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计划的三个特征

教学计划的三个特征（精选7篇）

教学计划的三个特征篇1

乐音的三个特征

【教学目标】

一、知识与技能

1.能从日常生活的直接感受中知道乐音有音调、响度和音色的区别。2．常识性了解乐音的三个特征与什么因素有关。

二、过程与方法

借助探究活动增强体验，培养能力、学会思维与合作。

三、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1．通过过程感受激发想象能力和民族精神。2．初步建立利用仪器进行测量的观念。【教学过程】

一、引入新课：开个小型音乐会，或播放一段由不同乐器演奏的同一曲音乐视频，然后提出同样是乐音它们有什么不同吗？同样是一首曲子，我们怎么就能分辨出它是什么乐器演奏的呢？

教师启发学生得出声音是有大小、高低之分的，不同乐器发出的声音是有区别的，然后提出乐音的三个特征。这节课我们就专门来探究一下声音的三个特征，从而引入新课。

二、进行新课

1、音调

探究活动：实验探究音调的高低

按照教材中所给出的实验探究内容，组织进行探究。做做：学生用橡皮筋或刻度尺或小锯条依次取不同的长度使其振动。（如图所示）

为了使该实验气氛更加的活跃，如果有条件教师还可以增加一些真实的乐器器材，如二胡、吉它等，这样学生探究的兴趣会更浓。

想想：刻度尺伸出桌面的长度不同，所发生的振动现象有什么不同?由此听到的声音有什么不同?主观感受的音调高低和刻度尺振动的快慢有什么关系? 再次提出频率的概念，并复习其单位。强调一下音调决定于声源振动的频率，一般情况下声源振动的频率大，主观感受的音调就高。

指导学生阅读“一些声的频率表”，重温人耳可听声的频率范围及其对超声、次声的定义。

最后总结结论：音调是由声源的振动频率决定的。（教学说明：本实验是一个重点实验，由于探究之前学生还不知音调是由声源的振动频率决定，还是由声源的振幅决定，所以他们探究的可能较混乱，等他们探究片刻后，教师应指导学生用控制变量的方法进行探究。）

2、响度探究活动：

①学生根据生活经验比较容易猜测到响度与物体振动的幅度有关，因此可以再由学生通过自己设计的实验进行证实，例如利用将一根橡皮筋拉紧，轻轻拨动和重拨听一听所发出的声音有什么区别? ②通过敲响队鼓，敲击由轻逐渐加重，让学生观察鼓面上泡沫塑料小球的跳动的变化，同时听鼓声的变化。启发学生自己得到响度与振幅的关系。

③另外，轻轻摇动响铃，使前排学生可听到铃声。后排学生几乎听不见，使学生意识到响度还与离声源的距离有关。

[总结]响度跟声源的振动的振幅有关，还与人到声源的距离有关。

3、音色

（1）播放不同的乐器演奏的同一个调的同一首曲子，让学生区分是什么乐器演奏的，进而向学生提出问题。你是凭什么区分出不同的乐器呢？

学生会感性地认识到在音调响度都相同时不同声源发出声音的不同就是音色的不同。（2）观察声波的图形观察声波的图形的实验，主要目的是让学生较为形象地认识声波，同时引起他们学习的兴趣。

介绍：话筒把声信号转变为电信号，输入示波器后可在示波器的荧光屏上显示出相应的图像。通过演示，只要让学生知道看不见的声波可通过仪器显示，借助仪器是科学研究所必需的。

让学生通过观察两个频率不同的音叉发出声的波形，获得具体的感性认识。使学生知道不同频率的声音在波形上有什么区别。然后可让不同的学生在话筒前发声，观察其波形。用不同的力敲击同一音叉，观察波形，使学生知道不同响度的声音在波形上的区别。指导学生观察不同乐器产生的声波波形的区别。

通过让学生观察声波的波形图，初步让学生感觉到频率相同、响度不同的两列的波形区别，响度相同、频率不同的两波的波形区别，使学生知道音色不同的声音，它们的声波波形也是不同的。

[总结]乐音的三特征。

三、课堂小结

一、音调：由声源的振动的振幅决定。

二、响度：即音量

它跟声源的振幅和人到声源的距离有关。

三、音色：

1．不同的声音所特有的声音特色，也叫音品。2．音色与声源的材料、形状等因素有关。【教学反思】

本节课成功之处大约有以下几点：

1．以听声为主线，通过交响乐播放、击鼓、乐器演奏、辩音等环节，让学生在丰富的听觉体验中反复感受，逐步从无意转向有意，在潜移默化中体验乐音的三个特征。

2．以生活为背景，引导学生通过实验、观察、探究、讨论等方式由表及里、深化思维，培养合作能力和理论联系实践、物理结合生活的意识。

3．以媒体为依托，通过精心备课，理顺各知识点的衔接关系，做到过渡自然、流畅，方法科学、有效，语言简洁精练。

存在的不足或问题：

1．学生的表达能力不够强，一方面是由于对物理概念的把握不够准确、熟练，更重要的还在于平时的自我要求不高，缺乏对语言表达能力的重视和训练。

2．学生的日常生活中观察和思考不够，缺乏对物理现象观察的针对性和敏锐性，这也说明学生物理联系生活的意识比较淡薄，这一状况的改变同样需要平时的日积月累。

教学计划的三个特征篇2

关键词：科学传播,中介,对话

近年来, 网络传播爆炸式发展, 而公共信息管理相对滞后, 加之媒体和公众的科学知识匮乏特别是科学意识欠缺, 各种流言的快速传播成为以网络为代表的新舆论场的一大特点。其中, 相当一部分流言打着科学旗号, 在食品安全、大气污染、生活健康、应急处置等领域广泛传播, 流言真假难辨且扩散迅速, 挑战传统的科普机制和体系。作为现实的积极反应, 一批以民间色彩为主体, 官方背景为补充的新形态科学传播组织出现了, 它们在新舆论场中主动发声, 主动传播, 成为有别于传统的以科普作者为代表的个体科普、以大众传媒为代表的组织科普的新生力量, 其组织形态、目标和路径及创新都值得重视并加以研究。本文希望通过典型组织的案例分析提供具有启示性的思考。

