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怒汉观后感500字（共9篇）
司法公正，这么神圣的一个词，此刻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反讽。25年的含冤因为一个证人的转念得到洗刷，真不知是所谓司法的胜利，还是悲哀。开这么个头是因为最近看了老版的《十二怒汉》，相信看过的朋友基本都会和我一样，对于美国司法的陪审团制度会稍微有点认识，在庆幸这十二个怒汉纷纷回心转意的同时，也会为那个无辜的大眼睛少年捏一把汗。
从表面上看，《十二怒汉》似乎是在证明美国司法尤其是陪审团制度的公正和伟大，但透过一个光明无比的结局，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影片对于这一制度的深深质疑。这种质疑远比一个“逆转胜”的感人故事更震撼人心，我相信这也是这部电影能够名垂影史的真正原因。
二
法律问题就不多说了，因为基本上我也是个法盲。透过《十二怒汉》，尤其是亨利·方达，那种根植于人性当中的怀疑精神其实比法律和道德更有说服力。看这十二个人的态度——完全不一样的性情和经历——能在最终全都扭转过来，情节的调度固然精彩，但那只是技术性的，人性深处的较真才是关键。
何为较真，我想在那里应当指对于真理(真实)的义无反顾的诉求。因为我相信这十二个性格迥异的怒汉中没有纯粹的坏人，道德这个东西在此时很不靠谱，因为它引起的情绪反应只能将那个少年置于死地。
三
说了半天我相信喜欢这个电影的朋友最喜欢的还是它的故事。能把故事讲好的电影是很难得的，尤其是这么一部靠对话支撑的电影。那里涉及的其实是一种趣味，比如故事的演进。经过几次对案件新疑点的提出，以及不一样模式的内部投票，让观众产生了一种层层解码的观影快感。说实话这种模式并不新鲜，貌似怒汉们在破案，其实案件进入这个层面，似乎不可能留给他们这么多疑点，但这招对于观众却屡试不爽，人们也情愿相信办案人员都是傻瓜。
很多人都曾向我推荐过这部电影，关于教育，关于生命，关于公平等等，不可胜数，看着《第56号教室的奇迹》，教师和孩子也在看这部电影，择日不如撞日，撞日不如今日，于是乎，我也兴奋地找到了这部电影。
电影的开始便是庭审结束，十二位陪审员对这个小孩是否有罪进行投票，十二位陪审员中倾倒性地投了有罪，唯有一位建筑师Davis投了无罪，因为他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可能孩子是无罪的，于是开始了他的疑问。最初大家都僵持不下，觉得他投无罪是在浪费大家时间，而且他也拿不出强有力的反驳的意见。第二轮投票，有人支持他，因为其中一个陪审员觉得Davis这种精神可嘉，给予了支持。于是一轮轮的提问、争吵、质疑中，从刚开始的倾倒性，到越来越多人存疑，一旦有疑问，就不能把人家送上电椅啊!司法的公正，不就是这样吗?每个人都有权利stand for his own opinion，每个人都可以，这就是民主的可贵。当然，里面每一个人物都会带着自己的偏见去看人，这和他们的自身的经历有关系，特别是其中有一个父亲，似乎是和自己儿子闹翻了，他也对在贫民窟里长大的人抱有深深的敌意，于是对这样“弑父”的.案子更是怒不可言，从头到尾坚持到底认为那个男孩有罪，直到最后，撕了和儿子的合照后，痛哭流涕地认为男孩无罪。这一幕我也忍不住流泪了，对于这个人物的分析网上应该有很多，我自己的猜测是他的孩子和他吵架后离家出走，却被在贫民窟或者来自贫民窟的人杀害了，因为他说到那些人杀人不需要理由，没有理由的，所以他的儿子也许是其中的受害者。最后他撕去照片后，忽然想到这是和他儿子一样，和父亲有矛盾的孩子，如果是自己的孩子，会因为和父亲吵闹而杀害自己吗?种种“有力”的证词被推翻后，他不能相信孩子会仇恨父亲到这个地步，忽然间那一刹那他情绪的爆发带动了整个电影的高潮，真的很棒。
很简单的电影，却又很伟大的电影。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身在其中，不自觉地会代入到教育中来，一个人的生死，也许就会因为我们的偏向而被决定，甚至有无数的证据证明此人已经无可救药，但是只要有一个人相信他还有希望，他的希望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在教育中，教师真的不能一竿子打死，定论某个孩子无可救药或者贴上一些不可逆转的标签，因为他的未来很有可能就被这样决定了。虽然我一直不赞成那么做，但是看了这部电影后才有更深的体会。
此部影片中十一票赞成,而一个人因为发呆就投了反对票,其实他的本意只是对生命的尊重.（人文主义）因为他在反应过来之后,:这也太草率了,我们需要讨论一下,我并不是反对而是你们都投赞成,那我就反对吧.就此拉开了十二怒汉的讨论.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如果大家都一个看法,一个观点,似乎没有问题,而这恰恰是最大的问题.其背后一定有原因,大一点就是独裁,小一点就是人云亦云,没有自己的特色.此时我想到了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争鸣，那是为一个白马非马都能争得昏天地暗，多么幸福的争论呀！而现在我们应该怎样让言论名副其实的自由呢？？我想大学生应该承担起这个任务，作为未来的主人，我们应该学着批判，为社会送入一股新风！像蒋方舟那样。现在这样算什么呢？我看到我的高中都组织了反日钓鱼岛游行，而我们却被教育好好待着，别出去乱跑，内心不免悲哀……
