生和成长。“作为制度范畴, 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和私人领域相分离的特殊领域, 在中世纪中期的封建社会中是不存在的。”[4]到了近代工业社会, 在政府公共部门化的进程中, 才出现了公共性的问题。政府的公共性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构成部分的根据, 政府拥有的公共性是否充分, 也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的纯洁性的标准[5]。

公共性问题的解决, 取决于对政府的制度、体制和运行机制进行彻底的变革。只有当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社会治理的主体, 公共部门才能真正成为公共的。这个时候, 政府不仅会继承它作为管理型社会治理主体时的全部公共性, 而且会获得它作为服务型社会治理主体的实质上的公共性, 从而使形式上的公共性和实质上的公共性统一起来。人们过去对政府公共性的理解比较单一, 或是从组织机构上或是从利益代表上来认识政府公共性, 这样的认识往往有偏颇之嫌。“公共性”本身既有政治学的解释, 也有管理学的解释。哈贝马斯曾经对“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批判的各种公共性理论做过详尽的考察, 这是政治哲学上的公共性理论;另一方面, 公共行政学亦可从管理学的方法中去理解政府的公共性。理论的方法和视角不同, 得出的结论自然会有差异。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亨利则提出了一个多方面认识公共性问题的思路, 他在参考本和高斯区分公共领域与私有领域的三要素 (“机构、利益和参与”) 的基础上, 提出制度的、规范的和组织的公共性定义。他认为, 制度的公共性与规范的、组织的公共性是相互支持的, “共同构成公共行政中的公共性”[6]。笔者认为, 对政府公共性的理解, 应当整合两方面的理论, 既不能缺乏政治哲学的智慧, 又要不失行政管理的特色。政府的公共性实际上已经提出了政府行政活动的应然性, 政府公共性本质上就是现代社会对政府的公共性要求, 因为政府公共性排斥政府目的和管理活动的私人性, 已经内含政府及其部门对公私利益的选择, 这也就是亨利提出公共性的规范定义的理由。政府公共性问题的存在, 意味着现代政府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核心已经具备条件。

二、海洋管理公共性的考察

1. 海洋管理公共性的理论基础

公共管理学的兴起, 为正确理解海洋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认识公共性问题, 实现公共性自觉, 是根源于把握公共行政的发展方向和推动人类社会治理文明进步的要求的[3]。当传统行政学占据主导位置的时候, 人们往往在其框架体系内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尽管人们发现以往用行政学体系来框架某一学科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很多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 但由于没有合适的理论来阐释, 就只好勉为其难。而公共管理学的产生, 恰好为某些具体管理学科的阐释找到了根据。

公共管理学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有别于传统行政学的新的管理范式。作为新兴的学科, 其无论在国外还是国内都尚未成熟。陈振明先生认为“公共管理学是一门综合地运用各种科学知识和方法来研究公共管理组织和公共管理过程及其规律性的学科, 它的目标是促使公共组织尤其是政府组织更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或者说, 公共管理是一门研究公共组织 (主要是政府) 如何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的学问”[7]。陈荣富先生在吸收各家所长的基础上, 结合自己的理解, 给公共管理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公共管理是公共权力机关和非盈利社会组织为了更好地提供公共物品, 保障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公平分配, 促进社会整体发展, 正确运用公共权力和各种行之有效的科学方法依法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8]。

公共管理的定义虽不相同, 但作为公共管理范畴基本包含以下内容。

(1) 公共管理主体的多元化。与传统行政管理相比, 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 其核心主体是公共权力机关, 即政府行政机关。但社会组织除了国家组织外, 还包括非政府组织, 即通常所说的“第三部门”。第三部门中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各种社会中介组织、社区和自愿者组织作为社会生活中最具活力和社会效益的组织形式, 在社会公共管理事物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2) 公共管理的客体主要指社会公共事物, 及公共管理中公共权力的分配和运行机制, 其维护和追求的是公共利益。