2014年1月起, 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开始按月发布“科学流言榜”, 并得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技传播专业委员会、中国晚报科学编辑记者学会、上海科技传播协会的支持。每期“流言榜”均在全国主要媒体刊登, 在各大网站和移动终端同步传播。经过两年多的实践, “科学流言榜”已经成为国内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科学传播平台, 入选“2014年度十大网络科学传播事件”。目前, “流言榜”的年度榜单已经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面向全国发布。

更重要的是, 作为国内第一个集合发布科学流言并以此为契机开展科学传播的项目, “科学流言榜”整合了北京、上海等地科技资源, 会同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蝌蚪五线谱网、腾讯网等媒体以及来自中科院、解放军总医院等领域的专家, 构建了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科学传播模式——科学中介模式, 两年多时间里, 积累了科学流言传播与证伪的第一手资料, 为分析科学流言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提供了可靠依据, 也为研究新的科学传播路径提供了有效样本。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 (2015~2016) 》即专门收录了关于“科学流言榜”的研究报告, 《人民日报》《科技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先后发表讨论“科学流言榜”现象的文章, 《科技传播》等专业杂志也撰文分析流言榜的效果。

“科学流言榜”并非孤例。事实上, 在以网络化、移动化、全民化为特征的新舆论场中, 正涌现出一批新形态科学传播中介, 其中既有脱胎于原有科普资源的个体, 也有完全商业化的组织, 如何认识这些新型科学传播中介?从传播学角度分析, 新的具有公信力并持续为公众报道和核实科学信息的中介组织, 将受到公众的尊敬和信赖, 这也是构建新的传播秩序的重要一极——代表公众与科学两种诉求的协商对话传播平台。“科学流言榜”等的实践说明, 在新舆论场中持续开展科学传播、提高公民科学素养的现实需求, 呼唤新型科学传播中介发挥关键性作用。

在对“科学流言榜”的运作进行深入分析后, 我们认为, 新型科学传播中介的雏形已经形成, 从组织架构、组织目标、组织建设3个维度具体分析, 它都体现出有别于传统科普组织、个人的重要特征, 值得业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高度重视。

1 在组织架构上, 与政府机构不同, 新型科学传播中介具有鲜明的非政府组织 (NGO) 色彩

概括来说, 在去中心化和反权威语境下兴起的新型科学传播中介, 普遍试图使自己与公信力普遍受到质疑的公权力保持距离, 以规避在传播中因为权力依附而不被普通民众所认同的风险, 这就决定了其架构体现为典型的社会枢纽型组织。

以科学流言榜团队为例。项目虽然2014年才推出, 但其民间发起过程却可以追溯到2003年。当年, 北京科技记者编辑协会开展了对部分报纸科技报道科普宣传情况的调查统计, 理事长黄天祥和副理事长王学锋最后完成的《中央及北京市报纸科技报道科普宣传情况统计》中, 以翔实的统计数字说明:“科技报道及科普宣传的现状不容乐观。”该文在中国科技新闻学会等举办的亚太地区媒体与科技和社会发展研讨会上进行了宣读, 引起强烈反响, 新华社为此播发专稿, 新华社内参引用课题数据, 李长春和刘云山同志做出重要批示。次年, 又在北京市两会上正式形成了政协会议的大会议案, 责成北京市委宣传部及新闻单位就加强大众媒体的科学传播拿出有效措施。在此之后, 北京科技记协在进一步的调研和专题研究中验证了这一结论, 由此引出了到底如何在新形势下开展科技传播、科普宣传的现实问题。2011年, 北京科技记协在承担北京科技计划“软科学课题”《新媒体在宣传工作中的影响和对策研究》时, 对这一命题的另一个“主角”即新媒体又有了新的认识。为了摸清新舆论场的来龙去脉, 课题组成员专程赶到深圳, 探访腾讯公司和华为公司, 在研究界较早地接触到了微信这个后来影响了整个新舆论场的传播工具和华为手机为代表的移动生态圈。几次调研, 推动课题参与者形成了共识:新舆论场的传播规律需要有范式;科学传播需要迈进新时代。二者的结合, 必然聚焦在随着微博微信的兴起而泛滥的科学谣言问题上, 如何用符合科学传播规律, 同时更适应新舆论场的方式来应对科学谣言、传播科学常识、提高科学素养?最终在2013年9月, 来自传统主流媒体《北京晚报》《北京科技报》、新兴网络 (腾讯网、蝌蚪五线谱网) 、科研专家 (来自中科院、解放军总医院、北京科学技术研究所等单位) 这些不同背景的完全民间自发形成的团队, 共同召开了科技传播网络辟谣平台建设工作策划会, 开始了“科学流言榜”的相关工作, 并在北京市科协支持下成立了“首都科学传播工作室”这一全新的中介平台。

回顾这一过程可以发现, 新型科学中介的出现, 不同于传统自上而下的机构设立流程, 而是开创了“个体发起-民间组织-官方认可”这一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自下而上的流程, 其组织架构具有明显的“链接”性, 与社会各方面资源力图形成网状结构, 并使自身处于发起和组织传播行为的枢纽位置。

2 在组织目标上, 与科学家组织不同, 新型科学传播中介更强调传播效果, 注重求同存异, 而不是将知识束缚于专业的金字塔, 更强调“信息对称传播, 谣言止于透明”[1]

由于新型科学传播组织的出现普遍为“应运而生”, 即为了应对由于微博、微信和社交网络上大量出现的科学流言而出现, 因此, 其组织目标的传播效果导向更为明确, 衡量其组织行为的标准, 也由科学家世界中的“准确度标准”和各级科协科委组织的“成果标准”转变为科学传播最大化。以“科学流言榜”为例, 其发布具有显著的传播效果导向, 它主要针对社会上传播的热点流言, 通过整合权威机构 (包括报纸、期刊、电视台、电台、有一定权威性的新媒体平台、研究机构等) 所发布的相关信息, 以科学的方法, 对相关流言给予解释, 以帮助公众了解真相, 消除误解。内容选择上, “流言榜”的工作团队强调要覆盖社会热点, 贴近百姓生活, 特别是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因此, 榜单一经发布, 全国各大媒体纷纷刊登, 网上网下反响热烈。工人日报等中央媒体每期全文刊登“科学流言榜”, 《北京日报》《福州晚报》《深圳晚报》《科技生活周刊》《群言》杂志、《哈尔滨新晚报》《沈阳晚报》北京电视台等均保持全年持续关注。特别是年度“十大科学流言”发布后, 引爆了大众科普热情, 《人民日报》以半版规模全文刊发并配发采访, 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辽宁卫视等电视台以及《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南方日报》等全国媒体纷纷跟进;百度、新浪、搜狐、腾讯、网易等主流商业网站全部在首页转载, 继而又通过微信、微博广泛转发分享, 形成了从首都到全国, 从网下到网上的全民科技传播事件, 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刘晓勘所概括的“所有人都可能成为谣言的传播者, 因此更应该努力成为谣言的终结者”[2]成为网络流行语。

