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规的协议书借鉴（共5篇）
关键词：农村非正规金融；正规金融；交易机制
一、前言
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和罗纳德·麦金龙的金融发展理论中，非正规金融是一种效率低下的融资安排，他们的定论是：“从短期来看，非正规金融对经济发展可能有一定的作用，但从长期来看，其作用并不大。”因此他们主张将非正规金融融入到有组织的金融体系。在金融发展理论的指导下，80年代末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了低息贷款政策，以期通过扩大正规金融部门对农村的资金供给来挤出非正规金融。但政策的推行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大量农村人口仍然无法获得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仍处于重要位置。
在我國，农村金融体系的发展从总体上说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里并行推进的。其一是自发形成的民间金融领域，由非正规金融组织媒介或资金供求双方直接交易。其二是在经济金融改革过程中政府由上而下安排、有组织培育的正规金融领域，由正规金融机构组织的金融活动。前者虽然备受理论界的质疑，一直是政府打压、限制的对象，但它始终应客观需求而存在着，尤其是1998年后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压缩基层经营机构，大规模地从农村金融领域撤退，以及1999年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全国范围内的被清理和取缔，非正规金融大有迅速分集农村金融、发展壮大之势，从而对正规金融产生一定的“挤出”或“替代”效应。
二、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在交易机制上的主要差别分析
下面笔者先从对我国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交易机制的思索出发，尝试性地分析我国非正规金融存在和发展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和合理性，从而对非正规金融政策的效应进行理论探讨。
1.行为目标的不同
对于以农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为代表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而言，其行为目标与其他金融机构并无二样，在存款市场主要是动员储蓄，在贷款市场上主要是转移资金、支持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业发展，在对农户的信贷支持上，则是政策性目标与盈利性目标并存。这就决定了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重视吸储而忽视资金配置。
一般来讲，农户资金需求具有如下特征：（1）家庭经营规模小决定了用于家庭生活和生产方面的贷款需求规模不是太大，贷款数额小；（2）农户贷款需求季节性特点明显，希望贷款手续简便、灵活、及时；（3）农业生产对象不仅生产期受气候影响大，保存起来也比较困难，存在较大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特定的生产周期和生物属性限制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等等。于是，因生产性资金缺口而提出的信用需求就必然体现出季节性、长期性、风险性和零散小额等特点。即使只是维持简单再生产，农业信贷所固有的风险高、收益低、成本高、资金周转慢这些属性，也注定了农村金融安排的特殊性。就中国农户而言，非生产性信用需求往往占更大比重。这其中除了一部分用于维系日常生活的消费支出外，相当规模的资金被用于购置修缮房产、修建祠堂庙宇或是满足丧葬嫁娶的礼俗要求。这种非生产性支出在农村的普遍流行说明了中国的农村经济还处于幼稚和不成熟阶段，这种不成熟的经济相伴随的农村金融制度也必然是初级和不成熟的。相比之下，市场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则从来都是崇尚效率和节约的。这种情况在农村的普遍程度也恰恰给了非正规金融的生存空间。