而随着剧情的发展,就知道了原来大家都是在赶时间,所以就匆匆投票,有的人是为了参加歌剧,有的是为了接女朋友,而这些却成了他们忽略一个生命的理由,而现在的我们呢?中国的社会呢? 苏丹红鸭蛋、孔雀绿鱼虾、三聚氰胺奶粉及牛奶、甲醛奶糖、带花黄瓜、爆炸西瓜、地沟油……私人性极大的发展，利益至上已经吞噬了作为一个公民的社会责任。小一点,我想到了红绿灯,我们中国式的过马路,把自己的生命都那么不在乎,那别人的呢外国人说了一个不过马路的理由当你要闯红灯的时候,你要想到此时恰好有一个小孩子在注视
着你……我们是否也需要这些呢？利益的腐蚀性不亚于权力的腐蚀性，我们社会什么时候能摆脱呢？或许说状况再轻一点呢？
第二个反对的人是一个犹太人,讽刺的是他是在厕所里思考的,因为在那里他思维才更清晰.这时候他说了一个词:理性.而理性思考恰恰是公民社会所需要的。孔子的一位学生颜回在煮粥时，发现有肮脏的东西掉进锅里去了。他就连忙用汤勺把它捞起来，正想把它倒掉时，忽然想到，一粥一饭都来之不易啊，于是就把它吃了。恰巧这时孔子走进厨房，还以为颜回在偷食，就把他狠狠的教训了一顿。经过解释，孔子才恍然大悟。孔子非常感慨的说：“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也不确实，何况是道听途说呢？” 理性是什么呢？眼见不一定为实，耳听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就是理性了。我找到了一些，或许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所需要的更多的是去act。尽量超脱于自身的地位、身份、利益，必须讲公共理性，学会换位思考。俗话讲，“公道不公道，打个颠倒” 摆事实，讲道理，实证数据和逻辑分析相结合，而不能以感觉代替事实，用直觉判替逻辑推理。直觉对我们理解现象是重要的，但通常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严谨的逻辑分析，没有科学的理论指导，由直觉导出的结论可能是错误的。
这段包含了很多信息，首先是一个生命的重量，对一个生命的尊重和负责;其次必须是准确无误的证词来证明这个孩子的是否无罪，反过来也是同样，必须有准确无误合理的证据来证明这个孩子是否有罪，而不是用所谓的良知和感觉;对所谓“既定事实”的合理怀疑，对事情不仅要正面思考，反过来思考会发现很多的漏洞，所谓的事实未必是真实的，所谓逻辑未必是符合逻辑的;人性的善恶，人性的随波逐流，人性的盲从;法律不是游戏不能加入个人的情绪，不能因为被告人的过往而判断现在的是否，必须就事论事。法律的宗旨就是用证据来证明和澄清，最基本的就是判断事物的对错，并不单单指制裁，法律是予所有以公正公平，而不只是杀人的工具。
整个黑白影片是在一个小屋子里展开的，一共有十二个人，十一个人认为那个孩子是有罪的，只有一个人认为那个孩子可能是无罪的，先分别说一下这十二个人的性格特征：坚持的建筑师是生活中极少数坚持真理的人，老人很睿智，戴眼镜的很理性，广告公司的看似有主见，其实是墙头草，坐在老人对面的是很正直但并不睿智的，第一个发言的是无法发现新的但能判断当下的证据的人，刚开始总站起来的人自以为很聪明，也想彰显自己的睿智，其实他是空无一物的，一直吵着要看球赛的那个男人就是个无知之徒，最后一个才松口的人很明显是感性的人，但他在坚持什么，其实我不太清楚，也许因为他将对他儿子的恨意加在了这个十八岁的少年身上。这十二个人所呈现的就是这个社会形形色色人的缩影，各有各的人物特点。
认为男孩有罪的人凭借的是这几个证据：居住在对面的妇女透过卧室及飞驶的火车窗户，看到被告举刀杀人;楼下的老人听到被告高喊“我要杀了你”及身体倒地声音，并发现被告跑下楼梯;刺进父亲胸膛的刀子和被告曾经购买的弹簧刀一模一样。而被告声称从午夜11点到凌晨3点之间在看电影的证词极不可信，因为他连刚看过的电影名字也说不出来。语言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不清晰性，看似振振有词的语言里面也许包含着很多歪曲的信息，而能送那个孩子电椅的证词必须准确无误才行，所以，问题就在这里，在座的十二个人，“guilty”和“not guilty”两派都是在用歧义性很大的语言来企图说服对方。
在建筑师已经用他的推理将这几个证据推翻时，反对者却还是死抓着这几个证据，其实真不知道他们在坚持什么，他们所谓的心中的真理?可笑。那么这里就出现一个问题：都是证人证言，没有比较强有力的物证，比如带有指纹和被害人的血迹的弹簧刀，因此整个案情的证据都需要进行重新架构：1.妇女的证言和老者的证言之间是矛盾的，不可能同时为真;2证明了老者的证言有重大漏洞，因此老者的证言推定为假，同理证明了女证人的证言也为假，并且证明了少年客观上不具有杀人的可能。而这里，始终坚持的建筑师所进行的推论都是在一些其他十一个人未想到或忽视或无视的隐藏着的角度发现的，他对现在的证据进行了怀疑，并且他对“证据”的怀疑十分合理，也就是说，所谓的既定事实未必是真实的，只有通过有逻辑的推理将每一个证据摊开连接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最合理最真实的证据，这个证据才是有效的，才能在严谨的法律事件中起到作用。【法律是严谨严肃的，不容玩笑，这是本片始终强调的】