由此可见, 新舆论场中的科普传播, 一定要找到与时代相适应的传播渠道和语言体系。研究“科学流言榜”的发布机制, 至少有3个关键点:一是及时而又持续的榜单发布;二是主流媒体和权威机构的引领;三是新闻网站和商业网站联合辟谣, 微信微博移动端全面跟进。持续、权威、融合, 这三个要素缺一不可。根据统计, 定期转载发布“科学流言榜”的媒体包括:1) 通讯社——新华社、中国新闻社;2) 纸媒——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法制晚报、科技日报、北京科技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新民晚报、深圳晚报等各省市主流纸媒;3) 网络媒体——北京联合辟谣平台、新华网、新浪网、澎湃新闻网、中国科技网、腾讯网等;4) 电视媒体——CCTV、北京卫视、辽宁卫视等主流地方卫视等;5) 其他——各媒体微信平台、首都掌上科普手机报、掌上科普微信等。这已经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新舆论场中机构平台的全部范畴, 由此可见, 无论传播者的能力如何, 媒介融合环境下的传播都注定是全舆论场的快速扩散, 没有这种影响力, 也就无法占据舆论制高点。

3 在组织建设上, 新型科学传播中介应具有相当的科学素养和媒介常识, 掌握传播规律及手段, 具备各领域科学知识及辨识力

尽管我国并未对科普一词重新定义, 但在科委、科协和各科学机构中, 近年来都在经历从“面向公众, 由科学家来填补科学方面公众知识的缺失”向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转换。2000年英国国会上议院发布的《科学与社会》报告, 被中国科普研究所王大鹏、钟琦等人认为标志着公众参与科学模型的正式提出。报告认为, 科学传播应该聚焦于科学家与公众的双向交流与互动, 特别是, 科学正在开始走出实验室, 进入社区, 从而参与到对话中去, 旨在获得相互之间的理解。[3]但在目前中国科学传播的实践中, 无论是关于谣言止于“智者”的讨论, 还是媒体报道时习惯性提出的政府出面辟谣的建议, 都反映出这种转换远未实现;从早期的科普大篷车, 到当下开展的中关村院士讲堂, 仍然是补知识之缺失, 而缺乏对公众科学素养特别是科学精神的培植, 后者主要依托于长期、具体、关键问题上的坦诚对话。近年来发生的PX爆燃事件、转基因黄金大米事件中, 对话机制难以及时启动, 反而是维稳机制占据上风, 一次次丧失了公众参与科学事件进而获得科学素养的机会。这些都反映出“掌握传播规律”对于今天开展科学传播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因此, 新型科学传播中介的形成并非易事。一方面, 它要了解媒体的规则, 认识到无论新旧媒体都不是客观报道的机构, 相反, 它们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特别是要充分认识到自媒体为代表的新兴传播手段的两面性, 认识到随着所谓“网红经济”的泛滥, 流言的生产和制造越来越流程化工业化。比如, “科学流言榜”团队在工作中就发现, 一个“澳洲微报”的公众号发表的“震惊!澳医疗界再次逆天!医生将病人砍头离身, 成功治愈癌症!”在网络上被大量传播, 事实上, 这种极度夸张的所谓“新闻”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 讨论中来自医学界的专家提出, 这些自媒体上发布的假科学之名的歪曲报道, 有多大比例是因为无知 (无意) ?又有多大比例是因为精明 (有意) ?负责腾讯科学事务的责任编辑在核实后证明, 该公众号的设立者是一家营销广告公司, 主要依靠哗众取宠来“吸粉”, 这已经成为科学流言传播的一个主要动因, 由于它有别于政治传言和社会偏激言论, 一般不会受到严肃追究, 同时, 又介于“无意”“有意”之间, 因而发展成为一种商业模式。这一案例的讨论, 充分说明新舆论场的复杂性已经远远超出个人能够把握的程度, 近年来出现的网络舆情反转事件也都反映出这一现实。因此, 科学传播中介组织, 应首先具备对舆论场中各种传播主体、途径、手段的准确认识和科学判断能力。

另一方面, 科学传播中介又要掌握远高于普通公众的科学知识和方法。过去我们经常要求普通公众要“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 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 树立科学思想, 崇尚科学精神, 并具有一定的应用科学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事实上, 公众科学素养的提升是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而作为科学中介, 应首先具备上述能力, 成为公众在理解科学事件、现象、传言过程中的代理, 这就需要科学传播中介从“单兵作战”转为“多兵种协同”。日益细化的科学分工形势下, 再有经验的个体科普作者也难以成为全方位科学传播的可靠中介, 新的传播组织普遍注重通过“枢纽”链接起细分领域的专业人士, 从而使科学共同体的同行评议制度在传播科学事件和科学信息中发挥关键作用。[4]分析“科学流言榜”工作团队的组织架构可以看到, 其中既有大众媒体、网络媒体甚至自媒体的身影, 还有专业的科普研究机构, 同时依托科协系统和全国晚报科技记协、中国科普作协、上海科技记协等专家资源, 才保证“科学流言榜”出拳能够快、准、狠。在考察“科学流言榜”的内容时我们也发现, 流言不讲求科学性, 但辟谣却要非常精准, 否则反而会助长流言。由此造成传言满天飞而辟谣异常艰难, 许多新闻单位的辟谣求证类栏目, 或者无疾而终, 或者简单重复一些常识性判断, 而很难进行精确的实验室求证。这方面一直坚持的《北京晚报》生活实验室, 因为拉到了一家企业的赞助, 才得以支付每期的实验费用, 但也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常规检测。正如《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 (2015-2016) 》指出的, 北京市《每月“科学”流言榜》推出辟谣信息, 但辟谣方式有待于改进, 特别是权威性不足、严谨度不够, 反映出作为科学传播中介的组织及其成员在科学素养和科学能力方面存在的不足。

