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

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精选8篇）

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 篇1

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学者积极的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对策。

贾爱英在《浅议企业内部会计监督》中从会计职能、会计监督、内部控制制度三方面来剖析会计监督“弱化”现象，并提出应对这一现象的对策。

刘松林和王争在《关于会计监督工作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一文中，从会计监督职能、会计监督现状和会计监督的对策分析三方面，提出了有效地规划会计监督秩序，完善法规体系，提高会计监督队伍素质和科学的监督方法在应对会计监督“弱化”是行之有效的。

潘玲萍的《会计监督论略》一文，从会计监督的定义、会计监督存在的问题入手得出企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加强会计监督：加强法律体系建设，为会计监督的有效实施提供法律保障；强化企业法人治理机构的会计责任；提高会计人员的素质和职业道德水平；完善社会监督机制；督促注册会计师的社会监督职责到位；加强单位内部会计监督。

张瑛的《现代企业会计监督探讨》立足于会计法，提出的建立单位内部会计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三位一体监督体系的观点为出发点，论述了加强和完善现代企业内部会计监督制度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提出了提高会计人员素质、规范会计基础工作和加强单位内部日常会计监督等措施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张艳芳的《论会计监督》就会计监督的内涵、会计监督的重要性及如何强化会计监督进行了阐述。根据会计的职能及会计工作的特点，针对目前个别单位会计监督弱化及会计监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会计监督的角度提出观点：（1）强化会计监督对防腐倡廉有重大作用；

（2）强化会计监督可以保证会计信息的准确与完善；（3）强化会计监督，可以真实反映企业运作情况。

王莉的《会计监督的现状分析及治理措施》从会计监督的含义入手，结合相关案例分析会计监督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进行会计监督的几点治理措施：（1）加强法制建设，加大违法处罚力度（2）发挥各经济执法部门的积极作用，建立综合执法体系（3）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制度，是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内在动力，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所在（4）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会计人才队伍，是实现会计监督的人员保障。

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 篇2

史晋川教授提出,虽然早期的古典主义学派、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都对法经济学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但真正使法经济学确立的却是于20世纪早期成为经济学主流的新古典主义学派。因此,主流的法经济学主要接受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其在法经济学研究中体现为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以外其他所有对法经济学的研究都属于非主流学派。Ejan Mackaay教授所认可的非主流法经济学学派有:制度学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田洪鋆(2009)在此基础上补充了以詹姆士? 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

一、法经济学的名称

在西方,曾有许多概念被用来指代法经济学这一新兴研究领域,如“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法和经济学”(Lawand Economics)、“法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The Law)、“法律经济学”(Legal Economics)、“法律的经济方法”(Economic Approachto Law)和“经济法理学” (Economic Jurisprudence)等。

有些学者将上述概念均视为法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代称,从而对上述概念不做区分。更多学者则认为以上诸多概念的内涵既有联系,又有相当程度不同,因此需要注意区别。例如罗宾·保罗·麦乐怡(Robin Paul Malloy)认为“,法律的经济分析”仅通过新古典的经济模型研究既定社会制度的法律问题;而“法和经济学”的研究在方法上更注重经济哲学、法律哲学与政治哲学三者的相互关系,在研究对象上探究各种可供选择的社会模式中法律制度与经济关系的后果。此外,“经济分析法学”(Jurisprud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和“法律的经济方法”(Economic Approach to Law)等概念,偏重强调在法学研究中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这是以波斯纳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当前主流学派)对法经济学的学科定位,其他非主流学派的法经济学者并不认可。 例如卢宾·鲍·马劳伊就将法经济学理解为“关于政治权力和稀缺性经济资源分配”的学科。

至于法经济学的学科名称,目前在英文界已被普遍认可的是“Law and Economics”,直译为“法和经济学”或 “法与经济学”。许多国内学者指出,借助“and”一词所表达的并列关系,这个名称不对研究范围和研究视角做出限制,同时又包容了法学与经济学的相互影响与交叉渗透。但吴锦宇(2003)认为考虑到“Law and Economics”的跨学科性质,还是从不同学科的角度对其加以意译更可取———从法学角度,应译为“经济分析法学”;从经济学角度,应译为“法经济学”;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则可采用直译。魏建(2002)主张将这一学科译为“法经济学”,以着重体现其经济学性质,并认为“法经济学”比“法和经济学” 更符合汉语中命名一门学科的规范。本文即采用“法经济学”来指称这一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二、分析方法或研究对象定义的法经济学

通过揭示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或研究对象来明确法经济学的概念及其内涵,是目前学界主流的做法。

理查德·A·波斯纳将法经济学描述为“法律的经济分析”(Economic Analysis of Law),意即“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的学科———具体说,法经济学采用经济学(主要为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即现实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波斯纳只关注特定社会, 原因在于其仅以“使法律制度的原则更清楚地显现出来” 为研究目的,而不致力于改变法律制度。他关于“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核心思想是“效率”,即如何分配与使用资源以实现价值(社会总福利)最大化。

尼古拉斯·麦考罗 (Mercuro) 和斯蒂文·G·曼德姆 (Medema)的定义为“:法经济学是一门运用经济学理论(主要是微观经济学及福利经济学的基本概念) 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以及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的学科。”他们认为,“个人理性”及相应的个人主义方法论是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基础,经济学的效率是其核心衡量标准,成本 - 收益分析及最大化方法是其基本分析工具。

沃纳·Z·赫希指出:虽然不同的学者对法经济学的方法和研究视角看法并不一致,但是大部分人(指主流学者) 都支持一个观点———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 (包括经济理论与计量分析工具)构成了法经济学(指主流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

加里·贝克尔提出,定义法经济学应当根据其方法———即理性选择方法,而非根据其研究对象。魏建 (2002)也论述道“在法律问题上理性选择理论的应用、深化和反思过程”构成了法经济学在当代的发展。

被国内学者广泛引用的查尔斯·K·罗利(Rowley)对法经济学的归纳是:法经济学是利用经济学理论和计量经济学方法来检验法律与立法制度的形成、结构、演化和影响的学科。

曲振涛(2005)认为,法经济学以法律制度原则、经济效率及公平三者的关系为研究对象。法经济学视法律制度为经济运行的内生要素,分析法律制度的经济效应。

三、法律的经济分析与经济的法律分析

罗纳德·科斯认为法经济学由两部分构成,而且这两部分已日趋分离。一部分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来研究法律,即法律的经济分析———该领域的最高成就者为波斯纳法官。另一部分则是研究“不同法律系统的运行对经济系统运行的影响”———这是科斯本人真正感兴趣的法经济学领域,该部分研究可称之为经济的法律分析。

显见,波斯纳与罗利对法经济学的定义仅为科斯所理解的法经济学的第一部分,即法律的经济分析。科斯与加里· 贝克尔均认同法经济学的这一部分研究现已高度发展。

尼古拉斯·麦考罗和斯蒂文·G·曼德姆虽未明确提出将法经济学分为两部分,但他们在给法经济学的定义中描述了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运用经济学理论来分析法律的形成、法律的框架和法律的运作,又包括研究法律与法律制度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客观上他们的认识与科斯是一致的。

四、狭义的法经济学与广义的法经济学

魏建(2002)提出,应当把法经济学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法经济学研究社会中法律现象和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不但从具体、微观层次上分析二者关系,亦从抽象、宏观的层次上讨论二者间的联系(例如马克思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研究);狭义的法经济学则仅指形成于六十年代之后的美国、以芝加哥和耶鲁两高校中的一批研究者为代表的当代(主流)法经济学。

以波斯纳为首的当代主流法经济学家(即芝加哥学派) 把“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于“法律的经济分析”。他们将现代经济学(主要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成果应用到法律研究领域,分析法律系统中行为人的决策及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尽管各主流学者对法经济学的定义并不完全一致,但他们均强调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在法学中的应用。综上,狭义的法经济学即为“法律的经济分析”。

