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反腐

高压反腐（共8篇）

高压反腐 篇1

班级：焊接131 姓名：许同晶 学号：205130705 十八大以后，高压反腐逐渐成为新常态，徐才厚、***等大老虎纷纷落马。大力反腐举措也促使整个社会对惩治和预防腐败的进一步思考，高层反腐决心究竟如何，怎样看待中国的反腐出路和态势？

一、围观反腐很带劲

每到星期五，总有好消息。岐山不露面，大家更期待。中央反腐，全民围观，知识界感触最多。

一是认为，反腐没有退路，否则亡党亡国。随着***被立案审查，“中国的反腐决战已经逼近”。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腐败程度加重，最近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连续两年排名80位，形势严峻。

二是认为，反腐成为切入点，为全面深化改革鸣炮开道。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面临着诸多难题和困难，扯也扯不动，扒也扒不开，就是因为***等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形成了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邪恶势力。反腐败为改革深化提供了发动机，注入了免疫力。

三是认为，反腐是一场党内政治斗争，目的是为了通过打击政治对手，加强习近平的个人威望。境外媒体尤其喜欢这个调调。

四是认为，反腐开始超越运动形式，倾向法治反腐。

二、腐败何以如此严重？

一是认为，中国改革创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这类观点以经济学界的人居多，如吴敬琏、林毅夫等。认为贪腐横行只能用现行体制为权力寻租活动提供了大量机会来解释。提出只要权力能够“驾驭”市场和干预市场，存在广大的寻租环境，就一定会有腐败猖獗的后果。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立的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不断强化，统制经济因素的不断增加，使寻租活动基础扩大，使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林毅夫认为当前腐败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保护补贴”，从而造成了“寻租空间”，成为中国收入差距拉大、腐败增多的原因。

二是认为，腐败主要是“一把手”在专权体制下出现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何增科认为，“一把手”现象本身是和“一把手”专权体制联系在一起。我国现在的政治运行机制，是政治承包制和压力型体制，不断有任务下压。在这样的政治运行机制中，对于“一把手”自上而下的授权是无限的，责任是无边的，什么事都是“一把手”负总责，既然他负总责，就要掌全权。“一把手”对于下属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下属职业发展、职业安全完全由“一把手”掌控，如此官威，哪个下属敢让一把手依法行政？

三是认为，中国腐败根源于中国制度设计中人性假设的错误。中国当前的腐败就源于中国文化缺乏“幽暗意识”，把制度设计建立在不靠谱的人性假设之上，即希望掌权者自我约束，透过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与净化权力。

三、根治药方何处觅？

知识界最爱出主意，面对反腐，大家纷纷支招。

（一）构建制度体系

首先是改革党内权力机构，有人建议将现行党委“议行合一”的权力分为：决策机关——党委会，执行机关——执委会，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形成监督权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监委会，这样就能在党内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其次是进行干部制度综合改革，尤其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制度和职业政治家和职业文官分管制度。综合考虑建立职业政治家任期限制、职务待遇，离职后的就业限制和保障等。依法划分不同领导干部职责的权限，避免职责同步。

再次是实现政策过程民主，减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重大事项党委决策要依据决策程序条例。加强对重大决策的事先约束。有些政策制定时，可以由第三方提出政策备选方案，请相对独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后党委再进行决策。

最后是建立公共信息公开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等个人重大事项公开制度，真公开、大公开。遵循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加快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的立法工作。

（二）实现依法治国

有的人建议，要解决选择性执法，关键是“要推进中立的司法体制的建设，以中立地位保障审判独立。要从宪法上明确党权范围，形成党权清单，同时用宪法法律规范党权行使主体和运用程序；改革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升直选层级，适当引进竞争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即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设立合宪性审查或宪法监督专门机关；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在承认司法必须中立的前提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还有人建议，在没有实现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推进反腐法制化，可以“尽快废除‘双规’‘双定’等强制剥夺个人基本权利的非法讯问过程，回归正常的司法侦查与讯问程序。”

还有人认为，在治本问题上只提法治反腐是不够的，社会还存在腐败的风气和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

（三）彻底市场化，压缩“权力寻租”的市场空间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要减少行政许可，制止任意设置行政许可。凡是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而通过规范、公正的中介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中介机构自律去解决；市场机制、中介机构自律解决不了的，即使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问题，也要首先考虑通过事后监督去解决。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要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到“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

其次是要取消各类保护补贴，挤压“权力寻租”的空间重点是要取消当年为了让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企生存而给予的金融补贴以及资源产品的各类变相补贴，打破像电信、交通、银行等一些服务业的垄断。

（四）推动中国走“宪政”

有人分析，当前中国大力反腐，大批官员开始沦为事实上的弱者，陷入普遍的恐惧无法自拔。社会真正形成了追求“宪政”的共识，当前的反腐行动提供了最好的支点。当下中国最可能的就是把强势反腐引导到清理恶政的轨道上，推动“宪政转型”。为此，要推动“特赦划断”，对待贪污腐败的官员有选择地特赦划断。对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罪行昭彰的贪官不予特赦，而是依据现行宪法和法律，该怎么清算就怎么清算。对一般贪腐官员，则可以考虑特赦划断，给他们一条出路，让他们交出非法所得之后，能够软着陆，回归社会，不再普遍恐惧，这样就能使中国与未来的法治时代接轨。

四、未来反腐走向何方？

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高压反腐究竟能持续多久？反腐的前景是什么样？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媒体和学者们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类：

（一）认为中国的反腐必将继续深化，未来会由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中共一定要努力闯过这道历史门槛，改变腐败的政治生态。如果现在的腐败政治生态得不到改变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三种恶劣的情形：一是政权逐渐演变成右派专制统治，即经济寡头顺利地转型成为政治寡头。二是政权逐渐演变成民粹主义，即政权失去基本的合法性，老百姓起来造反，再次出现革命性的政权。三是政权演变成右派民粹主义，即寡头政治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类似于今天的乌克兰的情形，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各政党鼓动自己的支持力量，互相恶斗。

（二）认为当前反腐主要是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为治本赢得了时间，很多反腐措施实际上在治标的同时也在强化治本，因此，展望未来，反腐问题上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严惩贪腐，有腐必惩，有贪必诉才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三）认为反腐败会削弱从政吸引力，最终会不了了之。有人尤其是国外媒体认为，中国反腐削弱了从政的吸引力。表现为不仅去年入党的人数在下降，并且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也大幅下降。认为以前年轻人想进政府部门，主要是因为这些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受贿。因为即使是高层官员工资也相当微薄，但手中却掌握着大权，不久之前，政府工作还能提供很好的福利，但现在“反腐败和政府部门厉行节约的运动降低了人们的兴趣”。

（四）认为中国反腐运动前景难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企业和政府部门卷入到反腐漩涡之中，虽然人们可以确信底线仍是存在的，但对腐败怀疑的矛头不仅指向之前的领导层，也指向现在的领导层。那么这一切将在何处停止？想必习近平在某个阶段将不得不叫停。否则，这也许会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革命最终吞噬了自己。

五、如何看待当前媒体和学界对中国反腐的研究

（一）从当前国内外学者和一些媒体对我国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的思考和研究来看，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

首先就是角度太较单一，试图一招鲜。学者大都只是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来分析反腐败问题，并且往往不乏夸大致辞，极力想用“一招鲜”就彻底根治腐败问题，缺少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生态、制度建设等的全面考察和再此基础上的意见建议。

其次就是对我国当前反腐行动的态度，境内境外两重天。不少媒体往往从权力斗争、政治运动、人身依附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反腐行动，明显脱离不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偏见。也有人以落马干部来极力渲染干部队伍的腐败程度，引导社会舆论对当前制度的产生怀疑和否定情绪。

（二）高压反腐新常态

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查处贪污腐败干部，力度和数量都是空前的，持续时间之久也是出人意外。全面深化改革、坚决反对腐败、坚决转变作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

（三）以法治腐是趋势

用法律的形式把已经取得的反腐经验和制度法制化，用法制规范党和政府反腐行为、落实和规范社会各界参与反腐的权利，用法制巩固已经取得的反腐成果，这样才能最终形成全社会反腐的法治意识，培养反腐防腐的社会文化土壤，形成反腐防腐的长效机制。

（四）关键中央有定力

高压反腐 篇2

一、振奋人心的反腐成绩

随着全方位的反腐斗争的深入开展, 高压反腐对腐败问题的深挖广打声势巨大, 腐败分子已经呈现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 近两年来严厉打击腐败的工作取得了辉煌成就。

1.打虎拍蝇联动。2014年, 18万“老虎”“苍蝇”被打, 腐败存量大幅下降;2014年, 46名省部级高官被查处, 相当于十八大以前年查处高官数量的五至六倍。打掉老虎带出苍蝇, 拍掉苍蝇扳倒老虎成为反腐新常态。

