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铃薯企业经营政策

马铃薯企业经营政策（精选8篇）

马铃薯企业经营政策 篇1

(2012-11-02 12:45:35)

郭伟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期在浙江省调研时发现，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国家出台一系列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减轻税费负担的政策，赢得企业界一片叫好，但小微企业实际感受到的政策效果却非常有限，普遍反映“雷声大雨点小”。当前形势下，小微企业税负过重仍是一个突出问题。【评】这是一篇“不讲政治”的报道。

◆在中央企业法制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说：越是市场形势严峻，越要坚持合规经营。中央企业各级领导班子要牢固树立合规经营的理念，不搞违法获利，不踩法律红线，不抱侥幸心理，做到违法违规“一票否决”。【评】只有将“风险可控、价值最大”的理念落实在行动中，企业才会走得更远。◆财政部22日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税收总收入增速同比回落18.8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增速总体大幅回落。而22日披露完毕的各省份前三季度财政数据显示，一些地方在税收收入增长“失速”的情况下非税收入大增，有的地方非税收入高出税收收入40多个百分点。【评】羊毛是不会出在狗身上的，受伤的永远是企业。

◆媒体称：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说：房产税铺开具体时间表最有可能是在11月后，而且大方向已经明确无疑了，主要征收对象应是拥有豪宅或多套房的高收入人群。【评】我认为这个信息是准确的。各地税务局早已做好相关准备，而舆论对广东的“房叔”热炒，说明房产税全面开征的“铺垫”工作已经做好。

◆财政部相关负责人称:要切实将减税等政策措施落实到位。【评】只凭一个部门来落实政策到位，用宋丹丹的话说“那是相当困难的”。对于地方税务机关来说，财政部即管不了当地干部的任免，也管不了经费的划拨，更管不了各项税收指标的考核。一个“三不管”的上级部门，说话的权威性可想而知。

◆媒体称：深圳市地税局第四稽查局原副局长蔡某文涉嫌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受贿一案，近日在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审理。经查：蔡某文受贿15万港元为人“减税”20余万。【评】收钱和送礼的人都有“病”。涉及举报去“铲事”的钱不能收，因为这其中的恩恩怨怨很复杂；送礼的人要把帐算清楚后再行动。

马铃薯企业经营政策 篇2

江苏省内资企业外贸发展的基本情况

江苏是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大省, 2005年外资企业的出口比重高达76%, 而内资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私有企业的出口比重仅为24%;2009年内资企业出口比重提高到27%。总体上看, 近五年来内资企业保持了相对平稳的出口增长趋势。

从内资企业的结构看, 私营企业在各类性质的企业主体中, 出口增长最快, 从2006年起出口比重开始超过国有企业, 2009年达到了16.2%, 是国有企业的近两倍, 成为名副其实的内资企业出口主力军。相比之下, 国有企业出口增速相对缓慢且有缓慢下降的趋势:2005年出口比重为11.4%, 是内资企业中出口份额最高的, 到2009年下降为9.2%。在内资企业中, 出口发展最差的是集体企业, 出口比重和增长速度最低, 2009年集体企业出口比重仅为2.2%, 出口降幅却高达36.9%。

案例分析:江苏省内资企业外贸发展状况

1. 国有企业——金龙客车

金龙联合汽车工业 (苏州) 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龙客车) 成立于1998年, 是我国拥有整车生产资质的客车企业之一, 总资产为18亿元, 具备年产2.2万辆客车和底盘的生产能力。目前, 金龙客车的国内市场保有量达8万台, 占国内大中型客车市场份额的20%。从2006年起, 金龙客车启动了国际化战略, 开始进军海外市场, 当年出口额达8000万美元。2008年, 金龙客车销售量达16454台, 销售额51.6亿元;出口3321台, 销售额达2亿美元, 在国内客车出口中居首位。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 金龙客车销售量为15213台, 销售额50.3亿元, 同比下降了8.9%。其中出口1502台, 出口额为1.21亿美元, 同比下降了39.9%。金融危机虽然严重影响了金龙客车出口的增长, 但也促使该公司积极采取应变措施、调整竞争策略。

(1) 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市场, 灵活调整出口市场目标。由于发达国家的客车需求量较少, 主要以私家车为主, 因此金龙客车将主要国际市场定位于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口密度大、公共交通落后, 对客车具有较大需求, 因而这些国家是金龙客车出口的目标市场。目前, 金龙客车已出口到俄罗斯、埃及、阿尔及利亚、巴拿马、卡塔尔和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2007~2008年, 俄罗斯是金龙客车的第一大出口市场, 仅2008年对俄客车出口量就达到1000台, 占总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但是, 从2008年10月开始, 俄罗斯制定了扶植国内重工业、限制客车进口的政策, 同时因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流动性短缺, 俄罗斯进口经销商融资困难, 导致资金链断裂,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金龙客车对俄出口降幅高达99%。在丧失最大的出口市场后, 金龙客车“危”中寻“机”, 大力开拓非洲和中东市场。这些市场不仅受危机的影响较轻, 而且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到2009年, 金龙客车成功调整了出口市场目标, 主要出口市场从俄罗斯转向非洲和中东市场, 对阿尔及利亚出口800台, 约占出口总量的二分之一, 由此阿尔及利亚成为金龙客车第一大出口市场。为了巩固新市场和继续扩大出口份额, 金龙客车在主要出口市场国设立了办事处, 负责进行市场分析, 并为国外客户提供优质的售后服务。

(2) 重视技术研发和国际合作, 提高品牌国际知名度。金龙客车始终把加强技术研发作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不仅设立了拥有256名专业技术人员的江苏省新型客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而且还与清华大学、吉林大学汽车学院等开展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 开发出先进的新能源客车。为了提高品牌的国际知名度、挺进高端客车市场, 2007年金龙客车与欧洲豪华商用车制造商———瑞典斯堪尼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并联合推出了世界顶级的豪华客车———SCANIA·HIGER A90。随着与世界客车先进技术接轨、品牌的国际传播效应, 金龙客车的自有品牌海格 (HIGER) 不仅获得了“中国名牌”称号, 以61.36亿元的品牌价值跻身“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榜, 而且通过国际合作, 逐步扩大了该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

金龙客车通过及时调整市场目标、加强研发与合作, 不断提高品牌的国际知名度和产品竞争力, 外贸出口发展前景良好。但是, 金龙客车在国际市场上也遭遇了一些凭借企业自身力量不能解决的问题, 即国内企业在国际市场进行恶性竞争。如在非洲和南美市场缺乏样车检验认证体系的情况下, 有的中国企业为了争夺出口市场, 不惜以产品质量下降为代价, 压低出口价格, 给中国客车造成了不良国际声誉, 给同为“中国制造”的金龙客车造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2. 私营企业——AB集团

江苏AB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AB集团) 是从事针织内衣服饰生产和销售的企业, 集团公司旗下主要有AB、A&B、T6等品牌, 总资产为5亿元人民币, 控股子公司12家 (其中境外企业两家) , 在国内有80多家销售公司, 拥有中外员工近5000人, 位列我国针织行业综合实力前五强。2008年, AB集团总销售额达10亿元人民币, 其中出口额达6000多万美元, 占总销售额40%以上, 同比增长15%, 国内市场占有率为9%, 在我国内衣行业排行第二位。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 国际纺织品市场需求明显下降, AB集团灵活转变发展思路, 重点开发国内市场, 内销增长20%, 总销售额突破11亿人民币。从乡镇企业发展为跨国公司的AB集团, 即使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 仍保持增长, 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实力和外贸发展潜力。

