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学习

孔子论学习（精选8篇）

孔子论学习 篇1

与古希腊信奉的纯粹理性不同的是,中国原儒信奉的是一种人文理性,即从古代礼乐文化而来的精神力量.正是由此出发,孔子以“仁”释礼,从礼乐中寻找到道德和情感的`依据,以积极入仕的方法贯彻他的理念.当他个人的入仕遭到挫折以后,他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培育弟子中去.以古代贵族才能掌握的六艺为教材,以“有教无类”的办学方针将贵族文化传播到民间,从而在根本上扭转了传统学术文化的行进方向.他的教育使原来“君子”的概念由世袭贵族变为道德贵族,继而由“血”而优则仕变为“学而优则仕”.孔子以德行释君子,就是要通过道德精英的培养,以精英引导一般人,从而使整个社会精神水平提升,从而实现“天下归仁”的政治理想.

作 者：张硕 Zhang Shuo  作者单位：南京晓庄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江苏,南京,210017 刊 名：南京晓庄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ANJING XIAOZHUANG COLLEGE 年，卷(期)：2004 20(2) 分类号：B222.2 关键词：孔子   有教无类   仁   君子  

孔子论学习 篇2

从造字结构上来看, “信”字从“言”从“人”, 在《说文》中“信”字归“人部”, “人, 天地之性最贵者也”, “信, 诚也”是许慎对“信”字的解释。“诚”字最早见于《尚书·舜典》:“敖奏以言, 明诚以功, 车服以庸。”《礼记·大学》对“诚意”的解释有着“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内容, 包含了伦理、物理等原则。而在中华民族的成语里, 也有着许多表达“诚信”的成语, 如“一诺千金”、“一言既出, 驷马难追”、“一言九鼎”、“金口玉言”等, 都在表达着对诚信道德的敬仰与向往。作为先秦时代的思想家、中华民族道德文明奠基者的孔子, 在春秋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里, 看到了时代变更所引发的道德理念的更替, 也看到传统道德的缺失, 所以提出了诚信理念。据统计, 在《论语》中, 有关“信”的论述有38次, 可见“诚信”的地位之重要, 特别是在《学而》里, 十六章里就有六章是讲述与“信”字相关的道理, 而孔子论述“信”的含义就是取信于人、不失信约、做人真诚的意思。孔子还将诚信教育贯彻到教学活动中和政治活动中, 对后世的道德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本文试从如下四个方面分析之。

一、诚信乃治国之道

《论语·颜渊》有云:“子贡问政, 子曰:‘足食, 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 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在这段话里, 孔子把治国者的诚信需求放在了“食”之上, 认为无“食”百姓会死亡, 但死是自然而然的现象, 所以不必害怕, 而“信”乃立国立身之本, 缺失了“信”就会失去国家的根基, 比失去食物、军队都更加可怕, “民信”是比“足食”、“足兵”更为重要, 是无一时可以或缺的基本要素。特别是孔子所生活的春秋乱世里, 在此二百九十多年间战火频仍, 诸侯争霸, 有记载的军事行动就多达480次。《史记·太史公自序》亦云:“春秋之中, 弑君三十六, 亡国五十二, 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翟者, 不可胜数。”在这种动荡的形势之下, “处大国则攻小国, 处大家则乱小家, 强劫弱, 众暴寡, 诈谋愚, 贵傲贱”, 造成了“礼崩乐坏”的政治形势, 使得原有的传统道德秩序迅速崩溃。在“处昏上乱相之间”、“殊死者相枕”的残酷现实之中, 孔子已看到了诚信道德的危机, 所以确立诚信道德是比获取食物更重大的事情, 有着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迫感。

为此, 孔子提出:“道千乘之国, 敬事而信, 节用而爱人, 使民以时。”《论语注疏》卷一注释句云:“为国者举事必敬慎, 与民必诚信。”“敬事而信”是对国君提出的道德要求, 作为一个国家的代表, 国君必须具有敬重国事、诚信为本的道德, “信”就成了国君治国的法宝, 哪怕是千乘之大国, 只有“信”字当头, 才能把国家治理好, 才能赢得民心, 故《论语·子张》云:“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未信, 则以为厉已也。信而后谏;未信, 则以为谤已也。”《论语注疏》卷十九注释此句云:“君子若在上位, 当先示信于民, 然后劳役其民, 民忘其苦也。”因为对于诚信理念的执著坚守, 孔子甚至在弟子樊迟请教是否可以用“教民稼穑”的方式治理国家时, 愤怒地回答:“上好礼, 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 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 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 焉用稼?”

二、诚信乃为人之本

诚信观念不仅与治国安邦有关, 更是个人做人的根本, 也是古代君子必备的美德, 因此在孔子的教学内容里, 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论语注疏》卷七注释此句云:“此章记孔子行教以此四事为先也, 文为先王之遗文;行为德行在心为德, 施之为行;中心无隐为之忠;人言不欺为之信。此四者有形质, 故可以为教也。”由此可以看出, 文、行、忠、信四者是古人心目中四种有着具体内容的美德, 所以被教育家孔子拿来做教化弟子的教学内容, 最重要的是, 在这段话里对“信”字作出了具体的注释, 曰“人言不欺为之信”, 这就是说“信”主要内容是不欺骗, 说实话, 以诚实的语言和行为在人群中竖起自己的诚信形象。

在孔子心目中, “诚信”还是一个人野蛮或文明的分界, 是一个人道德感召力的外在形式, 因此《论语·卫灵公》云:“主忠信, 行笃敬, 虽蛮貊之邦, 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笃敬, 虽州里, 行乎哉?”

