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精选10篇）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篇1

经过分析1999~2009年的财政数据，可以发现我国的财政支出有明显的变化。

1、行政经费支出过多，导致其他公共项目支出不足和短缺。

几十年的改革，我国精简裁并了很多个部门及其人员，国家行政机构减少，但是普遍效率不高，存在着浪费和过度支出的问题，行政人员的冗杂，政府部门的懈怠，因此，行政经费的增长不是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反而是纳税人资金的浪费。政府职能需要转变，国家也一直在努力，但政府部门还是有职能重叠、职能缺失的问题，因此，从宏观大局上统筹所有的政府部门职能，真正做到高效率高质量的政府部门，我们国家任重而道远。

2、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有下降，但基数大比重大。

随着我国市场化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国逐渐确立起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把原来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主导经济建设投资转变为多种投资主体共同进行的经济建设投资，因此，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支出减少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同时，我国还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国家经济从整体上表现为积极的发展态势，导致目前由各种渠道投入的经济建设资金数额还是庞大的。我国的经济建设投资还存在着计划经济时期的特点，就是多为生产性投资，而市场经济则要求通过需求来引起生产的扩大，所以经济建设投资的对象得进行改变，向扩大需求的方向改变。

3、财政在科技教育上的投资有增加，而国民素质的提高不明显，投资的效用有待观察。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篇2

由表1我们可以看到, 我国经济建设费占总支出的相对规模不断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例的下降, 不仅能够使财政支出控制在其职能范围内, 防止政府的职能越位, 也能够为政府弥补其他方面的职能缺位提供资金上的财力空间, 有效增强政府的公共职能。我国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所占的比重的下降趋势,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确实在进行积极的调整, 财政资源中直接用于提供生产性领域中投资的比例在下降, 单位财政支出对总供给的影响程度是下降的。国际产业结构升级的经验表明, 成熟经济体的产业重心应该是向服务业转移, 因此, 经济建设费比重的下降反映了我国总供给结构的优化。这有利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从另一种意义上说, 政府性投资支出的下降, 意味着整个社会投融资体制的变化, 或者说, 政府作为直接投资和融资主体的地位下降, 私人部门的地位上升。虽然由于企业内源融资在我国总融资中占据较大比重, 私人部门主体地位的上升并不必然代表投融资体制的市场化, 但是这种“非政府化”趋势却可以使私人部门在融资和投资的过程中对于成本和收益更加敏感。另外, 我们知道, 我国当前处于经济过热的情况之下, 当经济发展过热时, 会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 减少财政支出, 进而减少投资性财政支出。

因此, 经济建设支出在财政支出中比重呈下降趋势是合理的。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这些年来, 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下降速度过快, 因1998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1999年这一比重为16%, 而到2003年下降到了13.91%, 这与改革开放前的基本建设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为40%左右相比, 下降幅度近70%, 这种状况不利于我国基础设施的发展与投资环境的改善。所以, 在不断降低经济建设支出比重时候, 应循序渐进, 切忌操之过急。

二、经济建设支出占比的分析

在上表中, 以2005年为例, 财政支出的总额将近3.4万亿元, 按功能性质分类, 最大支出项目经济建设费, 接近9317亿元, 占整个支出的近27.5%。另外, 行政管理费支出6500多亿元, 其中应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管理和分配经济建设费, 加上这部分数字, 围绕经济建设的财政开支便更加庞大。而同年, 国家抚恤和福利支出的总和仅为7 1 6亿元, 占整个支出的2.1%, 社会保障补助支出仅1817亿元, 占整个支出的5.4%, 各种价格补贴支出不足1000亿元, 只占整个支出的2.9%, 三项支出的总额约为3530亿元, 仅占当年整个支出的10.4%, 为经济建设费支出的38%, 为行政管理费支出的54%, 为GDP的2%不到。

经济建设费占财政支出如此大的比例, 说明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政府投资还在起着主导作用。而社会文教支出从1995年到2005年10年间, 不过才增大5倍。而2005年的行政经费是1995年的6.5倍多。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费用占比偏高, 导致投资规模膨胀和投资消费关系扭曲的。由于财政支出大量用于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带动投资规模增长, 而基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财政补贴、社会保障等支出偏低, 使普通百姓面临学费高、看病难、住房贵的局面, 居民从低微收入中筹集本来应该由财政负担的支出, 导致中国预防性储蓄倾向强烈和高储蓄, 从而严重打击了居民的即期消费水平和降低了消费预期, 这是中国消费难以真正启动、投资消费严重失调的基本原因。政府的工作重心使投资成为主宰我国经济增长推动力。这种不协调的经济增长, 使国内存在巨大的投资却没有相应的消费, 企业只能通过扩大出口来缓解这种供需不均衡, 这导致我国出口顺差和外汇剧增, 也是使人民币面临升值的压力的原因之一。

这种以经济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为主、而不是以提供公共服务产品为主的财政支出结构说明我国财政依然是建设财政。政府对民生的投入不够, 政府职能尚未真正转化。我国当前的财政支出, 不是以调节收入分配为中心, 而是以GDP为中心, 我国财政支出长期重基础设施建设、轻民生投入的结构, 是当前我国公共物品供给结构不合理的重要原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过于注重经济增长, 而忘记了经济发展的初衷是为了社会发展、为了人民的福利。“政府远远没有承担起自己在基础教育、公共医疗、住房补贴以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责任”。

三、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一些建议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完善, 政府和财政的主要职能是弥补市场缺陷, 即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 基于道德和正义要求, 基本公共服务已经被提到直接关系基本人权的高度。但在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 目前我国财政支出的重点仍是生产建设领域。与当前社会公共服务需求日益增长的状况相比, 我国公共支出结构并没有表现出同步调整。

要解决这个问题, 应该对中国财政的支出结构进行根本改变, 财政支出不再是以GDP为中心, 而是以关心人民群众的基本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 以调节社会收入分配为中心。财政不能以投资性开支为主, 而应该以转移支出和社会福利支出为主。财政支出应进一步压缩政府投资性支出, 更多地增加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 城市低收入居民住房补贴等社会公共支出, 通过这些手段调节收入分配, 使社会不同阶层或群体都能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应慢慢将重心由基础设施向民生供给领域的偏移。这种调整不仅能在短期内缓解民生产品的供求矛盾, 有效缓和经济的波动, 而且可以在中长期内改善公共物品的供给结构, 提高我国宏观经济绩效, 并保持财政政策的可控性。

因此, 为了推动创新型经济发展、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必须下定决心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调整财政政策、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在重新界定财政支出范围的前提下, 继续削减经济建设支出, 保证对一些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项目的支出, 增加科学支出、教育支出、文化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和转移支出等。

参考文献

[1]、林跃勤,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中国金融2008年07期

[2]、东海证券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合课题组, 执笔人:刘凤良阎衍朱戎, 短期应走向实质稳健长期需构建民生财政——经济繁荣期的财政政策调整, 中国证券报2008年3月24日

[3]、于长革, 经济发展中影响公共支出结构的因素分析, 经济经纬, 2006年01期

[4]、高尚全,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服务型政府, 人民网人民日报2008年5月7日

[5]、王国清马骁程谦主编, 财政学, 高等教育出版社

我国财政支出教育部分结构分析 篇3

关键词：教育支出；支出结构；区域结构，平衡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发达程度、教育投入水平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文明程度、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和尺度。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教育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在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大力发展教育已成为各国当前主要任务。本文拟对我国财政教育支出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努力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财政教育支出整体投入不足。从2000到2007年，我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始终徘徊在3％左右，中国有大约28230万学生正在学校接受教育，是我国总人口数的五分之一还多。这其中还没有算上各个学校中的教师行政等等与学校有关的人员。这样的人口比例与3％的GDP比重是极其不协调，不对称的。而这一数据在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2005年为2.16％，也就是说从2002年至2005年，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竟一直在下降。从国际比较来看，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目前世界平均水平约为6％左右，其中发达国家达到8％左右，经济欠发达是4.1％，我国没有达到4％，这与我国的国际地位很不相称，也不符合我国科教兴国战略的要求。从人均教育支出角度来看，我国的人均教育支出非常低，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

从教育支出总量来看，总量投入受中央和地方政府财力约束。虽然近几年GDP绝对数额直线上升，但由于我国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基础设施的建设，医疗条件的改善，环境的保护，国防的需要，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与完善……需要政府投入资金的项目很多，蛋糕虽然大，但分的部门太，多中央和地方政府在安排财力时也难免“捉襟見肘”。在这个过渡时期，教育很多时候都要给经济建设让路。这样一来，财政性的教育支出就自然不足了。此外，在财政资金已然有限的情况下，不合理的支出甚至是浪费更令情况雪上加霜。重复建设、政府机构臃肿，行政管理费居高不下……这些都也都是教育经费总量投入不足的原因。

从区域性教育结构来看，在我国目前以行政分权和分税制为特征的财政管理体制下，中央设立一部分专款进行宏观调控，地方政府则负担着几乎全部的基础教育拨款和占高等教育总投资近一半的地方属高等院校拨款，因而地方政府可用财力的多少直接影响了该地区公共教育支出的水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急剧扩大，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导致了教育投入水平间的差距，

