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法院案件审理报告

听法院案件审理报告（通用7篇）

听法院案件审理报告 篇1

时间：2011年6月9日14:00

地点：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主要案情：

学生在学校跑步时不小心掉入校内未种植树木的土坑中，将脚踝扭伤，经法医鉴定为十级伤残。今日，学生将学校告到法院，要求其赔偿各项损失费11万余元。

原告董某诉称，自己是北京市房山区某中学初三学生。2009年2月23日上午上万最后一节课，自己怕下午上课迟到急着赶回家吃饭。在跑步经过新教学楼时误入被积雪覆盖的尚未种植花草的土坑中。造成原告左脚踝扭伤。后经法医鉴定为十级伤残。当时该土坑周围未设置任何警示标志及防护措施。故诉至法院，要求学校赔偿自己医药费、伤残赔偿金等费用合计1113941.24元。

案件审理过程：

1.书记员宣读法庭纪律

2.核实双方当事人身份

3.确定双方当事人对出庭人员是否有异议

4.原告宣读起诉书

5.被告针对原告的起诉书进行答辩

6.原告的法定代理人补充

7.审判员询问起诉书细节

8.法庭质证，原告向法庭提交证据

9.被告质证，提质证意见

10.被告向法庭提交证据

11.法庭调查结束，双方当事人法庭辩论

12.双方当事人做最后陈述

13.原告不同意法庭调解，法庭不当庭宣判，休庭。

观后感：

这是一起民事纠纷案。起初，我了解到案情的大概，觉得原告有点小题大做，因扭伤而赔偿11万元近乎不可理解了。然而当原告逐一陈述赔偿金的计算方法和依据时，一切就变得合乎法律了。并且原告的理由是十分具有说服力的，土坑旁没有任何警示标志而且事故在发生后也没有引起学校应有的关心。原告有较多证据证实学校失职，没有负到责任。而就事故后老师有没有到场，双方发生了争执。对于学校花坛的合理性，被告也提供证明其合法性的证据。但是该证据与原告所述不符，只能留待法庭审核。审判员的问题都是严谨而且关键的，很好地引导了案件的审理，且十分注意双方陈词的真实合法。

听法院案件审理报告 篇2

各级人民法院有其固定的管辖权范围, 在一般情况下各级人民法院应在其管辖权范围内审理第一审刑事案件, 不得随意扩大自己的管辖权范围, 影响司法秩序。但在实践中, 经常会存在上级法院指定下级法院管辖上级法院审理的案件, 下的现象, 在法律中对这种司法现象有无具体规定, 这种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这是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即上级人民法院有权制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 但是指定的案件范围有两点:一是案件的地区管辖不明, 而地区管辖是指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在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上的权限划分;二是原来有管辖权的法院出于某种原因不适宜或者不能审判该案, 而根据最高法《解释》第十八条: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因案件涉及本院院长需要回避等原因, 不宜行使管辖权的, 可以请求上一级人民法院管辖;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也就是只能是上级人民法院指定两个下级同级人民法院之间进行管辖权变动。以上两点所指出的管辖问题都是发生在同级人民法院之间的不包括不同级人民法院, 且人民法院做出的指定管辖只能是针对自己的下级人民法院。同时, 根据最高法《解释》第二十二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将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指定其他下级人民法院管辖也表明上级法院在指定下级法院管辖案件时, 应该是针对同级法院之间的管辖权调动。因此, 上级人民法院是无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黎某一案的本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

那下面再让我们探讨一下究竟下级人民法院在何种情况下有权管辖本应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导致管辖权变动的形式有以下几种:

(一) 移送管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几个同级人民法院都有权管辖的案件, 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审判。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明显根据该条法律, 下级法院也无法获得上级法院审理案件的管辖权。

(二) 指定管辖。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六条上级人民法院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审判管辖不明的案件, 也可以指定下级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其他人民法院审判。这一点上文中我一进行了阐述, 也不适用。

(三) 上级人民法院提审。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上级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审判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的第一审刑事案件;下级人民法院认为案情重大、复杂需要由上级人民法院审判的第一审刑事案件, 可以请求移送上一级人民法院审判。同时根据最高法《解释》第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而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的普通刑事案件, 中级人民法院受理后, 认为不需要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可以依法审理, 不再交基层人民法院审理。可见, 在不同级人民法院进行管辖权变动时只能是下级向上级变动, 无法从上级向下级变动。

根据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是在何种情况下, 上级人民法院的管辖权都无法变动到下级人民法院。而上级人民法院无权指定下级人民法院管辖由其管辖的案件, 而小下级人民法院在收到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本由上级人民法院管辖案件的指定时, 也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正确的选择。

因此, 法院在审核其对具体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应更严谨认真, 对那些不应归本法院管辖的案件也应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分析, 哪些法院对其具有管辖权, 再按照法律的规定对案件的管辖权进行转移。案件管辖是案件审理的第一步, 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如果第一步都无法做到尽善尽美, 那么很有可能导致整个案件审理都在朝错误的方向发展。只有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管辖权时能严格依照法律, 保障司法程序的公正严明, 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化建设。

参考文献

[1]李浩.论级别管辖权异议制度的完善, 法学评论, 2009.