值得讨论的是, “科学流言榜”的团队从开始运作起, 就在努力寻求体制内资源和政府机构背景, 从科委到网信办, 都为团队提供了权威性的“背书”, 而年度榜单之所以引起全舆论场的共鸣, 很大程度上也在于“科学流言榜”年度榜上升为中国科协出面发布。2016年, 团队又与北京环保局合作发布十大环境流言的专项榜, 获得广泛传播。这些都说明, 在目前的舆论环境下, 无论传统媒体还是新兴媒体, 仍然更愿意接受这些具备官方头衔的发布信息, 换言之, 真正意义的具有影响力的非官方科学传播中介的发展之路, 绝不平坦。

数字化新时代, 科普工作只有加快适应互联网时代发展需求, 创新内容和方式, 抢占渠道和阵地, 同时加强人才队伍的培养, 才能有蓬勃的生命力。而要实现这一目标, 需要整个社会做出不懈努力。“科学流言榜”的实践, 以事实驳斥了网络流言的“不可控”论, 说明越是多元空间、越是网民众声喧哗, 越需要专业和权威的声音, 这是专业科技工作者和传播者的责任。同时更提示我们, 新的科学传播中介组织已经出现, 它正发挥着不同于以往政府型中介、科学家中介的功能, 需要引起各方普遍重视, 并通过制度建设、资金扶持, 助其形成气候, 真正成为科学传播中的生力军, 培养一批既具备科学精神、科学常识, 又有科学传播热情并能够从中获得社会认可的专业人才。

参考文献

[1]引自“上海辟谣”平台对自身定位的描述语.http://piyao.jfdaily.com/.

[2]余荣华.2014年十大科学类谣言你识破了吗[N].北京:人民日报, 2015.

[3]英国上议院科学技术特别委员会.科学与社会[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4.

企业成长的三个边界特征等篇3

中南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王国顺

传统企业无论是内部边界还是外部边界，无论是水平边界还是垂直边界，都呈现出清晰性、稳定性与不可渗透性的特征。但是，在环境急剧变革的当今，企业的虚拟性呈加剧的趋势，企业的边界呈现模糊性、动态可变性和可渗透性的特征。

从模糊性来说，企业常常倾向于把价值链中拥有核心能力的环节“归核”，而把其他环节“外包”，甚至进行虚拟经营，现实中的许多战略联盟与虚拟企业就证明了这一点。这样，企业就可被看作是一个模糊网络，当把企业理解为一个模糊网络时，企业的边界就成了模糊边界；从动态性来说，动态边界的效率可从当今一些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企业与虚拟企业的行为中观察到；从可渗透性来说，要想赋予组织更大的张力，就需要加快组织的新陈代谢，就要求组织突破边界。组织边界的突破，并不是说组织不需要边界，而是将有形的边界变为无形，趋向动态模糊化，使其富有弹性，物质、能量和信息量能在此处得到充分交换。

中国需要国内资本市场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

没有任何一个大国像中国这样严重依赖海外资本市场为本地企业筹措资金。上海证券交易所研究中心编制的数据显示，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流通总市值超过2.2万亿元人民币，而这种资本市场服务外包趋势还有可能加速。

一个国家主要依靠海外资本市场来推动经济增长，可能会造成一些危险的后果：第一，将导致国内资本市场不会增长。中国所有大型、有竞争力的公司都在海外上市,其直接后果就是国内证券市场上缺乏高质量的公司。第二，进入海外资本市场的通道对中国而言是不可靠的。若出现一些孤立的企业或地缘政治事件，外国投资者就可能避开中国企业。第三，这意味着海外市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的资产价格。全面的价值低估几乎无法避免。

改革中国资本市场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步骤。首先，政府应当动用其庞大的国有资产来缩小股票市场的“价值缺口”，一旦这种价值缺口被填补，其他亟需进行的改革就能快速推进。其次，加速将资本市场向外国参与者开放，做法是提高外国投资者购买中国股票的配额，并放松对建立中外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限制。最后，在中国资本市场关键的制度性缺陷得到纠正之前，应当放缓让大型国内企业赴海外上市的步伐。保持中国社保基金和保险公司投资海外的禁令。

中国应致力于建设一个有活力的,企业和投资者能从中得到最好资本市场服务的国内资本市场。

民营企业正在被边缘化

浙江大学ＥＭＢＡ中心主任吴晓波

中国民营公司的强大之路已遭遇三大阻碍：首先是发展模型的阻碍，投机型的成长模式已遇到“天花板”，民营公司在战略能力和核心技术上的缺乏已成为公司可持续成长的最大瓶颈；其次是改革理念的阻碍，“国有资本优先”、“国企改革优先”的管理理念使各种性质的资本无法平等地在一个平台上竞争和享受资源；其三是制度设计上的缺陷，当某一类资本，一方面拥有制度的设计权，另一方面它又是利益的博取者，制度的正当性和公信力面临质疑，制度的可执行性也大打折扣。改革动机的多重性以及因之而带来的制度设计，使中国的民营企业已越来越被边缘化。

建设领导力品牌

美国杜拉克基金会顾问爱德华·劳勒

发展一种“品牌”领导风格是在市场上进行差异化的一种有效方法。一种特征鲜明的领导风格在吸引、保留和激励合适的人才方面是一个有利的因素。一个融入整个企业的正面的领导力品牌也可以作为所有已经成为或想要成为经理人的员工的试金石，指引他们在领导行为和技巧上朝向企业的正确方向。

每个企业都要发展自己独特的领导力品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你的领导力品牌应该时时刻刻在整个企业贯彻，而不应是所谓的“情境领导”--根据具体的工作情境，考虑员工的经验、决策的时间期限、工作的类型等来决定如何管理。这些因素对于管理者的行为多少应该有些影响，但更多的情况下情境领导给员工带来的是混乱和疏远。这会让员工不能确定自己将受到怎样的对待，而这是他们所不希望的。员工希望能够参与决策，或至少要有知情权。

多元化要符合经济规律

香港中文大学、长江商学院教授郎咸平

中国的高成长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成本挖潜的空间已经很少，如果不做产业整合，就会选择寻求多元化发展，这几乎成为中国企业界的一个“流行趋势”。产业整合和多元化本身无所谓对错，但必须符合经济规律，一定要达到实现稳定现金流的目的。

