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听证会制度说明

中国式听证会制度说明（推荐8篇）

中国式听证会制度说明 篇1

（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价格听证是兴起于西方国家的一种价格制定制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都举行过价格听证会。但是由于中国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当前的价格听证还存在许多的问题和缺陷。随着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通过经营者、消费者和监管者的多方努力，中国的价格听证制度将不断地走向完善和成熟。

［关键词］ 价格听证主要缺陷路径依赖制度层面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 D03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At Present Price Hearing in China:Public Policy Analys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Framework and Institution

Abstract: As a price-making system, price hearing originated in the West.Price hearing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many provincial cities of China since 1990s.But at present the system of price hearing has a lot of problems and flaws in the first stage.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the system of price hearing will become complete step by step in our country with the efforts of managers, consumers and supervisors.Key words: price hearing;main flaw;path independence;institution perspective;policy analysis

听证（Hearing）一词，本意为诉讼上应听取他方当事人意见的制度，也就是说，法院在审查事实或法律问题时，要以公开举行的方式听取证人和当事人的意见，以保证审判的公平，从而实现正义。[1]随着司法听证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公共决策领域针对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要求，也越来越感觉到有移植的必要，于是 科学而理性的决策听证制度应运而生了。听证作为一项公众参与的决策制度，正在走进中国普通百姓的生活，据不完全统计，最近几年我国已有20余个省、市、区举行过价格听证会。但由于价格听证在中国只有几年的历史，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存在许许多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本文试图在指出当前我国价格听证的主要缺陷基础上，从民主技术或制度路径层面上提出几点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公共政策建议。

一、价格听证的历史和发展

决策听证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是政府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客观要求。听证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写入法律是1946年美国国会制定的《联邦行政程序法》，此法第一次明确规定听证程序为行政程序的核心。在行政程序上，公民不仅有资格请示法院审查行政机关的决策，而且也有权要求参与和监督行政决策的过程。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共12章，其中有7章和听证有关，第7章则专门规定了听证制度。该法的第566、557条就明确规定像政府行政机关制定规章这样的政府决策适用听证。按照此规定，行政机关在制定规章的决策过程中，有责任给利害关系的当事人提供机会，让他们提交书面资料、书面意见和辩词，给他们提供口头辩论的机会，通过这些方式让他们参与规章的制定等政府决策过程。[2]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价格听证与公共政策制定研究”（02C250）系列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潭（1969－），男，湖南常宁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候选人，主要从事公共事务、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研究。

随后西班牙、意大利、德国、日本等相继制定了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其中无一例外地包含听证程序的内容。它们的基本精神无不昭示：以程序的公正保证结果的公正。此后听证制度及其精神广泛适用于政府行政的各种决策过程之中，涉及价格决策的价格听证自然也概莫能外，西方发达国家关涉公众利益的公用事业、公益事业、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定价无不是通过价格听证形式达成的。

听证作为一个舶来品，是公众参与决策的路径依赖。我国的行政听证以价格决策为突破口举行价格听证会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1996年出台的《行政处罚法》首次大胆引入听证制度，把对行政监督的重心从事后阶段提到事前和事中阶段，这标志着我国民主政治建设迈出了重要一步。《行政处罚法》颁布实施后，根据转变政府职能和价格改革的需要，立法机关将听证制度扩大到了行政决策领域。1998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23条明确规定，“制定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公用事业价格、公益性服务价格、自然垄断经营的商品价格等政府指导价、政府定价，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由政府价格主管部门主持，征求消费者、经营者和有关方面的意见，论证其必要性、可行性”。《价格法》实施后，国家计委制定了《政府价格决策听证暂行办法》，对政府价格决策听证的科学性和透明度、听证的组织方式和听证程序作出了规范，并于2001年8月1日公布实施。2001年10月，国家计委公布了价格听证目录。2002年1月12日，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价格听证会——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旅客列车票价实行政府指导价听证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听证会所要探讨的是铁路这样的垄断企业应该如何定价，政府在指导垄断企业定价中应该起到作用，以及如何使政府的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这次听证会是我国市场化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步，也是听证制度从幕后走向前台的重大范例。2002年12月1日《政府价格决策听证办法》正式施行，修订后的办法进一步保证了听证会代表产生的公开和民主，增强了价格决策的透明度，更好地体现了公正、公开、客观和效率的原则。至此，我国具体实施价格听证制度具备了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依据。

中国的价格听证制度是经济民主化和政治文明化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有其深厚的时代背景和社会背景：第一，市场经济的挑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价格形成一般有两种机制：自由竞争形成的市场价格和非市场形成的政府定价与政府指导价。在竞争性行业，企业完全拥有定价权，价格完全放开，政府不加干预，它可以根据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决定并调整价格。在垄断性行业，政府则要对企业的定价权进行某种限制。因为在垄断的情况下，垄断者是市场上唯一的供给者，它可以利用这种垄断权减少产量、提高价格，实现自己的利润最大化，从而损害消费者和公共利益。因此，如何协调市场经济条件下垄断行业的部门利益与国家利益、垄断经营者与广大消费者、行政管理人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以利益调整为核心的价格听证正是解决目前中国经济市场化当中所存在的政企不分、利益垄断现状的根本出路。

第二，公共决策的要求。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要求遵循客观求实和信息完备的原则，要求运用并服从人类的知识和理性。但实际上处理大多数决策时，决策者拥有完全的信息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因为决策本身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因为决策者知识和能力的有限性。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整个社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利益群体大量涌现，行业意识、社团意识、地域意识、阶层意识等都在深刻的觉醒之中，利益分化和多元格局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决策所面临的新情况。举行价格听证会，通过公开听证程序，可以避免因社会调查不充分、论证范围过窄所导致的定价不合理、群众意见大的矛盾，也可以避免无视各阶层的利益要求、以个人或行业为重的极端本位主义的决策行为。因此，价格听证是公共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公共政策维持公共性的民主路径。

