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安全生产责任书

农户安全生产责任书（精选8篇）

农户安全生产责任书 篇1

（2013年度）

(存根)为了切实加强农机安全管理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及区、市、县有关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为明确责任，乡政府、村委会与农机户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1、农机户或农机驾驶员是农机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是直接的责任者，因此，农机户和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要认真学习贯彻《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理》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2、严禁无牌无证经营和驾驶操作农业机械。

3、严禁对没有安全措施的机械投入作业

4、严禁拖拉机、三轮车等各种机动车违章载客、黑车非驾和违章作业。

5、严禁酒后驾驶，杜绝超速超载，要牢记“十次事故，九次快”的警句，克服侥幸思想，要高度重视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吸取重特大事故血的教训，做到警钟长鸣。

6、经常维护保养机车，按时参加年度检审验。

7、积极参加县乡组织的各种学习培训活动，提高遵章守法和安全生产意识。

8、时刻牢记“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和“关爱生命，出行安全”的方针，文明驾驶，优质服务。

9、“三夏”期间要按照粮场防火和农机操作规程的要求，开展各项作业，坚决制止排气管向下的拖拉机进入粮场作业，严格禁止未经检验和无安全防护设施的风扇进入场上作业。

因违规违章操作等造成事故者，操作者负全部法律责任

创建平安农机

促进新农村建设

乡政府：

村委会：负责人签名：

农机户或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签名：

签订日期：203年

月

日

安全生产责任书

（2013年度）

为了切实加强农机安全管理工作，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及区、市、县有关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要求，为明确责任，乡政府、村委会与农机户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

1、农机户或农机驾驶员是农机安全生产的第一道防线，是直接的责任者，因此，农机户和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要认真学习贯彻《农业机械化促进法》、《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理》和《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有关法律、法规。

2、严禁无牌无证经营和驾驶操作农业机械。

3、严禁对没有安全措施的机械投入作业

4、严禁拖拉机、三轮车等各种机动车违章载客、黑车非驾和违章作业。

5、严禁酒后驾驶，杜绝超速超载，要牢记“十次事故，九次快”的警句，克服侥幸思想，要高度重视节日期间安全生产，吸取重特大事故血的教训，做到警钟长鸣。

6、经常维护保养机车，按时参加年度检审验。

7、积极参加县乡组织的各种学习培训活动，提高遵章守法和安全生产意识。

8、时刻牢记“安全生产责任重于泰山”和“关爱生命，出行安全”的方针，文明驾驶，优质服务。

9、“三夏”期间要按照粮场防火和农机操作规程的要求，开展各项作业，坚决制止排气管向下的拖拉机进入粮场作业，严格禁止未经检验和无安全防护设施的风扇进入场上作业。

因违规违章操作等造成事故者，操作者负全部法律责任

创建平安农机

促进新农村建设

乡政府：

村委会：负责人签名：

农机户或农机驾驶操作人员签名：

签订日期：2013年

月

农户安全生产责任书 篇2

理性行为理论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通过理性行为理论能够更好地探究农户的态度与主观认识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目前国内运用理性行为理论对农户水稻安全生产行为进行研究的比较少见,而运用质性研究方法的更是少有,本文尝试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从理性行为理论角度来探讨农户水稻安全生产行为意向。

1 理论依据

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TRA)又译作“理性行动理论”,是由美国学者菲什拜因(Fishbein)和阿耶兹(Ajzen)于1975年提出的,主要用于分析态度如何有意识地影响个体行为,关注基于认知信息的态度形成过程,其基本假设是认为人是理性的,在做出某一行为前会综合各种信息来考虑自身行为的意义和后果[4]。

本文运用理性行为理论(如图1),从态度、主观准则、感知行为控制3个方面来分析农户在安全生产主观认知标准方面的差异、信任关系的缺失和从众心理、感知安全生产的阻碍因素,揭示它们与农户安全生产行为意向之间的关系。

