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的主要思想(精选7篇)
摘要:《孙子兵法》作为一部世界著名的军事著作,其价值不仅在军事领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还蕴含着丰富的伦理价值,主要表现在与中国传统伦理有密切的关系,在军事伦理、管理伦理上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对其深入挖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关键词:《孙子兵法》;伦理思想;军事伦理;管理伦理
孙子名武,字长卿,也称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人。孙子的著作《孙子兵法》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块瑰宝,价值不仅在于军事领域,它博大精深的思想还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
一、《孙子兵法》与传统伦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儒家文化的根基是伦理道德。孙子与孔子是同时代人,生活在春秋末期。当时,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孙子兵法》必然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同时,儒家文化根源于齐鲁文化,孙子作为齐国人,受到齐鲁文化的影响也是必然的。
“仁”是中国传统伦理最高的道德原则,用“仁”去解读《孙子兵法》,主要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仁爱”,如“爱卒”、“善卒”、“养卒”,“安国”、“保民”、“利主”。二是“义恨”。“爱”和“恨”是构成“仁德”的两个基本要素,也是基本道德规范,对人民越是爱,对敌人就越要恨。三是“大仁”。作为军人,最大的仁就是实现国家利益,为了国家利益,发动战争、进行杀戮,不是不仁,相反。这正是最大的“仁”。孙子在《用间篇》中指出:“凡兴师十万,出征千里,百姓之费,公家之奉,日费千金;内外骚动,怠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相守数年,以争一日之胜,而爱爵禄百金,不知敌之情者,不仁之至也。”出兵打仗,动用军力人数众多,国家财力物力耗费巨大,全国的老百姓也都不得安宁,有时战争还要持续数年,如果吝啬一点儿小钱而不肯重用间谍,导致战争失败,那就太“不仁”了。《用间篇》又说:“非仁义不能使间”,意思是不仁义的将帅不能使用间谍。“用间”带有耍阴谋诡计的意思,按常理属于不仁不义之举,但为了国家利益就成为“仁”,国君、将帅都要有这种“仁”。
《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讨论一个战争主题,但通览全书,则篇篇充满“慎战”、“抑战”,甚至“不战”的思想。作为一名军事家,在一部专门论述战争的著作中,能够有这样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孙子博大的仁爱情怀。
中国传统伦理把“三纲五常”作为最高道德原则,五常的仁、义、礼、智、信,除了以上所讲的仁,其他的在《孙子兵法》中也多有反映。如“智”,《孙子兵法》本身就是一部充
满军事智慧的著作,论述如何运用高超的智慧夺取战争的胜利。又如“信”,《孙子兵法》在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的同时,也包含诚信的思想。首先,“上下同欲,民弗诡者”是一种体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
其次,“令素行者,与人相得”,是其“将道”中“信”的基本要求;信赏明罚是“信”的形式;将士用命、部属相得则是“信”的核心内容。最后,“不令而信”是一种高超的用兵境界,反映了道德的巨大力量。
二、《孙子兵法》与军事伦理
《谋攻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里的“全胜”战略思想,可以认为是《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孙子认为,兵凶战危,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争端,必然造成杀戮和破坏,因而,“非善之善者也”。通过政治的、外交的手段加以解决,才是“善之善者也”。通过施行仁政、争取人民支持,从而“夺气”、“夺心”,既可以避免或减少杀戮和破坏,又能达到战争的目的,这样的战略策略才是上善之策。
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从目的来看,是“必以全争于天下”。这里的“全”,不是攻城略地,打败敌方,使敌方“降”服,而是争得敌方人心,使之心悦诚服,如果仅仅使敌方降服,不能认为是“全胜”。从手段来看,一是“伐谋”,二是“伐交”。从对象来看,所谓“全”就是要保全,大至于全国、全军,小至于全卒、全伍;不仅保全已方,还要保全敌方;不仅保全军队,还要保全城池、村庄、人民以及财产。从适用范围来看,不仅适用于战略,还可适用于战役甚至一次具体的战斗。从作用或意义来看,一是己方代价最小,不费一兵一卒;二是敌方损失最小,保全了可为我所用的大量物资和人力;三是人民遭受灾难最小,因为任何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总是人民;四是世界获益最大,通过非暴力手段解决争端,不仅双方不受损失,更重要的是双方不结冤仇,人民得以稳定安宁,社会得以进步,世界得以和平。这些,都充分反映了孙子可贵的惜财爱物、珍视生命,主张和平共处的伦理思想。
《九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君命有所不受。”《地形篇》也指出:“故战道必胜,主日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日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里,产生了两个道德命题:道德选择和道德责任。本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是基本的军人伦理,“将受命于君,合军聚众”即是指此。但战场情势发生了变化,国君的命令已经成为错误时,将帅就要临机应变、作出选择,即使国君的命令也可以不执行。样,如果有必胜的把握,即使国君不让打,也要坚决打,相反,如果不能取胜,即使国君命令打,也可以不打。作为将帅,进不求功名,退不避抗君之罪责,只求保全民众和士卒,符合国君根本利益,这样的将帅才是国家最宝贵的人才。将个人的功名、罪责置之度外,以国家利益为一切行为的最高准则,这是将帅应有的道德责任。
此外,《作战篇》指出:“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要速战速决,这反映了孙子爱惜民财,珍惜民力的思想。《作战篇》还指出:“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十去其六。”本来,军队就是为了打仗的,考虑如何打胜仗就行。这里,言战争却能同时想着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反映了孙子的人道思想。
三、《孙子兵法》与管理伦理
管理者应具备的道德素质,《计篇》总结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即将帅要有智谋才能,要赏罚有信,要爱护下属,要勇敢果断,要军纪严明。其中的前三个方面“智、信、仁”是普遍的道德要求,后两者“勇、严”是对军事管理者提出的特殊要求。“智、信、仁、勇、严”,是将帅必须具备的“五德”,既是素质要求,更是道德要求。“智”即智慧,在中外伦理思想史上,都是作为一种重要的道德品质,这里主要是说将帅要足智多谋。《九变篇》日:“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聪明的将帅,总是能兼顾到利和害两个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考虑到不利的方面,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在不利的情况下考虑到有利的方面,祸患就可以解除。“信”主要指将帅要取信于下属,主要表现即《计篇》所说的“赏罚孰明”,将帅赏罚无度甚至失度,就是道德上的“失当”甚至“失德”,必然失信于部下。“仁”如前所述,包括“仁爱”、“义恨”和“大仁”。“勇”即要有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敢于勇往直前,能够视死如归。那种胆小如鼠、临阵怯战的人最为军人所不屑,也被认为是最不道德的军人。“勇”必须是与“大仁”、“大智”相联系的“大勇”,而非匹夫之勇。“严”主要表现有三:一是将帅要有威严,能够令行禁止;二是要治军严格,“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日‘乱”’(《地形篇》);三是要严于律己。
管理者要重视决策。管理者首先是决策者,越是高层管理者,决策越占有重要的地位,无论公共管理还是企业管理,都是如此。这就要求管理者的决策慎之又慎,否则,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计篇》指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因此,决策不仅是单纯的决策,还具有伦理道德的意义。从伦理意义上看决策,要求决策者一方面要理智对待决策,不能感情用事;另一方面决策要周密筹划,谨慎行事。从前一方面来说,《火攻篇》指出:“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国君不能凭一时之怒而兴兵打仗,将帅不能以一时之愤而与敌交战。要以是否符合国家利益决定是否行动。恼怒、怨愤可以重新高兴,而国家亡了则不能再存在,人死了则不能再重生。从后一方面来说,《计篇》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意思是说,凡是战前预计可以取胜的,是因为筹划周密,各种因素考虑周到;反之亦然。筹划周密、考虑周到就能取胜,相反就不能取胜,更何况不认真筹划呢?