如果想做企业多元化，必须找到能够互补的业务来分担风险，保持稳定的现金流。否则，如果拿产业整合作为企业经营的目标，那么资金链就会断裂。

要时刻注意保持稳定的现金流，而不要盲目地实施多元化。因为银行是“最没有人情味”的--当你不需要借钱时，他会千方百计鼓动你借他的钱；可是，当你急需要借钱时，他会告诉你一分都没有。实际上，在美国和欧洲，专业化经营才是经济形态的主流。

国内一些企业都是倒闭在高成长的开始时期，而原因则是企业经营突然壮大，资金供应不上，难以支撑发展需求。

目前已经有不少企业为了携资本迅速做大做强的目的，纷纷涉足银行、证券、信托、租赁、保险等行业，开始变身成“类金融公司”或金融控股公司，海尔、新希望等都有这个迹象。通过介入金融业，获得更多资本，的确可能办成更大的事情，但也可能让企业更快地犯更大的错误。因为截止到目前为止，国内还没有一部法律来监管金融控股公司，以致企业向金融控股公司转型后，就犹如进了天堂，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近年来这一情况已经暴露了巨大的金融风险，并使很多股民遭受损失。政府要严格立法，严加监管国内逐渐成形的“类金融控股公司”，禁止工商企业控制金融机构。

要分清宏观调控和微观干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

如何看待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关系？要回到经济学概念的基本原理，就是要把宏观和微观分开来看。

微观是市场管的，宏观是政府管的。总量的经济现象是宏观的经济现象，最重要的总量就是需求总量、供给总量、财政收支总量、货币收支总量、信贷收支总量，全国的劳动生产率、全国的增长速度也是宏观范畴。微观经济是研究资源在不同企业、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之间的配置，特别是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原材料从哪里来、产品卖给谁，这些微观问题是应该由市场解决的。

市场机制要发挥作用，一个前提就是宏观经济稳定。宏观经济稳定的核心是价格总水平的稳定，如果价格总水平剧烈波动，个别商品的价格就无法反映它的稀缺程度，致使整个经济决策陷入混乱之中。

如何保持宏观经济、价格总水平的稳定？要想办法让总需求和总供给协调。如果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物价总水平就会上涨；如果总需求远远不足，就会出现通货紧缩，导致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通过宏观政策，即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协调。所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和政府宏观稳定责任两者是不矛盾的。

目前在这个问题上人们的概念“比较混乱”，就是把所有的政府行为都叫做宏观调控，其实很多问题不是宏观调控而是微观干预。

成功销售员的三个最基本特征篇4

一个成功的销售员必须要有三个最基本的特征：正确的态度、合理的知识构成和纯熟的销售技巧。

1．正确的态度

正确的态度是成功的保证。作为销售员，需要具备三种态度：（1）成功的欲望

任何销售员的脱颖而出，都源自于成功的欲望，这种成功的欲望最初的出发点很可能是对金钱或者物质的欲望，即销售多少产品以后能获得多少物质收获，以便使其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变得更加美满幸福。这种成功的欲望正是促使销售员不断向前的推动力。（2）强烈的自信

销售员的第二个态度是强烈的自信。这种自信不仅仅是对自己的自信，更重要的是对销售工作的自信。

作为一名销售员，你将拥有全公司最光荣最神圣的一份职业。——施乐销售员手册

任何一名成功的销售员都对自己的职业充满由衷的热爱，对事业充满强烈的信心，而这也正是一个销售员所应具备的第二个态度。（3）锲而不舍的精神

销售员需要具备的第三个态度就是锲而不舍的精神。销售是从失败开始的，整个销售过程都充满艰辛和痛苦，因此锲而不舍的精神是销售成功的重要保证。无数次实践证明：在销售之前遇到的挫折越大，克服挫折产生的成绩就会越大。

施乐公司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在施乐，人们常有这样的感觉：任何一个人，如果两次、三次、十次、几十次遇到了挫折，那么他取得的成绩将是最大的，因为他的每一次成功的销售都是从失败开始的——他经历的失败比别人多，积累的经验也就比别人多，相应的，他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比其他同事更显著。

以上就是对销售员在态度方面的要求，也是销售员所必须具备的三种正确的态度。2．合理的知识构成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销售工作要求销售员有一定的天分，那么肯定有些人有这些天分，而另一些人则没有这样的天分。显然，天分是不可以强求的，但可以通过后天的勤奋学习得到弥补。那么，一名销售员可以通过学习得到什么呢？可以得到知识和技巧。

销售员需要具备哪些知识？每个销售员、每个销售经理都会想到关于产品和公司的知识。实际上，由于销售工作面对的是客户，所以在销售员的知识构成中，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客户的相关知识——你是否了解你的客户，是否了解你的客户的业务？每支销售队伍都有各种介绍自己公司和产品的资料，甚至每天晚上都会熟悉一下产品知识；但是每个销售部订阅很多关于客户的杂志，或者购买许多关于客户的书籍的情况却不多见。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导致销售员和客户的距离变得越来越大。有时候销售员千方百计约到了某个客户，但是在和这个客户进行面对面交流的时候，销售员却往往不知道要说些什么。这种情况非常典型，而它的病根就在于不重视对客户知识的积累。

所以说，在销售员的知识体系中，客户知识是最重要的。全面、主动地了解客户的相关信息，见到客户的时候才会有更多的话可说，而且这些话也往往是客户所喜欢的。因此，作为销售员，首先要了解客户知识，其次才是产品知识和公司知识。3.纯熟的销售技巧

教学计划的三个特征篇5

吉林省磐石三个顶子钼锌矿床地质特征及找矿标志

三个顶子铜锌矿床属夕卡岩型矿床,矿体呈脉状产于奥陶系石缝组大理岩层间断裂中,成矿作用与燕山期斜长花岗岩、花岗斑岩关系密切.钼矿体多产于夕卡岩内,辉钼矿常于石榴石集中处富集,呈浸染状或细脉状.系统总结了三个顶子钼锌矿床的`地质特征及矿床控制因素、矿床成因,并分析归纳出该矿床赋存富集规律,确定了该矿床的找矿标志.