建筑师始终坚持和别人不一样的意见，并不是因为他另类，而是因为他是从对一个生命的尊重和承认的角度出发，他并不像别人那样云淡风轻，或是抱着一个觉得有趣的态度将他当作一个游戏看待——因为这是个杀人案，比抢劫案“有趣”的多，他的肩上承担着一份生命的重量，并且他将之看得很重。对于这个影片，我印象最深的三个单词就是“guilty”、“not guilty” 、和“possible”。在别人都说“guilty”，只有他说“not guilty”，在别人问他你就那么确定那个少年没有犯罪的时候，他说“possible”，是的，他所做的这些，并不是因为他肯定这个少年没有杀害他的父亲，只是想要给真相一个机会，一个因为可能而产生的机会。所有概率大于零的事件都是有可能的，在逻辑推理上，也不能完全说这件事情是不有效的，只能说不一定有效。真与假，隐藏在各种可能之中，任何一种可能都不能放过，即使这个可能只有0.001%，任何墨守陈规和事实，都有可能不再是真理，也可能一直都不是真理，只是人们选择了盲从，看不到它的可能性，可是也许就这个可能上承担着一个生命的重量，“本案中已经有一个人死亡，另一个人的生命掌握在你们手中”，很多时候，人们对于与自己没有太大关系似的事情，总是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可是当问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呢?这个人会哽住，然后别过眼睛并不理直气壮的说，这种可能不存在。这种人性中的冷漠，造成了多少悲剧的发生，在这个物欲横流、等级分明的社会，人们都学会了低下头捂着嘴走路，随波逐流，没有坚持，没有自我。
真理是什么?什么才是真实?又什么才是正确?我们不知道，由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角度，远近以及每个人的经历，思想，道德观念的不同，总是能有各种看似都极有道理，结论却截然相反的真相，对立而又自洽，矛盾而又和谐。而这十二个人的各种思考方式所影响他们得出的结论，恰恰是以上所说的社会的一个缩影，不同的思维，得出所谓的不同真相，哪个更靠近真理?靠近真实的正确?都未必是。那个孩子是否真的杀了自己的父亲呢?影片最后并没有给出我们一个结论，而这并不重要，现实本身也并没有答案，所以我们有了思考，基于已知来推断未知已接近相对的真实。
这十二个人各有自己的生活，经历，道德观和人生态度，基于这些，他们所思考的方面各有不同，思维的方式不同，所处的角度位置的不同，所得出的结论自然有了差异。而影片开头为什么会出现其中11个人的有罪?而只有一个人的坚持?在这里我还是想到了人性软弱的一点，一直在影响我们思考以及判断的一个的敌人：盲目的群体服从性，群体意识的影响使我们的思考只浮于表面，而下意识的不去真正的思考其中是否真实，正确。而最后一个人的怀疑，恰恰是思考中最宝贵的东西，怀疑，并不是说否定，只是对其中细微的不合理方面进行深入的思考，从而或者完善真相本身，或者找出表面自洽的“真象”中隐藏的错误。
少数服从多数，但真理或者说是合理的怀疑也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也许我曾掌握真理，也许我曾有合理的怀疑，但我没有能力和魄力说服自己说服别人。于是就成为了随波逐流之辈，在大家都同意一个观点的时候，或许我也曾闪过一丝异议，但马上就被自己否认了。有些人当心中产生合理的怀疑的时候不会因为少数或者多数而改变自己，他们会第一时间提出来并说服大家。而大部分人并不会想这么多。
十二个陪审员中除了方达饰演的戴维斯外，别的人心中肯定也或多或少有过怀疑，但马上就被自己否定了，否则当方达提出质疑时不会有这么多人响应，而且有几位陪审员还提出了连方达都没有提出的合理证据来证明方达的质疑，这说明有几位陪审员心中还是有一丝异议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否定了自己，没有提出来心中的疑问，直到方达站出来之后才唤醒了他们心中的疑问，剧情才开始一步一步往下发展，方达作为第一个敢站出来提出合理怀疑或者说敢站出来质疑多数人的时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现实生活中又有多少这种有勇气和魄力的人呢。当大家面对一个观点都说对的时候你敢说不对吗？你敢提出合理的质疑吗？你有能力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吗？你有勇气和魄力面对多数人异样的目光吗？你能承受多数人的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吗？我只能说我不能。或许这就是普通人和精英之间的区别。
同样这部电影讲述的美国的司法制度也让我大开眼界，美国的先进并不只体现在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上，美国的司法制度也同样先进，当然我并不是说中国的司法制度不好，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国情，没有最好，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最好。电影开始，那孩子凸出的双眼无神也无助，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愿意帮他，他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死了。但就是这样，陪审员中出现了方达，美国的司法制度给了少数说服多数的可能性，并没有因为十一比一而直接pASS掉那一个反对声音，而且给了那一个反对声音陈述自己意见并同别人讨论的机会，从而才有从十一比一到十二比零的结局。最后我们也不知道凶手到底是不是那个孩子，但就像方达饰演的角色所说，我们只是提出合理的质疑。