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 一个人要是有忠信之德时, 虽然行走在陌生的蛮夷之地, 也会以他的诚信品德去感染对方, 在这片陌生的地区通行无阻;相反如果是一个言无而信之人, 那么即使他在自己最熟悉的乡里, 也会处处受阻, 得不到乡邻的认可, 不会有真正的朋友。

“信”不仅把一个人的野蛮或文明的品性区分开来, 更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 《论语·为政》有云:“人而无信, 不知其可也, 大车无輗, 小车无軏, 其何以行之哉。”《论语注疏》卷二注释云:“大车, 牛车;輗, 辕端横木以缚轭驾牛领者也;小车, 驷马车;軏者辕端上曲钩, 衡以驾两服马领者也。大车无輗, 则不能驾牛;小车无軏, 则不能服马;其何以行之哉, 必不得行也。以喻人而无信必不能行也。”从孔子的这个比喻里, 可以看出孔子把“诚信”看成是人的立身之本, 失去了“诚信”, 人就失去了道德的平衡, 就像马车失去了最重要的部件一样, 必然不会有正确的方向, 所以这个失衡之人一定是没有发展前景的。因此, 诚信作为一种人格修养, 是一种长期修养的内在积淀, 也是一个人立足于社会的基本道德要求。

三、诚信是社会和谐的基础

正因为“诚信”道德能够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孔子认识到“诚信”乃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 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使全社会实现了“以礼化人”的愿景, 培养出“君子义以为质, 礼以行之, 孙以出之, 信以诚之”的社会风尚, 民众讲究礼让和友爱, 不要争斗杀戮, 所有人都在全社会通行的道德准则下, 遵守共同的公共准则, 约束过激的思想和欲望, 以合法的手段取得财富, 以诚实的态度治理学术, 这样就能使社会秩序稳定, 民众亲善友爱, “老者安之, 朋友信之, 少者怀之”, 进而实现孔子期望的天下统一的礼治局面, 到达“一日克己复礼, 天下归仁焉”的理想境界。

四、孔子的诚信教育目标

孔子不仅把“诚信”作为教育内容, 而且把“诚信”当作教育目标, 这个教育目标在《论语》里表述得非常清晰:“吾日三省吾身,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孔子对弟子在品德方面提出的要求, 这三个要求体现了孔子对于“忠”“信”“学”三方面的标准, 而在对于弟子们的诚信品德方面, 孔子还有更具体的要求。

1.《论语·学而》提出了“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

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的基本道德标准, 与“贤贤易色, 事父母, 能竭其力, 事君, 能致其身;与朋友交, 言而有信”的理念一起共同组成了青年弟子的社会道德标准, 这里面既包含了弟子在家里如何和谐家人、在外面如何和谐朋友的处世之道, 也包含了“言而有信”“谨而信”的对“诚信”品质的要求, 只有在“言而有信”“谨而信”的前提之下, 才能实现从家庭到社会的全面的和谐, 因此“言而有信”“谨而信”就成了青年弟子入仕的道德品牌。

2. 在日常的行为上, 孔子要求弟子们生活细节上处处恪守着诚

信规则, 孔子教育学生“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认真履行自己的诺言, 把“言而有信”的道德品牌化做实际的行动, 树立起“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的信念。而“听其言而观其行”、“耻躬之不逮”则是孔子观察一个人的品德的有效方法, 孔子把一个人言行是否一致作为评判标尺, 把言论与行动的统一作为衡量一个人品德的准则, 对于夸夸其谈、爱说大话而不脚踏实地实践的人, 孔子非常反感, 他愤怒地指责之:“巧言令色, 鲜矣仁。”

3. 在学问方面, 孔子也提倡诚信治学的理念, 孔子教育弟子云:

“知之为知之, 是知也。”正因为孔子认为“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 学术是传之后代的精神财富, 所以必须严谨, 必须诚信, 给后来学人留下真实的学术原貌, 才能使后续的学术研究在一个真实的基础上发扬光大。所以学者必须经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等五个环节的修养, 以达到诚信治学的要求。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 孔子特别推崇这种严谨治学的人, 他对于苦学一生的颜回尤其推崇, 在《论语·雍也》里称赞其曰:“一箪食, 一瓢饮, 在陋巷, 人不堪其忧, 回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在孔子的教育之下, 子路也成为历史上著名的忠信之士, 孔子也曾赞叹过子路的忠诚精神:“道不行乘俘浮子海, 从我者其由与?”孔子本人也是这样对待学术的, 当孔子晚年编纂《春秋》一书时, 他本着忠实于历史原貌的做法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事件, 使得一切曾经在历史上胡作非为的“乱臣贼子惧”, 也体现了孔子身体力行的诚信治学的态度。

学者唐凯麟指出:“诚信首先是对宇宙存在的价值肯定, 是对人的本性、人类道德的价值肯定。”“诚信”也是每个生命个体立身处世之本, 是人类在宇宙间得以生存的根本理由。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的文化巨人, 为中华文化的承袭传播起到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其所确立的“诚信”理念是孔子伦理思想的重要构成。在孔子的“诚信”思想中, “诚信”作为一项重要的道德规范, 应当在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也是一个社会文明繁荣、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 因此孔子所提出的“诚信”思想是人类社会的永恒命题, 也为人类的道德文明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途径。

摘要：孔子认为“诚信”的含义就是取信于人、不失信约、做人真诚的意思。孔子还将诚信教育贯彻到教学活动和政治活动之中, 对后世的道德建设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孔子,诚信思想,《论语》

参考文献

[1]赫大维·安乐哲, 著.蒋弋为, 译.孔子哲学思微[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6.

[2]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M].北京:三联书店, 1997.