(1) 从代工到品牌, 产业链不断延长。AB集团依靠毗邻上海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 为上海的纺织企业提供相关配套服务, 借此完成了资本和技术积累之后, 开始创立自己的品牌并逐步占据了一定的国内市场份额。随着企业规模不断扩大, AB集团为多家世界500强跨国公司代工, 在技术、管理和营销上向跨国公司学习。同时, AB集团在企业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不断延长产业链, 从单一的针织服装产品制作, 逐步将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延伸:在上游收购棉纱厂作为原材料供应, 并与意大利厂商合作, 引进先进的印染和制造技术;在下游重视品牌建设和国际营销, 积极推进AB品牌的国际化, 通过与跨国公司合作, 公司的国际化经营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在40多个国家注册了AB商标。但是由于建设海外营销网络和打造国际品牌需要长时间和大量的资本投入, 因此目前AB集团的出口产品仍以贴牌为主, 占出口总值的70%, 而在第一大出口市场——美国, 以AB品牌出口的产品很少。

(2) 实施“走出去”战略, 建立国际生产和营销网络。近年来, 随着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土地等生产成本不断上升, 从2000年起, AB集团将第二个国内生产基地转移到中南部地区的湖北省秭归, 建立了隆盛针织和吉盛印染两个公司。2009年, 这两家公司共实现销售收入两亿多元, 其中出口8641万元。为了利用更为廉价的生产资源和建立国际性的营销网络, 从2006年起, AB集团在柬埔寨首都金边郊区建立了面向欧美市场的国外出口生产基地, 雇用当地员工450人。根据柬埔寨和欧美等国的贸易协议, 从柬埔寨出口到欧美的针织产品既可免除关税, 也不受配额限制。此外, AB集团在美国、香港、泰国等地也设立了分公司, 为AB品牌开拓国际市场组建国际营销网络。

3.案例比较分析

从金龙客车和AB集团为代表的内资企业外贸发展的案例分析中可看出, 内资企业在立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 灵活应对国际市场调整, 通过各种途径逐步创建了国际品牌和国际销售渠道, 焕发了新的生机和竞争力。

因所属行业不同, 金龙客车和AB集团的具体竞争策略也不同, 金龙客车更注重产品和市场的分层次定位, 而AB集团则侧重于生产基地的国际布局, 借此降低生产成本、构建国际营销网络。具体说, 金龙客车更注重产品销售市场的分层次定位, 如在国内市场上, 公共交通客车是主要销售产品, 这为金龙客车赢得了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二的销售业绩。同样, 金龙客车也将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市场作为其公交客车的出口市场, 在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和主要出口国政策限制等不利因素影响下, 金龙客车迅速调整市场目标, 实现了出口目标市场及时替代和新市场开拓。面对发达国家对公交客车需求较少、对产品质量要求更高的情况, 金龙客车与国际先进客车制造商合作, 推出了适应发达国家市场需求的豪华客车, 为挺进高端市场和提高品牌国际声誉创造了良好的开端。相比而言, AB集团侧重于生产基地的国际布局, 借此降低生产成本、构建国际营销网络。AB集团的劳动生产力成本是主要生产成本, 但由于服装产品具有低技术含量的特点, 因此建设销售渠道和品牌是其重点经营战略。为此, AB集团通过生产基地的全球布局, 逐步实现了控制生产成本和构建产品营销网络同步进行。在国内, AB集团的生产基地由沿海地区向中西部逐渐转移, 在此过程中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 而且提高了品牌的国内知名度, 扩大了国内市场份额。在具备了一定实力后, AB集团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 在国外开辟生产和外贸基地, 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 提高了品牌在海外的知名度, 扩大了国际销售渠道。

这两家企业具有一些共同点:一是它们都从事一般贸易, 虽然出口的都属于中低技术产品, 但是企业所拥有的产业链较完整, 在出口时具有较高的定价自主权, 因此与外资企业主导的加工贸易产品 (多数是高新技术产品) 相比, 产品附加值并不低。二是它们都非常重视技术研发和品牌建设, 从产业链的两端入手, 提高产品的出口竞争力。三是它们都具有良好的国内市场基础, 在同行业市场上都处于领先地位。一方面, 在金融危机特殊时期, 它们可迅速地实现从出口到内销的转换, 避免受到危机严重冲击;另一方面, 在国内市场竞争中的历练和成长, 为它们开拓国际市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总体看, 与外资企业相比, 内资企业虽然在国际贸易竞争中具有更高的主动性和自主权, 但是与全球布局、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和外资企业相比, 它们却面临更多的挑战, 如国内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等。此外, 面对相同的政策和经济环境变化, 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应对能力不同。如在调整外贸政策时, 外资企业在我国的产业只是全球产业链的一部分, 只占其全部产值的10%~20%, 政策成本相对较低, 但对内资企业来讲, 要负担全部的政策成本, 远远大于外资企业;再如人民币升值、汇率变动, 对从事加工贸易、需大量进口中间产品和原材料、进出口大体平衡的外资企业来说, 风险头寸较小, 而对于从事一般贸易、进口较少而主要从事出口业务的内资企业来说, 风险就很大, 出口竞争力将受到严重影响。

促进内资企业发展外贸经营的政策建议

为了培育外贸发展的内生力量, 提升内资企业外贸竞争力, 政府对内资企业在外贸发展中遇到的、凭借单个企业力量不能解决的问题, 应给予切实的政策扶持。

1.大力发展一般贸易, 给予内资企业适当的政策扶持

从全球金融危机发生期间的贸易数据分析可见, 无论是全国还是江苏省, 在危机前期, 一般贸易出口跌幅较小, 加工贸易出口跌幅逐渐扩大, 而在危机的后期, 两者的情况正好相反, 拐点恰好是在国家开始通过提高出口退税率等手段放宽外贸政策的时期。这说明, 以加工贸易为主的外资企业, 与以一般贸易为主的内资企业相比, 对国内政策调整更为灵敏。因为外资企业拥有全球布局的产品价值链, 从生产到销售都由跨国公司总部进行总体调度, 所以外资企业对于政策调整的灵敏度很高、政策应变能力很强。而大多数内资企业作为我国外贸的内生增长力量, 由于经营管理水平有限, 主要依靠自身实力建立国际营销渠道, 因此它们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和脆弱性, 政策成本负担较高。如果没有适当的扶持政策, 在当前外资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外贸格局下, 内资企业很难成为我国外贸发展的中坚力量。为此, 国家应改善内资企业的外贸发展环境和政策条件, 在资金配给、技术支持、“走出去”、外贸风险共担和海外营销等方面, 给予适当的政策扶持和援助, 帮助内资企业逐步扩大外贸经营规模, 使之成长为我国外贸发展的主体。

2. 推动自主创新和品牌建设, 依托知识产权提升外贸发展水平

我国内资企业缺乏外贸竞争力的根本原因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品牌建设薄弱。因此, 要继续实施科技兴贸、以质取胜战略, 设立外贸企业创新和技术研发专项基金, 引导内资企业自主创新, 拉长产业链,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内资企业应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自主技术含量的基础上, 不断加强品牌意识, 对品牌的塑造和发展给予长期的、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投入, 逐步实现从贴牌生产出口向自主品牌出口转变。国家应鼓励有条件的内资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在海外投资建厂, 实现当地设计、当地制造和当地营销“三位一体”本土化, 控制品牌产品的营销组合, 建立品牌独特的定位形象, 增加品牌的附加值, 进而实现品牌的国际化。