整部影片的场景就是非常简单的一间屋子，但就是这间简单的屋子能让我目不转睛的看了九十分钟，不得不佩服导演编剧以及演员的高超技巧，虽然是一部年代比较久远的电影了但是即使现在看起来也还是很有味道。
关于公平、正义、民主的影视作品很多，这部影片虽然拍摄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但是无疑却是最具代表性之一。乍一听到影片的名字，怎么也不会把它与民主联系到一块儿，然而随着剧情的发展，我也开始明白名为此的目的了。Life is in their hands，Death is on their minds，陪审员们的决定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必须要12个人看法一致的原因了。几乎能决定一个男孩的命运的十二个陪审人员在参加讨论的时候表现出的不同“愤怒”的确引人深思。
似乎所有的证据——老人和妇人的指控、男孩无法说出自己所看电影名字提供不在场证明，都昭示着正是男孩杀死了他的父亲，男孩是有罪的。12个人中有11个人一致认为这已无须讨论，像这样一个“在教管所呆过，有打架斗殴记录，生于贫民窟”，而“贫民窟是犯罪之源”的男孩被判罪是理所当然。认为所有的证据都指向男孩，草率地决定男孩是guilty，他那样的人死不足惜，因为要回去看球赛，因为要回去参加舞会，因为像自己儿子那样不懂得爱护父亲的人该被判罪。
而另外一个“不走寻常路”的陪审人员提出自己的猜疑，认为男孩并不一定有罪，显然会成为众矢之的。“孩子的出身于案件无关”，“我不知道真相，也许没有人知道，我只是想为清白者辩护”，“你不相信男孩的证词，为什么又要相信妇人的证词，他们都出自贫民窟”，“谁允许你将生命当儿戏”,“你只是想看到男孩被处决，并不是从事实出发，你真残忍”，“It’s not a game”，“我只想尽力而为”。而这些掷地有声的辩护轻易地把我们心底的防线触碰，我们开始真正思考此案件或许有许多不为我们所知的秘密，或许是我们太轻率地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了，就连一直坚持男孩有罪的人也说“我很难说清，但我们都认为他有罪”，这是否也说明我们需要重新思考当初男孩有罪的决定呢！不，不只是此案件，我们开始联想到现在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事情，我们开始怀疑当初的决定的正确性，我们开始真正的审视生活。
我想，所有提倡民主制度的国家都不能保证它真正做到了百分之百的民主，没有使任何一个人受到冤枉，但是正是因为有所欠缺，我们才会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全面考虑上面。偏见往往遮蔽了方向，“排除各种偏见，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这就是民主。”要想真正做到民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情感，有自己的经历，那些在我们记忆里的东西有时会阻挠我们对事情的判断力，如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陈果所说“当你的决定要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的时候，再多的慎重的思考都不是多余的。”我们在对任何一件事情作出决定之前都必须要经过慎重的决定。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
1957年的《十二怒汉》是导演西德尼·吕美特的处女作，由亨利·方达主演，主要讲述的是一个纽约青年被指控杀死自己的父亲，法庭有确凿的证据及目击证人，将被判处一级谋杀的死刑。在十二位陪审团最后定夺该青年是否应被处以极刑。这个争论的过程中包含了许多的社会心理学原理。
十二个陪审团成员各有不同，除了8号陪审员之外，其他人对这个犯罪事实如此清晰的案子不屑一顾，还没有开始讨论就认定了少年有罪，但是8号提出了自己的质疑，并在此基础上说服其他的陪审员，在此过程中他们每个人的人生观也在发生着改变。这是一部非常独特而又引人入胜的电影，1个房间，12个人，从1:11的最初投票结果到最后12：0的投票结果。几个回合的精彩交锋，集中展现了高超的“说服”的技巧、从众效应、偏见、以及群体社会影响等其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