[3]何晏, 注.邢昺, 疏.论语注疏[M].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4]唐凯麟.重释传统: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评估[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孔子论学习（下） 篇3

——《论语·述而》

多听，选择其中好的加以学习；多看各种事情，牢记在心里，这样学得的知识仅次于生来就知道的知识。

孔子曾提出“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于是，他首先批评了明明“不知”却假装学识渊博的人，并说自己绝对不是这种人。但对于“不知”，孔子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说了这段话，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即一个人要有上进心，要多闻而从、多见而记，不断充实、提高自己，从而变“不知”为“知”。成语“择善而从”即源于此。人的一生会遇到许许多多的疑惑和难题，如果听之任之，不求上进，就会自甘堕落，最终一事无成。如果能像孔子说的那样多听、多看，勤奋努力地去学习，像海绵一样不断汲取知识，则可以使自己的学养不断加深。当然，要做到多听、多看、择善而从，还需要两个前提：一是眼界要开阔，二是要有包容开放的心态，不可固执己见，以封闭的、狭隘的心态看待不同的观点和新鲜事物。

学如不及，犹恐失之。

——《论语·泰伯》

做学问就像追赶什么东西似的，唯恐赶不上，学到知识还怕会丢掉。

“学如不及”，指在追求新知识的过程中，要全力以赴；“犹恐失之”，指即使已经学到手的知识，也要不断巩固，做到“温故而知新”，如此才能获得更多的学问。朱熹对于学习也有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他说求学就像捉贼一样，必须提起气力和精神，千方百计地去追赶，即使这样还不一定能够捉到。如果坐视等待，那是无论如何也捉不到的。如此比喻，正说明学习不易，必须孜孜不倦，勤勉以求。学无止境，面对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和不断更新的知识结构，一个人如果停滞不前，就会被社会所淘汰。因此，对于学习，要始终保持不厌倦、不懈怠的态度，做到温故知新、与时俱进，如此才能适应时代的步伐，做一个有用的人才，为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论语·子罕》

我有知识吗？没有知识。有一个庄稼人问我，我对他的问题一无所知。我就从他所提问题的始末、正反去思考、追问，把问题穷究不已，尽量地告诉他答案。

孔子说自己“无知”，实质上是对学问的无限性有深刻理解，从而产生的谦虚心理。正是这样的心态，使得他能够进德修业、日进不已。从另一方面讲，孔子说自己“无知”也是针对“鄙夫问事”而言。孔子虽然被称为博学之士，虽然被赞誉“何其多能也”，但他的脑中也并非储存了所有问题的答案，一个农夫向他提问，他却一无所知。但是，孔子强调的是“叩其两端而竭”，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但是一定要有解决问题的诚恳态度，以及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的思路和方法，这才叫作智慧。现代社会，信息爆炸，要穷尽某一学科的知识尚且不可能，更不用说全部了。但是，如果有态度，有思想，有方法，即使面对自己不熟悉的问题，也能够一步步找到解决的途径。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论语·宪问》

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充实提高自己，现在的人学习是为了给别人看。

这是孔子对古人的表扬，对“今人”的批评。当然，孔子讲的“今”是指他生活的春秋时代。这个时期，礼崩乐坏，人心不古，学习风气大不如从前，其表现之一就是从“为己之学”转变为“为人之学”，即人们学习的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而是为了装饰门面向别人夸耀，以博取赏识。今天，仍有很多人抱持“为人之学”不放，他们学习为的是让自己能够尽快出名、升职、加薪，以博取周围人的羡慕。但在其表面光环的背后，却是自身素养的空洞。随着地位的提高、名气的加大，他们所犯的错误也可能越多越重。文学家鲁迅说过：“惟坚实者长在。”学习的真正目的是为了使自己变得充实，由此而产生的光芒是任何人也压制不住的。

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论语·卫灵公》

我曾经整天不吃饭，整夜不睡觉，把时间全都用来思考，但并没有什么好处，还不如去学习啊。

关于“学”与“思”的关系，在《论语·为政》中孔子曾做过这样的论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是在讲“学”“思”之间的互动。此处，孔子通过总结自身的实际经验，提出了“学”比“思”更加重要的观点。荀子也说：“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荀子·劝学》）“终日思”不如“须臾学”，学是思的原料，思是对学的加工。原料必须经过加工才能有所提升，但是没有原料，加工也就无从谈起，可见学的基础作用是多么重要。如今，我们在学习方法上强调学思结合、学思一体。同时也要注意到，如果没有通过学习所获得的知识作为基础并以之为引导，而只是一味孤立地冥思苦想，不仅不得要领、事倍功半，甚至会一无所获。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

教导学生不到他苦思冥想还不能弄明白的时候，我不去开导他；不到他想说又说不出来的时候，我不去启发他。教给他某一方面，他不能由此推知其他几个方面，我就不再教他了。

愤，就是有疑难想不通的样子。悱（fěi），就是想说却不能明确地说出来的样子。此句讲的是启发式教学法，成语“举一反三”即来源于此。在孔子看来，教育应当用启发的方式，就是学生有了求知欲望后，老师再给予指导和帮助。这同武术界中的“点拨”意思相同。由这种方式取得的教学成果，往往是学生懂得快、记得牢、收获大。当然，孔子也说对于那些不能“举一反三”的学生，我就不再教育了。这并非是孔子没有耐心，而是他认为这样的学生即使学到了知识也是“死知识”，无法应用到实践当中去。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有一个著名的“催生婆”理论，与孔子的思想如出一辙：老师不是把知识由外向内向学生灌输，而只是启发学生，让他们把自己心中已有的知识表达出来。这就如同一个催生婆，孩子是产妇肚里有的，催生婆的职责是把产妇肚子中已有的孩子催生出来。的确，教育的目的是产生自动的智慧，与其把学生当作鸭子填入众多零碎的知识，不如在他们“心想求通而未得”“口欲能言而未能”时，给以启发，这就犹如在森林中迷了路，惊惶万分之时，突然得到一个人指引方向

一样。

（选自《孔子语录》，中华书局）

孔子论君子的论文 篇4

孔子的君子之道主要包含两层意思：一是人人都整全地具有天道赋予的完满德性；二是人人还须通过不断地修身来成就自身的完满德性。而君子之道有三大关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家，修己以安国、安天下。在孔子看来，修身中已经奠定了安“家、国、天下”的根本原则，因此安“家、国、天下”并非修身以外事，修身即在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键词：

君子之道；孔子；修己

一、“君子”概念

“君子”这个概念，自孔子开始，便主要指向一种道德的理想人格。君子人格的真正内核为，对德性完满的人的称谓、“成德之名”或“全德之人”，而不仅仅指有道德修养或德性的人。因此，“德性完满”才是君子人格的最根本内涵，进而，“身份地位在上者”可否被称作“君子”，也须依据德性是否完满来衡量，即“身份地位在上者”的“位分”的规定性由完满的德性给出。在孔子的义理脉络中，君子的本质规定性是其道德性，而非其身份地位，甚至有相应德性的人才配有相应地位，孔子的君子人格说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一种“通义”寻求道德上的完满性。