[2]龙宗智.刑事诉讼指定管辖制度之完善, 法学研究, 2012.

听法院案件审理报告 篇3

根据民政机关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第一季度，我国共有46.5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这个数字较去年同期增长了17.1%，相当于每天就有5000多对夫妻分道扬镳，5000多个家庭就此解体。这仅仅是民政部门的统计数据，还不包含当事人通过法院审理而离婚的数字，“今天，你离了吗？”不再是人们之间开的一句玩笑，而成了当今国人婚姻状况的真实写照。在这股离婚大潮中，“70后、80后”成为了主力军，本文就对70后这个群体离婚多发的原因及审理难点进行了调研。

“70后”是指在1970年1月1日到1979年12月31日出生的人，这些人现在正处在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一般工作或事业稳定，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正在上学或者处于青春期的子女。2011年以来，房山法院受理的“70后”离婚案件上升速度较快，对此，该院对“70后”离婚案件进行了调研分析，发现“70后”离婚案件多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生活压力较大。“70后”的当事人当前大多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人生阶段，往往父母年龄偏大，身体状况不佳，而孩子正处在学习教育阶段，这些都需要夫妻双方付出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他们在工作中往往又是单位的“顶梁柱”，承担着较重的工作任务，这些都导致了他们承担的生活压力较大，社会责任较重。在这种生活状态下，家庭中的各种矛盾和生活琐事就容易被激化，从而影响夫妻感情，最终导致离婚。

二、对婚姻的质量要求提高。“70后”当事人的婚姻现在正处于婚姻的疲惫期，双方对彼此容易产生厌倦，导致婚姻就此进入冰冻期。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夫妻一方或双方对于婚姻质量、感情需求也有所上升。之前对婚姻生活不满意，但是勉强自己维持的，在对婚姻的期望和要求提高之后，便不再容忍对方，给自己重新选择幸福的权利和机会。

三、面临诱惑较多。处在此年龄阶段的当事人大多正逐步进入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他们社会经验丰富，拥有充足的社会资源。一般来说，事业有成的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在具有了一定的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之后，会面临非常多的诱惑，一旦“出轨”，发生婚外情或者有第三者插足，被另一方发现，往往就会成为夫妻离婚的导火索。

四、婚恋观念的转变。在社会发展的越来来快，社会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的这个大背景下，国人对于婚姻的观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不再是以前的“离婚没好人，好人不离婚”的传统婚恋观念。现在的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感受，而且社会对于离婚的宽容度也大大增加，不会因为离婚对当事人产生很大的影响，这些就导致了当事人在夫妻发生矛盾后选择离婚。

调研中还发现，“70后”离婚案件较其他年龄段当事人离婚案件而言审理难度相对较高，其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审理难点：

一、财产关系相对复杂。在此类案件中，双方当事人一般都拥有婚前个人财产，而且在他们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往往还积攒了大量的夫妻共同财产。双方拥有的房屋和车辆又可能涉及到双方父母的出资，共同财产中也常常包括股票、基金、理财产品、保险等数额较大、分割比较困难的财产。而且“70”后的当事人往往“社会经验丰富”，他们容易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转移，这就造成了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中，查明和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存在着一定困难。另外由于双方当事人婚姻中的矛盾往往不可调和，他们甚至为了财产分割相互辱骂、大打出手，所以对财产问题也难以达成调解协议。

二、涉及子女抚养的问题不易处理。这个年龄阶段的当事人基本上都有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子女。他们尚未成年，还不能独立生活的同时又有一定的辨别和判断能力，这就导致了父母离婚对他们的影响较大。因此，在此类案件的审理中，如何确定当事人对子女的抚养权，最大限度的保护子女的合法权益，保障他们能够健康成长，是审理此类案件的难点之一。

法院审理商业贿赂案件汇报 篇4

X市中级人民法院

治理商业贿赂是今年中央确定的反腐倡廉的一项重点工作。X市两级法院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治理商业贿赂的重大决策，按照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依法审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分子，为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我市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全面发展提供有力的司法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推动专项治理工作稳步有序进行

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高度重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吴华院长为做好这项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批示，为加强对全市法院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市中级人民法院成立了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及时下发通知，全面安排和部署专项治理工作。两县三区法院建立健全了相应的组织领导机构，制定实施方案，精心组织，扎实工作，依法审理了一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今年１至11月份，全市法院共审理商业贿赂案件8案8人（其中含二审1案4人），涉案金额34.37万元（其中含二审案件10万元）其中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占生效判决人数的 12.5％，有力地惩罚了商业贿赂犯罪分子，维护了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促进了反腐败工作深入开展。