管理者要注重人的因素。战争的胜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因素,对此孙子兵法》多有论述。但是,在所有因素中,孙子更注重人的因素,强调“人和”是诸要素的关键。谋攻篇》日“上下同欲者胜”。要做到“上下同欲”,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加强制度管理,二是关心爱护下属。在制度管理上,计篇》提出:“法令孰行?„„赏罚孰明?”行军篇》日:“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令素行以教其民,则民服;令不素行以教其民,则民不服。令素行者,与众相得也。”就是说,用政治教育士卒,用军法管理部队,才能战必胜攻必取。平时能教育士兵严格执行命令,战时士兵就能服从指挥;相反,就不会服从指挥。平时所以能令行禁止,是因为将帅与士兵的关系融洽。在关心爱护下属上,地形篇》指出:“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貉;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将帅平时对待士兵像对待婴儿一样关心爱护,战时士兵就会与将帅一起赴汤蹈火;将帅平时对待士兵像对待自己的爱子一样,战时士兵就会与将帅同生共死。
传播的功能观
孙子生活的战国时期, 局势动荡, 群雄蜂起, 思想界的争鸣也异常活跃。“诸子百家”利用各种途径和方式, 推介学说, 扩大影响, 在华夏传播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孙子是兵家学派的代表人物, 对信息传播内在的功能自然深有领悟。梳理《兵法》中该方面的论述, 可以看出孙子借助传播效应, 达到军事目的的主观动机十分强烈。
首先, 在对敌斗争中, 孙子明确提出了“威加于敌” (《九地篇》) 、“不战而屈人之兵” (《谋攻篇》) 的战略思想:“故善用兵者, 屈人之兵而非战也,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故兵不顿 (劳顿) 而利可全, 此攻谋之法也” (《谋攻篇》) 。“威”是军事阵营软硬实力的综合显现, 是通过相关途径和载体传递的一种无形的信息, 这样的信息会在敌对阵营中形成极大的心理冲击力, 动摇其将士的意志和决心 (“故三军可夺气, 将军可夺心”《军事篇》) 。“威加于敌”, 以“威”助战, 用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充分展示了信息传播的巨大力量, 也彰显出《兵法》谋略的过人之处。
其次, 孙子在内部管理上也同样注重传播的作用。“夫金鼓、旌旗者, 所以一 (统一) 人之耳目也” (《军争篇》) , 金鼓、旌旗也即信息传播的载体, 有了信息的主导才会有部队行动的协调一致, “人既专一, 则勇者不得独进, 怯者不得独退, 此用众之法也” (《军争篇》) 。“谋攻”需借助传播, “用众”也缺之不可。《兵法》推重的管理准则, 是“合之以文 (用宽仁的引导来凝聚) , 齐之以武 (用严厉的制裁来规范) ” (《行军篇》) , 这里的一“文”一“武”, 分别代表了管理措施的两大部类。尽管当时“传播”的概念尚显朦胧, 但孙子确实是把信息的传播当做递达意图的桥梁和维系团队的纽带, 并申明只有这样重视传播、精于传播的将领, 才可称得上“善用兵者” (《九地篇》) 。
同是在《九地篇》中有段话颇值得关注, 篇中说, 将领带兵, 要像驱赶羊群一样, “能愚 (蒙蔽) 士卒之耳目, 使之无知”, “驱而往, 驱而来, 莫知所之”;对士卒要有所言, 有所不言 (“犯之以利, 勿告以害”) , 这自然令人联想到春秋后期孔子的观点:“民可使由 (驱使) 之, 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 。文武双圣, 对兵对民, 观点如此相近, 耐人寻味。一方面说明, 由于时代背景和个人地位等因素的制约, 两人的“民本”观念存在局限;同时也可以看出, 两人都关注并认同信息传输的选择性和适度性与客体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再联想20世纪上半叶西方传播学界提出的“魔弹论”、“议程设置理论”等, 尽管立论角度有异, 但从中不也可以看到孙子“驱羊论”的影子吗?
传播的策略观
纵览纷繁复杂的军事斗争, “将”的地位显得格外特殊和重要。《兵法》阐析用兵之道, 更多的也是站在“将”的立场, 以“将”的眼光审视战争, 以“将”的思维谋划战争, 并以“将”的职责为尺度检验战争的胜败得失。用近代西方学者戈夫曼“拟剧论”的观点来看, “将”在国家军事斗争格局中, 身份具有多重性:对国君是下属, 对士兵是统帅, 对交战的另一方则是势不两立的博弈者。三种角色, 三组矛盾, 也构成了三个看似虚幻, 实乃要素俱全的信息“传播场”。《兵法》有关三种传播关系的阐述, 虽侧重点有所差异, 但总体上展示了作者关于不同情况下交往传播的原则、方法和观念。
敌我之间。在这组矛盾关系中, 《兵法》着重分析了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以及掌控、利用信息的技能和方法。搜集掌握丰富而准确的军事信息, 是运筹帷幄、制胜千里的前提条件, “知彼知己”是孙子著名的军事思想之一。在此思想指导下, 《兵法》提出了“形 (使其显露) 人而我无形” (《虚实篇》) 的处敌原则, 即既要全面了解敌人, 又不被敌人所了解, 这样才能做到“致 (支配) 人而不致于人” (《虚实篇》) , 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
《兵法》多处谈到了解敌方信息的各种渠道和策略, 如观察分析、佯动诱敌、小型交锋、善用间谍等, 而且对信息的“释码”也专有探析。《行军篇》单辟一节, 列举了30多种表象, 逐一作出判断, 如“鸟起者, 伏 (伏兵) 也”;“鸟集者, 虚 (兵营空虚) 也”;“吏怒者, 倦也”;“徐 (低声下气) 与人言者, 失众也”, 条分缕析, 鞭辟入里, 充满了军事家非凡的智慧。也是基于这样的深入思考和科学研判, 《兵法》提出了“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 (《虚实篇》) 的制敌之术和“佯北 (败北) 勿从 (追击) ”、“饵兵勿食”等应敌之策, 这些论述, 对全面完成信息的获取、解析和利用的过程, 作出了系统诠释, 也展现了作者科学发挥信息作用的思想脉络。
何以做到“无形”?《兵法》的观点是:“兵以诈立” (《军争篇》) , 即善于利用虚假的外部信息遮隐真实的军事意图。《计篇》中的一段描述很恰切地解释了“诈”字的含义:“兵者, 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 用 (想打) 而示之不用, 近而示之远, 远而示之近。”这里的“示”, 就是一种高超的对外信息传播技巧。掌握了对方的真情实况, 又能够用假象迷惑敌人, 诱其作出错误判断, 战争天平发生偏斜, 也就在必然之中了。
善于造“势”, 也是孙子的一大贡献, 与“威加于敌”的思想相呼应, 《兵法》提出了“乃为之势, 以佐其外” (《计篇》) 的攻伐策略, “势者, 因利而制权也” (《计篇》) ,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整合优势资源, 相机而动, 造成一种所向披靡、无坚不摧的外部态势, 利用心理暗示的作用, 促使对方的思想和行为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孙子的这种造势艺术, 历来为军事学界所称道, 舆论传播的研究, 也能从中受到大的启发。
君臣之间。君臣相处, 也是一种特殊的人际传播范畴, 其中君臣互为传播的主体和客体。《兵法》对处理好君臣关系提出了三方面的观点。首先是君臣的关系定位, 臣乃君之“佐也” (《用间篇》) , 将须“听命于君” (《地形篇》) , 孰主孰从不容置疑。难能可贵的是后两个观点:“君命有所不受” (《九变篇》) ;“将能 (有能力) 而君不御 (过于管束) ” (《计篇》) 。
我们知道, 当时的社会, 宗法等级观念浓重, “君”就是国家社稷的化身, 君让臣死臣不能不死, 君令臣亡 (贬谪) 臣不得不亡。孙子之伟大, 就在于他不盲从、不愚忠, 而是从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 对“听命”的含义作出了不同的解读。他毫不讳言, 国君的不当行为可能会给部队带来危害, 《谋攻篇》谈道“君之所以患 (加害) 于军者三”, 即不解军情、不知军务、不懂军机而直接干预军政, 必然会造成将士的疑惑, 将士“既疑且惑”, 等于将胜利拱手送敌 (“乱军引胜”) 。所以《九变篇》直言, 为了全局的胜利, 将之为臣, 可以“君命有所不受”:“战道必胜, 主曰无战, 必战可也;战道不胜, 主曰必战, 无战可也” (《地形篇》) 。当时能提这样的观点, 胆略出众, 勇气可嘉, 而看完其后的论述, 也就领会了这种胆略和勇气的逻辑渊源:“故进不求名, 退不避罪, 惟人是保, 而利合于主, 国之宝也。”舍小我, 顾大节, 气度和胸怀令人感佩。
“将能而君不御者胜”, 可说是孙子对上级和领导提出的谆谆告诫, 只有在大局利益的基础上, 相互信任理解而不是猜疑挑剔, 才会形成和谐的上下级关系, 这也是《兵法》为今人提供的借鉴。
官兵之间。“上下同欲”被《兵法》列为制胜的要素。治理部队的行为, 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内部的传播活动。在围绕一定的政治和军事目的而组建的武装集团中, 将领利用各种传播渠道表达意图, 加强管理, 信息传播的质量又最终表现在部队的战斗力上。《兵法》有关治军要略的论述, 也折射出作者关于组织传播的意识和理念。
组织传播的目标。任何手段都应服务于目的, 支撑其目标, 治军也不例外。《兵法》关于部队管理的愿景, 可归纳为《九地篇》中的一句话, 就是“齐勇若一”。目标是团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各级各类社会组织都应确立明确的团队目标, 组织内的各项交流传播行为亦应据此而展开, 后来传播学多家学派的观点也都在此框架之内。
组织传播的原则。孙子主张:“善用兵者, 修道而保法。” (《形篇》) “修道”, 除包含“修明政治”的意义之外, 还应从培养团队精神、形成统一意志的文化层面上通盘领会, 这种文化内涵, 可以从《计篇》关于“道者, 令民与上同意者也”的解释中得到印证。“保法”即确保法令、军纪的严肃性, “令之以文, 齐之以武”的表述是对“修道保法”治军原则的具体展开, 而孙子怒斩吴王爱姬的行为 (见《史记·孙武列传》) , 则是他这种治军思想, 也是其潜在的传播理念的生动实践。
组织传播的途径与方法。组织内部的信息传播有下行、上行和平行三种流向, 《兵法》论及较多的是下行传播, 其中重点谈到将领对下属的奖赏、惩戒和教育。孙子将“赏罚孰明” (《计篇》) 视为制约胜负的重要因素, 给予了颇多探讨, 同样, 他对士兵教育的论述也不乏灼见。《行军篇》谈到, 只有平时军令畅通 (“令素行”) , 士兵才会信服其教育;而平时军令畅通的前提, 是“与众相得”———官兵关系直接影响教育传播的效果, 这条原理对其他传播领域也是适用的。
传播的主体观