2 访谈对象及研究方法

2.1 访谈对象

依据本研究的内容,访谈对象包括3类:(1)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户;(2)相关管理部门的负责人;(3)农资店主。调查者在湖北省荆州市M镇、枣阳市W镇和X镇、武汉市S乡结合问卷调查,共深入访谈32人,其中农业局干部1人、村干部3人、农资店主3人、农户25人。被访者中男性24名、女性8名,年龄最大70岁、最小20岁。

2.2 研究方法

在资料的收集上,本研究采取半结构式深入访谈。研究组成员预先设计好访谈提纲,在访谈过程中以访谈提纲为基础进行访谈问题的延伸与扩展,尽可能多地挖掘有用的访谈信息,并作录音和记录。

访谈结束后,通过聆听录音和整理访谈记录形成书面文字材料,同时对访谈对象的基本信息进行编码,编码采用四级编码,规则如下:第一级为个案的编号,An;第二级为个案的性别,其中M代表男,F代表女;第三级为个案的年龄,直接用数字显示;第四级为个案的身份类型,其中1代表水稻种植户,2代表村干部,3代表农业局干部,4代表农资店主。

3 结果与分析

3.1 农户态度对农户生产行为意向的影响

态度是指个人对该项行为所抱持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一般而言,个人对于某项行为的态度愈正向时,则个人的行为意向愈强。态度包含认知成分、情感成分和行为倾向,不同的认知和情感偏好对行为意向会产生不同的引导作用[5]。

3.1.1 认知差异导致农户对农产品安全的界定标准不同

农户与消费者在安全生产的限度上存在认知差异,特别是对农药残留问题的认知差异,农户对安全标准要求相对较低,对农药残留问题有可能持忽视态度,而城镇消费者则对农产品安全标准要求较高,对农药残留问题比较敏感。

“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这怎么可能啊?怎么会有收成呢?这在五六十年代还可能,现在不可能了,现在田里虫子太多了,不可能……现在打的农药、化肥都没什么毒,前几年虫子厉害的时候还用1605(一种烈性农药),现在不准卖了,买不到了。其实哪有那么多毒啊,不在潜伏期内打就好,一般收割前二十多天就不打药了,下雨天雨水一冲刷就没什么了,所以打药最忌雨天,雨天打药基本没什么效果。打药没什么问题,我们自己吃的不就是自家田里种的米嘛,这不健健康康的嘛。”(A17-M-47-1)

“荆州是鱼米之乡,水稻种植优势明显,产量居全省第一,农副特产很多,农产品丰富,荆州市高度重视农产品的安全问题,有农产品质量安全办公室,直接或间接扶持绿色农业和无公害农业,针对市场对健康、生态、无污染农产品的需求,荆州农业生产逐渐由数量向质量转变,你们应该都能感受到,现在老百姓的健康意识比较强,所以我们也要积极转变观念,不仅要让老百姓吃得放心,也要让老百姓吃得健康。”(A1-M-44-3)

周培建等(2003)对城镇居民的调查发现,86.5%的居民关心农药残留,知道什么是农药残留及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会危害身体健康,39%的居民在购买农产品时首先考虑安全问题,59.4%的居民认为要加强蔬菜出场前检测,并要求政府部门积极教育和指导农民安全、合理使用农药[6]。从作为农业管理部门工作人员的A1深刻认识到,现代社会的消费者追求的是一种健康的生活观念,消费者的饮食心理已经由过去的“吃得好”逐渐向“吃得健康”转变,因此对安全问题十分敏感,特别是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问题很敏感。但以A17为代表的传统农户却仍停留在传统的“吃得饱”、“吃得好”的观念层面上,他们感受不到消费者对农药残留的担心,而仅以自己的主观标准去判断农产品安全的限度。

3.1.2 情感偏好差异导致安全生产行为的程度不一

由于农户拥有的资源和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同,导致其在进行决策时会产生不同的行为偏向,这种行为偏向的产生主要受个人小环境的不同而形成的情感偏好影响。