目前财政性教育投入约占我国教育投入总量的80％左右，那么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投入就是增加教育投入总量的关键。我国应加强税收征收工作，严格税收执法力度，避免逃、漏税。因为保证国家税收的足额稳定是保证投入增加的前提。通过发行公债等方式扩大筹集教育资金的渠道，从总量上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也是缓解我国财政教育投入不足的一种可行措施，也符合经济学的公平和受益的原则。同时我们必须砍掉一些重复建设的项目，少一些不必要的固定资产投资，教育的投入就会逐步改善。

我们要建设和谐社会应从教育公平开始，完善我国的公共财政投入体制更该以公平为本。义务教育是典型的公共品，政府有责任为每位公民提供公平的受教育机会，这是国家财政的基本职责之一。从教育支出对各地区的投入来看，政府要公平合理地分配公共资源，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公共服务上的差距，克服公共资源分配不公现象。合理划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教育领域的职责权限。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提高教育投入的透明度，扩大全民参与度，对政府的教育投入实行公共评估。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发出的最强音。教育正是培养人的活动，而人又是国民收入的创造者。没有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就不会有国民收入的稳定快速的增长，因而教育投资必须要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样国民收入的增长动力才不会枯竭。

不管我们进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引领发展的前沿的必然是所谓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摇篮毋庸置疑正是“教育”。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因为重视教育，英国带来了工业革命；因为重视教育，德国日本在二战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同样是因为重视教育，美国创造了神话般的发展速度和增长方式。在过去三十年中国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绝对数额和相对数额的GDP增长、大型基础设施、人们生活面貌等等，变化的确是有目共睹。在未来，如果我们还要寻找潜力的话，我们认为教育是重中之重。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篇4

叶东琛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物流管理专业，南京 21004

4[摘要]正确的财政支出结构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优化经济结构的强大杠杆。针对我国当前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按照市场经济发展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解决财政支出“越位”与“缺位”的矛盾，力求通过改革和政策调整，着力建立起一个支出合理增长、内部结构有保有压、能够有效地规范支出行为、管理方式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支出运行机制

[关键词]财政税收，财政结构，战略调整，运行机制

一、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1、加大改革力度，改变国家财政包揽过多的分配局面。

这方面主要应解决三个问题： ①大力削减对城市居民的有关福利性补贴。现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居民收入消费水平增长相当快，政府不必也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对居民的庞大补贴了，必须彻底改革。有些补贴如近年来由国家统一出台的肉食、副食品、粮食等价格补贴，已经成为职工收入的组成部分，要结合工资改革将这部分“明补”改为工资。②治理和规范事业单位的财政经费供给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事业单位并不都具有公共需要性质，财政不可能也不应该对其经费开支进行统包统揽，要将市场机制进入事业单位，针对不同的类型采取不同的财务管理办法。一般地讲，事业单位按其服务性质，可以分为三类：即公益性的、准公益性的和经营性的。③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制度进行改革。对一些特殊行业（如属于社会公共公益事业的水、电、城市交通、环境保护等）的价格和收费仍需由国家进行管理，还有一部分国有企业承担着政府特殊的责任，由此产生的亏损仍应由财政给予补贴。其它大多数属于竞争领域的国有企业，其亏损补贴则应随着企业改革的推进予以取消。

2、采取综合治理措施，控制行政人员和经费的膨胀。

从理论上讲，财政分配是为政府履行其各项职能提供财力保障，其中确保政府机器的正常运转是财政分配最基本的职责。但由于政府机器隶属于上层建筑，纯属非生产领域和消费性质，因此，无论是政府机器本身还是经费供给，都必须进行严格的总量控制。当前的问题在于，行政体制改革严重滞后于经济改革，政府机器庞大，机构臃肿重叠，财政养人过多，行政管理费呈现出加速膨胀的态势，大大加重了财政负担。具体建议：①在财政内部全面实行“下管一级”的管理办法，也就是上级财政对下级财政的行政经费总量限额、行政人员编制及人均行政支出综合定额提出控制指标，进行动态考核，辅之以一定的奖罚措施。②下决心推进行政改革，精简机构，这是减少财政供养人员和压缩行政经费的治本之策。③建立有效的政府公务员系列的竞争机制。这不仅包括公务人员的公开考试录用制度，而且要逐步推

行机关干部的辞退制度，改变行政机关人员只进不出的现象，这样就把动力和压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这实际上是一种与社会主义市场相适应的行政管理体制。

3、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财政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公共性开支。

社会公共性开支涉及的面很宽，包括科技、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是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也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支出。①教育投入属于社会性开支，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财政支出的一项重要内容。国家财政要继续把支持教育作为重点，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提高财政支出中教育经费的比重。②社会保障是事关中国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全局问题，需要纳入国家财政政策规划统筹考虑。为此，必须针对当前的问题，调整财政支出分配结构，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完善养老保障、失业救济及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这是社会保障的三道防线，与国家财政都有密切关系。特别要看到，未来中长期随着老龄人口和失业群体的扩大，社会保障的资金需求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这无疑将对财政收支运行和分配格局产生深刻的影响。为此，财政必须按照公共财政要求，进一步调整现行支出分配结构，尽快使财政资金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同时相应削减行政经费和一般事业经费支出，从而真正把社会保障支出作为财政预算的一个重要内容。

4、着力强化国家重要产业和领域的财政投资，增强国民经济长远发展后劲。

在我国未来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仅仅重视社会公共性支出是不够的，还必须重视政府财政的经济建设投资。今后的财政投资应改变过去“撒胡椒面”的做法，集中财力，用于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宏观调控最急需的方面。我认为，中长期财政投资的方向和重点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①支持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为人类生产与生活提供不可或缺的物质载体和基本要素，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产业地位和战略地位。②着力强化农业基础地位。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又是市场竞争中的弱质产业，世界各国大多都把农业作为政府的保护对象，而财政是政府保护农业的一个重要手段。③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科技进步与发展的支持力度。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为了加速社会生产力发展，增加国家综合经济实力，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目标，今后必须采取措施，切实有效地强化科技投入力度，从而真正发挥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

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总体构想

1.目标：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理论对财政支出结构的客观需要，并根据财政供给的基本范围以及需要和可能相结合的原则，我国近、中期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总体目标应为：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界定公共产品的内涵，明确政府职能，充分保障社会公共需要，加强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促进财政法制化建设。从财政支出职能结构来看，在现行支出结构的基础上，经济建设支出比重应逐步下降，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降中趋稳，社会文教费支出逐步增加等。要逐步降低政府购买性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提高转移性支出所占比重。当然，财政支出结构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一步到位，需逐步实施，系统推进。

2.原则：在现阶段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应遵循以下几个原则：①体现政府职能原则。财

政支出结构与政府职能存在紧密联系，政府职能的范围和方向决定着财政支出的范围和方向。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通过财政参与社会资源配置，弥补市场缺陷，为社会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因此，财政职能必须服从于政府的职能，财政资金供给范围也要服从政府职能范围。②体现社会公共需要原则。我国财政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社会公共需要是公共财政理论的基石，规范财政支出结构应体现社会公共需要，财政支出范围应与社会公共需要相符。在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中，必须以公共需要为原则来界定和规范财政行为。③体现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效益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大都可由市场解决，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应特别注重社会效益最大化原则。政府应根据公共产品社会效益的不同，分层次、有重点地确定财政支出范围。④注重财政支出结构相互协调原则。财政支出结构的协调主要指结构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适应，是明确支出重点与非重点的平衡发展，而不是各个要素不分主次的平均发展。在不同的条件下，各要素在财政支出结构中的地位不同，有着明确的主与次、重点与非重点的分别。⑤体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原则。财政支出结构按行政级别划分有中央、省、市、县、乡各级财政支出，由于各级政府职责权限不同，财政支出范围也不同，即事权与财权应相一致。国家可通过立法等形式确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的事权，根据各自事权确定相应的财权。在明确财政职责范围的前提下，合理、科学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支出范围。

3.总体思路：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前提是科学界定我国财政支出的范围，明确政府及财政应当承担什么事务，应重点支持什么，重点控制什么等等。因此，我国财政支出调整的总体思路可作以下考虑：①确保国家政权建设支出需要，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政权建设支出属社会公共需要支出，市场机制无法满足，只能由政府财政通过税收筹集资金予以解决。②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近年来，我国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支出逐年增加，但仍存在支出比重较低、社会保障覆盖面较窄的问题，这难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各级财政应进一步加大社会保障的投入。③加大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力度。社会公益事业具有较强的社会效益，私人投资者通常不愿介入或介入不充分，政府财政对社会公益事业的支持，有利于促进社会事业进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环境。④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加大对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产业的支持力度。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财政理论的客观要求，财政预算内投资要退出“竞争性”领域，逐步让位于市场，财政主要增加对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以及基础研究、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投资。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篇5

读完《中国财政支出结构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这篇文章以后，心情相对于读文章的过程中的激动难抑来说，现在的我反而是一派平静了。无论文章中所指出的中国财政问题是多么的尖锐以及正确，我还是要针对此文提出我自己的一些粗浅且仅代表我个人的见解。