二、突出审判重点，依法惩处严重商业贿赂犯罪分子

根据市治理商业贿赂领导小组部署，我们在审判工作中突出了对商业贿赂“重点领域”和“重点人员”犯罪案件的审判。一是对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危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商业贿赂犯罪行为，特别是发生在工程建设、土地出让、产权交易、医药购销、政府采购以及资源开发和经销等六大领域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以及发生在银行信贷、证券期货、商业保险、出版发行、体育、电信、电力、质检、环保等九大行业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依法及时审判，从严惩处；二是依法严惩利用职权参与或干预企业事业单位经营活动，谋取非法利益、索贿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及重大受贿案件的行贿人员。在此基础上，全面加强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同时，对涉案金额巨大、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群众反映强烈的商业贿赂犯罪大要案件，加大督办力度。如浚县人民法院审理的被告人刘振兴受贿10万元一案，一审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刘振兴有期徒刑八年；宣判后被告人刘振兴以“事实不清，量刑过重”为由上诉至市中院。经审理，市院认为被告人刘振兴身为在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10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认为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二审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认真领会法律精神，严格区分罪与非罪

在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中，相关经济、行政法律法规中关于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贿赂的规定是我们审判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基础和前提。某种行为方式，如回扣、折扣、佣金、附赠等是否属于商业贿赂，我们首先要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济、行政法律法规加以认定，如果不属于商业贿赂，则行为本身不存在犯罪问题；如果根据相关经济、行政法律法规认定属于商业贿赂，则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贿赂犯罪，需进一步依据刑法规定进行认定。因此，准确理解和把握相关经济、行政法律法规及刑法关于商业贿赂规定的精神，对于做好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审判工作至关重要。在工作中，对社会关注而又争议较大的问题，我们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认真分析，从严把握，严格区分罪与非罪，特别注意了准确把握贿赂犯罪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避免将属于行业不正之风的行为当成犯罪进行追究；准确区分单位与个人犯罪的界限，既要避免将单位违反财经纪律的一般违法行为作为单位犯罪进行追究，又要避免混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将个人犯罪当作单位犯罪，或者将单位犯罪作为个人犯罪进行不当追究；既要防止放纵犯罪，又要避免冤枉无辜。

四、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罚功能

宽严相济是党和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正确运用这一政策，对于充分发挥刑罚“惩罚、预防、教育”功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对性质恶劣、情节严重、涉案范围广、影响面大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特别是对于顶风作案的，或者案发后隐瞒犯罪事实、毁灭证据、订立攻守同盟、负案潜逃等企图逃避法律追究的，依法从严惩处。对在自查自纠中主动向单位、行业主管监管部门讲清问题、积极退赃的，或者检举、揭发他人犯罪行为，有自首、立功情节的，依法从轻、减轻或者免予处罚。对在行业、领域内带有一定普遍性、涉案人员众多的案件，我们根据“惩处极少数，教育大多数”的要求，突出重点，区别对待，防止因打击面过宽导致不良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

五、加强政策法律问题研究和指导，确保办案质量

商业贿赂情况复杂，审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专业性、政策性都很强。对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发生在公益性强、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和部门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的问题，我们深入调查，认真研究，正确把握政策界限，严格依法审判，确保办案质量。市中院就人民法院开展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积极听取地方法院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对下级法院审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工作及时予以指导，增强了审判指导的针对性、及时性和实效性。

六、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促进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我们深入了解和听取相关单位对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审判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促进人民法院专项治理工作的顺利开展。对审判中发现的有关部门和单位存在的管理缺陷和漏洞，及时提出司法建议，促其纠正。在案件查处、政策指导等方面加强与相关单位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结合贯彻落实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的规定，针对反商业贿赂立法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提出完善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议，进一步完善规范市场竞争行为和惩治商业贿赂违法犯罪的法律体系，促进防治商业贿赂长效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七、切实做好司法宣传工作，不断扩大专项治理工作的社会效果

我们通过多种形式向社会进行广泛宣传，充分揭露商业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增强人们反商业贿赂的决心和信心，扩大治理商业贿赂的社会效果，展示了人民法院专项治理工作的初步成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有力地推动了治理商业贿赂专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八、抓好督促落实，确保专项治理工作取得实效

听法院案件审理报告 篇5

近年来，各类民事案件持续大幅度上升，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诉讼中矛盾易激化案件也随之增多，给社会稳定带来许多不利因素。因此，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正确审理矛盾易激化案件，努力减少和避免矛盾激化，是人民法院维护稳定的重要任务。笔者结合审判实践，就如何正确审理矛盾易激化案件，发表如下意见。

一、要明确激化民事案件的起因和特点

研究矛盾易激化民事案件的成因和特点，有助于我们在案件审理中找准当事人争执的焦点和纠纷症结，以便于对症下药，化解矛盾，平息纠纷。这类案件常见的有以下几种类型：

1、起因简单型。当事人常常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纠纷，互不相让，由争吵、谩骂到殴斗，导致矛盾恶化，进而引起人身损害赔偿等纠纷。这类纠纷起因虽小，但当事人双方为了“争口气”而互不相让，甚至大动干戈。

2、怨恨较深型。当事人双方矛盾由来已久，有的是因家族、宗派矛盾而引起，有的是因所谓“世仇”而发生，由于当事人之间怨恨越积越深，一旦涉诉，矛盾极易激化。

3、宣泄报复型。有些当事人在发生纠纷过程中，自认为吃了亏，便产生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如合伙经营中亏了本，恋爱关系的解体等等。这些人往往心胸狭窄，性情暴躁，思想简单，诉讼中存在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念头。

