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酒文化渊源

李白与酒文化渊源（共5篇）

李白与酒文化渊源 篇1

李白他在诗中所传达的,无论是对大自然的崇尚敬畏之情，热爱欣赏之情、还是天人合一的情怀，无一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生态意识的折射。

所谓“生态意识”,是指人们在把握和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应持的一种健康、合理的态度,应有的一种认真、负责的精神,其要义在于,尊重物类的存在,维护生命的权利,顺应自然运行的规律,谋求自然世界的和谐关系,保证自然系统的良性循环、正常流通和动态平衡。

当今社会,随着人类赖以安身立命的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危及人类生存的生态危机时有爆发,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和高涨日益突出。生态意识的概念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最早由美国科学家利奥波德在《大地伦理学》一书中提出:“没有生态意识,私利以外的义务就是一种空话。所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大到大地(自然界)。”1983年,苏联学者B.基鲁索夫指出“生态意识是指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方面反映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问题的诸观点、理论和情感的总和。”我国著名生态哲学家余谋昌先生则认为生态意识是“反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一种新的价值观。”

其实,我们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包含有一种强烈的生态意识,并且,这种生态意识和当今世界的生态伦理学和生态哲学的观念是相通的。

儒学是传统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儒学认为,整个宇宙是由“天”、“地”、“人”三方组成的。这三方共同形成了宇宙的和谐,任何一方的破坏都会破坏宇宙的生命和完美。因此,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既要“尽人之性”,又要“尽物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孔子认为,四时运行,万物生长,是自然界的基本功能,“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天”,即自然界。这种对自然界生命意义的明确肯定体现了孔子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与热爱。儒家主张的“仁”,不仅亲亲、爱人。而且要从亲亲、爱人推广到爱天地万物。孟子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程颐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朱熹说:“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这些话都是说,人与万物是同类,是血肉相连的一体,更是显见出儒家的生态倾向。

中国的盛唐是经济繁荣的时代、是政治昌明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儒、释、道三足鼎立、多元并存的时代。这样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大大影响了盛唐文人的思想和创作。盛唐诗歌史上最为璀璨的一颗明星李白,诗风飘逸豪放,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不仅如此,他的作品中还表现了对自然的崇尚、热爱、天人合一的情怀。

第一,崇尚敬畏大自然。《将进酒》“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台一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蜀道难》“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等诗句,都以极其险峻壮浪的形象表现了自然生命力的不可超越性。《日出入行》一篇更是直接表达了以敬畏的心态去对待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大自然、将自然的力量看得高于人类活动的态度。诗中说,太阳运行,终古不息,人非元气,又怎么能够与之同升共落?草木的繁荣和凋落,万物的兴盛和衰歇,“谁挥鞭策驱四运?”——?都是自然规律的表现。诗人还连用了两个反诘,对传说中驾驭太阳的羲和和挥退太阳的大力士鲁阳公予以怀疑,投以嘲笑:羲和呵羲和,你怎么会沉埋到浩渺无际的波涛之中去了呢?鲁阳公呵鲁阳公,你又有什么能耐挥戈叫太阳停下来?诗人认为,既然宇宙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那么硬要“逆道违天”,就必然是 “矫诬实多”, 自欺欺人。

第二,对大自然热爱欣赏。李白“一生好入名山游”,他的足迹遍及了大半个中国。所以,李白诗歌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抒发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与热爱之情, 《秋登宣城谢眺北楼》:“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人烟寒橘柚,秋色老梧桐”的秋景;《入清溪行山中》:“起坐鱼鸟间,动摇山水影。岩中响自合,溪里言弥静”的碧水;《鹦鹉洲》:“烟开兰叶香风暖,岸夹桃花锦浪生”的花木;《望天门山》:“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楚江;《望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瀑布;《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的山月,以及《荆门浮舟望蜀江》的江上风光;《陪族叔形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开阔明净的八百里洞庭等等,无不以是新奇而隽永的笔触,描绘出的一幅幅或柔和优美、或崇高壮美的山水画面。

第三,天人合一。在李白的观念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尤为密切。《山中问答》一诗就明确表达了他拥抱大自然、与之化为一体的愿望:“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世俗不会理解他,他也不属于世俗的人间。他的神秘的桃花源,就是从碧山通往梦想的神仙世界,生活在“大块”中,与大自然元气混沌一片。和天地为友,与万物相随,成为李白心向往之的理想生存状态,“且谐宿所好,永愿辞人间”(《望庐山瀑布二首之一》)。在李白的世界里,天地万物和人类可以心意相通,《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因为送别友人,依依不舍,所以即将落山的太阳也不愿沉没,就连马似乎也懂得主人的心情,不忍离别同伴而萧萧长鸣。“月”是李白诗歌中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把酒问月》“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写出了月与人似远却近,若即若离,神秘而可亲的奇妙感觉。而《月下独酌》“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更是巧妙地把月亮人格化,月与影伴他,同时也是他伴月与影,三者缔结忘情之交,作云汉之游,超脱丑陋的尘世,进入人天和谐、心灵自由之境,杨义先生说“自从李白以旷世的天才开发了明月意象的丰富、奇幻而精妙的功能,中国古典诗词就长期笼罩着一层或浓或淡的‘人月相得,心月互通’的趣味了。”

李白与酒文化渊源 篇2

一、孤竹文化与商文化

唐朝司马贞在为《史记·伯夷列传》所作《索隐》中说:“其传盖 《韩诗外传》及《吕氏春秋》也。其传云孤竹君,是殷汤三月丙寅日所封。”唐朝张守节在《史记正义》中则说,“殷汤正月三日丙寅”[1]2123。 两种说法虽异,但却都证明,孤竹国立国时间为约公元前1600年,殷商伊始,便有了孤竹国,孤竹国是商王朝疆土的一部分。这一点在《史记·周本纪》正义括地志中有所印证:“孤竹故城在平州卢龙县南十二里,殷时诸侯孤竹国也,姓墨胎氏”[1]116。《帝王世纪》 载“汤特封墨台氏于孤竹”。《史记·殷本纪》记载:“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2]13。李学勤认为,目夷氏,即墨胎氏,为孤竹国姓,是商朝的同姓国。金岳认为,孤竹国与商王室之间虽为同姓,但已过五服,因其通婚关系加强了孤竹国在商朝的地位。由以上可见,孤竹国位于今河北省卢龙县一带。孤竹国建立于商朝开创之时,为商代的同姓诸侯国,即在商王朝统治中原地区时,孤竹国是在北方维护商王朝统治的一个小国。孤竹国君是建立商王朝的商部落始祖契的子孙后代。通过《庄子·让王》所记伯夷、叔齐的故事可见孤竹与商之关系:“昔,周之兴,有士二人,处于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圣人,似有道者,试往观焉。’至于岐阳,武王闻之,使叔旦往见之,与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视而笑。曰:‘嘻!异哉!此非吾所谓道也……。今周见殷之乱,而遽为政;上谋而行货,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为信, 扬行以悦众,杀伐以要利,是推乱以易暴也。吾闻古之士……。今天下,德衰,其并乎周以涂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至于首阳之山,遂饿而死焉”[3]。作为孤竹国君之子的伯夷、叔齐认为武王不可伐商,以臣弑君犯上作乱不可取,周伐商是以下犯上的逆行。伯夷、叔齐劝周武王不要灭商,可见孤竹国在商末周初的情况及与商的关系。