第三，公共管理的需要。目前流行于欧美许多国家的“新公共管理”（New Public Management）运动，以管理主义理论（Managerialism Theory）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企业型政府”、“后官僚制度典范”为理念，旨在克服政府“大包大揽”、规模扩大、角色错位、信任危机、不可治理性增加诸多问题。政府虽然还是专门的公共管理机构，但并非唯一的机构。在政府之外，应当有一些准自治、半自治和自治的机构去参与或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也不能脱离政府外公共组织而开展。价格听证会便是政府与政府外组织、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公共决策行为，是公共管理社会化的契约平台。价格听证意味着政府管理手段从直接的行政干预为主转变为以间接的宏观调控为主，政府管理价格的方式从注重定价、调价等日常价格工作转变为注重市场规范管理、维护市场价格秩序、建立价格法规体系等方面的工作上来。

二、当前中国价格听证的主要缺陷

自1998年《价格法》实施以来，我国各级价格机构围绕如何建立听证制度，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价格听证逐步为社会所接受。从关起门来定价、一纸通知执行到举行听证会，让公众知情参政，应该说中国在引进民主议政机制、推进民主法制建设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是经济民主和政治文明的重大发展。但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或那样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由此，笔者以结构和制度的视角探讨当前价格听证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缺陷：

第一，听证透明度不高。价格听证的关键和核心就是公开透明的制度安排。价格听证的公开，既要求听证内容的公开，又要求听证程序的公开，包括听证会之前的代表选拔与名单的公开、听证会代表发言与论辩的公开、听证结果的公布与质询等。但是，相当多的价格听证会存在着“秘密保护”、“信息隔离”的现象，存在着“暗箱操作”、“民主作秀”的嫌疑。以2000年9月电信资费调整听证会为例，有关部门煞费苦心：既要亲自遴选听证代表，又要制定严格的会议纪律；既要部署人马监控会场内外，又要告诫荣幸入选的寥寥几位记者沉默是金不要多嘴多舌；既要在调价方案中切到一块最大的蛋糕，又要使消费者感激涕零。在尘封4个月之后，有关部门才肯让中央电视台揭开听证内容神秘面纱的一角，由记者录下的26盘现场录像带却仅被允许引用了短短的十几分钟。[3]再如2002年1月的全国铁路价格听证会，参加听证的消费者代表被“秘密保护”，使得参加听证的代表不能在会前与广大其他消费者进行交流，从而不能真正代表消费者的意志。可有关方面却美其名曰：“为使代表免受打扰，以集中精力做好准备，也可防止其公正立场受到影响。”这样的解释是不能信服的。[4]因为这12名代表在听证会上的发言不是个人发言，而是代表消费者群体的发言，因而有必要广泛听取其他消费者的意见，以使自己的发言更全面、更有代表性、更符合实际。在这次听证会上，铁路经营者提供的资料在会前也是保密的，只是在开会前才发给代表。提前把有关资料全部公开，有利于代表和各方人士了解，也便于他们提意见。此外，听证会的公开性还包括允许公民旁听，及时地把听证会的情况向社会公布；听证会的公开性也需要大众传播媒介的通力协作，注意各媒体所反映的民意，进行科学的民意调查。听证会是一种公开征求意见的形式，不应该保密。听证会的作用也正在于其公开性。[5]倘若听证透明度太低、公开性不高，听证内容信息不充分，那么听证的科学性和民意基础将受到质疑，决策的社会认同度和支持率就会大打折扣。

第二，听证公正性不足。听证是防止部门化倾向、保证社会公正的有效手段之一。听证会的公正性，不仅是听证会本身所具有的特征，也是听证会的组织者和参与者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所谓听证的公正性，不仅要保证结果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保证程序的公正性。从法律上讲，程序的公正性是保证结果公正性的必要条件。以前，我们强调结果的公正性而不注重程序的公正性，这是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因此，保证听证程序的公正性是听证的必然要求。按照《价格法》的规定，举行听证是政府价格决策的程序，不是最终决策，不享有终局裁定权。但是，听证会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和消费者的意见，应该在政府的决策中得到尊重和比较充分的体现。大多数代表的意见应该作为政府价格决策部门作出最终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因为现代民主政府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公众能够参与并影响公共决策。听证的公正性也要求克服非正常的、不合法的“场外交易”。依据西方的管制俘虏理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广大消费者没有动机去“收买”管理者。而被管制者却常常去“收买”管制者，因

为其“收买”行为所带来的收益没有外部性。[6]在当前情况下，现代企业制度已经初步建立，但在关涉听证的行业多半仍然摆脱不了行政的羁绊，残留相当多的“政企不分”的阴影，于是在举行价格听证会场合当中脱不了“合谋”的干系，同时也预留了相当多的“寻租”（Rent Seeking）空间，致使价格听证会成为形式主义的“走过场”。以2002年6月24日重庆路桥年票制听证会为例，在4个小时的听证会上，共有21位代表发了言，仅有路桥公司在内的3位代表赞成年票制的两个方案，次日即6月25日晚8时，“多数服从少数”重庆路桥收费标准获得通过。其实，被市民寄予厚望的年票价格听证会前7天就已敲定。就重庆路桥公司来说，其下辖重庆“老三桥”均属政府税收拨款，既然是用纳税人的钱修的桥，为什么反过来还要纳税人“留下买路钱”呢？更加不合理的是，并非桥梁投资人的路桥公司上市了！市民利益无可奈何地被股民利益侵占了，这样的上市为政府继续收费找到了最佳理由，也为未来可能的取消收费制造了最大障碍，于是便有了“路桥公司上市的‘怪象’与听证的失语”。