考察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农户，其行为比较符合“道义小农”命题，但又不能完全被其解释。中国农户有着自己独特的内涵(比如因婚丧嫁娶等“面子消费”而进行的借贷)，因此，华裔学者黄宗智在对中国小农经济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独特的“小农命题”。核心内容是一等式和一逻辑。一等式是小农收入=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一逻辑是“拐杖逻辑”，它说的是在等式的两个部分收入中，家庭农业收入好比人的双腿，而非农收入就相当于拐杖。而拐杖只有在双腿不好的时候才可派上用场。这个等式和逻辑所刻画的情景，大概从西汉以来一直没有质的变化。即便是如今，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小农家庭而言，全部收入仍以农业收入为主，非农收入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即只充当“拐杖”。在这样收入结构和逻辑下的中国小农拥有明显的“内源融资”偏好，即“不轻言债”。这意味着，当农业收入不足以供家庭周转时，农民最初的反映将是谋求非农收入，而不是人们所想当然的那样立即寻求借贷(外源融资)，只有当小农家庭的维生费用超过家庭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时，信贷需求才会产生。然而，如果我们认定小农产生信贷需求这个条件成立，也就可以确认大部分农户的信贷需求是救助性的(维生性的)。
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有些学者认为黄宗智小农等式不再对中国农村经济具有太大的解释力，尤其是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一些已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村镇，他们被认为已经具备了理性小农的条件。但我们看到的是，大多数乡镇企业比较发达且迅速实现城镇化的乡村并未完全脱离土地而进入真正的工业社会。因而，即便是在东南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的农村和农户在一定程度上仍然符合黄宗智的“拐杖逻辑”，只不过与其他地区(尤其是中西部经济落后省份)的乡村相比，小农经济色彩的强弱程度有所不同。
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决定了不可能有私人性的农村金融安排普遍出现，或者说中国的家庭农场经济支撑不起商业性的农贷安排。从理论上讲，与私人性农村信贷安排相适应的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经营性的，而不是生存性和安全性的家庭农场经营。因此，中国农户的信贷需求仍将长期遵循前面已经指出的以下逻辑次序：首先用非农收入增添家庭流动资金，其次则是友情借贷和国家信贷支持，最后在迫不得已时诉求于高息借贷，因此我们说基于中国农村的特殊的经济环境，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符合其经济需要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知道：中国小农普遍保持着温饱无忧的生存目标，当农业收入不足时，首先想到的是赚取非农收入；进而，就要在亲朋好友间寻找无息或者低息的人情信贷、互助信贷，或是申请国家的官方低息信贷支持；以上均不可得时，就只能迫于生存压力而勉强接受民间的高息借贷。
2.信息可传递性不同
虽然说信息成本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们在考察农村金融机构运行的困境从而从反面了解非正规金融存在的合理性时，依然要把信息成本的影响放在首位上。信息成本主要来自搜集和使用信息与评估信息、价值的成本。在农村地广人稀，农村居民居住的分散性十分显著，一个地区内的正规金融机构要获得借款人详实可靠的相关信息几乎是不可能的或是需要花费巨大的成本，而且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也对之缺乏动力。搜集信息的成本高昂，使用这些信息的成本也很高昂。由于农村社会缺乏诸如城市企业和个人信贷记录这样的信息网络，使得正规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非常困难且不可行。这样借款人就有可能利用这种信息上的优势损害正规金融机构的利益。尽管金融机构本身就是信息处理和加工的单位，它代表存款者对贷款进行监督，以使借款人选择有利于银行的行动，但当信息确认或监督的代价太高，如同以上说的情况时，它就会对农户进行信贷配给，使得农村金融服务成为一小部分群体享用的“奢侈品”(这部分群体往往同政治势力结合起来)，从而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发展。