在商朝和孤竹强盛时期,其疆域相当辽阔。司马迁《史记·周本纪》集解中说孤竹在“在辽西令支。”杜佑,《通典》第一百七十八记载“平州今理卢龙县。殷时孤竹国。春秋山戎、肥子二国地也。今卢龙县。有古孤竹城,伯夷、叔齐之国也。战国时属燕。秦为右北平及辽西二郡之境,二汉因之。晋属辽西郡。”《辽史·地理志》记载:兴中府,古孤竹国,汉柳城县地。该志还记载:平州,商为孤竹国,春秋山戎国。(《辽史·地理志》)再比如,孤竹的腹地永平府,即卢龙,历史也有明确的记载,《永平府志》说:永平府,《禹贡》冀州之域, 虞初分为营州地,商为孤竹国,周属幽州,春秋为山戎、肥子二国,属燕。(光绪二年重修《永平府志》)这些记载一方面说明孤竹疆域之辽阔,另一方面也证实,孤竹国总体上是处于燕的统辖之下。

从《庄子》有关伯夷、叔齐让王的故事不难发现,伯夷、叔齐已死,继而商被周武王灭了以后,孤竹国并未灭亡,至春秋时期,孤竹国依然存在。进入春秋以后,北方的山戎势力越来越强大,孤竹国在当时依附于山戎,这一点可在《国语·齐语》韦昭注中得到印证,韦昭在注释令支、孤竹二国的情况时说,“二国,山戎之与也”, 在韦昭看来,令支和孤竹在当时是亲附于山戎的。春秋时,燕国不堪山戎的侵扰,又无力抵御山戎的进犯,因而便向齐国求救。齐桓公为了救助燕国,便发兵攻打山戎,一直打到孤竹国。这一点《国语·齐语》有所记载:齐桓公“遂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此后在历史上就不见有关孤竹国活动的记载了。

孤竹国在商王朝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与商王室的密切关系,相关的考古发现可以作证。在辽西的喀左县北洞村一号坑出土的铜铭文为“父丁,孤竹,亚微”。“亚”字,是商代诸侯在王朝任职的官称,“亚微”是殷代是孤竹君兼王朝卿史一类的王官——亚卿,因而名冠“亚”字以为尊荣。亚微是殷代中期孤竹国君。关于其他孤竹国君的青铜器也多有发现[4]。由此可见孤竹国君在商王室担任着重要的职任,品级、地位也很高,从当时的职位看应为商的重要诸侯。据史书记载约公元前17世纪至约公元前11世纪是商王朝统治时期,存续约6、7百年,孤竹国所在地早就处于商的势力范围之内,等到商朝建立之后,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统辖一方的同姓诸侯国。

从以上文献记载及考古发现分析,孤竹国兴于殷商,衰于西周,亡于春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商朝在北方的重要诸侯国;后期是周朝的异姓诸侯国,在燕国控制之下,相对于前期来讲其政治优势不复存在。孤竹国与商王朝的密切关系,还可从其与商朝王室的姓氏及姻亲关系中略知一二。第一,孤竹国君墨胎氏与商王同为子姓,同是东北夷的一支。第二,甲骨文中多有“妇竹”、“妻竹”、“竹妾”等,这是孤竹国女子嫁于殷商王室为诸妇者的称谓。孤竹国作为商的重要诸侯国,之所以得到商的亲近,是商出于边境安全的需要。孤竹国所在卢龙是边塞要地,是控制东北至华北的咽喉要道。从地理位置上商王朝利用孤竹国的有利地势有效地遏制了北方民族的南侵,对商王朝北部边疆的安定及和平发展起到屏卫商室的积极作用[5]28。

二、孤竹文化与燕文化

燕文化历史悠久,它有一个长期孕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孤竹文化对燕文化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作为商王朝的附属孤竹国,在西周燕国建立后并没有消失,而是仍然继续存在, 它的最终灭亡是约在春秋时期,齐桓公二十二年,公元前664年。 因齐桓公北伐,打垮了山戎,使其北退;同时击溃了令支,最终消灭了孤竹国。可见燕国建立后,孤竹国仍存在了很长时间。孤竹国是商文化的弘扬者,所以在它灭亡之前,这个国家一直是幽燕地区商文化的重要传播者。幽燕地区,历来是多民族聚集的重要地区,无论从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中,都可以看出,在较早的时期生活在这里的民族和国家有:山戎、肃慎、孤竹等。上述这些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本民族的特点,又都具有本民族的文化,这些文化可以称之为幽燕地区原有的土著文化,这些文化是燕文化来源的一部分。

在侧重从文献论述先燕古国与孤竹关系的众多学者中,李学勤、陈平等人的研究较具有代表性。李学勤是最先由辽宁喀左北洞一号坑铜罍铭文释出先燕古国孤竹的学者之一。他还在《试论孤竹》一文中指出,商周金文中的(已下一个其)字就是文献中微箕的箕[6]56。而陈平则从文化的视角认为“在商末张家园上层文化分布的燕山以南地区,有商人的诸侯方国,也存在与北方土著文化融合的‘北方商文化’。这些商人大诸侯方国,主要是燕亳、蓟、 (已下一个其)、孤竹。”[7]23陈平认为在考虑周初燕文化的渊源即先燕文化的构成时,不能只考虑本地因素,周初的燕文化,是由关中姬周文化,商末燕亳、(已下一个其)、孤竹等北土商文化,北方戎狄土著文化等等诸多因素合成的[7]80。

1973年,在喀左县北洞村笔架山顶出土窖藏商代铜器六件。 其中一号出土的父丁孤竹亚微罍被李学勤考定为商代孤竹国器的著名的父丁孤竹亚微罍。父丁孤竹亚微罍证明,在周初召公封燕前,喀左一带是商孤竹国的范围。北洞二号坑(已下一个其)侯亚方鼎的出土说明北方燕地曾是(已下一个其)族(或其一支)的所在,它与孤竹国有密切关系。

殷商灭亡之后,孤竹国先后成了燕国的附庸、山戎的“与国”, 孤竹国人也最终和东胡、燕融合在一起,相关考古发现也证实了孤竹对东胡文化、燕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在学界中普遍认为认为燕国的早期刀币“尖首刀”是燕境内从事商业的少数民族所铸, 特别是跟作为“殷遗”的孤竹、箕、渔,作为“夏遗”的山戎最为密切。尖首刀币上所铸文字,多与商代的甲骨文相似,其中就有“竹” 的字样。从以上可见,作为中原和燕长期政治统辖的地区的孤竹文化是从属于中原和燕文化的,是燕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历史上曾产生过重要影响,为丰富燕赵文化乃至整个华夏文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8]。

从广义上说,孤竹文化的内涵是丰富多元的,它应该是经济、 政治、军事、艺术等方面的综合反映,从地域上讲应为整个疆域内古往今来的文化,从现今山海关内外、冀东东部到辽西广大地域的文化,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并存。但从狭义上说孤竹文化应为从其统治时期所属领域的重要历史事件中间接反映出来的精神文化。孤竹国先贤伯夷、叔齐精神为代表的孤竹文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对传统文化的构建起了促进作用。夷齐的道德思想,也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渊源。

综上所述,孤竹国这个北方最早的方国曾经兴盛一时,是我国北方古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对冀东、辽西地区区域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为华夏文化的繁荣,中国传统文化的构建起到重要作用。了解孤竹文化与商、燕文化的关系,对深刻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对当下推动文化建设,充分发挥文化对社会风尚的引领作用也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孤竹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商燕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以时间为经,从研读史料入手,在参考前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梳理孤竹古国的发展流变,进一步考证孤竹文化与商文化及燕文化的渊源关系,旨在揭示孤竹文化对商周文化、燕文化,乃至华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孤竹文化,商文化,燕文化,关系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中华书局,2005.