[7]笔者作为旁听专家参加的2002年8月20日长沙市客运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会，也由于政府部门利益与投资者利益相连结，调价结果迟迟得不到落实直至只听不证、无疾而终。这种只听不证的决策怪象和听证失语，是有悖于听证会初衷的，是对听证公正性价值的扭曲。公正性仅仅成为口头的说辞，而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第三，听证平等性缺位。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地位是否平等，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听证会是否能够保证双方发言的机会均等，这又表现在发言的人数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否相同；其二，双方是否都能够提出举行的价格听证会的请求。[8]从第一方面来讲，在已有的价格听证场合中，每个代表的发言机会是均等的且每个人的发言时间均被限制在五分钟之内，表面上看来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谈判地位是平等的。但由于消费者掌握的信息不充分和时间限定性，难以掌握一些行业生产经营的真实情况，只能从感性认识方面发表意见，致使双方话语权沦为事实上的不平等，谈判地位呈现非对称状况，甚至出现消费者“虚位”现象。比如铁路票价上浮具有很强的技术性，要经过精密的分析，如成本、客流量、客流分布计算等。垄断行业涉及的技术经济和成本核算问题非常复杂，纵算给普通消费者更多的认知时间也无济于事，即使是这方面的专家也不可能掌握所有的信息。从第二方面来讲，消费者和经营者的谈判地位更加不平等。按照《听证办法》，三类机构可以要求举办听证会，一类是欲调价的经营者，一类是欲调价的政府主管部门，还有一类就是消费者。但实际上，即使是在听证制度已经实行五十多年的美国，也很少有消费者要求举办听证会的情况发生，这一点可以用“集体行动的逻辑”（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来说明。一般认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体是要为他们的共同利益而行动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很多情况下，即使收益远远大于成本，群众仍不会采取任何集体行动，因为付出成本的那部分人不能排斥集体中其它人享受行动带来的收益，此所谓“搭便车”（free rider）问题，这样采取行动的那部分人所承担的成本和享受的收益就会出现不对称。于是“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9]。因此，单个的消费者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提出举行价格听证会的请求。实际上，经营者在提出申请前就已经做了详细的准备工作，消费者只有在听证会组织者发出公告之后才知道听证会要举行，他们能用来做准备的时间比经营者少得多。

三、完善价格听证制度的路径依赖

公共选择理论假定人是理性的自利者，经营者希望提价，消费者希望降价，经营者与消费者的对立是天然的，因为他们都出于各自的理性行为。听证，事实上就是相关利益主体的迭演博弈过程。利益相关人追求与其谈判能力相称的最优利益配置格局，从而实现利益整合与博弈均衡，由此，经济学上的博弈均衡演化为政治学上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制度的规约才能保证公共决策的科学化、公共政策的合理化、公共管理的规范化。然而，民主制度必须建立在民主技术的基础之上；没有相应的民主技术，也就无法达成相应的民主制度。因此，要完善价格听证制度，克服价格听证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民主缺陷，避免不听不证的“决策怪

象”或只听不证的“听证失语”，乃至为人诟病的“民主表演”或“政治作秀”，作为听证相关利害人的经营者、消费者、监管者等博弈主体必须做到：

第一、经营者要“自知”。“消费者永远都是上帝”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如果经营者无自知之明、置消费者利益于顾，那么受害的是经营者自己，早年美利坚的“扒粪运动”使得铁路大王范德比尔特的垄断利益遭受公众痛斥和拒绝就是明证。因此，经营者的“出售”是建立在消费者的“购买”基础之上的。作为监管对象的经营者大多经营的是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用事业或自然垄断行业，如电信、民航、铁路、公路、城市水电气等。因此，垄断行业经营者首先要具有群众意识，面对消费者、面对全社会的公众。在引入听证制度以前，垄断行业商品或服务价格的确定，一般是通过与政府一对一谈判解决的，它面对是政府。同时，垄断行业因其经济技术优势，形成与社会公众、消费者、政府管理部门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造成价格决策很难做到科学合理。听证制度就是建立政府决策部门、经营者与利益相关人共同参与、相互制约的新型价格决策机制，因而经营者有义务把听证内容让消费者代表了解和熟悉，有必要把本行业听证资料散发给消费者代表；其次，垄断行业经营者要具有市场意识，避免垄断经营者在制定营销策略时“闭门造车”，与实际情况脱节。在不能存在竞争的情况下，过长时间的过高价格势必会造成消费者的分流，反而减少经营利润。因此，垄断行业要深化自身内部改革，引进竞争机制，也可以随着市场情况和供求关系对商品或服务价格作出适当的调整，不能够“自视过高”，无视其它行业和消费者的存在。例如，安享垄断暴利的“铁老大”由于改革滞后、效率低下，面对航空、公路等交通领域的竞争，也感受到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压力。铁路是垄断者，但无论垄断程度多高，它首先是一个企业。这种企业应该在政府指导之下根据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决定并调整价格；最后，垄断行业经营者要具有诚信观念。面对消费者代表要坦诚相见，能够实事求是地陈述自己的观点和意见，不能夸大或隐瞒行业经营状况，以避免更大、更多的信息不对称和“话语霸权”。同时，也能坦诚地接受专家或消费者或中介机构的调查和质询，以保证价格听证的客观公正性、可信度和质量。