与之相对,麦乐怡与马劳伊等学者所定义的法经济学以及科斯提出的法经济学第二部分就属于广义的法经济学。按照广义理解,法经济学的学说思想史可以追溯很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1776)中就已提及法律制度对价格体系的影响。马克思也对法与经济的关系有深刻认识,他指出法律关系不过是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而法律本身则是统治阶级利益的集中体现。其后的德国历史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对法律与经济关系的诸多思想也被包含于广义的法经济学之中。

五、交叉学科定义法

有些学者为了不限制法经济学的覆盖范围,将法经济学宽泛地定义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例如秦海 (2003)主张使经济学与法学充分对流,为此他给法经济学的定义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法律,从法律的角度看经济学。”一般这类法经济学的概念属于广义上的法经济学。

肖松(2011)提出,作为一个交叉学科,法经济学内部法学与经济学的“知识面积”并不相等———从量上看,后者多于前者;从质上看,经济学的知识含金量也显然要更高。他进一步指出,假设一个经济学家和一个法学家学术能力相当,前者只需补充一些简单的法学(法律)知识即可进行法经济学的交叉研究,而后者要进行同等水平的研究却必须打造深厚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丛中笑(2011)认为,在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共有二门交叉的边缘学科,即法经济学和经济法学。前者是把法律现象纳入经济学研究,即从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法律现象;后者强调对特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即从法学的视角考察经济关系。可见,丛中笑理解的法经济学事实上为“法律的经济分析”,即狭义上的法经济学;而她理解的经济法学则与科斯等所关注的“法律系统对经济的影响”紧密联系。

六、总结

“Lawand Economics”作为法经济学的学科名称已在英文界被普遍认可,汉语直译为“法和经济学”或“法与经济学”。而将其译作“法经济学”,则着重体现了“Lawand Economics”的经济学性质,同时更符合汉语语言规范。法经济学的概念应分成广义与狭义两种。狭义的法经济学即“法律的经济分析”———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主义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这是以波斯纳为代表的当代主流法经济学家(即芝加哥学派)对法经济学的学科性质定位。广义的法经济学则涵盖一切对社会中法律现象与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不仅包括“法律的经济分析”,还包括科斯、麦考罗和曼德姆提出的“法律的经济影响研究”(即经济的法律分析),亦包括从古典主义经济学派至今的所有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思想学说。

摘要：法经济学是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法经济学采用经济学的理论与分析方法,研究特定社会的法律制度、法律关系以及不同法律规则的效率。由于各学者对法经济学的概念理解的不同以及分析方法、研究对象的不同,法经济学有法和经济学、法律的经济分析等多种名称。狭义的法经济学即“法律的经济分析”,而广义的法经济学则涵盖一切对社会中法律现象与经济现象之间关系的研究,其研究范围涵盖从古至今的所有关于法律与经济关系的思想学说。

制度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篇3

【关键词】制度；经济增长；新制度经济学

一、引言

经济增长一直都是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之一，也是各国最为关注的焦点。众所周知，古典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都将制度看成是既定的外生变量，在此框架中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技术、地域、文化意识形态等成为了经济增长一系列的决定因素，因此它无法说明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然而，在现实中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最有利的证据是二战后的德国和朝鲜，他们被分裂成两个国家，拥有相似甚至一样的自然资源、实物资本、人力资本、文化等。但是，实行市场经济的联邦德国和韩国要比实行计划经济的民主德国和朝鲜的发展更快更好。研究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斯（North）将制度定义为“制度是为约束在谋求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一点说，他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制度的作用就是“提供人类在其中相互影响的框架，使协作和竞争的关系得以确立，从而构成一个社会特别是构成一种经济秩序”。它包含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一系列成文法，包括政治（和司法）规则、经济规则、契约等，非正式制度是在人类社会诸种文化传统中所逐渐形成的一些非正式约束，包括人们的行事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惯例等等。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科斯、诺斯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和原因，这种观点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既是挑战也是补充。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本身，而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因素，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现在，虽然制度对于经济增长确实有着巨大影响的观点已经被普遍认同，但是在制度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这个问题上却是各执己见。

二、制度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1．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1859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是辨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适合的生产关系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应的制度平台，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旧的生产关系已经不能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需求时，就会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新的生产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个新的制度平台。从卡尔·马克思的观点看，制度既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也可以阻碍经济增长，制度具有阶段性的特征。

2．旧制度学派。旧制度学派以凡勃伦、康芒斯和米契尔等为代表，凡勃伦非常重视从制度层面来分析经济发展，强调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反对传统经济学把制度因素作为分析经济发展的前提，主张从制度和结构上来改革资本主义；而康芒斯则对制度分析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把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解释为一种交易关系，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众多的利益集团，因而存在着众多的利益冲突，为此就需要制度为各方建立一个行动规则，对交易各方进行约束和协调。康芒斯特别强调经济的、法律的和伦理的作用，把资本主义的产生归功于法律制度，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制度，因为它完全以所有权为基础。从旧制度学派的观点看，制度是社会关系的润滑剂，通过促进社会交易来促进经济的增长。

3．舒尔茨的“人力资本论”。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Thodore W.Schults）在《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中，对一些无法用传统经济理论解释的经济增长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是当今时代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舒尔茨对传统经济学将制度看成外生变量的缺陷进行了批判，认为制度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他从制度所执行的功能的经济价值以及经济均衡的概念入手，认为随着教育、培训、知识对人的正效应的提高，人的经济价值也是不断提高的，这种提高产生了对制度的新的需求，导致了当前制度所执行的经济功能的经济非均衡，一些政治、法律等制度则是为满足这种需求所进行的调整，是趋向新的均衡过程中形成的，是有滞后性的。制度变量关系重大，他们可能并且正在变迁，“人们试图对可选择的制度变迁加以考虑来作出社会选择，以增进经济效率和经济福利的实绩。”舒尔茨通过“人力资本论”论述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说明了制度的滞后性变迁促进了经济增长。

4．新制度学派。以诺斯、科斯等为代表的新制度学派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创立了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进而出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四大支柱”——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制度的起源、制度变迁与创新、国家制度供给。诺斯和戴维斯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总结出了近代经济增长的制度原因以及制度变迁的规律，即制度变迁理论。诺斯认为，“在详细描述产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从制度功能上看，适当的制度激励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在这些制度因素中，产权关系至关重要，产权的激励和约束功能、外部性内在化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可以降低或消除市场机制运行的社会费用（外部性问题、潜在收益），提高运行的效率，改善资源配置，加快技术进步，增加经济福利，进而促进经济增长。从国家层面上看，由于国家是强制的统治工具，因此国家降低了保护产权和强制执行的成本，维护了经济秩序，促进了经济发展和增长。从意识形态的层面看，诺斯将意识形态看成是非正式制度，它同正式制度一样约束了个人的机会主义，激励了个人的效率，降低了社会成本。

诺斯将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引入了制度分析框架，认为在现存制度下如果存在着潜在利润，即存在一种可供选择的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社会主体从中得到净收益大于现在的净收益，就会产生制度的非均衡， 产生新的潜在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当再次达到制度均衡时，就产生了经济增长，因此制度变迁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而其他因素只是经济增长本身。

三、总结

自从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76）的巨著《国富论》出世以来，经济学就从未停止过对经济增长的探讨，出现了“资本决定论”、“技术进步论”、“人力资本论”、“分工——专业化理论”、“结构效应理论”和“制度决定理论”这些主流理论，还有“地理条件论”、“文化宗教信仰论”，然而并未形成普遍认同的统一分析框架。本文首先对研究制度和增长之间的关系意义进行了探讨，并且引用了诺斯关于制度的经典定义，并对主要的几种制度与增长理论进行了整理，他们分别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制度促进交易，制度通过人力资本作用于经济增长，制度变迁与产权等方面论证了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当然，还可以从制度能促进生产要素的吸收这个角度出发来说明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虽然说法不一，各有优劣，但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制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可以更好的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所遇到的问题中找出原因，并提出解决方案。