意大利著名思想家马基雅维利 (1469—1527) 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人民群众对于统治者的好感, 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道德品质和政治行为。《兵法》中对传播主体与客体间关系的论述也同样精辟, 《行军篇》讲道:“视卒如爱子, 故 (士卒) 可与之俱死。”深刻揭示了一定环境下主体态度与客体反应间的传播规律。传播主体的能力和素养在传播过程中起着相当关键的作用, 研读《兵法》, 可以感知孙子十分看重将领的四种意识。
使命意识。“夫将者, 国之辅 (辅佐) 也, 辅周 (到位) 则国必强, 辅隙 (有缺失) 则国必弱” (《谋攻篇》) :将领履职的绩效直接联系国势强弱, 地位之重, 无可替代。《作战篇》也讲“故知兵之将, 生民之司命 (命运的主宰者) , 国家安危之主也”, 告喻将领为国为民, 尽职尽责, 不能有丝毫疏忽和懈怠。
自律意识。将之地位如此重要, 对其能力和水平的要求自然很高, 将领也应当自警自励, 严于律己。《计篇》提出将领应具备五个方面的基本素质:“将者, 智 (足智多谋) 、信 (赏罚有信) 、仁 (关爱部属) 、勇 (勇猛果敢) 、严 (从严治军) 也。”为将领在个人修养的提升规定了方向和目标。与此相应, 《九变篇》又从另一个侧面提醒将领应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指出“将有五危”:“必死” (死拼蛮干) 、“必生” (一味贪生) 、“忿速” (急躁易怒) 、“廉洁” (清高好名) 、“爱民” (不顾大局、溺于小节) , 并强调“凡此五者, 将之过也, 用兵之灾也”, 身为将领, “不可不察也”。
信息意识。《兵法》中关于“知”的内容随处可见, 从当今传播学的角度去理解, “知”就是了解和掌握信息。“故明君贤将, 所以动而胜人, 成功出于众者, 先知也” (《用间篇》) 。预先掌握了信息, 也就掌握了主动;“知彼知己, 胜乃不殆;知天知地, 胜乃不穷” (《地形篇》) , 启示将领获取信息要全面;“不知敌之情者, 不仁之至也, 非人之将也, 非主之佐也, 非胜之主也” (《用间篇》) , 更是从反面强调了掌握信息的重要:信息决定战争胜负, 不注重了解信息, 无异于失职、渎职。
创新意识。兵情千差万别, 战势复杂多变, 《兵法》一书始终贯穿了出“奇”制胜的战略思想, 因敌而变, 不循成规, 一切以取胜为目的。“凡战者, 以正合, 以奇胜” (《势篇》) , “奇”就是超常, 就是创新。按常规该走的路可以不走, 该攻的城可以不攻, 专选对方意料不到的地方作突破口:“由 (经由) 不虞 (预料) 之道, 攻其所不戒也” (《九地篇》) , 创新的谋略高人一筹, 而“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构想, 更是把对敌斗争策略的创新推向了极致。内部管理也不必处处循规蹈矩, 《兵法》倡导在军中“施无法 (前无先例) 之赏, 悬无政 (不同寻常) 之令” (《九地篇》) , 措施选择的唯一标准就是“利”, “合于利而动, 不合于利而止” (《九地篇》) , 在此前提之下, 将领尽可以施展、发挥, 创新的空间可谓大矣。
《兵法》传世, 让后人领略了当时军事学研究的最高境界。而书中关于传播活动规律的观点、论断和蕴涵的理念, 璨若珠玑, 交相辉映, 时逾千年而魅力不衰。从这个意义上讲, 将这部“兵书”称之为传播学研究的“滥觞之作”, 似不为过。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
关键词:孙子兵法; 哲学思想; 朴素唯物主义;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B241文献标志码:A
《孙子兵法》是我国春秋末期齐国人孙武所写的一部著名的兵家专著,这本书共分为十三篇,因此《孙子兵法》又被称为《孙子十三篇》。它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杰出的军事名著,在中国军事史上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中国历代政治家和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素有“兵家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之称,又被人誉为“武学之圣典,兵家之绝唱”。《孙子兵法》是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深邃,逻辑缜密严谨。《孙子兵法》不单是一部军事著作,其中也蕴涵了丰富的哲学思想。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抽象思维、朴素的整体思想和辩证法思想,在这部军事专著中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由于孙子对战争规律进行了高度抽象的概括,因此,《孙子兵法》中提出的谋略思想,不仅可以适用于军事活动领域,而且还可适用于政治、外交、经济、企业等人类社会生活的其它各种领域。对于这样一种高度概括和高度哲理化的谋略思想,我们可以称之为谋略哲学。《孙子兵法》所阐述的战略、战术问题,都贯穿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孙子兵法》阐述兵理极具特色,突出的特点是“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具有高度的哲理性。受此影响,后世兵书很自然地形成了以哲理谈兵的传统,从而形成了中国兵书“舍事言理”或“以理系事”的创作风格。因此,《孙子兵法》不仅在兵家思想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在哲学领域也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孙子兵法》在中国古典哲学领域占据重要的地位,它在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都奠定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主要表现在《孙子兵法》中蕴涵了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和战争观,对中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
自商代以来,奴隶主阶级的宗教天命论长期统治着人们的思想。商朝以卜为主,而周朝则以筮为主。商周是占卜发展的鼎盛时期,至春秋时期以占卜决定征伐之事仍屡见不鲜。春秋末期,随着奴隶主政治统治的动摇,哲学思想上天命同反天命的对立和斗争,宗教唯心主义同无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十分激烈。伴随着学术繁荣局面的出现,人们终于向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天命”发出了挑战。老子着力于以自然之道代替神学中的天,而孔子则“不语怪、力、乱、神”等等,都对天命给予了质疑和否定。在这场反天命的斗争中,孙武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其彻底的反天命精神是那些“坐而论道”的思想家所无法企及的。孙武的用兵思想最为可贵之处就是能够摆脱当时的用占卜方式预测战争结果的迷信思想,而从实际出发制定战争方案。
孙武的战争规律可知论的“知”建立在朴素唯物论的基础上,反对有神论,反对用占卜等迷信方式预断战争的凶吉和胜负,明确提出“胜可知”的思想,认为战争的胜负是可以预知的。“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见《武经七书注释》中的《孙子兵法》,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8月版。以下引用的《孙子兵法》原文均出自本书。)孙武对于“天”作了明确的唯物论的解释:“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这同宗教神学把“天”看作是人格化的神是水火不相容的。在战争中,他竭力反对用迷信的方法预测胜负,主张“禁祥去疑”(《九地》),“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用间》),表现出彻底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如此,孙武在彻底否定天命,摈弃占卜这一决策形式的同时,还创造性地实现了军事领域由占卜决策向“知敌之情”决策的转变。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道、天、地、将、法”五种因素,并对此作了如下解释:“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五种因素,无论政治(道)、自然(天、地)、人与经济(将、法)都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孙武强调指出:“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除此之外,都是不可信的。显然,孙武是主张从实际出发,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去对待战争的条件和胜负,他的唯物主义立场是十分坚定和鲜明的,在决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孙武认为自然界的天是物质的,天体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四时无常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虚实》),都处在运动、变化之中。自然界的天时、地利,可以使之服务于军事斗争。他在《火攻》中对于天时的利用有许多古朴而珍贵的论述,如“昼风久,夜风止”,白天刮了一天风,夜晚风势会减弱直至停止,因而这一夜就不宜发起火攻。他还发现“月在箕、壁、翼、轸”四个星宿位置时,必然有大风,可以采取火攻。诸如此类关于利用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为战争服务的观点,无可辩驳地说明孙武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世界观方面,孙武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在具体的实践中,《孙子兵法》认为战争的胜负因素是客观存在的,战争有它自身的规律,只要指挥官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定能取得胜利。
