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精选7篇)
各级人民法院有其固定的管辖权范围, 在一般情况下各级人民法院应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 不得随意扩大自己的管辖权范围, 影响司法秩序。但在实践中, 经常会存在上级法院指定下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 下的现象, 在法律中对这种司法现象有无具体规定, 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即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制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 但是指定的案件范围有两点:一是案件的地区管辖不明, 而地区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二是原来有管辖权的法院出于某种原因不适宜或者不能审判该案, 而根据最高法《解释》第十八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 不宜行使管辖权的, 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也就是只能是上级人民法院指定两个下级同级人民法院之间进行管辖权变动。以上两点所指出的管辖问题都是发生在同级人民法院之间的不包括不同级人民法院, 且人民法院做出的指定管辖只能是针对自己的下级人民法院。同时,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管辖也表明上级法院在指定下级法院管辖案件时, 应该是针对同级法院之间的管辖权调动。因此, 上级人民法院是无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黎某一案的本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那下面再让我们探讨一下究竟下级人民法院在何种情况下有权管辖本应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导致管辖权变动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 移送管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 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明显根据该条法律, 下级法院也无法获得上级法院审理案件的管辖权。
(二) 指定管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这一点上文中我一进行了阐述, 也不适用。
(三) 上级人民法院提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同时根据最高法《解释》第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认为不需要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可以依法审理, 不再交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可见, 在不同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权变动时只能是下级向上级变动, 无法从上级向下级变动。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 上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都无法变动到下级人民法院。而上级人民法院无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由其管辖的案件, 而小下级人民法院在收到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本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的指定时, 也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
因此, 法院在审核其对具体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应更严谨认真, 对那些不应归本法院管辖的案件也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 哪些法院对其具有管辖权, 再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转移。案件管辖是案件审理的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如果第一步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那么很有可能导致整个案件审理都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只有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管辖权时能严格依照法律, 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严明, 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李浩.论级别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完善, 法学评论, 2009.
[2]龙宗智.刑事诉讼指定管辖制度之完善, 法学研究, 2012.
由于订单中未约定仲裁条款,而美国B公司在中国没有可供扣押财产,也未注册代表机构,因此上海A公司以“合同履行地在上海”为由向上海市某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然而,法院却认为其对本案没有管辖权,其理由是:“只有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合同履行地或交货地,才能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本案中FOB上海只是价格约定,并没有约定合同履行地或交货地,因此不能以上海为合同履行地而管辖本案。
如果上海市某中级人民法院不受理本案,上海A公司将面临在中国诉讼无门,不得不承担巨额诉讼费用到美国起诉的尴尬境地。本案中双方约定的“FOB上海”到底能否确定诉讼管辖法院成为焦点。
案例分析:FOB术语无法确定合同履行地
FOB即船上交货(装运港),是当货物在指定的装运港越过船舷,卖方即完成交货。这意味着买方必须从该点起承当货物灭失或损坏的一切风险。其中“A.4交货”明确规定:卖方必须在约定的日期或期限内,在指定的装运港,按照该港习惯方式,将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船只上。
FOB从价格构成角度,是指价格仅包含陆运费而不包含装船后的一切费用(运费与保险费),这是其作为价格术语的一面;而从交货角度,其是指在指定装运港的船上交货,且以货物越过船舷为完成交货的标志。如FOB青岛,即指在青岛港将货物越过船舷完成交货。
国际货物贸易当事人在合同约定了价格条件为FOB时,其实质上设定的是双方对交货、风险与费用的约定与划分。这种条件是双向的,例如“FOB上海”,意味着买方只能要求卖方在上海装船交货,并负有将船舶及其停靠信息通知卖方的义务,而不能要求卖方到宁波或大连装船交货。任何一方对交货地的变更,将视为对合同的单方变更,如未得到对方同意将构成违约行为。
实际上,类似于“FOB上海”这样的表述,是国际贸易合同实践中对交货地最为常见的规定。合同中约定了FOB上海,就是十分明确地约定了合同交货地是上海港口。但这种表述在确定管辖法院时是有一定问题的,因为 “上海港口”到底是上海宝山、上海外高桥还是上海金区的洋山港口呢?这几个不同的港口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可能不会有影响,但在法律上对应的却是上海不同的基层法院及中级法院。