从文章中可以看到，首先，作者简明地指出了当前财政支出的大头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行政费用上占比过多，经济建设中对国有企业的补助过大，民生问题上的重视程度不足、资金支持不够等，这类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在针对行政费用问题方面，作者明确指出我国公款用车及公款吃喝的奢侈风气，公务员职务消费开支过高已成为老生常谈的话题，人们甚至已经习惯了公车私用、公款私用等浪费人民财产的行为，这不但使得财政支出结构中行政管理费用高，也使得各地方基层的基础民生建设不得完善，公车公用、严格预算、阳关支出，已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最后，作者指出国家应加强民生建设，多关注民生，特别是在基础医疗、社会保障、基础教育等各类基础设施制度的建设方面要多加重视，以保障税收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切实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理念。

虽然文章中作者针对现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但还是存在着一些问题。

第一，在针对行政支出过高问题的解决方案上，作者过于理想化

地要公车公用，实行份饭制度，这对于当下中国的现状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这些变革会触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这既得利益者又都处于当权的地位，所以做这方面的改革就很难了。现在我国的公务员结构庞大，机构纷繁复杂，改革不能立竿见影，例如“车改”的实行在有些地方机构已变相地成为了一种新的津贴。这都说明，削减行政支出只能循序渐进，而作者的观点只可作为一种长远的发展目标，在短期内是不可实现的。

第二，关于经济建设支出不可将国家对于经济建设的投入一杆打死，在经济建设初期，国家的经济建设费用在很大程度上都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中国在短期内跟上了国际的步伐，在这方面国有企业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最后，我针对如何控制行政规模支出这个问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中国行政管理费支出比重远高于直接民生领域的文教、科学、卫生、社会保障支出所占的比重。“中国公仆的花费，居然超过用于民生的经费，挤占了主人的用款。这种财政支出结构，近年有所改善，注入民生的部分增多了，但总结构仍不合理。它当然应是我们现在要打造民生财政不可回避的改革对象。”

（1）精简行政机构多余人员，调整组织结构形式，建立有效竞争机制

（2）建立完善的预算体系

（3）加强法制建设，推进多渠道监督

（4）进行行政体制改革，与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相

联系。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篇6

GDP的实际增长率与政府消费性支出比率呈现显著负相关，但是政府投资性支出却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必要环境。2008年，陈仲常以保罗·罗默的经济增长理论为依据，证明了在支出既定的条件下，可以通过优化政府支出结构来促进经济增长。但是采取怎样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才是当前经济形势下最优选择呢？

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是一个复杂繁琐工程，涉及到多方面的利益冲突，在考虑如何优化时，应当遵循一定的基本原则。

首先，要明确政府的职责范围。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大背景下，各级地方政府要重视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是在“市场失灵”时，依靠法律和经济手段间接调控经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所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要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取消对企业的各种补贴。同时，加大对科教文卫事业的支出比率，改善公共服务，大力发展社会事业，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另外，针对当前存在的财政支出责任不清晰，支出结构中存在“越位”、“缺位”现象。地方政府应当强化预算约束，建立效益评估体系，积极规范转移支付制度，以强化财政支出管理，提高财政支出的使用效率。

其次，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加大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同时要扩大医疗保险和事业保险的范围，使社会保险的范围可以涵盖每一位公民。不仅要关系关注低收入人群的生活保障问题，同时还要留意他们的医疗救济，确保这些低收入者也能享受到基本的医疗服务。地方政府要着力提到当地的就业率，完善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各项财税扶持政策，降低失业率。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我国的财政支出与结构优化 篇7

一、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必要性

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能够促进经济实现良好的发展与进步, 当前,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的效果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评价标准, 指导着经济发展的方向[1]。在财政支出总量基本上不变的情况下, 财政支出结构的效果对于社会积累与消费的比例产生直接性的影响, 也关系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潜力。当前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还不尽合理, 经营性支出、补贴事业费过多, 但是基础性投资和社会性的公共支出严重不足, 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发展。

同时, 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也是当前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需要, 服务型政府是为社会提供服务和公共产品的政府, 这一工作的开展需要以公共财政预算以及财政转移支出作为指导, 真正关注百姓的需要以及利益。

此外, 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条件下, 国家宏观调控下, 市场会对资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财政支出嫩巩固为宏观调控的分配数段对市场资源配置中的不足进行补充, 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推进。

二、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现状

当前我国的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推进, 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财政体制思想认识也被保留下来, 经济体制的作用使得政府不能准确对自己进行定位。政府不仅是管理者也是所有者, 从生产、消费、社会再分配过程中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政府的越位管理会导致资金以及财政资金的浪费。目前我国的财政资金还有比较分散, 使得一些大型的公共项目投资不足, 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下降, 不利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形成。

教育经费也投入不足, 虽然我国在教育投入上逐渐增多, 但是财政性的教育经费支出依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我国的私人支出在教育支出中的比重则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这种现象使得私人消费空间被压缩, 社会消费的其他方面需要不足, 不利于我国内在经济增长动力的提升。教育投入上还有一个问题是教育资源没有公平的分配, 基础性的教育支出比较少, 教育在城乡区域间的不平衡现象依旧长期存在。

同时, 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不均衡, 医疗资源依旧过分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 医疗卫生方面财政投入不足, 因此需要完善和增加政府医疗卫生投入。

我国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中, 很大一部分投入是财政补贴, 但是在财政补贴政策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 补贴的种类比较多, 规模比较大, 统一管理的难度比较大, 并且存在着不合理的现象。城乡差距比较大, 补贴制度不够透明。

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策

(一) 明确财政支出范围

市场经济以及公共财政体制下, 公共财政支出的职能范围需要明确, 了解财政承担和不承担的工作内容, 促进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完善与优化。对于应该承担的, 财政需要积极投入, 对于不应该承担的要坚决退出, 避免财政的越位和缺失, 使公共财政能够实现其职能。对财政的生产建设职能进一步弱化, 减少经济增长对于财政的依靠, 财政要从一般的竞争性的和盈利性的领域中退出, 开展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的和重点的投资建设。

(二) 增加社会公共性的财政支出

社会公共性的财政支出是国家财政支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主要有教育、医疗卫生、环保、社会保障等。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中, 社会公共性财政支出严重不足, 因此为了更好的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就需要优化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改善民生。

对于教育投入, 应提高重视, 增加财政支出, 对教育经费进行分级管理和负担, 明确教育领域财政资金的支出范围, 对内部资金结构进行优化。完善教育改革规划, 促进教育现代化的发展, 实行素质教育, 促进全民教育水平的提升。强化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教师的待遇, 注重重点学科建设, 强化实验基础的建设, 对于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加大投入力度。

医疗卫生是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 应加强医疗卫生事业的财政支出, 促进医疗卫生改革的不断途径, 强化卫生事件的应急能力, 促进服务水平的提升。完善城乡覆盖的医疗救助和疾病防控体系建设, 实现公共卫生服务的均等化发展。做好医疗监督工作, 保证居民安全。

做好社会保障支出, 这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促进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必要条件, 促进我国的城镇居民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与完善, 增加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力度, 使人人都能够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成果, 促进社会稳定发展。

(三) 做好财政监督, 实现科学的财政支出管理

随着我国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 效益需求的提升, 做好财政监督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应建立完善的财政预算编制监督制度, 保证编制出的预算能够及时准确的报送到管理机构进行审核和备案[3]。强化预算执行机制的建立, 使财政监督机构能够按照相关成本严格开展监督工作。同时强化预算决算监督以及财政内部监督机制的建立, 使财政各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参与其中, 做好事前、事中以及事后的管理与控制, 将预算编制、执行与财政监督有机结合, 促进财政活动的顺利开展, 使财政支出得到科学的管理。

四、结束语

当前社会经济不断发展, 财政职能也应灵活地对经济建设支出进行调整, 将基础设施、公共事业作为投资的重要内容, 促进财政支出结构调整, 实现社会改革的推进, 使社会朝着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罗文宝, 向莉.我国财政支出结构问题及其优化研究[J].前沿, 2014, Z9:113-114.