“我家里的田挺多的,承包别人的,总共有二十多亩,田比较多,打什么药、施什么肥,我都自己琢磨。我家里有电脑,我儿子和你们一样在武汉上大学,电脑是他教我的,没事的时候,就在电脑上查一查水稻种植的一些知识,上面东西很全,时间长了,自己就琢磨出来了,其他人还来问我呢……我在网上也看到过食品安全问题,对绿色农业也有些了解,所以我在网上看农药的时候,会仔细看说明,网上也有许多专家会做解答,什么样的药不能用都写得很清楚,我一般会看那些比较安全的而且受专家推荐的农药,我家稻谷卖得多,安全问题还是很受重视的。”(A6-M-49-1)

“我用的农药都是听别人说的,有时候卖药的人也会给我们讲,大家用什么好就跟着用了,主要是看杀虫的效果。有些年头虫子比较多,要换好几种农药,有时天天都要打药,不打药秧就完了。原来还用一些比较厉害的药,效果好,但是现在买不到了。现在买的这药还行,就是太贵。我这田少,产量当然很重要,这都是冷水田(灌溉水源来自堰塘而非河流),产的米比较好吃。”(A22-F-42-1)

拥有资源的多寡和获取信息的便利与否,对一个人的决策会产生很大影响。由于A6拥有电脑资源,其获取信息的渠道与A22相比比较便利,获取的外界信息量也相对比较多,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见识广”,因此其在做决策时就会受外界观念的影响,而且也更容易采用高效生态的新技术、新农药去解决水稻病虫害问题;而A22则由于缺乏外界的新信息,导致其在做决策时更容易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且更容易采用传统的方法去解决水稻病虫害问题,一般说来使用传统农药的危险性要高于最新推出的生态农药。由于A6的稻田规模比A22大,因此他在农药投入上的顾虑比A22要小(小规模农户更倾向于精打细算),即使新型生态农药的价格稍高,其购买的意愿也比A22强烈。笔者分析认为,这种差异表现为一种长期性的和持久的过程,就会自然内化为一种行动决策的情感偏好,影响其在水稻生产中的行为意向。

3.2 信任关系的建立程度会影响农户的生产行为意向

主观规范指人们认为对其有重要影响的人希望自己使用新系统的感知程度,是由个体对他人认为应该如何做的信任程度以及自己对与他人意见保持一致的动机水平所决定[5]。调查发现,在农产品市场中,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信任关系由于刚性的社会结构和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而被割裂了,这种信任关系的割裂阻碍了农户从事安全生产的行为意向。

3.2.1 农户与消费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割裂

由于农户(特别是农产品生产户,不参与销售环节)与消费者(排除农户自身作为消费者的情况)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且具有较强的异质性,这就决定了农户与消费者之间形成一个相对的自我封闭的圈子,圈子之间缺乏信息交流,圈子中的人不能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和意见,这种刚性的社会结构使农户与消费者之间的联系被割裂,无法形成信任关系。

“我们村也搞过很多方面的农业宣传,原来还发报纸什么的,但是农民没什么文化,对于我们所宣传的‘安全’没什么概念,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实用的农业技术方面的信息和粮食的价格,毕竟在农村,增产增收才是头等大事嘛!农村人没城里人那么讲究,不懂得城里人讲求的那一套健康环保概念,其实在电视和报纸上我们也看过很多,上面领导也强调这个问题,但是这不是农民能切身感受到的,从来没人会想到吃了打了农药的东西会怎么样的。我看到说残留农药会致癌什么的,但是农民不会过多地关注这些信息,总的来说,发展无公害农业离我们很遥远,这现实的基本环境根本不具备。”(A21-M-42-2)