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4条规定原则性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其第241条关于涉及管轄的规定中,也明确规定将合同履行地作为合同纠纷的法院管辖依据之一。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及1995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管辖权如何确定问题的复函》规定:确定合同履行地应以实际履行地点为准,包括交货地、送货地、提货地、发货地等实际履行地点。口头购销合同管辖权的确认,亦应当依据该规定处理。
然而,1996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确定经济纠纷案件管辖中如何确定购销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废止了前述2个司法解释,并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履行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未明确约定履行地点的,以约定的交货地点为合同履行地。合同中约定的货物到达地、到站地、验收地、安装调试地等,均不应视为合同履行地。当事人在合同中对履行地点、交货地点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或者虽有约定但未实际交付货物,且当事人双方住所地均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以及口头购销合同纠纷案件,均不依履行地确定案件管辖”。
以上分析可知,“FOB上海”本身难以视为对合同履行地、交货地有了明确约定,而且也不能用“实际履行地”在上海外高桥来确定诉讼管辖中的“合同履行地”。因此,上海某中级法院不受理此案还确实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
吸取教训
此案未被法院受理的原因其实十分简单,即:“无明确约定的交货地”。但这并非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本意,而是高级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与司法实践让此案起诉无门。在如此司法实践的指导下,中国所有做出口贸易的企业即使交货地在中国也将不能依合同履行地在中国法院起诉,无数的国际贸易外商欠款案件将不得不远赴重洋到异国他乡起诉,诉讼费用必将使这些企业不堪重负。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条及241条并没有规定合同履行地是明确约定的履行地,还是根据法律或合同实际履行情况确定的履行地。然而,高院1996年关于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却因减少管辖争议的需要而不顾我国宪法及立法法关于立法权限的设置,将诉讼管辖中的合同履行地范围缩小到“明确约定的履行地或交货地”。
尤其在1999年《合同法》颁布后,关于合同履行地的法律已经有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作为位阶更高的颁布更晚的法律,《合同法》对于合同履行地的规定理应优先适用。
高院1996年关于合同履行地问题的规定并非不破金身,其可以废止以前的司法解释,但并不能阻止后法对其取代的效果。如本案适用《合同法》来确定其法定履行地,则可以根据《合同法》第62条第(三)款,确定由履行交货义务一方的中国出口企业所在地为合同履行地,进而根据《民事诉讼法》享有诉讼管辖权。
对于在我国目前司法环境中正在从事国际贸易的出口企业来说,最为明智的作法是在合同中约定FOB或其它国际贸易术语的同时,将交货地具体明确出来,或干脆像国内买卖合同那样增加一个交货地(中国XXX口岸或港口)条款。
当然,也要注意这个交货地条款不要与国际贸易术语条款起冲突。如D组的术语,就不宜将中国口岸与港口作为交货地。比起管辖权条款来说,这种对交货地的约定一般不致于引起外商的反感而影响交易的达成。由于实践中经常采用的EXW、FOB、CIF、CNF等价格术语都是在出口方或出口方口岸交货,因此一旦在合同中有了具体的交货地约定,万一与外商发生纠纷,就可以十分明确地套用中国法院目前所依据的司法解释而由中国法院立案管辖,企业就可以“足不出国”在中国法院状告外国企业。
待判决生效后,不仅可以申请中国法院执行外国企业在中国境内出现的财产,还可以向那些与中国相互承认执行判决的国家直接申请执行。
熊志坚
南都讯 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撰文谈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该文昨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也被新近出版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一书收录。文中,孟建柱直陈司法办案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等几大问题,并逐一开出“处方”,阐释改革之策。他还首次公开回应称,考虑到我国基本国情,目前将地方司法机关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完成“司法垂直管理”尚有一定困难;要先将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统一管理,逐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焦点解读
1推动省以下两院人财物由省统管
【问题】司法办案易受地方干扰。目前,地方各级法院检察院的财物由地方承担,而按照《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简称“两院组织法”)规定,两院院长也由同级人大任命。孟建柱在文中直言,近年来,社会上反映比较多的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受制于地方,司法活动易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影响法制统一,损害司法权威。
【改革策】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特别提到“确保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
孟建柱在文中指出,独立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包括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两项内容,并指出,“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职权是中央事权,考虑到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将司法机关的人财物完全由中央统一管理,尚有一定困难”。孟建柱指出,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先将省以下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人财物由省一级统一管理,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经费由省级财政统筹,中央财政保障部分经费。
在司法管辖制度方面,孟建柱指出,按行政区划设立的司法机关在管辖所属行政区划内案件时,易受地方保护主义干扰。而中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各地司法机关承担业务量有较大差距,一些地方司法资源出现闲置。应从现行宪法框架内着手,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通过提级管辖、集中管辖,审理行政案件或者跨地区民商事、环境保护案件;可研究建立跨行政区域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2建立有别于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管理制度