2.猎狐再编天网。2014年, 海外猎“狐”全面展开, 截止到2014年12月31日, 专项行动从60多个国家和地区缉捕归案, 共抓获外逃经济犯罪人员680名。

3.国内国际贯通。2014年11月8日, 亚太经合组织第26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北京反腐败宣言》, 成立APEC反腐执法合作网络, 在亚太加大追逃追赃等合作, 携手打击跨境腐败行为。2014年10月至今, 对于中国政府的海外追逃追赃行动, 已有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法国、加拿大在内的多国政府表示愿意合作。这意味着世界上不会再有所谓的避罪天堂。

二、值得警惕的反腐败教训

面对成绩, 我们必须保持冷静的头脑, 历史上曾经有过令人瞩目的反腐败现象, 但其结果发人深省。

1.成效在于民心。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侵蚀执政肌体的最大危害就是权力腐败。历史和现实的诸多事例表明, 政治清明与权力腐败一直是执政成功与否的分水岭。就现实来看, 群众是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最直接的受害者, 人民群众痛恨腐败, 反对腐败是党心、民心所向。中央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 打虎榜上逾百名省部级高官相继落马, 其违纪违法行为正在接受党纪国法的严惩。向作风之弊、行为之垢宣战, 既“拍苍蝇”, 也“打老虎”, 赢得人民群众普遍赞誉。

2.历史值得镜鉴。康熙盛世中期以后, 最高统治者坚信“以吏治国”, 而吏治又失之于宽。康熙帝为人较宽仁, 吏治也是先严后宽, 常因人废法, 导致吏治的腐败。雍正帝对官场知之甚详, 对官吏贪污纳贿风气认识甚深, 继位后对朝野展开全方位的反腐运动, 同时建立健全各项制度, 以猛药纠前朝之偏, 对贪腐官员大范围的革职追补、籍没家产, 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与震动。雍正年间声势浩大且穷根究底的惩治贪腐行动, 基本清除了康熙朝后期的腐败弊病, 为乾隆盛世开启新路。

对于康、雍、乾三朝政治发展脉络, 历史学家认为:“康熙宽大, 乾隆疏阔, 要不是雍正帝的整饬, 满清恐早衰亡。”嘉庆“滑落曲线”则揭示了一个失败的反腐败斗争。从运动式反腐到一系列“新政”失效, 历史证明嘉庆没有雍正皇帝的改革魄力, 不能大胆改革旧政推出新制。中国最后一个王朝在“敬天、法祖”遵守旧制中, 最终没能解决好王朝的腐败问题而滑向灭亡的深渊。

3.挑战仍然严峻。历史所提供的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提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的斗争, “严”字当头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的且必须坚持的方针。中国社科院廉政研究中心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 66%的普通干部、72%的企业管理人员、89.3%的专业人员、75.3%的城乡居民认为腐败现象还很严重或比较严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 反腐败斗争是一个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过程, 只有深入细致地抓, 逐件逐事地落实, 才能积小胜为大胜, 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

三、反腐倡廉面临的任务

腐败就是掌权者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腐败的实质是对权力的滥用, 公共权力异化而转化为私人权利。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只有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 才能极大提振广大人民群众对党领导的信心。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总书记提出要建立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对掌权者而言, 运用权力时做到“不想、不能、不敢”。当前主要做好以下三点:

1.深入反腐, 减少存量, 力求不敢腐。不敢, 是指权力腐败的代价太大、成本太高。这就要求进一步加大反对腐败的力度, 保持对腐败现象的高压态势, 对已经发生的腐败问题深查、深挖、深究, 决不姑息。“严”字当头, 严查严打严办, 依法对腐败分子实施严惩, 让腐败分子成为惊弓之鸟、过街老鼠, 没有藏身之地。对于掌握公共权力者必须确保廉洁自律, 一旦出现腐败行为就要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 身败名裂的下场。

2.预防腐败, 构建制度, 力求不能腐。不能, 是指官员根本做不到这个事情, 即凡有权力运行的地方, 权力的监督与制约机制必须是严密的, 没有缝隙可钻。恩格斯指出:“国家的本质特征, 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如何让分离的权力得到有效监督, 这就要求加强制度建设, 形成权力运行的科学机制,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 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面, 就不会形成权钱交换、权色交换的灰色地带。让人民来监督权力是最好的防腐手段, 制度比人更具客观性。

3.力倡廉洁, 提升三观, 力求不想腐。不想, 是指官员的理想、信念、道德的引导规范。理想信念的坚定、法纪观念鲜明、道德水平提高是廉洁自律防止腐败的最核心要素。制度固然重要, 但制度必须由人来执行, 反腐倡廉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权力运行者的自律, 自律优于它律。

反腐高压下的官场新气象 篇3

在执政党强力整风之下，“官本位”意识浓厚的中国，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好日子不再 周涛是江苏无锡某街道办事处的一名主任科员，周涛属于“体制内”最末稍、但数量最为庞大的一个群体。在刚刚逝去的2013年，这批未来的储备干部们与“现役”官员们一样，最先感受到了变化：官越来越不好“当”了。

周涛一度甚至差点“摊上事”。前不久，有社区群众来到街道办找领导“上访”，领导恰好不在，群众代表就冲进周涛的办公室“讨说法”。周涛只好丢下手头上的工作，给对方端茶倒水、“赔笑脸”，任凭对方跺脚、谩骂。“这个时候一定要冷静，不能急躁。”周涛说，近几年，官员因为说出“雷人”的官话而丢官、受处分的事情层出不穷。“现在的老百姓都知道偷拍、录音，一旦有什么话被人家抓住把柄，就完了”。

隐性收入缩水 在反腐与肃风两把“大棒”的夹击之下，那些原属于官员群体所独享的灰色利益空间也被极大压缩。

对于基层权力群体而言，最明显的变化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办公用房明显“缩水”，二是自身福利待遇锐减。办公用房的“缩水”更像是一种象征和缩影。让基层公务员感受到“寒冬”袭来的，则是他们的各种令人艳羡的日常福利的锐减。

苏州司法系统副科级干部张明亮说，自2013年起，他们的隐性收入大幅削减。张掰着指头说，以往，隐性收入合在一起，一年少说也有三四万元。但如今全都没了，让他一下子感觉到“日子难过了很多”。

趋于保守 过去一年，在中央高压反腐的大背景下，为了躲避民间的监督及上级的问责，基层官场中，过于保守的心态又卷土重来。

黄志强是华东某区区委办政研室负责人。作为区委主要领导的“智囊”，他和同事在过去一年围绕全区的转型发展、产业调整等进行了多场深入调研，并提出了若干有针对性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并未被主要领导所吸纳。“领导的任期有限，不想折腾那么长远的事，只求自己任期内不出事就行。”黄说，其实领导也看到了问题的症结和矛盾所在，但不想去刺破那些“脓疮”，怕不好收拾局面，也怕承担责任，所以，“脓疮”就越发坐大。

安徽某地级市市委组织部干部沈大卫说，前两年多个地方在干部公选中曝出了“火箭提拔”丑闻后，在整个2013年，各地组织部门就很少再用公选的方式选拔干部。他分析，这主要是由于主要领导害怕承担责任。原本体现用人开放度和透明度的公选制度被“晾”在了一旁，干部选拔又回到了以往“小圈子选人”的局面。他说，这对于那些高学历、有能力、无背景的年轻公务员来说，不是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一扇原本向他们打开的透明之门，又再度关闭了。（文中人名均系化名）摘自《南风窗》

制度反腐与科技反腐应紧密结合 篇4

中国财经报网 2013-05-08

党的十八大提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必须提高反腐倡廉建设的科学化水平。近年来，随着政府采购范围的扩大，政府采购活动中滋生腐败的触点增多，发散面增大，运用“制度+科技”的手段加强政府采购领域廉政防控，深化廉政执法和廉政惩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廉政目标,是贯彻十八大精神，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切入点。

一是建立政府采购廉政信息网。

建立政府采购廉政专网，设立法律法规、反腐论坛、案件警示、反腐热点、曝光台、监督台、在线培训、在线咨询，举报热线等栏目，各省财政部门建立廉政分站，与政府采购廉政专网链接。加强对政府采购廉政法律法规的宣传，为各采购当事人维权提供法律咨询，畅通问题反映渠道。加大公众对政府采购行为的广泛监督，探讨政府采购及相关领域反腐热点焦点问题，反映各地反腐倡廉新举措，对财政监管部门、采购人、采购执行机构员、供应商、评审专家等政府采购当事人违法违规行为及处罚决定曝光公布，并通过一些典型案件以警示片的形式给予警示教育，把政府采购置于阳光之下，助力阳光采购。