参 考 文 献

[1]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2]R·科斯．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一一产权学派与新制度经济学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3]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1994

[4]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6]康芒斯．制度经济学．商务印书馆．1987

[7]杨有才．制度与经济增长：一个数理模型分析．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8]罗伯特·J·巴罗，哈维尔·萨拉伊马丁．经济增长（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9]戴维·罗默，苏剑，罗涛．高级宏观经济学．商务印书馆．2001

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 篇4

专业：材 料 化 学

学生姓名：

郭

磊

指导教师：陈连发 副教授 完成时间：2013年4月3日

摘要

综述了大水胶比、高掺量粉煤灰碾压混凝土（HVFARCC）的定义、现在的发展状况、性能（抗压强度方面）、原材料要求、配合比设计等方面的特点。介绍了高掺量粉煤灰碾压混凝土在大坝、道路、桥梁、房屋、港口等工程中的应用情况。对高掺粉煤灰碾压混凝土的抗碳化能力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关键字:大水胶比

高掺量粉煤灰碾压混凝土（HVFARCC）1

第一章 概述及RCC的主要应用

第一节 概述

1.1 引言：

近年来，大掺量粉煤灰碾压混凝土（High Volume Fly Ash Running Compacted Concrete 简称HVFARCC）已经日趋发展成熟，并逐步在我国的桥梁、道路、水利、港口等工程中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从HVFARCC的发展来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问世的水工碾压混凝土筑坝技术和减水剂尤其是高效减水剂的普及是促进HVFARCC应用技术快速发展的两个最主要的因素。

从开发HVFARCC的意义来看，它将普通混凝土、粉煤灰、和环保型低水泥用量混凝土的概念加以有机的结合，对于拓展三者的涵义，走新型建材、绿色建材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从HVFARCC的效益来看，对于粉煤灰应用技术的提高，综合利用效益的提高，供需双方经济效益的提高，环境保护力度的提高等方面均有显著效果，粉煤灰混凝土不仅能节约水泥，还减少了细骨料，从而降低了混凝土成本，具有一定经济效益，同时利用粉煤灰，可减少占地面积，可改善环境污染，因此，具有一定的经济、技术、社会三重效益。

因此，HVFARCC的开发，是一条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走“绿色建材”之路的新型环保混凝土的技术路线的体现。为节约能源，改善环境和控制污染，高效消纳工业废渣走出了一条面面俱佳的新路。

1.2 定义

大掺量粉煤灰碾压混凝土（HVFARCC）碾压混凝土是和其他混凝土一样，也是有水泥、掺和料、砂石、骨料、外加剂和水等材料组成，但各成分所占比例同常态混凝土有较大差别。目前，我国的掺和料主要是粉煤灰。大多数文献认为HVFARCC的含义，是根据我国几十年来在混凝土中粉煤灰取代水泥率15%左右而谈的，即粉煤灰取代水泥率30%以上（含30%）配制的碾压混凝土可称为HVFARCC；但很多国家标准或规程都将粉煤灰掺量为40%做为上限，故本文根据我国经验和习惯把粉煤灰含量在30%以上的定义为HVFARCC。

1.3 研究的现状

HVFARCC对水泥、骨料无特殊的要求，基本与普通混凝土相同，为了配制性能良好的碾压混凝土，HVFARCC需掺用高效减水剂。为使混凝土的拌和物具有一定的含气量，改善混凝土的流动性，一般在掺高效减水剂的同时还要掺引气剂。如果有较高早期或后期强度要求的还需要加入相应的激发剂。

一些文献认为大掺量粉煤灰混凝土与普通混凝土在原材料方面最大的差别是要掺大量的粉煤灰。英国的Dunstan认为，不是粉煤灰的质量，而是其质量的变异性才是最重要的。高掺量、低质量粉煤灰可以配制出性能良好的碾压混凝土，只要其质量的变异性不是十分显著。加拿大的Malhotra用了美国8种高粉煤灰掺量、大水胶比配制了的碾压混凝土，抗压强度性能仅仅是我国现行规范的二级或三级标准。

更多文献认为，高粉煤灰掺量的碾压混凝土，粉煤灰对其强度的增长没有多大作用，更多的是为了利用粉煤灰的防渗作用。故在我国，大多是：在水胶比（一般小于0.4）很小时才掺用高粉煤灰，在大水胶比（一般在0.4~0.7之间）时掺用不超过30%的粉煤灰，也就是低粉煤灰用量。

第二节 RCC的主要工程应用及历程

2.1 早期的RCC的发展

碾压混凝土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混凝土。它具有独特的性能，未凝固前碾压混凝土的性能与常规混凝土的性能完全不同，而凝固后有与常规混凝土的性能非常相近。

碾压混凝土是将土石方施工机械容量大、速度快、大面积作业的优点和混凝土强度高、耐久性强的特点融合到一体，从而达到快速经济施工的目的。

为了使土石方施工机械能在混凝土面上作业，碾压混凝土稠度又要很干，干到足以使推土机，振动碾、自卸汽车不下陷。碾压混凝土比工业民用建筑上的干硬性混凝土还要干，是一种坍落度为零的超干硬性混凝土。用维勃仪来进行测定即：碾压混凝土在一定频率的维勃仪上震动，达到液化所需要的时间，定义为碾压混凝土的稠度，又称碾压混凝土的工作度即VC值，单位为：秒（S）。从工艺学角度，经过振动碾碾压的混凝土，只有压实到接近密实容重，才具有结构设计 3

所要求的强度、抗渗性和抗冻性。

据各国资料统计，碾压混凝土施工方法最多用于大坝工程和公路工程，经验证明也是最经济的方法。

2.2 RCC用于筑坝的发展

碾压混凝土用于筑坝的思想是在1970年和972年美国工程基金会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阿斯劳玛尔召开的两次会议上提出的。在“碾压混凝土快速施工”第一次会议上，拉菲尔（J．Ｍ．Ｒaphael）教授提出“最佳条件重力坝”论文。他是根据我国台湾石门坝围堰采用水泥砂砾土材料修筑的经验提出来的，该围堰高 ６５米，是用土坝施工机械填筑和压实。他提出了基于水泥土理论及应用的许多观点。他建议使用高效率、大容量的土石方运输机械和压实机械施工，并用水泥、砂砾石混合料作为筑坝材料。他还认为，水泥固结砂砾石材料的抗剪强度较高，从而可以坝的断面比典型的土石坝较小；因此使用类似于土石坝施工的连续浇筑的方法，与传统的混凝土坝施工方法相比，能缩短施工时间并减少施工费用等。更重要的是能使工程提前产生效益。1972年，在阿斯劳玛尔召开的“混凝土坝经济施工”会议上，美国天纳西流域管理局的罗伯特康农（Rober W.Cannon）发表了题为《用土料压实方法建造混凝土坝》的论文，进一步发展了拉菲尔的设想。康农介绍了在泰斯.福特（Tims Ford）坝实验块上，无坍落度的贫混凝土用自卸车运输、前端装载机铺筑，振动碾压实的试验结果。1973年，在第十一届国际大坝会议上，莫法特（A.I.B.Moffat）宣读了题为《适用于重力坝施工的干贫混凝土研究》的论文。他推荐将早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路基上使用的干贫混凝土用于修筑混凝土坝，用筑路机械将其压实。他预计，坝高在40米以上的坝，将造价降低15%。