据秦庆等(2006)对武汉市居民食品安全的调查,80.6%的被调查者对食品安全表示担心,33.7%的城市居民认为食品最大的安全隐患环节在于食品原材料,37.2%的人认为在于加工环节[7]。事实上,正是由于农户与农产品的消费者缺乏交流,所以尽管大部分城市居民对食品安全特别是食品原材料的安全表示担心,但是正如A21所讲的那样,农户感受不到城市的消费者对自己生产行为的不信任。而且由于不同文化社会环境的影响,两者对于安全规则形成了不同的概念,因而农户不能感受到他的行为在消费者看来是具有威胁的,即农户不能感受到消费者的社会期待,从而割裂了这种双方均不能察觉的不信任关系。

3.2.2 农产品的自身固有的需求与供给弹性特点导致信息不对称

农产品市场是一个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的缺乏竞争的市场,这就造就了农产品市场的信息不对称,从农户与农产品销售商的关系来看,由于销售商掌握信息的主动权,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他向农户传达的信息就是提高农产品的数量,并没有传达质量方面的信息,农户就会基于销售商传递的信息进行生产;而在销售商与消费者之间,销售商则会隐瞒农产品质量方面的信息,从而形成一种“柠檬市场”。

“我们这儿每年都会有人开着车过来收购,差不多是定期的,谷子收割得差不多了,就会有人来,我们都是直接卖给他的……卖的时候一般他只检查有没有干,其他的都不管,其实都是装在麻袋里,他都不看的,只称有多少斤,其实大家都和他认识,也不会有人故意在里面掺石头,大家都明白那个理儿,所以也就不用看了……具体的他卖到那里去了,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卖到加工厂去了吧,有些搞粮食加工的也会过来收,谷子和米的价格差别很大呢!”“我们就是图省事,打米(稻谷加工)很麻烦,我们少量地打点米自己吃,有人来收,我们就卖了,只要价格不是太低。”(A24-M-54-1)

何李花(2008)指出,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在进行交易时,他们对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信息把握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消费者无法通过直观的观察去获取农产品质量方面的信息,而农产品,尤其是食用农产品,属于后验性物品,即只有通过食用才能较为准确地了解产品质量安全,甚至食用后也未必能够精确认定其产品质量安全,这就无疑造成了生产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2]。

根据“逆向选择”原理,由于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掌握较多信息的一方更可能形成一种单项选择,对于农产品市场特别是粮食市场而言,销售者总是在市场中处于有利地位。就农产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关系而言,销售者掌握着市场价格、市场需求等信息,而农户则缺乏这种信息,因此在他们之间的交易中则是一种逆向选择。同样在销售者与消费者之间,销售者掌握着农产品质量、市场供给等信息,也形成了一种逆向选择。而销售者则利用这一有利地位向农户和消费者传递不同的信息,销售者向农户传递的信息是市场需求的庞大,即农户要尽可能提高农产品的产量,而没有向农户传达市场上消费者关于质量方面的要求,同时销售者也不向消费者传递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信息。在这种农产品市场向导中,由于农户不必考虑生产以后的任何销售环节,他们不需要接触消费者,也不需要向消费者作任何的承诺,他们仅仅需要尽可能多地供应农产品就可以了,他们采取的是以追求高产为向导的生产方式而不必顾忌农产品的质量,同时销售者则利用农产品后验性的特点,以次充好,形成“柠檬市场”,进一步阻碍了生态农产品的流通[8]。

3.2.3 从众心理导致农户对主流方式的趋同

从众是指个体在社会群体的无形压力下,不知不觉或不由自主地与多数人保持一致的社会心理现象,通俗地说就是“随大流”[9]。在农业生产中,从众心理得到很好的表现。虽然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中表现了一定的独立性与分散性,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乡土社会”亲密的人际关系,在进行农业生产中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就比较便捷,同时由于农户获取外部信息的有限性,导致农户之间有限信息的交流而产生行动趋同行为。

“我平时用农药都是看别人用什么,我也不知道那药叫啥名字,看到别人用的效果好,我也就跟着用了,这四周用的农药的牌子都差不多,大家都知根知底的,有时候去买农药,卖农药的也会跟我们推荐,他都推荐一种药,差不多大家都打一样的药,其实啥药无所谓,关键是杀虫效果好就行了。(A11-M-55-1)