相比正规金融的无力，非正规金融却有着极大的优势。与正规金融将款项贷给十几里以外的陌生人不同，非正规金融往往发生在邻里之间。因此，非正规金融的优势就在于：事实上，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农户之间的信息和信用状况，已经事先存在于借贷当事人双方，而无论贷款行为发生与否。这种状况的存在意味着正规金融所必须进行的贷前调查以建立信贷关系的费用在非正规金融里是不存在或者是相当低的。在非正规金融中，正规金融所需承担的这种费用是内化于当事人大量平常生活中的。中国的农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以家族为核心拓展开来的“圈层结构”，在圈子内信息的传递是非常便利且具有社会联系纽带的作用。聊天、信息交换不仅是经济活动，同时还是不可或缺的社交活动，是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信息的内化同样降低了事后贷款人的监督成本。
3.惩罚的可置信性不同
正规金融交易对违约的惩罚主要依赖法律系统，但事实上，我国无论国有金融机构还是地方性的金融机构，都是在没有很好的产权基础上成立的，发生政府效用替代金融机构效用是自然而然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大量事件便是政府的指定贷款、干预贷款，要不就是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人控制，预算软约束的问题无法避免。对于大多数农民和小农家庭，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难度是很大的，借款人获得一次贷款的机会相当偶然，难以形成在未来持续获得贷款的稳定预期，因而借贷双方就很难形成长期合作，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有效制约借款人的违约行为。借贷双方的交易表现了明显的短期性。这种交易的短期性无疑反过来进一步激励了借款人的违约行为，从而陷入越是贷款难越是违约，越是违约越是贷款难的两难困境之中。
与正规金融不同，非正规金融交易对于违约一方的惩罚不仅包括可能依赖的法律系统，更主要是依赖社会关系的约束与监督，诸如舆论谴责、社会排挤等非法律惩罚有时更为有效。特别是同一区域的借贷或是具有特定关系群体内的借贷，而其关系比较稳定，有着长期互动与合作的预期而且违约信息会迅速传播，违约者会受到群体性、社会性的惩罚，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借款人恶意违约的动机和行为。如张维迎(2001)曾经讲过一个乡村社会发生借贷时信守承诺的故事。乡村里人们借贷交易无需书面合同或借据，甚至没有说清还款日期，但贷款人并不担心借款人违约，而借款人也会信守承诺。这是因为借款人他要祖祖辈辈在这个村庄生活下去，不仅要关心自己的未来，也关心后代的福利，一次不守信用的消息很快就被全村人知道，在乡村社会，违约及失信的结果是违约者的声誉和信用损失、被逐出其所在的社会网络以及日后的追索。而恰恰是这种非法律途径的制裁措施有着莫大的威慑力。
三、结论：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的融合
综上所述，非正规金融已成为农村融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在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从体制外成长起来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对金融服务产生强烈的制度需求，但由于以政府为主导的正规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使得我国现行的正规金融制度处于非均衡状态。非正规金融的产生是我国农村企业和居民为争取现行制度框架内不可能获得的“外部利润”，在正规金融制度的边际进行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它是因现有正规金融制度服务供给不足而由非国有经济部门进行的次级制度安排。非正规金融弥补了正规金融机构对非国有经济部门的资金供给不足，在为解决农村中的融资问题、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对我国农村的经济增长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然，非正规金融活动只能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才有效率。