【问题】司法人员现有培养模式不利于保证办案质量。目前,中国司法人员的招录、遴选、培养、任用等方面,实行与普通公务员相同的模式。孟建柱也指出,我国80%的案件在基层,80%的司法人员也在基层,加之司法队伍人数较多,导致基层司法机关人多职数少,基层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级低、待遇差、发展空间有限,不利于提升专业素质,不利于保证办案质量。
【改革策】对于司法人员招录和培养,孟建柱提出几点改革措施:
孟建柱认为,应突出法官、检察官的办案主体地位,健全有别于普通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专业职务(或技术职称)序列,完善执法勤务机构警员和警务技术职务序列,健全书记员、专业技术人员等司法辅助人员的管理制度,制定司法辅助人员的职数比例等配套措施,提升司法队伍职业化水平。
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选任招录制度方面,孟建柱指出,应建立初任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集中培训、基层任职、有序流动、逐级遴选的机制;建立预备法官和检察官训练制度,将完成预备法官、检察官职业训练并考核合格作为法官、检察官的法定任职条件。建立选拔律师、法律学者等专业法律人才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制度机制。实行法官、检察官逐级遴选制度。同时,改革人民警察招录培养制度,加大警察院校毕业生入警比例。
针对法官、检察官的任免和惩戒,孟建柱提议两院分别成立有社会人员参与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委员会”和“惩戒委员会”,并建立科学合理、客观公正的业绩评价体系和考核晋升机制。
3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
【问题】孟建柱在文中提到,一些地方仍不同程度存在司法行政化问题。主要表现在:判审分离,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审判工作内部层层审批,权责不明,错案责任追究难以落实;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行政化报批,影响审级独立。
【改革策】针对以上问题,孟建柱提出,需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探索建立突出检察官主体地位的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
同时,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审判委员会主要研究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推进完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或审判委员会直接审理重大、复杂、疑难案件的制度。
孟建柱还提出,需明确四级法院职能定位,探索充分发挥一审法院明断是非定纷止争、二审法院案结事了、再审法院有错必究、最高人民法院保证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能。进一步规范和落实上下级法院的审级监督,确保审级独立。4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需网上协同办案 【问题】孟建柱还坦言,目前,在刑罚变更执行中存在一些问题,如假释和保外就医比例高等,引起了社会舆论关注和对司法公正的质疑。
【改革策】孟建柱提出:从申请到裁定、决定各环节,要严格规范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的程序,强化对裁定、决定程序的监督制约,实行执行机关、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对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的网上协同办案,防止刑罚变更执行环节的腐败现象。并健全对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管理,强化管理责任,防止漏管、脱管和重新违法犯罪,提高矫治效果。
5扩大人民陪审员数量和来源
【问题】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等现象依然存在。孟建柱坦承,“驻庭陪审”、“编外法官”、“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现象依然不同程度存在。
【改革策】孟建柱指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应扩大人民陪审员数量和来源,建立随机抽选的机制,保障人民陪审员参审权利,提高陪审案件比例,切实发挥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作用。
改革关键词
【司法公开】庭审全程需录音录像并存档
孟建柱谈到司法公开时要求庭审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入卷存档,以约束审判人员审判活动,为上诉和监督提供客观依据。
“要着力推进审判公开,除法律规定不宜公开的,都应公开审判”,孟建柱认为,庭审是审判的中心环节,是诉讼双方通过举证、质证、辩论主张权利的平台。庭审全程应同步录音录像,并入卷存档。庭审全程录音录像,有利于约束审判人员的审判活动,促进诉讼参与人员依法行使权利,有利于为上诉审、监督审评判案件是否公正审理提供原始资料和客观依据。
在检务公开方面,孟建柱要求:建立不立案、不逮捕、不起诉、不予提起抗诉决定书等检察机关终结性法律文书公开制度;并实现当事人通过网络实时查询举报、控告、申诉的受理、流转和办案流程信息;对于在案件事实、适用法律方面存在较大争议或在当地有较大社会影响的拟作不起诉、不服检察机关处理决定的申诉案件,检察机关主动或依申请组织开展公开审查、公开答复。
明确原告有择地诉讼选择权
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
为了解决行政案件审理难问题,减少地方政府对行政审判的干预,在总结现行做法的基础上,根据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精神,前不久被提请审议的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增加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确定若干基层人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第一审行政案件;对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一些常委委员和列席人员在审议时对上述行政案件管辖制度的修改给予充分肯定,同时建议明确规定原告择地诉讼权利。
行政诉讼受理难审判难执行难
“行政诉讼法是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监督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的一部重要法律。”修福金委员说,目前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行政诉讼受理难的情况。
据修福金调查,由于地方政府直接或者隐性干预,大量符合行政诉讼标准的案件得不到受理。他们调查的一个市,2010年到2012年行政案件受理率分别为38.5%、39.12%、35.19%。群众讲有“三不”,即不收案件材料、不出法律文书、不予立案。
“有些法院负责行政诉讼的法官不敢收这些案件,一有要起诉的苗头相关部门就打来电话,所以法官不敢受理。”修福金说,立案难已经成为群众反映最强烈的行政诉讼问题。
行政诉讼还存在审判难问题。修福金说,由于涉及自身利益,有的地方行政机关要求法院汇报案件处理情况,通过办公会等平台对法院审理案件进行干涉和质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非常困难,面对违法行政行为,难以依法作出判决。行政机关败诉率平均为9%,有些地方行政机关败诉率是零。