二、认识论上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朴素辩证思想是《孙子兵法》最核心的部分,孙武的辩证思想涉及军事领域中的诸多矛盾,如众寡、强弱、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迂直、勇怯、治乱和胜负等一系列矛盾。分析事物矛盾强调“两点论”,是《孙子》考虑和处理问题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孙子兵法》的辩证思维。他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这是他认识和解决战争中各种矛盾的一把钥匙。他看到,无论攻守、强弱、劳逸、奇正、虚实、远近等战争中的对立双方,都是互相依存的,利害相联的,可以转化的。比如敌人的防御由于“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不可能天衣无缝,总有弱点,总有疏漏。因此,如果避其实而击其虚,敌人的主动地位就转化为被动地位了。所以孙武肯定地说:“敌逸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虚实》)这种触及矛盾转化的朴素思想,对于以弱敌强,以少敌多,以小敌大的国家和军队,无疑是一件锐利的思想武器,有着重要的进步意义。战争是运动的,战争中的矛盾现象是发展变化的。孙武把这些变化比做“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势篇》)。他在(《势篇》)指出:“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治与乱,勇与怯,强与弱不是固定的,而是变化的。“恃治而怠则生乱;恃勇而骄则生怯;恃强而懈则生弱”,也就是说,事物都可以向正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向反的方面转化,为此孙武告诫将帅要勿怠、勿骄、勿懈。同时因战争是一个充满概然性的领域,因此孙武观察问题的方法还体现了透过现象探索本质的思维方式。他在《行军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众树动者,来也;众草多障者,疑也;鸟起者,伏也;兽骇者,覆也。”这里所说的“树动”、“草障”、“鸟起”、“兽骇”都是战场上出现的现象,而“来”、“疑”、“伏”、“覆”却是敌情存在的本质。这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同样反映了孙武的辩证思维。
在《作战篇》中,孙武阐明战争是把双刃剑,无论结果孰胜孰败,战争的过程都需耗费双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战争毕竟不是做买卖,没有双赢的。一方取胜,另一方就必须失败。所以,胜者可以用敌国的资源来弥补战争中本国所损耗的各种资源,并可以获得大量的政治利益,因此就会更加强大。而败者不仅损耗了大量的资源,还会丧失国家的领土,甚至主权等各种政治利益,因此,就会更加衰弱。所以,在战略上,孙子主张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究其实质,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通过“伐谋”、“伐交”等一系列非军事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全胜战略思想,构成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重要内容,成为后世用兵者孜孜以求的理想境界。
一个国家无论进行什么样的战争,必须“不打则已,打则必赢”,否则,国家将会面临着覆亡的厄运。正因为战争结果如此重要,所以,在此过程中就需要讲大战略,也就是说不能依靠偶然的侥幸来决定彼此的命运。孙武有云:“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因此,就需要有深谙用兵之道,驭将之术,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高素质将帅来指挥战争。正如孙武所说,“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这正是孙武用兵的辩证思想。
三、“奇正相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一)富国强兵思想
孙武是一位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的军事家,他拥护封建制度,主张进一步实行封建制度的革命,以求富国强兵。他认为实行“富民少士”,可以富国强兵,实行这些经济方面制度的改革,就能在政治上取得人民普遍支持。
孙武认为,要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政治、天时、地利诸方面的条件。因此,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条件,即“五事之计”。五事中居于第一位的“道”,就是“令民与上同意也”。这正是指政治条件。同时,他看重战争,反对轻率用兵,主张在战前充分考察和估计用兵的利害;“故不能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对战争采取“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的态度。
孙武这种富国强兵思想和对战争的看法,是完全符合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实行兼并战争,称霸诸侯要求的,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春秋时期,功利主义的富国强兵思想开始流行。孙武正是后来战国时期兵家和法家的先驱,战国中期的军事家孙膑和法家吴起等人的思想则是孙武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二)“不可取于鬼神”与“知己知彼”的朴素唯物主义观
孙武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反对相信鬼神的无神论思想,而主张从实际出发,主张“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科学的真理,绝不能靠祈求和相信鬼神,也不能依靠占卜和星象。孙武一面要求在战争中“知己知彼”,根据客观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另一方面还强调要在了解客观实际情况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他认为全面掌握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不论这个对比的具体情况暂时是否对我有利,都可以主动创造对己有利对敌不利的形势,以取得战争的胜利。孙武说:“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就是要求充分做到这一点,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控制战争的发展趋势。
毛泽东同志一再反对军事指挥中的形而上学的片面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上,对“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中蕴含的丰富的朴素唯物主义可知论和辩证法作了科学的解释与发挥,使孙子这一朴素的军事原则成为举世公认的最重要的军事原则。孙子在论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思想的过程中,指出“践墨随敌,以决战事”,“知兵者,动而不速,举而不穷”等等,从战争领域初步阐述了中国哲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知行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毛泽东指出:“古代中国大军事家孙武子书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句话,是根据包括学习和使用两个阶段而说的,包括从认识客观实际中的发展规律,并按照这些规律去决定自己行动克服当前敌人而说的,我们不能看轻这句话。”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孙武“知战结合”的可贵思想,联系战争实践,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战争认识过程,把这个命题经过深化,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从而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孙武即主张战争要从实际情况出发,又主张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在当时来说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三)“奇正相生”的军事辩证思想
孙武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当时表现得极为突出,他在研究战争经验的过程中,表现了极其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首先,他要求指导战争必须统筹兼顾,反对片面的形而上学。他主张既要了解我方,也要了解敌方,这样才能全面看问题,才能指导战争,取得胜利。他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事,即道(政治)、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规)五个方面,从敌我双方做详尽的了解和分析。
孙武还从一切事物的内部矛盾中,分析事物的性质和发展,争取矛盾的转化。对战争的态度既要看到用兵的益处,也要看到用兵的危害。从利与害的矛盾中考察,就可以从有利的方面提高信心,从危害的方面采取预防措施。正因为他认识到每一事物都存在着矛盾,他研究战争的发展规律时,就能从对立的范畴,如纷乱、主客、众寡、强弱、分合、攻守、进退、奇正、虚实、动静、勇怯等角度出发,分析这些矛盾的性质和相互转化的条件,建立一整套战略战术的理论。
孙武军事辩证法思想中,谈矛盾转化的问题,最突出最有创造性的部分是关于战势的奇正相生,奇正转化的问题。孙武说:“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奇正相生,如环之无穷,孰能穷之。”这就是说,战争的态势或奇或正,奇正相生,变化无穷,像无端的环一样,是很难完全掌握和穷尽的。这里所谓正,即指战争态势方面的一般的正规的形式;所谓奇,即指其多变的特殊的形式。“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之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这就是说,要充分发挥战争指挥者的主观能动性,利用矛盾相互转化的原理,根据敌军态势的变化,随时变更战略战术,以出奇制胜。
四、朴素唯物论的战争观