[2]司马迁.史记[M].刘兴林,聂耀华,毛毛,点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

[3]杨柳桥.庄子译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4]王玉亮.试论孤竹的地望及“疆域”——兼论辽西出土“孤竹”器物之原因[J].沈阳教育学院学报,2000(12).

[5]王士立.孤竹国历史文化综述[C]//宋坤.中国孤竹文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3.

[6]李学勤.试论孤竹[C]//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

[7]陈平.燕文化[M].文物出版社,2006.

李白与酒文化渊源 篇3

一、“诗仙”之误:江油李白文化旅游景点对“诗仙”一词的译文为:“Poetic God”。自词义分析:“poetic”的词义有3条, 一为“诗歌的”, 二为“诗意的”;“God”词义有四条:一为一神论宗教中的上帝、真主、天主等, 二为多神论宗教某个领域中的神, 三是受人崇拜的偶像, 四是过分受推崇的事物。在译文“Poetic God”中, 中心词为“God”, “Poetic”为修饰成分, 译作“诗歌上帝”还是“诗歌偶像”均与“诗仙”的文化形象及寓意相去甚远。

二、“酒仙”之误:James J.Y Liu认为李白及其诗歌中的“醉”并非平常之酒醉, 不是‘drunk’, ‘intoxicated, ’或者‘inebriated’, 而是一种专注于酒的状态, 是一种借酒从凡人俗事中超脱的状态。江油李白文化旅游景点英译文中将“酒仙”李白译为:“Winebibber”Li Bai。“bibber”一词, 意为“酒鬼”, 以“鬼”译“仙”, 一贬一褒, 一地一天, 是对李白形象的涂鸦。

三、“浪漫”之误:李白是自屈原后我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四川江油李白文化旅游景点英译文中, 千篇一律地使用“romantic”翻译李白的“浪漫”如李白纪念馆译文:He is another peak of romantic in Chinese Poetry after Qu Yuan, Known as the“Poetic God”;李白故居译文:The greatest romantic poet of China, Li Bai was born in Changlong, Mianzhou in 701 AD.

“romantic”意为“浪漫的”、“多情的”, “幻想的”, 大写则属专有名词, 意为“浪漫主义风格的”或“浪漫主义的”, 以上两例译文中均用“romantic”修饰李白其人其诗, 致使“浪漫主义的李白”和“浪漫主义的李白诗”被误译为“浪漫多情爱幻想的李白”和“浪漫多情爱幻想的李白诗”。

在江油李白文化旅游景点英译实践中, 正确解读李白形象, 将归化翻译策略与异化翻译策略合理互补, 是李白文化形象再塑造的关键。

一、“诗仙”再塑:“诗仙”一词, 最早见于李白诗歌《对酒忆贺监》:“四明有狂客, 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 呼我谪仙人。”“谪仙”意为被贬下凡之仙人, “诗仙”一词, 其中心词为“仙”, 以“诗人”修饰“仙人”。“诗仙”李白, 比喻李白是诗人中的仙人, 也寓李白自由不羁的个性特征和浪漫不朽的诗人形象。因此, 可将“诗仙”译为“Poet Immortal”。用“Immortal”译“仙”, 是跨文化翻译对李白文化形象的“异化”保留。无独有偶, 维基百科将“酒仙”译为“Wine Immortal”, 以“Immortal”译“仙”, 可见已有先例, 此译文既可使英语读者易于理解, 又能保留李白的文化形象, 应该是对“‘诗仙’李白”较好的交代。

二、“酒仙”再塑:中国的白酒酿制始于何年代, 至今未有定论。从唐诗中诗人的“能饮”及常人酒量来推测, 李白等诗人所饮美酒多为“葡萄美酒夜光杯之类”的低度酒, 即“wine”。James J.Y.Liu在其著作《中国诗学》中, 从头至尾以西方之酒“wine”译中国之“酒”。William Hung则将“饮中八仙”译为“Eight Immortals of the Wine Cup”。那么, 以“异化”翻译保“仙”, 用“归化”翻译化“酒”, 借鉴西方学者的译法, 将“酒仙”李白译为“Wine Immortal”Li Bai, 当是给“酒仙”李白一个合理的交代了。

三、“浪漫”再塑:李白是耸立于中国诗坛的一座浪漫主义高峰, 他的诗歌清新自然、神奇瑰丽, 常常能以极度的夸张反映最高的真实, 具有不朽的史学价值和美学价值。“浪漫”李白, 指的是李白诗歌的浪漫主义特征。江油李白文化旅游景点英译文中, 均把浪漫主义李白 (Romantic或romanticism Li Bai) 译成了“多情浪漫爱幻想的李白” (romantic Li Bai) 。

因此, 李白纪念馆译文可修正为:He is another peak of romanticism in Chinese Poetry after Qu Yuan, Known as the“Poet Immortal”;李白故居译文可修正为:The greatest romanticism poet of China, Li Bai was born in Changlong, Mianzhou in 701AD.如此, 可还慕名而来的国外游客一个“浪漫”李白了。

参考文献

[1]James J.Y.Liu.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2]William Hung.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3]金惠康, 跨文化交际翻译续编[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3

乐舞一体化文化渊源探讨 篇4

关键词：乐舞一体化,身体美学,文化根源

1 身体美学本体论

身体美的本身追求一种和谐, 所谓“嗟叹之不足, 故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 “情动于中, 故形于声;声成文, 谓之音”, “乐”本意即心的愉乐, 它是心灵的表现, 在“言不尽意”的语言认识论下, 中国人最早发现肢体语言比有声语言更加生动、直接、酣畅, 因为它是与心灵由外到内, 与抽象到具象的自然流露, 较之有声语言由抽象到抽象要形象、生动、丰富得多, 也可以说身体语言是人类表情达意的最便利、最直接的工具, 它超越了思想文化的限制, 人人皆可“手舞足蹈”地表达情感, 所以乐舞一体化是生命本能的自然勃发, 是意识觉醒后, 人类首先掌握的表情达意的一种语言工具。我国最早的音乐理论专著《手记》中云:“凡音之起, 人心生也。人心之动, 物使然也。感于物而动, 故形于声。声相应, 故生变。变成方, 谓之音。比音而乐之, 及于戚羽旌, 谓之乐”。在也进一步表现了乐舞一体化的生命本体论。声音和动作, 在身体美学体系中是结合最紧密的两种语言现象, 即有声语言和无声语言的结合, 表情与达意的结合, 心灵与物质的结合, 抽象和具象的结合。

2 身体美学认识论

声音和动作是人类发育的产物, 是与自然分离过程中, 五官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的开发, 直立行走改变了人的声带的粗细长短, 从而也是人的声音变化更加丰富多彩, 语言的丰富表达能力拥有了坚实的生理基础, 人类也获得表达情感的愿望, 但认识事物又必经从命名开始, 而命名的过程却需要漫长的认识与提高, 它并没有与表达人类情感的渴望保持同步, 所以肢体语言就获得了替补作用, 它先天本能就与声音结合起来, 从“张牙舞爪”到“手舞足蹈”、“载歌载舞”;人类一下子从蒙昧时代过渡到了文明时代, 人类从自然的声音与动作中、从生殖崇拜的动作模仿中, 人们宣泄着自己的情感, 表达着生而为人的欣喜和狂放, 在理性与感性的张扬中, 人的主体性意识开始逐渐确立, 特别是自然的对象化, 声音和动作成为人们表达情感与天地和谐交流的主要媒介, 天地风雨声心旌摇曳, 观山则情溢满于山, 观海则情溢满于海, 在声音 (语言) 的表达中, “手舞足蹈”便成为语言“词不达意”的最有力的补充, 而且随着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神灵崇拜意识的逐步建立, 人们更需要在动作和声音的有力配合中达到与天地神共融的和谐之境, 把人的生命情感通过声音和动作这一媒介与天地融为一体, 达到心境相谐、心声相通的灵化之境。

