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篇1

篇一：

一、树立科学理念，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引领力二、聚力“ “ 五治” ” 融合，推动市域社会治理上新台阶三、致力一体化平台，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高效运作四、全力组织保障，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首创必成篇二：

一、

起点领先，破解数据汇聚共享“ “ 堵点” ”

二、

高效推进，破解公共安全管理“ “ 盲点

三、

源头预防，破解矛盾纠纷化解“ “ 痛点” ”

四、

集成网格，破解基层社会治理“ “ 难点” ”

2020 年 x 月 xx 日，中央政法委下发《关于 xx 省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地区名单的通报》，xx 市获批第一批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作为新时代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和切入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探索既是防范化解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重大风险应对的准备，也是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的重大决策行动，事关人民安居乐业、事关社会安定有序、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围绕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xx 按照中央、省委精神要求与工作部署，凝心聚力，勇于作为，走出一条探索新路。

一、树立科学理念，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引领力

树立科学理念是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与方向的体现，没有科学理念，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没有科学的步骤与方向，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就没有保障。xx 深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特点规律，树立科学的治理理念，着力增强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引领力。坚持党委的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市域社会治理领域中绝不能虚化、弱化党的领导。xx 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委的核心地位，并发挥好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有效整合各种力量和资源，搭建多方参与的平台，妥善处理各种关系，使市域社会治理规范有序进行。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做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充分发挥人民的创造力，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做到为了群众、相信群众、引导群众。xx 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通过细化和完善各项与人民群众紧密相关的社会治安、矛盾纠纷、公共安全、社区服务、社会风险等举措，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增强城乡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坚持体制机制创新。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发挥其自身独特的治理基础和资源优势，有效破除现有体制机制下的制度壁垒、机制障碍等难题。xx 统筹城乡社会治理各项任务，优化整合市域层面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市场资源等资源配置，增强社会

治理的整体性和协同性，实现治理

要素的深度融合，形成“民呼我应”的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共同体，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二、聚力“ “ 五治” ” 融合，推动市域社会治理上新台阶

“五治”融合是市域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取得实效并长期坚持的关键和保障。在推进试点工作中，xx 紧紧围绕共建共治共享方向，聚力做好“五治”融合文章，推动市域社会治理向精准、精细、精致方向不断迈进。

强化政治引领。把政治引领贯穿于市域社会治理全过程，并不断将其转化为制度优势。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和党政机构改革为契机，建立社会治理领域大部门、大网格、大平台、大执法组织基础，完善党建引领机制、加强政治教育覆盖、夯实基层组织基础，保持社会治理正确方向，推动治理的协同联动。

强化法治保障。围绕市域社会治理急需、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必备的制度需求，结合实际制定务实管用、便于操作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努力建设高水平平安 xx、高品质法治 xx。加强科学立法、狠抓依法行政、坚持公正司法、深化全民普法，促进社会治理规范有序。

强化德治教化。充分挖掘市域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优良革命传统，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陶冶道德情操，狠抓德治教育、健全德治体系、加强德治约束、激发德治能量，提升社会治理文明指数。

强化自治基础。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明确

基层自治边界，依法确定村（社区）工作事项，丰富自治形式、建强自治组织、提升村级自治，凝聚社会治理群众智慧。着力丰富“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的制度化实践，打造“有事好商量”品牌，开展群众说事、民情恳谈、百姓议事等协商活动，充分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做到治理过程让群众参与、治理成效让群众评判、治理成果让群众共享。

强化智治支撑。采用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技术，综合运用大数据、5G、人工智能、融合通信等技术，打通了全市的治理单位，汇集了全市市域治理资源，形成市域治理现代化的全覆盖体系，打造“一体化”智慧指挥体系、“一站式”智慧服务体系、“一张网”智慧管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智能升级。

三、致力一体化平台，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高效运作

xx 市委市政府深刻把握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特殊战略定位，致力打造集成研判信息、整合资源、创新方式的一体化平台——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实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高效运作。

融合七大功能，主打智慧治理。汇聚共享功能，通过归集全市域数据打造市域治理 1 张总图和党建、社会治理、文明城市、高质量发展、政务服务等 16 张专题图，动态展现市域治理工作全貌；智能搜索功能，聚合业务专题关键信息，形成智能搜索引擎，以鲜活的数据、图文并茂的方式提供辅助技术支撑；集约服务功能，借助 xxxx 和xx 百通 APP 的集成服务优势，构筑群众与政府快速对接通道，打造“群众吹哨、部门报到”治理新格局；分析研判功能，运用大数据技术

构建经济社会全覆盖分析研判体系，辅助领导科学决策；监测预警功能，搭建人工智能预警分析模型，实现常态监测预警和突发风险防控，推动市域治理从被动“堵风险”向主动“查漏洞”转变；联动指挥功能，建立集平时协调联动、战时应急指挥于一体的市县乡三级联动指挥体系，实现高效联动、平战结合；行政问效功能，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考核，形成覆盖市县乡三级行政执法和公众服务全流程监督评价体系，有力提升行政效能。

健全三级体系，推进常态治理。xx 个县（市）区、xx 个乡镇（街道）均建立市域治理现代化指挥平台，形成“x+xx+xx”的立体化指挥体系；整合优化部

门职能，市、县两级整合优化“xxxxx”、网格化以及数字城管等相关部门单位的职能和机构，设立县、乡治理现代化指挥中心；建立指挥中心运行机制，建立部门进驻、指挥长负责、人员管理、考核问效等系列运行制度，实现指挥中心制度化管理。

严格规范运行，完善制度治理。建设“部门进驻、联席会议、分级指挥、应急响应、跟踪问效”等闭环工作流程，落实指挥长负责、考核问效等制度；采用覆盖全市范围的“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模式，优化整合基层行政审批、执法管理、公共服务、市域治理等力量，为全市市域治理现代化奠定体系基础。

四、全力组织保障，确保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首创必成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将会带来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变化，需要各地各部门合力去推进。为此 xx 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地各部门必须强势推进、奋勇争先，全力确保试点首创必成。

高层次强化组织推动。市县镇三级成立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双组长的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领导小组和平安建设领导小组，压实推进责任，把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与贯彻落实国家安全、平安、法治、信访等责任制紧密结合，科学构建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加大人财物保障力度，组织各方面力量扎实推进，实施“责任五进”工程。

高水平健全考评机制。坚持以考促建，把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建设情况纳入全市考核体系，对各类责任主体完成社会治理目标任务的进度、质量、效果进行考察评估，明确结果性指标，考核结果与年终奖励、评先评优挂钩，以严格考核倒逼工作落实。