碾压混凝土用于筑坝，于1960~1961年期间在我国台湾省石门坝的心墙上曾用过。但对于碾压混凝土坝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是巴基斯坦塔贝拉（Tarbela）坝的遂洞修复工程。1974年，该坝的泄洪遂洞出口被洪水冲垮，修复工作必须在春季融雪之前完成，于是采用碾压混凝土进行修复。在42天时间里铺筑了35万立方米碾压混混凝土。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三期碾压混凝土围堰工程自2002年12月16日施工以来，创造了5项世界纪录：浇筑仓面面积世界最大，最大仓面达到19012平方米；月浇筑强度47．6万立方米；碾压混凝土日 4

浇筑、班浇筑、小时浇筑量分别达到21066立方米、7438．5立方米、1278立方米，分别刷新了世界纪录。这有力的证明了碾压混凝土施工的快速性和我国在碾压混凝土施工方面技术的先进性凝土，日平均铺筑量8300余立方米，最大日铺筑强度达1.8万立方米。

2.3 碾压混凝土筑坝的特点

碾压混凝土是由水泥、掺和料、水、砂、石子、及外加剂等六种材料组成。我过碾压混凝土由于掺用较大比例的掺和材料，故一般使用强度不低于32.5 MPa的普通硅酸盐水泥。为了适应碾压施工，碾压混凝土拌和物属于超干硬拌和物。拌和物粘聚性较差，施工过程中粗骨料易发生分离，为减少以至避免粗骨料分离现象，一般都限制粗骨料最大粒径不大于80mm，且适应当减少最大粒径级粗骨料所占的比例。砂中细粉（我国是指小于0.16 mm的颗粒）含量对改善碾压混凝土的性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水利水电行业标准《水工碾压混凝土施工规范》推荐碾压混凝土使用的人工砂中，细粉含量达到10~20%。为适用碾压混凝土的连续、快速碾压施工，一般不在碾压混凝土中设置冷却水管以降低碾压混凝土的温升。因此，碾压混凝土中的水泥用量应尽可能的降低。但是，为了满足施工对拌和物工作度及坝体设计对碾压混凝土提出的技术性能要求，碾压混凝土的水泥用量有不宜过小。这就存在矛盾。解决矛盾的可行而有效的方法是在碾压混凝土中掺用较大比例的掺和材料。外加剂是碾压混凝土必不可少的组成材料之一。碾压混凝土中胶凝材料较少、砂率大，为了改善拌和物的施工性能，必须加入减水剂。减水剂的加入可以降低拌和物的VC值（Vibrating Compacted Value，即在固定振动频率及振幅，固定压强条件下，拌和物从开始至表面泛浆时所需要的时间），改善其粘聚性或抗离析性能。碾压混凝土大面积施工的特点，要求拌和物具有较厂的初凝时间，以减少冷缝的出现，改善施工层面的粘结特性，为此必须加入缓凝剂。在严寒的地区使用碾压混凝土，还有必要考虑加入引气剂，以提高碾压混凝土的抗冻性能。由于碾压混凝土拌和物的干硬性以及掺合材料的吸附性，因此碾压混凝土拌和物掺入外加剂的量要略大于常态混凝土。

碾压混凝土虽属混凝土但又有别于常态混凝土。碾压混凝土拌和物与常态混凝土拌和物比较，骨料用量多、水泥用量较少，虽掺用一定量的掺和材料，但胶 5

凝材料浆用量仍较少。拌和物不具有流动性，坍落度为零粘聚性小，一般不泌水。拌和物在振动压实机所施加的振动和动压力作用下，胶凝材料浆由凝胶转变为溶胶（即发生液化）而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固相颗粒位置得到重新排列，颗粒之间产生相对位移，彼此接近。小颗粒被挤压填充到大颗粒之间的空隙中，空隙里的气体因受挤压而逐渐逸出，拌和物逐渐密实。因此，碾压混凝土拌和物的振动压实既具有混凝土的基本特性，也具有土料压实的一些特性。碾压混凝土的特定施工方法要求拌和物必须具有适当的工作度——既能承受住振动碾在其上行走不陷落，又不能过于干硬，以免振动碾难于或无法将其碾压密实。

碾压混凝土与常态混凝土比较，技术性能有其明显的特点：由于碾压混凝土中掺有较大比例的掺和料，而多数掺和料早期水化反应较少，使硬化`碾压混凝土的绝热温升明显低于常态混凝土，最高温升出现时间明显推迟，温降缓慢；碾压混凝土的自生体积变形及干缩变形明显小于常态混凝土。

在实际工程中碾压混凝土的性能受到施工质量的影响较大。施工层面的粘结质量对碾压混凝土的性能影响尤其突出。

2.4 碾压混凝土在公路上的发展

碾压混凝土的另一个广泛应用领域是公路工程。碾压混凝土路面的特点是承受车辆磨蚀；冬天承受冻融破坏和防冰化学剂作用；强度要求高，28天龄期抗压强度30~40MPa，弯曲抗压强度4.5 MPa；路面要求密实和平整。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比利时、丹麦、德国、法国及其它一些欧洲国家已有人碾压修筑了水泥混凝土路面。但是，由于当时具有的碾压手段难以保证良好的工程质量，这种筑路技术未能得到发展。

我国是从80年代初开始进行碾压混凝土路面研究的。1981年安徽省公路局开始进行室内试验，1982年铺筑第一段试验路。1983年、1984年，安徽省公路局和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及江苏省交通厅合作，进行了扩大试验，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1988年开始的国家科技工作引导性项路面发展对策及修筑技术研究》中，又组织江苏省公目《我国水泥混凝土路局、山西省公局和河南省交通厅等单位对碾压混凝土路面修筑技术进行了研究。从施工机械来看，当时进口的大型沥青摊铺等机械还比较少，即使拥有这些机械的单位一般也不愿用来铺筑碾压混凝土路面，只能采用人工或小型机械施工，路面质量难以提高。因此，这一时期的 6

研究成果主要为采用人工或中小型配套机械施工的各种复合式碾压混凝土路面或用于较低等级公路的全厚式碾压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随着高等级公路的迅速发展，进口的高密实度摊铺机、振动压路机等大型设备越来越多，国内的一些筑路机械生产厂家也纷纷研制或引进技术生产施工机械，因此公路工程单位的大型机械保有量迅速增加，再加上京津塘高速公路等一些工程明确规定水泥稳定基层必须采用“厂拌机铺”，改变了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的认识，从而为我国高等级公路碾压混凝土路面施工中采用高密实度摊铺机等大型机械创造了条件。1991年在国家“八五”重点科技项目(攻关)《高等级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材料及应用开发研究》中，交通部组织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所、山西省交通厅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厅等单位进行了碾压混凝土路面成套技术的研究，以应用于高等级公路为目标，从材料、施工技术、抗滑技术、接缝技术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在路面平整度、抗滑及接缝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并取得了一系列配套成果，初步形成了高等级公路碾压混凝土路面施工成套技术。

2.5 桥梁工程中的应用

1995年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座海边高架桥下部的混凝土中采用了HVFARCC，用粉煤灰取代了50%的水泥。日本采用粉煤灰、矿粉复合材料在名石跨海大桥的预应力桥墩中应用了70%以上的高掺量粉煤灰碾压混凝土。我国在建的滨州黄河公路大桥的钻孔灌注桩和承台均为C25~C30普通混凝土。采用等量取代法，最大粉煤灰掺量为30%。

参考文献

1．高等级公路碾压混凝土路面施工成套技术的研究(课题总报告).1996，2

2．高等级公路碾压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的研究(85—403—01—03专题总报告).1996，2