4、逞强显胜型。一些当事人在诉讼中自恃财大气粗，或人多势众，往往为了一点小事斤斤计较，自认为如果作出让步，就是丢了面子，掉了身价，诉讼过程中稍有不顺，便剑拔驽张。

二、要做好诉讼全过程的预防工作。

矛盾易激化民事案件的“激化”可能存在于诉讼中的各个阶段，即审前、审中、审后都可能发生“激化”。因此，要把防“激化”工作贯串诉讼始终。

一是要做好立案受理阶段的预防，即审前预防。由于大部分民事纠纷是在当事人之间矛盾积聚较深，多次调解无望，忍无可忍时才提起诉讼的。因此，有些民事纠纷在起诉时就已潜伏着矛盾激化的可能。这就要求审判人员在接受起诉、审查立案时，注意发现矛盾激化的苗头，做到早发现、早处理、及时疏导教育，防止矛盾激化。

二是要做好审理联阶段的预防，即审中预防。案件审理阶段是矛盾充分暴露、发展变化的阶段，当事人或因互不相让而使纠纷升级，或因预感案件审理的结果于己不利而企图铤而走险，甚至迁怒于法院。在这期间，审判人员一定要及时，全面地掌握当事人的动向和心态，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三是要做好案件宣判时的预防，即审后预防。案件宣判阶段对当事人的纠纷进行裁决，也是矛盾易激化的时候，审判人员要对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采取应急措施。为避免突发事件的发生，宣判时要尽量有法警维持秩序，以控制事态的发展，避免自杀、凶杀事件的发生。

三、要急案急办，及时审理。

民事案件起诉到法院后，若得不到及时、公正的解决，则容易使一方当事人产生绝望心态，拖得越久越容易造成矛盾激化。因此，加快办案速度，缩短诉讼周期，对于处理好矛盾易激化案件具有重要意义。审判人员要把提高办案效率作为防止矛盾激化的有效手段，对易激化案件做到及时立案，优先审理，急案急办，快速审结，使当事人很快处于稳定状态。当然，这种“热处理”的办法不是对所有易激化案件都适用的，譬如有些离婚案件，诉讼之初当事人往往闹得很凶，实质上是因“斗气”而引起，在这种情况下就可采取“冷处理”的办法，让双方消气，撤撤火，在依法查明事实真相，分清是非责任的基础上，为双方找个台阶，便可和解息诉。所以，案件是“热处理”还是“冷处理”，要因案因人而异，不可一概而论。

四、要因势利导，审教结合。

审理民事案件要做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是远远不够的，审判人员在工作中还应注意把审理案件与法制宣传教育密切结合起来，不能就案办案。对矛盾易激化的当事人，要通过区分不同性格、不同文化层次及不同生活阅历，寻找矛盾焦点，因势利导地化解矛盾。对忌讳打官司，怕当被告的当事人，要帮助他们端正态度，避免矛盾加深。认识到民事诉讼是解决纠纷的一种正常途径，不是和谁过不去，找难堪。对因法制观念淡薄，对诉讼活动有抵触情绪的当事人，审判人员要把法讲透，把理讲清，帮助当事人全面，透彻地理解法律，明辩事非，自觉守法，促使他们在各种情况下注意保持冷静的头脑。需要特别指出的事，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要善于“察言观色”，注意把握一个“细”字，找准“切入点”，把矛盾化角在萌芽状态。反之，如果对当事人的情绪漫不经心，甚至语言粗鲁，态度生硬，将很可能使本来激化的矛盾更趋激化。

五、要依靠社会力量，形成防范合力。

民事防激化工作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难度高，许多矛盾趋于激化的纠纷既有法律问题，也有社会问题，要使纠纷得以尽快解决，还必须做好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工作，善于借助社会力量，依靠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使裁判结果为公众所接受，获得好的社会评价，这样更有助于矛盾的化解和钝化。诸如一些宅基地纠纷案件等，即使法院依法判决结案，往往不一定能取得好的社会效果，还需要地方政府部门的支持和配合，做好善后工作，方能促使当事人服判息诉。因此，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要紧紧依靠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主动加强与基层公案派出所、法律服务所及民调组织的联系，必要时，还要做好当事人周围群众的思想工作，共同配合，协同预防，落实好各项防范措施，形成防范合力，保证当事人在脱离法院的防控后，在其他各个环节上的主观心态不向恶性方面转化。

六、要秉公办案，严肃执法。

听法院案件审理报告 篇6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下发通知，印发《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

通知要求各地法院在刑事审判工作中参照执行，执行中有何问题，及时报告最高人民法院。

近年来，全国法院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禁毒法律和政策，始终把打击毒品犯罪作为刑事审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依法严惩了一大批毒品犯罪分子，为净化社会环境，保护公民身心健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由于国际国内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禁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人民法院一定要从民族兴衰和国家安危的高度，深刻认识惩治毒品犯罪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认真贯彻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和禁毒法的有关规定，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种、禁制、禁贩、禁吸并举”的禁毒工作方针，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刑事审判职能，严厉打击严重毒品犯罪，积极参与禁毒人民战争和综合治理工作，有效遏制毒品犯罪发展蔓延的势头。