在陪审员了解案情后，进入了讨论阶段，陪审员主席站在桌子的首位，他认为，经过六天的审讯，这起儿子杀死父亲的案件已成事实。因此，先表决，以便了解十二位陪审员的看法。结果，十一票赞成“有罪”，一 票反对。8号投了无罪票，这是大家愤怒了，认为他浪费了大家的时间，他们一个个质问他，8号戴维斯非常的自我，也非常的自信，对于事件有着自己的见解，了解自己所要坚持的目标，面对诘难坚持自我，绝不从众，坚信不能不经过讨论就判定少年有罪。7号认为这个少年有前科，十五岁进感化学校，然后曾因酗酒被捕。4号也认为，这个少年出身在贫民窟，他是一个下流环境和破坏了的家庭的产物，从这种贫民窟里出来的孩子，是对社会潜在的威胁。众人对此事件，首先接触时就定义了少年有罪，因为首因效应，就是众人认定了少年有罪，而少年的社会角色和生长环境成长经历也影响了陪审员对其的看法，对他产生了偏见，认为少年很有可能犯罪。少年所持的摺刀很特殊，其他的人没有，产生了虚假的普遍性，认为自己没有，别人也没有，将这种可能性扩大了。8号却发言了，他要求把被告所谓行凶的摺刀拿来看看，然后他说，法庭审判时那少年承认，他被父亲打了之后曾跑到隔壁铺子里买了一把摺刀，后来在回家的路上把刀遗失了，而别人完全可能用类似的刀子杀害那个父亲，怎么能认定一定是那个少年呢？说完，8号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把与凶器一模一样的小刀。房中一片喧闹。8号的自信也是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的。8号提议进行第二次表决，9号改变，有罪与无罪票比例为10:2。9号是一名退休的老人，这些让他产生了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在这期间有个小插曲，为什么众人会怀疑是5号投的无罪票，因为对他的偏见，他生活环境及他所表现的怯懦害怕使然。
注意到在炎炎的夏日，众人在一间没有电扇，高温闷热的环境中做着“无聊的讨论”使得陪审员们更愤怒、焦躁，他们的心情受到了社会环境的影响。12号说：有个女人住在对街屋子里，她曾透过高架铁路上驶过的火车车窗看到少年作案的情景。还有一个老头作证，说是听见那 少年喊了一声：“我宰了你！”而一秒钟之后，他听见身体倒下去的响声，并看见那少 年跑下楼梯，十五秒以后，跑出屋子。听到这里，8号立即做了高架火车行驶速度的计算，认准那老头的证词说明了他听见少年叫喊时，正是火车驶过行凶处，而呼啸的火车震耳欲聋，老头是不可能 听见少年的叫喊和身体倒下的声音的。房间里重新笼罩着一种难忍的沉寂。长时间的停顿。5号环视着人们，慢慢地说道：我收回我的一票，我赞成“无罪”。于是，九比三。5号是一个比较单纯，缺乏安全感，有些害怕，自卑，说话不多，在一个贫穷的犹太社区长大这样的性格最容易发生从众效应，容易被说服。受害者的情感距离，权威的接近性与合法性等都是引起服从的因素。这个案件勾起了他的贫民窟的成长经历；有罪的投票会使他与自身的以往间隔开，从众是他获得社会认同，在最开始才会投有罪票。
而后8号拿出地图，并通过饰演的方法指出老头不可能在十五秒看见少年，他在撒谎。11号也说那老头走得很慢，他为了走到证人席上，还得让人扶着。八号以这种办法证明那老头根本就没有看见那少年，他的证词是一种揣测而已，并不能证明少年有罪，众人议论纷纷，6号建议，再进行表决。结果，票数为六比六。2号发言，他认为整个事件与刺伤有关，这刺伤是怎么造成的，审判时断定是从上往下，而那个父亲比少年高六英吋，因此，少年从上往下刺比自己高的父亲，可能吗？3号坚持认为可能，并作了表演。他用挑衅的眼光望着八号，终于，用力挥起刀子。2号猛地抓住3号的手，要他不要开玩笑。8号镇静地拿过那把刀说：大家都知道，被告是会使刀的，他正是因为斗殴中致人刀伤才被送进感化学校，可刚才这样握刀伤人的办法，从上往下刺，可能吗？。5号陪审员幼时常看人械斗，他清楚知道，拿弹弓刀砍人时一定不是高举刺下，少年本身对刀子极为了解，也不可能用这种手法杀人。又一个疑团解开了。有人要求再表决一次，结果，赞成无罪的九票，赞成有罪的只有三票了。
在此期间如此多的陪审员改变最初观点，群体影响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天气如此之热，陪审员疲惫不堪，随着一个个疑团的解开，陪审员一个接一个改变了自己的裁决，直至最后达成一致的无罪意见。群体影响的释放效应也会引起了服从。2号是一位性格温和的，有些懦弱的人，没有自己的主意，6号则是典型的工人，不善于自己拿主意，是一个追随者，7号是一名滑稽急躁的销售员，非常喜欢棒球，巴不得早些结束这个无聊的会议，缺乏最近本的人文关怀，12号广告商人，有些肤浅，思想容易动摇，个性随和、犹豫，缺乏深度的信念或信仰体系，这些人最容易被说服，易发生从众效应。通过了解犯罪事件过程，理解到明白，再到产生相应的行为，确信少年无罪，这体现了说服的中心途径。说服的要素有信息的传达者，信息内容，沟通的渠道，以及听众，四者缺一不可，这样才能使说服顺利达成。但是由于7号自身的特点也使得他的意见容易反复。
之后，赞成有罪的4号站了起来。他说，我依然认为被告有罪，对面的女证人说他晚上辗转难眠一个小时，在午夜十二点十分正好瞥见少年行凶；3号随之附和。但6号提出了该女证人有戴眼镜，出庭时鼻梁上也有眼镜压痕，正常人不会戴眼镜睡觉，合理推断她瞥见少年行凶也是在没戴眼镜的情况，只能看到模糊的身影。8号同时也认同，最后说：现在谁还认为，本案不存在任何理由充足的 质疑？大家都表示服了，可3号还坚持认为少年有罪。他声嘶力竭地大声叫道：我保留自己的意见，让我们不做出任何决定。可八号直视着他，一字一句地说：那好吧，大家只好期待着，您最终会平心静气的。3号久久地凝视着大家，最后终于妥协，大声喊道：那就依你们吧！十二位陪审员的意见一致了，大家一个挨一个地走出了房间。对于4号，他是一名股票经纪人，受过很好的教育，有些自负与傲慢，由于其社会地位，文化水平使得他思想比较细致，有条理，具有难以置信的记忆力与对事实的领会能力；明白整理，冷静而理性，这也使得他比较坚持自我，不容易受到群体影响，他这样的个性与文化背景，使他不易发生从众效应，不容易被说服。10号一个加油站老板，内心充满愤怒，苦难，有种族歧视；令人讨厌，反感，心胸狭窄，守旧喜欢指责；把社会分为“我们”与“他们”；需要他人的支持来支撑他的狂躁叫喊。这类人个性偏执，不易被说服。这样的背景与性格也使得他对人态度恶劣，行为决定态度。3号，坚持到最后的有罪论者。他比较自我，过度的自信，恃强欺弱，极其固执己见与偏执，完全不接受他人意见，粗门大嗓，性格易变且报复心强；由于与他自己十几岁的儿子关系淡漠，即使所有证明少年无罪的证据摆在面前，依旧自大，易怒，急于判定有罪，与大家对抗直到最后。这充分说明了社会环境对人的认知行为的影响力。个性暴躁，炎热的环境，情景的刺激都容易引起个体的攻击行为。