导致了非正规金融在规模和范围上的劣势。更进一步的来说，非正规金融的信息优势与其活动的范围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非正规金融的借贷款活动只能针对少数的对象展开，许多非正规金融组织通常有其自己相对固定的客户。这造成非正规金融市场的高度割裂。如果金融活动范围的扩大，信息优势将会减弱，势必要求非正规金融组织具有更规范的管理手段和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有更多的高素质管理者和员工，这就意味着更高的成本。因此，笔者认为非正规金融不仅不会影响我国正常的金融秩序，而且还是对我国农村正规金融机制的一种有益补充。非正规金融存在的根源及其表现特点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它在我国并不是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政府对非正规金融的压制可能带来更为不利的结果，只有消除非正规金融活动的消极影响，发挥非正规金融对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才是各级政府和金融监管部门在对待农村非正规金融问题上的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
［1］ 张维迎.金融秩序中的法律与商业规范［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3)
［2］Meyer Nagarajan ,G. Rural Financial Markets in Asia: Policies Paradigms,and Performa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3］Bottomley，J.A.(1975): Interest Rate Determination in UnderdevelopedRural Area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57 ， 279-291 ( May)
［4］李建英.試论农村金融的需求主体［J］.农村经济，2005 (9)
［5］马九杰.农村金融:多元竞争与互补合作［J］.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6 (2)
［6］IFAD .Rural Financial Services in China. The matic Study.Volumel-Main Report.Report No.1147-cn Re .2001, 256-267
城市犹如大工厂，每天生产出同它人口数量一样惊人的生活垃圾和可回收垃圾，这吸引了许多外地人的注意。这些“收破烂的”拎着麻袋、骑着板车游荡在街头巷尾。很多小区附近都有这样的散落的“破烂王”，他们在小区的某个角落或者是大门口随意设摊，时间久了就当做了固定“据点”。据说，很多“收破烂的”都发家致富，他们在城市里收破烂，回到家乡盖起小洋楼。
现在，北京金诚恒信再生资源利用公司(以下称“金诚恒信”)看上了这块“肥肉”，成了固定在小区门口的“破烂王”。在他们设置的6平方米左右的“小亭子”里，一人、一桌、一秤、一三轮。“小亭子”外张贴了价目表，显示废旧报纸、废铜烂铁等等的价格，价格变动则有明确显示，作价公平合理，童叟无欺。每逢老太太老大爷要处理废旧报纸，工作人员还会上门服务。
每天有封闭式运输货车把网点收到的“破烂”运走，所有网点的回收物质统一中转、加工。在废品运输终点站，废旧物质被分成了废报纸、废纸质包装物和废塑料等进行专业分拣，有专门的机器打包、切割，再直接运送到有业务合作的企业里去。在资源日益紧缺的现在，可再生资源的回收利用越来越为政府所重视。依靠各个小区设立回收点，保证货源，掌握前端，而专业物流、规范分拣、厂商直挂相辅助是比较容易执行的回收产业现代运营模式，也符合城市“绿色回收工程”的概念，规模持续扩大，可作为一个产业经营。
金诚恒信是北京金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下属企业，该公司下属企业还包括牛街清真超市，华强连锁超市，正兴德茶庄，永安茶庄等。之前，更多的诸如“金诚恒信”的物质回收公司乐于“跟踪”企事业单位的废旧物质，居民生活产生的可回收物质因为太零散没能吸引他们的注意力。