3．高等级公路碾压混凝土路面材料的研究(85—403—01—02专题总报告).1996，2

4．高等级公路碾压混凝土路面施工技术指南(课题共用分报告).1996，2

5．碾压混凝土施工工艺及施工组织微机管理系统（发表日期：2003-9-11 来源：山西省交通厅

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 篇5

文献综述

1引言

产业结构是经济学范畴的重要理论之一，从其诞生至今，已发展得极为成熟。国民经济中常见的农业（一次产业）、工业（二次产业）和服务业（三次产业）的分类就源于早期的产业结构理论。根据最新数据，我国当前的产业结构逐步趋于成熟，一次产业稳步下降，二次产业经过长期增长后比重有所回路，三次产业发展迅速且于2015年首次超过二次产业。但是从全球视角评价，我国三次产业所占比重依旧偏低，甚至低于印度、俄罗斯等国。可见我国产业结构依然有优化空间。

产业结构调整是在市场及政府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的国民经济构成比重演变的过程。一般而言，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需遵循二次替代一次、三次替代二次的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呈顺序转换，先后有农业主导、工业主导、服务业主导，以及当前的信息产业主导。

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各种市场资源的转移。并且，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均会对其他产业带来多元的影响。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农业一直是主导产业，而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工业、服务业先后成为主导产业，且对农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促进了农业机械化生产，提高了农村劳动力，导致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专业，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村市场的消费需求，反过来又促进二、三次产业的发展。

但是，由于我国农民人口较多、农村分布广泛、农业基础作用凸显，所形成三农问题成为我国长期存在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关乎到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向来是各级政府、专家学者等关注的焦点。而长期以来，我国农业生产格局和基础设施、城镇化发展水平等不同程度上制约着农业的发展，也不利于国民产业结构的优化。

当前，随着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弊端明显，二次产业产能过剩、内部结构不合理等问题制约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新型城镇化、供给侧改革、去产能等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成为必然。在此背景中，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融合一二三产业乃至信息产业，促进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成为当前学界和公共部门的共识。

本文选题过程中，立足产业结构调整相关理论，结合国内专家学者的关于农村经济发展的专著、论述，并参阅了农业工作人员的研究成果，作为本文选题的理论素材。在此基础上，确立本选题。本课题研究和论述的主要内容有：

一、产业结构相关概念、意义。

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因。

三、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四、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的问题。

五、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优化措施。

2文献综述

当前，国际国内关于产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体系完备且理论成熟，不复赘言。

近年来，我国关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研究集中在转型升级方面。如洪银兴（2014）年提出，中国经济发展步入中等收入国家后，经济增长的侧重点应有速度转向结构，并认为外需驱动调整为内需驱动，应突出创新和市场的作用加快服务业稳定发展和结构调整。

王岳平（2014）年认为，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投资驱动、服务业发展滞后、价值链低端、资源环境问题突出等弊端，并指出“十三五”期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在于由要素驱动转为创新驱动、由低端的价格竞争转向技术、品牌竞争，从而实现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和高效发展，并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政策模式和社会创新方面提出了多元路径。

关于我国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的研究，于然来（2016）指出，要通过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关键路径是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但是同时也指出我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困难较多，政府部门应继续增强宏观政策调整，且要确保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和步伐，全力构建高效、合理的产业体系，方有助于农业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在于然来的观点之前，苏久华（2013）在其研究中也认为基层政府尤其是乡镇一级党组织、政府应当在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需借助先进地区经验来《乡镇如何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此二者研究的共同之处是把政府行为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因素，成为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强大外力。

王宏伟（2015）年对比了我国和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发展现状，指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农业产业化、集约化、商品化是大势所趋，而我国当前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不高，要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需通过涉农深加工业、科技和商业、信息产业等产业的促动来实现，同时还需要涉农政策、生产经营模式的调整支撑。

关于农业产业结构的发展趋势，吴晚霞、曹正勇（2013）以灰色关联分析法和比较法为手段，对四川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了多维度而全面的分析，总结了四川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就，并指出，该省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已经从单纯的产量比例调整、增长，转变为生产结构、行业结构、品类结构、质量结构和产业区域分布、农业生产组织等全方位地调整，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具有积极而深远的作用。

在农民收入方面，陈昊，王强（2015）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就城镇化、产业结构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运用VECM模型重点以农民收入增长指标为研究焦点，最后得出结论，产业结构与农民人均收入正相关，且长期影响明显。而在短期内城镇化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在农村劳动力方面，王海波（2015）认为，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农村生产力极大提高，现代化农业生产显著，导致农村劳动力剩余，涌入城市化、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建筑、制造、电子加工等行业，倒逼农村生产模式呈专业化、规模化趋势，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契机，为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和挑战。

在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秦德智、邵慧敏（2016）年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分析，指出需求、生产投入和政策是影响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动因，认为农产品价格指数、农业投资是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因素，并认为要深化产业结构调整、发展农村经济，政府应在扶持农业企业、合作组织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增加投入。

在农村消费结构视角，田涛等人（2015）以湖北省农村经济为研究范围，对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以向量自回归模型进行了分析，论述了湖北省农村消费结构、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该省农村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之间的关联并不紧密，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二者之间的互动性未建立。

3结论

产业结构的调整实质是社会生产力、生产模式优化的动态过程，且不同产业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过程。

而从上述文献中可知，产业结构调整对于经济增长的量和质均有重要意义，如何通过有效的调整来确保经济稳定而高效的增长是政府部门、学者乃至市场主体最为关心的问题。

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涉及农业配套产业、农民收入和消费、农村城镇化等普遍性涉农问题。而二三次产业结构的调整要有效促进一次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农业产业结构的内部调整，最关键的在于农业产业化。相关学者、农业工作人员深入研究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多需以某一区域为研究对象，这符合我国农业的区域差异，因我国呈区域化分布的农业产业也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因而以此视角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经济的关系也较为客观。

客观审视当前研究成果，关于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经济的影响，分析视角多为偏重某一方面的、某一区域，侧重点各有不同，研究成果纷繁。笔者选题过程中，旨在立足全局角度通盘考虑，归纳当前产业结构调整的构成及制约因素，以我国市场经济运作机制特征为依据，从农产品需求、生产、流通以及农业生产的政策和模式、农民收入和消费、城镇化等角度，论述产业结构调整对农村经济的宏观影响，以其较为全面地勾勒出影响因素、机制和框架。

4参考文献

经济学文献综述范文 篇6

英文翻译是20篇文献中有若干篇英文文献，然后找出一篇，翻译成中文

文献翻译包括两部分：英文原文、中文翻译

（1）中文翻译

主标题：三号字、居中、宋体、加黒，段后为自动。

正文：全文宋体、小四号字、段前段后0、字间距1.5，首行缩进2个字符（包括各级标题）。

编码：采用中式“

一、1.（1）1）”编码形式，不得采用自动生成格式。其中“

一、1.”做为标题，加黒，单独成行。“（1）1）”可以做标题，也可以不做标题，如果做标题，需单独成行，做还是不做标题，均不需要加黒。

图表：图表文字及说明等均采用五号宋体。表格要有表头（表头包括表号、表名），表头在表的上面并居中加黑。图要有图号、图名，在图的下面并居中，不需加黒。

公式：采用公式编辑器编写，要规范，必要时要编号，编号要写在公式的尾部。

（2）英文原文

格式和中文翻译一样，只是字体改为Times New Roman 张艺凡.售楼处设计的趋向性研究[D].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11[8] 卓刚.售楼部建筑设计初探——兼论传播学对建筑设计的影响[J].华中建筑.2007(05)5] 王颂.从售楼处说开去[J].建筑创作.2005(07)] 徐丹怡,杨楠.分析与细分——售楼处设计[J].世界建筑.2004(06)

[6] 王蔚,和静.售楼处的转型及可持续发展[J].建筑创作.2005(07)

7] 王丽丽.市场经济下的商品楼市—售楼处设计初探[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8

[2] 康东阳,谢益人.住区售楼处的回顾与展望[J].福建建筑.2008(06)