二是建立电子监控系统。

制定《政府采购活动开评标现场的监控管理办法》，统一政府采购开评标现场标准，设立监控系统，对集中采购机构、政府采购社会代理机构、各单位自行组织政府采购活动时的开评标现场，适时进行远程动态联网监控，将开评标现场主持人、评审专家、采购人代表的言行通过音视频网络传输到各级财政、监察部门、采购单位纪检监察部门、采购执行单位纪检监督部门，加强对开评标现场的实时监控，对监控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及时予以纠正，实现政府采购重点环节的事中监督。

三是建立电子监察体系。

对于每个采购项目从采购预算编制、采购计划审批、采购活动受理、采购文件编制、采购信息公告发布、供应商投标、项目开标、评标、中标通知书发出、采购合同签订与项目验收、统计信息报送、档案归档管理，每个环节都置于信息系统内，形成一个完整的采购流程，同时整合协议供货、网上采购等不同采购活动流程和执行内容，建立电子监察系统，监管部门的监督人员可通过这一系统全方位的对政府采购的所有主体和全部环节进行监督，让权力运行透明起来，扫除采购活动中“暗箱操作”的空间。同时在每个环节设置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系统，通过对比，智能地发现不合理、不合规、不合法的行为，通过系统报警，达到及时预警、及时纠偏、纠错的目的。每个环节设置办理时限，可实现审批环节的效能管理和项目完成情况的绩效管理，有效提高采购工作效率。

高压反腐 篇5

在十七届中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包含丰富深刻的制度学理论内涵，从制度创新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制度需求、制度供给和制度实施，提出了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要求。

制度需求：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的新要求新期待

制度需求是制度创新的根本动力。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形势在发展，实践在深入，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这些都要求我们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创新。“人民群众对反腐倡廉提出了新要求新期待”，这就是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最根本的制度需求。为什么要反腐败？因为腐败危害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反腐败，是我们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根本立场，是我们党依靠人民反腐败的根本依据，是我们党历来旗帜鲜明反腐败的根本道义动力。十七大报告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在我们党坚强有力的领导和推动下，反腐倡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危害人民利益的消极腐败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同时也要看到，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社会发展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有些制度不够健全和完善，旧的消极腐败现象没有彻底根除，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消极腐败现象，在一些领域还呈现出滋生蔓延趋势，严重危害人民利益，阻碍社会发展进步。顺应人民对反腐倡廉的新要求新期待，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是当前反腐倡廉建设的根本着力点。代表人民反腐败、依靠人民反腐败，在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中，就要了解腐败现象对人民利益的危害，倾听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呼声，听取人民对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的意见建议，特别要把解决人民群众反应最强烈、最关切的问题，作为推进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突破口，把人民群众反腐败的强烈愿望转化为强有力的反腐败制度力量。

制度供给：制定科学有效的反腐倡廉制度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要深入研究反腐倡廉建设的突出问题，按照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适应、重大举措相配套的要求，配合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来进行。制度需求只是制度创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就是说，没有制度需求就不会有制度创新，而有了制度需求并不必然导致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得以实现，依赖于制度供给。所谓“制度供给”，就是针对特定制度需求，提供一种特定的制度，就像针对某种消费需求，生产一种特定产品一样。制度供给的关键是制度设计，所提供的制度必须是经过科学严密设计的，能够有效满足特定制度需求的。前面已经论述，在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中，制度需求是非常明确、非常强烈的。当前急需解决的是制度供给问题，要设计科学、严密的反腐倡廉制度。反腐倡廉制度设计，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要把握三点。第一，深入研究反腐倡廉建设的突出问题，问题很多，但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解决，要突出重点，特别是要抓住危害最大、影响最坏的腐败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取得实质性突破。第二，反腐倡廉制度创新不是一项孤立的事情，不能孤立地进行，要与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相适应、重大举措相配套。第三，当前，消极腐败现象在行政管理、干部人事工作、司法活动中表现较为突出，反腐倡廉制度创新要针对这些突出问题，要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相配合，不能出现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的现象。

制度供给不足，是当前一个普遍问题，不仅表现在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也表现在各方面、各领域工作的制度建设中。这里讲的“制度供给不足”，不是一个制度数量问题，而是一个制度质量问题，就是说，不是制度“数量”不够，而是制度“质量”不好，是满足制度需求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就像提供的消费品数量很多，而真正满足消费需求的、质量好的产品不多。从数量上看，现在的制度是很多，但满足制度需求的“有效制度”不多。现在，“制度创新”好象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动不动就搞出一个制度，发出很多制度文件，制度文本多得不计其数。很多制度并不解决问题，有人开玩笑说“有些制度，当从制定出来、发出文件之日起，使命也就结束了”。关键问题在于，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不对应，不能解决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像一个人“口渴”，却让他“吃饭”一样。制度供给不足，还表现为制度供给滞后，制度需求早就出现，但迟迟没有制度供给。一些早就出现、长期存在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有效解决，为什么？原因就是制度供给不足。现在大家经常议论“权力过分集中”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不是这几年才提出来的，早在198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

制度改革》这篇重要讲话中就提出来了。邓小平认为，我国政治生活中一切问题的总“根源”，就是权力过分集中。从反腐倡廉建设角度看，这个问题也是根源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腐败难以根除、廉洁难以倡导。制度需求早就有了，但30年过去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制度供给还没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当前讨论的热点问题，这个问题也不是新问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自那时到现在，口号一直在喊、文件中一直在讲，但问题没有解决，根本原因也在于缺乏有效的制度供给。上面这两个问题都是重大问题，也成了“跨世纪”问题，要切实解决，必须提供科学有效的制度。

制度实施：必须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

从制度需求到制度供给，制度创新还没有结束。制度创新的最终意义，在于新制度实施之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如果到制度供给就结束了，那么制度创新就只有“文本成果”，而没有实际效果，这样的“制度创新”意义不大。制度创新是否有效、是否成功，最终要通过制度实施的效果来检验。在现实中，有制度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人们说“制度数量很多，但制度效果不好”，问题在于制度实施上。再好的制度，不认真实施，等于一纸空文。有人认为，“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糟；有规则不遵循，比没有规则更糟”。为什么这样说？制度有了，长期不执行，就会在人们心中形成轻视甚至蔑视制度的心理，敬畏制度、遵守制度的意识就会越来越淡薄，损害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遵循制度的行为就会减少，而违反制度的行为则会增加。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当前，提高制度执行力，认真实施各项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制度实施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反腐倡廉制度实施，要抓好四个重要环节。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度学理论认为，制度不会自动实施。制度颁布了，文件发出来了，人们会不会自动地按照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般不会。制度就像机器和工具，设计制造出来了，放在那里，没有人去操作，是不会自动运行、产生作用的。制度的实施，需要有制度实施主体来推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制度有了，谁来执行？”规定制度实施主体、明确实施职责，是实施制度的首要问题。在反腐倡廉制度的实施中，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是实施主体，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的组织领导，保证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就是对制度执行者的激励问题。制度学理论认为，制度的实施者也要受到适当的激励，他才会有动力去积极执行制度。我们必须承认，反腐败是一项有风险的艰难工作，因此，对制度执行者要给予适当的激励，要保护他们的执法执纪行为、降低执法执纪风险，对优秀执法执纪者在精神上和利益上都应给予一定奖励。

第二，强化宣传教育。要切实加强制度宣传教育，增强全党制度意识，筑牢遵纪守法思想基础，把制度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自觉行动。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但人不像机器那样“无头脑”地执行操作指令，从制度规则到人们的实际行为，中间还有“心理和思想”这个环节。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心理和思想，来影响人的行为的，就是说人们遵守制度是有思想基础的。制度宣传教育的意义，就在于首先用制度的要求和规则来影响人的心理和思想，从而规范人的行为。在制度宣传教育中，要避免简单化、敷衍了事的做法。报纸上刊登，发出文件，会议上念，各种宣传栏也有了，这些都是宣传教育，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还不够。还要组织学习培训，强制性地“灌输”，反复学习、深刻理解、铭记在心。美国西点军校有一种教学方法，重要的军纪军规要反复背诵，直到滚瓜烂熟、脱口而出。这样，可以使军人在特定情况下、面对特定问题，应该怎样处理，头脑中立刻出现“规则”，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这种办法，但它包含的教育原则是值得借鉴的。头脑中记不住有关的“规则”，又怎么会自觉按照规则采取行动呢？