这无疑是抢了无照经营的“麻袋军”的生意。之前“麻袋军”“服务”小区居民时，短斤少两、打压价格、占道经营、影响环境等等问题也同时出现。而回收点这样的正规军可避免这些问题。同时，这些网点可以收编散落的“麻袋军”，使他们结束散兵游勇般的生活。回收网点的“收成”会相对稳定，是吸引他们留下来的理由。
百动国际网球学院(简称BDA)成立一年来，广受好评，仅北京基地的长训生就有200多名。在“成就青少年网球成才之路”目标的指引下，该学院国际化的教练团队力量之雄厚，为其打造一流的网球培训机构保驾护航。
BDA整个数学内容分为两大块课程，一方面是网球课程，另一方面是源自美国全运动课程。网球课程，从字面上就很容易理解，教授的是网球技能、网球技巧的课程；全运动课程，培养的是孩子们除了网球之外全身心的健康成长。目前中外网球教练12名，全运动课程教练4名，并有专门的系统教材去支撑16个单元的课程，主要是安排在春秋两季，在室外网球场进行。而足球、垒球、跳绳、运动环岛等有利于培养网球脚步、平衡、节奏感的项目都纳入其中，穿插在整体教学课程里。也就是说，长训制的学员都将会接受全运动课程的培训。整个课程的设计思路是倡导以玩耍、娱乐的方式让孩子们主动去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不仅学到了网球技能，还会留下快乐、美好的记忆。
百动国际网球学院成立以来，在教练师资上极为重视，培训部门长期在全球寻找适合的优秀教练，在如何挑选适合的教练时，百动国际网球学院中方培训总监朱斌说：“我们选择教练的标准，首先是自己要有优秀的成绩，其次是要有青少年网球学习的经历，这样才能了解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的问题，再次是要有亲和力，教练要善于和孩子们沟通，善于正确地引导孩子，让孩子从被动学习网球到主动爱上网球，让网球成为孩子一项终身运动。国内外优秀的网球教练有很多，但并不是所有网球教练都符合这些条件。”为了让百动国际网球学院的教练们能够更好成为孩子们的老师和朋友，除了日常的教练培训之外，百动国际网球学院还不定期邀请国内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来学院与教练们做交流，百动国际网球学院关注教练教学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比如每位教练跟学员说话时要蹲下来平视交流，这样才不会让孩子们有压迫感。如此下来，百动国际网球学院的教练团队更加受到孩子和家长们的欢迎。
经过一年的优胜劣汰，形成了现在的教练团队，近日，以林哲生博士为主导的台湾教练团队的加入也给BDA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林哲生目前是北京师范大学体育学院的老师，在中国大陆特别是在北京的网球圈里名声大噪，他作为运动员成绩显赫，在台湾排名前17，在大陆拿过雪佛兰总决赛和年终业余大师杯的冠军：作为教练员，其手下的小队员在全国青少年排名赛中也常有佳绩。他目前担任BDA的培训执行总监。此外，在台湾团队中，谢旺成和赵晓雯这两位教练的运动员经历更加辉煌。谢旺成是与卢彦勋同一批的戴维斯杯成员，ITF单打排名28，双打排名18。赵晓雯目前是北京体育大学的在读博士生，ITF的排名是100多位，曾是ITF国际青少年网球赛单、双打冠军。“他们不仅有过硬的网球专业技能，高学识也给学院的提升助力不少。”朱斌说道，“我们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和适应，团队才会更加显得模式化和专业化。”由于台湾的教练是新近加入，林哲生表示会尽快融合入百动国际网球学院的同时，也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希望合作是愉快的，成功的，期待着认同学院理念的学生和家长们越来越多，一起享受网球。”
近日，本报接到群众投诉，称忻州同舟煤业有限公司征地补偿不合理，记者随即赴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对该县同舟煤业项目所涉及的诸多问题进行了调查。
突如其来的破土动工
山西省保德县义门镇梁家村,是一个纯农业型小山村，不过，较为特殊的是，这里蕴藏着丰富的煤、铁等资源。而正是这些资源，影响了整个村庄的命运。
据梁家村村民介绍，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梁家曾办过煤矿等企业，但随着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些企业相继停产，村民也开始转向发展农业生产。为了发展农业，村里组织人力、物力、财力整地造梯田；拦水打坝改造小流域；通过群众集资、出义务工、向银行贷款等方式打深水井准备将原有的平地改造成水浇地，实现农业的高产优质化。特别是近10年来，在国家退耕还林政策引导下，村民们在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上种植了杏树、枣树等经济林木及松、柏等树木。传统农业焕发出新的生机，村民们都在向往着新生活。