3 身体美学价值论

声音和动作是人类表达情感最便捷的工具, 音乐的节奏感与人体动作的协调性配合的最为相得益彰。从价值论视角来看, 音乐本身就是一种心律的美学延伸, 动作也是人对生命行为的固化, 二者本身都是身体美感的有力显现。西方哲学家尼采也是这样让身体成为思想的首要问题, 乐舞一体化就是身体美学的自然呈现, 也可以说在我们惯常的思维二之论中误解了身体, 因为它建立了身心二之论, 一方面将身体等同于动物性的肉体, 另一方面又使这种纯粹生理意义上的身体被理性贬低和遗忘。尼采认为现实世界中只有身体唯一真实的存在着, 灵魂或精神隶属于它。我完完全全是肉体, 而不是别的什么。灵魂不过是肉体的某一事物的称呼。肉体是一个大理性, 你的小理性——被你称为“精神”的, 是你的肉体的工具, 你的大理性的小工具与小玩物。身体是大理性, 精神则论为工具意义上的小理性, 二者不再是二之对立的关系, 而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乐舞一体化, 本质上就是这种“身体大理性”的最有利的显现, 乐和舞都是身体理性的觉醒和呼唤, 是生命在场的真切体现, 乐舞是一种源于生命勃发的本能, 所以从这一点看我们包括乐舞在内的身体美学, 它的价值判断已经超越了传统文化学意义上的科学判断, 功利判断和审美判断, 而完全是一种生命价值论的判断, 它是生命活力的本质显现, 是在音乐和舞蹈的完美结合中生命的大合唱, 是对生命沉沦的拯救。在乐舞的情感抒发中, 身体美学的内涵不断地得到阐释和张扬。“身体”拜托了肉体的沉重, 开始变得自由和轻盈, 身体由“不在场” 重新回到“在场”, 由“负担”变成了一种美的载体。

4 本身实践论

音乐舞蹈一体化就在于它是一种生命的实践方式, 也就是乐舞一体化脱展了生命实践方式的内涵, 在对象化的认识与主体化的觉醒过程里, 身体一只在被意识形态化, 而身体本身在这种意识形态化的过程中被无情的遮蔽了, 身体要么沦为伦理化革命的对象, 要么沦为宗教伦理挣脱的包袱, 身体成了阻止灵魂获得智慧的障碍, 学习哲学就是练习死亡, 通过摆脱身体的枷锁, 成为纯净的至善的灵魂。中世纪, 基督教将身体视为灵魂的樊笼。奥古斯丁认为欲望的身体无法通达上帝之城, 只有克制身体本能, 尤其是性本能, 才能接近上帝。在近代, 身体更多的是被遗忘而不是被压制, 笛卡尔虽然承认身体的存在, 但也认为身体的感知能力容易导致盲目的错误, 唯有心灵才能获得知识和真理, 黑格尔关注的是意识向绝对精神的发展, 人被抽象为意识和精神, 人是在意识同混沌的自然动物性的分离中获得基本性的, 身体在意识中被遮蔽和遗忘。可以说在这种遮蔽和遗忘中, 只有乐舞中还留存有对身体美学的必要尊重, 也只有在月舞中我们才能摆脱意识形态化的纠缠, 重新认识身体本身, 身体美学最集中体现于乐舞文化中, 它是对人类实践方式异化的校正, 回归身体的在场, 身体本身就是一种美, 乐舞是身体反抗意识形态压迫的最重要的实践方式, 在意识形态的缝隙中, 我们看到了身体美学的芳姿倩影。

综上所述, 我们从身体美学的角度, 看到了乐舞一体化的文化渊源, 也打开了我们审视乐舞一体化的新视野, 挖掘乐舞文化的深刻美学内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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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与酒文化渊源 篇5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为三地商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一方面无论土地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还是原材料采购成本,包括天津,更包括河北的中小城市,都远远低于北京市,北京商业的优秀品牌到天津、河北其他城市去发展,应该是有天然的优势。而另一方面天津、河北的优秀品牌利用地域优势到北京来发展也可以增加首都的商业繁荣度,带动津冀地区商业的提升。

为了促进京津冀区域商业协调发展,需要对各地区的商业文化特征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三地的老字号,其文化渊源具有共性,品牌在地域之间的融合渗透明显。本研究力求为今后探索三地商业如何进行协同发展提供研究基础。

一、京津冀商业文化的特征研究

京津冀三地文化虽具有同源性,但由于区域性质、功能、所处地位的差别,商业文化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

北京是我国的首都,中国第二大城市,也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天津是国际港口城市,规模排名第三大城市,它即是北方经济中心,也是环渤海地区经济中心,同时还是生态城市,被誉为中国经济“第三增长极”;河北省古属冀州、直隶,是中华民族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内涵丰富,全省省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达930处,居全国第一位。但在经济上河北省远比不上北京、天津的繁华。我们只有研究透彻京津冀三个地区商业文化的各自特征,才能了解他们如何互相影响,从而对京津冀商业协同发展的提出合理化建议。

(一)北京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京商文化的研究是在2006年正式开展的,是由北京商业经济学会及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共同发起,经过三年系统研究,出版了专著《京商论》,已经有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成果,主要成果归纳总结如下:

1、北京商业文化的起源

北京地区的商业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汉唐得到了不断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商业基础和商业规模。真正具有京商的特点还是到金代北京成为真正的全国性政治中心之后。金代之后的元、明、清朝及至今天,北京一直做为皇城、国都不断发展,而正是由于北京这块特定的国都之地培育和发展起来了具有特定文化内涵的区域商业及其文化。因此可以说,北京的历史在3000年以上,但京商则专指850多年建都史的北京商业。

所谓京商是北京国都商业体系的总称。是以基于国都消费驱动为核心而形成的商业体系。这一说法是近几年由学术界和新闻界提出来的。京商概念提出以后,迅速得到了北京地区商业界的认同,证明京商这个概念是富有生命力的。由于京商文化来源于京商,京商文化的特色来源于京商的特色,因此,我们可以通过京商的特征来了解京商文化的特征。

2、历史上京商文化的特征

(1)京商与其他商帮文化特征存在差异

商帮起源于我国宋代。由于当时社会相对稳定,不同地区商品交换的需求日趋强烈,商人为了获取最大利益,常常突破本地的狭小范围,在更大的区域进行交换活动。远离家乡的商人为了途中安全和在外地能够相互扶持,便常常搭帮结伙,于是就形成了商帮。较大的商帮主要有晋商和徽商,其他还有潮(汕)商、浙商、苏商、粤商、鲁商。商帮的特征主要有:第一,商帮主要是行商;第二,商帮经常要结帮合伙;第三,商帮主要从事贸易业务,一般不包括加工制造;第四,商帮基本上都是私商。与商帮的地缘依托结帮经商等特点不同,首先,京商多为“坐商”。由于京城独特的吸纳作用,京城的商人们无需进行长途贩运;其次,京商不仅指土生土长的北京商人,更包括那些为北京商业创造了无限繁华与无数辉煌的各地商人,他们已在京城扎根繁荣,而无需成帮结伙;第三,由于京商不具有流动性,因此他们即可从事贸易业务,也经营加工制造。如六必居、同仁堂、便宜坊等都是加工制造、经营贸易一体化的店铺;第四,京商不仅有私商,更有很多官商。同仁堂就是典型的官商例子。总之,全国各地的商人们把在长期的经营和发展中形成的各地商业的经营方式、经营传统和经营特色带到北京,并逐渐与帝都文化环境相融合,从而精炼出集各商帮文化于一体的传统京商文化。这一文化与其他商帮文化相比较既有共性也存在特质。