5] 唐盈.售楼部设计及其研究[D].西南交通大学 2008

9] 康东阳.住区售楼处设计探讨[D].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2008

关于普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的写作要求

为了进一步强化学生搜集文献资料的能力，提高学生对文献资料的归纳、分析、综合运用能力，从2004级普通本科学生开始，实施文献综述写作制度。为进一步规范文献综述的写作，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

一、撰写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

文献综述是针对某一研究领域或专题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就国内外在该领域或专题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新进展、研究动态、前沿问题等进行综合分析而写成的、能比较全面的反映相关领域或专题历史背景、前人工作、争论焦点、研究现状和发展前景等内容的综述性文章。“综”是要求对文献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归纳整理，使材料更精练明确、更有逻辑层次;“述”就是要求对综合整理后的文献进行比较专门的、全面的、深入的、系统的评述。

二、撰写文献综述的基本注意事项

1、文献综述是一篇相对独立的综述性学术报告，包括题目、前言、正文、总结等几个部分。题目：一般应直接采用《文献综述》作为标题，经指导教师批准也可以所研究题目或主要论题加“文献综述”的方式作为标题。

前言：点明毕业论文(设计)的论题、学术意义以及其与所阅读文献的关系，简要说明文献收集的目的、重点、时空范围、文献种类、核心刊物等方面的内容。正文：无固定格式，文献综述在逻辑上要合理，可以按文献与毕业论文(设计)主题的关系由远而近进行综述，也可以按年代顺序综述，也可按不同的问题进行综述，还可按不同的观点进行比较综述。总之要根据毕业论文(设计)的具体情况撰写，对毕业论文(设计)所采用的全部参考文献分类、归纳、分析、比较、评述，应特别注意对主流、权威文献学术成果的引用和评述，注意发现已有成果的不足。结论：对全文的评述做出简明扼要的总结，重点说明对毕业论文(设计)具有启示、借鉴或作为毕业论文(设计)重要论述依据的相关文献已有成果的学术意义、应用价值和不足，提出自己的研究目标。

2.要围绕毕业论文主题对文献的各种观点作比较分析，不要教科书式地将与研究课题有关的理论和学派观点简要地汇总陈述一遍。

3.评述(特别是批评前人不足)时，要引用原作者的原文(防止对原作者论点的误解)，不要贬低别人抬高自己，不能从二手材料来判定原作者的“错误”。

4.文献综述结果要说清前人工作的不足，衬托出作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和理论价值。

5.采用了文献中的观点和内容应注明来源，模型、图表、数据应注明出处，不要含糊不清。

6.文献综述最后要有简要总结，并能准确地反映主题内容，表明前人为该领域研究打下的工作基础。

7.所有提到的参考文献都应和所毕业论文(设计)研究问题直接相关。

8.文献综述所用的文献，与毕业设计(论文)的论题直接相关，与毕业论文(设计)的参考文献数量完全一致;重要论点、论据不得以教材、非学术性文献、未发表文献作为参考文献，应主要选自学术期刊或学术会议的文章，其次是教科书或其他书籍。至于大众传播媒介如报纸、广播、通俗杂志中的文章，一些数据、事实可以引用，但其中的观点不能作为论证问题的依据。

三、撰写文献综述的其他事项

1.一篇毕业论文(设计)应完成一篇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引用数量原则上不少于15篇，其中外文文献不少于3篇，字数不少于2000字，并按规范格式附于毕业论文(设计)开题报告之前。

2.文献综述的撰写格式参见《江西财经大学普通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写作规范》的基本要求。

3.文献综述与毕业论文(设计)同为学生毕业资格审核的基本文献，为永久性保存文档，学生应同时提供纸质及电子文档。

4.文献综述的成绩占毕业论文(设计)成绩的10%。

制度经济学与制度效率文献综述 篇7

(一) 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论述。

在马克思的分析框架中, 将参与主体看作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经济利益的物质承担者” (马克思著, 曾先令等编译, 2006) , 已经超出了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人”的假设, 而将其看作是在一定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下的“人”。马克思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变化揭示了社会变革的基本规律, 并认为“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上, 都存在着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历史形式。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 这个一定的历史形式达到一定的成数阶段就会被抛弃, 并让位给较高级的形式。” (马克思著, 曾先令等编译, 2006) 马克思所研究的“制度”本质是经济主体参与人之间所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以及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所形成的社会经济结构———即上层建筑。

尽管“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印证了哈耶克所提出的社会主义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的观点, 以至于马克思所论述的包含意识形态的理论受到了质疑, 但是到新制度经济学时代, 马克思的理论被认为是制度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诺思将意识形态列入制度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并认为“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 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 (道格拉斯·C·诺斯, 1991)

(二) 以自发秩序理论为核心的旧制度经济学。

如果说休谟提出的“稀缺性”到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给出了制度分析的起源, 那么凡勃伦第一次将制度同经济学正式结合起来。凡勃伦以人的本能作为出发点, 从本能-习惯-习俗-制度, 认为制度是个人或群体普遍存在的思想习惯。制度变迁的原因在于人们一些思想习惯被自然淘汰, 又由于个人对环境的强制适应过程, 而出现环境随社会发展和制度变化而变化 (凡勃伦著, 蔡受百译, 2007) 。

康芒斯继承和发展了凡勃伦的制度分析。康芒斯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相结合做了许多开创性的研究, 他在综合了“从洛克到20世纪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之后, 提出了“集体对个人交易关系的控制”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康芒斯的研究从“稀缺性”出发, 说明了稀缺性“不仅产生冲突, 而且产生因为相互依存而建立秩序的集体行动”, 因此制度就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康芒斯强调法律制度对经济制度所起的重要作用———通过法律保护所有权, 并提出了法制优先于经济的观点。康芒斯在我国曾被认为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 其代表作《制度经济学》也被认为是“为垄断资本主义辩护的错误思想” (康芒斯著, 于树生译, 1997) 。但是, 他对稀缺性和效率的分析, 已经成为了分析不完全竞争的基础之一 (James, 1937) , 甚至对于反垄断法的建立影响颇深 (Atkins and Robinson, 1936) 。

康芒斯的观点代表了强调“制度”自发性的制度学派。这一学派后经过Knight、哈耶克等人的进一步分析和论证, 引入了演化分析方法, “用理性人之间习俗 (行为规范) 的概念解释”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制度的自发演化, 强调从习惯-习俗-惯例-制度的演化过程。

但是, 以下两个原因导致了旧制度经济学逐渐走向衰落:一是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大量使用数学工具, 以至于其更能够说服大批的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二是由于社会科学在1910~1940年期间的融合与转向, 行动主义哲学和实证主义哲学取代了旧制度经济学所倡导的本能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 (Hodgson, 1998)

(三) 以产权和交易成本为核心的新制度经济学。

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术语是由williamson (1975) 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一直致力于回答“为什么正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我们在构建经济模型的时候必须将制度视为内生变量”,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核心, 即制度对于经济运行的绩效是至关重要的。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纳得·科斯可以算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开创性人物。其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 第一次打开了企业这一长期以来未解的“黑匣子”, 提出了交易成本理论。制度也因此被理解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而存在的规章、规则、法律、政策等等。之后的交易成本理论被广泛应用, Arrow (1969) 将交易费用看作是经济制度必不可少的费用、Williamson (1981) 通过交易成本界定企业和市场边界等对促进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诺思是新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研究起始于交易成本理论, 但是其分析方法同上述研究有所差异, 以诺思为代表形成了制度经济学中研究经济历史和制度变迁的分支。这一分支认为, 新的交易制度的形成和延边促进了近代西方世界的经济社会变迁过程。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 有助于降低转型费用 (North and Wallis, 1994) 。