第三，严肃监督查处。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从理论和愿望上说，在实施制度时，要求人们按照制度规则约束自己的行为，必须做什么就去做，不准做什么就不做，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但在现实中，总是会出现偏离、违背制度的行为，必须做的不去做，不准做的偏要去做，不按照规定的方式做，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纠正偏离制度规则的行为，使人们按照制度规则进行活动，本身就是实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制度时，要建立严密的纠偏机制，一旦发现偏离制度的行为，就要坚决纠正。特别是要建立“微调”机制，发现小的偏差就及时纠正，不要等到偏差很大、问题严重，才来纠正。现在有些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微调”机制，一些本来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长期积累下来，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了难以下手的程度。

高压反腐 篇6

摘要

建设和谐社会，廉政是前提。如果没有反腐败的强烈呼声和反腐败的法制体系环境做保障，要落实政府工作报告，要体现和谐发展就是一句空话。公平、公正、公开是和谐社会的基石，廉政是和谐社会的前提，没有前提谈和谐就是本末倒臵。因此，腐败还必须反，只是应该给反腐败注入新的活力，研讨新机制，制定新法律，这样才能减少反腐败的审美疲劳症。

十五大以来，党和政府开始重视从源头、从体制上预防腐败，通过深化改革和建章立制，初步建立了多层次、多方位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使反腐败收到了初步成效，但腐败之风并未得到根本遏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反腐败认识上面思路不太清晰，往往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为此，我们就要创新反腐理念，把过去一些不太正确的做法改正过来，对反腐败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以反腐败的新成效取信于民。

关键词：反腐败 思考 认识

反腐败不就是查办贪官污吏吗？这是很多人的想法。不错，反腐败就是要将那些“蛀虫”、“巨蠹”、“硕鼠”、“大鳄”揪出来，将那些贪污公款、收受贿赂者绳之以法。但是，反腐败工作何止于此？每年一度部署全国反腐败工作的中纪委全会，将反腐败工作规范为三个方面，查办案件仅仅是其中的一项，其他两项分别是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和纠正部门、行业不正之风。可见，将反腐败仅仅归结为查办贪官污吏是片面的。

一、重刑未必能反腐。

芬兰、新西兰等排名靠前的国家，对于财产犯罪都没有死刑，不杀而能达成廉洁的目的，甚至建成了当代最廉洁的社会，极有法治意义。透明国际认为腐败之所以发生，是由于现存的制度有漏洞。我们不能将制度缺陷所造成的恶果由一个人来承担，因为贪污不只是一个人的事，更多的是由于经济转型制度不健全造成的。因此，建立人们难以逾越的腐败障碍，使腐败行为根本不可能，才是当代反腐败的主题。反之，重刑多了，不但会使真正需要的反腐败的制度建设受到忽视，而且反腐败的结果并不理想。所谓“前赴后继”式的制度性的系统腐败就是这样产生的。当然，反腐败和建设清廉社会是个过程，即使是最清廉的国家也不是一天形成的。比如荷兰，在透明国际最初公布的清廉指数上，并不是最好的。芬兰专门研究腐败问题的政治学博士鲍拉〃提胡宁说，在芬兰历史上官员腐败问题也曾一度成为畅销报纸的头条。头两年，在最清廉国家的排名中，芬兰排名第四。1997年至1999年，芬兰连续三年名列第二。而自2000年起，芬兰连年排名第一。同样，中国的清廉指数也在明显上升了。因此，反腐败具有动态性。今天的清廉指数不等于明天。只要各国政府加大制度建设，措施得当，建立在民主和法治上的清廉政府就不会遥远。

二、要实行连带责任，形成良性的社会劝导机制。

实行腐败的责任连带追究，即一个人腐败要“罪”及其知情不阻的亲近群体，“罪”及其主管领导、推荐的领导，使领导干部的亲近群体从关心自己利益出发自觉约束自己的言行。现在，腐败现象之所以屡惩不止，关键就在于惩治腐败往往是局限于对腐败分子个人的追究，而没有将腐败分子与其近亲群体捆在一起连带追究，致使一些腐败分子无所顾忌，甚至滋生“腐败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冒险心理。实行连带责任追究，要把握好一个“度”。这个“度”就是对连带责任人的追究要与其过失得当，不能失之过重、过滥，但也不能无关痛痒。

三、建立充分体现廉者厚养原则的廉政公积金制度。仿照养老金的收缴方法，在银行设立专户储存，由个人、单位和国家共同缴纳，公务员退休时一次性发放，使那些终生廉洁从政的人，有一笔丰厚的基金，可以安度晚年而无后顾之忧，而一旦不廉受惩则按程度扣除部分甚至取消全部廉政养老公积金，并可能被作出从业限制，把公务员的经济利益和廉政建设结合起来，实行“积薪养廉”制，从而增加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收入预期和从事腐败行为的成本预期，降低腐败动机。

四、要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

从制度需求到制度供给，制度创新还没有结束。制度创新的最终意义，在于新制度实施之后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如果到制度供给就结束了，那么制度创新就只有“文本成果”，而没有实际效果，这样的“制度创新”意义不大。制度创新是否有效、是否成功，最终要通过制度实施的效果来检验。在现实中，有制度不执行，或者执行不力，也是一个普遍问题。人们说“制度数量很多，但制度效果不好”，问题在于制度实施上。再好的制度，不认真实施，等于一纸空文。有人认为，“有制度不执行，比没有制度更糟；有规则不遵循，比没有规则更糟”。为什么这样说？制度有了，长期不执行，就会在人们心中形成轻视甚至蔑视制度的心理，敬畏制度、遵守制度的意识就会越来越淡薄，损害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遵循制度的行为就会减少，而违反制度的行为则会增加。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切实抓好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必须不断提高制度执行力。当前，提高制度执行力，认真实施各项制度，是反腐倡廉制度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制度实施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按照胡锦涛总书记的要求，反腐倡廉制度实施，要抓好四个重要环节。

第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度学理论认为，制度不会自动实施。制度颁布了，文件发出来了，人们会不会自动地按照制度规范自己的行为？一般不会。制度就像机器和工具，设计制造出来了，放在那里，没有人去操作，是不会自动运行、产生作用的。制度的实施，需要有制度实施主体来推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制度有了，谁来执行？”规定制度实施主体、明确实施职责，是实施制度的首要问题。在反腐倡廉制度的实施中，各级党委、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是实施主体，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的组织领导，保证反腐倡廉各项制度得到切实执行。提高反腐倡廉制度执行力，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就是对制度执行者的激励问题。制度学理论认为，制度的实施者也要受到适当的激励，他才会有动力去积极执行制度。我们必须承认，反腐败是一项有风险的艰难工作，因此，对制度执行者要给予适当的激励，要保护他们的执法执纪行为、降低执法执纪风险，对优秀执法执纪者在精神上和利益上都应给予一定奖励。

第二，强化宣传教育。要切实加强制度宣传教育，增强全党制度意识，筑牢遵纪守法思想基础，把制度转化为党员、干部的行为准则、自觉行动。制度规范人的行为，但人不像机器那样“无头脑”地执行操作指令，从制度规则到人们的实际行为，中间还有“心理和思想”这个环节。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心理和思想，来影响人的行为的，就是说人们遵守制度是有思想基础的。制度宣传教育的意义，就在于首先用制度的要求和规则来影响人的心理和思想，从而规范人的行为。在制度宣传教育中，要避免简单化、敷衍了事的做法。报纸上刊登，发出文件，会议上念，各种宣传栏也有了，这些都是宣传教育，是有一定作用的，但还不够。还要组织学习培训，强制性地“灌输”，反复学习、深刻理解、铭记在心。美国西点军校有一种教学方法，重要的军纪军规要反复背诵，直到滚瓜烂熟、脱口而出。这样，可以使军人在特定情况下、面对特定问题，应该怎样处理，头脑中立刻出现“规则”，从而规范自己的行为。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这种办法，但它包含的教育原则是值得借鉴的。头脑中记不住有关的“规则”，又怎么会自觉按照规则采取行动呢？

第三，严肃监督查处。要切实加强制度执行情况监督检查，切实查处违反制度的行为。从理论和愿望上说，在实施制度时，要求人们按照制度规则约束自己的行为，必须做什么就去做，不准做什么就不做，该怎样做就怎样做。但在现实中，总是会出现偏离、违背制度的行为，必须做的不去做，不准做的偏要去做，不按照规定的方式做，这些现象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纠正偏离制度规则的行为，使人们按照制度规则进行活动，本身就是实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施制度时，要建立严密的纠偏机制，一旦发现偏离制度的行为，就要坚决纠正。特别是要建立“微调”机制，发现小的偏差就及时纠正，不要等到偏差很大、问题严重，才来纠正。现在有些方面的问题难以解决，形成“积重难返”的局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建立“微调”机制，一些本来早就应该解决的问题，长期积累下来，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到了难以下手的程度。