高定位推进争先创优。激发“敢争第一、勇创唯一”的壮志，勇闯“无人区”、推动“新突破”，推动 xx 社会治理成为群众信得过，充分体现科学性、规律性的过硬品牌。

篇二：

一、起点领先，破解数据汇聚共享“ “ 堵点” ”

二、

高效推进，破解公共安全管理“ “ 盲点

三、

源头预防，破解矛盾纠纷化解“ “ 痛点” ”

四、

集成网格，破解基层社会治理“ “ 难点” ”

近年来，xx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立足市情实际，紧抓互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变革契机，牢固树立“以智力补人力、向科技要战力” 的创新理念，推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迈开新步。

一、

起点领先，破解数据汇聚共享“ “ 堵点” ”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xx 利用“四频一网” 视频会议系统部署疫情防控相关工作，县、乡镇、村以视频会议形式收听收看，将全市疫情防控社区防控相关精神及工作要求及时传达到乡镇、村基层一线，有效助力全市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近年来，xx 在全省率先建成的纵贯市县镇村四级的“四频一网” 视联平台，全部接入三级网格中心。

平台拥有视频会议、视频监控、视频调解、视频接访、社情民意等 xx 个功能模块，不仅实现了指挥调度、视频巡查、服务管理等业务应用扁平化、可视化，还为广大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载体。“全省领先、全国一流”。

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征程中，xx 瞄准这一标准定位，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以智能化建设的新成果全力破解制约社会治理的关键障碍。建成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城市“大脑”。

xx 启动市级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建设，依托公安云平台和“智慧 xx”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全面开展数据整合，为市域社会治理提供基础支撑。现已成功接入 xx 个政府部门和民生企业 xx 类数据，数据总量约 xx 亿条，成功开发维稳预警预测系统等 xx 余个应用场景。全面升级技防监控城市“天眼”。

整合政府、企业、社会等各方面视频监控资源，加快现有监控设备的智能化改造，全面加强公共安全视频资源联网平台建设，积极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推进视频监控资源与数据挖

掘、人脸识别、人像追踪、车牌比对、智能预警、行为判断、地理信息等融合对接。

居民小区视频监控联网建设经验被原中央综治办全国推广。创新搭建“四频一网” 治理“手臂”。“四频一网”平台拥有视频会议等 xx 个功能模块，为广大群众享有公平正义的公共法律服务和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平台载体。

目前，市县镇村四级 xx 个点位已全面贯通，建成由 xx 人组成的网上调解专家库，对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 xx 路，让城乡居民都能通过电视、手机成为平安建设的“雪亮眼睛”。

二、

高效推进，破解公共安全管理“ “ 盲点

日前，记者来到全市“雪亮工程” 居民小区视频监控综合应用工程控制中心看到，一块显示大屏由多个小屏拼接而成，每块小屏上都实时播放着监控的社区画面，画面一角写着实时监控地点。今年初，一名可疑人员在某小区停车场布设的防区内多次徘徊，触发报警，值守人员立即查看，发现该人正在撬盗汽车后备箱，迅速通知保安在小区出口拦截检查，有效发挥了 “雪亮工程” 车辆布控的功能。“小投入” 撬动“大产出”，“小平安” 积累“大平安”。在雪亮工程建设中，xx 市运用市场手段，实行服务外包，吸引社会资本建设。

公开确定招标主体，将后期联网、运维等服务事项整体打包，公开招标，市保安总公司凭借自身实力一举中标，全面开展联网建设。面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繁重任务，xx 着力加强体制、机制和方法创新，为智慧政法各项重点项目建设提供坚实保障。项目化实施。

以项目化手段聚焦重点、攻克难点、打造亮点，连续三年

将智慧政法“一核四基” 建设任务作为政法重点项目强力推进，将项目建设纳入对各县区和市直部门的政法综治与平安建设考核范畴，确保建设任务落地落实。市场化运作。

为突破资金制约瓶颈，顺利推进智慧政法建设任务，推进投入机制与融资模式创新，构建起多元化、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如在社会治理大数据平台建设方面，全市推广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在“雪亮工程” 建设方面，各县区普遍采用 BOT 建设模式，在“四频一网” 项目建设上，则采用企业投资建设、政府购买服务的公私合作投资模式，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项目投资与运营，努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资金来源社会化、运营机制市场化、管理方式科学化。

三、

源头预防，破解矛盾纠纷化解“ “ 痛点” ”

xx 在全省率先出台矛盾纠纷多元化解“1+3” 文件，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等各种矛盾纠纷解决方式充分衔接、高效运作，实现“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镇(乡、街道)、各类问题就地化解”。

坚持把稳评作为决策刚性门槛，全年完成稳评项目 xx 个，第三方机构参与率达 xx%，不予或推迟实施项目 x 个。

推进新时代“枫桥经验” xx 实践，深化“三调联动” 提升工程，县镇村三级调处中心全部实体化运行，“无讼 xx” 在线多元调解平台发挥示范效应，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位居全省第三。为进一步拓宽载体和平台，全市城区派出所全面建立“派驻式” 人民调解室，同时加强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建设，市县两级共建立物业、医患等专业调委会 268

个，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劳动人事争议调裁审一体化调处机制，在全省率先成立正科级事业建制的城区医患纠纷调处中心，针对特定行业和专业领域的矛盾纠纷，运用专业知识，有针对性地开展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实现提前预防、及时化解、定分止争、案结事了。

四、

集成网格，破解基层社会治理“ “ 难点” ”

网格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前哨” 和“连心桥”。

20xx 年 x 月，xx 被省委政法委确立为全省首批、苏北唯一的创新网格化社会治理机制试点市。

三年多来，xx 将创新网格化治理作为推动社会治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网格化社会治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自主研发的网格化信息系统成为全省通用版本，打造了“两网融合”“六单闭合” 等一批创新品牌。2019 年各项指标大幅攀升，特别是网格员服务管理工作满意度排名全省第一。基础建设，提高“网格” 建设标准。

织密“一张网络”。将原并行于社区的民政、人社等近xx 张专业网整合成基层治理“一张网”，目前全市共划分网格 xx 个，所有网格均在GPS 地图上精准标注，做到网格编码与全要素网格通账号对应关联。

打造“一支队伍”。

全面整合各地各部门原有网格力量，配齐配强网格员队伍，城市社区专职网格员配备率达 100%。

建成“一个平台”。

将原综治信息系统迭代升级为网格化信息平台，并同步研发网格信息采集终端，规范信息采集标准。

平台已绑定户籍人口信息 xx 万条，人房关联率达 xx%。协调联动，提升“网格” 实战能力。

建强建优三级网格中心，县镇村三级网格中心建设建成率达 100%。

2019 年，全市各级中心共受理问题事项 xx 万余条，办结率达 100%。创新建立部门共治平台。

推行“部门+网格” 工作模式，部署开展红蓝黄绿“四色网格” 创建活动。充分发挥信息支撑作用。

实施网格微信群推广工程，全市网格员共建立联系群众网格微信群 xx 个，引导群众通过微信群反映问题、表达诉求、提出建议，在首届“xx 最美网格员” 评选活动中，全市共有 xx 万余人（次）