(四) 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的主要分歧。

制度经济学若干理论之间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同。首先, 研究方法上的差异。研究方法上, 旧制度经济学则应用哲学、社会学等作为主要的分析工具, 新制度经济学大量地使用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这也就导致了新旧制度经济学在对新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方法上的不同:旧制度经济学以哲学、政治学等对边际、效用、利润等持反对态度, 而新制度经济学则是“运用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 (以及更新的分析技术) 来解释制度安排的运行和演化”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从这两种研究方法也可以看出演化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区别;其次, 对于制度起源的认知。旧制度经济学强调习惯的累积和重复, 认为制度是基于个体“自发”产生, 是习惯的延续, 是一种非正式规则。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起源在于降低交易成本及其对经济结构的影响, 即包括正式制度, 如法律等, 也包括非正式制度, 如惯例等。

基于对制度起源的认知差异, 引申出了新旧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差异。旧制度经济学强调制度是自发演化的, “重组制度框架, 建立一个有效的市场是一件成本高昂、耗时费力的事情” (埃里克·弗鲁博顿等著, 姜建强等译, 2006) 。而新制度经济学认为, 即使需要支付高昂的交易费用, 只要能够形成对产权的有效激励, 那么制度也是可以“建构”的 (North, ) 。正因为对于“建构”还是“演化”的争论, 新旧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效率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尽管诺思被归于新制度经济学派, 但是其思路已经逐渐融合了“建构”理性主义和“演化”理性主义的逻辑思路, 认为“作为基础的非正式约束是有利于正式规则的变迁的” (诺思著, 杭行译, 2008) 。

二、制度经济学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之路

20世纪九十年代初, 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樊纲 (1993) 、孔泾源 (1993、1994) 、张军 (1993) 、林毅夫 (1994) 、杨瑞龙 (1993、1994、1998) 等对于制度经济学在我国的应用和发展做了开创性的研究。这些研究将中国经济改革看作“政府主导型的制度变迁方式” (杨瑞龙, 1993) , 旨在明晰产权、降低交易成本, 同时也指出这种方式的制度变迁所存在的弊端和障碍, 并从制度变迁视角论证了市场化是我国经济改革的主要目标 (张军, 1993)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杨瑞龙 (1998) 提出向市场化过渡的三个阶段:从“改革之初的供给主导型制度变迁方式逐步向中间扩散型制度变迁方式转变, 并随着排他性产权的逐步确立, 最终过渡到与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相一致的需求诱致型制度变迁方式, 从而完成体制模式的转变。”基于当时的历史环境, 这些研究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讨论, 为我国后续经济改革之路提供了理论支持。

随着诺思等人的研究被引入国内, 学界对于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国内学界除了从理论上将制度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 (杨友才, 2010) 之外, 更多地考察了制度变迁与中国经济改革的关系。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渐进式改革无疑成为制度经济学研究最好的案例。林毅夫 (2002) 、张军 (2004) 、樊纲 (2000、2004) 、张五常 (2004) 、严冀等 (2005) 等都从正面评价了中国逐步迈向市场化的改革是成功的, 也正因为政府放松对经济的管制, 才保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 中国农村改革 (林毅夫, 1994;蔡昉, 2008;温铁军, 2008) 与土地制度变迁 (黄少安等, 2005) 、地方分权 (周黎安, 2004;姚洋, 2008) 、企业产业改革 (张维迎, 1995;钱颖一, 1998;平新乔等, 2003) 等问题也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这些问题本身既是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重要制度创新, 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原有体制机制上的障碍, 同时由于制度变迁过程中不同主体的共同参与, 导致了制度结果的偏离, 以至于产生新的发展问题。因此, 如何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制度创新, 既有助于解决我国的现有发展障碍, 同时也有助于解决我国的长远发展问题。

汪丁丁是国内较早开始对制度进行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92年发表的论文, 在分析制度及制度变迁的基础上, 认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似性”, 并结合熊彼特的创新理论, 分析了制度创新的一般过程, 认为制度变迁的动力来自于“熊彼特的利润”———“为减少不确定性所作努力的报酬”。从制度创新角度看, 这种利润的表现形式是“租”。在他看来, 通过制度创新, 利益集团的“寻租”行为如果能够为社会带来好处的话, 就能够有好的结果。

林毅夫 (1994) 则从制度不均衡的角度分析了新制度产生的原因。他的分析认为, 制度选择集合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服务的需求改变、其他制度安排改变四个原因将导致制度不均衡, “制度不均衡将产生获利机会。为得到由获利机会带来的好处, 新的制度安排将被创造出来。”“消除”制度不均衡, 既可以通过诱致性创新, 也可以通过强制性创新, 并且只有在“统治者的预期收益高于他强制推行制度变迁的预期费用”时, 强制性创新才可能产生。因此, 政治或制度企业家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起着重要作用。周振华 (1998) 认为, “制度创新是一个由政策层次、组织层次和操作层次的互动构架而成的过程”。各层次的参与主体———分别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和家庭等基层组织共同构成了制度创新的动力。马宏伟 (2003)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结构和制度安排的划分, 将制度创新划分为制度结构的创新和制度安排的创新。其中, “制度结构的创新是指一个社会基本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变革, 制度安排的创新是指某一具体的交易方式的变革”。

三、关于制度效率分析的主要观点

传统经济学对于效率的研究以帕累托最优为标准, 认为当参与人都不改变自己的策略时, 经济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在这种状态下, 任何一方参与人改变策略, 都会导致另一方受损。同时, 帕累托最优也是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状态。但是, 传统经济学关于效率的分析的假设条件很快受到了制度经济学家的质疑。

科斯将交易成本理论引进效率评价, 提出了科斯中性定理, 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 产权清晰界定, 资源配置就能够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是, 现实社会中处处存在交易成本时, 因此, 这一定理也就需要被重新解释。张五常 (2002) 指出, “只有当一些约束条件被忽视或不予考虑时”, 才会发生无效率。正因为交易成本的存在, 制度才显得重要。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 利益和成本的分配是不同的。换句话说, 帕累托最优的原则仅仅是社会总福利的最大化, 而忽视了其中利益分配的比例问题。朱富强 (2010) 批判了科斯中性定理, 认为“资源配置并不是与产权的初始界定无关的, 在一个交易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交易的社会中, 初始产权界定给穷人将会产生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但是, 以交易成本衡量制度效率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因为这一标准将制度效率等同于资源配置效率。弗鲁博顿和芮切特 (姜建强译, 2006) 曾指出, 基于产权与交易成本分析的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提供一个类似于新古典理论中那样“界定清晰”的效率标准。

布罗姆利 (陈郁等译, 2006) 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校正”了对于制度效率的定义。他的《经济利益与经济制度》一书中, 不仅指出“判断资源的每一种配置是否有效率取决于经济深层的制度结构———产品的所有权、经济主体的财富状况”, 而且认为既存在提高生产效率和改善收入分配的制度交易, 也存在那些能够重新分配经济优势以及重新配置经济机会的制度, 它们都是有效率的, 尽管在一些情况下, 这些制度交易是不符合“帕累托效率”的。于是, 效率———在一定制度安排下的效率———代表一定群体的效率等成为效率研究的重要内容。

诺思在其早期的研究中, 曾通过建立实证模型, 通过衡量交易成本的高低从而判断制度的效率, 并认为交易成本是不断上升的, 但是较高的交易费用并不代表制度效率低———那些具有健全的法律制度和司法系统的国家, 尽管交易费用较高, 但是对于保护产权和促进增长是具有高效率的。在后来的研究中, 诺思 (杭行译, 2008) 提出了制度效率的“适应性标准”, 即微观个体同制度之间的适应程度, 认为有效率的制度“内置了创造与实施有效率的产权制度的激励”。

诺思关于制度效率的分析也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同。例如, 韦森 (2001) 把制度看作“规约机制”和“激励机制”, 并据此将制度效率定义为“制度安排本身产生的激励所引致的经济增长”。在分析交易费用与制度效率的关系时, 他认为尽管“法律规则的体系化、交往行为的规范化以及经济运行的制度化”需要较高的交易费用, 但是这种社会对经济增长激励作用更加强大, 而缺乏刚性制度对经济运行的激励会造成社会效率的损失 (被称为制度效率的“抑损”或制度负效率) 。但是, 韦森对制度的分析还是延续了将制度作为自发秩序的分析方法, 强调习俗、惯例及法律制度的重要性。