3. 通过法律规范和外贸中介组织服务, 引导内资企业有序竞争

马铃薯企业经营政策 篇3

美国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给予高度关注。美国政府在出台中小企业相关扶持政策同时，关注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政策机制作用。其反映在：一是设立中小企业管理机构——小企业管理局（SBA）；二是建立起较为完善的中小企业法律制度；三是建立全球贸易数据库和SBATLAS系统，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设计和信息咨询等各类服务；四是实施了国际贸易信贷计划和出口周转金贷款计划，在担保贷款、风险基金、市场融资和税收优惠等方面满足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的融资需求；五是成立政府财政支持的海外投资公司，助推中小企业海外投资扩展。

德国颁布《鼓励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专项纲要》、“欧洲复兴纲要”及“创新信贷计划”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中小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提供良好的政策机制和宽松的政策环境。由于德国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与企业划分标准密切联系，中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98%，而主要工业部门产品50%以上销往国际市场，目前德国有1000余家中小企业的各类经济扶持组织，有政府机构、私营机构和公助民办机构等。这些机构积极充当和发挥着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媒介作用，通过提供信息、咨询、培训和项目基金等手段帮助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创新和拓展国际市场。

法国政府长期以来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作为兴国之举。1994年6月，法国政府在其向国会提交的《法国研究之报告》中明确提出促进和活跃中小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活动。实施多年的“海外市场开拓投资税收优惠政策”有效促进了中小企业对国际化经营的投入。政府建立的国家技术交流转让中心每年通过提供无息贷款、建立“共同创新投资基金”、“中小企业技术推广网”等金融政策和措施，缓解中小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融资困难。

意大利素有“中小企业王国”之称。政府为保持中小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优势，其促进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政策的核心是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及传统产业领域持续开展国际化经营活动。近年来，在政府颁布的各种经济促进政策中，中小企业占获得资助申请的90%以上。政府财政支持的“对开发国外市场计划提供的优惠贷款”、“为非欧盟国家进行先期可行性研究的企业提供的优惠贷款”等多种贷款有力助推着中小企业外向发展。意大利为中小企业提供服务的全国性机构中就有已与中国中小企业国际合作协会签约的意大利工业家联合会，以及意大利中小企业联合会等组织。

日本在二战后重建期间开始重视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和培育。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政策机制也随之得到极大促进和加强。日本1948年建立中小企业署，1963年颁布《中小企业基本法》，2000年出台《中小企业基本法》（修正案），从而激活了中小企业趋向国际化企业发展的活力。其政策机制反映在：提供中小企业资金供给和股权资本扩张的融资政策支持，贷款来自政府支持的中小企业金融机构；政府制定的《促进新商业创新法》、风险资本投资体系、中小企业加速基金等形式，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创新和创业发展提供税收优惠和融资便利；建立全国、地方和区域“三位一体”的中小企业服务中心体系，鼓励日本贸易振兴公团等中介机构参与，通过构建中小企业国际化经营服务体系，促进中小企业参加国际交流活动。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反思 篇4

摘要：近年来，各级政府在制定、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过程中存在过度重视工商资本农企、不重视在乡小农的新型农业职业化培育、对农民合作社扶持过度及对种养大户和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定位不清等问题。学界对此进行了探讨并给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但一些研究结论有失偏颇，应予以矫正。通过调研分析认为，政府应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消减和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和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以规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建立，充分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正面带动作用，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合作社；培育政策；新型职业农民；家庭农场

中图分类号：F3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136-06

自2007年中央政府颁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以来，经过各级政府大力扶持，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快速发展。这不仅使国家忧虑的因大量青壮年农民外出务工而导致的农村土地荒芜化和经营粗放化问题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而且使我国农业生产力和农民收入获得进一步提高。但此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严重影响了其效果发挥。对此，学界及时予以揭示，并提出了许多建议，各级政府也适时采纳了部分建议，矫正了相关政策。政府和学界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格局，对推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康、快速发展起了很大作用。但笔者近年在安徽省、甘肃省永登县和河南省鄢陵县不同时期的调研显示，部分学者提出的、已被各级政府采纳和正在疾呼采纳的一些观点及建议非常值得商榷。本文以上述调研所获资料为主要依据，就这些观点及建议做一深入分析，辨清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到底存在什么问题以及该如何矫正，以供各级政府参考。

一、恢复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

在所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中，学界对工商资本创办的农业企业（下文简称“工商资本农企”）的批评最多，以赵俊臣[1]和马九杰[2]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建言各级政府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他们认为此类农企近年的发展造成了农地的非粮化、非农化，挤占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利益，效果已是弊大于利。中央政府认可他们的这些观点，以致把对此类农企的培育政策从2007年的“支持”修改为2013年的单独探索建立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再到2014年的不再提及。地方政府遵从中央政府法令，对相关政策也做了如此修改。

但对于上述批评理由，笔者不敢苟同，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在多元化农业经营主体格局下[3]，个体小农、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目前也造成了较严重的农地非粮化、非农化问题。如鄢陵县许多个体农民和养殖大户在其承包、租入的种粮田地上种植花卉苗木、修建猪鸡舍和餐厅，一些个体农户在其承包耕地上单独建房，有的在其作为股份的承包耕地上合伙共建（小产权）住宅房。在永登县，种养大户和农民合作社在租入的种粮田地上种植油葵、食葵、娃娃菜、蚕豆和胡麻等经济作物的现象比较普遍；当地唯一的家庭农场――农杞农场2012年在其租入的230亩种粮水浇地上也并未种粮，种植的全部是枸杞、樟子松和竹柳等。表面上看，这些农业经营主体单个的非粮化、非农化农地面积比单个工商资本农企要小很多，但庞大基数加起来的面积就很大，并不少于后者之和。粗略估算，到2013年3月，永登县农地流转面积较大的大同镇、龙泉寺镇和柳树乡3个乡镇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的非粮化面积比工商资本农企的非粮化农地面积还要多，前者之和（1624万亩）比后者之和（118万亩）高出05万余亩。可见，农地经营非农化和非粮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当前种植经济作物和苗木、养殖牲畜及经营非农产业比种植粮食作物、经营农业收益更高，因此所有理性的农地承包者和租入者都愿意选择非粮、非农经营行为，并非仅是发生在工商资本农企身上的特有现象。因此，以非粮化和非农化为理由，在建议各级政府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时，还应重视其他农业经营主体农地经营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

二是工商资本农企对所租农地的经营主要是非粮化，但无论是种植蔬菜药材、花卉苗木和青储饲料，还是建筑圈舍养殖畜禽等，无疑都使我国因青壮年农民大量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大规模农地撂荒和经营不善的状况得到改变，促进了我国农业发展，并为农民提供了农地出让金收入和大量就业岗位。如永登县大同镇许多农户的山旱地，由于雨水缺乏和无法灌溉，长期被废弃，不能创造一点价值；但这些农地后来被东方天润玫瑰种植有限公司、惠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和介实农产品发展有限公司租入、复耕，种植玫瑰、药材、蔬菜和葵花等，不仅每亩每年至少为这些农户提供了20～300元不等的地租收入，大幅促进了大同镇农业发展，而且为他们创造了20余个长期工和200余个短期工的就业岗位。这些利好的存在都是不争的事实，是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主流效应。尽管有人批评一些企业为租得农地，与村干部串通，强迫农民出租农地，以致造成了挤占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的现象，但正常市场竞争条件下，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被不适度挤占的现象却很少发生。因为被大规模撂荒和经营不善的农地虽然因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租入而被大量开发，但城镇化和工业化进一步发展对农民的吸纳又造成了大量新的农地被撂荒和经营不善，以致当前仍有大量被撂荒和经营不善的农地亟待出租，它们足以供工商资本农企和个体农户租入，前者并不需要通过与后者激烈竞争来租入农地。故挤占农民就业空间和利益是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非主流效应，所以说工商资本农企发展的总体效果当前仍是利大于弊。