关于行政诉讼执行难问题,修福金介绍,由于缺乏必要手段,有的案件法官顶住压力进行判决,但是也难以执行,甚至法官会受到报复。有些法院判决计生委败诉后,计生委不仅不履行判决,反而在当年的计生工作中给法院挂黄牌。另外,有一些部门,比如规划、土地、税务、工商等部门,经常以“新官不理旧事”为由,拒不履行法院生效裁判。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刘革新说,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绝大多数行政案件都是由被告,即行政机关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这样的管辖比较便民,也比较有利于法院查证事实。但由于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在人、财、物各方面都受制于地方政府,导致在现实中行政审判往往受地方行政干预影响,司法活动受到制约,甚至丧失中立、公正的立场。因此,在遭遇行政争议的时候,当事人往往不愿意选择行政诉讼,而是选择信访方式维权。据统计,人民法院受理的行政案件中,有13%被法院驳回起诉,还有40%以上的案件是原告主动撤诉。也就是说,即使立案后也只有40%多的案件,最终由人民法院审理并对实体问题作出裁判。
行政案件跨区域管辖势在必行
“上述三难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是现行司法管辖与行政区划完全相对的体制。”修福金认为,现行司法体制下法官的经济、生活、住房以及升迁等各个方面都由同级政府管辖,用人家的、吃人家的、喝人家的,在审判中就必须听人家的,这是最根本原因。
修福金指出,要解决三难问题,必须破除行政区划和司法管辖权相对应的关系,保障行政审判不受非法干预。行政案件跨区域管辖才能使行政审判充分发挥其优良的制度功能,有利于从制度上破解“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维护中央政令畅通,有利于消除群众置疑,促进依法行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有利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相信法律、自觉运用法律,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
“草案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可以确定若干基层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第一审的行政案件,对县级以上地方政府的行政诉讼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这些做法可以减少地方政府对审判的干预,有助于解决审理难的问题。”范徐丽泰委员认为。
吴晓灵委员说,草案在诉讼管辖问题上提出可以跨区域审理,这是非常重要的。有报道称,浙江一个地区实行在本辖区审理行政诉讼案件时老百姓胜诉率是10%至13%,跨区域审理之后老百姓胜诉率达到62%以上。
列席会议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莫永清说,当前行政案件解决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同级审,即市县政府为被告的一审案件由当地法院管辖。同级审不利于独立、公正审判。因此,草案增加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诉讼的案件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对冲破地方保护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异地审也是一个办法。”莫永清说,但异地审从基层情况看,会带来一些不便。跨区域管辖会增加司法成本,判后执行难度也会加大。另外,一个乡镇级的具体行政行为,由本辖区内的县级法院来管辖,应该问题不大。乡镇一级同县法院比,县法院还是处于优势位置的,不存在不敢判的情况。建议由基层人民法院管辖本行政区域内县级以下政府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一审案件。这样既有利于解决地方保护主义问题,又能克服可能出现的诸如增加司法成本等其他问题。
莫文秀委员指出,确定行政诉讼管辖应当主要遵循以下原则:便于当事人诉讼,便于法院正确、公正、有效地行使审判权;法院审判工作量的合理分工和分配。
建议基层法院不设行政审判庭
“管辖的确立应该追求各种价值目标的平衡。”莫文秀说,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充分考虑行政审判中可能受到的法外干预,在地域管辖上采取“原告就被告”原则,级别管辖过低问题也比较突出,影响了行政审判的公正行使。所以,建议适当提高行政诉讼级别的管辖,并且将被告所在地和原告所在地都纳入地域管辖的选择范围。如果原告、被告在同一个地区的,原告可以申请上级人民法院指定其他人民法院管辖。以从制度上减少行政干预的可能性,保障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
陈喜庆委员也建议,进一步明确给予原告择地诉讼的权利。就是说,原告有权选择跨行政区域进行诉讼,以便保证原告诉讼权利的充分行使。
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高广生建议适当提高行政诉讼审级,明确“以县、市级人民政府或省级人民政府工作部门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均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以省级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门为被告的一审行政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受理”,通过提高审级来减少行政机关对行政案件的干扰。
为有效解决地方政府干预,刘革新建议,所有一审行政案件全部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基层法院不设行政审判庭,不审理行政案件;如果必要,中级法院可以派出巡回行政法庭,及时受理或审理当地的行政案件。其理由有:其一,区县级法院审理涉及所在区县级政府及其部门的案件难于摆脱干预,难以公正;其二,基层法院行政案件太少,难以积累行政审判经验;一些行政法官“无活干”而被借调去搞非诉执行,这使人们更失去了对“民告官”诉讼的信任和信心。
司法管辖可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
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 熊文钊
--------------------法院管辖区域事实上就是司法区域,按照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相分离的原则,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的改革,势必将会在成功经验基础之上,更进一步地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相分离的司法管理体制。《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改革司法管理体制,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保证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有赖于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体系。