作者：杨庆洪王翠娟赵明悦 YANG Qing-hong WANG Cui-juan ZHAO Ming-yue 作者单位：杨庆洪,YANG Qing-hong(吉林大学,吉林,长春,130000)

王翠娟,赵明悦,WANG Cui-juan,ZHAO Ming-yue(吉林省有色金属地质勘查局604队,吉林,桦甸,132400)

刊名：地质与资源 ISTIC英文刊名：GEOLOGY AND RESOURCES 年，卷(期)： 17(3) 分类号：P618.43 P618.65 关键词：矿床地质特征找矿标志三个顶子钼锌矿床吉林省

教学计划的三个特征篇6

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在产业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种以服务社员为宗旨的重要组织形式,它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完成单个农户所无法实现的集体功能。近年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支持,2007 年我国正式颁布实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确立了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使得农户有了走向市场的合法载体。此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得到了较快发展。据国家工商总局统计,截至2014年12 月底,全国取得工商注册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总数达128. 9 万家,比上年底增长31. 18% ,实际入社农户9227 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35. 5% 。

农民专业合作社不仅在数量上得到快速发展,在组织形式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这种多样化不仅指组建方式、组织模式的多样性,而且还指结构、功能与制度安排的多样性。例如,有些合作社在融资约束的情况下呈现出明显的股份化( 资本化) 倾向;〔1〕有些是冠以合作社名称,但实际上是大股东控制型、家族型的经济组织;〔2〕有些合作社则是被包装成为下乡资本的牟利工具、政府招商引资的政策优惠包和乡村精英投机资本包装的载体。〔3〕多样化的治理模式、差异化的发展路径以及面临的不同经营困境,成为现阶段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快速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大独特景象,也势必会对未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长远发展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文献回顾

国外学者对于农业合作社有效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合作社内部契约模式选择和传统合作社的制度创新。Hendrikse & Bijman运用不完全契约理论分析了不同所有权结构对合作社投资收益的影响,认为最优的所有权结构取决于合作社中农户和加工商各自对专用性资本投资与收益的比例。〔4〕Boehkje在研究了北美 “新一代合作社” 的特点后认为,现代农业合作社更加关注农业专业化生产,使社员直接参与农产品的价值增值过程,是一种能够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组织创新形式。〔5〕Van Bekkum &Bijman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尽管合作社的资本和管理结构较以往发生了巨大改变,但这些变革并不足以对合作社的基本性质产生影响。〔6〕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农业产业化背景下,不同经营模式和演化路径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形态进行了分析。王军认为在农产品加工企业领办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公司与农户之间的关系存在着合作与竞争两种力量,而哪一种力量占据主导地位则取决于双方的谈判力量和谈判地位。〔7〕黄祖辉认为 “公司+ 合作社+ 农户( 基地) ” 模式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可以充分发挥农户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营三大经营机制与制度的优势。〔8〕苑鹏在比较分析了 “公司+ 合作社+ 农户” 的四种不同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下,公司与农户的关系及其对农户福利改善的影响后发现,“农户自办合作社,合作社自办加工企业”模式中农户福利增进的空间最大,应作为政府扶持的重点。〔9〕张晓山认为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将长期呈现异质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同时指出大户领办和控制的合作社在一些地区已成为合作社的主要形式,原有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 “公司+ 农户”形式或是内部化于合作社之中。

有不少学者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比较分析了不同农民专业合作社在成长路径、经营模式、和组织创新等方面的特点。但对于相同行业( 或相似产品) 情况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不同经营模式和制度安排,却鲜有学者进行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针对相同地域、相同行业下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和制度特征进行比较分析,有利于排除因地域、主营产品类别等因素造成的干扰项,挖掘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差异化经营模式和发展路径的关键因素。

本课题组成员首先通过与当地主管部门负责人、农村基层干部及农户代表进行座谈,从2014 年赣州市首批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中选取三家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的、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果业专业合作社,然后分别联系三家合作社进行实地走访调查,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各合作社的理事长( 或社长) 和部分社员进行深度访谈,获取其主要经营模式、组织制度特征、外部交易环境、存在的困难、采取的有效措施以及社会经济效益等相关信息。通过比较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模式、制度特征以及社会经济绩效方面的共性和特性,研究不同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共同规律和成长中面临的困惑,从而提出规范和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相关建议,研究结论对我国其他地区的合作社发展也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三、个案比较分析

赣州市作为江西省的一个农业大区和经济作物主产区,总面积3. 94 万平方公里,是中国得天独厚的脐橙、柑橘种植基地,是脐橙种植面积世界第一、年产量世界第三、全国最大的脐橙主产区,被誉为“世界橙乡”。赣州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始于20世纪80 年代,近年来,在政府利好政策的辐射下,农民组建合作社发展果业种植的积极性高涨,农民合作社已成为农村经济新生力量和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截至2015 年3 月,赣州全市农民合作社总数达4619 家,入社农户总数达73284 户。〔10〕由于区位优势、成长路径等方面的差异,农民专业合作社各自具有独特的经营模式和制度特征。本研究选取三家具有典型示范意义的果业合作社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其中A合作社属于龙头企业带动型合作社,B合作社属于能人带头型合作社,C合作社属于农民自发组织型合作社。

1. 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模式比较

通过对上述三家果业合作社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发现,合作社成立的时间不长,都是在2007 年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以后建立起来的,处于规模型成长阶段。尽管只有几年的发展时间,三家合作社都已经具备相对完整的组织结构,在规模扩张的同时也在逐步走向规范化。

从表1 中可以看出,由于在地理位置上同属于比较临近的柑橘产区,因此三家合作社在主营产品和销售渠道上具有相似性和替代性。但由于三者组建方式和成长路径不同,决定了它们各自具有独特的优势和特性。

A合作社采用 “合作社+ 公司+ 基地” 的运作模式,合作社成立时间与其下设的Y公司几乎是同步的,属于由处于产业化初级阶段的龙头企业牵头、广大农户自发参与组建而成的农民专业合作社。Y公司在成立之初,基于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与周边广大柑橘种植户合作建立生产基地,实行统一农资使用、统一技术标准、统一果品销售的规模化经营。合作社的利润主要来自于帮助农户加工、储藏和分级果品得到的加工费,以及利用卖果差价得到的销售利润。合作社内部的利润分配( 分红) 仅限于出资额较大的大股东。农户可以果园入股,成为合作社的社员,参与基地的生产管理,但不参与合作社的利润分配。可以说,A合作社在本质上属于农业公司性质,跟农户之间的合作与 “公司+ 农户”模式在本质上并无两样,合作社与普通社员的利益联结并不紧密,合作制的特征并不明显。