在《孙子兵法》中,孙武在论述战争制胜的条件时,首先就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关系。他把“道”放在“五事”之首,这足以证明他已经认识到新兴地主阶级要夺取战争的胜利,首要的问题就是革新政治,其目的在于“令民与上同意”。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战争中使民众和士卒能“与之生,与之死”,“而不畏危也”。这就是说,只有使民众与君主的利益、意愿相一致,才能使军队和睦团结,使人民安居乐业,他们才能为君主而生,为君主而死,才能使自己始终处于“未战而先胜”的有利地位。孙武首先明确提出把政治作为战争的首要条件,并深刻地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辩证关系,这在我国历史上乃至世界军事史上还是第一人。他比19世纪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提出的“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著名理论要早2000多年。这也是孙武对我国古代军事理论的重要贡献,也充分体现了《孙子兵法》朴素唯物论的战争观。
战争与政治是相辅相成的,从古至今,就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战争也一刻离不开政治,战争实质上是为国家和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政治的进步往往为战争的胜利造成有利条件。春秋时期,越灭吴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强大的吴国反而被弱小的越国所灭,追其根源,与越国国君勾践一面卑身事吴,一面反省思过,制订休养生息、抚慰人民的一系列政策,如“去民之所恶,补民之不足”密切相关。同时,勾践以复仇雪耻为号召,激发民众积极参与灭吴战争,这正顺应了越国人民要求摆脱处于吴国臣属地位的愿望,因而获得了越国人民的拥护,在政治上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这就是依靠政治凝聚力,为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国家的经济实力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坚实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孙武还认识到,战争还会给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的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武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
1、“兵贵胜,不贵久”。战争需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为了尽量减轻国家的经济负担,就应当争取速战速决。
2、“因粮于敌”。孙武说,国家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远距离的物资运输,远道运输就会使百姓贫穷。所以,高明的将帅力求在敌国获得粮草。在敌国获取一钟粮食,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钟;在敌国获取一石草料,相当于从本国运输二十石。
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为弥补战争时物资供应以及兵源的不足,可以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己方车辆杂在一起使用,给俘虏的敌军士卒予优待,让他们为我所用,以补充自己兵源不足。
以上三点,就可以看出2500年前,孙武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了相当的认识。越灭吴也是最好的例证,开始越国是吴国的附属国,勾践回国后,针对越国战败,人口减少,财务耗尽的情况,制订休养生息的政策恢复国家元气。而吴王夫差为了称霸中原,国内因战争频繁,财力和人力跟不上,于是越国抓住有利时机,增强国内经济实力,利用“天时、地利、人和”,一举消灭了吴国,为我国军事史上,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
通过长期的战争实践,《孙子兵法》发展了老子的辩证法思想,老子辩证法的弱点在于把转化看作无条件的,因而人们对事物的发展无所控制。同样“弱生于强”这个互相转化的命题,《孙子兵法》比老子更深刻、更正确的地方,在于它提出,在没有转化条件之前,弱还是弱,强仍为强,弱不能胜强。因此,在战争中要避免“以少合众,以弱击强”,不承认这一点,很可能会招致失败。
五、重视将帅主观能动性的“胜可为”思想
“胜可为”(《虚实篇》)是孙武以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待主观因素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表述,意思是说,胜利是可以争取的。如何争取战争的胜利,主观因素是重要方面,因为任何战争都要在人的主观指导下进行,主观因素如发挥不当,战争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厄运,他提出的“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告诫指导战争的人们,主观因素一定要建立在客观基础上,保持理智和冷静,避免感情冲动。因为“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感情是不断变化的,但“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凭感情冲动造成的后果是无法挽回的。他把坚持唯物主义态度,防止凭主观感情指导战争提到“安国全军之道”的高度,要求“明君慎之,良将警之”。这样,孙武不仅反对以天命论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而且还反对以主观感情去决定战争的主观唯心主义。
“因”与“制”相统一的认识能动性,是《孙子兵法》中的重要思想。“兵因敌而制胜”,是孙武在《虚实篇》中提出的一个十分著名的原则,对战争中客观实际与发挥主观能动性做了很好的概括。然而,这种能动性的发挥,必须以客观实际为前提,敌人的情况不同,制胜的方法就不能一样。“兵因敌而制胜”中的“因敌”,是对作战对象的考察,是行动的根据;“制胜”是战争的策略手段和最终目的。因此,这个原则阐释的是主客观相统一的道理,强调的是在战争中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古人说“孙子尚智”,这“智”就表现为孙武对战争指导的高标准要求。例如,在打不打的问题上,他要求“先胜而后求战”(《形篇》),要懂得“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地形》)。这就要求将帅在认识过程中必须根据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上正确的思维,排除各种错觉和假象,寻求事物的本质,才能科学地预见能不能打,能不能胜的问题。由于孙武重视发挥从实际出发的主观能动性,所以在作战计划执行上,主张“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即在实践作战计划时,灵活地随着敌情的变化,作相应的修改,校正自己的军事行动,达到制敌而不为敌所制的目的。他认为,即使是国君,违背这一原则的决定也可以不予执行。“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孙武这样强调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是相当有气魄的。“践墨随敌”,“因敌而制胜”的原则,不仅有军事计划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而且有要依据变化着的敌情,不断修改计划,改变战法的思想,反映出孙武通过实际的军事活动,对知行之间的关系、主客观之间的关系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有着丰富的辩证因素。
综上所述,《孙子兵法》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丰富内容超出战争这一种社会现象的范围,它的哲学思想牵涉到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原始辩证法思想这两大哲学范畴,在认识论、方法论上也具有一般的哲学意义。尽管他讲的是战争的规律,没有提高到哲学世界观的高度,仅仅从它提示的战争的一般规律可看出,运用辩证法思想和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战争,是在哲学世界观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是老子辩证法思想的发展,虽涉及的范围比老子狭了一些,但其精度和正确的程度有所提高。
纵观《孙子兵法》,孙武对战争的指导思想,充分显示了兵学与唯物主义哲学的统一,正是由于有了唯物主义思想作基础,其军事思想才能大而俯仰宇宙之雄阔,小而详察青萍之毫末,使人领略到一往无前,战无不胜的力量。《孙子兵法》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我国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
当今,《孙子兵法》不仅在军事领域永葆光华、驰名中外,而且被广泛运用于政治、经济、外交、企业管理、体育竞技、医疗卫生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且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孙子兵法》以其深奥,古朴的哲学思想和所论述的军事问题及其反映的哲学思想达到了当时别人难以企及的高度,成为我国古代哲学的奠基作之一,有着重要的哲学价值和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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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髓富赡,对中国历代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家都产生过非常深远的影响。被译成日、英、法、德、俄等十几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
1、全书疏理