从法律社会学的视角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历史演进的结果,也是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如果把法律的社会存在形态分为权力和权利两类的话,那么当代司法权在“权利——权力”(典型的如行政诉讼)、“权利——权利”(如民事诉讼)等基本关系的纠纷解决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无论司法权处理的关系类型为何,其基本的核心理念都是一致的,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现代诉讼模式一般体现为等腰三角结构:司法权位于高点居中裁判,而诉讼双方则共同接受司法判决的结果。这一模式的构建主要强调如下因素。其一,司法权拥有足够的权威。这是使得诉讼双方愿意启动司法程序并接受司法判决的前提。纠纷的解决机制并非限于诉讼一种,但诉讼确是公认的最为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司法的权威在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其二,司法权具有足够的公正性。即司法权能够真正以居间裁判的身份出现,是确保诉讼三角关系“等腰性”的核心。倘若失去了公正性,司法本身的社会存在价值也就消解殆尽。确保司法的公正性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客观上,司法权具有相对的独立地位,这是司法公正的前提;二是主观上司法权能够摒除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自觉能动的将公正性真正视为自己的生命,这是司法公正的条件。其三,实在的和潜在的诉讼参与者对司法公正具有深刻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这一过程既需要大量法治文化的积淀和深化,也需要司法权自己能够“独善其身”,维系超然的裁判者地位。
当代中国的法院制度虽然获得了一定的进步并初步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但是在诸多方面仍保留着大量的传统遗存,极大地干扰了依法独立公正的行使审判权的实现。其一,法院在人、财、物的管理上受制于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活动容易受到地方因素的影响。其二,法院的功能发挥受到制约,尽管法院具有制约行政权的功能,但实际的制约效果却令人堪忧。行政诉讼受案率低、原告的胜诉率低、执行难等已经是困扰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主要因素。其三,依法独立公正审判的虚置或异化现象严重,主要表现在法官在对法律的适用上过分强调法院应当围绕政府的工作大局开展审判活动,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从而忽略了司法的独立性和中立性。其四,各级法院系统过多地受制于地方。各级法院的人事任免、工作报告、财政经费等均受制于地方,使得司法作为国家法制统一的捍卫者,往往难以发挥其切实的功能,反而使各级地方法院沦为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
司法机关的地方保护主义比起行政机关的地方保护主义来,其危害性要严重得多!如果跨地区经济诉讼案件得不到公正的审判,商品和资本就难以在各个地区之间顺畅流动,统一的国内市场的形成过程就要受阻。受理法院蓄意偏袒一方利益,损害另一方利益,就意味着解决地方矛盾的合法渠道被堵塞了。地方与地方的矛盾得不到及时合法的解决,积累到一定程度,难免爆发,难免要通过越级上访等渠道,甚至通过黑社会的活动和地区性械斗等方式来解决,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过程将受到破坏。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是司法公正的生命。因此,改革司法管理体制应以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就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言,一方面,在司法管理体制上就应当由国家掌握司法管理资源,包括人、财、物、编制、后勤福利等等。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作为根本政治制度地位的确立,审判权来自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法律的授予而不是各级地方授予的,是捍卫国家法制统一和统一市场公平的国家机器。就法官地位而言,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建立和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法官在行使裁判权的过程中,将会有效地排除和规避来自于法院领导、所在地方行政领导乃至当地执政党政法部门领导的多重影响,从而保证人民的权利和国家法制的统一。
然而,司法工作所面临的诸多困窘,最主要的大多指向司法区域与行政区域的高度吻合的制度设计。因此,《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与行政区域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使得司法权得以摆脱来自于当地行政区域内的诸多消极因素的干扰。这对于维系国家的法制统一,建构新型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保障市场的统一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显然,行政区域与司法区域相分离原则的真谛在于让审判权切实发挥监督作用以推进有限政府的实现,因司法地方化的制度安排违反了程序正义最基本的要求。事实上,我国在海事法院从建立伊始就按照行政区域与司法区域相分离的原则设立若干海事法院开展海事审判工作,维护了国内统一市场乃至国际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自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行以来,我国各级法院相继设立行政审判庭,开展了行政审判工作,应该说为维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司法管理体制受制于各级地方政府,使得行政审判工作的开展首当其冲地受到了一些限制,制约了行政审判体制向纵深领域的改革。按照《决定》提出的在省以下法院人财物统一管理的要求,建议在省以下仿照海事法院体制先行设立行政法院,推动行政审判体制改革。
摘要:如今跨国婚姻越来越多,同时,婚前协议也成了结婚的一部分。那么,涉外婚姻法院如何管辖?本文为你答疑解惑。
涉外婚姻是指一国公民同外国人(包括无国籍人)的婚姻,包括涉外结婚和涉外离婚。根据我国法律,我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的法律。那么涉外婚姻法院如何管辖呢?下面就由聊城专业离婚律师为您作简要的阐述,希望能对您有帮助。
一般原则
有关涉外离婚案件应该以“原告就被告”作为地域管辖的一般原则:“对公民提起的民事诉讼,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被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特殊原则
1)对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居住的人提起的有关身份关系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原告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由原告经常居住地人民法院管辖。
2)在国内结婚后,定居国外的华侨,如定居国法院以离婚诉讼需由婚姻缔结地法院所属国法院管辖为由不予受理,双方回国要求人民法院处理的,可由原结婚登记地或被告原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
3)在国外结婚,并定居国外的华侨,这类离婚案件人民法院原则上不予受理。如所在国以当事人的国籍所属为理由拒不受理,双方回国要求人民法院处理的,可由被告原户籍所在地人民法院受理。
4)中国公民一方居住在国外,一方居住在国内,不论哪一方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国内一方住所地的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如国外一方在居住国法院起诉,国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受诉人民法院有权管辖。
5)中国公民双方在国外但未定居,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离婚的,应由原告或者被告原住所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6)涉港、澳、台的离婚案件的管辖,比照涉外案件处理。