(2)京商文化具有鲜明的“贵气”和“官气”

京商的“贵气”和“官气”不仅仅是因为存在皇商、官商,更是指京商们竭尽所能为皇族、达官显贵、士绅们提供优质、全方位及个性化服务。京商在满足这些特定消费人群的同时,自身也逐渐染上一些“贵气”和“官气”,其商品及服务多定位在价高、质好、上档次。例如从1723年清雍正帝钦定同仁堂为供奉清宫御药房起,同仁堂独办官药,供奉御药188年,历经八代皇帝。著名内联升以朝靴起家,制作出售各种宫靴、朝靴和战靴。其做工精细,选料考究,穿着舒适美观,但价格不菲。但其自开张以来,就吸引了大批王公大臣前来订做。

(3)京商文化的儒商特征尤为突出

北京近千年来即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同时也是文化中心。这一城市性质使得京城成为文人学士云集,人文荟萃,深受国家教化、儒家文化影响最为深厚的区域。皇族和政府官员中不乏文人墨客,而全国的文人学者也因京城中有最高学府而云集于此。同时,京商中也不乏文人、儒者,因此京商成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群体,儒商特征较其他地区犹为突出。他们在经商过程中多敦伦理、重教化,崇尚济世、养生、修德等儒家文化理念。诚信敬业是京商的经营理念,想顾客所想是京商的经营之道。例如始建于1405年(明朝永乐三年)的鹤年堂就是由元未明初著名回回诗人、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创建。经营笔墨纸砚的荣宝斋,其创始人也为官宦出身。“一得阁”更是由进京赶考,名落孙山的文人创建,坐落北京琉璃厂的一得阁自建立以来即成为王公贵族、文人雅士无不关顾,名人显赫、宿儒贤达流连忘返之所。

(4)京商文化具有典型的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征

北京从古至今都是典型的移民城市,具有强大的消费能力。来自各地的商人带来不同的经营模式和商业文化,在北京这块沃土之上融会贯通,形成独特的京商文化。各种商品也不断汇入京城,形成潺潺不断的物流,并逐渐成为京城的名牌产品。即使至现代,这种现象也依然存在。解放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为了提高首都服务业的质量和首都人民的生活水平,政府从上海选调20家名牌服务性企业来京落户经营,其中至今仍保留名牌地位的如“北京照相”、“普兰德洗染店”、“四联理发店”、“义利食品厂”等。京商文化这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特性使得京城拥有博大包容的胸怀。

(5)京商文化具有精益求精、追求最高质量标准的特征

以皇族和达官显贵及文人墨客为主要服务对象的京商,为满足国都的消费需求,其服务标准和要求自然要高于其他地区的商业。特别是直接或间接地为宫廷贵族和官员服务时,更是需要小心谨慎,凡事务求尽职尽能,不断追求完美质量,使顾客满意度最大化,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久而久之,京商形成了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的经营作风,产品和服务力求精致、精细、无瑕疵,不存在任何“假、冒、伪、劣”,从而使京商文化具有精益求精、追求最高质量标准的特征。以全聚德烤鸭为例,烤制过程有十多道工序,烤制的燃料也十分考究。片鸭、吃鸭都有不同的程序方法,整个过程就是一种文化体现。

3、新京商文化特征

(1)新京商文化体现经济全球化

随着经济全球化,首都北京已发展成为国际化大都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北京的世界地位不断提高。2014年,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科尔尼公司、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以及《外交政策》杂志联合推出的第四届全球城市指数,对全世界84个具一定规模的大城市进行排名,北京位列第8,连续超过首尔、布鲁塞尔、新加坡及华盛顿。京商在新的环境下要顺应时代的发展,既要保持历史上京商的传统美德,也要冲破固有的羁绊,放眼世界,将京商企业做大、做强,将京商精神传遍世界。例如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秉承传统经营理念的基础之上,继续发扬光大,不仅保留了老字号在国内的影响力,还将产品行销海外,在国际商业地位中占有一席之地。截至2011年,集团资产总额140亿元,销售收入163亿元,实现利润13.16亿元,出口创汇3392万美元,在海外16个国家和地区开办了64家药店和1家境外生产研发基地,产品销往海外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新京商文化体现“高端”意识

在商业极端发达的今天,新京商必须坚持产品和服务的“高端”意识才能保持持久的竞争力。所谓“高端”即指产品与服务,同时也是指先进的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高端技术是企业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所以在经营理念、经营方式、经营手段、经营组织、研发档次、生产技术、产品开发上都要保持高端性,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具有永久竞争力。因此“高端”意识要镶嵌于新京商文化中,并充分地体现出来。如建于1956年的北京红都服装有限公司是我国国内生产、经营男女高档服装的专业化公司,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量体制装、零活应订生产加工基地之一,以个性化服务,量体制装为主要特色。为保持企业在市场竞争力,公司引进了国际先进的机器设备和CAD辅助设计系统,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并通过与专业院校合作设立创作室,进一步增强个性化设计力量。

(3)新京商文化体现持续创新精神

一件事物要保持持久生命力,就必须持续创新。创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源动力,它能带动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京商在保持历史文化基因的基础上与现代流通创新相整合,形成具有新京商文化的崭新企业。如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的百年老字号张一元,在经营理念上一直秉承“诚信为本”的古训;产品上在确保茶叶质量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改造、调整、增加茶叶品种,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经营模式上建立了从产区到门店的纵向产业链条,成功实现产、供、销、研一体化目标,在福建、浙江、安徽、云南、四川等省建立了30个生产基地,生产加工绿、红、白、青(乌龙茶)、黄、黑、花茶等茶类,经营茶叶花色品种逾300多种。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创新,张一元提出以“金般品质、百年承诺”的新经营理念,树立了“打造中国茉莉花茶领导品牌”的发展目标,将企业文化与品牌相结合,以诚信维护品牌,以文化创新企业形象,扩大老字号的品牌影响力,形成新的京商文化精神。注入了创新活力的张一元正在为传播中国茶文化,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茶文化而不懈努力。

(二)天津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1、天津商业文化的起源

天津始建于隋朝(公元581-618年)大运河的开通。唐朝(公元618-907年)中叶以后,天津成为南方粮、绸北运的水陆码头。到金代(公元1115-1234年)在直沽设立“直沽寨”,元朝(公元1206-1368年)又设立为“海津镇”,是军事重镇和漕粮转运中心。明朝天津作为军事重地被正式设卫。从明朝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正式建卫,至公元2014年,天津已有610年历史。1860年天津开埠,列强占地开辟租界,清朝统治集团兴办“洋务”也以天津为基地,从此西方文化次第涌入,诸如基督教文化、近代科技文化、西方教育模式、西方建筑文化、竞技文化、音乐美术、娱乐文化等等,天津得领风气之先。这时的天津商业文化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又受到来自租界的外来思想影响,中西结合,表现出开放性、兼容性的特点,形成独特的卫派商业文化。