B合作社在成立之初,是由七个实力较强的种植大户作为核心成员共同发起,建立的主要出发点是 “抱团”拓展市场、打开销路和提高抗击市场风险能力。合作社在最初的2 ~3 年时间内发展比较顺利,因此核心成员考虑与周边农户合作,建立柑橘生产基地,扩大生产规模。事实上证明,这种做法确实产生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在提高产出能力的同时也统一了品牌、扩大了知名度。在现有的150 多名社员当中,除了几个核心成员能够获得股份分红和工资收入( 管理合作社日常事务的相应报酬) 之外,其余以果园入股基地的果农,也可以根据当年合作社的盈利情况参与利润分红。可以说,B合作社属于利益联结紧密型的、带有股份合作制特征的合作社,从目前来看是三家合作社当中自身发展和带动效果最好的一个。

C合作社的宗旨是以服务社员、果农为目标,协同发展,共同致富,主要功能是提供信息咨询、技术指导和产品销售的服务。虽然普通社员可以认购股份( 可自愿缴纳等同于入社费用的少量股金) ,但除了几个持股较多的核心社员之外,一般社员几乎不参与任何形式的利润分配和重大事务决策。可以说,C合作社属于利益联结模式较为松散、带有“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性质的合作社。

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模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共性: ( 1) 合作社组建的主要动因都是为了联合起来拓展市场、形成稳定的销售渠道。果业合作社的产品销售主要依靠与果品批发商、大型超市、农贸市场等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合作社通过规模化生产和 “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将产品销往江浙、东北和华北等地,有的还建立了自己的直销商口,开辟了新的销售渠道。 ( 2) 重视基地建设,积极推广规模化、标准化生产模式。通过 “合作社+公司+ 基地”的发展模式,合作社一方面通过标准化、集约化生产降低了生产成本,另一方面统一了品牌、提高了知名度,为组织的不断壮大奠定基础。

2. 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制度特征比较

组织形式的多样性归根结底是由产权制度安排的多样性所决定的。一种资产的属性,可以通过对使用权、收益权和转让权的分解进行产权界定。〔11〕表2 所示为三家合作社在股份持有、利润分配、决策方式和进出自由度四个方面的对比,由此可以看出它们在制度特征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点和差异性。差异化的制度特征决定了合作社在经营模式和成长路径上具备各自的独特性。

在股份认购方面,除了B合作社要求社员必须认购相应股份用作合作社的资金筹集外,其他两家合作社在这方面均没有强制性要求,只是将少量、等额的股份认购等同于入社时缴纳会费的行为。相应地,在利润分配方面,B合作社将可分配盈余分成两部分: 一部分对股东按股分红,另一部分对入社果农按交易量返还。既坚持了合作社 “资本报酬”有限的原则,又对主要的出资人给予相应的资本回报,较好地处理了合作社内部利益分割与分享问题。A合作社由于在本质上属于农业公司性质,因此在利润分配方面仅限于出资额较多的大股东,而以果园入股的普通社员则不能参与分红。C合作社利益联结较松散,主要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指导,并无针对社员的利润分配。

在决策方式上,三家合作社的做法比较相似,都是以持股较多者( 或第一大股东) 为主要决策者,也是经营风险的主要承担者。相比之下,普通社员由于资产的专用性投入不高( 以果园入股) ,预期的风险损失较小,并且在退出合作社时均无限制,可随时赎回入股资本。因此,普通社员对于是否直接掌控合作社的经营决策权并不十分看重,而是选择委托合作社的理事会成员代为行使权力。这说明,在合作社的内部治理上,决策权安排已经由民主控制走向大股东控制。随着外部投资者和其它利益相关者等非使用者成员的加入,成员的异质性特征增加,传统上只有使用者社员才有投票权的“一人一票”原则在现实上面临挑战。

3. 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会经济效果比较

三家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效果方面略有不同,主要体现在社员收入、促进就业和对土地流转的贡献等方面( 见表3) ,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经营模式、发展规模和外部支持力度的不同。

从对社员收入的影响来看,B合作社对农户增收的效果表现最为显著,其次是C合作社,最后是A合作社。这一方面是因为B合作社采取利益紧密型的 “股份合作制”经营模式,在剩余收益的分配上趋向多重化,给予合作社内部 “资本要素的所有者”和 “劳动力要素的所有者”以最大的激励机制,提高了农户的入股积极性和参与劳动的热情。另一方面是由于B合作社在种植上的规模效应,有利于生产成本的降低。B合作社的发起人是几个有实力的大户,自身都具有丰富的种植经验,在带动周边农户扩大生产规模的过程中,通过统一批量采购生产资料,有效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收益。

C合作社对农户的增收贡献处于A合作社和B合作社之间。尽管C合作社的属于利益联结较松散的合作社,社员既不参与利润分红,也没有经营决策权,但该合作社目前所提供的两大服务却可以使社员在最大程度上获利: 第一,开拓销售渠道。合作社负责人具有多年的果品销售经验,利用已有的销售渠道或是通过拓展新的销售途径,统一组织社员进行果品销售,使社员获得实实在在的利润。第二,提供技术指导。合作社拥有多名经验丰富的专家和技术人员,指导和传授先进的栽培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从选址到选材,从育苗到播种,从培植到收割都进行全程跟踪和指导,保障了柑橘果品的种植质量,提高了社员的收入水平。

A合作社社员收入最低,主要原因在于: A合作社在本质上是一家农业公司,它是作为合作社的投资者而不是使用者,其领办合作社是出于自身利益的驱动,因此在利益分配方面只能通过保底收购等方式返还一小部分利润给农户。相比B合作社,A合作社社员既没有决策权,也无法实现按股分红;而相比C合作社,A合作社与社员的联系仅限于“公司+ 农户”的销售契约模式来收购社员果品,并不参与和指导社员的生产管理,对农户的整体带动能力有限。