[2]王彩花.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演进与优化对策探析[J].中国管理信息化, 2015, 03:139-140.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篇8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极大成就,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的提高,中央政府执政重点逐步转向建设“和谐社会”,而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无疑是建设“和谐社会”过程中所需要着手解决的问题。自1978年始,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经历了“缩小—持续扩大”的增长路线①:1978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仅为209.8元,到1980年增长到261.46元;1980—1985年这一数字下降到242.56元;但是自1985年以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呈现出持续的波动上升,直至2007年城乡收入差距已经扩大到1709.12元。蔡昉、杨涛(2000),Yang、Zhou(1999)、世界银行(1983)等研究也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很难以惯用的库兹涅茨·威廉姆森“倒U”假说解释,而是呈现出不断波动扩大的趋势。

城乡收入差距不仅体现在可支配收入上,城乡人均占有金融资产、社会保障、消费能力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这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严重隐患。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城乡统筹一体化、外贸融资、新农村建设等方面都有众多不利影响。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需要农村自身努力,同时更需要政府的财政支持与政策引导,政府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制定正确的政策首先必须了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政治背景。David Ricardo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认为工业与农业部门的不同生产方式及其不同的产品需求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源。Lewis(1954)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并指出现代工业部门采用先进生产技术,面向市场进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活动,生产效率相对较高,所以劳动力工资收入也较高;而农业部门由于各种约束少有产品流向市场,传统部门也很难从现代部门中获益,所以农民的收入只能维持在较低水平。此外,陆铭、陈钊(2004)、马从辉(2002)、刘文勇(2004)等也认为中国政府长期实行“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政策确实人为地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工业部门采取资本倾向技术限制了对农村劳动力需求,经济资源向城市重化工业集中,保障工业增长压低农产品收购价格形成不利于农民的“剪刀差”, 严格户籍制度限制城乡劳动力相互流动(蔡昉、2001)等,这都限制了农民收入的提高。陈宗胜(2000)通过考察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不同的发展状况,将二元经济结构视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并指出只要传统农业部门没有摆脱在二元经济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城乡收入差距就很难缩小。

政府财政投入也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重要原因,并且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是相呼应的。财政支农力度不够、城乡社会保障分布不均衡、农村税收负担沉重、农村科教支出偏低、农村公共支出绩效低下等都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财税原因(沈坤荣、张璟,2007)。Becker(1975)利用人力资本理论论述了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指出教育对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大意义。Tin bergen(1975)从供给和需求理论解释收入分配,认为劳动的过度供给导致了低工资收入,而解决的方法是要使教育发展超过技术发展,有意识地造成非熟练劳动力的过度供给和熟练劳动力的短缺,减少收入分配的差距。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因素,而教育需要政府财力的大量投入(邹国平,2004)。此外,李实(2003)指出农民承受不合理的税费负担及对农村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的歧视是造成城乡收入扩大的重要因素。程开明、李金昌(2007),陆铭、陈钊(2004)从城市化偏向角度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前者采用1978—2004年时间序列数据计量证明城市化偏向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其中财政支出等非价格政策城市化倾向日益突出加速了收入差距扩大趋势。蔡昉(2003)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考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制度路径,发现我国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建立起了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有效排除农村人口的排他性劳动就业制度和福利制度。刘成奎、王朝才(2008)从社会公平角度出发,实证得出财政支出结构不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结论,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向是加大对农村地区的科教文卫支出,适度增加社会保障支出,调整支农资金支出方向,增加农村地区的办公人员经费等。

现有文献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理论研究已经十分成熟,但专门针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财税原因研究(特别是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已有实证研究采选的数据比较单一、缺乏说服力。本文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为政策目标,运用省级面板数据重点讨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财政支出结构优化方向。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是引言与文献综述,第二部分是现状描述、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理论解释,最后得出简单的政策建议。

二、现状描述、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一)农业公共支出现状描述

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主要包括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及农林部门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救济费用与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其中主要以支援农业生产和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为主,农业救济费与科技费用在总支出中所占比例较小。从规模上看, 国家各项农业支出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如农业基本建设支出从1978年的51.14亿元上涨到2006年的504.28亿元。

与农业支出规模不断扩大不同,财政支农总支出占财政支出比是不断下降的;同时,农业的支出税收比(农业总财政支出/农业总税收)却不断缩小。其中,农业支出占GDP的比重由1978年的4.1%下降到2006年的1.5%,农业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6年的7.8%。农业的支出税收比由1978年的5.3下降到1996年的1.9,随后年份稍有增加,到2006年达到2.9,但还是比改革开放初期下降了将近一倍。政府从农业收取的税收增多而相应支出却减少,农民没有享受到与其承担税收相应的公共服务。

总体来说,农业支出呈现出以下趋势:农业支出绝对规模不断扩大,农业支出占GDP和财政支出相对比不断下降,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村基本建设支出是农业支出重点,农业救济费和科研费用却相对较低,政府从农业部门收取更多的税收,用于农业的财政支出却没有相应增加。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Barro(1990)构建古典AK数理模型,提出财政政策能够影响产出水平的研究框架。模型以政府预算分类为前提,运用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将政府公共支出作用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之中。具体生产函数形式是:

Y_t=AL^1-a_tK^a_tG^β_j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代表某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L为有效劳动力,代表某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K为社会固定资产总额,代表某地区投入再生产的物质资本;G为某地区各项财政支出水平,A表示技术。假设技术系数为常数,等式两边取对数可得:

InY_t=c+(1-a)InL_t+aInk_t+∑β_jInG

本文研究的是如何调整财政结构以达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的,收入与经济增长是高度相关的。在此基础上,若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对GDP可以近似替代,则等式可以用来检验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政府支出预算在年初编制,对经济的影响可能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显现,所以允许滞后期的存在,滞后期的选择以检验标准最优为准②;为了避免数据不平稳带来的伪回归现象,对解释变量进行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确定是否需要加入时间T剔除趋势项的影响;固定效用模型或随机效用模型的选择由Hausman检验得出。

本文将依次构建三个等式进行实证检验,其中Yt 依次代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及人均城乡收入之差;Lt 代表就业人数;Kt代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额;Git为各项财政支出。本文将财政收入分为转移性支出、投资性购买支出和消耗性购买支出以考察政府职能的侧重点。转移性支出主要包括社会福利支出、社会保障支出、支援不发达地区支出及政策性补贴支出,主要体现福利保障体系的真正受益者并以此判断政策的调整;投资性购买支出主要包括基本建设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流动资金、企业挖潜改造等,用以检验投资性购买支出更多地刺激了农村还是城市的经济发展;消耗性购买支出主要包括行政管理支出费用及科教文卫事业费用等,用以考察政府公共服务更多惠及哪个群体。本文采选的是省级面板数据③,基于数据的可得性,为避免分税制改革带来的数据波动及考虑到2007年财政支出分类口径大幅度的调整,本文截取的年份为1995—2006年,所有数据均以1994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基准进行平减,数据直接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计量操作由Eviews5.1完成。

三、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利用GDP与城乡人均收入分别做PCSE极大似然估计回归,发现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与GDP的相关程度分别达到了95.25%和98.61%,可认为人均收入指标近似替代GDP指标是可行的。根据设计方案依次对财政支出结构与城市人均收入、农村人均收入、城乡收入之差三变量进行OLS回归,最终结果(见图表)所示:④

以不减小R²为准则,经过多次检验选择了滞后1期为标准;通过Hausman检验,三个方程都显示使用个体随机效用模型,最终总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城市化流向的社会投资和人才资源集聚的确加速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都显著地提高了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系数的T值在1%或5%左右都通过了检验),但是它们对城市和农村的促进作用是不相同的。对城市人均收入(系数分别为0.0757、0.5816)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农村(系数为0.0635、0.4844)。Lipton(1977)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容易发生投资、税收、金融等城市化偏向的资源配置,使经济在城乡之间不平衡地增长导致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执行严格的城市化偏向政策,率先开放东部沿海城镇区域,私人投资及社会投资大量配置给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政府政策扭曲了资本向城市集中的速度,在过速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却造成了农村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经济发达区域容易形成对人才的强大吸引力,农村培养出的高素质人才向城市集聚造成农村地区严重的人才流失;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严格户籍制度限制了劳动力在城乡之间的流动,把农民排除在城市经济发展受益圈外,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不可避免。

2、 城市地区是转移性支付的最大受益者,社会保障体系明显向城市倾斜。转移性支付主要是抚恤与社会福利救济费与社会保障支出,从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转移性支出显著促进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转移支付对提高城市人均收入的作用(0.2365)明显高于农村地区(0.1525)。我国自建国以来在医疗、养老等方面为城镇职工提供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城市居民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受益者;而农村地区则主要推行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保障体系。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04年底,占全国人口80%的农村人口所耗费社会保障费用不足总额的11%,而仅20%的城市人口则消耗了近89%的社会保障费用。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保障,农村地区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制约了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影响了农村生活质量的提高,造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3、 基本建设和企业补助性支出向城市工业倾斜,国家支援农业支出发挥作用不大。基本建设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及农业综合开发支出是投资性购买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从实证检验来看,投资性购买支出对城市人均收入有显著的正向收入弹性,但对农村人均收入提高作用十分不显著,这直接导致了城乡人均收入的扩大。公共产品供给城乡分布不均等是我国公共产品提供的难题,我国的基本建设资金几乎全部向城镇投放,基本建设投资所建成的交通、通讯、水电力、公共设施等公共品基本被城镇居民享用。基础设施具有巨大的投资经济效益,可以促进城镇经济的快速发展;而农村地区对公共品的享受程度很低,直至如今薄弱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仍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受到限制。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支援农业建设各项财政支出却没有对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拉动作用。第一、国家财政对农业的实际支持力度是不断减小的,农业财政支出占GDP及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不断下降的,农业资金满足不了农业发展。生产资料价格的波动、农业经济效益的低下、农业生产环境的恶化,都需要持续稳定增长的农业资金。而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却一直实行“抽农补工”的收入分配政策,把农村财富向城市工业转移,必然造成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第二,我国虽然一直强调支持农业,但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较为严重的农业歧视现象。农业资金发放不到位、使用效率低、配置不科学等,都使得农业支援资金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经济作用,对农村地区经济贡献率低,无法发挥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4、 消耗性购买支出内部各项支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各有不同。消耗性支出对提高城市人均收入和农村人均收入差距作用都是显著的,并且影响程度大致相同(影响系数分别为0.0275和0.0235)。消耗性购买支出主要包括科教文卫支出和行政管理支出费用。已有研究大多都表明科教文卫支出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是显著的,无论是国家给予农村的教育支持、科技支持还是卫生改善,都有利于长期科学地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虽然财政在科教文卫上的资金投入还是较为偏向城镇,但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积累的边际效用要高于城镇地区,政府在农村地区人力资源方面的财政投入显著地推动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刘成奎,2008;刘文忻、陆云航,2006)。就行政管理费用而言,人员经费和办公经费是行政管理支出费用的两大部分。人员经费几乎全部是城镇行政人员的工资性收入,而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是比较低的。办公经费也主要是为城镇居民提供较为完善的发展经济环境,城镇居民是行政管理费形成公共服务的主要享受者。相反,农村地区由于地域限制、人员冗余、机构重叠繁杂、办事效率相对低下等原因,使得农村居民从行政管理支出受益程度远远小于城镇居民。