为了进一步加强毒品犯罪案件的审判工作，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最高人民法院于2008年9月23日至24日在辽宁省大连市召开了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最高人民法院张军副院长出席座谈会并作讲话。座谈会在2000年在南宁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及其会议纪要、2004年在佛山市召开的“全国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和2007年在南京市召开的“全国部分法院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基础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案件核准权后毒品犯罪法律适用出现的新情况，适应审理毒品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的需要，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即“南宁会议纪要”）、有关会议领导讲话和有关审理毒品犯罪案件规范性文件的相关内容进行了系统整理和归纳完善，同时认真总结了近年来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的经验，研究分析了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人民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尤其是毒品死刑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有关问题取得了共识。现纪要如下：

一、毒品案件的罪名确定和数量认定问题

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规定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是选择性罪名，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并有相应确凿证据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对同一宗毒品可能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但相应证据只能认定其中一种或者几种行为，认定其他行为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按照依法能够认定的行为的性质定罪。如涉嫌为贩卖而运输毒品，认定贩卖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则只定运输毒品罪。对不同宗毒品分别实施了不同种犯罪行为的，应对不同行为并列确定罪名，累计毒品数量，不实行数罪并罚。对被告人一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两种以上毒品的，不实行数罪并罚，量刑时可综合考虑毒品的种类、数量及危害，依法处理。

罪名不以行为实施的先后、毒品数量或者危害大小排列，一律以刑法条文规定的顺序表述。如对同一宗毒品制造后又走私的，以走私、制造毒品罪定罪。下级法院在判决中确定罪名不准确的，上级法院可以减少选择性罪名中的部分罪名或者改动罪名顺序，在不加重原判刑罚的情况下，也可以改变罪名，但不得增加罪名。

对于吸毒者实施的毒品犯罪，在认定犯罪事实和确定罪名时要慎重。吸毒者在购买、运输、存储毒品过程中被查获的，如没有证据证明其是为了实施贩卖等其他毒品犯罪行为，毒品数量未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一般不定罪处罚；查获毒品数量达到较大以上的，应以其实际实施的毒品犯罪行为定罪处罚。

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毒的数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计入在内。

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代购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盗窃、抢夺、抢劫毒品的，应当分别以盗窃罪、抢夺罪或者抢劫罪定罪，但不计犯罪数额，根据情节轻重予以定罪量刑。盗窃、抢夺、抢劫毒品后又实施其他毒品犯罪的，对盗窃罪、抢夺罪、抢劫罪和所犯的具体毒品犯罪分别定罪，依法数罪并罚。走私毒品，又走私其他物品构成犯罪的，以走私毒品罪和其所犯的其他走私罪分别定罪，依法数罪并罚。

二、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问题

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应当切实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突出毒品犯罪的打击重点。必须依法严惩毒枭、职业毒犯、再犯、累犯、惯犯、主犯等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危害严重的毒品犯罪分子，以及具有将毒品走私入境，多次、大量或者向多人贩卖，诱使多人吸毒，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或者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情节的毒品犯罪分子。对其中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当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依法判处死刑。

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案件量刑的重要情节，但不是唯一情节。对被告人量刑时，特别是在考虑是否适用死刑时，应当综合考虑毒品数量、犯罪情节、危害后果、被告人的主观恶性、人身危险性以及当地禁毒形势等各种因素，做到区别对待。近期，审理毒品犯罪案件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应当结合本地毒品犯罪的实际情况和依法惩治、预防毒品犯罪的需要，并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毒品死刑案件的典型案例，恰当把握。量刑既不能只片面考虑毒品数量，不考虑犯罪的其他情节，也不能只片面考虑其他情节，而忽视毒品数量。

对虽然已达到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但是具有法定、酌定从宽处罚情节的被告人，可以不判处死刑；反之，对毒品数量接近实际掌握的判处死刑的数量标准，但具有从重处罚情节的被告人，也可以判处死刑。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既有从重处罚情节，又有从宽处罚情节的，应当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决定刑罚，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应当慎重。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1）具有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的；（2）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毒品再犯、累犯，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毒品等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的；（3）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向多人

贩毒，在毒品犯罪中诱使、容留多人吸毒，在戒毒监管场所贩毒，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毒品犯罪，或者职业犯、惯犯、主犯等情节的；（4）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并具有其他从重处罚情节的；（5）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且没有法定、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

毒品数量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不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1）具有自首、立功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2）已查获的毒品数量未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到案后坦白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其他毒品犯罪，累计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3）经鉴定毒品含量极低，掺假之后的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或者有证据表明可能大量掺假但因故不能鉴定的；（4）因特情引诱毒品数量才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5）以贩养吸的被告人，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6）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确属初次犯罪即被查获，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7）共同犯罪毒品数量刚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但各共同犯罪人作用相当，或者责任大小难以区分的；（8）家庭成员共同实施毒品犯罪，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被告人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被告人罪行相对较轻的；（9）其他不是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

有些毒品犯罪案件，往往由于毒品、毒资等证据已不存在，导致审查证据和认定事实困难。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只有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其他被告人供述吻合，并且完全排除诱供、逼供、串供等情形，被告人的口供与同案被告人的供述才可以作为定案的证据。仅有被告人口供与同案被告人供述作为定案证据的，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要特别慎重。