同时对于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的建议，笔者也认为时机不够成熟。一方面，利用工商资本直接创办农业企业，他们的租地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要被规范、监管，但如果工商资本所有者以个体农民、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的躯壳进入，那么他们的租地经营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是否应受到规范、监管？如果否，许多工商资本就会不再直接创办农业企业，而是借此渠道进入，导致无从监管。如果是，国家需把所有租地经营的个体农民、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的资本来源查探清楚，看其是否为工商资本，否则无法规范、监管。但查探他们资本来源所耗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远比直接监管他们的非粮化、非农化经营行为为高。另一方面，租地者从金融机构（银行、信用合作社、担保公司和小额信贷公司）及其他工商业者处借贷，进行非粮化和非农化经营，其资本来源的产业属性是否属于工商业呢？如果否，因为这些工商业者提供的借贷资本是非粮化和非农化的租地者维持其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所需流动资金的主要来源，不规范、监管这些资本的租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租地者的非粮化和非农化行为就仍会继续乃至会扩大。如果是，规范、监管这些资本的非粮化和非农化使用，在需付较高借贷利息和土地租金的前提下，租地者中的绝大多数肯定不会以它们来经营利润率较低的粮食种植或农业，而是会停止租地，这样就无法解决我国大规模农地被撂荒问题。

综上所述，各级政府应谨慎接受一些学者提出的“工商资本农企近年的发展造成了农地的非粮化、非农化，挤占了农民的就业空间和利益，效果已是弊大于利”的观点以及基于此而提出的“规范、监管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领域”建议；而应在政策中重新确立工商资本农企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地位，继续把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以培育，发挥其对我国农业发展的带动作用。

二、积极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职业农民

国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中，涉及在乡小农者就是对广大农户的规定。在规定对种养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等规模化经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取奖励补助、贷款支持、税收优惠、项目倾斜和配套辅助设施用地指标单列等扶持措施时，国家仅在培育政策颁布初期规定对他们实施各种培训，“努力”将其培养为现代农业经营者，此后就不再提及。各级政府在此期间颁布的政策基本与此一致。有些官员说，2007年以后各级政府颁布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政策中，有关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领班人的规定是对培育在乡小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定的替代。而这两种规定的目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为进一步提高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个体在乡农民的农业经营能力，后者是为把未富裕的在乡小农培育成为新型农业经营者。当前安徽各地农委举办的新型农民培训班的参加者基本都是前者而非后者作用对象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国家对在乡小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的支持力度很弱。

这一政策使在乡小农的土地经营成本相对于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得更高。譬如仅就财政奖补来看，2011年永登县惠农生态发展有限公司被县政府奖补15万元，平均每亩补贴30元，相当于在乡小农每亩玉米的经营成本比原来又提高了75%；2013年宿州市按照《宿州市促进现代农业产业联合体建设市级财政扶持资金实施细则》规定，对连片流转土地1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每亩奖补200元，连补三年，相当于此后三年内在乡小农每亩土地（小麦玉米轮作）的经营成本又提高了101%。这样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销售非国家保护价收购的同质农产品时，有了更多降价空间，在乡小农被迫随之降价，其营农纯收入进一步受到挤压，以至因为不足以支撑其家庭消费支出而经营破产，只能把农地出租给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种弱力度的支持也相当于使在乡小农的单位土地纯收益相对于规模化经营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变得更低。如惠农公司获得的奖补，相当于在乡小农每亩玉米的纯收益比原来又下降了28%；宿州市家庭农场获得的奖补，相当于三年内其每亩土地（小麦玉米轮作）的纯收益直接下降了1265%。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因此进一步拉大。

对于上述诸问题，目前少有学者进行研究，并据此提出加大对在乡小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的培育和扶持建议。相反，贺雪峰等学者却提出了保卫在乡小农的建议[4]。保卫在乡小农的最可行方法是，国家通过财政补贴方式来降低他们的土地经营成本或提高单位土地的纯收益，使所获农业收入足以维持其持续经营农业和家庭消费之需。但即使不考虑二孩、二胎政策的影响，到本世纪中期我国仍将会有2亿多、以分散经营土地的个体在乡小农为主的农民[5]，国家财政很难负担起如此庞大人数的土地经营成本或收益补贴。而且这种措施也会扭曲农产品市场，不利于整个社会尤其是在乡小农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和集约化经营农业。

基于上述分析，如果不对在乡小农进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化培育会导致许多不良后果，建议在中央一号文件中明确提出加大对在乡小农的教育培训力度[6]，对集约化经营成绩突出的在乡小农依据单位土地的纯收益高于同类经营者平均状况的程度，优先给予不同程度的生产贷款，同时在贴息、税收优惠及项目倾斜等方面予以支持，并对其租地扩大再生产行为予以一定的土地租金补贴，优先协调配套农田水利设施和农田道路等，以此推进和引导其向新型农业职业农民转化，使其成为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结构的主要力量。同时鉴于集约化到一定程度后，受土地经营规模较小限制，在乡小农的农业生产经营必定会产生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现象，这时国家应发挥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效应，促使其向合作化道路上发展，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农业收益。

三、消减、调整对农民合作社的扶持

农民合作社自2006年被国家再次立法发展至今，中央一号文件一直将其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育，明确规定要采取安排财政项目资金直接投放、允许持有和管护财政补助形成的资产、增加发展资金、补助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兴建和农产品加工业、贷款贴息、完善税收优惠政策、广泛开展各类人才培训和落实设施农用地政策等措施，扶持其发展壮大。各级政府积极贯彻落实这些政策。如安徽省2010年和2012年颁布的《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和《关于进一步促进农民专业合作社持续健康发展的意见》，分别制定了“扶持措施”和“优化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环境”一章；合肥市制定的《2009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建设发展工作方案》，设置了“加大扶持力度”的内容。因此，我国农民合作社得到快速发展，数量大幅增加。如安徽省2007年底在工商部门登记者为5 379家[7]，发展到2012年底已达 293 万家[8]，平均每年增加约4 784家，年增长率接近89%。

对于上述时期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问题，高建中[9]、秦红增等[10]、廖克勤[11]和彭春凝[12]等从发展影响因素、内部管理尤其是内部利益分配、产品营销和法律等方面作了深入研究，建议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农民合作社的财政税收和信贷扶持力度及这些方面的政策支持。但这些研究在实证方面的支持力度不够。笔者在2009年以来，多地多次对不同规模农民合作社发展进行了调研（如2009年在安徽省颍上、肥西和青阳3县进行了大规模问卷调查，2013年对甘肃省永登县多家较大规模农民合作社的实地访谈，2014年在安徽省颍上、利辛、??桥和当涂4县做了小规模问卷调查，2015年对安徽省宿州市15家农民合作社进行了实地访谈），未见过一件真正的合作社与社员间因公共财产而发生纠纷的案件；各级示范社中很多都是挂名合作社。一些学者实证研究引用的合作社不少都是“皮包”合作社[13]，即社长实名、社员挂名。所以其研究结果可信度不够。