“农民买的农药的牌子都差不多,他们也会问我们,我们差不多都是推荐几款效果比较好的药,有新牌子也会推荐,其实最终大家买的药都差不多,有的人看到其他人用得好,就会来买了……我们的知识都是自学的,现在(政府部门)基本没做什么培训了,我们的推荐对他们(农户)当然很有影响,毕竟他们不懂嘛!”(A15-F-38-4)

从农户个人的角度来看,获取农业信息的渠道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乡邻和农资店主,而大部分人获取农药信息的渠道主要来自农资店主,农资店主自身信息的有限性决定了可供农户选择范围的狭窄性,从而导致了农户在用药过程中农药种类的高度趋同性,而且在多次受推荐使用某种农药且效果较好后,农户会形成一种内化的对此种农药的高度认可,这种高度认可就会成为指导自己生产行为的主观准则。在信息缺失的农村,农户重复使用某种其认可的农药的概率就会增加,而市场上农药产品的更新换代已难以直接改变他的选择,除非他再次被推荐且试用效果好,否则他不会轻易做出改变。

3.3 感知行为控制的因素对农户安全生产行为的影响

阿耶兹引入了感知行为控制变量,并提出了计划行为理论(TPB)。该理论认为,行为意向除了由态度和主观准则决定之外,还会受到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体感知到执行某特定行为的容易程度,反映了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感知。当个体认为其具有执行某特定行为的能力,或拥有执行行为相关的资源,其感知控制行为水平越高,对执行该特定行为的行为意向越强[4]。

3.3.1 感知成本的高低会影响农户的决策

成本是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成本的高低会影响农户的决策,当农户感觉到成本成为其进行安全生产的阻碍因素时,他就会放弃这种行为。

“现在种田开支很大的,农资不断地涨,农药化肥一天一个价,但是这个粮食价格就是不涨,辛苦一年,几乎没什么赚头。政府补贴比较少,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买农药的时候就比较着,有些药是挺好,但是价格太贵、不划算,就不买了,只要效果好,就买便宜点的了”(A14-M-61-1)

“现在的农资涨价很快,很多人来买农药、化肥的时候都抱怨价格太高,但是我们也没办法,市场上就这个价……涨价对销量一般没什么影响,因为这些大家都是必须要用的,价再高也得买”(A16-M-45-4)

成本是农户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的重要考量因素,农户在进行种子、农药、化肥的选择时,更容易感知到成本的压力,因此农户就更容易选择价格较低而效果相对不是很差的农资,而一般的低毒、生态农药的价格因相对较高,用于安全生产的成本代价也较高,受感知成本的影响,农户不愿意付出更高的成本去采用相对安全的生产方式,成本就是农户感知安全行为的阻碍因素。

3.3.2 感知预警机制的缺乏阻碍了农户的安全生产意向

预警机制主要是指农村中的制度型的社会控制,传统的农村地区较多地受到伦理型社会控制的影响,制度型社会控制则相对比较弱势,制度型社会控制的缺乏和伦理型社会控制的不到位必然导致整个社会控制的失调[10]。

“政府部门基本不管,也没看到过什么人下来检查过,没听说过种田还有什么规范要求的,我们这祖辈都是种田的,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种的,也没看到过下发的什么规范性的文件,我们就是把田种好了,多提高产量,多增加收入就行,种田的哪还考虑到这么多啊?”(A4-M-52-1)

“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监管,但是上面的领导还是会强调的,以前也有上面的人下来,现在少了。其实,村委会也会张贴下发的文件要求,但是农民很少关心,在制度监管方面确实存在空白,说实话安全生产就是实行起来也很艰难,一个村这么大,大家住得比较分散,到底有没有按照规定来做,也不好监管。现在高毒农药是不准用了,基本上都买不到了,这个直接从农资销售上进行限制还可以,其他方面就很困难,当然了,太危险的东西,农民也不会用的,我们不像电视中的不良商贩,农民是很纯朴的。”(A7-M-49-2)