参与投票。共治共享，完善“网格” 治理体系。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创新“党建+网格” 模式，建立“议事日”“评事日” 等制度，推动党建和社会治理融合发展。

目前全市共设立网格党总支 896 个、党支部 xx 个。

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各县区普遍在网格中心设立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引导社会组织为社区内空巢老人、残疾人、留守儿童等开展“一对一” 的服务，目前全市累计发展公益类社会组织 xx 个。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篇2

一、简政放权的涵义

实质上简政放权就是对市场的重新组合与调整,在政和权中其实都是利益的关系。简政放权当中的政是政府,政府做为主管来进行分配也有行政机关和管理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行政管理和机关之间的利益供给关系。所以说无论是政与权在利益关系中可以体现的有两类第一类就是行政管理部门内部之间利益协调关系而第二类就是行政管理和机关相对人之间的消费关系和利益关系供给。总的来说简政放权就是简化行政部门的管理实务以及放宽行政权对经济的桎梏,与此同时就会涉及利益关系与转换调整等问题。在行政部门内部简政放权主要包括权责体系和行政机构等利益关系的转换与调整。在行政管理和行政部门相互对应之间,简放与承接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简政放权中体现的,也就是政府应当精炼简化管理部门的事务,在放权以后社会主体的利益与经济能不能够继续实现所增加的问题,这也是对行政管理事务与行政放权能不能够顺利的承接,实现自我的管理。

总的来讲,简政放权也就是通过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和组合。实质这是一项非常困难同样也是非常复杂的改革工程。简政放权简化的是对于市场而言的束缚和那种错误定义的无形之手。放活的是各种企业发展,改革的活力与创新精神。对于其间的含金量而言,所考验的是政府执行能力与执行的决心。很多地方政策都是两份清单,一份权力、一份负面。权力是对于政府自身而言,负面则扔向了投资者。放与管要合理运用,积极主动地将权力放掉,将该管的事情管好。以便于使政府某些职能的执行更为合理明显。简政放权对于中央以及地方的要求很明确。都建立权力清单制度,确定管理底数。放权的对面包括政府与社会,市场的视角应更为全面透彻。对于法规的修改需要及时有效,以确保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能更为畅顺。并且希望已出台的一些措施与政策的落实能够得到全面的展开,更为周密。希望提高的不仅是改革的力量与速度,更是含金量这一指标。

二、社会治理创新与简政放权的关系分析

(一)简政放权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由之路

政权问题是中国目前对于国情治理应该考虑的最重要的本质问题。我国在建国初期确立了起了高度集权的社会管理体制以此来适应经济发展。一面来说,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关系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地方政府只是上方决策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中,人民群众在社会层级中属于被管理的对象,也是政府供给的产品的消费者。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我国政府的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进行管理。政府提供一切产品,民众则负责对产品的消费行为。而社会管理是指令式的,没有法律保障,对于民众而言是没有选择权力的,社会管理的政策主要是由工作单位执行的在这个时期之中,基本成年人都进入了社会这个单位进行工作,而政府也是通过此类工作单位进行分解管理民众的。工作单位便是一个社会,不光管理经营,而且保障员工的生活与疾病,子女的一些就业问题是属于其中。当然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所需要的便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社会需要稳定与发展,也更需要以此保证其活力。

我国的各个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都慢慢有着巨大的变化。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多变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从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经济再到市场经济。经济上的变化使人们观念与社会都发生了变化。一面上,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观逐渐变得更加理智、清晰。这些对于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的管理形式都是严峻的挑战,明确要求了社会在各种方面都做出相应的变革。另一方面上来说,人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单位,而慢慢向着多元化转变,流动性增强的十分迅速。我国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与身份变化和流动性的变化密不可分。仅仅靠着行政能力和体制对社会的管理协调是一种风险。所以,从目前的建设来看,以任务的眼光去要求的话,简政放权是一条必经之路。

(二)社会治理创新为简政放权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

一面来说,中央与地方两方面的关系高度集中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地方政府只是上方决策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中,人民群众在社会层级中属于被管理的对象,也是政府供给的产品的消费者。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我国政府的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进行管理。政府提供一切产品,民众则负责对产品的消费行为。而社会管理是指令式的,没有法律保障,对于民众而言是没有选择权力的,社会管理的政策主要是由工作单位执行的在这个时期之中,基本成年人都进入了社会这个单位进行工作,而政府也是通过此类工作单位进行分解管理民众的。工作单位便是一个社会,不光管理经营,而且保障员工的生活与疾病,子女的一些就业问题是属于其中。当然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所需要的便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社会需要稳定与发展,也更需要以此保证其活力。

另一方面上来说,人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单位,而慢慢向着多元化转变,流动性增强的十分迅速。我国现代社会关系的复杂化与身份变化和流动性的变化密不可分。仅仅靠着行政能力和体制对社会的管理协调是一种风险。所以,从目前的建设来看,以任务的眼光去要求的话,简政放权是一条必经之路。

三、社会治理创新视阂下简政放权的主要策

(一)放管结合政府“断腕”

简政放权这一观念的提出和中国梦是不谋而合的,都是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人民群众为目标,逐步建立起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型政府,最终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如此看来,简政放权就是要求把该放的权力放掉,把该管的事务管好,从而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效率和能力。这也体现了政府要转变职能,增强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加强人民对政府的认识度,促进社会的和谐,这也就是简政放权的意义所在。

地方政府只是上方决策的执行者。另一方面中,人民群众在社会层级中属于被管理的对象,也是政府供给的产品的消费者。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中,我国政府的管理权限集中于中央,自上而下的进行管理。政府提供一切产品,民众则负责对产品的消费行为。而社会管理是指令式的,没有法律保障,对于民众而言是没有选择权力的,社会管理的政策主要是由工作单位执行的在这个时期之中,基本成年人都进入了社会这个单位进行工作,而政府也是通过此类工作单位进行分解管理民众的。工作单位便是一个社会,不光管理经营,而且保障员工的生活与疾病,子女的一些就业问题是属于其中。当然社会主义的建设中所需要的便是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社会需要稳定与发展,也更需要以此保证其活力。

另一方面上来说,人们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个体单位,而慢慢向着多元化转变,流动性增强的十分迅速。