在孔子的视野中，每个人在道德或德性上是圆满自足的，因而一方面无法设想在道德上绝对虚无的状况，但另一方面也无法直接肯定每一个人就已然是君子了。原因在于，每个人惟有在其禀受了相同之“道”的意义上是完满自足的，“德”者“得”也，人通过自身不懈地学习、修养和践行而“得”之于“道”，“个体分享、获得了‘道’，内得于己，便凝结为自己的德性”。所以，依据“道”之相同和相通，则人人都是君子，而根据“德”在多大程度上通向了“道”，则人不经过亲身的修养功夫便难以成就自身的君子人格。因此，“君子之道”的一层意思为人人天然就具有君子人格或完满的德性，同时，“道”也指“大道之途”，因而这与人之修身进德相通，所以“君子之道”又指人如何一步一步地成就自身的君子人格。一言以蔽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性近”表明人人天然地具备成为君子的内在本源，“习远”则说明有的人走上了君子之大道而有资格成为君子，有的人却自暴自弃而成为小人（《孟子离娄上》）。追问“人是什么”和“人如何去是”，往往会趋近一个抽象架空的“自由”规定，在这种自由中，人及其世界似乎获得了最大限度的丰富性，然而它的悖论却是：对个体自身而言，生命没有安顿，始终处于流变状态，就诸个体间的共处来说，只能生活在一个“底线道德”随时都可能被突破的世俗世界里，德性的完满与否同这个世界了无干涉。相反，追问“君子是什么”和“如何成为君子”，会获得一系列普遍具体的真实规定、特别是在孔子的精神世界中，对己（个体）而言，以修身养性为本务，不断地提升自己生命的道德境界，证成自身的完满德性，以德配天，终至与天地合德，在人伦关系（伦理实体）方面，恰如其分地处理好各种伦常关系，进而治国安民，实现天下的和谐大同，而个体的生命在向诸种伦理实体的回复中得到超越与安顿。

二、君子之道的义理展开

在《宪问》之“子路问君子章”，问“为行何如可谓之君子”，孔子给出了君子之道的基本生成关节，“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者，修身也。……‘安人’者，齐家也。‘安百姓’，则治国平天下也”，揭示了要成就自身的君子之道须以修身为本、以家庭为伦理关系的基地以及兼济天下的责任意识与实践行动。此章总论君子之道的本末体用。本者本根也，末乃根之成长散发也，体者本体也，用乃本体之施用也，因此，修己以敬或以敬修己为君子之道的本和体，而安人安百姓是修己之发用施行，末用为体本之自然展开，“一切作用莫非自根本出”，正因如此，修己以敬“夫子之言至矣尽矣”，从道理的内在逻辑来说，才言本体则末用自然在其中也。修己以敬之“敬”， “敬其身”， “君子自修己身而自敬”，“身正则民从”“而后”安人、安百姓9。此处的“而后”首先不是从君子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实践步骤来说明“修身、安人、安百姓”的先后秩序、“君子何如德成于己，而见之于天下”，而着力于修己是安人安百姓的根据所在，“君子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所以 “修己以敬，贯彻上下，包举远近，……曰安人，则修己之余而敬之至也；安百姓，则修己之极而安人之尽也。……非有待扩而后大、推之而后远也”，即“‘安人’、‘安百姓’只是‘修己以敬’本具之实义”。

1、修身以敬

“修己以敬”与“以敬修己”合而言之才完整地表述了敬之于修身的意义，“敬”初在修身之发轫处，又贯穿于其中，最后达至其终了不迁地。“修身以敬”依据仁义礼智等诸根本德性来涵养成“敬”之心性言动，“以敬修身”则指于自家心性上、事事物物上恒“敬”不灭，或曰“一切致知力行工夫都是敬做成的”。在孔子看来，君子修己以敬则须依据仁道而成，所以说“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君子去仁违仁则无君子之实质，无实便无被称扬之名，则人焉能配有君子之名！况且人要达成自身的君子人格和遵循君子之道，非时时刻刻、非于匍匐危难之际倾心奋力于仁不可，人以此不间断行仁，既久，乃自成其名，名显扬其实而已。有名无实，乡愿也；无实无名，小人也。故而，仁乃君子人格之定质，君子之道不外于仁道，因而君子只是谋道、忧道以致道。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

仁乃心之主，本心全仁，而仁生发义为身之主干，既为主干，则须公正不偏，故曰“正义”，其如尺度权衡一般，称量事事物物毫厘不爽，因而事事物物各“得”其“宜”，各归其位分，无可争讼。人心正身正，以义为质干，方能自作主宰，立身行道，以成君子。君子以义为正道，“行义以达其道”（《季氏》），则君子于己于人于物处分得当，无适无莫、不偏不斜。而明晓“义利之辨”是人心之觉醒立志处，也是人行君子之道的起手处，故有“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非不“晓”利、不知利，只是不存心动念于此，不以此作为立身行事的动机和根本轨则；君子知利之所以为利，“义者，宜也，事得其宜，则利在其中”，“君子义足以兼利”，求之以道理之至当性，利亦可求；然而，利总牵连着人心之私念、人情之私欲，人若死死沉湎迷昧在这类私意里，利欲熏其心，则庶几为小人而已。在孔子的道德世界里，小人的道德含义是，与德性完满的君子绝对对立，为自己主动弃绝一切美德之人，正因如此，小人只能作为一种道德上的虚位，这是基于孔子及其开启的儒家源流对人性抱有根本的信任心怀、人性善，决不会决绝地断言一个人就是不可救药的小人，孔子立此道德之彻底对立面来警醒人要不断修身成德，以合道理之公义。人于其起念发轫处，将义利看得分明，以义正心，使身有质干依傍，则人格庶几可以挺立起来；如是，由义得利，不亦宜乎？于此，孔子强调，见利而思其义，“义然后取”（《宪问》），见得而思其义，“不苟得”，人所求之“利”与“得”，经历过“义”的权衡后方具有与其自身相应的合理性。