第二，消费者要“自觉”。价格听证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载体和切入点，是政治文明发展的民主诉求。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必须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价格听证制度保障了人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过程，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因此，作为消费者代表首先要具有权利意识。价格听证制度从宪法的角度来说，是保障公民知情权的一种制度，是一种公权利对私权利的制约。凡作出可能要影响他人权利的决定时，决策方有义务听取他人的意见，而且价格听证的内容都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价格听证赋予了消费者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能反映广大消费者广泛真实的“社会希望价”。消费者代表是代表消费者说话的，因而有义务有必要广泛听取其他消费者的意见，以使自己的发言更全面、更有代表性、更符合实际；其次，消费者代表要不断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和意见表达能力。由于参加听证的代表来自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行业，有不同的学历层次和文化程度，因而话语的“含金量”也就有高有低了，意见表达水平也就参差不齐，论辩能力和分析能力也就呈现差异。很明显，在有限的时间内把所需咨询和质疑的意见表达清楚且有理有据并非每个代表都能做得到，这就要求消费者代表要具备一定的知识素质和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消费者代表针对听证相关内容要开展调查研究，了解和熟悉相关行业的成本情况和经营实际，从而改变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平等的状况。以铁路运价听证会为例，由于会前10天才将材料送达代表手中，不仅准备时间不够、资料太多太长，而且资料的专业性也较强，连看懂都不容易。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相关行业的理性认识；消费者代表如果充当南郭先生或者言之皮毛的话，参加价格听证也就没有必要；最后，消费者代表要洁身自好。有些地方的价格听证会，消费者代表基本上是一些老面孔，有的是“上面”点的，有的是本行业内部职工，主管部门美其名曰：“热心公益事业”，实质上有的代表被收买，所以屡次出现“代表意见过于一致”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听证代表的产生机制、消费者代表的道德自主性都是值得强调的事情。

第三，监管者要“自律”。依法行政、政务公开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加入WTO的需要，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要求和产物。《价格法》明确了价格听证制度必须以法律的形式保证政府价格主管部门的定调价受人民群众监督，而《听证办法》则把这种法律的原则规定细化、固定下来，上升为一种法定的程序，并通过规章的形式来推进依法行政。按法律办事、按政策办事，应该成为一切政府及其部门的指导思想。因此，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门首先要有独立性。政府官员自身要求廉洁，要做出公正的决策，不能偏袒任何利益集团。一旦监管者缺乏独立性和必要的监管手段，或者监管者被监管对象收买，或者政府的政策职能与监管职能混淆，出现如同我国股市上屡屡上演的“政策市”现象，导致监管失效，最终受损的仍然是广大消费者。政府在指导定价时，就必须要有独立性，要同时考虑经营者和消费者双方的利益，引导双方实现某种妥协。而且，政府还应该比经营者和消费者看得更高，能从整个社会的长期利益来考虑价格问题；其次，要提高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实行政务公开、增强决策透明度是会社会、广大人民群众对政府行政过程中实施监督的公开和透明，它能够提高社会公众的认同度和参与度，也能够使公共政策执行成本大大降低，同时还能有效防止因权力使用不当而出现决策的失误。政府应该把听证方案提前交给代表的同时，也有必要通过多种新闻媒体把听证方案公之于众。在征集消费者代表时，也要做到透明，绝不允许出现各种各样冠以“价格听证”名称的“暗箱”或“灰箱”操作；最后，要保证听证程序的公正。价格决策部门一定要注意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努力提高价格队伍干部素质和组织听证工作的能力。听证会组织要严谨，防止工作随意性。要完善代表产生机制，建立代表咨询、专家论证、民意调查的决策系统，形成价格决策多方制约的格局，从而有利于减少政府价格政策制定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参考文献：

[1][2] 丁煌.听证制度：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保证[J].政治学研究，1999(1)：

57、59~60.[3] 刘金霞.价格听证：要的就是经济民主[N].中国经济时报, 2002-01-11.http//.2002-01-011.[4] 韩振军、张建平.参加听证的消费者代表被“秘密保护”受质疑[EB/OL].新华社, 2002-01-08.http//.2002-01-08.[5] 梁小民.政府指导价的民主决策：铁路价格听证会启示录[J].前线, 2002(3)：36.[6] 刘军、李怀.铁路客运应当如何定价[J].价格理论与实践, 2002(1)：13.[7] 参见于小水.重庆路桥年票制：听证会成“走过场”？[N].南方周末, 2002-07-18.[8]黄少安、宫明波.价格听证的效率分析[J].消费经济，2002(4):56

社区工作听证会制度（定稿） 篇2

为进一步调动广大居民群众关心、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保障广大居民的参与权、建议权和监督权，提高基层工作决策的公开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制定社区工作听证会制度。

一、参加对象

听证会由社区居委会负责召集，参加对象为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社区居民代表，辖区单位党组织代表以及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街道负责人等与听证主题相关的人员。

二、听证内容

（一）社区建设的规划；

（二）涉及本社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三）政府有关部门和街道在社区组织实施的工作或活动；

（四）其它需要听证的内容。

三、听证程序

（一）会议公告。召开社区工作听证会需3日前，由社区居委会在社区公示栏对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内容和参加人员进行公布，并落实参加听证的代表。具体人选由街工委、办事处和社区党组织、居委会商定。

（二）会议召集。听证会由社区居委会负责人召集并主持，会议应有专人记录。

（三）会议议程

1、主持人介绍到会人员、宣布听证会议程；

2、听取有关听证项目的情况介绍；

3、会议代表发表意见和建议；

4、听证项目的责任单位或部门解答有关问题，必要时应准备书面材料，并对材料真实性负责；

5、听证会主持人进行小结。

（四）会议结束后一般应在1周内完成《听证会议纪要》，并报街道或相关部门备案。

会议纪要应包括听证会的基本情况、听证代表意见的简明扼要陈述、听证会形成的倾向性方案等内容。听证会形成的倾向性方案应充分考虑听证代表的意见和建议，并作为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和社会团体的决策参考。