(二)放权引来市场活水

(三)放权带给百姓实惠

虽然简政放权政策可以深化政府的改革并且还能激发市场。但是,学术界的学者还是工作者都没有对简政放权的内涵有更进一步的研究。对简政放权的理解是不够的,这样会导致粗放性,只能片面的去理解而不能在细节上观察问题。如果处理的不好简掉的政与放下的权就会有恢复到原来的可能。所以一定要准确的理解简政放权的内涵才会对社会的和谐发展有更大的进步实质上简政放权就是对市场的重新组合与调整,在政和权中其实都是利益的关系。简政放权当中的政是政府,政府做为主管来进行分配也有行政机关和管理之间的关系。而且还有行政管理和机关之间的利益供给关系。所以说无论是政与权在利益关系中可以体现的有两类第一类就是行政管理部门内部之间利益协调关系而第二类就是行政管理和机关相对人之间的消费关系和利益关系供给。总的来说简政放权就是简化行政部门的管理实务以及放宽行政权对经济的桎梏,与此同时就会涉及利益关系与转换调整等问题。在行政部门内部简政放权主要包括权责体系和行政机构等利益关系的转换与调整。在行政管理和行政部门相互对应之间,简放与承接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在简政放权中体现的,也就是政府应当精炼简化管理部门的事务,在放权以后社会主体的利益与经济能不能够继续实现所增加的问题,这也是对行政管理事务与行政放权能不能够顺利的承接,实现自我的管理。

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本质问题是简政放权问题。而当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为简政放权提供了新的契机。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进程,增强简政放权,应在组建统一的简政放权小组的基础上采取以下策略:集思广益,科学评估简政放权范围;简化程序,实现标准化治理;协调联动,整体推进简政放权进程;及时立法,巩固简政放权成果;追踪反馈,严格考核简政放权绩效。

参考文献

[1]魏琼.《简政放权背景下的行政审批改革》.《政治与法律》,2013(9).

[2]党秀云.《论公民社会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新视野》,2013(2).

[3]唐皇凤.《社会治理:维护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性工程》.《汉江论坛》,2013(4).

[4]吴初.《标准化工作指南》.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3.

[5]梁正,侯俊军.《标准化与公共管理:关于建立标准化知识体系的思考》.《中国标准化》,2012(1).

从社会需求看治理现代化篇3

国家管理形态向高级形式发展的必经阶段。社会转型是一个多方面多层级的变化，既包含有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化、信息化社会的转变，也包含有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同时蕴含着基于社会基础变化而导致的国家管理形态转变。说到国家，历来就是与社会相对应的概念。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长期存在国家高于社会还是社会高于国家之争。但无论如何争议，国家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维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对于今天的中国至少有几点启示：一是国家是社会的产物；二是维系社会秩序是公共权力的天职；三是这个权力具有脱离社会的倾向。因此，截至马克思、恩格斯生存年代，他们把以往国家视为“国家发展的低级阶段”，这既包含有政治统治的低级阶段，也包含有国家管理形式的低级之意。

中国共产党执政多年，一方面，国家政治统治的职能依然存在，但已经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工作重心早已转变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调节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秩序、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管理职能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发展、强化，并伴随着人类政治的进步、各类社会事务的复杂化而使管理职能呈现出分化、专业化、精细化特点。

在计划经济时期，由于生产力基础薄弱，经济成分单一，分配方式大致上相对“平均”，导致社会阶层差距相对较小，结构简单。在此基础上架构的国家管理体制，其特色之一是政府控制全部社会资源，如农村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社会管理单位，同时还是一级政权，属于党、政、社合一；城市中无论企业还是学校等事业单位，也都兼具社会管理功能。即使城市没有工作的家庭主妇也被组织在街道管辖之内，形成了依赖行政权力、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政治统治体系和社会管理体系，二者相互渗透。这在计划经济、以阶级斗争为工作重心的年代是易于通行的。但是，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大量国有企业改制，市场经济崛起，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众多公民从原有体制内剥离出来，游走于不同体制之间，从“单位人”转变为“社会人”。无论农村村民自治还是城市社区自治，又彰显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应的基层社会的相对独立性，这使得社会治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执政党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依法治理，体现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相互关系。在治理方式上，原有的更多体现为政治控制功能的社会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应新的社会变化。执政党运用公共权力的空间，也随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变化而同步变化。执政党的部分功能、政府的权力边界，都在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发生转变。

对执政党来说，科学、民主、依法执政是顺应社会变化转变领导方式执政方式问题；对国家来讲，对社会的管理，更多地体现为以法治方式保护公民权利、调节社会秩序，并把服务寓于管理之中。说到底，就是国家管理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上升、发展问题，治理概念所包含的最深刻的意义由此产生。当然，所谓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很难在全世界用同一指标衡量，只要能够顺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促进社会发展和人民福祉，就是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市场与政府都需要良性运转。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市场经济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重大发展变化。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中，也曾出现诸多问题，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象同时存在。比如，食品安全问题，一再引起社会议论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一方面，问题的发生与政府监管不到位相关，很多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加工制作、运输进入超市或集贸市场，再到人们的餐桌，要经过多个部门管理，有利可图时多个部门插手，无利可图时相互推诿，“九龙治水”，甚至难以找到被问责主体；另一方面，市场发育不规范，法律不健全，缺少良好的行业自律、市场诚信和社会诚信，建构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还需要艰苦的努力。这就是典型的治理问题。再如，环境安全问题，十多年来，从一个城市“集体散步”抵制PX项目，发展到多个地方抵制PX、垃圾焚烧场以及某些重金属项目，表明民众的环境意识越来越强，而政府在项目决策中，依据传统的领导班子内部决策方式，缺少信息公开、公众参与讨论、依法决策等环节，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对话协商还没有制度化常态化。作为上述对缺陷的弥补，就是民众参与需成为社会公共事务决策的必要环节。这既是群众路线的发展，也是社会治理的组成部分。

民众不断增长的诉求与政府能力不完全适应这种诉求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社会财富分配方式与改革开放前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带来的是社会阶层结构和人们观念形态的重大变化。比如人们的人权意识、民主意识、法治意识和对公权力的监督意识都远远高于改革开放前。