(3) 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更有效地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 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公平分配。根据公共管理的内容可以看到, 把海洋管理定位于公共管理最为贴切。

2. 海洋管理公共性的学科基础

(1) 从海洋管理主体看, 海洋管理的核心主体无疑是作为公共权力机关的政府。这里所讲的政府是从广义来理解的, 包括海洋立法机关、海洋行政机关和海洋执法机关。公共性的问题, 对于公共行政的全部过程及其行为主体都有着规范的意义[3]。海洋问题的特殊性和政府本应承担的职能要求政府干预海洋事务, 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所具有的优势使其在海洋管理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是唯一的海洋管理主体。与单纯的海洋行政管理不同, 海洋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现代海洋管理活动的一个趋势是主体的多元化, 更多的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参与到海洋管理中来, 并且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而政府的作用将越来越受到限制。

(2) 从海洋管理客体看, 尽管海洋管理的最终指向物是海洋, 但直接指向物是涉海活动的参与者, 而且是这些参与者的行为产生了公共问题。海洋管理作用于涉海活动的参与者, 并不是直接干预涉海人员所从事的海洋生产流通等经济活动, 因为这些活动属于私人领域部门, 所提供的是私人物品, 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如果涉海人员的活动 (如捕鱼等) 行为仅仅属个体行为, 对他人和社会没有产生影响, 即没有产生负外部性, 那么政府也没必要进行干预;只有当涉海活动参与者的行为已经超出了私人活动领域, 产生了影响他人、社会的公共问题, 造成了负的外部效应, 如, 海洋环境污染、海洋资源破坏、海洋权益受损等, 这时才需要公共组织进行干预, 通过管理使涉海活动参与者行为能够达到爱海、护海, 向社会提供优良的海洋生态环境的目的。

(3) 从海洋管理目标看, 海洋管理的目的是维护海洋权益, 为社会提供良好的海洋生态环境, 实现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海域是公众财富, 管理必须为所有潜在用户最大限度地创造效益。可见, 海洋管理所研究的是海洋公共事务, 所追求的是公共利益, 所解决的是公共问题, 所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如, 海洋环境问题, 它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单个的个人或团体, 而是对多数人甚至对所有人或团体产生普遍的影响, 这种影响常常会超越地域或国界的限制, 影响一个地区甚至全人类的生活。对于像海洋环境等公共问题, 由于当其治理取得成效时, 所有的人不花钱也都能从中得到好处, 即免费搭车, 为此私人组织一般来说不愿意投资治理, 只能由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组织承担起这一重任, 而这也正是公共管理的任务。所以说, 海洋管理是一种公共管理。

3. 海洋管理公共性的现实基础

(1) 实现海洋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制定海洋公共政策。目前, 我国海洋经济结构不尽合理, 其主要原因是各种海洋产业分属于不同的管理主体, 没有一个真正能够把海洋产业管理起来的机构, 整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是不协调的、自发的, 要弥补市场失灵造成的无效率, 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很必要的。实现海洋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 必须有效利用海洋特色资源的支撑力, 制定海洋经济调整规划以及相应的海洋公共政策, 使社会明确海洋经济发展的主攻方向;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要与经济结构调整配合, 如保护近海渔业资源、利用外海或公海资源需要适度发展远洋渔业;企业自身能力是有限的, 要建造大型、先进船只, 必须依靠政府投资扶持。

(2) 海洋管理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是政府权力的公共性。传统海洋管理中, 由于组织结构形式的缺陷导致管理职能混乱和权限支离分割的状况, 已不适应现代海洋开发的需要;必须代之以全面、协调、综合为特点的现代海洋管理。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代表, 应该承担起保护海洋环境和资源, 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任, 对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长远规划、统筹解决。为此, 这既需要政府直接投资, 进行有利于海洋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础产业的研究开发, 也需要在政府的诱导和协助下或在政府的直接规制下, 采用市场手段兴办海洋产业, 以满足海洋经济发展的需要。