正如我们从A4和A7所了解的信息那样,农村在进行农业生产时缺乏必要的预警机制,或者说已经存在的预警机制尚未得到有效传播,农户不能感受到这种预警机制的存在以及给其行为带来的压力,农民受到的仅仅是传统伦理、道德因素的影响,而这种伦理型的社会控制则与现实安全标准所要求的制度型的社会控制存在一定的差距,感受不到这种阻碍因素,提高了农户在生产行为中采取非安全生产措施的概率。

4 结论与讨论

综上所述,农户个体行为主要受行为意向影响,而行为意向主要受态度、主观准则、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由于受知识水平、环境因素、主观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农户对于农产品安全的界定概念与农产品的消费者(去除农户自生作为消费者的情况)存在认知差异,同时农户作为独立个体,也存在自身的个人生产行为喜好,农户在自认为安全的界定标准内(这个标准与消费者的标准存在差异)以逐利为向导,主观认为没有危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一种行为意向。而这种主观认知的差异正是由于农户与消费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割裂造成的,农产品市场的刚性结构和农产品自身的特殊性(需求弹性小,供给弹性大)造成了市场上中介者的主导,形成了交易市场两端弱化的情况。同时由于农户感知到安全生产的高成本和农村安全生产预警机制的缺乏,削弱了农户执行安全生产的行为意向,再加上社会小环境中的从众心理对于农户行为意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由此可见,农户的安全生产与消费者所要求的健康标准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显然这并不是农户“知法犯法”,而是由于城乡的主观认同差异造成的,这与当今所面临的食品安全问题背后的不法商贩存在本质区别,不是依靠政府规制就能解决的,农户需要改变的是其固有的行为意向。而如何改变农产品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如何减少农户感知成本和预警机制等阻碍因素,对改变农户的行为意向至关重要,这需要作进一步探讨。

摘要：通过对湖北省荆州市、枣阳市和武汉市32位水稻种植户、乡村干部和农资店主的深入访谈,发现农户的行为意向在安全生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由于农户与消费者之间信任关系的割裂,农户与消费者在农产品安全的主观认同标准上存在差异,农户对从事安全生产阻碍因素的感知,会降低农户从事安全生产行为的意愿。

关键词：农户,理性行为理论,安全生产,行为意向

参考文献

[1]周洁红.农户蔬菜质量安全控制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396户菜农的实证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06,11:25-34.

[2]何李花.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分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08,19(9):51-53.

[3]张云华,孔祥智,罗丹.安全食品供给的契约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4,24(8):25-28.

[4]段文婷,江光荣.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2):315-320.

[5]于丹,董大海,刘瑞明,等.理性行为理论及其拓展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心理科学进展,2008,16(5):796-802.

[6]周培建,陈振华.农产品安全日益成为消费者关注的焦点——城镇居民关注农产品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的危害[J].植保技术与推广,2003,23(5):41-42.

[7]秦庆,舒田,李好好.武汉市居民食品安全心理调查[J].统计与抉择,2006,(8):65-66.

[8]徐金海.农产品市场中的“柠檬问题”及其解决思路[J].当代经济研究,2002,(8):42-45.

[9]乐国安.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安全研究 篇3

关键词：农户生计安全；贫困地区农村；脆弱性；生态资源；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03.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4）05-0109-06

引言

由于区域资源分布不均衡及气候环境变化等因素，中国农村居民生存和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加，风险社会形态初现。中国农业与农村社会正经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发展中地区农户在经受自然灾害、流行性疾病、生态恶化、金融危机、信息不对称和突发事件的冲击时，风险识别及损失抵御能力普遍降低，甚至威胁着农户的生计安全。因此如何适应风险变化并调控行为以维护农户的安全，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农户是农村社会网络中的最小组织形态，承担着基本生产和生活的功能。同时，也是相对稳定的农村社会控制单元。长期以来小农经济构成的主体是广大个体农户，农户的生计安全已成为社会保障网的基本构成要素，直接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农户是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主体之一，只有确保他们的生计安全，才能有力地推进农村社会治理体系的整合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另外，生计安全研究对减贫以及发展中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新思路、新路径。