探究上述时期我国农民合作社快速增长的真正原因，主要是各级政府给予了大力扶持。这些扶持使许多企业带头人、农村种养大户和经纪人、村干部看到了政府扶持的带来的好处。他们为得到各级政府培育政策提供的各项奖补、优惠和项目支持，就积极组建了许多自己任社长、向其出租土地的农民及相熟的农民挂名社员的合作社。这有违国家补贴、扶持农民合作社的初衷。

因此，建议各级政府削减培育政策中对农民合作社的部分扶持内容，即取消对示范社的奖励、贷款贴息和建设鲜活农产品仓储物流设施和兴办农产品加工业的补助，对初建社的补助，对合作社开展信息、培训、农产品质量标准与认证、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市场营销和技术推广、引进新品种和新技术等服务的财政资金安排，压缩皮包合作社投机套取国家财政资金的空间，避免国家财政资源的浪费。同时把增加发展资金、税收和贷款优惠、水电非农土地（生产设施用地和附属设施用地）使用优惠、整车运输鲜活农产品车辆通行费减免等政策的主要实施对象由农民合作社扩展到个体在乡小农，使前者所获政策优惠等于其社员入社前作为个体小农身份所获这些政策优惠的加总，提高农民合作社形成的内聚力，促进其健康发展、壮大。此外，可在培育政策中增加“同等条件下，农村土地整理、农田水利建设、农业综合开发、扶贫开发、农业产业化和农技推广等国家支持和发展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项目，优先委托和安排符合条件的农民合作社尤其是示范社承担”和“积极面向合作社带头人、经营管理人员和社员开展职业技能提升培训和晋升技术职称培训”内容，提高农民合作社的自我造血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促进种养大户规模化经营与家庭农场集约化经营

家庭农场是国家2012年底才在中央一号文中提出要培育的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且是被与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放在一起描述的一句话，即“创造良好的政策和法律环境，采取奖励补助等多种办法，扶持联户经营、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但农业部在据此一年多后的2014年2月界定其定义时说，截止2012年底，全国已有此类农业经营主体877万个。这比此时被国家扶持发展多年的农民合作社数量（689万家[14]）还多188万个。在此政策公布后、地方政府对家庭农场的定义做出界定前，姜波[15]、漆彩凤[16]、王振和李凡[17]等学者就调研发现了大量家庭农场，并提出了政府应出台政策加大对家庭农场的财政、信贷和税收支持等建议。然而此期间以家庭农场名义营农的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在县域内乃至全国都不是很大。笔者在此政策公布前的多年考察中，也仅见过上文所提的农杞农场一家。因此，这些短期内突然大规模出现的家庭农场绝大多数都不会是新建的，只是对某农业经营主体称呼的改换。

事实确实如此。已出台的各级政府家庭农场判定标准显示，土地种植面积或牲畜水产养殖数达到一定规模或规模经济所需最低界限以上被作为主要标准。如安徽省《关于培育发展家庭农场的意见》规定，种植业需“粮油集中连片规模在200亩以上，设施蔬菜（含瓜果）达到20亩以上，露地蔬菜达到200亩以上”，畜牧业需“生猪年出栏达到1 000头以上，羊年出栏达到500头以上，奶牛年存栏50头以上，家禽年出栏10万羽以上”，水产养殖业需“规模养殖面积达到100亩以上”等。许多学者的观点也都与此相同，只是在家庭农场生产经营需达到的规模（规模经济所需的）最低限上有不同意见。如刘奇认为：“我国平原地区耕作大田作物的家庭农场一般不宜超过300亩，蔬菜规模不宜超过30亩。”[18]由此可说，当前的家庭农场仅是各级政府和一些学者把既往种养大户中其认为生产经营已达到一定规模或规模经济的农户家庭划拨出来，冠之以家庭农场的称呼而已。

如此，家庭农场和种养大户在经营方式定位上就无差异了，都是规模经营，所以也就没有必要把他们区分开来，单独进行政策制定和研究。也许一些学者会坚持认为他们之间存在差异，因为前者还侧重集约化经营。其证据就是农业部（农经发〔2014〕1号）界定家庭农场定义时规定，“从事集约化农业生产”是家庭农场的经营方式之一；以及许多地方政府把年产值和人均收入状况列为判定家庭农场的标准之一。但农业部并没有把集约化列为家庭农场的基本特征之一，而且地方政府制定的年产值和人均收入标准也不能体现出家庭农场的集约化特性。如安徽省规定一般家庭农场的年收入标准：“年纯收入10万元以上，其成员年人均纯收入高于本县（市、区）农民人均纯收入40%以上”，这些收入的实现单纯依靠规模经营就可以，无需集约化经营；《宿州市家庭农场认定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种植行业粮油生产类小型家庭农场的年产值及收入标准：“年产值20万元以上，纯收入5万元以上”，也即每亩土地的最低年产值为2 000元和最低年纯收入为500元，前者是连在乡小农进行小麦玉米轮作都会达到的产值，后者与种养大户、农民合作社的经营状况基本相同。同时众多国外研究也表明：“历史上，农场规模和类型似乎不是一个决定技术进步和业绩的关键要素”“在表明一种特定类型的农场（小的或大的，家庭农场或公司农场）在结构上优于其他农场这点上，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实证方面都没有真正令人信服的证据”[19]，那么我们又有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在绩效上家庭农场优于种养大户、大家庭农场优于小家庭农场，进而制定政策把家庭农场从种养大户中分离出来并予以重点培育以及把其细分为大小不同类型呢？

但既然现在家庭农场被从种养大户中划分出来，单独作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培育，那么国家就有必要在关于其的培育政策中把其在我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结构中的功能定位和作用加以清晰界定，为各级政府培育其廓清方向[20]。毋庸置疑，当前各级政府和学界普遍承认，家庭农场是比种养大户土地经营面积或养殖规模大的农业经营主体。据此可说，家庭农场建立初期就具备以下能力：购买大型农业机械设备，在农业生产中广泛应用新技术，通过规模经营获得较高资本积累；而种养大户因为由在乡小农直接转变而来，又因经营土地面积或养殖规模的扩大把其通过多年小农集约经营而积累起来的资本消耗得所剩无几，无力再购买先进机械设备和农业新技术进行集约经营。故国家应把种养大户定位为通过粗放式规模经营来获利的农户家庭，即单个农户无论经营土地面积或养殖规模多大，只要其土地和牲畜水产的单位纯收益与农民合作社相差不大就属于种养大户。大力积极培育这些种养大户，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对我国农业发展的良好促进作用，应对今后我国因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而导致的土地大规模撂荒问题。家庭农场虽然也是农业规模经营者，但国家应借助其在资本、机械和技术上的优势，促使其主要进行集约化经营，把其定位为规模经营下集约化程度较高的农户家庭，以解决我国土地和牲畜水产的单位产出率不高问题，提高我国农业的生产效率。