(3) 海洋政策、海洋环境等具有公共性, 属于公共物品。政府的公共性决定了政府的一般功能在于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 解决社会的公共问题, 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海洋政策、海洋环境等具有公共特性, 属于公共物品。海洋管理活动、海洋环境保护这些公共事业, 如果完全由市场进行安排或完全由民间组织兴办, 往往会导致低效率, 或者导致供给不足。政府作为一个非盈利性公共服务机构, 便能较好地解决公共物品的供给问题, 尽可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特别是基于海洋环境保护的许多建设项目耗资巨大、投资回收期长, 一般市场行为主体不愿投资或无力投资, 但又为社会所必需。因此, 组织公共物品生产, 提供良好的海洋环境质量是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责任。

(4) 海洋的公共性要求政府来充当仲裁人的角色。政府作为权力机关, 其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使其能够超越于各个经济主体之上, 协调、处理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海洋开发利用和保护过程中, 由于海洋的公共性, 有些人从自身利益出发, 总希望免费使用或免费搭车, 置海洋的整体利益于不顾。当相互竞争的各经济主体一旦发生利益冲突, 当事人自己是无法界定各自的利益分界的, 他们自身不具备化解冲突的能力, 需要政府来充当仲裁人的角色, 以设定划分经济主体利益的规则, 确定经济主体之间冲突的经济利益, 保证各经济主体能在公平条件下竞争。

三、加深海洋管理公共性意义的认识

“公共性”意味着穿透“被遮盖的存在的阴影”[9]。公共性的建设和完善是当代中国和世界发展中一个具有核心意义的问题, 提高对海洋管理公共性的认识, 才能提高公众和政府对海洋经济及其可持续发展的支持。

1. 扩大海洋管理的主体范围, 与国际海洋管理实践接轨

一个社会必须有某种公共性的实体、关系、属性和机制[10]。社会中众多的主体需要有公共活动的空间, 有一定的公共机构和组织掌握并行使公共权力, 维护公共秩序, 满足公共需求。长期以来, 受计划经济和全能型政府的影响, 我国的海洋管理一直由政府直接控制, 政府是海洋管理理所当然的主体。当然, 这个政府可以细分为各个具体的职能机构。如国家海洋局作为主管全国海洋事务的职能部门, 其职能的核心是管理海域使用, 协调资源开发, 保护海洋环境, 以发展我国海洋经济为中心, 围绕“权益、资源、环境和减灾”四个方面开展工作, 以达到海洋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目的。与之相应, 部门化的管理模式又使海洋各相关部门各自为政, 如水产主管部门负责海洋渔业的管理, 交通部门负责海上交通安全管理, 石油部门负责海上油气的开发管理, 轻工业部门负责海盐业的管理, 旅游部门负责滨海旅游的管理等。涉海的管理部门虽多, 但都属于国家行政机关, 是政府管理。这种状况既反映了海洋管理要求政府干预的特点, 又表现出我国海洋管理中全能政府的弊端, 难以实现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有限政府往往善于利用、整合各方力量, 达到满足公共利益的共同需要。

社会建设的中心就是公共性建设。中国社会融入世界的过程也是同国际社会公共性接轨的过程[10]。从世界发展状况看, 第三部门已经成长为一支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 进入了教育、卫生保健、社会服务、环保、文化等社会公共部门的核心领域, 动员社会各方面参与社会发展, 填补政府用于社会发展方面的资金不足, 帮助政府解决一些容易忽视的边缘问题等。与之相应, 在对海洋环境、海洋资源保护和海洋权益维护等方面, 第三部门也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绿色和平组织为阻止往海洋倾倒污染物所做的努力, 我国的民间社团为保卫钓鱼岛所进行的斗争。正因为如此, 联合国21世纪议程中一再强调海洋管理中要调动各方力量, 并在第17章第6条中指出:“每个沿海国家都应考虑建立, 或在必要时加强适当的协调机制 (例如高级别规划机构) , 在地方一级和国家一级上从事沿海和海洋区及其资源的综合管理及可持续发展。这种机制应在适当情况下有学术部门和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当地社区、公众和土著人民参加”。