《孙子兵法》全书共分为第十三篇:《始计篇》讲的是“庙算”即出兵前在庙堂上比较敌我的各种条件,估算战事胜负的可能性,并制订作战计划。这是全书的纲领。《作战篇》主要是庙算后的战争动员。《谋攻篇》是以智谋攻城,即不使用武力,而是采用各种手段使守敌投降。《军形篇》、《兵势篇》讲决定战争胜负的两种基本因素:“形”指具有客观、稳定、易见等性质的因素。如战斗力的强弱、战争的物质准备,“势”指主观、易变、带有偶然性的因素,如兵力的配置、士气的勇怯。《虚实篇》讲的是如何通过分散集结、包围迂回,造成预定会战地点上的我强敌劣,最后以多胜少。《军争篇》讲的是如何“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夺取会战的先机之利。《九变篇》讲的是将军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战略战术。《行军篇》讲的是如何在行军中宿营和观察敌情。《地形篇》讲的是六种不同的作战地形及相应的战术要求。《九地篇》讲的是依“主客”形势和深入敌方的程度等划分的九种作战环境及相应的战术要求。《火攻篇》讲的是以火助攻。《用间篇》讲的是五种间谍的配合使用。
《孙子兵法》是我国历史上流传至今的文化与思想瑰宝。它的思想从最初的军事作战指导作用,到如今已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尤其在以经济发展为重心的当今现代社会,在没有硝烟却同样激烈的“战场”——商场的竞争中,它同样具有积极的指导与参考意义。在现代企业中,一个合格的管理者的思想决定了一个企业命运的兴衰。在那些成功的企业背后,我们总能看见那些成功的企业统帅的身影,例如我们熟知的海尔集团的总裁——张瑞敏,联想集团的总裁——柳传志等等。当然一个企业的成功,不仅需要一个具有良好统帅能力的管理者,还需要一支优秀的团队。
“文”与“武”是贯穿孙子治军思想的一条主线。“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孙子提出的一个巨大的思维框架。孙子提出治军要用“文”的方法即政治道义教育士卒 ,用“武”的手段即用军纪来统一步调 ,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就必定胜利。
站在企业管理的角度,我们该如何理解孙子的“令文齐武”治军思想并把它应用到实际中,以取得良好的效果。“文”,我们可以简要理解为企业文化的建设以及企业内部人文环境的完善:“武”,即是企业的内部管理规范化和制度化。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讲通俗点,就是每一位员工都明白怎样做是对企业有利的,而且都自觉自愿地这样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习惯;再经过一定时间的积淀,习惯成了自然,成了人们头脑里一种牢固的“观念”,而这种“观念”一旦形成,又会约束大家的行为,逐渐以规章制度、道德公允的形式成为众人的“行为规范”。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是企业的竞争力。良好的企业文化可以让管理者与员工之间在内部搭建良性的沟通桥梁,有助于减少内耗,加强企业的竞争力。
有一个非常好的案例:海尔创始人张瑞敏在建厂初期曾当众用榔头砸了一台有质量问题的冰箱,这个事件对员工的思想触动很大,通过“砸冰箱”事件实际上传达了管理层对质量的态度。有问题的产品能不能出厂?有瑕疵的产品能不能出厂?要不要质量检验放行?要不要请示领导?不会再有人为这些问题而争论,大家只有一种共同观点,决不让任何质量有问题的产品离开工厂。员工树立了质量第一的观念,同时帮助海尔集团的企业文化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由此可见,越强劲的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的制度越内化,可以帮助企业的管理活动更加减少,可以让企业的效能更高。
如果把企业比作一列高速前进的汽车,那么汽车行驶的发动机就是企业的规章制度。企业制度是关于企业组织、运营、管理等一系列行为的规范和模式的总称。具体来看,企业的管理制度分为制度制定、制度执行、制度执行监督与考核、制度的更新与完善。
企业的管理制度是支持企业正常运行的系统。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认识,企业的发展壮大与成功都离不开一套系统、科学、严密、规范的内部管理制度。制度是执行力的保障。任何一个再完美的企业策划方案,都离不开管理团队的正确执行。一切最终的商业方案效果,都取决于团队执行。良好的制度同时可以让公司的管理监督与考核,以及制度自身的更新与完善。再完美的企业管理者也无法做到事无巨细都亲力亲为,制度在此时就更显得尤为重要。
1、超越《孙子兵法》谋略中的五德兼备的将帅论在 CUBA 中的战略战术思想
德才兼备, 讲得就是需要具备一定的德能才干。在篮球比赛当中, 球员的身体素质固然重要。但是, 即使是身体素质再强的队员, 也需要有篮球智商作为支撑。当今的篮球运动以往注重身体与技术的层面到慢慢注重于谋略、战术执行的过程。在总体上说, 随着科学合理的训练和饮食营养水平的提高, 大学生篮球联赛的各个队伍的身体素质的总体性差异并不大。这决定了篮球队伍竞技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球队教练员的基本战略战术理论知识的储备水平。在《孙子兵法》一书中, 重点突出了对将帅的描述, 体现了军队将帅的德才水平对于整个军队的重要性。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对将帅的品德列出了五条主要的标准:“智、信、严、仁、勇”五个方面。“智”讲述就是将帅对于军队战术掌握程度和运动的有效性, 同时也表示将帅在军队中执行命令的有效性;“信”指的是将帅需要在军队中建立自己的威信, 使军队在统一下达的命令中执行统一有效的战术和行动;“严”则是表示在执行日常的军队纪律和在作战中执行战术的时候, 要做到严于律己, 以军队的命令为最高指令;“仁”则是指在军队行军打仗和日常训练的过程中, 要适时地关心士兵的身体情况。在军队的管理当中, 要建立起一套奖罚分明的制度, 使士兵在军队中奖有所依、罚有所释;“勇”要求将帅在军队中要建立一种无所畏惧, 战之必胜的作战心态, 使军队中的士兵兼备勇气和谋略, 成为有勇有谋的军队战士。这些德才因素运用到CUBA联赛中, 教练员就是《孙子兵法》中所描述的将帅。这些德才因素可以使教练员在球队建设、球员训练、战术执行和比赛过程当中发挥出自身最大的执教潜能。此外, 在掌握这五个德才的基础上, 教练员也需要掌握良好的管理才能和勇谋兼备、谨慎得当、物色人才等素质。只有掌握这些德才之后, 才能在全面了解赛场上的情况和球员的个性特点的基础上, 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优势, 从教练员到球队队员的战术执行过程中发挥自身的最大潜能。
2、超越《孙子兵法》谋略中的谋深远虑的先胜论在 CUBA 中的战略战术思想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这是《孙子兵法》当中最为著名的一句军事名言之一。篮球赛场是一个竞技体育的赛场。要在比赛中获得胜利, 除了要在自身的球队建设、球员训练和教练员的素质水平提高上进行补强之外, 也要熟悉对手的基本情况。根据对手的战术水平、队员特点和球队比赛风格等方面去相对地调整自身的比赛战术的制定与执行。这与《孙子兵法》中的先胜论不谋而合。在《孙子兵法》中提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其意思是在军队作战之前, 首先需要去分析和了解使自身战斗胜利的条件。这种条件包括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简括为天时、地利、人和。主观条件则主要是军队自身的实力水平、战术制定和执行的水平等因素。这种先胜论应用在篮球战略战术思想中, 我们可以理解为在篮球比赛之前, 要对自身的有利因素进行分析。在自身方面, 我们需要去分析队员在该比赛中的人员搭配、首发替补人员的安排和攻守战术的制定上进行事前的科学布置。在客观方面, 我们需要充分了解对手的实际情况, 了解其优势与劣势, 对其可能的战术进行科学合理的猜测。最后, 我们要结合自身和对方的因素综合考虑在该场比赛中需要去做出哪种战略战术和应变策略。这种先胜论对于教练员和球队队员在宏观整体上把握比赛过程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教练员应该超越孙子在军事领域的先胜论, 建立起具有自身特点的宏观先胜论, 从而全面提高自身球队的竞技水平, 为自身的球队建立起最大程度上的主观和客观的优势。
3、总结
《孙子兵法》中的谋略不仅可以运用在军事战争中 , 同时也可以充分灵活地运用到篮球比赛当中。而CUBA联赛的教练员要善于超越《孙子兵法》的谋略在CUBA中的战略战术思想。在《孙子兵法》中优秀的战术思想的基础上, 教练员要从自身的素质建设和球队的整体建设中充分结合上述的理论, 从而合理科学地应用在球队实战比赛的过程中, 促进球队的比赛水平的提高。
摘要:《孙子兵法》谋略是古代兵家思想中的精粹。《孙子兵法》中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不仅可以运用到CUBA联赛中, 同时, CUBA球队的管理者也可以超越《孙子兵法》谋略在CUBA中的战略战术思想, 结合现实的篮球情况, 把古代的绝妙谋略加以改造和发展到当代的CUBA联赛当中。
关键词:超越,孙子兵法,谋略,CUBA中的战略战术思想
参考文献
[1]褚良才.孙子兵法研究与应用[M].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关键词】武术;“柔”智慧;孙子兵法;太极拳
【Abstract】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Military Science of Sun Tzu and tai chi chuan us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and logical analysis.The thought of “soft” embodied in Military Science of Sun Tzu and gentle wisdom contained in taijiquan have the same effect.Analy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lait purpose, the thought of keeping a reserve force in Military Science of Sun Tzu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orm of exercise as the main function of the movement exercises in tai chi.From the view of attack and theory analysis, the defensiveness, avoiding its sharpness and positive attack under various forms of obedience in Military Science of Sun Tzu have produced certain effect on the thought of “soft” in tai chi chuan.