礼乃立志成为君子的人之视听言动的规矩准绳。君子以礼约己，则其之手足得宜，手足合宜则秩序条畅而生和谐。礼何以能造就如此景象？因为礼规定人之视听言动的“分”，分者，事物之恰当位置与事物间的恰当关系，“恰当”的含义不是指折中妥协，而指道理之应然，其依据在正义与仁道。反之，“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若无礼之约束，则原本可以通向仁心仁性的德目，极易超出其本应有的限度而变得不恰当，究极言之，“礼者理也，恭慎勇直，必中于理，则不过矣”，所以君子学礼知礼以使其耳目手足适宜，从而立定自身不逾规矩法则。

孔子谓知者不惑，因其不惑于“命”、“礼”与人之“言”，“知命者，知命而安之，穷通得丧，无所动其心……知礼则动不违于理，故能立。知言则得其情实，故能知人”，故知命知礼知言而为君子。命者乃天之所命，天命也；“天命，即天道之流行而赋于物者，乃事物所以当然之故也”；知天命，则为穷竭事事物物之理、尽己之整全善性，以期与天道之大流融合在一起，事天而安命，这既为认知活动亦为修养工夫，这即是《中庸》开篇“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之意味，因为在孔子看来，知行不可分离、分立而言，君子应“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讷其言而躬其行、敏其行，君子“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子路》），孔子所讲的“知”为德性之知，指人体认自己的本心善性，辨别善恶是非，这种体认必须基于人在不断地做穷理尽性之工夫，而此工夫的推进亦须人之学、人之知进而人之觉，极言之，对自己本质的觉悟与觉醒也是一种“行”，依靠这种向内的工夫才可能生发出外在的具体道德行为，故而知便是行，行即为知，知行不可分作两截。

修己以敬为君子之道的大本大源处，分而言之，以“仁心、义质、礼矩、知命、辨是非”为其关键环节，人若要立志成为君子，则需知晓成为君子的每一层阶梯，一步一步踏实，每升一层阶梯都无可动摇，不可囫囵以为修身只须知晓大根本即可，因为没有细密分殊的扎实工夫，大根本也守不住。合而言之，君子之道的大根本是仁义礼智敬，而每一阶梯何尝不是由仁义礼智敬来做成。再者，仁义礼智敬之间又何尝孤立而不牵连，这些德目无非为天理仁道之曲折展现，它们既有特定的限度，也有内在的一贯性，所以，修己以敬的内涵为君子将天理仁道赋予的诸德目竭力朗现出来。君子修身之不正，养性之善，以体贴天理仁道，日就月将，步步落实，用力用心既久，则君子身正心正，其性磊落光明，于天理仁道无纤毫之隔膜，终与天理仁道贯通条畅，在此不间断的修养工夫中，君子于理于己于人于事于物笃敬不失，“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明晰自己的规矩位分，举措合宜，不僭越亦不失担当，由心透现出光明正大的气象，人人望之而敬意生。

2、修身以安家

安家即《大学》所谓的“齐家”，在孔子看来，安家不是修身以外另起一事，安家只是修身本具事，因为家能被安须依照天理仁道而来，安者，安于天理仁道之安排，而君子修身的本务是体贴天理仁道，成全自己的完满德性，所以身修才能将伦常秩序安置恰当，各适其位分，修身是安家的起源处，修身才能真正齐家。家庭伦常关系生发自人的根本情理、仁与敬，仁为“爱之理，心之德”，心之德乃心得之于性、性为天理贯注于人身，仁心依理发为爱之情，而敬上、敬长则能让人放下自己身段禀赋上的优越处，衷心体认到自己的位分与本务，并安于、忠于由道理给出的这些位分安排，根据仁心德性方能把家安顿得停停当当，所以，家是否齐会直接显现一个人修养工夫的高低。以下围绕孝悌来论说修身与齐家的内在关联。

在孔子及其开启的整个儒家传统看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学而》），孝悌是“为仁”之本。终极性的天理仁道完满自足，无稍亏欠，因此孝悌不能作为“仁”的根本。然而在人这里，因气禀所蔽，天理仁道非直接显明，需要人自身的修养工夫，而体认天理仁道须求诸身，人身之切近处无非父母之大恩大德，“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阳货》），为人父母，出于其本然之情理与血脉相连之事实而自然爱护其子女，其爱其理廓然大公，无一毫之私欲与私意，作为子女，领受着父母的大爱，孝敬其父母岂非其必然之行为！悌敬兄长亦如是。因此，虽然天理仁道是孝悌的根本，但孝悌却是“行仁”的根本起始处、着手处，无此根本起点，人体贴天理仁道就会浮泛无根，落不到实处。人们常常认为孔子及其儒家对子女的要求太过苛刻，不近人情。这是一种误读与误解，孔子之所以强调，“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里仁》），“三年之丧”（《阳货》），这既基于天理仁道之必然，又依据人类的普遍经验。这类经验揭示一个人要真正体认父母对子女的大恩大爱，需待他自己成为人之父母与他生命极度衰弱（面临重病或死亡）之时，为父母时自然会体会到自己的父母养育自己的艰辛与大爱，当自己的生命极度衰弱之时自然会呼唤亲人的爱，于人之常情于天之恒理，孔子要求子女孝敬与赡养自己的父母，因为孝敬接续着天理，赡养接续着生命，天理与生命的汇通给予每一代人的人生以源源不绝的价值与关怀。

若说修身，君子将仁义礼智敬作为其内核，若说齐家，君子从孝悌开始体贴天理仁道，而孝悌本于、发于仁心仁性，故而齐家以修身为本，于孝悌处获得落实。家是修身最重要的场所，一个人如果能安顿好家里的种种伦常关系，那么他也能安顿好家之外的伦理关系，因为这些伦理关系是家庭伦常关系的自然推廓，“‘家’不仅成为价值的出发点、价值的取向，而且成为整个社会关系的理想模式”，虽然开源于家庭的仁爱有差等、深浅与远近，但这种推己及人的仁爱不会有陌生感，并不存在所谓的道德陌生人，因为每一个人都领受着来自家的爱，这是一个共同点，基于自己的本心推廓这种爱，则“德不孤，必有邻”（《里仁》）。