基于以上对家庭农场的定位，各级政府应在坚持其土地种植面积或牲畜养殖数、水产养殖面积达到规模经济所需最低界限以上的前提下，制定其集约化经营指标即其土地或牲畜水产的单位纯收益高出种养大户的比例（至少在05以上），作为判定其的主要标准，以促使其向集约化农业方向发展。此外，他们还应取消对其直接进行财政资金奖补的扶持政策，积极实施同等条件下其优先参与、承担农业高新科技示范项目、高新农业产业化示范项目和农业科技推广示范工程等高新农业发展项目的间接扶持政策，促使其发展成为通过自我积累、逐步扩大、能力不断提升的家庭农场，而不是一个主要依靠政府扶持、自我经营能力很弱的家庭农场。

参考文献：

马铃薯企业经营政策 篇5

一、加强领导，提高认识，积极推进土地流转工作

一是加强领导，明确职责。近年来，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土地流转工作，成立了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信访、农业、国土、经管等部门任成员，各部门各负其责，对土地流转组织指导、统筹协调。围绕发展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城镇经济，根据《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规定，认真解决发展与用地的矛盾。

二是提高认识，转变观念。作为县城驻地镇，随着二、三产业不断发展，规模不断壮大，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外创业，迫切要求把原承包的土地转让到愿意经营的农户、经济组织或龙头企业，以实现比自己耕种更为可观的经济收入。党委、政府认识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是推进农村城镇化、调整农业结构、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有效的途径。为此，我镇把土地流转工作始终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三是完善措施，积极推进。首先，政策上予以支持。近几年来，我镇每年都要在年初的镇委一号文件中强调鼓励推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完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同时，镇与村层层签订责任状，确保村、社区完善土地（耕地）承包合同书管理，农村土地（耕地）承包经营权证书的发放工作；其次，舆论上大力倡导。我镇利用广播、电视、宣传栏等各种媒介经常开展农村土地流转的集中宣传，在镇办公楼重要位置，设立了电子屏幕，不间断播放土地流转信息；第三，经济上给予扶持。制订“以奖代补”政策鼓励土地流转，镇里设立专项基金，鼓励土地向种植、养殖、加工大户或致富能手集中。开展土地整理，改善生产条件，投资1000多万元先后完成了庞居湖、大井湖的治理，以便于土地流转大户开展生产；第四，服务上紧紧跟上。镇党委、政府成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帮助流转双方签订流转合同，经管、林业等业务主管部门不定期深入村、社区开展服务。

二、积极引导，合理布局，多种形式推动土地流转

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开展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工作，建立土地流转机构，明确权益，自愿有偿，控制土地流向，引导土地多种形式流向农业优势主导产业、经营能手大户、规模高效项目。

一是对等互换形式。第二轮土地延包后，土地承包划分面积较小，这样对部分农户规模经营，产业化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因素，在农户家庭间自发出现了自愿协商、对等互换承包地的现象，通过调整土地，使其相对集中连片，便于规模经营和生产管理。

二是农民自愿互换形式。从事二、三产业的农户，一般都是举家外出，他们对承包地的处理主要是通过转包给亲朋好友或田边就近的人家经营。目前全镇这种土地流转6000户，达1.3万余亩。此类以自发为主的土地流转形式双方往往不遵循一定的程序与履行必备的手续，有较大比例的流转面积，没有通过流转合同或者契约来规范流转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均以“口头协议”方式进行民间流转，造成土地承包关系混乱，履行应尽义务、发生纠纷时容易出现相互推诿。

三是出租形式。农户土地经营权流转到村经济合作社，再由村经济合作社统一发包给经营大户，开发产业经济。全镇这种形式的土地流转面积已达6300亩。

四是转包形式。今年我镇有近2200亩农田委托村经济合作社转包或出租形式给一些外地客商开发大棚西瓜及常年种植蔬菜，有的以土地入股，形成农户之间或者农户与企业、与外来人员建立股份合作社进行农业生产。

在流转方向上，我们积极引导，按照集约化、效益化模式，确定了土地流转流向，经营权流向了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发展现代农业，走集约化种植的路子。依据我们的传统优势，我们选择了集中发展经济作物路子，先后形成了旺沟、白马鲜桃基地，讲理流域的生姜基地，张庄的土豆基地，东阳店子的蔬菜大棚基地。

二是发展规模养殖。现代化的养殖企业必须突破家庭作坊式，建设现代化的养殖企业必须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如晗哺村的合同鸭养殖场，大东阳的万头养猪场，都是在解决土地流转问题后才创办起来。

三是流向专业合作社。全镇流向农民专业合作社的面积为1万多亩，土地占流转总面积的43%。张庄土豆种植合作社由128户种植大户组成，合作社员以自己责任田为依托，采取土地入股、租赁、互换等方式连成一片，面积达3万余亩，年产量达7000万公斤，年产值近6000万元，比种植农作物增加收益4倍多。又如白马村在稳定农村家庭经营制度和不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的前提下，引导160多户农户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成立了鲜桃专业合作社，面积达3000多亩，其中，租用本村耕地面积XX多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80%。

四是流向专业大户。向全镇专业大户流转面积为1800亩，占流转总面积的8%。如我镇农民**#租用荒山1200多亩种植油桃、樱桃，发展生态农业山庄，效益非常可观。

三、规范运作，常抓不懈，土地流转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土地经营权流转符合现代化农业发展需求，坚持了党在农村基本政策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取得了明显效果。

一是优化了农业投资环境。土地经营权的流转有利于吸引企业投资高效农业，为推进农业产业化创造了良好条件。

二是推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土地流转机制加速了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目前，我镇已初步形成了“平原蔬菜、山区水果”的农业产业格局，畜牧业、粮菜、林特水果互为补充的农业产业优势。

三是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土地经营权通过流转，盘活了集体土地资产，搞活了农户土地经营，走出了一条以地生财的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新路子。

四是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土地经营权通过流转，解放了土地对农民的束缚，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步伐。

马铃薯企业经营政策 篇6

一、特殊人群的处理

1.五保户：登记给五保户本人，待五保户死亡后，收回做集体机动地处理；

2.承包户分户：以户口簿为准，按照承包地书面分割协议登记，分割意见不一致的，按原承包户登记； 3.离婚：对离婚后在原居住地生活，或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妇女或上门女婿，发包方不得收回其承包地，对其承包地应按照离婚时法院判决书或协议书确定的承包地，依法进行确权登记颁证（不能两边都没地或两边都有地）。

4.全家户口迁出，不管是否转为非农，迁到何处，原则上应保留其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按照其原有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依法确权登记颁证。农户自愿申请交回承包地的，可依法收回其家庭土地承包经营权。

5.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的，以书面申请为准，有书面申请的，收回集体作机动地，没有书面申请的，按原承包关系登记；

6.二轮承包后，分户后与村上签订承包合同，有整户消亡的情况，原则上不允许并户，安继承关系登记。

二、国土方面

1.凡属城市规划区内已经征用的土地，不调查、不确权、不登记；

2.宅基地：新建房占用承包地的，撤除旧宅基地后，按承包地登记，旧宅基地未撤除的，不登记（具体由国土部门处理，本次暂按现状调查）；

3.设施农业改变了承包地现状（但是未征用的），按生产性用地还是非生产性用地的不同，分别对待：如果属生产性用地，如在承包地内建养猪场、养鸡场等用地，按生产性用地处理，要确权要登记（未办理农业设施确权登记）；如果属非生产性用地，如：建设办公房、加工坊的，只调查不确权、不登记，待还耕后作变更登记（调查时备注清楚）；