【Key words】martial arts;“soft” wisdom; Military Science of Sun Tzu; Tai chi chuan
引言
《孙子兵法》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兵书,不仅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中拥有广泛的影响,并且在武术技击中也有着很高的运用效果。在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武术文化中,武术的任何拳种在技击过程中都会使用一些战术,这些战术不可避免地会以兵法为理论依据,只是表现方式有所不同。作为武术拳种之一的注重内外兼修和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其作战艺术难免也会蕴含着许多与兵法相通的技击理念。
《孙子兵法》追求以巧取胜的战斗而太极拳讲究以柔克刚的技击,两者之间有着相似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隐藏着什么样的智慧?意义何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论证,探索其内在的联系,为更好地理解太极拳、认识太极拳和研究太极拳提供参考。
1《孙子兵法》与太极拳的关系
“从陈王廷所造拳套看,陈王廷受戚继光影响很大,单是从戚继光《拳经》三十二式中,就吸取了二十九式之多,因此有人说太极拳的编造,是以《拳经》三十二式为基础的。”〔1〕戚继光在《纪效新书》自序中说道:愚尝读孙武书,叹曰:“兵法其武库乎,用兵者其取诸库之器乎;兵法其药肆乎,用兵者其取诸肆之材乎!”“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2〕按照传承关系来看,《拳经》三十二式属于军事的一部分,按照戚继光所言《孙子兵法》是军事的最高理论,因此不可避免地被戚继光运用于《拳经》三十二式之中,陈王廷又以《拳经》三十二式为基础创编太极拳。那么,太极拳的诸多思想也应该来源于《孙子兵法》。
2《孙子兵法》中的“柔”思想
2.1《孙子兵法》中的“柔”思想释义
柔是软、使变软及温和〔3〕540。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而产生的结果,也指想法〔3〕601。《孙子兵法》中的很多理念,在看似柔弱温顺的表象下能够顺应、营造或利用等不同态势来通权达变,并以较少的人力、物力、财力达到以巧胜拙的行为意识,这种行为意识可看做《孙子兵法》所表现出来的“柔”思想。例如,《孙子兵法》中以逸待劳、欲擒故纵等计谋都是其“柔”思想的完美体现。
2.2《孙子兵法》中的“柔”思想解析
《孙子兵法》中的“柔”思想,能够以巧胜拙,并能够正视规律,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柔”思想在《孙子兵法》中具体表现在:第一,事前的充分准备。《孙子兵法》讲究多方面观察、考虑问题,争取天时地利人和,而事前的准备工作也就是为战时的以巧胜拙做铺垫。第二,有取胜的把握再作战。有把握的作战可以省去许多无用功,同时还可以降低作战的风险。第三,作战时的诡诈。在知己知彼的情况下,通过诡诈的方法才能让敌人琢磨不透,从而尽量避免受到敌人的妨碍,轻易达到目的。第四,战斗时的审时度势。计划赶不上变化,所以智者往往追求随机应变,“变”的永恒法则是奇正、虚实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游刃有余地战斗。第五,逆境时懂得迂回之道。《孙子兵法》中的“柔”思想讲究的取胜方法之一就是以迂为直地化解逆境,只有这样才能巧妙作战。
3《孙子兵法》中“柔”思想的表现与太极拳的柔智慧
3.1守拙与演练的“柔”
军事战争的取胜必须谨慎,而谨慎的体现首要表现为外在。《孙子兵法》“柔”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外在的守拙。《孙子兵法》曰:“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4〕4其意思是讲在好的谋略已经被采纳的情况下,就该注重外部的表现形式,来辅佐其内部的谋略。《孙子兵法》有云:“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4〕4守拙是作为高级军事谋略的外在表现形式,守拙能让自大的敌人掉以轻心,也能让多疑的敌人琢磨不透,守拙更能静观敌人之缺点。
《孙子兵法》中守拙的“柔”思想与太极拳柔和的演练形式所展现的计谋原理相似。武谚曰:“有意莫带形,带形必不赢。”武禹襄有云:“内固精神,外示安逸。”〔5〕44武禹襄在《身法八要》中说:“含胸,拔背;裹裆,护肫;提顶,吊裆;松肩,沉肘。”〔5〕56外观下的太极拳虚灵顶劲,柔柔弱弱,似手无缚鸡之力,运动下的太极拳如抬手、下按、抱球、迈步、撤步、抬腿、转身,在眼随手走中不急不躁、连绵不断、轻灵圆活地展现自身独特的柔和演练艺术,偶有发力、跳跃,但在行云流水的动作演练中,与世无争安然地享受着最自然状态下天人合一的自我境界。然而,太极拳柔和的演练状态下易误导敌手错觉于技击性不强的养生运动,与《孙子兵法》中瞒天过海的计谋分外相似,更彰显太极拳守静而不妄动的品格。
3.2储力与自然的“柔”
谚语有云:饱带干粮晴带伞。同理,在军事中或技击中保存实力是兵家战争中的重要思想之一。孙子兵法“柔”思想的表现之一就是储力。《作战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4〕28《形篇》:“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有余,攻则不足。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4〕61《谋攻篇》:“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4〕42以上分别讲述储备力量可以从三方面下手:第一,善于用兵的人会节省一切能源,而合理地安排能量消耗也就是储力的一方面。第二,战争时相对不用力的防守就是储备力量,为更好地进攻做准备。第三,战斗过程的巧妙技击也就是省力。这种巧妙技击是指懂得利用天时地利人和或以非凡智慧来战胜敌人等。
以“柔”思想看太极拳会发现其独特技击方法正是兵法中储力的再现。太极拳的储力是以自然的“柔”为指导思想。自然也就是平常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常态的姿势储力。在世界上众多博大精深的对抗项目中,同样是技击,太极拳在准备迎战的状态下采用非动员全身力量的做法,用柔软的常态姿态迎战对手。技击比赛中最担心体能的消耗,而柔和运动状态的太极拳在最自然的情况下保存了交战前的准备用力,省下体能以备后战。其二,以防为守来储力。在交战时太极拳主张“后发制人”。在比赛开始时,任敌方在我方面前耀武扬威,出击各种招法,我方不卑不亢。以防为主自然柔和的运动形式较之以非自然状态下刚猛的运动形式是省力的。省力也就意味着储力。其三,柔化冲击力以储力。《太极拳论》曰:“立如平准,活似车轮。偏沉则随,双重则滞。每见数年纯功,不能运化者,率皆自为人制,双重之病未悟耳!”〔5〕25作为一种技击术,太极拳采取以软化硬的省力技击谋略,拒绝“双重”,与兵家“柔”思想的高深作战计谋来取胜有着相仿之处。也就是以圆活不滞的画圆的方式柔化敌人汹涌澎湃的冲击力,在耗力较少的柔和拨画下敌人的拙力被转移,从而达到其保存实力的兵家思想。
3.3防守与顺从的“柔”
《孙子兵法》是一种缜密的军事作战计谋。作战前的思想缜密为日后的省力做铺垫,作战时的慎重防守也属于其以巧胜拙的“柔”思想的表现形式之一。《形篇》:“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4〕62《谋攻篇》:“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4〕47《九地篇》:“故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4〕193大意是说军事作战,在于假装顺从敌军,瞄准机会可把全部兵力直指敌军某一(薄弱)环节,从而可以千里杀将,这就是巧妙取胜的方法。归纳起来,兵法中的防守除了有前面提到的储力作用外,还隐藏着以下几个谋略:第一,慎重的防守是战时增加取胜的把握之一。第二,防守的过程可以知己知彼。第三,顺从的防守是为更好的技击做准备。总之,也就是在看似被动的防守情况下,隐藏着《孙子兵法》中“柔”思想以迂为直的逆境计谋。