3、修身以安国、安天下

孔子引用《尚书》经文来回答齐家与为政治国的关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为政》），发乎孝悌，家庭内部才会和谐，家庭内部和谐了，家庭与家庭之间和谐了，国家的和谐才有了根基，所以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泰伯》），治国如治家，家齐而后才可使国治。由于齐家的根本在修身，所以齐家与为政的关系最终会追溯到修身与治国的关联上。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

虽然孔子会根据具体的时空、人物、对象阐明自己的思想，通常含有特指的意味，但孔子之言更指向普遍的道理、通义，因此此章所论之“君子”首先也本具道德完满之意，继而这章所立之观点具有代表性。己欲善才可期待民善，所谓“君子求诸己”是矣（《卫灵公》）。求诸己者，一言“自修”也，君子自修其身，发煌其本具之仁心善性，而自成其完满德性，仁心善性完满自足，非须向外求取才得，只需推廓养存，一言“责己”也，犹射箭，箭不中的，不怨责箭不直、的不正，而反求之于己之身、己之心，责己者，正心也，心正然后身正，君子“内省不疚”（《颜渊》），戒慎恐惧慎其独。君子以德修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先觉觉后觉，其行己恭而不放肆，事上敬而不傲怠，养民惠而公正，使民义而后利，依德安国，德如春风，化育生民，以德教导之，则为政之君子“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为政》），人皆仰望而仿效之。

孔子行政的具体理路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名何以得正？因其实，名与实相符才言名正，实者，天理仁道之自然也，其名符合天理仁道之所赋则得其正，反之则名不正，故“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卫灵公》），旁落自弃天理仁道，则无可称之实，亦无可称之名，人人名实不符，则位分在上者不像上者（如父母、兄姐）、位分在下者不像下者（如子女、弟妹）；无实无名者，其言不顺承天理仁道而无所依傍，非靠外在强力不足以服人，此服非心服，靠外力服人者，事成于强制，此强制力一除，则事皆溃塌，而君子“言厚心亦厚”；人人心服于理，依照理之轨辙，则事成，因而事成意味着依理而动，而理的具体形态是礼乐规范，所以用礼乐规范来约束行为的本质为按照理而行动；礼乐规范源于人心之理，礼乐兴盛说明人心向理，心悦诚服于理，这即是德治，然而人心因气质所蔽，利欲萌生，若无刑罚之限制与惩处，终至掩善行恶而无忌惮，然刑罚之正当与否不在其效力大小，而在其合乎理还是违背理；刑罚作为人改过迁善的最后手段，指向“事的合法不合法”，若被非法（理）使用，则生民知善而难行善，行善之路被阻隔则生民手足无法安顿，如是之甚则国危矣。由此观之，孔子的为政不外于修身，修身即修得名实相符，发挥自己的仁心善性，固守自己的位分，使事事物物各适其性、各归其宜，这样才能名正言顺，事事顺成，礼乐兴隆，刑罚公正，生民循规蹈矩，而天下太平庶几可望也。

以上从三个大的层次论述了孔子的君子之道，可以看出，修身修己是君子之道的核心，人之修身以天理仁道为最终根据，以仁义礼智为具体德目，常敬不失，反求诸己而“躬自厚”（《卫灵公》），则可为德性完满之君子，凭此完满的德性，君子齐家、安国与平天下才有根底。孔子所讲的齐家、治国与平天下，非停留于一时一隅之齐、治、平，乃是寻求一种“通义”，即如何永世地齐家、永世地安国和永世地平安天下，他以修身为最坚实的基地，自然且必然地生发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本原则。既然修身内具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义理根据，那么君子之道的整全含义就只是修己以敬。

三、总论

君子作为德性完满的人并不是一个特类，而是指所有人，因为在孔子的思想里，道不远人，不存在先天被天道抛弃而在道德上有亏欠的人，在每个人的心性中，完具天道仁心善性和仁义礼智，因而人在德性完具的层面上没有贵贱高低、聪慧愚痴之别。然而何以有不道德的人、不道德的事出现？除开气质对全善心性的遮蔽，更重要的原因为，人自绝、自远于道，自暴自弃，辜负天道所赋之善性。

孔子的君子之道以修己以敬为本根，生发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原则，故而修身中也有齐家事、治国事与平天下事，或谓，君子于齐家安国平天下中修身养性，践履君子之道。孔子的君子之道基于人的本然情理，亦即从人的本质属性出发来探究如何证成自身的完满德性，这个证成过程不是运作在一个自闭的、自圆其说的理论空间中，而是要积极投身到真实的生活中，在“家、国、天下”里下切实的修养工夫，所以儒家有着细密的礼仪规范来使人每一步都足踏实地。

参考文献：

[1]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 、159 、159、54、48页。

[2]陈荣捷编：《中国哲学文献选编》，杨儒宾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版，第39页。

[3]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第5页。

[4]樊浩：《论中国道德的精神》，《孔子研究》1994年第1期。

[5]何晏注，邢疏：《论语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版，第231 、56 、213 、243页。

[6]刘宝楠撰：《论语正义》，高流水点校，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05页。

浅论孔子的人才主张 篇5

浅论孔子的人才主张

人才问题历来被政治家、思想家所重视.人才思想是孔子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提出了选拔人才要以德才兼备作为标准,同时他也提出“才难”的.观点.孔子的人才主张很全面,基本上形成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任人唯贤的人才学思想体系,同时也是社会大变革在孔子思想上的反映.孔子“举贤才”思想奠定了我国古代任人唯贤政治思想的基础.

作 者：李永红 苏谦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系,四川,南充,637002刊 名：伊犁教育学院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YILI EDUCATION COLLEGE年，卷(期)：17(2)分类号：B222关键词：孔子 贤才 人才 主张

孔子关于学习名言 篇6

2) 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 ——孔子

3)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巽与之言，能无说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4)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5)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6)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7)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8) 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9)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10) 放于利而行，多怨。

11) 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12)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13)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14) 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己，不亦远乎?