4.水毁、泥石流等造成承包地灭失的，如果能复耕且允许复耕的，要确权要登记；如果无法复耕或不允许复耕的，不确权不登记；

5.村社道路建设已经占用的承包地，一律不确权不登记；

6.公路、铁路建设临时用地，如果属搅拌场用地的，不确权不登记，等待县统一处理；如属堆料场可以复耕的，要确权、要登记。

三、林业方面

1.承包地变为退耕还林地，且享受了退耕还林政策的，一律纳入林业部门管理，办理林权证，此次不确权不登记；

2.原租用农户承包地，后变为退耕还林地的，只能登记为林地，此次不确权不登记。

四、水务方面

河滩地（以及农户新开垦的），原则上属于国有土地，不确权不登记；但是如二轮承包时纳入承包地登记的，此次可以确权登记；如二轮承包时未纳入承包地登记的，此次不确权不登记。

五、特殊地块

1.自留地：纳入承包地管理，要调查，要登记，但是在证书和登记簿上要注明“自留地”字样； 2.集体机动地：以社为单位，只调查，不登记，不颁证；

3.四荒地：在承包地边拓展开垦的，纳入承包地内一并调查登记颁证；对单独开垦的四荒地，只调查，不登记不颁证；

4.村内农户土地互换的，有书面协议的，按协议登记，无书面协议的，补充协议按承包关系登记，无协议的按原承包关系登记；书面协议一式两份，互换双方均各上交一份；

5.村内农户转让承包经营权的，有转让协议并经发包方（村组）审核同意的，按审核协议登记，否则，按原承包关系登记；经审批后的书面协议一式两份，互换双方均各上交一份；跨村互换及转让的不予支持，按原承包关系登记

6.争议的承包地块：只作调查，暂缓登记。

六、农户及共有人应提供的资料方面

1.承包农户须提供户口簿复印件一份（家庭成员及户头页均需要），户主身份证复印件、承包经营权证复印件，户口簿以机打户口簿为准、身份证正反面复印在一起； 2.不在同一户口簿上的共有人须提供户口簿复印件或身份证复印件一份； 3.复印件、证明、协议书等必须使用A4纸，便于装订存档。

七、具体作业方面问题处理

马铃薯企业经营政策 篇7

2008年以来, 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的传统制造业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冲击, 尤其对最传统的钢铁产业也造成了严重的影响。由于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 我国的钢铁产业出现了需求趋势下滑、钢铁产品价格剧烈下降、企业经营比较困难、财务亏损现象比较严重。本文在新的经济背景下对钢铁产业目前的销售政策进行探讨和分析, 提出适应经济发展变化的对策, 具有重要的发展意义。

一、钢铁产业政策发展对国内钢材贸易产生的影响

1. 钢铁产业企业的重组与销售渠道的融合

钢铁产业政策的颁布对于我国钢铁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新的产业政策下钢铁企业开始集中程度提高, 营销渠道开始进行了高度的整合。所以从目前的销售渠道而言, 那些比较大型的钢铁企业目前在销售渠道方面仍然采用自营渠道的营销模式, 这些企业的营销渠道是钢铁产品的主要营销渠道。大部分的中小型钢铁企业的营销渠道, 仍然采用中间商的销售渠道模式。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 很多钢铁企业都开始建立了网上销售的电子商务模式。

2. 我国钢铁产品的质量和等级逐渐提高

面对经济危机的冲击, 只有不断的加快我国钢铁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对钢铁产品的结构进行优化和升级。目前钢铁企业的产品主要以热轧钢板、冷轧钢板以及不锈钢板, 高速铁路用轨为主, 这些产品的客户主要集中在机械、制造和家电以及造船等领域。尤其是对那些高端钢材的使用情况而言, 对钢材的替代性要求较高, 在使用量方面也具有着长远的规划, 这些中小型企业一般对直接订货这种模式并不是能够很好的接受。

3. 钢铁产业布局的调整

目前我国大多数钢铁产业主要布局在沿海地区, 钢铁产品的物流比较简单和顺利, 企业的营销模式并不在追求规模上上进一步扩张, 现在的大多数钢铁生产企业都是比较靠近企业的原料生产场地, 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钢铁企业的类型大多数只是属于内陆型的企业。但是最近几年以来, 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钢铁产品开是迅速向这些沿海地区集中。

为了确保钢铁产业平稳运行, 加快调整钢铁产业布局, 2011年钢材规划产业布局从以下三方面调整。一是建设沿海钢铁基地。按期完成首钢搬迁工程, 建成曹妃甸钢铁精品基地。结合广州钢铁搬迁, 推动宝钢与广东钢铁企业、武钢与广西钢铁企业兼并重组, 通过淘汰或减少现有产能, 适时建设湛江、防城港沿海钢铁精品基地。二是推进城市钢厂搬迁, 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和集聚发展, 减少城市环境污染。组织实施好北京、广州、杭州、合肥等城市钢厂搬迁项目, 统筹研究推进抚顺、青岛、重庆、石家庄等城市钢厂搬迁。三是抓紧实施《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生产力布局和产业调整专项规划》确定的钢铁项目建设。

二、钢材贸易企业的经营策略研究

1. 钢铁企业应该改变粗放式盈利模式, 建立稳定的用户群体

现在很多中小型钢铁企业都是通过赚取差价以及热衷于走钢厂的关系进行销售, 从而获取一些利润。这种销售模式虽然交易成本比较低, 但是钢铁产品的价格对市场的满意程度较高, 需要经营者能够对市场的信息实现比较完整的掌握, 对于上游贸易商的忠诚度大大的低于最终用户,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盈利模式也可以看作是一锤子买卖。钢材企业在现代国际贸易中, 要时刻转变自己的销售管你那, 摆正自己在市场中的发展位置, 重新构造新的销售理念, 以相对理性的思维观念和内涵,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出发, 建立和发展与用户之间的销售关系。从单纯的买卖关系发展为战略同盟关系, 相互依存, 对于钢铁企业的销售渠道的维护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依靠用户群体, 大力推广技术含量高的新产品

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钢铁企业只有不断的加强自身的企业产品的创新, 不断的提高钢材的强度和使用寿命, 降低钢材的使用数量。从技术和经济成本两个角度来进行钢铁产品的创新, 通过对老客户的宣传推广, 不断扩大自己新产品的市场份额, 增强企业的生产利润。其实这种营销策略已经在很多钢铁企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推广, 并且取得良好的应用效果。

3. 对传统销售渠道进行优化, 发展加工型贸易商

钢材是一种比较笨重的大宗商品, 目前的物流成本比较高。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 只有不断发展现代物流, 一方面能够增加钢材在交易过程中的附加值, 还能给钢材贸易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的提高带来良好的示范作用。现代钢材贸易企业要配套各种服务齐全的的物流体系, 协助用户查阅资料, 代购宝钢起火等加工配送的功能, 从而为用户降低了钢企的采购成本。

三、小结

经济危机以来, 我国的钢铁企业面临着严峻的发展形势,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的总体要求, 确保钢铁产业平稳运行, 加快结构调整, 推动产业升级, 特编制本规划, 作为钢铁产业综合性应对措施的行动方案。2005年以后《钢铁产业发展政策》的出台, 对国内的钢材经营贸易带来了相关的影响, 笔者认为只有充分领会到我国钢材企业的政策发展, 才能够把握我国未来钢铁企业的发展未来, 及时的调整自己的经营, 贸易策略, 这样企业在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王中元.新时期钢贸企业发展的思考[N].现代物流报, 2010-07-26 (A12) .

[2]尼德.如何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钢贸企业转型模式[N].现代物流报, 2011-04 (6) .