2、历史上卫派商业文化的特征

(1)卫派商业文化主导天津的主流文化

卫派商业文化是由天津本身的商贸活动逐渐发展而形成起来的。由于它毗邻北京,因此它包涵一些京派文化的内涵。又由于天津为港口城市,特别是1860年以后,西方文化次第涌入,使其带有某种洋场文化的味道,因此它也包涵了一些海派文化的内容。所以说,卫派商业文化是具有以商业文化为主,同时又兼收并蓄的码头文化的特点。

天津的商业发展应追溯到元代。金元以来,随着河运与海运的发展,天津成为古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河港与海港;随着政治重心的转移,天津成为京畿的重要门户。特别是元代在天津设立了“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以后,大量官军家属移居于此,人口逐渐增多,周围开始聚集专门为其服务的小商小贩,天津商业的最早雏形开始形成。进人明清以后,南北槽运更加繁忙,天津成为北方一个重要的水旱码头。同时大批商人聚集津门,天津商业得到迅猛发展,从此天津从一个军事据点和转运中心逐渐发展为运河北部新兴的商业城市。天津开埠后又迅速发展为工商业大都会和港口城市。

由天津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出,天津的城市规模是随着商业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商业在天津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主导作用。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作为商人的集聚地的天津,其主流文化必然是一种以商业文化为主导的文化现象。

(2)卫派商业文化具有热情好客,义气直爽的特征

天津是一个商人聚集的城市,自古就有“民喜为商贾”“逐末者多”的地方特点。而经商讲求“和气生财”,对顾客要笑脸相迎,久而久之天津这座历史悠久的商业城市,逐渐形成了热情好客的文化氛围。又由于天津是一个由漕运码头发展起来的城市,因此外来人口很多。人口来源主要是附近各省的农民,甚至一些地区的灾民,他们到天津主要靠从事一些小手工商业来养家糊口。艰苦的谋生环境促使他们结伙搭帮,互相扶持帮助。久而久之形成了天津人“抱团”,讲义气的文化氛围。另一方面,天津人的“讲义气”还和天津是一个码头城市,受帮会习气的影响也有一定关系。

(3)卫派商业文化具有乐善好施,热心慈善救济事业的特征

天津是由外来人口聚集而成的城市,土著居民非常少。这些外来人口来到天津发展之初,或多或少都经历了艰苦创业的阶段,因此他们深知生活的不易,所以天津人都非常热心地方慈善救济事业。到近代,中国的战争灾难越加频繁,内忧外患,但政府无能,无力承担其应尽的社会责任。而此时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升,天津商人由于长期受中国传统主价值系统的儒家伦理影响,自然担负起“勇于任道”的社会责任。加上商人具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支撑,许多有关社会公益的事业,如灾后捐款救助、公共设施修建、创建慈善机构等重责都落到商人的身上。特别是天津的许多商人均热心致力于教育事业,天津的一些学校、学堂、大学多由商人捐资兴建起来的。可以这样认为,在发展天津的教育事业方面,天津商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4)卫派商业文化具有崇教好文的特征

天津的商人崇教好文之风始于清初,尤以盐商最为突出。盐商中有很多人自身略通文墨,加之资本雄厚,常常蓄积书画彝鼎,广结文人墨客,招徕文人名士。他们还凭借雄厚的资本资助那些有才华的文人学士,使他们无需为生计奔波,专心从事文化活动。如被收入《四库全书》的《绝妙好词笺》就是由当年富甲一方的盐商查为仁与浙西词人厉鹗共同笺注完成的。虽然商人这么做有假借声誉、附庸风雅之嫌,但不可否认他们对天津的文化、教育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大批文人墨客被卫派商业文化吸引到天津居住,这大大活跃了天津的文化气氛,为文艺创作、学术交流起了媒介作用。天津的文学、艺术在这些商人的推波助澜下蓬勃地发展。

(5)卫派商业文化具有附宦好仕的特征

历史上盐业是天津的主流商业,而盐业又是一个特殊的行业,它直接受到国家的严密控制,因此与官府衙门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盐商们为了寻求生存和发展的机会,或依附于官府衙门,为官府提供各种捐输供给,或直接涉身仕途,“富而优则仕”,通过赐官和捐纳功名,跻身官宦行列。这种“官商一体”的现象营造出了具有官商特色的官场文化。在政治与经济长时间的相互渗透,互利互益中,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会完全倾向于这些商人,甚至出现了行业垄断。这种官商勾结的现象一直延续至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例如晚清时期的显赫政治人物左宗棠有胡雪岩的资助,李鸿章有唐廷枢、叶澄衷、盛宣怀等人相佐,由此显示商业活动与政局变化的关系更为密切。

(6)卫派商业文化具有逞富斗豪,追求奢侈的特征

天津商人尤其是清代的盐商,是中国社会最富有的一族。财富迅速大量的积累,使得一些商人滋长了奢华之气,他们往往逞富斗豪,追求奢侈的生活。这些富豪倚仗雄厚的财力支持,常常摹仿仕宦官僚的豪侈生活,尽情挥霍享受。他们穿华衣,盖豪宅庭院,家俱饰物、饮食器具皆要求工巧,外事活动务求奢侈排场,甚至连奴仆的服饰饮食都可与仕宦相媲美。在他们的影响下,天津地区盛行奢侈之风,直至今日天津仍然存在着婚事、丧事等大操大办等攀比心态。卫派商业文化对社会风气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3、新卫派商业文化的特征

开埠通商以后,随着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促使天津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转化。同时也产生了不同于传统时期的新型的商业文化。这种新型商业文化明显体现在商业制度文化和营销文化方面,并对天津商业的发展影响至深。天津传统商业制度主要有如下特征:

(1)经营管理模式的进步。天津商业以前多为独资企业,以家族经营为主,家庭收支与企业经营混合在一起。或者是由几个股东合资实行无限经营,股东与经营者合二为一。20世纪以后,天津商业迅速发展,传统的商业制度已难以适应发展进程,新兴的商业实体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天津商人采用新式有限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天津商业文化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成立了众多经销多种商品的综合性百货公司,如隆记商行有限公司、国外贸易股份公司、德昌贸易公司等。百货公司的出现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经营管理上都将天津商业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天津除建有大型的百货公司以外,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大型的商场也不断涌现。如1926到1928年,天津先后建成了天祥商场、泰康商场和劝业商场。相较于综合百货公司,大型商场采用更加先进的经营管理模式和健全的商业规章制度,这标志着天津商业文化向近代化又迈进了一步。

(2)从“口头契约”转向“注重合同”。天津商人由于义气直爽的特性,往往在交易之中只重信义而不重契约。即使成千上万的巨款,也因不喜欢使用繁琐的形式而在商人之间任意进行授受,而不使用证书、印章等形式。随着近代商业的发展,天津商人不再以口头契约的形式开展商务活动,而是开始注重合同的作用。较大的企业公司还广泛实行了会计制度。可降低买卖双方风险的期货交易也逐渐在天津商业中盛行并形成一定规模,这标志着天津资本主义商业的形成。