第四，树立制度意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这是最基本的制度意识。胡锦涛总书记要求，要着力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中级干部中树立这种意识。在一个制度体系中，从职能上相对划分，制度主体可以分为制度制定者、制度执行者、制度遵循者。但从制度规范的对象来看，制度体系中的所有人都是“制度遵循者”，就是说，制度遵循者包含制度制定者和制度执行者。一般来说，制度制定者主要是领导者和领导部门，制度执行者主要是有关职能部门，但是，制度制定者、制度执行者，不能把自己臵于制度遵循者之外。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一种现象，有些制度制定者认为，自己制定制度是为了管别人，在潜意识中就把自己臵于制度之上；有些制度执行者把制度作为手中的“工具”去管别人，把自己臵于制度之外，因而出现了制度制定者、制度执行者不遵守制度的现象。有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单位的负责人经济上出问题被查处。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单位的财务管理规定可以说非常“完善”、十分“严密”的。为什么出问题呢？后来这个人交代说：“我制定这些规定是管别人的，不管我自己。”在制度实施过程中，领导干部起着关键作用，要带头学习制度、严格执行制度、自觉维护制度。“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就是说，在一个制度体系中，人人都是制度遵循者，没有在制度之上、在制度之外的人，领导干部明白这一点，非常重要。

五、充分发动民众反腐。

在清廉国家，不仅政府在为人民“守夜”，人民群众自己也在“守夜”，对各种腐败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它们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反腐败不仅仅是政府和执政党的责任，更是全体公民的共同责任，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让充分保障群众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权，才能使腐败现象无处藏身。俗话说：“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群众对打击腐败现象有着极高的热情。目前，在我国已被查处的腐败案中,有60%至70%的案件是通过群众举报而发现的。可是，现实中的“官本位”思想和其他不良的体制机制阻碍了群众的眼睛。许多案例显示，一些群众正当的检举、揭发、意见、建议没有被认真对待，一些群众的正当诉求被当成无理取闹，甚至出现受理单位与被举报人串通从而使举报人遭受不利的情况，群众与反腐机构间的信息传递未能顺畅进行，多样化的监督尚未实现。由此，在二者之间建立起正常可靠且安全通畅的联系通道不仅是当权者决心反腐的表现，更能获得最有效的社会支持。

六、搞好廉政文化建设好。

高压反腐 篇7

关键词：反腐,制度,构建

历史学家吴晗说:“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贪污的故事”, 贪污现象“无代无之”, “竟是与史实同寿!” (1)

纵观中国历朝历代, 对贪腐痛恨之深者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

笔者借古思今, 以明太祖朱元璋策划的“四大案”为视角, 以治贪之理念、措施、效果等方面着手, 反思当下, 以期从法治角度对中国当前反腐体系的构建提出一些见解。

一、朱元璋治贪的理念———重典治贪

朱元璋反腐的理念, 就在于用重典、治贪官。这一治贪理念的产生, 归因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朱元璋的出身跟个人经历。出身布衣的朱元璋, 经历过元末贪官污吏之苦。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 对于元朝灭亡作出了这样的总结, 其指出, “吏治之弊, 莫过于贪墨。不禁贪暴, 则民无以遂其生。”元朝灭亡关键在于政治不清明, 政治不清明主要因素是贪污腐败的蔓延;如果漠视贪污腐败行为, 不对其进行惩处。那么人民将无法生存。 (2) 二是元朝灭亡的教训。元末“内外诸官皆安于苟且, 不修职事, 惟日食肥甘, 因循度日, 凡生民疾苦, 政事得失, 略不究心。官贪吏污, ……不知廉耻之为何物。” (3) 元朝灭亡末期, 朝廷各级官员都贪图安逸、追求享乐, 其丝毫不为民众着想, 正是由于其每天只贪图锦衣玉食的生活, 不关心百姓的生产生活困难, 不反省自己工作的得失, 从而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官贪吏污, ……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元朝吏治的腐败, 法度失衡, 最终让这个辽阔的王朝灭亡。可见, 朱元璋清醒认识到元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吏治跟法律的宽柔, 这为他重典治贪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朱元璋治贪的措施

明朝建立后, 经济恢复, 百废待兴。一方面为了实现吏治廉明, 另一方面为了巩固皇权, 朱元璋决心推行了一系列整顿吏治的治贪措施, 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 修订重典

在“乱世用重典”的治国理念下, 皇帝朱元璋根据社会现状, 制定了严格的法律措施, 严惩贪污腐败行为。他在位期间就组织制订了《大明律》和《明大诰》。

《大明律》的制订。公元1368年, 朱元璋为尽快让社会恢复生产, 维持社会的稳定, 命令当朝左丞相根据前朝法律条文, 并结合当前社会现状, 出台制定了《大明律》, 这是明朝第一部由政府权威部门公布的法律条文。《大明律》最大的亮点就是, 对贪污腐败惩处做出了严格规定, 例如, 规定“凡官吏受财, 计脏科断”, 如受有事人财物而曲法科断者, “一贯以下杖七十”, 至“八十贯绞”。 (4)

《大明律》乃明朝的根基之法, 借鉴了历朝立法经验, 尤其是《唐律》的基础上编纂的一部封建法典。这部法典的立法指导思想“重典治国”在整部法典中贯彻始终。《名例律》在首, 共有吏、户、礼、兵、刑、工律, 详细的规定了官吏的管理、贪污犯罪的惩处, 法典十分严苛, 处罚更是体现了“轻其所轻, 重其所重”的特点, 借此达到震慑官吏, 廉洁自律的目的。

朱元璋在位的前期, 实行了一系列反腐措施, 却未能有效杜绝官吏腐败现象, 反而出现了洪武九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恒案。于是, 朱元璋主张“定律以绳顽刊着为令。行之既久, 奈何犯者尤众相继, 也是出五刑酷法, 欲民畏而不犯。作《大诰》以昭示民间, 使知所趋避。” (5) 《明大诰》的颁行, 表明朱元璋以严刑峻法治贪的信念。

《明大诰》, 即《御制大诰》, 主要由两部分组成, 一是将实践中的贪污案例整理汇编成册, 其中包括朱元璋曾审理的案件, 作为以后案件的量刑、审判依据;二是将现有的法令和训诫加整理汇编, 充实《明大诰》内容, 成为较为完备的惩治体系。

(二) 建立监察制度

为进一步确保明朝政治制度清明, 强化对政府腐败监督力度, 明朝建立了一套监察制度, 其形态是根据前朝政治机构腐败特点而设置的, 主要包括督察院、按察使、六科三级监察制度, 这种制度体系权责分明、简单灵活、效果明显, 兼顾中央和地方, 对腐败惩治、廉政建设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是都察院。大明朝建朝之初, 朱元璋讨伐元朝斗争中, 认识到腐败对国家危害的严重性。为此, 他在上台之初就在政治机构中设立了御史台 (后来的督察院) , 并安排专职官员进行督查。

朱元璋曾经对即将上任的监察官员劝谏:国家设立这么多的监察机关, 就是为了提升政府办事效率、管理好军队建设、打击违法犯罪, 监察单位工作至关重要, 朝廷法律制度能否得到有效执行, 都要依靠监察机关, 依靠大家努力施行。你们一定要发挥表率作用, 尽心尽力, 不贪图享乐, 不做出违法事项, 不做损公肥私的事情。 (6) 公元1380年到1382年期间, 朱元璋为了进一步集中监督权力, 开展了政治体制改革, 废除了中书省、御史台等监察机构, 设立了都察院。最初督察院只是对进城范围内的官员进行监督, 向皇帝及时传达官员的违法乱纪情况。随着工作范围的不断扩大、治国理政的需要, 都察院将自己的监督范围扩展到全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机构。

其二是六科给事中。朱元璋在督察院之外又设立了六科给事中机构, 该机构专门负责督查六部政务, 机构内部共有12人, 每部两人。他们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互不干扰, 由于是直接对皇帝负责, 向皇帝汇报工作状况, 因此办事效率极高。六科给事中主要负责对政府各部政务工作领域进行督查, 有发现关于有不法的行为, 及时向皇帝汇报。同时由于六科给事中是独立的监察机构, 因此不受其他部门干扰, 拥有较强的独立性, 确保查实情况能够真实的向皇帝汇报。随着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 六科给事中职责从单一的监察职责, 扩展到监察、劝谏、封驳三大职能, 其权力进一步扩大, 对官员的监督范围和内容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而提高了政府的监察职能, 有效地控制了贪赃枉法的事情的发生。