这里有三个问题需要注重：一是人们要求参与到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务中，如全国人大物权法、劳动法、个税起征点等法律的立法，教育和医疗卫生制度改革方案，都有众多公民自愿参与讨论，但在某些地方事务中却没有这种通道或平台让民众参与到决策过程中来，就全国而言这种制度化的民主参与讨论还是限于少数个案。二是民众对自己的权利、利益诉求越来越高，从工资、就业，到教育医疗，再到各种社会保障，无一不予以讨论，在微博、微信、论坛、贴吧中，均可看到各种意见，有理性分析，也有情绪化发泄，但都反映出社会越来越高的期待和要求。但是，执政党和政府是否有能力满足民众全部要求？有的要求合理合法，应当满足；有的合理，但当下不具备满足条件；有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实应由市场决定，这又反映出民众自身对市场经济的适应性问题，这都是典型的治理问题。三是人们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利益关系的调节，同样期待越来越高。对社会各利益群体间利益关系的协调和处置能力，对利益相关方不同诉求的整合能力，都是对执政能力、政治智慧的考验。近年来不时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虽然导火索有所不同，但大多与多年来积累的社会问题紧密相关。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在协调社会关系，但与社会的需求仍有一定差距。如果这种社会需求过于强烈和迫切，而以政府为主要代表的公共权力自身、特别是处理政策问题的能力不能顺应这种需求，就会产生治理能力问题。

一言以蔽之，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的诉求与执政党、政府能否满足、如何满足这种诉求的关系，是治理问题的本源。由此，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传统的群众路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篇4

各村（居）委会，镇直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和全国市域社会治理工作会议精神，为把XX镇建设成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经济繁荣发展、生态环境优美、文化魅力彰显、社会文明和谐、发展活力迸发的现代化新一代乡镇，按照《巴中市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实施意见》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论述，紧紧围绕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牢牢把握坚持和完普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的总要求，以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防范化解市城风险为着力点，以开展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抓手，以传承红色基因、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时代特征、巴中特点的市城社会治理新模式，为平安巴中、法制巴中建设贡献XX力量。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党政统揽、部门协同。

注重强化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调动各个部门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

(二)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

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从解决影响群众安全感的突出问题入手，从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着力，打造多部门密切联系群众、亲情服务群众的工作平台。

(三)坚持实事求是、创新引领。

根据本地区经济状况、人口规模、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深化平安建设的实际需求，顺应社会治理发展趋势和政府职能转变要求，因地制宜整合现有资源，创新工作机制，充分运用信息化技术，打造既充分发挥作用又具有XX镇特色的工作平台。

三、主要工作内容

（一）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责任单位：党群办、各村（居）委会

进一步强化社区党委在基层组织中的领导核心作用，不断增强社区党委服务群众、凝聚群众、动员群众的群众工作能力。持续优化以党委为核心，村委会、居委会、镇直机构及企业党组织等有序发挥作用的“一核多元”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机制，持续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居民自治机制、民主协商机制、群团带动机制、社会参与机制等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机制，形成社区党委核心引领、群众全员参与的社区基层治理格局。

（二）健全基层协商议事制度

责任单位：人大办

加强对本辖区协商民主的统筹协调，围绕本辖区规划、工程项目、重大公益事项及群众反映强烈的民生问题等组织有关方面开展协商。加强对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协商，鼓励引导社会组织有序参与社会服务和城市治理。

（三）推进基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责任单位：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应急办、安监站

以天网工程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建设为牵引，以基层综治中心为依托，完善村、社区综治维稳机制。加强公用设施和重要基础设施安全防护、校园和医院及周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健全科学完善的公共突发事件处置和灾害应急管理体制，完善政府部门、基层组织、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志愿者应急联动机制。加强群防群治参与治安防控力度，充分发挥群防群治队伍在平安创建中的作用。

（四）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责任单位：信访办、综治办、司法所

传承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把各类矛盾纠纷化解在初始、化解在基层。健全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完善群众建议征集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健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对接机制，构建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诉讼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的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落实重大行政决策和重大工程项目社会风险评估机制。加强阳光信访、法治信访、责任信访建设，落实涉法涉诉信访事项依法终结制度，发挥基层组织在化解社会矛盾中的作用。

（五）推动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

责任单位：综治办、妇联、老龄办

培育激发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参与社会治理，引导社会组织承担更多的政府转移职能。整合政府扶持资源，高标准建设社会组织活动场所，培育一批在创新社会治理、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的专业社会组织。

（六）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责任单位：司法所、综治办

健全党委和村、社区共治的制度架构和权责清单，确保基层治理的法治化。全面深化法治建设“三联同创”，深入推进法治村、社区建设。加强法治宣传，重视社会领域的普法宣传，聚焦社会治理的突出领域和人民群众关切的民生事项，把法律政策宣传到基层群众。

（七）充分发挥德治教化作用

责任单位：各村（居）委会、综治办

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全面提升居民文明素养，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大力宣传美德义行善举，加大对失信失德失范行为的曝光力度，以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推进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倡导村、社区自治理念，发挥自治章程、居规民约在社区治理的作用，用公序良俗的力量规范社会行为。

（八）推进社会治理智能化建设

责任单位：综治办

深化“综治中心+信息化+网格化”的社会治理模式，全面推进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以基础网格为基本单位，以人口、法人、房屋、通讯和事件“五码关联”的块数据智能底板为支撑，应用社会管理要素统一地址标准，构建覆盖镇、村、社区的智能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推进网格化管理标准化建设，提高网格管理规范化、精细化水平。加快推进监控摄像头等信息化项目建设，推动社会治理大数据建设，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化、精准化和高效化。

四、实施步骤

（一）启动部署阶段(2020年7月至2020年9月)。

制定我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方案，及时召开动员会启动试点工作。明确落实工作目标、措施和责任分工清单，于2020年9月底之前全面启动我镇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各项试点工作。

（二）推进落实阶段(2020年10月至2022年7月)。

要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创达标、三年有提升”的总体工作要求2020年注重做好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各项试点工作指标取得阶段性、实质性进展，市城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初步建立健全2021年各项试点工作全面推进，注重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项目库的建设，以项目化建设作为试点工作的主抓手，确保试点工作成效看得见、好衡量。2022年指标体系的各项任务基本完成，试点工作经验总结提高，注重转化好实践成果、制度成果、理论成果，我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有了大幅提升。

（三）考核验收阶段(2022年8月至2022年12月)。

对照《巴中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评价指标体系》査漏补缺，问题清零。全镇将组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总体考核考评，做到以优异成绩迎接上级的审核验收。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各村（社区）党支部书记要切实履行本辖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主体责任，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抓好试点工作任务的落实。健全完善平安建设协调机制，科学构建基层社会治理工作体系，加强对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人财物保障，及时协调解决重大问题。要把培树本地特色作为重要工作来抓，尊重基层创新，激发基层智力和活力，多出经验、多树品牌，营造生机勃勃的试点工作浓厚氛围。镇综治办委要当好镇党委、政府的参谋助手，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建议，发挥好统筹协调、推动实施、督促落实的作用。