总的来说,我国的人力、物质资本及财政支出都呈现出较强的城市偏向;转移性支出、资本性购买支出、消耗性购买支出的一部分都显著地提高城市居民收入,而其对提高农村人均收入作用远不及城市或者效用根本不显著;科教文卫支出对提高农村人均收入有正向作用,但因发挥的拉动作用不够大,因此消耗性购买支出总体上还是表现出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趋势。

四、政策建议

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了我国总体消费能力的增长,影响了经济长期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基于以上实证检验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相应的政策建议:

1、制定有利于农村资金导向的政策,给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居民消费提供更多的优惠措施,重点扶持有利于农村地区资本积累的项目。

2、打破城乡户籍限制,加强城乡居民之间的流动,促进农业人口顺畅转移,建立各种有利于防止农村人才流失的就业政策。

3、提高农村地区社会保障费用所占比例,改变农村以家庭保障为核心的保障模式,建立健全完善的农村医疗及养老保障体系。

4、加大财政支持农业力度,引导农民科学发展生产力,加强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合理推进城镇化进程,保证农村居民平等享受公共服务。

5、继续加强对农村地区的教育、卫生、科技方面的财政支持,真正以科学带动农村经济发展。

6、精简农村地区政府工作人员,提高办事效率,优化人员结构。

注释:

①城市收入和农村收入分别由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表示,分别以1978年城市和农村居民消费物价指数进行平减,所有数据经由《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数据整理所得.

②这里以调整后R²最大为准则.

③由于数据的不完全性,本文没包括西藏省,将四川省和重庆市数据进行合并.

④括号里的数值表示t值,星号表示显著程度。★★★表示在1%的置信水平下显著,★★5%的水平下显著,★在1%的水平下显著。面板数据ADF检验显示,城市人均收入、农村人均收入、城乡收入差距、社会投资总额、就业劳动力都显示为I(0)平稳,财政各项支出显示为I(1)一阶差分平稳,则说明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共同运动的趋势,不需要加入时间趋势项.

参考文献:

[1]Barro R.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103-125.

[2]David Ricardo. 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M].Bohn’s Economic Library,1891.

[3]Lipton M. Why poor people stay poor: Urban bias in world of development [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

[4]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6).

[5]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2003(2).

[6]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5).

[7]赵红军,孙楚仁.二元结构、经济转轨与城乡收入差距分化[J].财经研究,2008(3).

[8]刘文忻,陆云航.要素积累、政府政策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6(4).

[9]赵人伟、李实.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及其原因[J].经济研究,1997(9).

[10]刘文勇.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程度、原因与政策调整[J].农业经济问题,2004(3).

[11]阿瑟·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12]刘成奎、王朝才.财政支出结构与社会公平实证分析[J].财政研究,2008(2).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 篇9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同时必然伴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演进，特别是在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增长以结构的加速转换为重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产业结构日趋改善，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和经济结构优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演变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相伴随，我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巨大变化。

一、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从长期的变动趋势来看，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变化。第一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同时内部结构逐步得到改善；第二产业的比重经历了不断波动的过程，但长期稳定保持在40%~50%之间，工业内部结构得到升级，制造业增加值占全部商品增加值的比例由1978年的30.5%上升到2005年的52%；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处于不断上升的过程之中，增加值比重由1979年的21.9%大幅上升至2006年的39.5%。

1．产出结构变动

表14.1和图14.1分别显示了1978~2007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组成情况及其变动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情况具有如下特点：

第一，从总体上看，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产业占全国GDP的比重约30%，但是到2007年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10.97%，降幅非常明显。需要注意的是，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呈现上升趋势，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才转为下降，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第一产业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上升趋势，与当时在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释放了农业生产力有关。由于制度性释放劳动生产率是一次性的，因此在80年代中期以后，第一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就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

第二，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出先降后升的趋势，但总体上看，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在GDP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48.22%下降到1990年的41.34%，到2007年，再次回升到50.27%。从整体上看，第二产业始终在GDP结构中占据最重要的地位，自改革开放以来，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没有发生大的变化。

第三，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但是2002年以来，却呈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由表14.1和图14.1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所占比重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而在1983年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在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02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差距最为微小，仅相差3.07个百分点，但是自2002年以后，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的比重却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

2．就业结构变动

第一，就劳动力投入的变动趋势而言，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自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断下降，从1978年超过70%下降到2005年不足50%；与之相对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不断增加，分别从1978年的17.3%和12.2%提升到2005年的23.8%和31.4%。

第二，虽然就业结构的变动趋势和产出结构的变动趋势是一致的，但在构成比重上，两者仍然有巨大的差异。表14.3显示了这种对比性差异。第一产业在GDP结构中所作出的贡献和其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即使考虑到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人均劳动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样反差巨大的劳动力投入水平和产出水平仍然非常惊人。同时，必须注意的是，中国第三次产业吸纳的劳动力人数非常有限，单位劳动力产出远远低于第二产业，通常情况下，这和通常的观点存在差异。

3．劳动生产率变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体经济效率不断提高。表14.4和图14.2显示了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917元/人增加为2005年的24246元/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很快，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基本保持小幅稳定提高。

与此同时，三次产业之间的生产效率差别却日益扩大。如图14.2所示，20世纪90年代以前，三次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不大，各自之间的差距也不突出，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差距甚至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从1990年开始，不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之间的差距也呈扩大态势。目前，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又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

从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来看，我国三次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均高于GDP的增长率，且出现了较大的波动，尤其是第三产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相对较低，且其提高的速度呈下降趋势。1980~1990年，农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13.55%；20世纪90年代，年均增长率为12.70%；2000~2004年，年均增长率为11.74%。工业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劳动生产率，且增速快于农业劳动生产率。20世纪90年代，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的13倍，进入21世纪后，农业劳动生产率有了大幅度提高，工业劳动生产率约为第一产业的7倍。第一产业生产效益和第二产业生产效益在近二十多年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它们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但二者之间不是互为因果的关系，二者的变动也没有均衡性和关联性。改革开放以来的近三十年中，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为9.58%，总体呈上升趋势，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增幅更大。

4．从国际比较看我国的三次产业变动

2006年，我国人均GDP突破了2000美元，达到了2042美元。结合以往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在人均GDP达到2000美元时所展现出的GDP结构和就业结构和以往的国际经验相比，有比较大的差异。表14.5显示了这种差异。钱纳里、艾金通和希姆斯模式（以下简称1970模式）与塞尔奎因和钱纳里模式（以下简称1989模式）和中国的现实国情都有比较大的差别。在1970模式中，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是逐渐上升的，而在1989模式中，第二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最高，但是第三产业无论是就业水平还是GDP构成都比中国现实情况要高。考虑到1970模式所研究的背景和1989模式研究的背景有巨大不同，人均达到GDP2000美元所代表的发展程度也有所降低，因此，1989模式明显比1970模式更接近工业化时期，而1970模式已经显示出后工业化倾向。与之相比，中国仍处于工业化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就达到了人均GDP2000美元，因此第二产业显示出了非常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来说，中国第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过于低下，这也是造成中国目前农民贫困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二、第一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及特点

三次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也是非常显著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产值结构变动的总体趋势是农业比重下降，林业比重相对稳定，牧业和渔业比重上升。表14.6显示了1978年到2005年，农业、林业、牧业和渔业在第一产业内部的结构变化，图14.3则显示了这一变化的时间趋势。

在改革开放之前，种植业在第一产业中始终占据最重要的地位。1978年，种植业占第一产业比重的80%，远远超过渔业、牧业和林业的总和。虽然种植业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始终处于下降趋势，但是直到2005年，种植业仍然占第一产业的49.7%，大体上仍相当于渔业、牧业和林业的总和。在农业内部结构方面，种植结构（产品和品种结构）的调整取得了较快进展，粮经比例不断优化，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扩大，蔬菜生产大幅增长，品种结构不断得到优化，产品优质化取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趋势增强。