其三是按察司制度。督察院、六科给事中主要是对中央一级进行监督审查, 而对地方的监督虽然有“巡查”制度, 但是在长效性方面还比较欠缺。为了有效填补地方监查欠缺, 朱元璋于公元1375年废除中书省, 设立三司。三司中的提刑按察使就是为了加强地方监督职能而设立的。在人员设置上, 有正官按察使一名, 副使则没有具体规定, 各地方可以根据需要自行设定。按察司机构与督察院在朝中地位平级, 所以两者之间并没有隶属关系, 这就形成了相互制衡的局面, 有利于防止出现某个部门专权现象。

(三) 官吏制度

为了提高官吏的整体素养, 减少腐败, 明朝也非常注重官吏选拔、考核等制度的设计。主要表现在:

1. 官员选拔制度

明朝政府在选举官员的标准上, 对官员的德行要求很高。如公元1373年, 朱元璋对有关部门关于推荐人才时说过, “在选拔官员的时候, 首先要注重其道德品行, 才华能力可以退居第二”。同时, 为了加大官府人员队伍建设, 明朝拓宽了官员选拔渠道, 主要包括推举制、察举制、科举制。为了体现对人才的重视, 朱元璋下令, 凡是拥有品德才干的人才, 各地方政府要以礼相待, 送到中央, 由皇帝亲自任命。 (7)

2. 官吏考核制度

明朝对官吏的考核, 无论是考核的内容详细程度, 还是考核形式种类, 相比其他历史朝代, 其完备性、全面性无可比拟;且在实际的效果上, 更是前朝无法比拟的。明朝考核的种类主要有两种, 一是从宏观上对官员进行整体的考核, 称之为考满。根据各个官员任期内的工作表现, 进行量化打分考核, 工作尽心尽力的, 可以评为称职;工作碌碌无为、没有大的贡献, 或者犯错误的, 可以评为一般;而对工作不负责任, 甚至出现贪赃枉法的, 只能评为不称职。根据各个官员取得成绩, 上级单位依程序进行升降调整。另一种考核为考察, 这个考察不同于考满, 主要是对官员考核细节进行具体划分, 按照考察对象的不同, 可以分为京察和大计。京察是专门针对京城官员的考察, 时间间隔较长, 一般为每六年一次;大计就是对地方官员的考核, 一般三年一次。当然, 对于处在特殊岗位的官员还需要特别考核, 如在掌管财政仓库的官员要一年进行一次考察, 以防贪污腐败的发生。

3. 官员回避制度

早在明朝建立之初, 就实行了官员回避制度。具体实施的办法如下:一是在政府机构的人员安排上, 朱元璋为了防止官员亲属把持监察机构, 破坏国家法制, 包庇官员不法行为, 规定不允许官员的亲属在监察机构任职, 在其他岗位上, 有血缘关系的亲属不允许在同一个部门任职。二是实行区域任职调动制度。明政府为避免出现地方官员利用本族亲朋好友建立势力、为非作歹, 残害百姓等现象, 确定了不同地区的官员互调, 这样就避免出现某一地区地方势力过于庞大, 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局面。同时也为防止官员在一个地方长期为官, 拉帮结派、为非作歹, 明政府规定官员在地方任期一届为三年, 届满后根据考核的结果, 调任相应的岗位, 不允许长期在同一个地区任职。而对那些关键岗位的官员, 如府库管理人员、人事部门等等, 要比其他岗位调动更频繁。三是在司法、科举选拔考试、监察部门也要实行回避制度。在进行司法审判过程中, 在案件中, 凡与审判对象有联系的审判官员, 一律要回避, 不允许参加审判过程。同样, 在科举考试中, 与考生存在血缘关系的官员, 一律不参与考试全程, 以免出现任人唯亲的情况。除此之外, 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不得跨省参加考试, 必须回到自己原籍参加考试, 防止出现官员调任, 亲属随之, 需求权力庇护, 破坏社会公平。对违法规定的人员取消其科举考试的资格, 甚至是终身不允许考试。

三、朱元璋治贪的效果

朱元璋治贪, 从正面上看, 有积极意义:

(一) 一定程度上整顿吏治, 减少腐败

朱元璋通过一系列的严刑峻法, 惩治了贪官污吏, 提拔了一批清正廉洁的官员, 给社会带来了新气象, 社会也慢慢回归到正轨, 开始恢复生产。当然, 这也是相对元朝末期和明朝后期那种卖官鬻爵、权钱交易、贪污腐败横行而言。 (8)

(二) 巩固政权, 缓和社会矛盾

上台伊始, 朱元璋就对贪污腐败进行严厉打击, 确保腐败现象不会出现在自己的政权中。打击腐败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以此来争取民心, 缓和社会阶级矛盾, 并向民众宣传包括《大诰》在内法律条文, 巩固明朝的统治。二是缓解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排除提高明朝官吏队伍行政能力, 加强中央权威, 为明朝长治久安打下基础。

然而, 其宁纵勿枉的治贪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三) 严刑峻法残害无辜

连坐制度的滥用。惩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然而, 用连坐制度惩罚与腐败者有关系的人, 无益于预防犯罪, 却是残害无辜者。从朱元璋处理贪污腐败案例中发现, 朱元璋打击腐败的力度已经远远超过惩罚犯罪的限度, 甚至可以说已经达到滥杀无辜的程度。以胡惟庸一案来说, 朱元璋打着反腐败旗帜, 抓住一个谋逆的罪名, 将胡惟庸九族斩尽杀绝, 涉及人员超过3万人。这已经不是单纯整治贪官污吏的运动, 而是为了巩固专制集权, 排除威胁展开的大屠杀。据有关史书记载, 朱元璋在位期间办理的几件大案, 冤死的人数达到惊人的十几万之多。如此严刑峻法, 让明朝初期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胆战心惊, 人心惶惶。由此可见, 明朝的严刑峻法既可以打击贪污腐败现象, 又是统治者借以滥杀无辜的工具。

酷刑的滥用。朱元璋为了维护统治, 发明很多残忍的刑具和刑罚来镇压异己。这其中就有我们所熟知的凌迟、砍头、纹身;也有前朝废弃的, 如去膝盖、刖足、阉割等等;还有一些是新发明的, 如剁指、挑断手筋。根据史书记载的酷刑种类就达30种。明初实行过一种酷刑, “剥皮实草”, 即剥下人皮后里面塞草, 制作成标本, 以此来警醒官吏。

(四) 挫伤官吏积极性, 社会动荡不安

朱元璋认为, 前朝覆灭是因为法律过于宽厚仁慈所致, 而自己要平定天下就不能过于仁慈, 要实行严刑峻法才行。根据这一理念, 朱元璋制定了严酷的法典《大诰》, 在大诰中实行严刑峻法、轻罪重罚、小罪处死等原则, 不论主从一律死刑, 妄图将整个社会笼罩在恐怖之中, 树立起皇帝的绝对权威。其实在很多案件中, 量刑标准都是根据皇帝的喜好决定的, 这就难免会扩大打击范围, 造成人民的恐慌, 引起社会动荡不安。

朱元璋以惩治腐败的名义, 大兴文字狱, 捏造罪名, 不仅将开国功臣名将几乎斩杀殆尽, 也将数以万计的无辜百姓丢掉性命。同时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独裁统治, 朱元璋还建立了锦衣卫特务组织, 加强对社会控制;除此之外还实行八股取士, 在精神文化上对人民进行束缚。这一切都是借以“乱世用重典”的名义, 将中国带向专制统治的蛮荒与深渊。根据史料记载, 在朱元璋在位期间整个福建省竟然没有一个司官可以待到任期届满的, 而且这样的事情还不止福建一省。这样的反腐不是为了使吏治清明, 而是将反腐作为工具来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秘密。这种治贪手段造成了官吏队伍的动荡, 人心惶惶, 挫伤了官吏队伍的积极性, 造成社会经济动荡不安。

(五) 未能从根本上治理腐败

朱元璋的反腐过于强调对腐败结果的惩罚, 未能从源头上防止腐败的产生, 仅靠君主个人权威和严刑峻法的震慑, 并未存在有效的监督和权力制约, 只能治标, 未能治本。

吴晗先生总结说:“宋代厚禄, 明初严刑, 暂时都有相当效果, 却都不能维持久远。原因是这两个办法只能治标, 对贪污的根本原因不能发生作用。” (9) 原因是这些朝代并没有找出导致腐败根源的原因, 他们往往只是从治理腐败的某一方面着手采取治标的方法对腐败进行惩处。这样的办法只能一时有效, 长远来看是无法对腐败进行有效控制。这一点连明朝统治者都承认。根据史料查阅, 建文帝曾经对负责刑事的官员说过, 乱世用重典的做法不可能一直适用于每个时期。

四、当前我国反腐制度的构建

朱元璋治贪的经验最终并未根治腐败, 反而在几百年后被清朝所取代。纵观中国整个反腐历史, 不能说我国古人在反腐设计上没有下功夫、花心思, 恰恰相反, 古人在腐败的各个方面都经过深入的研究, 从腐败的动机、腐败的机会、腐败的代价等等各个环节都制定了防范措施。如宋朝的厚禄就是为了减少官员的贪污腐败的动机, 从源头上进行防治;明朝的严刑峻法制度就是让官员掂量掂量腐败的代价, 以使他们放弃贪污腐败的念头;而建立监察、巡查制度就是从减少腐败的机会角度出发的。这么完善的设计, 按理说应该可以很好的控制腐败的发生, 但事实是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甚至可以让朝代发生更替。这就说明古人的这些方法措施只能治标, 不能从根本上根治腐败。治本之法何在?