从最初的一个人认为无罪，到最后的无罪全票通过，这是少数派影响群体的一种现象，比起摇摆不定的少数派，那些坚持自己立场的少数派更具影响力。坚持不从众往往是痛苦的，正因如此，许多人选择了从众，又如起初从众了有罪的选择，不会受到众人的埋怨，而8号则受尽针对与冷眼。但8号又是自信的一致与坚持是自信的表现，这使他影响了众人，使得人们从多数派中叛离，一旦出现叛离行为，其他人常常会紧紧追谁，出现滚雪球效应。这也是8好成功的关键所在。
2007-09-09 12:09:31来源： 新浪娱乐
本届威尼斯电影节参赛片《十二怒汉》是1957年美国版本的翻拍，当年的美国版本很成功，是1957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得主，该片“少数如何挑战多数”的思想精髓，也成为后世广为传颂的典范。
美国版《十二怒汉》导演是悉尼・卢曼特，主演是亨利・方达，影片讲述的是陪审团12个成员中，持反对意见的一个人如果说服了其他十一个人，以一己之力扭转了整个方向，从而使正义伸张，一个人的命运也从此改变。美国版影片相当出色，在第30届奥斯卡奖上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三项提名，虽然最终输给了《桂河大桥》，但50年来光彩不灭，是影史不可磨灭之作。
本届参赛片《十二怒汉》导演是尼基塔・米哈尔科夫，影片借用了同样的框架结构，典型的旧瓶新酒，却向人们生动展示了苏联解体后、面临民族矛盾的俄罗斯现实之创痛。
影片开始，一个车臣少年被控杀害养父，两个证人指证，一个说在楼里听见了少年的喊声“我要杀了你！”，一个说在对面看见少年举刀。铁证看似如山。这时，12名来自社会各界的评审团来给少年最后定罪。
12个人嘻嘻哈哈，觉得是个容易的事，一开始有的弹琴，有的玩球，有的还吸毒。主席好容易叫大家坐下，说了一下案子的情况，让大家快办完正事，办完了好走。主席让大家举手。
只有一个人没举，大家惊讶的望着他，意思是“这人怎么这么耽误事儿呢？”
那个人忽然大梦初醒的问：我不知道你们在举什么？
大家哈哈大笑，和他说了一下这个铁证如山的小案子。
这个人听完了说，我还是不举手，因为我一旦举手，这个人就被我们这伙人就这么了结了，可是这背后是一个人的生命呢！
大家收敛了笑容。这个人接着说：我看到了给这个孩子辩护的律师，他的眼神空洞，我觉得有疑问。
他又接着说：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我当年很爱我的妻子，可是我们很穷，我找不到工作，又不想把专利卖给外国人，我妻子就打三份工，很辛苦，后来她受不了离开了我，我就开始酗酒，早上喝，中午喝，晚上喝，我喝的连死都不怕了，成天进出医院，身上都是伤，还自残，有一天我坐火车，火车上一堆乌烟瘴气叫骂的人，我醉醺醺臭烘烘的和这些人一起，这时候我看到对面坐着一个女人，领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姑娘，小姑娘问这个女人，说对面那个男人是不是疯了，我听见这个女人说：他并没有疯，他只是非常非常的难过。
十一个人都静悄悄的听这个人说话。
这个人接着讲：后来我的专利卖了很多钱，我和这个女人结了婚。现在我们的儿子四岁了。我本该死在了阴沟里，可是这个女人，是她给了我一个机会。
在静默中，这十一个人都明白了这个人在说什么。
说服的过程是跌宕起伏峰回路转的，比分在一点一点的接近，在僵持到6：6的时候还有戏剧性的反复，就像生
活中每一个普通的人都是伟大的演员，这12个人，有12个故事,有12个人格，车臣少年成了他们展示各自经历和良心的一个道具。
他们审判的对象是个车臣孤儿，而车臣一直是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伤痛，车臣人骁勇善战，车臣共和国境内以穆斯林族为主，信奉伊斯兰教，俄罗斯族只占少数，经过了1994、1999年两次正面冲突，2002年莫斯科大剧院800名观众遭车臣武装分子劫持，以及2004年车臣总统和俄高加索司令在庆典中被炸身亡，车臣饱受战争摧残，经济衰败，儿童更是最大的受害者。
十二怒汉面对的是民族的创伤，面对的是人类对真相、真理和人道的责任，通过激烈的争论和征服他们终于意识到，“wecome,wesee,wejudge.(我们来了，我们看见，我们下判断)”，这是一件多么沉重而严肃的事！
十二怒汉来自不同的民族，其中有一个就来自高加索地区，所以当一个来自俄罗斯族的怒汉说这个车臣少年无知，又说高加索人就是没文化的时候，这个来自高加索的怒汉愤起反击：高加索人没文化？你敢说高加索人没文化？！我们高加索出了帕斯捷尔纳克！你敢说我们没文化？！