在改革开放以后，的绝对量虽然也在不断增长，但是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重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在1978年以后，牧业和渔业发展非常迅速。以绝对值计算，2005年牧业的绝对产值相当于1978年的63.6倍，而2005年渔业的产值相当于1978年的181.7倍，在第一产业中的比重也分别从15%和1.6%提升到33.7%和10.2%。牧业和渔业在第一产业内部比重的迅速上升与国民收入的提高紧密相关。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对肉类产品和鱼类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显著刺激了牧业和渔业的发展。同时，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农产品逐渐进入国际市场，尤其是肉类、禽类和水产品在农产品出口中占据了比较大的比重，这也是牧业和渔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我国农业产值结构变动基本上是需求结构转变带动生产结构转变的结果。此外，国家放开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也是促使农民转向种植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的直接诱因。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产业内的结构变化集中的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由图14.3可以看出，在1990年以前，农业、牧业、渔业的变化幅度都比较大，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变化的趋势突然变得缓和下来，产业结构转换走过了一个拐点，步伐明显比以往要小。进入21世纪以后，种植业所占的比重有了进一步的下滑，而与之相对的是牧业在第一产业中所占比重的上升。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渔业产值基本没有变化。

三、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及特点

在工业化过程中，第二产业的增长对整个经济增长起着主要的支持作用，而第二产业的迅速增长又与其内部结构的不断变动相联系。1978~2005年，我国第二产业总产值由1745.2亿元上升至87046.7亿元，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1.3%，在GDP中的比重长期稳定在40%~50%之间，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是工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工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和拉动率在三次产业中均居首位，国民经济工业化水平显著提高。

1．工业结构的轻重比例变化

工业快速增长相伴的，是工业内部结构的迅速变化。按照轻重工业比例关系的变化，可将工业结构的演变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20世纪80年代前中期，矫正重工业倾斜发展战略，解决轻、重工业结构失衡问题。这一时期，采用扶持轻工业发展的方针，轻纺工业被放在经济发展的优先地位，轻工业比重在短短几年内从43%上升到50%，上升了7个百分点。轻纺工业和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在推动工业快速增长的同时，也改善了轻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工业内部结构趋于合理。与此同时，对重工业进行调整和改造，使重工业中为农业和消费品工业服务的机械工业有了较快的发展。

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轻、重工业保持基本平衡的发展态势。在8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促进轻工业发展的政策作用下，轻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比例连续上升，1985年轻工业比重超过45%，1990年接近50%，几乎与重工业形成“平分天下”的格局

第三阶段：从1992年开始，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逐步增加，拉动了以家用电器为核心的机电工业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在基础设施和基础工业瓶颈制约下推动起来的基础建设投资拉动了基础工业的发展，我国工业结构重新出现较明显的重工业化趋势，到1998年，重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的比重已接近60%。这一时期，我国轻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总体保持稳定。

第四阶段：从1999开始，重工业呈现快速增长势头，工业增长再次形成以重工业为主导的格局。2002年以后，重工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比重迅速上升，由2002年的62.6%上升为2005年的69.0%，轻工业则从2002年的37.4%回落为2005年的31.0%。轻重工业的比例差距明显拉大，重工业化趋势日益显著。

2．工业结构的行业构成变化

从工业结构的行业构成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般加工制造业的比重相对稳定或有所下降，以电子及通信制造业为中心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迅速增长，带动了工业结构的升级。目前，我国工业结构正跨入以加工组装工业为中心的高加工度化阶段，正在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资本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换，工业的发展从数量扩张为主转向了以素质提高为主，工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也由解决比例失调转向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总体来看，我国煤炭采选业、食品加工业、纺织业、普通机械制造业四个行业的比重明显下降，其中纺织业下降的幅度最大。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等五个行业的比重显著增加，其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的比重增幅最大，其在2004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10.16%，比1985年提高了6.66%。除了上述下降和上升比较明显的九个行业之外，其他行业的比重变动幅度不大。

2000~2005年，我国工业产业结构进一步改善。2000年，位于工业增加值比重前五位的行业分别为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而到2005年，位于工业增加值比重前五位的行业则变为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统计数据显示，“十五”期间以电力、煤炭、石油为主的能源工业明显加强，钢铁、纺织、建材等传统的原材料和加工工业有所压缩，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为主的信息产业迅速成长。信息产业的迅速崛起，不仅打破了传统的行业生产格局，同时也为其他行业和领域提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促进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进程。

四、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及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国家对第三产业的发展日益重视，我国第三产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8~2005年，第三产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0.7%，比同期国内生产总值9.6%的增长速度高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从1978年的4890万人增长到2005年的23771万人，占总就业人数的比率也从12.2%增加到了31.4%。

在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比重日趋增大的同时，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也在发生着变化。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商业、饮食、居民服务、交通运输、邮电等传统产业领域。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在传统服务业持续发展的同时，旅游、信息、咨询、科技服务、社区服务、金融保险、房地产、教育、文化等新兴行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表14.8显示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的变化情况。从几个大的服务行业来看，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比重有所下降，2005年该比重下降为23.3%；传统的交通运输仓储业比重大幅下降；邮电通信业发展迅速，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呈上升态势；归入“其他服务业”的“社会服务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教育和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等新兴服务行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明显上升，由20世纪90年代初的16.8%上升到了2003年的26.4%，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此外，房地产业发展不断加快，其占第三产业比重有所上升。

在第三产业中，目前占比重最大的仍然是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比例长期保持在20%以上；其次是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和金融保险业，比重最少的是农林牧渔服务业，基本保持在8%左右，在近十年中几乎未发生变化，说明其增长速度与我国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大致相同，发展比较稳定。

财政改革的重点从收入转向支出 篇10

马国川（以下简称“马”）：一九九八年你正式出任共和国第八任财政部长，接替了刘仲藜。

项怀诚（以下简称“项”）：我和刘仲藜关系非常融洽。我们长期打交道，是老朋友、老伙计了。

一九九四年我调到国家税务局任党组书记、副局长，刘仲藜是财政部部长兼税务总局局长，但是税务总局的工作由我主持，全权负责。因为我有一个组织观念，刘仲藜是局长，我必须要给他汇报工作。我就跟刘仲藜说，我一个月给你汇报一次。他说你别来，我不管，你大胆地干就行了。我又说，我一个季度给你汇报一次。每次他都说，你别来，我来吧。税务总局有他的办公室，我在三楼，他在四楼，他每次来都带一个空的公文包，里面连一张纸都没有，然后到我那儿坐着聊聊天，聊完了以后他就走了。给他留的办公室他一天都没有用过。到了一九九八年，刘仲藜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就把我调回财政部当部长。马：你上任的时候，恰逢亚洲金融危机。

项：一九九八年三月我被任命为财政部部长，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财政政策是适度从紧的，并力图缩小财政赤字，但那时经济形势不好，朱镕基总理有一个比喻说：“我使劲踩油门，但是经济就是上不去。”我记得马路上到处都是“大减价”、“跳楼价”，商品卖不出，生产过热，银行贷款也没人贷。一九九八年六月，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了财政政策转型的想法。财政政策见效比较快，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长一些、慢一些。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比较差，可以加大投入。当然各方面还有些不同意见，但我感觉确实再不能拖了，在北方过了十一月以后就霜冻了，基本工程建设都得停。很快，六月份之后，高层就做出了决策。当时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要投资方向，包括水利、机场、农村电网、高速公路等。另外，当时粮库缺乏，安排建设了不少大粮库，而这些基础设施在之后几年都派上了大用场。当时的情况是财政手里没多少钱，要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压力很大。最后国家决定发一千亿元国债。

马：你从税务总局调回财政部工作，就提出来财政改革的重点要从收入转向支出。为什么呢？

项：一九九八年我调回财政部工作以后，和党组同志一起研究认为，一九九四年以来，财政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收入方面的改革是继续不断完善的问题。改革的重点应当转移。后来先后提出了财政支出的十项改革，包括现在实行的集中支付制度、转移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马：这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思想。

项：财政改革要与时俱进，要不断推进，不能毕其功于一役的，而且永远要有改革的思想。要有长期改革的思想，改革是千万不能停的。比如说所得税改革。分税制改革的时候，我们和朱镕基同志之间还有一些争论，争论的问题是增值税的税率定在17%，还是19%？所得税怎么定位，究竟是共享税还是中央税收？当时朱镕基就提出来，增值税基本税率17%，个人所得税先交给地方，企业所得税随企业的隶属关系走，中央企业交中央，地方的交地方。当时我们这些人多多少少都有一点知识分子的毛病，改革的时候我也看很多书，所有的本本上都讲所得税是应当共享的嘛，不应当归一家。朱镕基是当家人，我们之间有争论，最后当然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了，我这个人也不是非常固执的人，我保留意见，就那么执行了。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讲的几句话是很有道理的：现在中央企业、地方企业分配关系很复杂，三天两头算账算得清吗？不如先按隶属关系走，以后情况变化了，条件成熟了再调整嘛！个人所得税将来是个大的收入来源，现在先交给地方，收多了以后再收回来。现在把它共享了，这个钱就收不上来。