（二）强化项目推动。

要把市城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建设项目纳入规划，实行项目化管理，重点建设一批综治中心实体化建设提档升级、建设“多网合一”的统一社会治理网格、建设一体化的基层社会治理信息系统和综合指挥平合、“雪亮工程”建设、社会心理健康服务应急指挥管理信息化建设、智慧小镇建设等项目。制定本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专项规划，把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工作分解为可量化、可操作、可评价的阶段性目标，制定时间表、路线图、任务书。每年研究确定一批社会治理重点工程，并将其纳入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清单，逐一制定实施方案，明确牵头单位、参与单位和具体措施，确保不断取得新进展。

（三）建立制度、加强培训，提高运维水平。

创造条件加强学习和业务培训，提高工作人员的业务素养和水平。建立绩效考核和奖惩机制，促进提高工作热情和办事效率。规划解决网格员信息化联动机制，以掌上巴中APP为载体，加大事件的流转和社会治理管理力度。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篇5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学习全国农村基层党委、党支部工作座谈会的会议精神，按照坚持党的领导、改革创新的原则，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创建幸福村居为抓手，促进市域社会治理平稳发展。根据中央、省委和市委关于大抓基层的部署，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力争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以基层治理提升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从源头上清除基层的不稳定因素，解决基层矛盾问题，完善农村“三资”管理，强化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指导核心地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以解决市域内影响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的突出问题为着力点，解决民生问题，提高服务水平，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一)深入推进化解社会矛盾，维护基层和谐稳定

1、深化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围绕涉农问题，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坚持和完善每月摸排调查机制，做实工作台账，落实到人、限期化解。

2、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妥善解决土地管理、环境保护、农村黑恶势力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打击基层涉黑犯罪，査处基层党员干部失职、渎职、涉农领域违纪等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

3、加强维稳分析研判，落实和加强对基层维稳形势的分析研判，推动维稳工作制度化、常态化、长效化。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决策，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妥善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源头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

4、切实解决历史积案，对“钉子案”“骨头案”实行一案一策，落实包案领导和责任人，限期解决，认真总结发现共性问题，推动面上问题的解决，依法推进信访积案化解，解决信访积案和群众合理合法诉求，切实把上访问题解决在市，域范围内。

(二)深入推进涉农土地问题整治，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5、解决被征地农民的征地补偿款，积极推进土地制度改革，开展自查自清，逐项落实整改，3年内全面完成清理任务。

6、落实农村留用地。建立历史用地台账，力争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全镇留用地历史欠账。

7、集中开展农村土地“三乱”问题专项治理。对农村乱占、乱卖、乱租土地问题进行摸底排查。

(三)深入推进农村土地权益保护，规范农村“三资”管理。

8、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工作，认真研究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尊重农民意愿，认真做好确权工作。

9、加强农村“三资”管理，抓好农村产权流转管理服务平台建设，加快完善平台体系的应用开发、监督管理，规范化运用。

(四)深入推进农村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一规范公共服务运行。

10、大力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建设。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统筹整合服务资源，建设多功能综合服务中心，实现机构人员、场所挂牌、流程内容、信息系统、经费保障五个统一。

争取到2022年建成文化体育、卫生计生、就业保障、食药安全、警务治安、人口党建、法律服务等于一体的多功能公共服务平台，全面实现“有机构、有牌子、有办公场所、有办公设备、有制度、有人员、有台账、有经费”。

11、推进基层民主和法制建设，完善“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开展民主法治示范村创建活动。

(五)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强化党的领导核心地位。

12、强化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明确基层党组织的职责，突出党组织的人事安排权、重要事项决定权。

13、规范村极组织运作，全面实行班子联席会议制度和党群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操作流程。

14、持续整顿软弱涣散组织，制定三年行动计划(2020---2022)，按比例排查整顿，形成常态化机制。

六)其他方面

创建工作开展以来，我镇将“三零创建”与市域社会治理相结合，坚持边扫边治边建边创。设置了专门的域社会治理办公室，域社会治理领导组及各项职责。

因xx镇位于城郊，按照市委的指导意见，结合工作实际，我镇制定了十户联防、五级联动、三村联控的“1053”工作法。以十户为一个单元，推选出一位政治素质高、工作认真负责、在群众中有威望的党员(或群众)担任网格长，积极发挥“监控员”“宣传员”角色，认真落实人防、物防措施。五级联动抓落实。包镇市领导、镇干部、村“两委”主干、网格长、个户五个层级形成联动机制。

包镇市领导强化督促指导，镇干部具体落实工作任务，村“两委”主千直接上手、直接抓，网格长发挥纽带作用，畅通信息渠道。通过五级联动工作机制，能够快速有效地下达指令、收集信息、解决问题，进一步形成联控。通过村与村之间进一步加强了信息互通、团结协作，进一步强化工作合力，真正实现各项工作落细落实。

以党建为核心，坚持以“法治乡村”、“平安乡村”、“和谐乡村”建设为主线，以点带面，通过强化党建引领、加强治安管理、加强扫黑除恶、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等措施，着力助推市域社会治理工作。

我镇xx村为了更好的提高综合治理服务水平，建成了300平米的便民服务大厅，集中办公、阳光作业，将整个农村的所有服务项目分工明确，值班上岗，大大的方便和提升了服水平，同时还制定详细的管理制度，使村民们办任何事情有章可循、规范执行，进一步提升了民主监督的平台。矛调委员会由一名支委主要负责，并且由村老干部、老党员、老教师共同组成领导组，村里边的纠纷矛盾一般都在基层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多少年来零上访，综合治理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各项工作齐头并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市域社会治理工作总结篇6

一、组织开展平安校园、平安景区、平安市场等平安建设活动。

加强文化旅游市场执法监管，将专项整治行动与日常巡逻紧密结合，依法规范文化旅游市场。开展校园周边文化市场专业整备，对网吧经营场所、书店等场所进行网络整备，为众多学生创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并着力促进全市a级景区安全监督，开展平安景区建设活动。

二、加强行业管理，规范市场经营秩序。

强调重点，加强市场巡逻和线索调查，开展文旅市场专业整备行动。对全市文旅市场开展线索调查和执法检查，及时掌握辖区内市场情况，依法调查违法行为。

三、加强普法宣传，开展法治宣传训练活动。

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篇7

一、从国家治理能力视域看乡村社会治理的必然性

在现代政治中, 农村扮演着关键性的“钟摆”角色。从国家治理能力视域看我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具有紧迫性。因为我国9 亿农牧民发展需要制度环境, 只有实现农村改革乡村基层社会治理大力推进, 中国才能从容应对各种危机和挑战。