他们又争论到了俄罗斯的现实，一个怒汉说：我们现在对什么都无所谓，把什么都当成一个笑话，活着是个笑话，死了是个笑话，战争是笑话，地震是笑话，5000万的孤儿我们也当成笑话。我们就不能不那么没心没肺的哈哈笑吗？就不能把哈哈笑变成微笑吗？我4、5岁的时候和奶奶在一起住，有一天她突然发病，跌倒了，我们叫了救护车，但救护车让我们等的就像“永远”那么长，我奶奶倒在地上非常痛苦，我不知道该怎么让她好受一点，就模仿我们当时的邻居，那个邻居平时总是能让奶奶发笑，我记得奶奶忍着巨大的痛苦，还对我露出了微笑，当她的尸体被抬走的时候，那个微笑还是留在她的脸上。我们对现实，为什么不能像我奶奶那样呢？
他们争论到“事物的可能性”和“如何评价一个人”，一个犹太怒汉说，我爸爸当年英俊，一个女人爱上了他，那时候正是二战，我爸爸要去德国，那女人居然跟着他去，他们一起被关进了集中营，1953年他们被放出来，一起生了11个孩子。我知道了我妈妈也并不就是天使。
他们争论到“如何对待一个法律机器下犯过失的人”，一个怒汉说：我叔叔是个善良的人，人人都爱他，可是有一天他生意失败，走投无路，就借了高利贷，他还不了，有一天就去打劫一个小店，警察围住了这个店，我叔叔吓坏了，要开枪，这时这群警察的头儿来了，他说我进去和这个人谈，我不带枪，大家都认为他疯了，他说服了我叔叔，我叔叔扔了枪，和他一起喝起了酒。我叔叔没有进监狱。这个警察拯救了他。
他们在争论道义的同时，开始分析案件的疑点，他们检查了杀人凶器，演示案件的过程，从而推断案件的证词不成立，车臣孩子不可能杀他的养父，凶手另有其人。
最后一轮举手投票，主席看到每个人都举手认同车臣孩子无罪。
忽然主席说：你们忘了我还没举手呢，我也是十二个人中的一个。
大家呆住了。
主席说：其实我早就知道这孩子无罪，证人的证词有明显漏洞，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把这个孩子送进监狱，他也许能多活一阵，把这个孩子释放了，他出了法庭的门举目无亲，那些真的杀了他养父的人会找他来寻仇，他过不了多久就会暴尸街头。
大家沉默了。出了法庭的门，就是可怕的现实。社会现实是他们无法左右的。
突然一个怒汉说：那他要是在监狱里上吊了呢？
主席犹豫了一下说：那就是他的命了。
大家又开始为了孩子的前途和自己的义务争论了。
争论完了，主席问：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愿意判这个孩子无罪吗？
陆陆续续，十一只手都举了起来。
主席看了看，也举起了手。
无罪就是无罪的。
孩子被无罪释放了。有人继续照顾这个孩子的生活。真正的凶手被通缉逮捕。
影片在一次次掌声中结束，因为影片在正式结束前虚晃了二次，观众都以为是完了，长舒一口气，可是又开始了，又以为完，又开始了，所谓余音缭绕，经久不息。
除了精彩的台词，影片中十二位男主角都有出色表现，十二怒汉构成了一个表现力极强的整体。通过这部影片，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向世界展露了他们在新游戏规则下对生命、对正义的思考，展露了他们对俄罗斯丰富的民族性的自豪感和深深的忧虑，展现了他们对现实的迷惘。
这便是曾经荣膺多项奖项的美国经典影片《十二怒汉》。当然，今天我写下这篇文章，绝不是为了从艺术角度来分析这部电影究竟是如何经典，这些事都是影评家来做的，我要做的事是：从一种法理的角度解析它。
首先透过影片我要发表的是美国陪审团裁决原则所引起的我的思考及一些观点。“如果你们能够提出合理的怀疑，从而无法确定被告是否有罪，那么基于这个合理怀疑，你们必须判决被告无罪;如果，你们找不到合理怀疑，那么你们必须基于自己的良知，判处被告有罪。但是，你们的决定必须一致。”这是本片开头时法官在陪审团进行评议前所作出的指导意见。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陪审团在美国在进行案件的裁决时所奉行的是“全体一致裁决原则”，而不像中国的合议庭所奉行的是“多数决原则”，虽然都是大范围意义上的多数决原则，但是二者在功能和效果上有巨大差距。陪审团在整个审判过程中都要认真听取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当双方做完最后陈述以后，法官会对陪审团做出指示，包括法律原则及其应当如何适用，陪审团必须根据这些原则对事实进行认定，并做出裁决。一般而言，陪审团做出裁决包括几个步骤。首先是陪审团评议。陪审团在评议时一般是与外界隔离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进行评议，这便是本片所看到的场景。陪审团评议后作出裁决。对陪审团做出的裁决，必须要求是一致的。美国《联邦刑事诉讼程序规则》要求“裁决必须是一致做出的，它应当由陪审团在公开的法庭上递交给法官。”但是如果制度是这么设计的话，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出现某位陪审团成员因为对案件不同的理解或者是其他一些个人原因，始终坚持与其他大多数陪审团成员相反的意见时，那么裁决结果很显然就面临着难以作出的危险与困境，这样的陪审团在美国被称为“悬而不决的陪审团”。而在中国，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7条第一款以及《民事诉讼法》第40条之规定，我国在处理民事案件上实行合议制度，而《民事诉讼法》第43条及《全国人大会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第11条明确规定了合议庭在合议案件时，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那么，此二者原则到底谁属科学，谁更能表现和贯彻立法精神?