从《孙子兵法》的“柔”思想看太极拳“粘黏连随”形式的防守,再一次印证了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内涵。“粘黏连随”在太极拳谱上是这样解释的:粘,在太极拳中是提上拔高之意;黏,留恋缱绻之意;连,舍己无离之意;随,彼走此应之意。
太极拳的“粘黏连随”意味着是顺从敌人地长久接触。在“粘黏连随”的动作下蕴含着太极拳的柔智慧。这个智慧有三个递进目标:一避盲目,保自身。《打手歌》有云:“掤捋挤按须认真,上下相随人难进……引进落空合即出,粘黏连随不丢顶。”〔5〕37在与敌人搭手的那刻起,由于不清楚敌人实力,所以就要用“连”“随”,以顺从的柔弱来避免盲目的行动从而保护自己。二知敌手,想计谋。武禹襄云:“须要从人,不要由己。从人则活,由己则滞。”〔5〕45如军事技击一样,技击贵在知己知彼,知己知彼才能避敌方之所长,攻敌方之所短。而太极拳的技击从搭手的那一刻到“连”“随”过程,再到有感而悟,在柔和顺从的搭手下谨慎地获悉敌手之能力,从而周密地思考解决途径。三借人力,达主动。武禹襄在《太极拳解》有云:“机由己发,力从人借。”“能黏依,然后能灵活。”“粘黏连随”是指在跟随、粘连的基础上会审时度势地捧架或困住敌手。毛泽东说过:“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6〕在伪装的柔和顺从的动作下,巧妙借助敌人之力从而为己所用达到反客为主是“粘黏连随”的终极目标。世间万物的竞争中,凡是掌握了主动权也就拿到了胜利的金钥匙。
综上所述,以防守的角度来讲,太极拳的柔智慧是指在柔和的“粘黏连随”的状态下,顺从是假意,知己知彼是真意,反客为主是目的,与孙子兵法中的防守手段和目的如出一辙。
3.4避锋与转移的“柔”
《虚实篇》:“夫兵行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行,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4〕100《军争篇》:“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4〕118“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迂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者也。”〔4〕114孙子兵法中的“柔”思想展现之一就是避锋。避锋是一种承认客观规律懂得进退之度的坦然,是处于劣势时暂时的隐忍,同时更是一种深知以迂为直的取胜之道。
从避锋的角度看,《孙子兵法》中的“柔”思想在太极拳中的展现不仅体现在避免“双重”上,此外还与“化劲”的柔智慧之间存在着极大的雷同性。太极拳是种聪明的技击,也就是宠辱不惊地面对敌人。说太极拳是“养生拳”也好,或说其“主防不主攻”也好,更或者说“老人拳”也好,这些都是对它片面的理解,太极拳的真正含义是“用意不用力”,也就是一种懂得在避锋的情况下用意念引导动作从而消解敌方劲力,以期达到保全自身的目的。
前文提到太极拳在技击中避免“双重”不仅有储力的作用,更有躲避敌人冲击力和化解敌人冲击力的作用,与孙子兵法中的避其锋芒的思想相同。而太极拳的“化劲”笼统来讲,指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以顺从柔和的动作在不知不觉中转移敌人刚力,最后使其化为乌有。李亦畲认为“化劲”重在“意”:“彼之力方挨我皮毛,我之意已入彼骨内。”〔5〕65详细来说太极拳的“化劲”是在意的引导下,同时具备“听劲”和“懂劲”的基础上,通过与敌人“粘黏连随”的动作中以圆活不滞的画圆方式来分解敌人劲力。值得一提的是太极拳中的“听劲”和“懂劲”是耗时的过程,需年久才可练就,与《孙子兵法》内涵之一的事前充足的准备理念相吻合。
太极拳“化劲”的柔智慧与《孙子兵法》的“柔”思想相似有二:第一,遵循规律,才可以避免失利。太极拳深知冲劲的威力,所以顺从地触挨敌人之力,不予抵抗,不用拙力,以转移的柔来巧避锋芒。第二,把劣势转化为一种优势。《孙子兵法》把以迂为直的“柔”思想变成一种取胜之道,而太极拳在“粘黏连随”的基础上,以意引导地转化敌方劲力,最终以柔和的态势把它消磨掉,这也就是其以迂为直的柔智慧之一。
3.5技击与克刚的“柔”
巧妙的技击也是《孙子兵法》的“柔”思想表现形式之一。《势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4〕81“兵之所加,如以碫投卵者,虚实是也。”〔4〕77《九地篇》:“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4〕185《孙子兵法》中“柔”思想之所以能够以巧取胜地战斗,其最重要的一点是在分清敌方虚实的情况下营造或是利用一种圆石从高山滚落的汹涌之势,并能用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攻。
从《孙子兵法》中的“柔”思想看太极拳的以柔克刚的技击,会发现其计谋原理如此相似。太极拳之所以能够四两拨千斤地技击,其柔智慧的方法有二:避实击虚和借力打力。太极拳的以柔克刚是在掌握规律的情况下,如庖丁解牛般动作缓慢柔和却刀刀切于牛的筋骨缝隙之中一样。以此类推,太极拳的“柔”技击关键在于摸清敌人虚实,省去许多无用功。《十三势说略》曰:“虚实宜分清楚,一处自有一处虚实,处处总有此一虚实。”太极拳通过自身营造或利用态势来摸清敌人的虚实从而进攻,典型的如“引进落空”或“舍己从人”。“引进落空”的技击法则是用柔和的劲力把敌方的力架空,然后采用“曲中求直,蓄而后发”的方法攻其薄弱。“舍己从人”的技击法则是在与敌人搭手的过程中顺随对方的动作而动,从而更敏锐地察觉和利用敌人的态势来见机行事地采用攻其无备的技击。
太极拳的另一种“柔”技击也就是“借力打力”下蕴藏的柔智慧。李亦畲曰:“人一挨我,我不动彼丝毫,趁势而入,接定彼劲,彼自跌出。”这种看准事态,借其向前的冲力并配之自身的同方向作用点的力使敌人跌倒,达到以柔克刚。太极拳的“捋”就是一例,对手冲拳,太极拳者顺势抓其臂向冲劲的方向继续拉之,在增大其冲力后敌人因重心不稳而因惯性朝前方跌出,从而达到以最柔和的力量攻击敌人最凶猛的力量之完美技击。
4《孙子兵法》中的“柔”思想和太极拳柔智慧辨析
陈王廷遗下的长短句《续怀》中说道:“到而今,年老残喘。只落得《黄庭》一卷随身伴,闷来时造拳。”王宗岳在《十三势歌》中说道:详推用意终何在?益寿延年不老春!证明太极拳的创编目的是以健身为主,技击为辅。因此上文中说到的演练的“柔”和自然的“柔”与兵法中蕴含的守拙和储力思想无关。
但是,凡是武术必有技击的功能,太极拳只不过在社会等背景下为了健身、传播等多种原因弱化了技击的地位,但其技击思想不会改变。就像《中国武术思想概论》中说道:“中国武术技击思想是一门来自古代军事战争实践的产物,虽然民间武术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从社会生活,民间武技、杂耍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但是最基本的属性还是由于古代丰富的兵法思想及军事实践为冷兵器时代的武术技能、技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民间武术有别于军事武技,它结合具体的社会实践活动,增加了新的内容,拓宽了在体用、艺用等方面的思想的外延。”作为技击方法的太极拳在顺从的“柔”、转移的“柔”和克刚的“柔”中体现的智慧与《孙子兵法》中“柔”思想的相同绝非巧合,而是太极拳创编人陈王廷在大量军事理念和实践当中升华为技击智谋的结晶。
5结论
研究发现:太极拳在后发制人的基础上,通过与敌人的柔和搭手来了解情况,在不利的条件下用自身独特的方式以迂为直地化解,并在合适的时机用积淀的柔劲来攻其薄弱或借力打力,达到省力而事半功倍的以柔克刚的目的,折射出《孙子兵法》中以巧取胜的“柔”思想。从而得出:从创编目的的角度分析,《孙子兵法》中守拙和储备力量的思想与太极拳以健身为主要功能的动作演练形式无关。从技击理论的角度分析,《孙子兵法》中防守为主、避其锋芒和正面技击等各种形式下蕴藏的“柔”思想对太极拳的顺从、转移、克刚的“柔”技击法则产生了一定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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