中国是农业大国, 农村基层政权被视为国家政权的基础。从国家治理能力的视角出发,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基层农村社会具有两个不同治理阶段。前一个阶段:从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 我国乡村治理结构, 随着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一大二公”, 逐级提升公有制水平, 乡村治权得到不断强化的阶段。治权强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国家行政管理权能不断得到强化;二是依托农村血缘、人情、舆论等机制实现的乡土文化, 为意识形态强制改变;三是各级组织控制农牧民群众的利益分配。结果就是国家对农牧业基层社会的渗透程度不断加深, 确保了国家权能对社会整合目标的有效实现。但是, 这时期国家对乡村社会采取的是强制的管理和控制权力, 乡村社会被控制权能低度整合在国家政权体系之中。

后一个阶段:改革开放以后的30 余年, 在国家推动农业改革的基础上, 我国乡村基层社会的变迁经历了市场经济、工业化和社会利益分化三种力量的推动。这种力量造成两个变化。首先, 市场经济带来农业社会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以农业税费改革作为大致的分界点, 一方面, 国家对乡村整体支配控制力有所减弱, 也减少了对农民权利的损害。另一方面, 国家的乡村治权出现弱化, 出现官民难以合作或者无法通过官民协商付诸实践的状况。国家面对的是农村缺少自己基层社会组织治理的社会, 面对的是日常生活里也缺少自组织的农牧民群众, 缺少治理的社会必然缺少公正, 群众就被迫自保, 自私自利, 没有公德, 人人不满, 成了无法治理的一盘散沙。其次, 城市工业化、现代化高速发展, 相反乡村空壳化留不住人。城市工业化、现代化创造经济社会高速发展, 乡村里的人们都变成外出打工农民工, 出现了城市容纳不下、回乡适应不了乡村生活的难题。造成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从管理体制上说缺少治理主体和科学决策, 这种缺乏社会治理的现象如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所说是一种“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原因就是中国作为后发展现代化国家, 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仍然适应国家治理方式, 而乡村的现代化缺位还没有找到基层社会治理概念和路径。换句话说, 城市现代化走得快, 广大乡村走得慢, 有适应工业化、现代化的城市治理概念, 没有适应现阶段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概念。

通过梳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历史变迁, 我们看到前后两个时代国家治理强弱尽管有所区别, 但是一直没有形成国家治理与乡村社会治理两种治理合作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新的历史时代要求变革国家高度集权的单一治理模式, 代之以国家与乡村社会合作治理, 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

早在2013 年7 月22 日, 习近平同志在湖北省鄂州市考察农村工作时就十分担忧地指出:“农村绝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故园。” 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传承乡村文明”新概念, 引导人们关心新农村建设, “以乡情乡愁为纽带吸引和凝聚各方人士支持家乡建设, 传承乡村文明”。2015 年1 月习近平在云南调研时, 明确强调:“新农村建设一定要走符合农村实际的路子, 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 充分体现农村特点, 注意乡土味道, 保留乡村风貌, 留得住青山绿水, 记得住乡愁。” 概括习近平近年乡村治理的思想, 从三个方面肯定了乡村具有城市不能替代的功能和地位:第一是中国乡村是中国五千年文明传承之载体, 是中国文化传承与发展之根。作为乡村社会主导的文明模式, 中国文明之根不在城市, 在乡村。第二是中国农村不仅为城市发展提供粮食、劳动力, 而且在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规避风险上有不可替代的功能。第三是中国城市文明和文化发展, 也不能离开乡村。乡村是中国人的精神归属, 记得住乡愁的家园。特别是在中国初步完成工业化、实现温饱的时代背景下, 中华民族的精神追求、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就会越来越重要, 而要回答与解决这些问题, 源头不在城市, 而在乡村。

二、中国古代民族地方差异化、文化多样性的乡村治理经验

中国古代治理民族地方的关键就是如何处理好中央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因此, 根据不同少数民族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文化多样性特征, 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一般都注意实施针对不同地方和少数民族的民族策略, 这样肇始于先秦的中央王朝与民族地方在治理结构上形成了整体性与多样性重合格局。可以具体梳理以下几点:

(一) 中央王朝在保持皇权整体性的同时对民族地方因俗而治

汉朝的“以其故俗治, 毋赋税”, 魏晋南朝时期的“以夷治夷”, 唐朝的羁摩州府, 宋朝对黎族等设土官顺俗而治, 元、明时期南方民族地方推行土司制度。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民族政策的因俗性特点正确反映了中国民族众多、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历代王朝对少数民族地方实施因俗而治, 这是我国古代中央王朝曾长期推行的治边策略。虽然基本上脱离不了羁摩统治的底色, 但表现了对羁縻政策具体形式的不同理解。

(二)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方实施的羁縻策略的内容异常丰富

中国古代中央王朝对民族地方实施的羁縻策略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甚至军事等诸方面, 羁縻的内容可以采取和亲、通使、互市、贡赐、册封、盟誓等, 以加强与少数民族首领联系, 还包括对不同民族地区实行不同的策略, 如清王朝对汉族实行抚纳, 对蒙古族实行联姻, 对藏族则利用其宗教, 甚至对不同的民族制定不同的法律, 有专门对蒙古族的《蒙古律书》, 有专门对西藏的《西藏通制》, 有专门对维吾尔的《回疆则例》等专门法律。凡此等等, 都表现出了中央政府对不同民族地方实施政策的多面性。

(三) 民族地方自行运行传统社会自治体系

少数民族地方至新中国成立后民主改革前, 还自行运行传统社会自治体系, 采用原始民主制、家支制、土司制、盟旗制、政教合一与门宦制、山官制、瑶老制等制度。自治水平也有差异, 有的处在原始公社水平, 有的是部落组织, 有的建立地方性政权, 有的甚至建立前现代民族国家。但不论何种发展形态、处在何种水平, 都是一个维持基层传统社会秩序的自治体系, 也是一个延续着民族传统和文化特性的内部运行体系, 因而我们说在历史上的中国基层传统社会治理有丰富的经验。