三、运输毒品罪的刑罚适用问题

对于运输毒品犯罪，要注意重点打击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犯罪分子和接应、接货的毒品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对于运输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组织、指使、雇佣他人运输毒品的主犯或者毒枭、职业毒犯、毒品再犯，以及具有武装掩护、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参与有组织的国际毒品犯罪、以运输毒品为业、多次运输毒品或者其他严重情节的，应当按照刑法、有关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实际掌握的数量标准，从严惩处，依法应判处死刑的必须坚决判处死刑。

毒品犯罪中，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具有从属性、辅助性特点，且情况复杂多样。部分涉案人员系受指使、雇佣的贫民、边民或者无业人员，只是为了赚取少量运费而为他人运输毒品，他们不是毒品的所有者、买家或者卖家，与幕后的组织、指使、雇佣者相比，在整个毒品犯罪环节中处于从属、辅助和被支配地位，所起作用和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也相对较小。因此，对于运输毒品犯罪中的这部分人员，在量刑标准的把握上，应当与走私、贩卖、制造毒品和前述具有严重情节的运输毒品犯罪分子有所区别，不应单纯以涉案毒品数量的大小决定刑罚适用的轻重。

对有证据证明被告人确属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又系初犯、偶犯的，可以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不能证明被告人系受人指使、雇佣参与运输毒品犯罪的，可以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

涉嫌为贩卖而自行运输毒品，由于认定贩卖毒品的证据不足，因而认定为运输毒品罪的，不同于单纯的受指使为他人运输毒品行为，其量刑标准应当与单纯的运输毒品行为有所区别。

四、制造毒品的认定与处罚问题

鉴于毒品犯罪分子制造毒品的手段复杂多样、不断翻新，采用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情况大量出现，有必要进一步准确界定制造毒品的行为、方法。制造毒品不仅包括非法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炼和用化学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也包括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如将甲基苯丙胺或者其他苯丙胺类毒品与其他毒品混合成ma古或者yao头丸。为便于隐蔽运输、销售、使用、欺骗购买者，或者为了增重，对毒品掺杂使假，添加或者去除其他非毒品物质，不属于制造毒品的行为。

已经制成毒品，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可以判处死刑；数量特别巨大的，应当判处死刑。已经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既遂论处。购进制造毒品的设备和原材料，开始着手制造毒品，但尚未制造出粗制毒品或者半成品的，以制造毒品罪的未遂论处。

五、毒品含量鉴定和混合型、新类型毒品案件处理问题

鉴于大量掺假毒品和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不断出现，为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保证毒品案件的审判质量，并考虑目前毒品鉴定的条件和现状，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7年12月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毒品含量鉴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亦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

对于含有二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作成分鉴定，确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已规定了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按照刑法、司法解释等规定适用刑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没有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有条件折算为海洛因的，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数量后适用刑罚。

六、特情介入案件的处理问题

运用特情侦破毒品案件，是依法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对特情介入侦破的毒品案件，要区别不同情形予以分别处理。

对已持有毒品待售或者有证据证明已准备实施大宗毒品犯罪者，采取特情贴靠、接洽而破获的案件，不存在犯罪引诱，应当依法处理。

行为人本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主观意图，而是在特情诱惑和促成下形成犯意，进而实施毒品犯罪的，属于“犯意引诱”。对因“犯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应当依法从轻处罚，无论涉案毒品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行为人在特情既为其安排上线，又提供下线的双重引诱，即“双套引诱”下实施毒品犯罪的，处刑时可予以更大幅度的从宽处罚或者依法免予刑事处罚。

行为人本来只有实施数量较小的毒品犯罪的故意，在特情引诱下实施了数量较大甚至达到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的毒品犯罪的，属于“数量引诱”。对因“数量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被告人，应当依法从轻处罚，即使毒品数量超过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标准，一般也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对不能排除“犯意引诱”和“数量引诱”的案件，在考虑是否对被告人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时，要留有余地。

对被告人受特情间接引诱实施毒品犯罪的，参照上述原则依法处理。

七、毒品案件的立功问题

共同犯罪中同案犯的基本情况，包括同案犯姓名、住址、体貌特征、联络方式等信息，属于被告人应当供述的范围。公安机关根据被告人供述抓获同案犯的，不应认定其有立功表现。被告人在公安机关抓获同案犯过程中确实起到协助作用的，例如，经被告人现场指认、辨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带领公安人员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提供了不为有关机关掌握或者有关机关按照正常工作程序无法掌握的同案犯藏匿的线索，有关机关据此抓获了同案犯；被告人交代了与同案犯的联系方式，又按要求与对方联络，积极协助公安机关抓获了同案犯等，属于协助司法机关抓获同案犯，应认定为立功。