(3)传统商业文化与洋派商业文化的完美结合。这充分体现在营销原则、广告宣传和美化环境等营销文化中,即继承和发扬了传统营销原则,体现了独具风采中华文化内涵,又借鉴、吸收了西方商业营销方式的优点,形成了新型商业文化特征。新型的卫派商业文化丰富了传统营销理念的内涵,并将传统的商业文化思想发扬光大。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予”是中国传统的商业营销原则。近代天津一些商业企业从开发市场、争夺顾客的角度来考虑“人弃我取”的问题,并把它与“避实击虚”结合起来,大大丰富、发展了这一传统商业文化思想。在美化购物环境方面卫派商业文化也注重中西文化的结合,古朴的购物环境,具有现代服务理念的营业员,使顾客完全处于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之中。天津的许多商店还非常注重商品陈列方面的中西合璧,而新的传播媒体为商业广告注入了新的活力,变得更加吸引人的目光。

(三)河北商业文化的基本特征

1、河北商业文化的起源

河北省地理位置特殊,首都北京和北方最大港口城市天津像两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它的环抱当中,因此其商业发展及商业文化都与这两个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河北省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古属冀州、直隶,简称“冀”。而河北的商业文化历史也相当悠久。最早的经商活动可追溯至夏朝的物物交换,而冀商的快速崛起则是在清中叶以后。由于交通的改善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北地区的经商活动开始频繁起来,并形成多个商帮,如老呔帮、张库帮、冀州帮、高阳帮和冀中帮等著名商帮,其中犹以“冀州帮”因其鲜明的地域特色,独特的经营模式和经营理念,成为河北商业文化的典型代表。

2、历史上冀商文化的特征

(1)冀商文化具有以自身技艺行商的特征

河北省经济较发达,人口密集,生存竞争激烈。在这种背景下,河北人民深深地明白要想在商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学会一种压身技艺非常重要性。冀商常常认为,在商业活动中要想获取最大利润,技艺技巧的使用至关重要。事实是,冀商依靠压身技艺在经营中独占鳌头的例子不在少数。例如冀州市杨家寨人杨全仁创建的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以独特的烤鸭技术在餐饮界创出一片天地;南王家村曹凤信创办的曹记驴肉在天津占住了脚根。正是由于河北人民这种务实的实干作风,造就了今天这些蜚誉中外的、历史悠久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2)冀商文化具有讲义气,讲诚信的特征

自古河北多义士,这种习气在冀商中也非常普遍。冀商在经营活动中常以义字为先,重义轻利,常因“义”字而扬名。而义字常与诚字相伴随,有义气则必有诚信。冀商在白手起家的创业过程中,本着义在利前,以义取利,诚信立命的精神一步步地发展起来,为企业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例如衡水人萧秉彝在琉璃厂开设的信远斋以卖酸梅汤著称,其熬制的酸梅汤特别浓郁,夏日饮来冰凉爽口,沁人心脾,是当时的除暑良饮。其产品制作货真价实,足料熬制,半夜里熬好后装坛,放在桶里冰镇,上午十时才盛放在两口青花瓷的缸里,抬出来售卖,在制作过程中决不往里掺冰水,保证原汁原味,决不欺瞒顾客。如今信远斋已发展成为“北京信远斋饮料有限公司”,其生产的桂花酸梅汤和秋梨膏等系列饮料产品畅销全国,这与当年冀商以义气、诚信打下的良好基础不无关系。

(3)冀商文化具有智慧经商的特征

冀商多为智慧型商人,他们善于发现商机,善于经营,善于用人,了解怎样巧妙地使用各项资源开拓市场。例如五四运动之后,冀商刘殿文见其父经营的松筠阁古旧书生意惨淡,此时正逢新期刊风起云涌,于是刘殿文将松筠阁转为以专营杂志为主的店铺。他每日不辞辛苦到西小市或鬼市上搜罗别人不屑一顾的旧杂志,用极低廉的价格购进,然后整理配出完整成套的杂志出售。由于其成本低廉,利润非常可观,加之业务娴熟,服务周到,成为名噪一时的“杂志大王”。又例如金鸡鞋油的创始人傅秀山原本是经营毛巾生意,但“七七事变”天津沦陷后毛巾生意一落千丈。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进口鞋油一度断货,当时国内还没有生产鞋油的厂家,傅秀山敏感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商机,于是和人合伙开始研究鞋油制作,直至1942年鞋油研制成功,1943年开始正式上市销售。在其市场的开拓过程中也体现着冀商的智慧。鞋油刚生产出来时,傅秀山等人并没有急于出售,而是走到大街上免费为路人擦皮鞋,并打出“金鸡鞋油免费试擦,请君提出批评”的广告条幅。开始过路人都不敢靠近,怕是遇见骗子,可是外国人敢来而且他们擦完后感觉很好,有的还给放钱,但傅秀山他们坚决不要。这种诚信精神感染了路人,后来来试用的人越来越多,并都给出了不错的评价,从此金鸡鞋油一炮而红,并从天津一直传播到北京、沈阳、哈尔滨。

(4)冀商文化具有儒与商相结合的特征

冀商具有刻苦好学的精神,特别是那些经营古旧书业的冀商,他们往往把经商放在第二位,而将整理、挽救、传播我国古籍放在首位。这些冀商在从事图书行业的初期往往做一些修补和装裱,或者经营小本图书的生意。但他们不满足于此,而是在经营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书的版本、源流、内容、价值及处理技术,并虚心向专家学者讨教,日久天长,他们自己也成为版本目录学方面的专家。例如“通学斋”的经营者冀商孙殿起以数十年经验为基础,编写的《贩书偶记》及《贩书偶记续编》,是清代以来的图书总目被誉为《四库全书总目》之续编。还有刘际唐、雷梦水、郭纪森、吴希贤等等冀商最终都成为具有商人身份的学者、近代著名的版本目录专家。

3、新冀商文化的特征

(1)商人干政

与京津两地的商人性质不同,冀商少有皇商、官商,多为踏实务实,以实干起家的商人。他们一般信奉商人只从商的信条。到近代,由于受重商政策的影响,冀商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升。他们逐渐有了从政的思想觉悟,出现了商人干政的新气象。他们开始积极参加商会的建设活动,大力争取政治发言权。例如,他们在抵制国都南迁和崇文门税关害商活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明确地显示其在政治活动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2)成为推动慈善与公益事业发展的主力

自古以来冀商一直有讲义气的优良品德。至近代,他们更是带领各自行业加入到慈善及社会公益事业建设之中,成为推动慈善与公益事业发展的主力。例如1927年因为有感于京师洋车夫在烈日下工作十分辛劳,冀商带动商铺积极加入到商会的卫生急救公益项目中,在全城地区设立茶缸为车夫们避暑解渴。他们还热心于文化教育事业。例如搪瓷厂创办人史东初就曾自费成立了一所东初小学。那些成为学者、古籍专家、目录专家的冀商更是为文化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

二、京津冀商业老字号文化渊源研究

由于京津冀在地域上的紧密相连,使三地的商业及商业文化之间必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京津冀商业老字号文化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这些渊源主要包括三种类型:

一是老字号在一地建立,却在另一地发展壮大,并流传至今。

例如北京的鸿宾楼饭庄,其创建于1853年(清朝咸丰三年),原址在天津旭街(现和平路)。鸿宾楼开业之始,正是水旱码头的天津卫繁华鼎盛之时,天津又是回族群众集聚之地,所以,清真大小饭馆林立,各具特色。鸿宾楼便是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的佼佼者。经过数年经营,鸿宾楼以“全羊大菜”在天津打出了名气。至1955年,应周总理之邀,鸿宾楼饭庄入京,迁至北京和平门外李铁拐斜街,从此在京城立足,并发展壮大,成为京城著名的老字号。经过多次迁址,现鸿宾楼饭庄座落在西城区展览路1 1号,并已改制成立了北京鸿宾楼餐饮有限责任公司,现隶属于聚德华天集团,成为北京最著名的天津风味特级清真饭庄。