(四) 民族地方具有多重治理因素相互作用的自治体系

中国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是一个多重治理因素相互作用的自治体系, 地方性、传统性、结构性和整体性是其基本特征。自治体系具有可分析的结构性因素:1. 传统社会组织。传统基础社会依靠血缘和亲疏关系建立的社会组织, 在贫弱救济、发展教育、调解纠纷、平息事端、维持社会秩序中的作用, 在不同层级的社会组织中的关系建构, 及其形成“分枝性社会结构”。2. 民族习惯法或乡规民约。民族习惯法仍然有传统价值和当代影响。承载着民族心理特点和文化特征的民族习惯法, 在基层社会调控中起着核心作用。习惯法在传统基层社会的作用, 具体说:一是在本地文化、生活方式中解决纠纷、保护财产和救济穷人等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二是与各自民族生活方式、宗教信仰和婚姻惯行的密切联系;三是指引、评价、教育、强制等社会规范作用。习惯法不是民族地方基层传统社会孤立的治理因素, 本身是民族心理、民族文化的产物, 其发挥作用也要依托其他社会治理因素。3. 家族族长、村落长老、宗教领袖等基层社会权威人士。基层社会权威人士 (汉族的乡绅) , 他们拥有较高文化知识, 并集教育文化、宗教祭祀、军事防务等职能与权力为一体, 是基层传统社会实际领导者。在传统基层社会自治体系中拥有实际治权, 能够运用配置物质性和权威性资源进行治理。4. 多元文化因素。民族地方混居、杂居的人们在相互共处中创造出多元文化。滕星认为“各民族文化赖以生存与发展的自然环境、产业经济、历史经历及宗教信仰明显不同, 从而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 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多样性。”有学者指出“它比一般的伦理道德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广泛性、适用性和更为直接的社会功能。” 5. 宗教信仰。民族地方宗教因素, 如果孤立地看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发展因素, 但在历史上如果把西藏藏传佛教因素从藏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中排除出去, 便不可能了解西藏基层传统社会。宗教对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起着底色作用。涂尔干最早提出宗教具有社会整合功能。马凌诺夫斯基的《文化论》认为宗教具有让个体心理得以满足, 让社会生活得以巩固的作用。斯皮罗指出人类的宗教信仰具有社会整合的功能, 即借共同信仰以巩固团体的凝聚力、整合社会的组织力。

由这5 个治理因素构成完整的自治体系在少数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起着支配性作用。以往我们对少数民族地方基层传统社会研究的主要问题是仅注意个别治理因素, 之所以这样原因有二:一是没有今天的“乡村治理”、“地方治理”这样的综合性、系统性科学概念;二是过时的错误观念如阶级斗争的束缚。加上对民族地方乡村传统社会缺少实证研究, 也是没有形成对民族地方乡村社会治理科学认知的原因。

三、国家在民族地方推进乡村社会合作治理

经过几千年形成的中国广域乡村人文地理, 已经成为一个相对稳定地承载着中国多样性的自然生态、政治生态与文化生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乡村社会也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社会基础。我国社会经历了长期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 在决战“十三五”和实现 “全面小康”时期, 民族地方要创新政府治理与社会的合作治理方式, 要大力吸收少数民族传统的、乡土的和多元文化治理资源, 深化对民族基层传统社会自治体系及其治理机制的认识, 建构民族地方政府治理公共服务体系, 培育社会各类组织, 重视政府权力与社会、民间权力互动, 发挥农牧区传统人文社会因素在协调利益、化解矛盾、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等方面的作用。根据内蒙古地方实际进行乡村社会治理建设, 可以通过这样几个层面的治理推进整体的乡村治理, 其中软硬件方面建设都有:

(一) 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本框架内, 对于少数民族地方基层社会应包容更多自治因素

我国各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文化环境、经济发展程度的不同, 其基层社会形成治理结构因素及当前所面临的具体问题也应有所不同。在实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新的形势下, 根据国内外民族地区民族问题的生发机制研究构建民族地方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可以考虑对于少数民族地方基层社会应包容更多自治因素。近年, 国外研究种族问题的专家认为, “从历史进程看, 传统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己经在自己的传统聚居地上形成了完整运作着的社会, 存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 欲通过自治存续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加拿大著名学者威尔·金里卡在主张给予加拿大原住民自治权利、多族类权利和特别代表三项基本权利时说, 对全世界族裔冲突的调查一再地说明“承认少数民族的自治有助于而不是威胁政治的稳定。”在构建民族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时, 有必要推进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延伸并与基层社会达成合作治理路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与政府合作治理, 政府治理职能要转型, 要让村民自治:政府让渡权力归还基层社会;由管制职能向服务职能转变;推动村民自治的社会实践。要总结近代以来民族地方治理的模式和经验, 吸收传统的乡土、社会组织和民族文化资源, 从乡村发现德高望重的民间人士参与社会治理, 借重他们的高尚人格和高见远识, 承担一些重要的解决社会矛盾的功能, 发挥沟通国家与社会重要的作用。在推动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中提高国家与社会合作治理水平。历史上, 少数民族地区的士绅阶层也曾在基层治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二) 结合“十个全覆盖”进行农牧区乡村社会治理, 改变内蒙古农村牧区落后面貌

在新型城镇化这一问题上, 内蒙古针对目前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较大的现实, 决定从2014 年起利用3 年的时间, 在全区实现农村牧区危房改造等 “十个全覆盖”。在进行这项宏大工程时, 如何使得乡村牧区的民族文化特色成为“十个全覆盖”过程中的文化基因, 在乡村治理中得到传承。其中, 民族习惯法或村规民约就是民族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鲜活地影响和调控着当地的少数民族生活, 利用村规民约进行规范治理, 能够对乡村基层社会治理产生重要作用。内蒙古在实施“十个全覆盖”中注意增强文化凝聚力, 推进民族地方广大农牧民群众对本乡本土文化的认同, 大力促进民族的乡土文化价值重建, 要给美丽乡村架构文化价值体系, 赋予传统乡村文化价值新的精神内核, 壮大乡村文化影响力。一种文化价值的实现, 根本上取决于农牧民群众的认同度。

(三) 政府与民间社会组织良性互动, 分工合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共管共治

在社会利益分化, 民族地方所有利益由政府包办已经过去, 相应地那种“全能”政府式的社会管理已然不适用。政社分开是现代社会组织体制的基本前提, 科学定位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是核心, 既要处理好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也要处理好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同时, 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 也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作用。内蒙古在完善草场承包固定放牧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允许有意愿游牧的牧民自愿结合形成游牧合作组织, 游牧民族几个牧户组成一个游牧群体, 成员多有亲属关系, 集中在一起放牧, 草原上总是有单个家庭难以完成的劳动, 如打草、接羊羔、剪羊毛、盖牲畜圈、四季转场等都需要群体内其他家庭帮忙。这类基本游牧单位传统名为阿吾勒、固仑, 是适应草原社会环境和游牧生计形态的基层社会组织, 在当代仍有其价值。在牧业生产中借助于基层社会生产组织, 互相协作提升生产力和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还能够积极地经办公益事业、赈济灾荒。

(四) 民族地方以美丽乡村治理为目标, 政府推进社会治理可以从建设美丽乡村、引水灌溉拓展生产范围、参与网络建设入手, 构建有利于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进步的开放性社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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