但在2010年秋季，山村的宁静因为同舟煤业的到来而打破。
据梁家村村民梁增兵等人讲，2011年5月14日，村民贾春娥家的田地遭到了同舟煤业施工人员的毁坏；5月19日，老党员梁占水家的土地遭到同舟煤业施工人员的毁坏，在与之交涉时受到同舟煤业8名工作人员的围攻；5月29日村民冀美林和女儿到自家地窖取土豆时，同舟煤业指派装载机在地窖上方取土，其婆婆看到这种情况后，吓得当场就昏了过去；6月6日，村民梁有有的土地在没有丈量、清点的情况下即被同舟煤业挖毁；7月9日，一群人冲进村民梁增义家，将其一家3口打伤，原因是他拒绝在“征地协议”上签字……
据公开资料显示，忻州同舟煤业有限公司是经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批准，由同煤集团运销总公司忻州有限公司与山西通嘉投资有限公司将原保德县3座小煤矿整合而成的露天煤矿。根据晋煤重组办发（2009）26号文件，2009年，山西省同意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体兼并重组3处煤矿整合为一处，产能每年90万吨不变。同年12月，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向该公司颁发了《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为包括梁家村等11个村在内的14.0487平方公里土地。2011年3月8日，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批准了“同舟煤业90万吨每年煤矿整合项目” 开工建设，建设周期为6个月。
为了调查同舟煤业与村民的纠纷，网络导报记者采访了同舟煤业主管拆迁、征地工作的项目部经理林斯盛。林经理承认同舟煤业曾与村民发生纠纷，但否认其公司人员“打人”，相反是公司项目部的一位员工郑文林被村民们打了。对于发生冲突的原因，林经理认为是村民们对拆迁、占地的补偿要求过高。
但村民们讲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自从2010年秋季开始，村民们就听说，同舟煤业有限公司要到村里开采露天煤矿，但梁家村没有为此开过全体村民大会，也没有征得全体村民的同意。2011年的3月12日，义门镇镇政府的主要领导和同舟煤业的负责人到村里宣读了保德县政府的几份文件，随后便匆匆离去。宣读的文件既没有向村民发放，也没有进行张榜公示。至今，村民也没有看到那几份宣读的文件，只知道地不让种了。
据村民梁永明说，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村里的主要领导叫了几个村民，与同舟煤业的工作人员丈量全村的耕地。丈量土地期间，并没有通知土地承包人，所丈量出的实际面积村民也不知情。之后，村里的主要领导和同舟煤业的人员，就让村民对土地亩数进行核对签字，部分村民当时签了字。后来，这些村民才知道当时签的实际是同舟煤业的租用土地协议，补偿款很少。
梁俊才等村民说，2011年5月12日，同舟煤业突然开来数台挖掘机在村里破土动工，并开始挖掘耕地、林地，梁家村的村民进行了阻拦。义门镇镇政府负责此事的赵争艳副镇长当时也承诺不是动工，只是破土，但是工程却只停了一天。在以后的日子里，同舟煤业一直进行挖掘,村民们不断向村委会和镇政府反映问题，但得到的答复不是“不知道”，就是保德县、镇、村三级政府相互推诿。由于村民们不断向上级反映问题，5月26日，县、镇、同舟煤业的有关人员到村里开了一次动员大会,同样是宣读完文件后，就准备匆匆离去，却被村民们围堵在了村里但同样没有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也没有给村民一个承诺。
引起村民不满的征地补偿
那么，究竟有没有与同舟煤业拆迁、占地补偿相关的文件呢？采访中，记者见到了保德县义门镇副镇长赵争艳。针对记者提出的问题，赵副镇长的回答是“有”，并说“文件在镇里，明天我拿给你们”。第二天，记者赶到了义门镇，但并没有见到这位赵副镇长，给该镇书记郭兴田打电话对方没接，该镇的张镇长也在得知记者到来后匆匆离去。直到记者离开保德县时，也没有从官方见到关于同舟煤业项目拆迁、占地补偿相关的文件。
在一位村民手里，记者看到了一份由保德县政府下发的保政办发【2010】157号“保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保德县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拆迁砍伐补偿标准》的通知”，在这份文件所附的“征占用土地、青苗补偿标准价格表”中规定，临时占地费：旱平地1200元每亩；坡地800元每亩。“给我们的补偿标准就是这个临时占地费，实际上他们就是走了国家严禁的以租代征的路子。”村民梁永明说。