听证制度 篇3

听证会制度

为了迅速有效地处理已批准的建设工程引起的群众集体上访问题，促进社会稳定，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制定本制度。

一、召开听证会工程必须具备的条件

（一）已经县规划管理部门批准；

（二）建设单位尚未开工建设或已按规划要求施工未发现违法行为；

（三）周围居民对已审批工程的合法性有可能产生异议引起集体上访或已经引起集体上访，虽经信访部门解释集体上访有升级趋势的。

二、确定听证会的程序

（一）对已批准建设尚未开工符合上述条件的工程由局办公室提出召开听证会建议，报主管局长批准后由局办公室会同业务股室落实有关事宜。

（二）来访接待部门对已有群众来访符合上述条件的工程认真核实后，填写集体上访问题处理意见单（或领导包案问题通知单），提出召开听证会的意见。

（三）将填好的处理单呈报主管领导批示，由办公室转包案领导签署意见后交承办业务股室落实。

（四）业务股室具体经办人与建设单位联系并落实听证会的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事宜。

三、听证会参加人员范围

（一）与该工程相关建筑居住的居民群众或群众代表；

（二）项目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县信访局、派出所；

（三）局业务股室工程项目审批经办人、监察大队、局信访接待室。

四、听证会的召开

（一）按事先定好的时间，局信访接待室召集并组织我局参加听证会人员准时到会；

（二）听证会由信访接待室与工程所在地信访办主持；

（三）局工程审批股室就工程审批的依据和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报告和解答。

五、听证会后的延伸工作责任

（一）听证会后局信访接待室负责向上访群众出具正式书面处理意见书；

（二）负责整理听证会议召开情况，通报县相关部门；

民主听证制度（范文） 篇4

（2011年4月22日村民代表会议通过）

第一条为扩大基层民主，丰富民主形式，推进村务工作的民主化，保障村民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方便村民参与村务决策、管理、监督，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结合本村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出台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政策措施，处理村民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实施重大村级建设工程项目，处置大额集体资产，村集体经济进行大额投资等村级重大事项，在作出决策前，应进行民主听证。

第三条民主听证一般以民主听证会形式进行。

民主听证会是在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村合作社或村监会主持下，召集相关人员就有关村级重大事项通报情况，民情恳谈，提案质询，双向交流，释疑论证，统一思想，提出方案办法的沟通会议。

第四条民主听证会是听取、征求村民意见的形式，不同于村民代表会议。民主听证会不能代替村民代表会议行使权力，不能代替村民代表会议作出决定决议。

第五条民主听证会包括以下内容：

（一）通报情况。村级组织建设情况，阶段性工作开展情况；

村务公开情况。

（二）民情恳谈。村民对村务工作和村班子干部的意见建议，村民对本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想法，村民在生产生活中碰到的困难和问题。

（三）提案质询。就村民关注的村内热点、疑点、难点问题的提案和民情恳谈中提出的问题，接受质询并解答，提出处理意见。

（四）民主论证。就村级决策的制定，规划建设、工程项目、公共事务、公益事业、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征询意见建议，形成共识，为决策作出参考。

第六条民主听证会参加对象为部分村民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提案人、涉及利益群体的当事人代表，也可邀请驻村联村干部、群团组织负责人，政府相关部门人员参加。

第七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召开民主听证会：

（一）村党组织、村民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

（二）五分之一以上村民代表提议；

（三）十分之一以上村民提议；

（四）三分之一以上涉及利益群体人员提议。

第八条召开民主听证会应遵循下列程序：

（一）做好会前准备，提出或确定会议议题；

（二）公布会议召开时间、地点、参加对象和议题；

（三）准备好会场及会议材料；

（四）清点参会人员并签到；

（五）介绍会议议题及有关情况和方案；

（六）听取、记录并解答参会人员的发言内容和意见；

（七）梳理归纳会议意见；

（八）整理会议记录并归档备案。

信访举报听证制度 篇5

实施办法(试行)

第一条为了充分发挥信访举报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作用,切实把信访问题化解在基层，依据《信访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控告申诉工作条例》有关规定，结合省市要求和我镇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信访听证终结制度是纪检监察机关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信访当事双方、相关部门和公众评判人员，召开信访听证会，对一些疑难复杂问题做出终结性处理的一种制度。

第三条实施信访听证终结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按照惩防体系建设《工作规划》的要求，充分发挥信访举报工作的协调疏导作用，有效化解群众反映的疑难复杂信访问题。

第四条信访听证终结制度由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组织实施。

第五条信访听证终结制度主要适用于对重大、复杂、疑难的信访事项的处理，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类情形：问题复杂、涉及面广、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信访案件；对村（社区）集体财产的处置，群众有较大意见的信访件；经多次处理未果或信访时间半年以上的老信访户；涉及几个部门，职责不清，相互推诿造成一定影响的信访件；信访调查处理意见向信访人反馈后，信访人不满意，存在较大分歧的信访件等。

第六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信访部门对受理的信访问题要精心选择，准确把握实施信访听证终结制度适用范围。从内容上要选择比较真实的，从性质上要选择容易把握的，从类型上要选择影响面较大的问题，不能把受理的信访问题随意纳入信访听证终结范围。