关于立功从宽处罚的把握，应以功是否足以抵罪为标准。在毒品共同犯罪案件中，毒枭、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共同犯罪的主犯、职业毒犯、毒品惯犯等，由于掌握同案犯、从犯、马仔的犯罪情况和个人信息，被抓获后往往能协助抓捕同案犯，获得立功或者重大立功。对其是否从宽处罚以及从宽幅度的大小，应当主要看功是否足以抵罪，即应结合被告人罪行的严重程度、立功大小综合考虑。要充分注意毒品共同犯罪人以及上、下家之间的量刑平衡。对于毒枭等严重毒品犯罪分子立功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应当从严掌握。如果其罪行极其严重，只有一般立功表现，功不足以抵罪的，可不予从轻处罚；如果其检举、揭发的是其他犯罪案件中罪行同样严重的犯罪分子，或者协助抓获的是同案中的其他首要分子、主犯，功足以抵罪的，原则上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如果协助抓获的只是同案中的从犯或者马仔，功不足以抵罪，或者从轻处罚后全案处刑明显失衡的，不予从轻处罚。相反，对于从犯、马仔立功，特别是协助抓获毒枭、首要分子、主犯的，应当从轻处罚，直至依法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被告人亲属为了使被告人得到从轻处罚，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人的，不能视为被告人立功。同监犯将本人或者他人尚未被司法机关掌握的犯罪事实告知被告人，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如经查证属实，虽可认定被告人立功，但是否从宽处罚、从宽幅度大小，应与通常的立功有所区别。通过非法手段或者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如从国家工作人员处贿买他人犯罪信息，通过律师、看守人员等非法途径获取他人犯罪信息，由被告人检举揭发的，不能认定为立功，也不能作为酌情从轻处罚情节。

八、毒品再犯问题

根据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规定，只要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过刑，不论是在刑罚执行完毕后，还是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都是毒品再犯，应当从重处罚。

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被判刑的犯罪分子，在缓刑、假释或者暂予监外执行期间又犯刑法分则第六章第七节规定的犯罪的，应当在对其所犯新的毒品犯罪适用刑法第三百五十六条从重处罚的规定确定刑罚后，再依法数罪并罚。

对同时构成累犯和毒品再犯的被告人，应当同时引用刑法关于累犯和毒品再犯的条款从重处罚。

九、毒品案件的共同犯罪问题

毒品犯罪中，部分共同犯罪人未到案，如现有证据能够认定已到案被告人为共同犯罪，或者能够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的，应当依法认定。没有实施毒品犯罪的共同故意，仅在客观上为相互关联的毒品犯罪上下家，不构成共同犯罪，但为了诉讼便利可并案审理。审理毒品共同犯罪案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要正确区分主犯和从犯。区分主犯和从犯，应当以各共同犯罪人在毒品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为根据。要从犯意提起、具体行为分工、出资和实际分得毒赃多少以及共犯之间相互关系等方面，比较各个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毒品共同犯罪中，为主出资者、毒品所有者或者起意、策划、纠集、组织、雇佣、指使他人参与犯罪以及其他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是从犯。受雇佣、受指使实施毒品犯罪的，应根据其在犯罪中实际发挥的作用具体认定为主犯或者从犯。对于确有证据证明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不能因为其他共同犯罪人未到案而不认定为从犯，甚至将其认定为主犯或者按主犯处罚。只要认定为从犯，无论主犯是否到案，均应依照刑法关于从犯的规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二是要正确认定共同犯罪案件中主犯和从犯的毒品犯罪数量。对于毒品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集团毒品犯罪的总数量处罚；对一般共同犯罪的主犯，应按其所参与的或者组织、指挥的毒品犯罪数量处罚；对于从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毒品犯罪的数量处罚。

三是要根据行为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和罪责大小确定刑罚。不同案件不能简单类比，一个案件的从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可能比另一案件的主犯参与犯罪的毒品数量大，但对这一案件从犯的处罚不是必然重于另一案件的主犯。共同犯罪中能分清主从犯的，不能因为涉案的毒品数量特别巨大，就不分主从犯而一律将被告人认定为主犯或者实际上都按主犯处罚，一律判处重刑甚至死刑。对于共同犯罪中有多个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的，处罚上也应做到区别对待。应当全面考察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实际发挥作用的差别，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方面的差异，对罪责或者人身危险性更大的主犯或者共同犯罪人依法判处更重的刑罚。

十、主观明知的认定问题

毒品犯罪中，判断被告人对涉案毒品是否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供述，而应当依据被告人实施毒品犯罪行为的过程、方式、毒品被查获时的情形等证据，结合被告人的年龄、阅历、智力等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被告人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可以认定其“明知”是毒品，但有证据证明确属被蒙骗的除外：（1）执法人员在口岸、机场、车站、港口和其他检查站点检查时，要求行为人申报为他人携带的物品和其他疑似毒品物，并告知其法律责任，而行为人未如实申报，在其携带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2）以伪报、藏匿、伪装等蒙蔽手段，逃避海

关、边防等检查，在其携带、运输、邮寄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3）执法人员检查时，有逃跑、丢弃携带物品或者逃避、抗拒检查等行为，在其携带或者丢弃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4）体内或者贴身隐秘处藏匿毒品的；（5）为获取不同寻常的高额、不等值报酬为他人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6）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携带、运输物品，从中查获毒品的；（7）采用高度隐蔽的方式交接物品，明显违背合法物品惯常交接方式，从中查获毒品的；（8）行程路线故意绕开检查站点，在其携带、运输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9）以虚假身份或者地址办理托运手续，在其托运的物品中查获毒品的；（10）有其他证据足以认定行为人应当知道的。