同舟煤业的林经理也承认给农民的补偿是按照这个标准执行的，并说：“租地是按照2年租的，但我们一次性就给了他们5年的补偿。”当记者问及“既然你们办理的是临时用地手续，国家关于临时用地的相关规定最高为2年，为什么要给你们批5年” 时，林经理答：“我们是批准了2年，但给了他们5年的补偿。”记者又问：“你们打算开采多少年？”林经理说：“规划大概在20年范围。”
村民们还反映，同舟煤业声称“5年后还地于民”，但土地的质量和数量却无法保证。村民们反映，复垦后的土地，底上是几十米厚的碎石、渣土，表层覆盖几十公分厚的黄土，在数十年内根本恢复不到原生态，无法耕种。村内的山头梯田变成平原地带后，复垦的土地和原有的土地数量也不一定会符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看到了县政府和同舟煤业与梁家村发生的纠纷，相邻的南峁村村民开始拒绝与同舟煤业交涉拆迁、征地事宜。他们讲，“土地你们自己随意丈量，我们不管，字我们就是不签。”一位义门镇的干部说：“坦率地说，我们没把梁家村的工作做好，否则现在也不至于遇到这么大的阻力。”
蹊跷的相关审批手续
2009年，山西省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领导组下发晋煤重组办发（2009）26号文件，同意大同煤矿集团有限公司作为主体兼并重组3处煤矿整合为一处，产能每年90万吨不变。并要求“采用露天开采的，要严格按照矿井建设程序履行相关审批手续，在未取得环保、土地等有关部门批复前，不得开工建设。”那么，同舟煤业是否取得了环保部门的批准呢？
在山西省环保局的公开网站上，记者查到了大同煤矿集团忻州同舟煤业有限公司露天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第二次公告（公示号：030384）。公告中的第4条第一款明确写着，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矿田范围内的梁家村、南峁村、刘家峁村、武家塔村、荣家沟、贾家峁、赵家寨、小赵家沟等村以及暖泉林场。
在保德县环保局，记者看到了这份“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在这份厚厚的“环评报告”最后数页，赫然有上述几个村同意同舟煤业征用本村土地的“征地协议书”。协议书上有相关村的公章和村委会主任签名，并且后面还附了村民同意的签字及手印。
但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现在同舟煤业所涉及到的拆迁、征地范围只限于梁家村、南峁村两个村，其他村尚未开始征地、拆迁工作。记者在梁家村之外的其他村采访时，这些村的村民讲，他们并未同意拆迁、征地，也从未在任何“征地协议上”签字、按手印。那么，何来其它村委会的协议及村民的签字、手印呢？记者向同舟煤业提出了这个问题，林经理对此表示“并不知情”。
在保德县环保局，刘建平股长说同舟煤业的环评报告已做，但是山西省环保厅的批复文件他没见到。对于记者想记录有关同舟煤业环评报告中的一些内容的要求，刘建平说，这涉及商业机密，需请示局长。记者打通该局张局长的手机说明来意后，张局长表示需要和保德县新闻办统一口径。在后来的电话中，张局长告诉记者，只能看有关环保方面的内容，其它的去保德县有关部门了解。
同样，关于为了弄清同舟煤业项目的土地审批情况，记者来到了保德县国土资源局，得到的回答是主管副局长杜贵祥在外地开会。记者随即拨通了杜贵祥副局长的手机，得到的回答是：“我不分管此事，你找局长吧。”记者之后拨打该局陈局长的电话，却是关机。而在对义门镇赵争艳副镇长的采访中，赵副镇长说：“县里的同舟煤业协调领导小组虽然设在我们镇，但是组长是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宁志刚担任，相关手续都由各部门的主管副局长办理，他们都是领导小组的成员。”而当记者问国土资源局的杜贵祥副局长是不是领导小组成员时，赵副镇长肯定地回答：“是。”
对于同舟煤业的土地占用审批手续，村民们有不同的说法。一位村民告诉记者：“同舟煤业告诉我们的是，他们在采区内办理的是临时租地手续，租用期为5年，5年后将还地于民。所以他们才给我们5年的临时占地补偿。”我国《国土管理法》明确规定：“临时用地是指工程建设施工和进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而在施工或勘查完毕后不再使用的国有或者集体所有的土地。临时用地具有使用土地的临时性和不改变原土地使用性质的特点，且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而同舟煤业露天矿将大量的耕地和林地作为采区的剥离层进行挖掘，不仅改变土地耕种的性质，还将其转为了建设用地，用于牟利，而且租用年限也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两年。