孔子的学习思想评述 篇7

一、学习的目的

就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学习”一词, 就是从孔子的“学而时习之”《论语·学而》一语转化而来的。“学而时习之, 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 不亦君子乎?”这一段话概括说明了学习的目的: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知识、传道授业、治国平天下。而获得知识与传道授业, 最终还是为了治国平天下为了参加政权, 从事政治活动。“学而时习之”就是关于如何获得知识的问题;“有朋自远方来”就是关于传道授业的教学工作, “朋”字, 有解为朋友;“人不知而不愠”正是说在一般情况下学习好了就应该被认知而“从政”的, 也就是所谓“学而优则仕”。虽然今天我们所理解的“学习”的内涵和外延要比孔子深广得多, 但不可否认, 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比较全面论述学习的人。

二、学习的态度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为政》, 这就是孔子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以至于后来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王充、张载、王夫之对此都曾有所阐发。这句话包含着深刻的认识论的道理, 是一种踏踏实实的学习态度。不懂装懂, 遇事碰壁, 才是真蠢。如果真的无知, 并知道自己无知, 还算是聪明。而这却是要一番努力才能得到的聪明。例如《学记》上说:“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知不足, 然后能自反也;知困, 然后能自强也。”学得越多, 才会感到学海无边, 知识无穷, 才会知道自己不懂的知识还有很多。对于自己不清楚的东西, 就要采取怀疑的态度, 那么就会虚心的去学习了。所以真正有知识的人都是比较谦逊的。

孔子提倡严密谨慎的治学精神, 主张做学问就是要一丝不苟, 反对虚妄不实的学习态度。他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 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 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对于道听途说的东西, 孔子认为那只是传闻, 是与事实不相符的, 我们必须要谨慎对待, 不能直接作为学习的可靠材料, 要经过分析才能拿来引用。对于研究历史他则主张要通过掌握大量的历史文献材料, 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拿来引用。

在学习上必须严谨, 学习态度上最忌骄傲自满。所以孔子用“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来启发学生。学习上最忌主观成见, 提倡尊重客观事实, 有错即改。孔子提出要杜绝四种毛病:“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叫人不要妄自揣测, 不要专断, 不要自以为是。学问上如果有了错误就要敢于承认, 及时改正。如果有错不改那才是真正的错误。他还提倡虚心向别人学习, 既要向别人正确的方面学习, 又要善于从别人错误中汲取经验教训, 引以为戒。

三、学习的过程

孔子所谈的学习, 主要是指诗、书、礼、乐等书本知识的学习和应用。孔子把学习过程划分五个阶段, 即“博学之, 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礼记·中庸》博学审问属于思的功夫, 笃行属于行的功夫。所以孔子的学习过程可以大体概括为学-思-行的发展过程, 基本上符合学生学习的认知规律。孔子提倡博学他认为博学的方法有五多:多学、多看、多听、多记、多问。多学就是指广泛的去阅读文化典籍, 关于多看、多听、多记, 孔子认为这是学习的基本功。他说:“多闻着其善者而从之, 多见而识之, 知之次也。”《论语·述而》对于看, 孔子认为必须看明白, 看不明白的地方, 模糊不清的地方应当作为疑问争取下次弄懂。其余清楚的部分要谨慎加以实行。对于听, 孔子认为必须认真听清楚, 有不懂的地方不要稀里糊涂的过去, 要争取以后听清。对于听得好的要认真学习不要道听途说, 孔子认为那是不可取不可靠的。再多看多听多学的过程中, 孔子认为要同时进行记忆, 把知道的东西随时加以储存。如果只学不记那就等于没学。孔子因为随时用心记忆, 养成良好的记忆习惯, 所以具有较强的记忆力。

人们把获得的感性知识进行分析、比较、概括、抽象、综合、归纳和演绎, 形成概念, 并进行判断和推理, 达到对事物规律和本质的认识, 这就是人的思维过程, 没有这个过程就不可能把真正的知识学到手。所以学习的时候就要进行思维活动, 学习知识要同发展治理相结合, 二者不可分离, 不可偏废。同时孔子还提倡“温故而知新”, 他非常重视学习的迁移, 鼓励创新。孔子说:“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温故而知新”就是再温习原有知识的过程中, 经过知识的储存, 积极的思维, 从而获得新的启示, 近一步发展推理认知能力, 去认识新事物探索新知识, 创造新思想。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学习迁移的人, 他从实践中认识到旧知与新知识之间存在着辩证的联系。

四、学习方法

孔子关于学习方法提出的一个重要原则:“学而思”。这就要求学习不能满足于现有的结论, 孔子提出在学习中应积极主动去思考, 将学习与思考紧密结合起来。即所谓“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论语·为政》就是说一味的读书, 而不思考, 只能被书本牵着鼻子走, 就会被书本所左右, 从而受到书本表象的迷惑而不得甚解。即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只是一味的埋头苦思而不进行一定的书本的学习积累, 进而对知识加以研究和推敲, 也只能是流于空想, 问题仍然不会得到解决, 而且还会产生更多的疑惑。所以学习和思考是互为条件的, 只有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做到在学中思和在思中学, 这样才能真正的学以致用。

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 终夜不寝, 以思, 无益, 不如学也。”《论语·卫灵公》在这里孔子明确提出了以学为主, 以学为先, 空想无益。再强调学的前提下孔子也是很重视思考的。在《荀子·法行》就曾引孔子的话:“君子有三思, 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学, 长无能也;老而不教, 死无思也;有而不施, 穷无与也。是故君子少思长, 则学;老思死, 则教;有思穷, 则施也。”

孔子作为一位著名的哲人、教育家, 他提出不少精辟独到的学习理论见解。如:“温故而知新”、“敏而好学, 不耻下问”等促进了其教育活动的发展, 也对后世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现在我们的课程改革、素质教育中还在进行这样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的应用。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性, 其思想中也有落后保守的一面, 如“学而优则仕”“君子不器”等。因此我们应该与时俱进, 对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吸取其精华剔其糟粕, 来提高我们的教育教学水平。

参考文献

[1]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2]钱穆.论语新解[M].成都:巴蜀书社, 1985.