2. 着力转变政府职能, 变革海洋管理模式

长期以来, 在海洋管理中, 政府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作为行政领导以“命令—控制”的方式对各种涉海活动进行直接管理。党的“十七大”报告确定了“着力转变职能、理顺关系、优化结构、提高效能, 形成权责一致、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原则, 强调“健全政府职责体系,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1]。因此, 政府对海洋开发利用者的活动应以引导者、调节者的身份出现, 主要采用行政指导的管理方式, 引导企业从事海洋环境保护工作。市民社会开始参与国家塑造, 提出了国家公共生活的要求, 让国家提供和保障其权利, 并能够消除参与公共生活的障碍[11]。海洋作为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成本高而风险大, 投资巨大而收益可能甚小, 需要政府参与海洋开发利用活动, 促进海洋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基础产业的研究开发。政府可凭借其拥有的行政权威和广泛的信息网络, 传达和贯彻政府指导海洋开发利用的某些意图, 帮助减少不同的市场行为主体决策的盲目性, 减少资源浪费和损失, 从而提高市场效率, 确保海洋经济向有利于环保的方向发展。当前海洋的控制与管理系统极为分散, 没有透明度, 它既极大地妨碍了经济增长, 也妨碍了生态可持续性目标的达到。管理责任分散在政府许多不同的部门和各级政府。各部门之间联系不畅造成了前后矛盾的建议和管理上的混乱, 也造成了不必要的时间浪费。这些问题的存在要求政府建立统一的协调管理机制, 加大机构整合力度, 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 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精简和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办事机构, 减少行政层次, 降低行政成本, 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责交叉、政出多门问题;加强对海洋的综合管理, 切实把海洋规划好、管理好、监督好、开发利用好。

3. 便于构建科学的海洋管理理论体系

“公共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 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的出发点和原则[3]。目前, 我国海洋管理体系构建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海洋的管理和控制问题, 主要的困难在于现行管理系统的分散性, 因为此管理系统涉及许多不同的部门, 涉及各级政府, 导致职责的混乱和前后的不一致性。这些问题反映了政府政策和决策系统的不完善性。尽管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海洋管理进行了深入研究, 但是, 海洋自身的复杂性和海洋实践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使得系统的海洋管理理论体系尚未建立。正是由于体系的不确定性, 使得人们在谈论起海洋管理时, 往往从各自的理解出发, 从解释现实出发, 理论成了紧跟现实身后的解释学。研究海洋管理的公共性, 有助于构建科学的海洋管理理论体系。因为用公共管理理论解释海洋管理, 比较适合海洋特色, 可以清楚地解释以往很多解释不通的现象。如政府对海洋的管理为什么不能如愿以偿, 海洋开发中为什么会出现所谓的“公地的悲剧”等问题。可以说, 公共管理理论为海洋管理提供了明晰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 弄清海洋管理的公共性, 可以明确海洋管理的内涵与外延, 避免现实生活中经常容易混淆的几个概念, 如:海洋管理与海洋行政管理, 海洋管理与海洋综合管理等。因为定位不清, 现实中经常有人或把海洋管理等同于海洋行政管理, 或把海洋管理等同于海洋综合管理。海洋管理的内涵与外延不明确, 必然影响到海洋管理理论体系的确立。因此, 加深海洋管理公共性的认识, 一方面可以与海洋行政管理区别开来;另一方面, 也可以与海洋综合管理区别开来。同时, 明确的概念是构建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基础, 概念内涵的确定过程和外延的展开过程, 实际上就是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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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现状探究 篇8

关键词：公共管理；CNKI；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C93-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32-0073-02