第七条实施信访听证终结制度要严格按规定程序进行。具体程序为：批准决定；调查核实问题；制定召开听证会方案（包括确定公众评判员、提出召开信访听证终结会时间地点）；通知参会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张榜公示；召开信访听证终结会；反馈信访听证终结结论；跟踪督办。

第八条实施信访听证终结必须严格履行审批手续。由本级受理的信访举报问题实施信访听证终结，由本级纪检监察机关主要领导或分管信访领导批准决定。

第九条在召开信访听证终结会前期，纪检监察机关要组成调查组，对反映的信访问题进行认真调查核实，形成初核调查报告，拿出初步处理意见。

第十条确定公众评判人员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而定。反映农村（社区）问题的，选择村（社区）干部、德高望重的村民（居民）代表、上访人家族中明事理有威信的人员和法律工作者，一般由5--7人组成；反映机关企事业单位问题的，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干部监督员、行风监督员、特邀监察员和法律工作者中，选择作风正派、处事公道，具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员，一般由

7--9人组成。

第十一条信访听证终结会议确定后，纪检监察机关要以正式信函通知信访当事双方、相关部门、公众评判人员届时参加。第十二条信访听证终结会前3天，纪检监察机关要张榜公示信访听证内容、时间、地点、公众评判人员名单、相关部门参加人员名单，并明确社会各界人员可以旁听。

第十三条信访听证终结会采取以下方式进行：

（一）纪检监察机关调查人员通报对信访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

（二）信访当事双方对信访问题陈述意见，出示证据，提出质疑；

（三）调查人员对信访双方的质疑解释答复；

（四）信访双方及各自利益代表展开辩论；

（五）公众评判人员分别发表意见；

（六）主持人、调查人、评判人民主商定初步处理结论，征求信访双方意见；

（七）研究判定是听证终结、还是休会再做进一步深入调查；

（八）主持人宣布听证终结处理意见；

（九）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形成听证终结书面材料，由信访双方和评判人员签字。

第十四条准确把握信访听证终结的标准。凡信访双方对信访听证终结意见提不出新的疑问，对相关证据不需要重新核实，即作为信访听证终结结论。如果有新的疑问，而且与终结意见出入较大，听证会暂时休会，由纪检监察机关进一步调查核实，待后继续进行听证。

第十五条及时反馈信访听证终结结论。信访听证终结会结束后，纪检监察机关要负责形成信访听证终结书面材料，在5日内以正式信函反馈信访当事双方、相关部门代表和参会的每一位公众评判人员。

第十六条认真跟踪督办。纪检监察机关调查人员负责监督听证终结结论的落实情况，确保信访难题一次处理到位，不留隐患，切实维护信访听证终结制度的权威性。

第十七条信访听证终结后，如出现极个别仍有异议者，纪检监察机关对其出具信访听证终结结论说明书，建议走司法渠道。

第十八条各乡镇、各部门、各单位可根据本实施办法，制定具体实施细则，并报县纪委、监察局备案。

质监行政许可听证制度 篇6

行政许可中的听证程序，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指派该行政许可审查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为听证主持人，听取行政许可审查人员和当事人就行政许可的理由和适用依据进行陈述、质证和辩护的结合程序。具体如下：

(1)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

行政机关应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和已知的利害关系人，必要时应予公告。

(2)听证公开

行政许可听证应当公开进行。但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权的听证案件，不宜公开进行。

(3)听证主持人

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主持人既可以是行政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可以是非行政机关的其他有能力胜任的人员，如专家、学者等等。

(4)听证中的举证和质证

行政机关是负责审查行政许可的负责机关，在听证中负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在听证中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义务也有权利将行政机关并不知晓的证据提出，如不能提出相应的证据，则有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听证程序中行政机关、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相互质证，以辨别证据真伪、查清事实。在听证中质证同样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证据规则。听证主持人不直接参加听证中的举证和质证，但应听取各方讨论，主持质证，限定质证的范围，以利质证的顺利开展。

(5)听证笔录

对整个听证过程，行政机关应当制作笔录，笔录是听证程序如实、全面的书面记载，听证程序的笔录内容会影响到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因此，听证笔录应做到准确无误。

听证笔录一般应包括如下内容：①听证案件的名称;②听证主持人的姓名、职务;③听证参加人的姓名、住址、职务等;④听证举行的时间、地点;⑤听证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质证等;⑥证据调查的内容;⑦其他应当记录的重要事项。

听证结束后，听证笔录应当出示给听证参加人，并由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以及证人确认听证笔录无误后签字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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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许可中的`听证程序，是指在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之前，由行政机关指派该行政许可审查人员以外的工作人员为听证主持人，听取行政许可审查人员和当事人就行政许可的理由和适用依据进行陈述、质证和辩护的结合程序。具体如下：

(1)行政机关的告知义务

行政机关应在举行听证的7日前将举行听证的时间、地点通知申请人和已知的利害关系人，必要时应予公告。

(2)听证公开

行政许可听证应当公开进行。但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权的听证案件，不宜公开进行。

(3)听证主持人

行政机关应当指定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以外的人员为听证主持人，主持人既可以是行政机关的其他工作人员，也可以是非行政机关的其他有能力胜任的人员，如专家、学者等等。

(4)听证中的举证和质证

行政机关是负责审查行政许可的负责机关，在听证中负有主要的举证责任。在听证中申请人和利害关系人有义务也有权利将行政机关并不知晓的证据提出，如不能提出相应的证据，则有可能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听证程序中行政机关、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以相互质证，以辨别证据真伪、查清事实。在听证中质证同样适用《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证据规则。听证主持人不直接参加听证中的举证和质证，但应听取各方讨论，主持质证，限定质证的范围，以利质证的顺利开展。