[3]栗洪武, 朱智斌.中国教育发展史[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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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荀况.法行篇[A].荀子[C].北京:中国书店, 1992.

孔子论“直”（上） 篇8

◎“直”的内涵

“直”的基本含义是正直，其反义词是“枉”。枉即邪，即扭曲、不正。孔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不解其意，子夏解释说：“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舜举皋陶而不仁者远，汤举伊尹而不仁者远，因为民众由此而知，舜、汤之为仁君，重用皋陶、伊尹等正直之臣，断事公允，理事得当，仁者得以升迁，不仁者无可乘之机，遂洗心革面，从善如流，所以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

“直”是事物之常态，也是人心理之常态。作为常态，自然可以得到普遍的认同和接受。所以当鲁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正直之人当政，是即是，非即非，是者得其褒奖，非者得其惩罚，如此，社会安康太平，民众安居乐业，是为民之所服；邪恶之人当政，是不是，非不非，正直之人遭受压迫，邪恶之人得以重用，民众虽无力改变现状，但内心里却无法认同这种现实，是为民之所不能服。

“直”不仅具有正直之义，亦具有正义之义，具有“应当”“本当如此”之义，“直”与“义”是有亲密关系的。子张问孔子曰：“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在这里，孔子严格区分“达”与“闻”的不同。达者质性正直，其所好者义也，其所行者正道也、正义之事业也。闻者假仁之名而无仁之实，其所好者一己之名也，不务实而专务名者也。达者德立而行成，行由德之所自发，其行为是质性正直之外在显现；闻者但求务名，其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博取名声，故有名而无实。《汉书·王莽传》曰：“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及其居位辅政，成哀之际，勤劳国家，直道而行，动见称述，岂所谓‘在家必闻，在国必闻’、‘色取仁而行违’者耶？以莽之奸邪，亦是好为闻人，故谗说殄行，不免震惊朕师也。”达与闻的区别就是务实与求名的区别。务实是在质性上做功夫，是强调行为本身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其核心是“直”是“义”。闻者但求其名之彰显隆烈，所作所为并非出于心之直、义之正。所以，凡闻者必无其实而必有其伪。有鉴于此，程颐谆谆告诫曰：“学者须是务实，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学何事？为名而学，则是伪学。今之学者，大抵为名，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也”。达者务实，闻者务名，达者必直，闻者作做。

◎“直”与“诚”

“直”不仅与“义”相关联，亦与“诚”相关联。心直是以心诚为前提和基础的。“直”的本义是正直，而正直是事物之常态，亦是人之心理之常态。作为人之心理之正常状态，“直”所体现的正是人的心理的真实状态。如实反映、呈现心理的真实状态，即是所谓的“诚”。《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朱熹注曰：“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心之所思、言之所发、行之所为，以一贯之，无所差失，是即是，非即非，无虚伪、无造作、无邪妄，即是所谓“诚”。

《大学》所教之“八条目”，其一目曰“诚意”。何谓“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诚意”是“自慊”而“毋自欺”。这里的“自慊”指的是内外相符、表里如一，如人之好好色、恶恶臭，不待一点造作，不加一丝虚妄。

“自欺”则是心里本来如此想，但却不敢承认，而以一种好听的招牌做幌子，以掩盖自己之真实想法。所以，“自慊”是“诚”而“自欺”是伪。孔子深责 “乡愿”，曰：“乡愿，德之贼也。”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乡愿”之伪而不“诚”，在于“乡愿”之似是而实非。

“直”以“诚”为基。“诚”是内，“直”是外；“诚”则“直”，“直”则“诚”；“诚”必“直”，“直”必“诚”。“诚”的基本含义是真实无妄。真实无妄即是不造作，即是表里如一。心如是想，口如是言，身如是做，即是“诚”。儒家强调“诚”，正在于突出心理与行为的一致性，突出行为的真实性。

“直”是“诚”的外在显现。在孔子时代，“诚”还不是儒家学说的重要范畴。强调“诚”，在儒家那里，是由孟子发其端的。而孔子当时所强调的只是所谓的“直”。孔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诸其邻而与之”。有人以为微生高为人正直，孔子以为非也。何以知其非？有人向其乞醋，其无有，却不敢言其无有，转而乞诸其邻而与之。是曰是，非曰非，有谓有，无谓无，直为“直”。是不敢言其是，非不敢言其非，有不敢谓之有，无不敢谓之无，何“直”之有？微生高乞诸其邻以应求者，亦只是曲意奉迎，掠美市恩。其内心所不能放弃者，只是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和地位，如此，又何以谈得上正直？乞醋本来是一件小事，人乞我，我有则与之，我无则可以明言之。不敢明言己之无有而乞诸于邻，是怕借者以为己有而不与也。怕人误会而乞诸于邻，是心存芥蒂而不坦诚也。明言己之所无，人或乞之他人。今不敢明言己之无有，转而乞之于邻以应求，不仅委曲了自己，亦是夺邻人之美而自居也。

本来简单的人际关系，如此一来反而复杂化了。在现实生活中，如此事态并不少见。我或曾求于人，今人来求我，虽难以办到，也不敢拒绝，单怕落个忘恩负义的名声。看来要做到胸怀坦荡，做到正直，既不委曲自己，也不奉迎他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细微之处观其“直”

孔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华言巧语，文过饰非；满脸堆笑，以取悦他人；毕恭毕敬，超过正常限度。如此之人，处心积虑，用心邪恶，孔子与左丘明以为可耻也。本来对某人深为怨恨，但出于个人利害的考虑，把自己的怨恨收藏起来、掩盖起来，反而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人。如此之人，不惟虚伪，更献其媚，孔子与左丘明以为可耻也。微生高乞诸于邻以应求，只是不诚实而已，并未对他人造成太大的危害。然而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做出“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人”这般可恥之事出来。所以，孔子教人，最是从细微处入手。人之“直”与不“直”，亦可从细微处看出。

罗安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