当前, 我国的腐败形势依然十分严峻。笔者认为, 我国反腐制度的构建应从以下方面入手:

(一) 反腐机构的权责需要明确

反腐机构是反腐的核心力量。朱元璋的监察制度所起监察职能有限, 更经常的是沦为官僚政争的工具。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发现, 几乎每个朝代都会设立监察机构, 来负责对官员的监督, 但是到了朝代末期都无一例外成为官员争权夺利的工具。当前我国反腐机构并未释放出应有的监督力量。我国反腐机构的弊端有:第一, 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属于共产党执政, 党内的纪律检查委员会 (简称纪委) 与检察院的反贪局都是反腐败的机构。然而, 毕竟反贪局属于政府机构, 纪委属于党内监督机构, 权责不明、重合之事屡有发生, 容易造成推诿。第二, 反腐机构独立性需要加强。纪委的权限多来源于党章党纪, 在法律上的地位处于模糊地位, 应该予以明确, 更好地发挥其监督和反腐作用。检察院的反贪局则受制于检察院、政法委, 而检察院、法院的独立性依然未能彻底贯彻, 反贪局亦然。笔者认为, 内地可借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功经验。当前国内同级的纪委或者反贪局一般难以查处本级官员, 原因在于同级纪委或反贪局从属于本级的党委或者政府官员, 缺乏独立性。廉政公署的独立性在于, 其脱离公务员体系独立成系统, 廉政公署整体独立于香港政府机构, 其机构独立、成员独立、经济独立, 直接受命于行政长官。由于直接向特首负责, 提高了办事效率, 对官员也形成了一种威慑力, 让官员对贪污腐败拒而远之。除了对一般官员进行监督之外, 廉政公署也可以根据《基本法》对特首进行督查。试想, 司法受行政干预不正是因为受制于地方党委、政府吗?如果反腐机构能做到真正的独立, 才能发挥应有的监管作用。

(二) 对公权力进行有效制约

为了加强政府的廉政建设, 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 权力要在阳光下行使, 权力不能肆意而为, 不为权力提供寻租的空间。英国伟大政治家的艾克顿说过, 绝对的权力只会让人绝对的腐败。历史证明, 腐败的根源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监督。菲律宾反贪局的联络和教育研究室主任万先生对腐败用模式概括为:“腐败=权力+缺乏控制力 (政府或个人) +机会。”可谓一语中的, 道破了官吏腐败的真正原因: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因此, 当代反腐必须加强对公权力的授予、运行的过程进行监督制约, 形成习总书记所说的“不能腐”。

与朱元璋相比, 前者是加强皇权下的治贪, 本质是集权专制, 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与其不同, 现代社会的治贪基础是主权在民, 公权力来自宪法与人民的授予, 理应受制于法律与人民, 这也是朱元璋治贪不曾认识到的问题。

(三) 反腐制度缺乏执行力

反腐在于持续, 不在运动式的严打。过去的运动式、一阵风式的反腐运动, 抓一批漏掉一批, 甚至造成冤假错案, 让人有侥幸心理。因此, 持续的反腐需要制度,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朱元璋的反腐是个人的反腐, 皆因并未形成持续的制度让人恪守执行。当前, 我国反腐制度依然缺乏执行力。例如官员财产公开制度, 是一项非常有力的反腐措施, 却迟迟未能推行。制度本身是值得推崇的, 却未能推行, 未能产生应有的反腐作用, 是令人惋惜的。因此, 有力的反腐制度归根到底在于执行, 一旦立法者、执政者将其确定为法律法规、政策, 就应该得到执行。如此一来, 让守法者得益, 让违法者受罚, 法律才得以彰显光芒, 廉洁正义才能体现。

(四) 加强社会监督的力量

预防犯罪胜于惩罚。然而朱元璋过分强调惩罚, 意图震慑腐败, 然而, 监督是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

目前, 社会监督的力量依然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近十年, 媒体网络发挥了强大的社会监督作用, 促使了很多官员贪腐的曝光、查处, 这些都是民间力量的体现。因此, 如果能引导社会、民间、网络的力量, 有效地监督公务员队伍, 相信能有效减少腐败的发生。然而, 目前让人痛心的是举报渠道太少, 上访制度危险重重。公民举报后人身安全未能得到保障, 上访往往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挠甚至限制人身自由。笔者认为, 我国应以重视社会监督的力量, 因为这是最便捷有效的手段,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无道理, 鼓励公民多形式的举报官员违法贪污现象, 不仅能有效惩治腐败, 还能提高党和政府的公信力。

(五) 创造廉洁自律的社会环境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 几乎无人不贪, 这种社会风气不仅在公务员队伍中存在, 还蔓延到了各行各业。在中国, 存在着重人情、讲关系的传统。许多人遇到困难的第一时间是找关系, 请客送礼, 意图能得到更多的利益, 这种传统造成了贪污腐败的盛行。笔者认为, 首先应该加强对年轻一代的国民教育。在青少年中建立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在香港与大陆的公共场所, 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别, 香港人往往很乐意排队, 注意秩序, 无论是上车还是购物, 都甚少会争先恐后, 而内地经常会出现拥挤、不排队的现象。这些都是国民教育的缺乏, 从小缺乏规则意识和秩序意识。一个有规则意识的人, 尊重规则和秩序, 而不尊重规则的人, 想方设法送礼贿赂, 腐败就产生了。再者, 应该在媒体舆论中创造廉洁的环境。媒体是社会的导向, 如果我们能正确运用媒体, 将会为社会带来正能量。媒体在反腐的过程中, 不仅有监督, 还应该是宣传廉洁, 批判腐败, 为社会创造廉洁的环境。正如李光耀先生说过:“我们要创造一种舆论, 告诉人民, 什么是错的, 应当受到惩罚;什么是对的, 应当发扬。” (10)

五、结语

徒善不足以为政, 徒法不足以自行。社会繁荣发达的背后应该是善法良治为支撑, 不应该是贪污腐败, 否则只是虚假的繁荣。因此, 有贪必肃, 有腐必惩, 合理构建我国的反腐体系, 才能带来真正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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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姚广孝.明太祖实录[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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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明]朱元璋.御制大诰四编御制大明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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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 1974.

[7]程蓓蓓.明初朱元璋重典治贪探析[D].山东大学, 2011.

跨国反腐：反腐“第二战场” 篇8

腐败、气候变暖、恐怖主义给全球带来的危害属于同一等级吗？

是的。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腐败减少机会，造成普遍的不平等。腐败损害人权和良政，抑制经济增长，扭曲市场。腐败加剧环境问题，助长危险废物非法倾弃和动植物非法贸易。但腐败并不是什么巨大的非人力量，而是产生于人为的决定，往往受贪婪驱使。”

幸运的是，人们总有办法反击腐败。其中，“全球追逃”、“境外反腐”成为各国国内反腐行动的延伸线，虽然，每条延伸线路的走向与重点并不相同，或集中于追逃贪官和赃款，或着力于商业贸易，但是总有一天它们会交织起来，通过国际合作在反腐的“第二战场”布成一道法网。

美国：为海外反腐立法

今年9月，总部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全球IT巨头惠普公司收到了一张5880万美元的高额罚单，而这张罚单的开具者正是加州法庭。惠普惹上了是非。

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对此给出了答案，在过去十余年间，惠普俄罗斯分公司高层卷入了一场海外行贿的丑闻之中，他们通过向俄罗斯政府官员行贿而拿下政府合同，规模之巨令人惊愕，甚至分公司将行贿之手伸向了俄罗斯总检察长办公室。在惠普俄罗斯分公司，专设有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贿赂基金”，这在公司内部已经算是公开的秘密，其中一笔钱就“送到”了总检察长办公室，获得总额为4500万美元的合同则是这笔交易的最大回馈。