马：中央企业、地方企业本来是清楚的，后来企业之间互相参股、合并，还有和外资合营的，已经分不清中央和地方了。

项：企业所得税应该交给谁呢？已经不清楚了。我们不断地向朱镕基反映，他也说，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改革看样子要启动了，你们做方案。二○○二年的夏天，他去检查长江的水利设施，我作为随行人员跟着他去了，一路上他每天晚上看我们的方案。第一个方案他不同意，拿回来了，我们连夜再改。第二天又送上去，又改。中间我们有个争论，就是变成共享以后中央和地方怎么分配比例。开始有些不同意见，后来统一了，第一年对半分，第二年开始**分。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是中国继一九九四年分税制改革后，财政管理体制方面的又一次重大改革，非常成功。马：朱镕基对财政工作很满意。

项： 我不敢这样说，他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对我的工作他不可能很满意，比较满意就不错了。他是表扬过我，那是表扬财政部，表扬财政干部，我不能贪天之功。

马：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曾经称赞说：“中国不但有世界上最好的总理，还有世界上最好的财长。”

项：这是过誉之词。财政没有什么了不得了，做得好坏，主要看对每一个时期的中央工作重点，能不能配合得好，也就是政治敏感性要强，一直到朱基时代，我当部长，他有时候还批评我，说你们财政部就是缺少政治观点，也缺少经济观点，只有财政观点。什么叫没有政治观点？就是不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什么叫没有经济观点，就是不从整个经济来考虑问题。再说得白一点，就是站得低。当然我也不服气，我跟他说，其实真正和你一条心的还是我们。只有我这儿平衡了你才能平衡。改革的体会

马：您参与多项改革，有哪些体会和心得？ 项：体会很多，笼统地说有这么几点：

第一，财政体制改革要正确地把握财政和财权的集中程度。在集权和分权之间找寻一个合理的比例关系，这是我们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几十年来的财政体制改革始终围绕的核心。马：到底什么是合理的？

项：每一个时期是不完全一样的，有的时候要相对集中一点，有的时候可以相对分散一点，都是为时代服务的。比如说解放初期，朝鲜正在打仗，中央提出来“边抗、边建、边稳”的“三边政策”。在这个时候，政府就要集中了。集中一点人人都理解，到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的权力是过于集中了。企业没有活力了，地方没有活力了，所以就要分散一点。来激发、调动积极性，所以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统收统支是对的，八十年代的适当分散、调动积极性也是对的。因为历史背景不一样。我认为，财政收入中，中央政府至少要保持55%—60%。这是我们中央政府实施宏观调控必要的基础。手里没把米，连鸡都叫不来。马：现在有些人对宏观调控不以为然？ 项：必须要有宏观调控，当然宏观调控要适应不同历史阶段的要求。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离开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必乱，至于说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紧了还是松了，是正确的还是不正确的，是正调控还是反调控，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调控一定要有的。

第二个体会，财政体系要相对地稳定。多变不是办法，会造成上下互相猜忌，地方上没有稳定的预期。所以，在一个时期里财政体制要相对稳定，这是一种制度保证。改革追求的是制度创新，相对稳定的财政体制应该是我追求的目标之一。

第三个体会，财政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侧面。财政改革不能过于强调，更不能说它就是最大的改革，它只是配套改革的一个方面。所以既不能滞后，也不宜孤军深入，就跟打仗一样，一定要照顾大局。你是突破口，但是决定胜负的不是你这个突破口。马：决定胜负的是全面改革，是集团军，不是一个方面军。

项：第四个体会，财政体制的调整实际上就是利益的调整，是利益分配关系的调整。任何调整都涉及方方面面利益的增减，所以一定要非常慎重，稍有不慎就会伤及到中央、地方或地方的一个层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主张财政体制要实行渐进的改革，缓缓而行，稳步前进。我也知道有的经济学家，对缓缓而行、稳步前进有不同看法，我们这些人不是经济学家，我们都是做实际工作的，一招不慎就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宁可谨慎一些，不要冒进。宁可保守，也不能激进。我们做财政工作的干部经常被描写成为保守分子，我觉得很正常，我从来不讳言、也不害怕人家说我保守，我是缓缓而行、渐进原则、稳步前进、稳步推进。

第五个体会，财政改革要有长期打算，不要期望毕其功于一役。我们搞成功的这一次财政改革，是由前三十年的历届老同志为我们打下了基础，我们现在的任务是为后人打基础。不冒进，不超越现实。同时要与时俱进，要不断推进财政改革。

第六个体会，重在制度建设，要有制度创新。我做分管预算的副部长时，每次到总理那儿去开会，都觉得总理太难当了，一年财政增加一百多亿，大部分都是地方的收入，中央的部分增加很少，国家计委一屁股就坐掉几十亿，剩下的没几个钱，总理很难当，经常为了没有钱发愁。穷家难当啊。我经常觉得工作做得不好，有愧于领导的信任。李鹏总理召开会议，要我们想办法能不能多收一点钱，这件事情在我脑海里印象很深。

当时财政收入上不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减免税太多，谁都可以当家做主减免税，越权批准减免税人家说你思想解放，不同意减免税人家就说你保守。所以财政和税务部门的压力就很大。一九九二年的六号文件，把减免税写清楚了。我当时想，有没有一种制度本身就对减免税有限制的作用？经济学家跟我说，世界上就有现成制度，就是增值税。我就到欧洲去考察增值税，觉得增值税确实是有道理的。是在增值环节收税，前面已经交了税了可以抵扣，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抵扣法。这样就引进了增值税，确实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马：所以改革一定要把精力放在制度创新上，红头文件也好、领导英明也好，都是一时的。项：人去政怠，人亡政息，而制度相对比较稳定，所以改革要重在制度建设。我很重视制度，原来不断有人到财政部来要钱，而且来的人越来越多，来的规格越来越高，我就给他们做解释，我们追求的是你来我也给这么多，你不来我也给这么多。一句话，按制度办事。同时要建立正确的机制。包产到户就是解决了一个机制问题。为什么在集体劳动的情况下出工不出力呀？因为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激励。包产到户以后，就有激励机制了。我们分灶吃饭，不就是这样吗？收得多了以后就归你嘛，按照体制来分的嘛。虽然是两个很不同的领域，但是内在的改革机制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建立一套有利于发挥积极性的激励机制。我一直主张税收方针应该是“低税率、宽税基、严征管，重惩罚”，也就是说，税率要低，税基要宽，征收要严，惩罚要重。马：在某种意义上重惩罚更重要？

项：我觉得，偷税和小偷是一样的，而且比小偷还可恶，小偷偷的是个人，偷税偷的是国家，等于把手伸到了所有人的口袋里，这是不能容忍的。世界上偷税漏税的人都身败名裂，一些国家的议员为此引咎辞职。人家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认为偷税是最可耻的。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建立起严格的惩罚机制。关键是观念没有跟上。我们错位得厉害呀，我们的厂长申请到政府的减免税，回到厂里全体职工敲锣打鼓欢迎。要是在国外肯定是笑话，因为这只能说明企业家的无能嘛，你不是个合格企业家，才要人家减免税。

一个好的财政体制有这么几个衡量的标准，第一要能够调动两个积极性。第二要体现合理的分配或调节，要体现国家发展过程基本的分配关系。第三，要保证财政收入在经济发展、流通扩大的基础上稳定地增长。第四，分配要日益合理化，财政的分配要能够逐步地体现公共财政的理念。第五，财政体制的改革结果有利于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在中国没有调控必乱，所以政府的调控是必不可少的。最后一条，财政改革要支持、促进其他经济体制的改革，包括税收、金融、物价、能源等体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是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个部分，而不是它的全部，所以既不能单兵突进，也不能拖人后腿。我的理财思想

马：您做了近五十年的财政工作，能否总结一下您的理财思想? 项：首先是实事求是。做财政工作和别的工作不一样，我们那一届政府的总理朱镕基有一次讲，“财政是白花花的银子，是假不得的”。财政工作更是要实事求是地去做。我们之所以对陈云特别尊重，就是他在“左”的思潮的面前始终能够坚持实事求是。马：保持比较清醒的头脑。

项：所以毛主席一再批他，但是到困难的时候还找他，“国难思良将”啊。财政工作永远要坚持实事求是，当别人热的时候，你尽可能别热，尽可能冷静。陈云同志有过一句话，要我们“戴瓜皮帽、吸水烟袋、踱方步，坐冷板凳”，就是说要头脑清醒。马：实事求是，说起来简单，可是坚持起来最难。

项：第二，是财政平衡好，还是不平衡好？现在虽然还没有人说不平衡好，但是连续几十年的赤字。而且还有理论根据，西方国家就是这么搞的呀，美国不是一直在搞赤字财政吗？我觉得财政还是要坚持平衡思想，所谓坚持平衡，并不是说每年一定要追求平衡。发展的过程中允许不平衡，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财政的思想上就是不平衡，财政预算不必平衡，就危险了。奥巴马虽然提出了一万八千亿美元的赤字，但是他已经制订了几年之内减少赤字的措施。所以财政的理财思想还是要坚持平衡的观念，也是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发展观念。只有平衡的发展理念才是持续的发展理念。