北京同升和鞋店,其始建于1902年的在天津估衣街,1932年北京同升和鞋店在王府井正式开业。抗战期间由于经营惨淡,至1945年不得已北平同升和鞋帽店开始独立经营。由于时局动荡,解放前夕的北平同升和已奄奄一息。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同升和获得了新生。1956年公私合营后,在政府的扶植引导下,同升和调整了经营范围,开始生产优质鞋类产品,从此在京城声名大振。

创于1912年的元长厚茶庄,最早创立于河北察哈尔特别区,原名永生元茶庄。1930年由察哈尔迁入北平,按“一元复始,源远流长,庄底雄厚”之意取名“元长厚”,坐落鼓楼之前,成为距今有90多年历史的北京老字号。

北京谦祥益丝绸有限公司(北京丝绸商店),是北京天津著名的“八大祥”之一。始建于清朝道光年间(公元1840年),后从天津迁到北京。它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经营品种最全的丝绸专营店。天津谦祥益保记是中国各地谦祥益中规模最大的,也是至今保存最完好的,更是天津文物保护老建筑中真正意义上的“幸存者”。天津谦祥益(保记)始建于1914年,是由山东章丘县旧军镇孟氏家族的财主——孟广宦(yí)(字养轩)创办的,当时以经营南北绸缎为主。解放后,谦祥益曾取消了原有的字号,直至改革开放老字号才得以恢复,经营百货公司。

二是老字号的总店在另一地建立的分店,由于与当地商业文化相融合,逐渐成为当地的著名老字号。

例如座落在北京王府井大街196号的北京盛锡福帽店,是天津盛锡福帽店于1937年在北京开设的分号。1911年盛锡福帽店在天津估依街开张,经过几十年的苦心经营,盛锡福在世界列强争相控制中国市场的环境下争得了一席之地,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在二三十年代,盛锡福先后在南京、上海、北京、沈阳、青岛和武汉等地设立20多家分店。北京盛锡福帽店开始一直由天津总号工厂供应货物,到1946年以后,改由北京本地供应商品,真正成为北京的老字号。

天津的达仁堂就是北京同仁堂的一个分支。北京的老字号同仁堂是乐氏人家创立,曾经采取家族式经营管理模式。至清朝末期,乐家繁衍为四大支系,即乐孟繁、乐仲繁、乐叔繁、乐季繁四兄弟,同仁堂则由这四兄弟建立的支系共同管理。四个支系之间存在着非良性竞争,因此损害了同仁堂的公共利益,而且造成企业的混乱,给同仁堂的经营管理带来很大的麻烦。在此情况下,四兄弟经过商议,允许各支在外边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的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于是乐季繁支开了乐家老铺“达仁堂”药店。1914年达仁堂由乐氏第十二代传人乐达仁先生在天津正式成立。

正兴德茶庄是由回族人1738年在天津创建的。1926年8月开业的正兴德茶庄以老店大扁、景泰蓝大茶罐经营格局一鸣惊人。时价9角6分(500克)的大叶茶风靡津城;还创办了邮购业务,辐射东北、西北的茶叶销售;清真茶品经营得以扩展。1935年,进入全盛时期的正兴德在天津东北角官银号设立了第二支店,并在保定、北京、沧州、泊镇、福州开设支店,成为全国茶商几乎无不知其名的企业。2009年,正兴德清真茉莉花茶制作工艺被列入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正是这种清真茉莉花茶,还曾荣获国际名茶金奖。2013年12月,拥有275年历史的正兴德茶庄,已经在北京城乡开设了8家分店。

三是一些老字号的创业者、经营者都来自于其他地区,他们往往将两地的商业文化有机融合,形成其企业独特的商业文化及经营理念。

例如清代后期1864年,河北人杨全仁在北京开办了全聚德挂炉烤鸭店。杨全仁以冀商具有的以自身技艺行商的特征,针对京城主要服务对象为皇族宫廷、各类达官贵族及文人墨客的特点,创建了工序繁杂的烤鸭、片鸭、吃鸭过程,形成独特的企业文化,并发展为传承百年的京城老字号。

座落在北京琉璃厂的松筠阁,其店主刘殿文以智慧型冀商的形象,针对京城文人汇聚的特点,搜罗旧杂志,并整理出《中国杂志知见目录》,不仅为文人们提供全方位服务,其自身也成为目录学专家。

天津金鸡鞋油的创始人傅秀山也是位智慧型的冀商,他把其经营智慧带到他的产品金鸡鞋油的制造和销售当中,使金鸡鞋油从天津一直传播到全国各地,并成为中华老字号。

创建于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的内联升是天津武清县人赵廷创办的。独具慧眼的赵廷分析了当时京城制鞋业的状况,认为京城缺少专业制作朝靴的鞋店,于是创办了专做朝靴的内联升,专为皇亲国戚、朝廷文武百官制作朝靴,这一点恰恰体现了卫商附宦好仕的特征。

三、京津冀商业协同发展的展望

目前京津冀市场由于行政壁垒高,商业区隔化严重,缺乏统一规划,各区域政府人为地将市场割裂开来,缺乏统一的流通产业规划、网点规划等。同时,每一区域都想成为吸纳性商业中心,因此造成京津冀地区商业中心遍地开花,各个城市大型零售设施、物流设施重复建设现象严重,建设资源使用不均衡,资源分散,未共享优质资源,效率不高,效果也不甚明显。商业发展水平落差也比较大,参差不齐,品牌延伸受阻,不能发挥品牌优势,大中城市之间尤其是城乡之间商业水平有天壤之别。京津冀商业协同发展还有许多潜力可挖。

老字号由于历史悠久,名声传播较远,特别是有的老字号的文化具有深厚的渊源,这些优势都使得京津冀的老字号商业更容易协同发展。同时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对于老字号发展大有裨益。一方面无论土地资源成本,人力资源成本,还是原材料采购成本,包括天津,更包括河北的中小城市,都远远低于北京市,北京老字号的优秀品牌到天津、河北其他城市去发展,应该是有天然的优势。而另一方面天津河北的老字号品牌利用地域优势到北京来发展也可以增加首都的商业繁荣度,带动津冀地区商业的提升。目前三地的老字号企业已经在互相渗透,协同发展方面做了一些努力。例如,北京聚德华天控股有限公司旗下的庆丰包子已在河北唐山、天津各开设两家店;护国寺小吃正计划在河北开设3-5家店;峨嵋酒家时尚小馆也会在津冀区域内快速扩张;北京稻香村今后也将以加盟店及开设专柜的模式密集布局京津冀地区;北京中华老字号企业隆庆祥连续在天津开设三家店;北京老字号天福号在天津受热捧。目前北京地区企业在天津投资项目到位额均排在全国各省(区、市)的第一位,北京一直是天津吸引内资最多的地区。而同时天津老字号“狗不理”包子在北京已连开三家店,第一家直营店座落在北京前门。天津的老字号益得成也高调入驻北京前门大街,将借助北京首都窗口的力量更好地展示自己的形象。

在京津冀商业协同发展中首先要打破行政壁垒,提高各区域政府的全局意识,进行全面统一的区域性商业规划,实现经济利益共享。其次要进行三地的联动宣传推广,以老字号的文化渊源为依托,以相互融合为契机,多举办展销、展示等推广活动,发挥老字号的品牌优势,集中、共享资源,使各地的老字号品牌得到延伸,通过发挥老字号品牌优势推动三地商业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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