然后，透过这部影片，还可以明显看到的一个司法原则，即：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一篇民事诉讼法老师布置给我们的论文作业，而无罪推定原则是一个刑事司法原则，在论文涉及此点内容，仿佛有些背道而驰，但是正所谓法理，乃为形成某一国家全部法律或某一部门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学理，所以我觉得，将无罪推定原则在此介绍有些之必要。不对之处，还请老师指正。)无罪推定原则作为一项各国普遍承认的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在当前各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越来越多的受到重视和运用。《美国联邦宪法》第五条和第十四条修正案规定：“非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疑罪从无”无罪推定原则的精髓所在。我国在新刑事诉讼法修改后初步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但是在实行中，我国无罪推定原则的实施面临着各种困顿。
再者，看到最后，思考完一切关于程序上的表层的法理问题，我开始对所涉及的关于实体上的制度产生一些疑问，正如第一点中我对陪审团的裁决制度进行了一些探讨，接着现在，我想对陪审团起整个制度的设计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事实上，在影片中，我看到了美国法官和中国法官在案件审理中的所起作用的不同。在美国，法官应是公平的、中立的。法官必须保证律师在出庭时履行职责合法，以便双方在陈述案件过程中处于平等地位。即便是实行陪审团审理案件时，法官也可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法官必须注意防止任何个人偏见或不公正出现，因为这种现象可能会对陪审团和案件判决结果造成不公正的影响。而在相当程度上实行自由心证主义的中国(学者对中国在司法实践中是否承认和实行自由心证主义存在广泛的争议，但是根据对“《民事诉讼法》第71条第一款：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的思考以及我国目前法官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上来看，我国应该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实行了自由心证主义)，法官的地位则并非如此，法官具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其的观点立场左右着案件最终的结果。那么，法官的地位到底该如何定位呢?
基于以上几点法理上的分析，接着，我对中国现时的相关司法制度产生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及藉此愿意提出几点自己可能稍欠成熟的意见。
首先，对于美国陪审团制度中的评议程序和中国合议制度中合议程序在裁决的“多数决原则”的分歧，我有以下观点。对于此分歧，在影响上很明显的表现就是：在美国，检察官要说服的不是陪审团中的大多数成员，而是全部陪审团成员的12个人;而在中国，检察官要说服的仅是合议庭中多数的法官，他只要做到这点便会赢得诉讼。中国这样的合议制度直接产生的后果是，在案件审判及裁决的过程中很容易忽视掉持不同意见的少数那方，而忽视掉的后果，有时便会直接产生冤假错案。其中已经产生并在全国引起重大反响的有徐计彬案、佘祥林案、聂树斌案、胥敬祥案等。这些实施的出现迫切需要中国刑事审判制度进行改革，在审判裁决上采纳美国陪审团制度的“一致裁决原则”或许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或者至少我们要确认持不同意见的少数那方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再者，对于无罪推定原则在中国实行中的种种困顿状况，我有以下观点。我国目前在无罪推定原则的实行中，有如下问题：传统的有罪推定的观念阴魂不散，司法人员不能从有罪推定的模式中解脱出来接受无罪推定的理念;现行诉讼法规与贯彻无罪推定原则存在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如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仍然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负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这样规定本质上违背了“谁主张有罪，谁承担举证责任”这一证明责任的分担原则，在客观上让嫌疑人、被告人承担了自证有罪的义务);通过非法途径获取的证据仍然不同程度在诉讼过程中被采信;随着社会治安的日趋复杂恶化以及犯罪手段的不断升级，相对落后的侦察手段极不适应形式发展的需要，也影响了无罪推定实施;司法本位主义或称为司法本位现象，也是造成无罪推定原则不能彻底贯彻的一个重要原因。贯彻落实无罪推定原则是解决我国目前一系列司法制度缺陷的关键，如刑讯逼供。因此，我国目前亟需明确确定无罪推定原则，其要求至少应做到如下三点：只有人民法院才能确定被告人有罪的权力;在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不得确定任何人有罪，或表述为不能在法律上将任何人作为有罪之人对待;人民法院确定被告人有罪，必须严格遵守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的规定，依照法定程序作出判决。
再者，关于法官如何定位，我有如下观点。法官的诉讼地位在不同法系的诉讼模式中得到不同诠释。英美法系奉行“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即在民事纠纷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及证明主要由当事人负责，法官在整个诉讼中处于中立和适当指导地位。而大陆法系奉行的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即法院在民事诉讼中拥有主导权。具体表现为法院在程序的进行、开始、终了以及诉讼对象的决定、诉讼资料的收集方面拥有主导权。法官在此享有很大的权利，法官的意志将左右案件的审判和判决。学界对于我国应在诉讼模式选择上应采当事人主义还是职权主义仍存在着广泛的争议，在我国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现实中的一些情况看，我国目前采用的是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而且这种职权主义比其他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似乎更加彻底，因为我国的自由心证原则被学者称之为“超自由心证原则”，法官拥有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官多得多的广泛的自由裁量权。虽说不能简单就下结论决定我国改采那种诉讼模式，但至少我国目前现在的诉讼模式是不科学的，法官在其中的地位也是“不健康”的，在今后的司法改革中，应该削弱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法官地位适当中立化，更加侧重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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