惠普俄罗斯分公司采取了最为常见的造假行动——制作阴阳账目，以期骗过所有人的眼睛。行贿的高额支出套上了合法“佣金和费用”的外衣，而在其背后却以高度保密的电子表格的形式详细记录了行贿行为。

最终，惠普与美国检方达成认罪协议。俄罗斯分公司的腐败行为其实是惠普在诸多海外分公司的一个缩影，今年4月，惠普就曾支付1.08亿美元来了结多起海外行贿案。对惠普跨境腐败行为的强大约束与惩戒正是以美国《反海外腐败法》为依据，各方对其调查的每一步都踏在法律条文的节点上，在跨境反腐中，正如美国惯常表现的那般，依然具有极强的法治精神。

《反海外腐败法》于1977年出台，以此为标志，美国亦成为世界上最早进行海外反腐立法的国家。催生这部法律诞生的是一份报告和一起事件。当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份报告中披露，400余家美国公司海外商业行贿国外政府官员，行贿金额高达30亿美元。另外，导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倒台的“水门事件”也催化了对海外官商勾结调查的热潮。同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海外腐败法》。在其后的二十多年里，该法律分别于1988年、1994年和1998年被三度修改，修改后的《反海外腐败法》包括了子公司行贿、母公司连坐，罚金数倍于行贿获利，意图行贿也被视为行贿等更为严格的条款。

同样，基于该部法律的海外反腐案件更是日益得到强力执行。1997年到2000年间，仅有40多个案件被起诉。美国进入小布什政府后，根据美国司法部统计，仅2001年到2004年的三年里，该部门就发起了17起起诉，在小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三年，这一数字增长了两倍多，达到42起。奥巴马上台后，反海外腐败行动常态化，在他执政第一年就发起了40多起相关行动。

因为美国拥有数量庞大的位列世界500强的企业，跨境分公司遍布世界各地，而通过贿赂所在国官员获得政府合同似乎已经是通行法则，美国面临的主要腐败问题是美国公司在商业领域的海外贿赂行为以及民间的商业贿赂。近几年来，美国控制组件公司（CCI）、微软、沃尔玛、IBM、摩根士丹利、甲骨文等知名跨国公司也都遭到过调查。其中CCI承认在36个国家向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官员和雇员行贿约236次，并以此付出了1820万美元的罚款代价。除了以高昂罚金作为惩戒之外，有些主要行贿者还会遭受牢狱之灾。2012年，摩根士丹利房地产投资和基金咨询业务上海代表处前董事总经理加斯·彼得森因在上海以职务之便非法获利，而被纽约州布鲁克林地方法院判处9个月监禁。

美国对于海外反腐的调查中，多数是位于“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特别是设在亚洲的跨国企业分公司。因为不少新兴国家的法治还不够完善，美国亦在努力寻求与其更为广泛的反腐败合作。事实上，美国寻求《反海外腐败法》国际化的脚步在1988年第一次修法时就开始了，美国国会与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协商，谋求美国主要贸易伙伴出台类似的法律。1997年，美国与OECD组织其他33个成员国签订了《国际商业交易活动反对行贿外国公职人员公约》，自此，美国与贸易伙伴国合作反腐的规模日益扩大。

俄印：跨境追逃流亡大亨及赃款

今年5月，冠以“强人”称号的印度新总理莫迪组阁政府，上台伊始，他就迫不及待地部署海外追赃，就此，由莫迪专门组建的团队展开行动。这是印度新总理上任后的第一个反腐大动作。

“黑钱”一直是印度海外反腐的关键词，这笔非法外流资金数额庞大，从1948年到2008年间，竟有4620亿美元流到海外，该数额已经是当前印度外债的两倍。之所以被称之为“黑钱”，是因为这些资金通常是偷税漏税、腐败、贿赂、回扣和犯罪行为所得，见不得光。据印度媒体报道，“黑钱”通过赞助选举、买小岛和购置房产等途径避税。目前印度在“避税天堂”存放的“黑钱”超过5000亿美元，为瑞士银行最大的储户。

据媒体报道，2010年12月，印度一名地方官员通过经营公司逃税高达8.6亿卢比。而他的妻子则在“避税天堂”新加坡和迪拜设有办公室，并将资金转入该地以逃避向印度政府纳税。这个案例在印度算是典型，印度“黑钱”主要来源于合法商家和政府部门，为逃避高赋税将其流向国外，然后将黑钱洗白后重新流回印度国内。

莫迪组建的海外追赃专门团队的使命和任务，便是专门追踪及寻找“黑钱”，并将其带回印度。这支队伍由前任法官和现任监管机构人员组成。

莫迪在一次全国广播讲话中提及，这些钱属于印度“劳苦大众”，政府正在“正确轨道上”积极运作，以追回那些存于瑞士银行等海外账户中的非法资金，“从这个国家穷苦民众中流出的每一分钱都应该被追回”。今年10月，一份“黑钱名单”被印度政府提交给最高法院，其中列出了627名涉嫌在瑞士银行存放“黑钱”的印度人。

为此，在海外追赃过程中，印度特别重视与“避税天堂”地区和国家的合作。2010年，印度与瑞士修改了《避免双重征税协议》（DTAA），这将获得瑞士银行的信息，帮助印度找到与逃税相关的证据，除此之外，印度已经开始与75个国家重新商谈DTAA。

与印度相类似，俄罗斯为防止腐败导致的资产外流，密集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官员及其亲属的禁令，尤以2013年5月普京签署的《禁止部分类别个人在俄联邦境外银行开设并拥有海外账户以存储现金及贵重品、拥有或使用外国金融机构法》最为严格。该禁令规定，要求本国官员和议员必须申报财产，禁止所有俄罗斯公务员及其家属拥有境外资产，禁止本国官员和议员拥有境外不动产、海外存款和外国公司股票。这一禁令实际上是从源头上斩断了贪官转移资产的路径。

俄罗斯海外反腐颇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英国，为引渡流亡大亨，俄罗斯取消了指控，“劝”其回到国内。这个让俄罗斯境外追逃行动伤脑筋的人名为古采里耶夫，曾担任国家杜马副主席、斯拉夫石油公司总裁、创立罗斯石油公司。2007年古采里耶夫因被指控巨额偷税漏税以及非法经营携30亿美元逃往英国。俄罗斯提出将其引渡回国，遭到当地政府拒绝。直到三年后，俄罗斯希望他能回国投资，检方取消对古采里耶夫的指控，他“成功脱罪”回到俄罗斯。

德国：重击海外行贿倒逼反腐机制建立

根据欧盟的一项报告显示，德国反腐水平优于欧盟国家平均水平。与一些国家海外反腐以追捕贪官、富豪以及外流资金不同，德国与美国的情况有些相似，因为经济发达，科技先进，德国拥有众多跨国巨头公司，其海外反腐自然更着力于约束跨国商业行为上。

而另一方面，德国又与美国显示出了差异，长于缜密思考的德国人，加上这个民族与生俱来的哲学思维，他们往往把“教训”吸取得更为彻底，并以此形成长效机制，正如西门子。

2003年，西门子账户和资金流向引起有关部门注意，由此，西门子在世界各地的子公司开始接受调查。调查显示，西门子公司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以支付回扣等贿赂方式赢取项目竞标，涉及联合国伊拉克“石油换食品”计划、委内瑞拉铁路、孟加拉国移动电话网络、以色列发电站、俄罗斯交通管制系统等项目。

西门子公司承认，2000年至2006年期间海外行贿金额高达16亿美元。2008年，西门子公司支付了16亿美元罚金，此公案完结。但是西门子的行动并没有停止，他们开始对公司制度进行深刻反思，一路纠错并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海外反腐体系。

西门子更换了诸多高管，反腐幅度、规模之大到了不惜血本的地步。西门子首席执行官彼得·勒舍尔上任后，将80%的顶级管理层、70%的次级管理层、40%的再次级管理层都进行了“换血”。此外，为摧毁“贿赂几乎成为西门子一些子公司的标准运作程序”的“贿赂惯例”，西门子公司任用130多名主动交代行贿行为的员工，利用他们熟知行贿规则及流程的特点，制定出了具有针对性的防腐败反腐败的有效机制，这种做法也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收获，公司长期存在的“贿赂文化”被彻底颠覆。

无独有偶，德国富乐斯多公司行贿海外官员以促成潜艇销售的丑闻在2011年被曝光，该公司承认曾向外国官员行贿以促成希腊和葡萄牙购买德制潜艇，因此被罚大约1.4亿欧元。

自此，西门子、富乐斯多、德意志银行、戴姆勒—奔驰、大众等德国标杆企业为商界海外反腐贡献了一整套各具特色的体系，更为人称道的是，这些知名公司联名敦促德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维护德国企业的海外形象，促进反腐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