十一、毒品案件的管辖问题

毒品犯罪的地域管辖，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实行以犯罪地管辖为主、被告人居住地管辖为辅的原则。考虑到毒品犯罪的特殊性和毒品犯罪侦查体制，“犯罪地”不仅可以包括犯罪预谋地、毒资筹集地、交易进行地、运输途经地以及毒品生产地，也包括毒资、毒赃和毒品藏匿地、转移地、走私或者贩运毒品目的地等。“被告人居住地”，不仅包括被告人常住地和户籍所在地，也包括其临时居住地。

对于已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管辖异议，经审查异议成立的，或者受案法院发现没有管辖权，而案件由本院管辖更适宜的，受案法院应当报请与有管辖权的法院共同的上级法院依法指定本院管辖。

十二、特定人员参与毒品犯罪问题

近年来，一些毒品犯罪分子为了逃避打击，雇佣孕妇、哺乳期妇女、急性传染病人、残疾人或者未成年人等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成为影响我国禁毒工作成效的突出问题。对利用、教唆特定人员进行毒品犯罪活动的组织、策划、指挥和教唆者，要依法严厉打击，该判处重刑直至死刑的，坚决依法判处重刑直至死刑。对于被利用、被诱骗参与毒品犯罪的特定人员，可以从宽处理。

要积极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沟通协调，妥善解决涉及特定人员的案件管辖、强制措施、刑罚执行等问题。对因特殊情况依法不予羁押的，可以依法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根据被告人具体情况和案情变化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对于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罪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四条规定情形的，可以暂予监外执行。

十三、毒品案件财产刑的适用和执行问题

刑法对毒品犯罪规定了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刑，司法实践中应当依法充分适用。不仅要依法追缴被告人的违法所得及其收益，还要严格依法判处被告人罚金刑或者没收财产刑，不能因为被告人没有财产，或者其财产难以查清、难以分割或者难以执行，就不依法判处财产刑。

听法院案件审理报告 篇7

为了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公正、及时审理票据纠纷案件，保护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根据票据法及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审判实践，现对人民法院审理票据纠纷案件的若干问题规定如下：

一、受理和管辖

第一条、因行使票据权利或者票据法上的非票据权利而引起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二条、依照票据法第十条的规定，票据债务人(即出票人)以在票据未转让时的基础关系违法、双方不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持票人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为由，要求返还票据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三条、依照票据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票据被拒绝承兑、被拒绝付款或者汇票、支票超过提示付款期限后，票据持有人背书转让的，被背书人以背书人为被告行使追索权而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第四条、持票人不先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先行使追索权遭拒绝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除有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和本规定第三条、所列情形外，持票人只能在首先向付款人行使付款请求权而得不到付款时，才可以行使追索权。

第五条、付款请求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一顺序权利，追索权是持票人享有的.第二顺序权利，即汇票到期被拒绝付款或者具有票据法第六十一条、第二款所列情形的，持票人请求背书人、出票人以及汇票的其他债务人支付票据法第七十条、第一款所列金额和费用的权利。

第六条、因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票据支付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票据支付地是指票据上载明的付款地，票据上未载明付款地的，汇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住所或者经常居住地，本票出票人的营业场所，支票付款人或者代理付款人的营业场所所在地为票据付款地。代理付款人即付款人的委托代理人，是指根据付款人的委托代为支付票据金额的银行、信用合作社等金融机构。

第七条、因非票据权利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法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二、票据保全

第八条、人民法院在审理、执行票据纠纷案件时，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票据，经当事人申请并提供担保，可以依法采取保全措施或者执行措施：

(一)不履行约定义务，与票据债务人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票据当事人所持有的票据;

(二)持票人恶意取得的票据;

(三)应付对价而未付对价的持票人持有的票据;

(四)记载有“不得转让”字样而用于贴现的票据;

(五)记载有“不得转让”字样而用于质押的票据;

(六)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有其他情形的票据。

三、举证责任

第九条、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由提出主张的一方当事人承担。

依照票据法第四条第二款、第十条、第十二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持票人有责任提供诉争票据。该票据的出票、承兑、交付、背书转让涉嫌欺诈、偷盗、胁迫、恐吓、暴力等非法行为的，持票人对持票的合法性应当负责举证。

第十条、票据债务人依照票据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与其有直接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提出抗辩，人民法院合并审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的，持票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已经履行了约定义务。

第十一条、付款人或者承兑人被人民法院依法宣告破产的，持票人因行使追索权而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应当向受理法院提供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宣告破产裁定书或者能够证明付款人或者承兑人破产的其他证据。

第十二条、在票据诉讼中，负有举证责任的票据当事人应当在一审人民法院法庭辩论结束以前提供证据。因客观原因不能在上述举证期限以内提供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以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

票据当事人在一审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隐匿票据、故意有证不举，应当承担相应的诉讼后果。

四、票据权利及抗辩

第十三条、票据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二)项规定的持票人对票据的出票人和承兑人的权利，包括付款请求权和追索权。

第十四条、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十条、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为由，对业经背书转让票据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