总结上面的知识,我们知道了涉外婚姻法院如何管辖。外婚姻问题比较复杂,由于各国的风俗不同,各国对结婚和离婚的法律规定也不同。因此,有意与外国人缔结婚姻的人,应该熟悉有关国家的法律规定,还要注意一些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案件的情况较为复杂,每个人遇到的情况都不一样。如果您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小编建议咨询婚姻纠纷律师,他们都精通专业的法律知识,拥有丰富的办案经验,能为你排忧解难,为您提供聊城专业离婚律师咨询。
法释[2002]5号
为正确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依法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九条的规定,现将有关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的问题规定如下:
第一条 第一审涉外民商事案件由下列人民法院管辖:
(一)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二)省会、自治区首府、直辖市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
(三)经济特区、计划单列市中级人民法院;
(四)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的其他中级人民法院;
(五)高级人民法院。
上述中级人民法院的区域管辖范围由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确定。
第二条 对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所作的第一审判决、裁定不服的,其第二审由所在地中级人民法院管辖。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下列案件:
(一)涉外合同和侵权纠纷案件;
(二)信用证纠纷案件;
(三)申请撤销、承认与强制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案件;
(四)审查有关涉外民商事仲裁条款效力的案件;
(五)申请承认和强制执行外国法院民商事判决、裁定的案件。
第四条 发生在与外国接壤的边境省份的边境贸易纠纷案件,涉外房地产案件和涉外知识产权案件,不适用本规定。
第五条 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当事人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管辖,参照本规定处理。
第六条 高级人民法院应当对涉外民商事案件的管辖实施监督,凡越权受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应当通知或者裁定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审理。
第七条 本规定于2002年3月1日起施行。本规定施行前已经受理的案件由原受理人民法院继续审理。
本规定发布前的有关司法解释、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和执行涉外民商事案件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通知
2001年4月17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
为了依法及时、公正地处理好涉外民商事案件,促进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招商引资等重大经济活动,适应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的新形势,现就审理和执行涉外民商事案件中应当注意的问题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涉外民商事案件审查程序,切实保护各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及其批准的高级人民法院有关案件管辖的规定,对诉至法院的涉外民商事案件认真进行审查。对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符合级别管辖、地域管辖和专属管辖规定并符合法律规定的起诉条件的,应当在法定期限内及时立案,不得拖延、推诿;对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范围的要及时告知当事人采取其他救济方式,不得违法滥用管辖权或无故放弃管辖权。对涉外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或者当事人事后达成书面仲裁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照法律规定,拟裁定涉外合同仲裁协议无效的,应先逐级呈报最高人民法院,待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同意后才可以确认仲裁协议无效。涉外民商事案件法律文书的送达手续必须合法;如用公告方式送达,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四条规定办理,并应当在《人民法院报》或省级以上对外公开发行的报纸上和在受案法院公告栏内同时刊登。
二、严格依照冲突规范适用处理案件的民商事法律,切实做到依法公开、公正、及时、平等地保护国内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各级人民法院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时,要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和依法独立审判原则,保证案件处理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涉外民商事案件除法律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审理,允许新闻媒体自负其责地进行报道。审理案件必须做到认定事实客观、全面,适用法律准确、适当,实体处理公正、合法,除《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三类合同必须适用中国法律外,均应依照有关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准确选用准据法;对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除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外,应予优先适用,同时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制作涉外法律文书应文字通畅,逻辑严密,格式规范,说理透彻。
三、严格遵守涉外民商事案件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规定,切实维护国家司法权威。各级人民法院在强化执行工作过程中,应从维护国家司法形象和法制尊严的高度认识涉外执行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涉外案件的执行,要注意执行方法,提高执行效率,注重执行效果。对涉外仲裁裁决和国外仲裁裁决的审查与执行,要严格依照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中有关涉外执行的规定和最高人民法院(法)经发〔1987〕5号通知、法发〔1995〕18号通知、法释〔1998〕28号规定及法〔1998〕40号通知办理。各级人民法院凡拟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和有关国际公约规定,不予执行涉外仲裁裁决、撤销涉外仲裁裁决或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机构的裁决的,均应按规定逐级呈报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在最高人民法院答复前,不得制发裁定。