我国学者对公共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但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我国学者究竟是如何研究中国公共管理问题？我国研究者对中国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哪些问题最感兴趣？在研究中国公共管理问题时主要采用哪些理论视角、运用哪些研究方法、研究区域有何分布特点？我国研究公共管理的学者有何特点？项目资金支持状况如何？本文试图剖析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并以此为基础思考中国公共管理研究发展的具体路径。

一、研究内容

本文借助CNKI期刊数据库，基于2000-2012年间刊登在《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上关于公共管理的文献，对其进行分类、比较，探究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现状。

（一）研究方法

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包括两类，分别是理论研究方法与实证研究方法。在《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中，在发表在该期刊的关于“公共管理”的148篇论文中，理论研究论文为146篇，占样本总数的98.6%，定量实证只有2篇，仅占样本总数的1.4%，因而得出结论：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在方法上严重失衡，学者偏向于利用定性的理论研究方法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很少利用定量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

（二）研究主题

本文参照了张建民、江华等对于公共管理研究主题的分类方法[1]，我们将公共管理的研究主题分为八类，分别为：政府与社会关系、理念概念与文化、行政组织管理与创新、公共政策与政策分析、公共财政与人力资源、公共管理学科教育、其他。对国内研究论文主题的统计表明，论述“行政组织管理与创新”的论文57篇，占38.51%，居各种主题榜首，反映了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的特性，被用于研究实际的政府组织改革与创新；“理念概念与文化”主题的论文35篇，占23.65%，排第二位，反映了公共管理相关概念理论得到了学者的关注；“政府与社会关系”主题的论文11篇，排第三，反映了学者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注重公民与社会的利益，但只占文章总数的7.43%；其次是“公共管理学科教育”主题论文8篇，占论文总数的5.41%，其他主题论文较少。这反映了我国目前学者公共管理研究内容偏重于公共管理的理念研究及其在政府组织管理与创新中的应用，这是符合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的特性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权利不断扩张、非政府组织的迅速发展及其政府“三公消费”公开等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这种学者关注公共管理偏重于组织管理与创新的现状应该引起学者的重视，公共管理研究不仅仅要研究政府组织其本身，更应该广泛涉及多个主题，以更好地发挥公共管理作为一门应用学科的作用。

（三）研究对象的区域分布

设置这个变量主要为考察我国学术界对公共管理的研究情况，回答学者重全国性研究还是地方研究，跨国研究情况如何？从统计结果看，对区域的研究存在比较严重的失衡现象，全国性研究多于地方性研究，分布为91.89%、8.11%；从国内外研究看，研究大部分在国内，国外研究非常少，只有为数不多的3篇，跨国（境）研究的比例非常少，这反映了学者局限于国内研究，研究缺乏国际视野，当然这也可能与期刊的定位和读者群有关。

（四）研究视角

美国政策学家内格尔认为，“广义的政策研究可被定义为对不同公共政策的性质、原因和效果进行的研究。所有的科学知识领域，尤其是社会科学都与这一研究有关。”在他看来，政策研究应当遵循“以政治学为基础的多学科性定量化的价值导向”，除了占重要地位的政治学以外，他还列举了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人类学、地理学、历史学、法学、哲学以及数学、计算机科学等各种学科对政策研究的影响[2]。据此，本文将公共管理的研究视角分为：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伦理学、社会学、其他视角六种研究视角。对148篇论文进行分析发现，从管理视角出发的研究所占比重最大，占47.97%，从政治学视角出发研究公共管理所占比重为27.03%，研究中通常更多地从管理角度分析行政组织管理与行政改革，这与国际文献中的相关统计吻合，如Lan的研究显示：国际公共管理学期刊上以管理为视角的论文多达50%以上，政治视角的论文不到20%[3]。另外，研究中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角度研究公共管理较少，反映了我国公共管理研究重政府管理与改革、强调公共管理研究的政治功能，轻社会问题、伦理价值以及较少运用经济计量的实证分析方法对公共管理进行研究。

（五）资金支持

从148篇研究样本发现，有项目支持的论文29篇，仅占19.59%，无项目支持的论文119篇，比重多达80.41%，这反映了我国公共管理研究中，较少得到国家地方部门的重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公共管理研究质量有待提高。