(5)听证笔录

对整个听证过程，行政机关应当制作笔录，笔录是听证程序如实、全面的书面记载，听证程序的笔录内容会影响到行政许可决定的作出，因此，听证笔录应做到准确无误。

听证笔录一般应包括如下内容：①听证案件的名称;②听证主持人的姓名、职务;③听证参加人的姓名、住址、职务等;④听证举行的时间、地点;⑤听证当事人的陈述、申辩、质证等;⑥证据调查的内容;⑦其他应当记录的重要事项。

听证结束后，听证笔录应当出示给听证参加人，并由审查行政许可申请的工作人员、申请人、利害关系人以及证人确认听证笔录无误后签字盖章

建设局社会听证制度 篇7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化政务公开工作，扩大民主，提高机关依法行政水平，增强透明度，促进廉政、勤政、优政，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结合我局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政务听证，是指建设局在实施重大决策和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之前，应组织社会有关方面或聘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进行充分论证，广泛征求意见。听证的主要形式是听证会。

第三条 政务听证工作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党和国家的政策、法规为依据，围绕深化政务公开，创新公开载体和便于群众参与的要求，切实加强事前、事中的监督，促进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确保党和政府各项政策的落实。

第四条 政务听证应当遵循公正、公开、客观和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除涉及国家机密外，听证会一律公开举行。第二章 政务听证的组织

第五条 政务听证由建设系统政务公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实施。

第六条 听证会设主持人、书记员、主问人员、主答人员、听证代表和列席代表等席位。要因地制宜，设置听证会场，制定听证守则，明确主问人员和主答人员的权利、义务。第七条 听证代表由政务公开领导小组根据听证内容确定。主问人员由听证代表推选，主答人员由涉及听证事项的职能部门推选，报领导小组审定。

第八条 主问人员应如实反映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听证事项的意见和建议，向主办单位和主答人员提出询问。必要时，可查阅听证笔录和听证纪要。

第九条 主答人员应按政策、法律、规定，耐心、实事求是地解答。书记员要详细记录听证过程，记录材料存档备查。第三章 政务听证的范围 第十条听证事项的范围包括：（1）重大事项和重点建设项目。

（2）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事项。（3）群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4）其它需要进一步听取群众意见的决策事项。第四章 政务听证的程序

第十一条 听证通知。听证事项确定后，在召开听证会的5个工作日前，应通知相关人员参与。通知内容包括：听证事项、时间、地点和要求。听证参与人员事前要深入调查，广泛征集意见，充分做好准备。

第十二条 召开听证会。听证会主要议程包括：（1）主持人宣布听证事项和意图，介绍到会人员情况，宣布听证会场守则，告知听证会参与人的权利和义务；（2）主办单位和主答人员介绍听证事项、依据、内容等情况；（3）主问人员询问，主答人员解答；（4）主持人进行听证事项小结。第五章 政务听证事项的办理

第十三条 听证事项主办单位根据听证会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形成听证会议纪要。如第一次听证会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共识，可视情况再进行听证。

第十四条 听证事项的决策确定后，应指定有关单位、部门抓好项目的落实，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向决策的实施倾斜。要把听证事项的决策落实情况纳入机关效能绩效考核，施以奖惩。

预算听证制度完善的闵行实践 篇8

政府预算在经人大批准之前，反映的主要是政府部门的偏好和意愿。这种偏好和意愿是否与公共利益一致，需要通过公民参与、人大审查的程序，最终以法定形式作出判断。将听证制度用于审查预算，旨在通过听取利益相关方的意见，提高决策的透明与公正，从而避免因预算决策的行政主导而导致的偏颇。2008年以来，闵行区人大预算听证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正表征了这一方向。6年走来的闵行预算听证制度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值得我们总结思考，以寻求继续前行的共识和动力。

一、闵行人大预算听证的实践和意义

6年来，闵行人大预算听证共对20余个与公共服务和社会民生密切相关的重大支出项目开展听证，涉及金额超过11亿元。事实上的公民参与人数也从首次项目听证会的1人次参与听证，到2014年项目听证会参与人数超过600余人次，闵行项目听证机制有力推动和提升民众参与公共预算的意识。这种参与的结果已经可以影响到决策过程，并且在听证的事项上，不断扩展到其他一些预算决策事务当中。

其中，2010年“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创建”项目也成为预算听证制度建立以来首例初审听证意见为“建议不通过”的项目。根据之后公开的听证报告显示，区人大常委会吸纳了上述听证意见，在处理建议的第一条即写明：“鉴于2009年的该项目预算资金尚未执行，建议2010年不安排该项目的资金，待该项目2009年预算资金完成后再进一步论证。”实际上是对该项目2010年的预算安排持否定态度。区政府在编制2010年财政预算时，也未对2010年计划新增的该项目预算做出安排。