四、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国际条约、国际惯例等国际经贸规范的学习,不断提高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水平。对在适用法律上有重大争议的,应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经济纠纷大案要案报告制度的通知》(法经函〔1989〕第4号)执行。审判人员要严格遵守审判纪律,不得私自接待国外当事人或其他有关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不得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及其关系人;对于涉外案件外国当事人所在国家外交机构代表的正式询问,应由受案法院负责接待,有关情况应及时报告上级法院。
法〔2002〕22号《关于认真学习贯彻〈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的通知》 2002年3月1日起施行。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为适应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形势的需要,依法及时公正地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切实保护中外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近日通过了《关于涉外民商事案件诉讼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为学习贯彻好这一司法解释,现通知如下:
一、要深刻领会实施《规定》的重要意义,尽快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对涉外民商事案件实行集中管辖,是因应“入世”后面临的新形势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改革举措;是优化案件管辖,充分发挥审判效能所作出的一项重要决策。各高级人民法院要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按照《规定》要求,尽快明确实行集中管辖的法院的区域划分,并及时运作,坚决维护国家大局和法制统一。
二、根据《规定》有权管辖涉外民商事案件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判庭,此类案件较少的地区的中级人民法院应当设立专门的合议庭。
三、要针对涉外民商事审判工作的特点,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大力开展不同形式的业务培训,使涉外民商事法官尽快熟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关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努力建设一支懂法律、懂国际贸易、懂外语的专家型涉外民商事审判队伍。
四、对涉外民商事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和申诉案件,由人民法院负责审理涉外民商事案件的审判庭负责办理。对本级法院作出的涉外民商事生效裁判的申请再审和申诉案件,由审判监督庭负责办理。
五、各高级人民法院要对集中管辖的实施加强监督与协调,积极做好相关工作。在执行《规定》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及时报告我院。
如何坚持和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提升法院形象和司法公信力,是摆在法院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太原中级法院新一届党组班子在党组书记、院长冯少勇的带领下,作出了加强法院对外宣传的重要决策, 成立了新闻宣传工作领导组, 由院长任组长、两位副院长任副组长, 同时建立了新闻发布制度, 由一名副院长担任新闻发言人, 并于今年2月组建了新闻宣传处, 具体负责全市法院对外新闻宣传的组织、协调、联络和日常管理工作。短短几个月来, 国家及省市新闻媒体刊发了有关太原法院的报道800余条次, 为全市法院各项建设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舆论支持。
太原中院在实践中认识到,以网络、报纸、电视为代表的现代媒体所拥有的信息传播力量、广泛社会影响、舆论监督作用,正在支配着公共的话语形成,也对司法形成了强有力的影响。只有主动出击,利用现代媒体宣传人民法院的各项工作,以“看得见”的方式将正义传送给每个人,让全社会在司法信息透明的环境下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公正,才能从根本上杜绝和消除各种扭曲和炒作。为此,在年初他们就制定了《全市法院2009年新闻宣传工作要点》以及有关激励办法,明确了年度工作任务,并在全市法院选拔了49名通讯员,形成了法院内部新闻宣传队伍网络和信息沟通体系;邀请国家、省市主流媒体新闻单位的领导和记者,组织召开了全市法院首次新闻宣传工作会议,明确任务,加强沟通,展示了全市法院主动宣传、公开透明的决心和信心,营造了强大的宣传态势,受到了各新闻单位的广泛欢迎和赞誉。
今年以来, 太原中院紧紧依靠各类新闻媒体, 主动扩大合作范围, 搭建更加宽阔的立体宣传网络, 切实做到了重视媒体、善待媒体、借助媒体。在与省内各主流媒体保持长期新闻合作的基础上, 加强了与新华社、人民法院报等国家级媒体的合作, 并同时与新华网、山西新闻网、太原新闻网等网络媒体合作, 开展网络新闻信息传播;与《市场导报》联合创办了《太原法律文化周刊》;与山西电视台《公民与法》栏目合作创办了《法苑视界》;与山西交通广播联合创办了“阳光法庭”广播栏目;太原中院内部刊物《太原审判》停办6年之后于今年3月恢复办刊;太原中院官方网站——太原法院网于5月中旬开通试运行,成为传播法院工作动态、公开审判流程、普及诉讼常识、宣传法律知识、提供法律援助、宣扬反腐倡廉、展示法官风采的重要窗口,标志着太原中级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和司法宣传工作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他们还广泛开展“司法保护进校园”活动,受到教育部等国家部委的高度关注;大力宣传先进经验和先进典型,起到了积极的舆论引导作用。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地处中部地区、国内较早开展知识产权审判工作的中级法院,在注重审判工作质量的同时,也一贯重视以调研促审判,用审判推调研。此次本院在2015年发布的《长沙市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的基础之上,针对社会较为关注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问题,以2011年至2015年的数据为蓝本,通过数据分析还原影响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的真实因素。
2010年10月21日至2015年12月31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共计3309件。具体情况见图1:
本院近五年来审结的侵犯著作权、商标权、专利权和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数量如图2所示:
统计案件中,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占48%,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占17%,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占34%,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不到1%。统计案件的整体调撤率为69%。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案件占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的68%;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调撤率达83%。