（六）学者类型

148篇论文中，作者单位主要是高校（含党校），计121人次，占总数的78.57%。其他作者单位为：学会/团体14人次、其他/无注明9人次、研究所5人次、政府部门/政府信息中心5人次，没有作者来自企业。这反映从事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学者绝大多数任职于高校（含党校），其次是学会或团体，企业人员基本不会研究公共管理问题。

二、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思考

我们在借鉴张建民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应该以国际化为基础、以科学化为支撑、以社会化为桥梁。三者可以有机结合，形成良性互动，为国际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发展和知识积累做贡献。国内学者如何发展和提升国际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相结合的研究能力？我们在此提出一些设想，希望能抛砖引玉。

（一）国际化

研究的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研究设计上。无论是定量研究还是案例研究，深入了解和分析国际文献（国内外）中相关研究主题已有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是提高研究设计质量的前提。通常情况下，只有将研究建立在国际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才能真正对知识积累和发展做贡献。因此，大量阅读外文文献，提升国际文献检索和分析能力及研究设计能力是国际化研究的重要保障。研究的国际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国内学者与国际学术界的对话交流及合作研究上，除了在国际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外，更为现实和有效的途径可能是参加国内外举办的国际性学术研讨会，面对面地与国际公共管理领域接轨。

（二）科学化

研究的科学化首先要求学者加强对方法论的认识。目前，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局限于定性理论研究，很少定量的实证研究，因此，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不仅要学习掌握定性研究的方法，更要掌握定量实证研究方法，基于实地调查、数经济计量、统计分析软件等这些科学方法的运用，用科学的方法检验理论，进行公共管理研究，因此，这就要求高校对公共管理专业的学生开设研究方法论的教育，对其教授人文主义的定性研究方法之外，还要向他们开展定量实证研究方法的教育，比如如何开展个案访谈、调查研究、如何运用统计分析工具，变量测量的信度与效度及分析技术的恰当性等问题尤为重要。

（三）社会化

基于我国公共管理研究偏政府管理、偏政治导向，我们提出了公共管理研究社会化的要求。虽然，公共管理研究要求学者真正地关注中国公共管理体制转型和改革过程中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学者所提出的研究问题应该与此密切相关，但是，面对着现代“小政府，大社会”理论的深入民心，如何使公共管理研究体系其作为一门应用性理论的实用性，如何体现政府社会化理论，公共管理研究追求社会化的发展思路成了时代的必然要求。这首先就要求学者在制定研究规划时，应充分思考研究问题的重要性及与实践的相关性，其次研究的社会化还意味着注重实证研究，只有通过系统地收集和分析本土的经验数据和资料才能检验国际上现有理论在中国是否适用，才能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创新。学者对社会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时应特别注重科学方法的运用。研究结论是否有效取决于研究方法是否科学。若没有科学的方法和理论做指引，实证研究将陷于盲目的经验主义之中。总之，研究的社会化必须与国际化和科学化有机结合。中国目前在公共管理方面的改革与发展为学者们从事相关研究提供了丰沃的土壤。通过不懈的努力，国内学者定将促进公共管理学界的知识积累和发展，并指引和推进中国公共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发展，社会的稳定发展。

三、结语

本文以2000-2012以来，《中国行政管理》刊登的关于公共管理的论文为样本，采用基于期刊数据分析的实证研究方法，分析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现状，本文作为一篇关于公共管理现状的研究综述，对于总结公共管理研究现状具有一定意义，但是，本着科学思维的精神我们检讨本研究实证分析结论存在的不确定性，我们以CNKI《中国行政管理》期刊为样本推断整个中国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虽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参考意义，但是样本量较小难以达到准确测量的效果，这是本文研究的一个研究缺陷，因此，希望有志于此方面研究的学者能够参与到该领域的研究，为我国公共管理研究的繁荣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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