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借用新古典理论的成本-收益法, 将制度看作一种产品, 通过衡量制度成本和制度收益判断制度效率, 并认为制度是否有效率就要看制度收益是否大于制度成本。如林毅夫 (1994) 的分析认为, 在交易成本相同的情况下, 能提供较多服务的制度更有效率, 而在提供相同服务的情况下, 交易成本较低的制度更有效率。但是, 这种衡量标准存在很大的主观性, 因为无论是制度收益还是制度成本很难通过定量的成本-收益法进行核算。也正如一些学者, 如布罗姆利等人所批判的, 效率的衡量本来就应该同一定的制度安排相联系。

朱富强认为, 效率是“衡量特定目标之速度的指标 (体系) ”, 效率比较首先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基准目标, 一般而言, 效率至少体现为三个层次:最大化个体效用的效率、最大化集体效用的效率以及最大化组织机构目标的效率。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 帕累托效率不具有可比性。在批判了社会总福利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两种效率评价标准的基础上, 作者认为应该将社会正义作为评价标准。

焦兵 (2004) 建立了一个关于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的效率分析模型, 从政府和微观个体对效率的偏好差异入手, 分析了石油工业的制度变迁, 并认为政府和微观个体偏好差异过大, 会降低制度效率, 而当微观个体的偏好占据主导地位时, 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也将成为制度变迁的主要形式。

四、评论:现有文献的借鉴意义

(一) 政府还是市场。

新旧制度经济学之间对于“建构”与“演化”的争论, 间接的辩论着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旧制度经济学从习俗-惯例-制度的过程, 强调经济社会的自发秩序, 将政府干预看作是有害于“制度”演化的。但是, “政府无处不在、时刻在变的管制, 都是影响经济绩效的最关键因素。……政治过程的决策严重地影响着经济的运行” (诺思, 杭行译, 2008) 。

(二) 效率与制度效率。

对于效率的定义, 经济学可以给予其若干种解释, 从帕累托到社会正义、从成本最小到收益最大, 都可以对其进行界定和描述。尽管制度经济学对以新古典理论为代表的效率理论进行了批判, 并强调效率必须在一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界定, 但是“制度效率”以及“一定制度框架下的效率”两者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 再加上对于“制度”理解上存在的分歧, 导致对于制度效率的判断存在分歧。

(三) 中国的现实:

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文献综述 篇8

关键词：晋升激励；经济增长；增长代价

对于理性人，William Easterly（2005）指出，合适的激励对经济增长有重要推动作用。理性人对激励产生趋于激励目标的行为。可以把经济增长看成最主要的激励目标，但背后要通过设计什么激励机制来引导地方政府发展地方经济呢？地方政府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问题的关键是，是什么激励着地方政府？

第一、第二代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某种程度上的解释，也可以解读增长的副作用，例如贫富差距、房地产市场繁荣等，但理论也有其缺陷。从财权分权这个角度看，我国地区间长期的地方保护主义就变得很难以理解：为什么国家之间可以通过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达成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而同在一国之内的各地区却一直不能达成类似的协定?

一、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的解读

经济分权还不能够解释地方政府受到的全部激励，后来有学者提出了“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Edin, 2003; Tsui and Wang, 2004; Li and Zhou, 2005)。该理论认为，中国集权型政治体系倾向于依据地方经济发展绩效，尤其是GDP增长率来对地方政府官员设立激励目标。从1980年代开始，地方官员之间围绕GDP增长而进行的晋升锦标赛模式是理解政府激励与增长的关键线索之一。晋升锦标赛由上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推行和实施，行政和人事方面的集权是其实施的基本前提之一，而晋升锦标赛本身可以将关心仕途的地方政府官员置于强力的激励之下，因此晋升锦标赛是将行政权力集中与强激励兼容在一起的一种治理政府官员的模式，它的運行不依赖于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化。基础设施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王世磊、张军构造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层级的政治激励模型，论证了地方政府在晋升激励下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但这还依赖于绩效评估的方法。

从政府官员的晋升激励角度研究中国经济增长，该观点认为，虽然财税激励无疑构成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动力，但作为处于行政金字塔之中的政府官员，除了关心地方的财政收入之外，自然也关心其在“官场”升迁的机遇，而这种激励在现实中可能更为重要的。通过利用中国1979年至1995年间省委书记、省长的更替数据，Li and Zhou（2005）发现省级官员的升迁概率与省区GDP的增长率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中央在考核地方官员的绩效时理性地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减少绩效考核的误差，以增加其可能的激励效果。

“官员晋升的锦标竞赛理论”的成立要解决一系列的前提条件，如“参加锦标赛的政府官员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控制和影响最终考核的绩效”，“存在一种从委托人和代理人的角度看都可衡量的、客观的竞赛指标”（周黎安，2005）。然而，陶然、陆曦等（2009）对上述两个前提条件提出怀疑，认为省级官员并非地方竞争主体，他们无法直接控制经济增长；而且各地资源禀赋各异，使用经济增长率作为政治提拔主要考察指标可能不合理。其次，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早就注意到中国政治体系中个体官员所拥有的政治网络强度对其提拔所起到的关键作用(Nathan，1973; Shih，2006)，官员可以通过人脉关系而比经济增长政绩更好的其他官员更容易获得升迁，或者通过人脉关系先去更容易出政绩的地方就职而获得升迁。另外，基于对上级政府收入集中担忧的考虑，一些富裕省份的关于会故意低报GDP增长率。泛实地调查表明,即使在省以下也并非所有地方都采用了严格的政绩考核。再者，Tsui和Wang(2004)指出，这种相对正式的政绩考核体系只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才首先出现在河南，19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逐渐正式化并在较大范围内被效仿，而且主要在市、县以下级别的政府施行。而Li and Zhou（2005）使用的是从1979年至1995年间的省级GDP增长数据来验证其理论。可见，晋升激励理论的解释力也存在问题。

二、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代价

按照晋升锦标赛模式治理最大的问题是缺乏辖区居民的偏好显示，从而以GDP增长率来代替居民的偏好。唯GDP政绩观，使地方官员对不在考核范围内或不容易测量的后果不重视，如以环境为代价获取短期经济增长，大搞形象工程，对教育投资不足，捏造统计数据等。

除上述问题外，“晋升锦标赛还是得政府官员同时在经济和政治上竞争，经济竞争由于受到以零和博弈为特征的行政竞争的支配而出现了资源配置扭曲的现象，如中国区域发展中的政府非合作化倾向，包括我国长期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重复建设问题”。一个官员的晋升直接降低另一个官员的晋升机会，这使得同时处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竞争的地方官员之间的合作空间非常狭小，而竞争空间非常巨大，造成具有竞争关系的官员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地区割裂和“诸侯经济”会阻碍国内市场的整合过程。（严冀、陆铭，2003）地方政府这种割裂市场的行为，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造成损失。

三、经济增长的挑战

无论是财政分权激励，还是晋升激励，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持续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尤其是晋升激励理论。但是，经济增长这光鲜表面的背后，孕育着巨大的社会代价。或许任何机制措施都有正负方面的影响，我们只能择优而行，但是随着时代的推进，正负影响的对比消长也会发生变化，原来择优选择的激励机制就必然要改变，否则，日益增长的社会成本，会吞噬掉此前获取的改革成果。

参考文献：

[1]王永钦,张晏.十字路口的中国经济:基于经济学文献的分析[J].世界经济,2006,(4).

[2]周黎安.晋升博弈中政府官员的记录与合作[J].经济研究,200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