统计案件中,本院以判决形式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共计770件,判赔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占92%,具体判赔情况见图3:
侵犯商标权纠纷案件中,判赔数额小于1万元的占67%,判赔数额大于5万元的占4%;侵犯著作权纠纷案件中判赔数额小于1万元的占77%,判赔数额大于5万元的占3%;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判赔小于1万元的占23%,判赔数额大于5万元的占15%。具体的判赔情况见表1:
在知识产权民事诉讼中,原告提出诉讼请求,并应提供证明侵权行为存在、程度及损害结果的证据。我们以逐卷翻阅的方式,对诉讼请求、侵权环节、被告经营规模、批量案件、涉案商品的种类、法定赔偿的适用、举证情况等因素进行逐项统计,并将起诉、调解、判决数额作对比分析。统计显示:53%的案件判赔数额小于1万元;39%的案件判赔数额为1万至5万元(1≤X≤5);5%的案件判赔数额为5万至10万元(5 本院在2015年《长沙市法院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状况》中曾建议权利人在维权时应注重证据的收集和提交。针对此次的分析结果,本院再次建议:知识产权权利人在维权时,应当注重证据的收集,尤其注重赔偿证据的收集。证据的收集可以考虑:固定取证现场发现的侵权商品的数量、固定取证现场的经营规模、同一场所多次取证,如果现有证据证明侵权商品多、经营规模大、多次取证足以证明经营者持续销售侵权商品,则可能获得较多赔偿;固定经营者的经营信息,避免因当事人主体或其它程序问题影响诉讼效率;固定被告的网站、宣传资料或存留在相关机关部门的资料、被告公开宣称和向有关部门报送的经营范围、销售规模、利润等数据,可以作为索赔的初步证据;积极追索侵权商品的源头,从源头制止侵权的同时也能获得更多赔偿。在依法申请证据保全时,应注重收集并提交保全对象初步侵权的证据。原告收集证据的情况,还可能会影响法院对维权费用合理性的判断。 附统计数据 1.诉讼请求数额 本院受理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承担的赔偿数额分布如图4所示: 78%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的诉请数额在5万元以下,10万元以下的诉请数额案件的占87%。 本院近五年受理的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诉请数额分布情况如表2所示: 48%的侵犯专利权纠纷案件诉请数额在5万元以下,24%的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诉请数额在5万元以下,侵犯商标权、著作权纠纷案件的诉请数额在5万元以下的占比分别为84%和89%;侵犯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的诉请数额大于10万元的占比分别为38%、11%、2%和65%。 对比诉请数额和判赔数额的分布区间,92%的判决案件的判赔数额在5万元以下,78%的案件诉请数额在5万元以下。 2.侵权环节 为方便表述,我们将使用或者直接向消费者、使用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侵权环节称之为侵权终端;将向侵权终端直接或间接提供侵权商品或服务的称之为侵权源头。统计案件中,侵权源头和侵权终端的案件占比如图5所示: 起诉侵权源头和侵权终端案件的判赔情况如图6所示: 统计案件中,92%的案件判赔数额在5万元以下,然而权利人针对终端环节维权的案件占所有案件的91%,单就终端侵权行为而言,判赔数额小于5万元的占94%,大于10万元的仅占1%。 3.被告经营规模 被告的经营规模并不一定等于其经营侵权产品的规模,但在没有证据证明侵权产品的经营规模时,被告的经营规模也可能影响法院对赔偿数额的确定。一般情况下,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规模小于法人或其他组织。本院受理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的被告以个体工商户或个人居多。统计案件中,被告类型分布如图7所示: 60%的被告为个体工商户,40%的被告为法人或其他组织。被告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案件中有84%的案件涉及外观设计、商标、著作权的图片、美术、电影及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侵权,这些侵权行为均发生在直接与相关公众接触的终端环节,亦属于针对侵权终端提起的诉讼。这类案件的共同特点是多以调解或庭外和解方式结案。将两组数据组合后大致计算结果为:60%+84%×40%=92%,与前文在“侵权环节”中经统计得出针对侵权终端的案件占91%的结论比较接近,从侧面印证了统计结果的客观性。
4.批量案件
批量案件的共性在于:原告相同、被告各异;权利相同、涉及商品各异;诉状相似、案情各异;索赔数额基本相同、侵权地点各异;证据形式相同、事实各异;调解数额基本相同;全部请求法定赔偿;一般没有提交有关侵权情节的证据;针对侵权环节只进行单次取证。
本院近五年受理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批量案件的占比如图8所示:
本院受理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中,81%的案件为批量案件,仅19%的案件为非批量案件。
5.商品的种类
统计案件中,涉案商品属于日常用品与非日常用品的比例如图9所示:
被控侵权产品中涉及日常用品的占73%,常见的有花露水、杀虫剂、蚊香、儿童玩具、电饭煲等等。被控侵权产品的销售价格分布如表3所示:
被控侵权产品销售价格在50元以下的占63%,500元以上的占7%。销售价格越低,判赔数额在1万元以下案件占比越大;销售价格越高,判赔数额在1万元以下的案件占比越小。如图10所示:
6.法定赔偿的适用
法定赔偿适用过多也是备受关注的问题,统计案件中判决的案件适用法定赔偿的比例为98.2%,然而原告直接请求法院适用法定赔偿的案件占统计案件的98%。
7.举证统计
影响知识产权损害赔偿数额的因素主要包括:侵权行为的性质、规模、期间、后果,权利类型,权利客体的性质,合理使用费或许可使用费以及许可使用的种类等情节。根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不论是采用何种方式确定损害赔偿额(包括适用法定赔偿的情形),均需要原告提交证据支持其诉讼请求。
统计案件中,确定损害赔偿额的举证(除合理费用证据)情况如图11所示:
原告没有对被告侵权情节等损害事实进行举证的案件占比高达98.2%,仅0.08%的原告提交了因侵权遭受的损失的证据,1.16%的原告提交了被告获利的证据,还有0.56%的原告提交了合理许可费的证据。
统计案件中,还有部分原告提交了与权利价值相关的证据,如图12所示:
有18%的原告提供了如商标、作品、专利价值,广告宣传费用等与权利价值有关的证据。与权利价值的相关证据需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才能被认定,统计案件中原告提交了商标价值证据的案件为376件,但存在如知名度证据与原告主张权利的商标无关的情况,其中仅43%(163件)的证据与案件事实有关联;提交的宣传费用证据(24件)中有62.5%与案件事实没有关联;提交的专利价值证据(43件)基本与侵权事实没有关联。在起诉终端侵权行为(占91%)且原告没有对被告侵权规模举证的案件中,原告提交的与权利价值有关的证据对个案确定判赔数额的影响不大,赔偿数额的确定还会受侵权产品销售价格的影响(63%的侵权产品销售价格在50元以下)。
8.起诉、调解、判决的数额比较
图13反映的是本院判决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案件的起诉数额、调解数额、判决数额的对比曲线图,具体如下所示:
批量案件中,原告主动寻求调解的意愿强烈,调解数额可以反映出原告对该类型案件的赔偿数额的预期值,而实际判赔数额一般高于调解数额。
9.原告获利情况的个案分析
以某生产商2014年在长沙地区的维权情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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