马铃薯企业经营政策 篇8

促进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扶持政策

我国政府历来重视对农村金融的政策扶持问题，近年来为扶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财政税收

一是财政补贴和奖励扶持政策。针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设立时间短、初期财务压力大等困难，自2008年起财政部开始对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给予费用补贴，减轻其财务压力。2009年财政部出台《中央财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上年贷款平均余额同比增长、上年末存贷比高于50%且达到银监会监管指标要求的村镇银行，按其上年贷款平均余额的2%给予补贴。目前已累计向符合条件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拨付了补贴资金2.61亿元。

二是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12月31日，对金融企业涉农贷款和中小企业贷款损失准备金实施税前扣除。金融机构对涉农贷款分类后，按规定的比例计提的贷款损失专项准备金，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可全额扣除。《关于农村金融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规定，自2009年1月1日至2013年12月31日，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及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按3%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虽然，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先后出台一系列扶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财税政策，并也取得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财税扶持的广度和深度不够。如2010年5月出台的财税[2010]4号令，明确规定村镇银行执行3%营业税率，但按新政规定，只有单笔且该户贷款余额总额在5万元以下的小额农户贷款才适用减免税政策。农村信用社所得税暂时免征或减半征收，而村镇银行则要全额上缴。

货币政策

一是支农再贷款。支农再贷款是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过渡时期中国人民银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的一项重要政策措施，自1999年开办这项业务以来，支农再贷款对引导信贷资金投向、扩大“三农”信贷投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支持农村信用社改善支农金融服务、缓解农民贷款难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收到了良好的政策效果。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在实行再贷款浮息制度时，支农再贷款利率低于普通流动资金再贷款利率，目前各档次支农再贷款利率均低于同期流动资金再贷款利率0.72个百分点，体现了对农村金融机构增强资金实力的政策扶持。同时，将村镇银行纳入支农再贷款支持范围。

二是存款准备金管理。对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实行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村镇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比照当地农村信用社执行。农村资金互助社暂不向中国人民银行交存存款准备金。同时，认真落实县域法人金融机构新增存款用于当地贷款比例考核激励政策，对经考核达标的机构，执行低于同类金融机构正常标准1个百分点的存款准备金率。

三是存贷款利率管理。经批准吸收存款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其存款利率实行上限管理，最高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存款基准利率。对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等四類机构的贷款利率实行下限管理，利率下限为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的0.9倍。四类机构应建立健全利率定价机制，按照贷款定价原则自主确定贷款利率，并且符合司法部门的相关要求。

在货币政策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的扶持力度不够。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还可以进一步降低。利率市场化改革滞后制约了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存款利率管制是导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吸收存款难的重要原因，贷款利率管制导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对农户的信贷供给不足。存贷款利率管制也不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财务可持续。

金融监管

为解决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等问题，2006年12月，银监会发布《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鼓励各类资本设立主要为当地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和资金互助合作社，首批选择在四川、内蒙古、甘肃、青海、吉林和湖北进行试点。2007年10月，经国务院同意，银监会决定扩大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试点范围，将试点省份从6个扩大到31个。2012年5月26日，银监会公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实施意见》，明确民间资本进入银行业与其他资本遵守同等条件，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村镇银行发起设立或增资扩股，并将村镇银行主发起行的最低持股比例由20%降低到15%。目前，免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监管费，对其他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费减半征收。

在监管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是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规定不太合理，如目前银监会要求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必须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使得民间资本无法发挥主导作用，即使参与其中，也往往无法获得经营决策权，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民间资本参与设立村镇银行的积极性。二是目前集中统一的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方式不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健康发展。我国当前的金融监管体制，属于集权多头式，监管权限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这种金融监管体制已不适应农村金融发展需要。另外，对不同类型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统一实施审慎监管的方式也不太合理。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经营绩效

在政府一系列政策扶持下，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积极稳妥地开展农村金融业务，促进了农村经济增长和农民收入增加，并且自身也得到较好发展。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业务开展情况

从2008～2011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规模和结构表（见表1）中，可以发现：一是农户和小企业贷款占比高，但有下降趋势。农户贷款占比由2008年的40.88%,逐年下降，到2011年降为32.83%。小企业贷款占比由2008年的54.97%,到2011年降为47.11%。农户贷款和小企业贷款占比由2008年的95.85%，到2011年下降为79.94%。二是贷款增长快于存款增长。2011年存款余额比2008年增长了25.42倍，而2011年贷款余额比2008年增长了37.48倍。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

我们可以通过分析2007～2011年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财务绩效指标表（见表2）中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指标来考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财务绩效。

一是安全性指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加权资本充足率从2007年的72.3%，逐年降低，到2011年降到28.2%，2011年略有回升，回升到29.5%，不良贷款率由2007年的0.01%，逐年提高，到2009年提高到0.22%，2010年有所下降，降到0.12，2011年又回升到0.2%。从安全性指标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较好，且资本充足。

二是流动性指标。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率从2007年的60.53%，逐年提高，到2010年达到83.77%，2011年略有降低，降到83.75%；存贷比也从2007年的53%，逐年提高，到2010年达到80%，2011年略有降低，降到77%。从流动性指标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率和存贷比偏高，说明其流动性不足。

三是盈利性指标。由于开业初期，开办费用较高等因素，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2007年和2008年整体没有实现盈利。从2009年开始实现盈利，税后利润从2009年的1.17亿元，逐年增加，2011年达到26.8亿元。其权益报酬率也从2009年的2.25%，逐年提高，到2011年达到9.19%；资产收益率从2009年的0.49%，逐年提高，到2011年達到1.49%。从盈利性指标来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权益报酬率和资产收益率偏低，说明其盈利能力不强，但盈利能力是逐年改善的。

进一步促进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政策建议

加大财政税收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在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成立初期，政府可以投资参股，但不参与经营管理和股份分红。当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盈亏平衡后，政府要逐步减持其股份，最终实现完全退出。政府为了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可以无偿赠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展资金，承担其部分组建成本和开办费用，并在发展初期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二是给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和培训，使其掌握向小型微型企业和农民发放贷款的技术，认识到发放小额贷款既可以服务“三农”和微型企业，又可以赢利。三是给予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更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建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和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长期稳定的正向激励机制，使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对涉农贷款投放比例较高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等政策激励，只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把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县域及县域以下的涉农贷款，就给予营业税和所得税优惠。

加大货币政策扶持力度

一是进一步降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执行的存款准备金率。二是允许和增加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放支农再贷款或政策性银行专项贷款，用支农再贷款、政策性贷款等批发资金鼓励和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发放小额农户贷款和农业贷款。三是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根据成本覆盖风险原则，合理定价，实现自身财务可持续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只有财务上可持续，才能吸引更多的社会资金投向农村，更好地满足农村的金融需求。反之，用行政手段压低利率，会减少农村的信贷供给，使低利率信贷成为稀缺资源，反而使农民不容易得到贷款。

改善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

一是改革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金融监管体制。可以考虑将集中统一的监管体制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级分权管理的金融监管体制，将对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监管权下放给地方政府。二是监管当局应该放松农村金融市场的准入条件。允许民间资本成为村镇银行的主发起人。将民间资本引导到农村金融市场去服务“三农”和微小企业。三是积极拓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渠道。鼓励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市场机制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等大中型金融机构拆借资金，并支持新型农村金融机构通过发行债券、票据等渠道进行融资。四是针对不同类型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实行分类监管，如对农村资金互助社可以考虑实行非审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