从预算听证会的多年实践来看，其意义和价值在于：一是有利于促进公共支出结构优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政府公共支出更能体现财政预算的公共职能，逐步向农业、教育、医疗卫生、就业保障、社会安全、环境保护等与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领域倾斜，改变重经济建设、轻社会服务的不合理的公共支出结构。同时更加关注低收入阶层和弱势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利益诉求，不断满足公众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二是有利于增强人大监督能力，提高预算透明度和硬约束。人大作为听证的主持机构，通过预算听证发动社会公众、专家学者等社会力量参与听证事项的探讨和辩论，既充分发扬民主，又广泛集中民智，能有效克服人大监督能力不足的问题。同时避免了预算实质上由政府单方面决定与执行的现象，通过公民在地方治理中的参与性，提高预算的透明度，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政府预算软约束问题。三是有利于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众政治参与渠道。预算听证制度是一种更加透明、开放、公平的直接民主的实现形式，能有效保障公众平等参与的机会。公众参与的直接民主与人大代表参与的间接民主在听证制度这个平台上得到有机结合，既提高公众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认可度和制度自信，又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提高了民主的质量。四是有利于推动基层民主实践在对话交涉中稳步前行。通过预算听证制度提供人大代表和公众有效的偏好显示机制，为不同利益诉求群体提供公开、公平、公正的参与渠道，引导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进行对话交涉，表达利益诉求，这一方面维护了社会的和谐稳定，缓解了由“对上负责”政府治理模式导致的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成为基层民主实践的“试金石”。五是成为民主意识和综合能力训练的平台。对于社会公众而言，听证会有效保障了民主参与、自由表达的机会，增强了对民主的感性认识，体验利益多元背景下政策制定过程中利益妥协和平衡的必要性。对于政府官员而言，思路和想法要经受不同利益群体的考验，听证过程也促使政府官员放下身段，真正以“公仆”的身份与公众进行辩论。

二、完善预算听证制度的思考

预算听证制度对于政府而言，挑战前所未有,有些项目听证时可能面对强烈的质疑，就不得不考虑大幅度调整甚至取消；对于人大而言，如果组织工作不严密，或对听证的处理不妥当，都会遭到舆论的批评和质疑，从而对人大制度形成伤害。从现实的压力来看，除了加强人大与党委、政府的沟通、凝聚共识之外，预算听证制度本身在实践的过程中也有值得完善和调整的余地。严格说来，预算听证过程包含项目的选择、听证会召开前、中、后各项环节，也包括听证制度没有明确的人大内部沟通、与政府及其部门的沟通等。基于闵行多年实践的思考，本文着重对项目选择、扩大参与有效性、听证结果报告及其处理的监督等环节提出完善建议。

1、加强听证项目的调研和遴选。人大常委会在确定项目时，除进行必要的调研，还需着重考虑以下几个因素。第一，应是本级政府能自主决定的项目。决策权不在本级政府的项目，因其涉及范围和因素比较复杂，通常不受预算听证结果的限制和影响，容易损害听证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第二，应是代表或公众比较关注的项目。应当是和公众的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或民生项目，参与者能基于工作和生活经验作出一定判断，以免参与者有心无力，影响参与质量。第三，应当考虑项目的预算金额。着重选择资金总额较大的项目，以体现听证的代表性，同时也向公众表明，人大常委会的预算初步审查敢于和善于抓大事、抓重点。第四，应考虑项目的争议性。没有悬念或争议可能会让公众产生“做秀”的误读，从而影响公众参与的兴趣。此外听证过程有可能出现“一边倒”，使得参与方难以进行有效辩论，影响听证效果。

2、扩大人大代表和公众的有效参与。从过去几年的实践看，人大代表和公众主动报名参与听证的人很少，尤其是申请成为陈述人的更少；部分熟面孔作为陈述人出现频率过高。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会严重影响听证会的公信力。要缓解这种状况，扩大有效参与，可以尝试：一是建立公众参与库。通过网上报名、社区报名，由区人大常委会汇总建立统一、开放的公众参与库，每年听证会定向对公众参与库成员发送信息。二是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信息覆盖面。通过媒体加强对听证会的宣传，提高公众对听证会的知晓度;每年听证会前，除了在媒体发布公告外，还应通过社区、社会组织等渠道，广泛告知或动员。三是对重点人群实行特别通知。将区人大代表作为重点人群发送通知；与区社团管理局、律师协会、会计师协会等建立协作关系，通过协作单位向目标群体发送听证信息。

3、强化听证结果报告的处理。根据以往的实践，听证结果报告先后提交讨论审议，最后形成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函，提交区政府。有几个具体问题值得强调：一是报告中的建议是听证人向作为听证机构的常委会提出的，如果常委会赞成，则应把建议内容转化为人大常委会的意见，纳入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函。二是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时，应对听证结果报告中列出的分歧建议应进行现场举手表决，赞成者超过与会人员半数视为通过。三是区人大常委会审议时,提出听证结果报告建议之外的其他意见，则同样应把这些意见写入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函。另外，根据目前做法，常委会审议意见的函形成以后，还应提交主任会议讨论，再形成正式文件发给区政府。但此次常委会会议之后的下一次主任会议，通常在人代会召开之后。鉴于预算听证的特殊性，人大常委会举行之后，应当立即完成审议意见的函，送交区政府。

4、听证结果处理意见的督促检查。按照有关规定，人大常委会有关审议意见的函送交政府后，政府应当在1个月内提出初步处理意见，3个月内反馈处理落实情况。但是区人代会召开一般不会晚于人大常委会会议结束后1个月。区政府是否根据人大的建议对预算项目予以取消或做出调整，应当于人代会召开前有明确的意见，并向区人大常委会报告。人代会预算审批过程中，如果区人大常委会或者人大代表认为区政府的处理不妥当的，可以提交预算修正案。人代会后预算执行过程中，区人大常委会相关工委还应当根据分工进行督促检查，以确保听证的成果落到实处，提高听证的公信力。

三、结语

预算听证较之于价格听证等更具制度设计上的天然优势。从人大拥有的预算审批权出发，预算听证更符合人大机关开展工作监督的向度，“而由人大来组织更具法律和现实意义，更能体现预算民主的本质”。从长远来看，政府接受人大对监督事项的听证亦成为管理民主化和利益多元化趋势下，主动适应管理转型的一种积极尝试。在当前基层民主实践的大背景下，预算听证势必持续开展甚至扩大，如何走好这一步，尤需不断回顾、总结、思考与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