在采访中，让村民们感到可惜的还有他们辛苦种植下的林木。“我们在不适合耕种的土地上种植了杏树、枣树等经济林木及大量的松、柏等树木，现在全被毁掉了。”在保德县林业局，常务副局长袁二海告诉记者：“这几年梁家村的林木种植搞得非常好，是县里的重点林业工程区，前任局长就是梁家村人，几年下来，已经投入了有五、六百万元。”当记者问及同舟煤业是否办理了林木砍伐许可证和占用林地相关手续时，这位常务副局长讲：“据我所知没有办理，是由县政府统一安排部署的。”
窑洞被拆、土地被占、林木被砍，对此，梁家村多位村民向上级级政府反映相关同舟煤业存在的问题。不仅如此，他们对以后将要住进的由同舟煤业为他们建起的新民居也是充满疑虑。“选址选在了河边，我们很多村民都不同意，但他们不接受我们的意见。”对此，当记者采访林斯盛经理，问及新民居建设的选址是否征得了规划、土地、环保部门的意见时，林经理回答：“是我们企业和他们村委会共同选的。”
北京市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现状
截至到2008年底，经18个区县调查统计，北京市垃圾积存量在200吨以上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共有1011处，这些垃圾填埋场以生活垃圾和建筑垃圾(主要是装修垃圾)为主，总积存量在8000万吨，占地2万亩。
北京市四环路以内没有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四环至五环路之间有33处，估算垃圾积存量为2200多万吨，生活垃圾约占75％，建筑垃圾约占25％，分布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大兴等五个区；大部分非正规垃圾填埋场分布在五环至六环路之间和六环路以外，共计978处，约占总数的97％，估算垃圾积存量为5800多万吨，生活垃圾约占90％左右，建筑垃圾约占10％。
这些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没有防渗措施和覆盖导气系统，存在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壤环境污染隐患，亟待治理。
在水污染方面，由于填埋垃圾的发酵和自然降水的淋滤或地下水的浸泡，产生出高浓度有机渗沥液。其中含有难以生物降解的芳香族化合物、氯代芳香族化合物、磷酸脂，邻苯二甲酸脂、酚类和苯胺类化合物等。渗沥液会对地下水产生长期的影响，造成地下水污染，使地下水出现水质混浊，有臭味。COD、三氮含量等指标严重超标。
此外，北京市实施南水北调工程进京后，北京市地下水资源将得以涵养，地下水的水位将逐步回升。由于地下水位的回升，使得涵养地区包气带在地层内的空间相应变小，同时使得饱水带在地层内的空间变大。在南水北调受水区内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有近百处，地下水水位回升后，这些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会受到地下水不同程度的浸泡，从而产生大量的浸出液体，浸出液体中的污染物质进入地层内的含水层后，会对附近的地下水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同时在大气降水的入渗作用下，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非正规垃圾填埋场淋沥渗出液体将加大对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
在大气污染方面，填埋垃圾发酵会产生大量填埋气，填埋气中含有大量的恶臭物质和可燃气体，不经过任何处理的填埋气造成了大气污染和安全隐患。如填埋气中的甲烷易燃易爆，当其与空气混合比达到5％～15％时，极易引发爆炸和火灾事故。
在土壤污染方面，生活垃圾中含有大量污染物质和有害微生物，它们直接进入土壤后。会对土壤环境和农作物生长构成严重威胁。大量不可降解的塑料袋和塑料餐盒被埋入地下，百年之后也难以降解，使垃圾填埋场占用后的土地几乎全部成为废地。
非正规垃圾填埋场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而且存在对地下水，大气等的污染隐患，对北京市市民的生活质量构成极大影响和危害，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刻不容缓非解决不可的重大问题。
积极开展治理非正规垃圾填埋场的科技攻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