马：财政工作一定要坚持综合平衡的观念，只有平衡的发展才是可持续的。

项：第三，先经济后财政。经济决定财政，财政反过来影响经济。财政本身是一个分配职能部门，它不创造收入。创造财富的是物质劳动生产者，是经济活动，所以财政部门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摆对，是经济决定需求，是先经济后财政，而不是反过来。第四，先吃饭后建设。可以说，我一辈子很长的时间就是给老百姓谋饭吃，我一开始当副部长，分管农业财务，当时的农业主要就是搞粮食吃，主管农业的副总理是田纪云。有一段时间每个星期天都要开会。从财政上来说，先要把吃饭问题解决了，再解决建设问题。这也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历史的教训是，我们往往好心想跑得快一点，把基本建设安排得比较多，一屁股坐下去之后别的就顾不上了，影响了吃饭。李先念做财政部长的时候说，作为一个财政干部，就要知道家里的瓶瓶罐罐都在什么地方，有什么家当。几亿人口，第一是要吃饱饭。

第五，留有余地。不要花过多的钱，尽可能不要花明天的钱。马：这和您刚才讲的平衡观点是有联系的。

项：有联系。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在留有余地这个问题上都表现为财政部门和其他部门之间的一种矛盾。别的部门都希望多划一点钱，财政没那么多钱，这样部门之间就出现一些分歧。但是即使财政再富裕，也不可能满足大家的需要，所以一定要坚持编制计划留有余地。第六，勤俭办事。以前我们也经常讲，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钱是永远不够花的，但是花钱是非常容易。所以花钱一定要非常谨慎，花钱的原则就是勤俭节约，这是历代中央领导一贯提倡的，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非常少。我们当前经济社会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花钱的问题，一定要少花钱多办事，办一切事情都要勤俭。这些话不知道讲了多少年。但是现在似乎有些忘乎所以了。不能忘乎所以。

第七，一定要尊重地方，发挥两个积极性。我们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是由于历史原因、资源条件造成的。不能依靠中央一个积极性，一定要考虑地方的积极性。

马：在进行分税制改革的过程中，您对此应该有深刻体会。

项：体会很深。分税制改革里有很多政策就涉及两个积极性。中央领导较有远见，当时定的原则是照顾地方。事实证明，尊重地方、保护地方，给地方让点步的决策，使得整个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稳定了十几年了。中国的财税体制能够稳定十几年，历史上没有过。回过头来扪心自问，反复自省，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更为深刻的道理：在处理中国的重大问题，包括财政问题的时候，一定要照顾到地方，要尊重地方的利益。尊重地方意见并不是说就完全按地方要求做，还是要实事求是，但是首先要有尊重地方的意识和观念。分税制之所以能够十几年稳定下来，大家觉得是一个好的体制，第一，在定基数的时候中央领导照顾地方的利益；第二，在实施改革的过程中继续照顾地方的利益。改革以后中央财政收入比例提高50% 多，钱不是中央财政自己花，而是把它转移支付给了地方，到二○○八年转移支付达到一万三千八百亿元，而改革前才几百个亿，这才叫照顾地方。所以如果不考虑地方的利益，只考虑中央一个积极性，最后一定是使全体利益受损。当然，对地方来说，也不能只强调地方利益，要讲全局观念。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

第八，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财政要权衡全面，而不是只照顾一家。教育、军队、农业、水利、科技等都很重要，把所有的重要性都加在一块儿，比例就超过了一百。财政上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很难，但是必须要做到。其中要突出强调农业，一定要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给农业一个突出位置。

第九，改革创新的思路和与时俱进的思想。中国的改革是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历史阶段走过来的，可能一段时间里这个快一点，那个慢一点，但是总体上不能停。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也有慢的时候。但是都不能停，停了就危险。严格地讲，现在改革要防止停止的问题，不是说它已经停止了，要防止停止。马：您总结的九个方面的理财思想，既是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而且都有现实意义。财政工作有其特殊性，就是它是分配领域的工作，负责的是分配。

项：因为负责的是分配，所以一定要分清什么是主要的比例关系。我觉得，有几个比例关系是财政工作中需要经常分析、比较和研究的。第一，是国民收入初级分配的比例关系。劳动者创造了国民财富，国民财富应该怎么分配？初次分配决定多少比例是给国家，多少比例是给单位、给企业，多少比例是留给个人。当然，这属于初次分配，财政部管的是再分配，负责的是给国家这一部分怎么再分配。但是初次分配很重要，初次分配比例关系我研究得不够，我的感觉是现在给个人分配的比例偏低，多少年来没有提高。老讲要提倡消费，说穿了，老百姓手里没有钱，消费就上不去。第二，是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吃饭和建设就是一个积累和消费问题。总体上来说，我们用于积累的资金和比例偏高，要调整当然有个过程，但是思想上一定要清楚积累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关系。第三，初次分配里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要适当。我一直提倡财政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25% 左右比较合适。第四，也就是财政收入中，中央和地方的比例关系。在今天这个时代，中央政府至少要保持55% — 60%。并不是说中央政府自己就要花这部分钱，其中包括转移支付，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地方之间就不可能均等化，不可能平衡化。陈云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项：如果以一个财政干部的角度来讲中国六十年财政，我并不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共和国六十年，我到财政部工作将近五十年，其中有一半的时间是做财政部最基层的干部，后来的二十多年走到财政部领导岗位上。但不管是当一般干部也好，还是做部长、副部长也好，从中国财政六十年历史来说，我都不是决策者。马：是历史的见证者？ 项：只能说见证一部分历史。马：而且也参与创造了历史。

项：这不敢说。因为有各种局限，对历史的偏见都是避免不了的。如果说这一代人在思想上完全是市场经济的思想，实际上是说假话。马：您非常坦诚。

项：我们这些人身上永远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这种痕迹是少一点、还是多一点，在于我们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对中央精神的理解是深一点还是浅一点，跟中央的步伐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对自己的要求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如此而已。马：也有一个学习能力问题。

项：也有一个悟性问题。今天要说我来讲中国财政的六十年，不可避免地带有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我们这一代人成长过程中，在思想上受影响最深刻的是谁呢？是陈云、劲夫、吴波、丙乾等人指点我们工作，影响我们的为人，这是近距离的。陈云和我们没有近距离接触，但是我们从参加工作以后，就不断地听到陈云指导经济工作的事情。比如，在解放初期，他在上海指挥统购统销的战役，成就辉煌。现在来看，统购统销似乎有问题，但是当时非常实用。

马：不能把具体的历史环境背景抽离出去来看问题。项：我始终对他有感情。但是我们也很清楚，今天用这个办法已经不行了。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对陈云的尊重。陈云同志是解放以后第一任财经委员会的主任，我们财政部的直接领导几乎都是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的。他提出了很多观点，尤其是他提出的“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对我们的思想影响深远。再如，他提出，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要采取“比较、交换、反复”，多少年来我们就是这么实践过来的。陈云提出，要树立三个观念：政治观念、经济观念、财政观念。

对财政这六十年的历史，不同的历史阶段是有不同的评价。领导对财政部不是很满意，这并不奇怪。我们最敬重的一位领导胡耀邦，对财政部就不是很满意。比如，他曾经批评财政部，“你们老拿这个财政赤字来压中央”，还曾经批评说“财政部是小脑发达，大脑不发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该办的事办不了，不该办的事天天一套一套的。他的语言幽默，但是财政部听了以后压力很大。他是总书记，一言九鼎啊。那时候党内还有老同志，谁出来帮财政部说明情况呢？就是陈云。陈云心平气和地说，财政部讲那个赤字不是假的，是真的。一九七九年、一九八○年正是耀邦出来工作的时候，财政赤字第一年一百三十八亿，第二年一百七十八亿。那时财政收入多少呢？一千一百亿，赤字率是百分之十几啊。高得不得了。所以陈云讲，那不是假的，那是真的。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就给财政部解了围。当时吴波是部长，他就讲赤字是怎么造成的，讲得清清楚楚。耀邦城府很浅，是个直言快语的人，知道了实际情况就过去了，也没有再追究财政部的责任。所以在吴波、丙乾同志家里都有陈云写的条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这代人一看就知道其中的含义。所以，人的一生潜移默化比什么都重要。我们都对陈云心存感激。现在讨论市场经济，有时候会批评老一辈领导。我觉得如果说陈云当时的思想是市场经济的一大套，那就不是陈云，那根本都是假的。

马：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也都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的。

项：我们走过的六十年是一个摸索的过程，是“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人在当时就清清楚楚地知道，十年以后怎么样，二十年以后怎么样。我们不可能在五十年代时期就想到这些，我们也不可能在六十年代就想到今天怎么样，我们是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地摸索、完善。在六十年中，我们应对了很多挑战。包括美国对我们的封锁、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苏联撕毁协议、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也包括改革开放出现的新问题和思想的混乱。我们的六十年，不是高歌猛进的六十年，不是莺歌燕舞的六十年，而是充满了挑战、充满了艰难探索的六十年，是既有丰富的经验、又有很多深刻教训的六十年。我们是怎么走过来的？我们是摇摇摆摆走过来的。

马：摇摇摆摆走过来，很形象，也很真切。

项：六十年的成绩是公认的，没人能够否认。第一，我们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我们一段时间走的是闭关锁国的道路，但是我们要客观地评价历史，当时走闭关锁国的道路一定程度上也是被迫无奈。第二，打下了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第三，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道路是不是已经非常清晰了？没有，还要继续摸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