四、结论与启示

1. 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精英仍然属于稀缺资源

从现实情况来看,发展较好的合作社往往是那些由能人或是专业大户主导的、利益联结紧密型合作社。这些能人或大户,或是具有稀缺经营能力的加工企业主,或是在市场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运销大户,他们比一般种植户在市场信息、社会资源等方面更具优势。这些具有创造意识和企业家精神的 “农村精英”,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的关键要素和稀缺资源。因此,在合作社运营中,这些核心成员无论是在利润分配上还是管理决策中,都会产生突出的影响力。而合作社在拥有资本的那些核心成员的控制下,难免会朝着企业化、股份化的趋势发展,普通社员的应得利益可能无法得到根本保障。但应当肯定的是,由能人和大户主导的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也尽量地照顾到了周边农户的利益,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农户收入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在产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大户领办及占据主导地位的合作社类型也将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何保证合作社的大户社员和中小农户社员建立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资本的掌握者能够将种植技术、管理经验和市场渠道尽可能多地分享给弱势群体,充分发挥示范效应和带动效应,是其能否保持合作社本质不变、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对此,相关政府部门在对其鼓励和扶持的同时,应强化监督、规范发展,把有限的资源用于真正有发展潜力、带动能力强的合作社,确保经营主体从事实实在在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保障农户利益不被侵占和盘剥。

2. “公司+ 农户” 的外部矛盾被转化为合作社的内部矛盾

目前,大多数龙头企业主导型的合作社都是由企业来控制实际经营决策权的。这种类型的合作社起源于 “公司+ 农户”的产业化模式,但在本质上尚无太大改变,只是将原来订单农业模式下龙头企业与农户之间的利益矛盾,通过组建合作社的方式内化于同一个组织当中。现实中的状况是,多数龙头企业主导型的合作社产生严重的股份化、资本化倾向,主要出资人掌握经营决策权和利润分配权,只能通过返还一小部分利润的方式对农户做出一些让步,他们与中小农户的根本利益是不一致的。因此,这种受实际利益驱使,外加相关政策引导下产生的合作社,虽具一定的经济合理性,但从长远来看,并不能成为从根本上帮助农户提高收入水平的合作社形式。

对于这些龙头企业主导型的合作社,政府相关部门应作具体区分和分类管理,如对于扎根于当地社区、对地区经济和农户收入有实际促进作用的合作社,应该政策上加以规范和引导; 而对于外来非农企业 “冒名顶替”农业经营主体加入或领办合作社,以套取国家优惠政策和侵占农村资源的现象,则应给予及时清理和整顿。

3. 以农户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是合作社发展的有效途径

当前合作社生存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改变,适应现代农业特征的合作社将不可避免地改变一些传统的经营理念,朝着决策权集中、市场—导向和纵向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合作社的纵向一体化是合作社通过对供应链的前向、后向整合,延长产业链、缩短流通环节,从而能够提高农民的市场地位和谈判力量,使农民获得农产品价值增值带来的利润。上述案例中的三个合作社尚处于产业化发展的初级阶段,其中B合作社已经初具 “产、加、销”一体化运作的雏形,但距离真正的合作社纵向一体化还有一段距离。提高合作社纵向一体化水平,一方面,需要完善供应链上各交易主体的有效利益联结机制,使农资供应企业、种植农户、农产品加工企业和销售企业等主体达成根本利益一致,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稳定产业链条;〔12〕另一方面,应加大对合作社资金扶持和信贷支持力度,解决合作社在农资采购、冷库建设、加工和配送设备购置等方面的融资难题,〔13〕促进合作社业务范围向上、下游的采购、加工、配送等环节不断延伸,提高农户实际收入水平,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摘要：以赣州市三家典型果业专业合作社的为例,比较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社在经营模式、制度特征方面的共性和特性,以及其差异化发展路径下产生的不同社会经济效果。通过案例研究发现,由能人大户主导的、利益联结紧密型合作社在带动能力和发展潜力方面,要相对优于农民自发组织型合作社和龙头企业主导型合作社,并得出结论: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农村精英仍然属于稀缺资源,“公司+农户”的外部矛盾被转化为合作社的内部矛盾,以农户为主体的纵向一体化经营是合作社发展的有效途径。

计算教学的“三个困惑” 篇7

〔中图分类号〕Ｇ623.56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7）10（Ａ）—005６—0１

计算在数学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数学知识的学习几乎都离不开计算。因此，计算教学是小学数学教学的重要部分。但是，在计算教学中，我们教师有以下三个困惑：

困惑一：计算教学一定要有情境吗？

计算教学一定要有情境吗？这是困扰我们教师的问题，需要我们冷静地思考。计算教学比较枯燥，学生学习起来也比较抽象，不容易掌握。有了情境，计算式题才会焕发新的生命力，才会体现计算的价值和现实意义。也只有在情境中，才会引发学生积极的思考，提出数学问题。计算教学只有创设适合的教学情境，才会起到相得益彰的作用。如一位教师教学“8加几”，创设了这样的教学情境：先出示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标上她8岁，再出示一位穿绿裙子的小女孩，标上她6岁。然后让学生根据画面提问题。很明显，教师想让学生提出两个女孩一共多少岁，可是学生却五花八门地提出了好多毫不相干的问题。仔细推想，学生即使提出两个女孩一共多少岁?又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呢?所以一个好的计算教学情境必须有一定的时间性、适宜性和地域性，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而且，也并非所有的计算教学都要创设情境。

困惑二：如何落实算法多样化呢？

小学数学教学中“算法多样化”越来越被老师们重视，它确实对发展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的计算能力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它又往往被一些老师滥用或者不能正确运用，存在着只注重形式而忽视教学实效性的现象。有一位教师在教学“两位数加两位数进位加法”时，首先创设情境，再引导学生提出数学问题，并出示29+18=?，然后就放手让学生独立思考，自主探究，尝试练习，最后指名汇报。

生1：20+10=30，9+8=17，30+17=47

生2：列竖式计算；

生3：29+10=39，39+8=47

生4：20+18=38，9+38=47

生5：29+8=37，37+10=47

生6：18+9=27，27+20=47

生7：18给9一个1，就有30+17=47；

生8：29给18二个1，27+20=47；

生9：给29增加1，就有30+18=48，然后用48-1=47。

生10：给18增加2，就有29+20=49，然后49-2=47。

生11：先分别给29、18增加1、2，然后有30+20-1-2=47。

其中，有的方法，如生３和生４，生５和生６，生７和生８，甚至生９、生１０和生１１实质上是一样的，有的学生提出的算法是为了多样化而多样化，其实没有一点实质意义。我们首先感到的困惑是如何把握“多样化”的度。经过实践、反思，多数教师逐渐形成共识：算法多样化并非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