一、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农户生计安全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推进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得更加美好。”据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统计，约占全国总人口474%的农村居民的基本生活和生活状态的提升，保障他们的基本发展机会、能力和权益就显得尤为重要。

农户是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微观经济主体。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单元，农户集生产和消费于一体，主要向全社会提供基础农产品和劳务，承担着从生产、投资、积累、储蓄到消费的经营决策行为，在农村经济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生计就是民之根本，集中力量落实农民生计是发展的核心需求，是建设小康社会的重中之重，它的要义在于在改善农民基本生活的基础上，增强农民生活的质量，规范农民集体经济。十八大报告中强调，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所有有关农民发展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农户的生计问题，把“以人为本”和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作为前提，处理农户基本需求、确保生计安全基础上使农民自我营生。

1987年以布论兰特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发表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这份报告正式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将可持续发展定义为能满足当代人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农村组织内保持农业生产率稳定增长，提高食物生产和保障食物安全，发展农村经济，增加农业投入，改变农村贫困落后情况，保持和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合理、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特别是生物资源和可再生资源，以满足逐年增长的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只有确保农户的生存需求安全，才可能实现农村社会的稳定发展。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民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是农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微观基础。

二、生计安全的理性认识

20世纪中叶起，Belcher和Sewell关注并测量家庭生计的整体水平，至此以后众多研究学者对农户的可持续生计框架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应用于各学科和实际项目之中。在Chambers和Conway的多年工作研究中，阐释出生计的定义。生计包括基本能力、拥有的资产（储备、资源、要求权和获取权）及生产活动所需的谋生方式。当农户能够从容自如的应对并从众多冲击中得以复原，同时保持原有或增强他们的基本能力、资产，为子孙后代提供可持续发展机会[1]。随后Frankenberger将家庭生计安全释义为一个家庭或社区具有能维持和提高收入、资产及社会福利的能力，并保障家庭从风险中恢复可持续发展[2]。

笔者将生计安全理解为组织生活的单一或联合生活的共同体，通过不断提高生活环境，以取得继续谋生的基本能力、资产和收入，并保持资产剩余水平或者平均水平达到社会普遍适应的生活条件。换句话说，当单位组织能够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维护生计的长期发展，并具有应对风险社会的能力传递给祖孙下一代时，安全而稳定的生计就会体现出本来的优势。农户生计安全的内容多体现在，多元化生计策略的取得、家庭收入的高效增长和生计资本的安全以及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

生计安全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以下几个方面：（1）实现生计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反复过程。家庭生计在经历“安全—不安全—安全”一个螺旋式的循环发展中，通过不断改善生计降低脆弱性提高抗风险的能力，获得可持续发展。在不安全情况下，生计系统的组成部分发生相应的变化，行动系统完成“适应—目标达成—整合—维模”的功能步骤，形成系统模式与结构的转变，从而寻求新的稳定安全状态。如果这种转变是成功的，则农户生计系统得到进化，生计安全水平进一步提升。（2）生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密切相关，主要体现在：生计安全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它是可持续发展追求的目标之一，生计安全与可持续发展具有内涵和目标的一致性。（3）当收入大约等于支出并且无可减少资产的状况下，家庭生计往往会维持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短期均衡。由于风险的客观性、损害性和不确定性，家庭生计围绕脆弱的均衡上下波动。随振幅和频率增加，风险加大，生计安全水平降低。一般情况下，频繁振幅发生在天气变化、疾病和经济动荡中。（4）单个家庭生计安全的提高对社区及其社会网络有重要影响。单个家庭生计安全提高，扩大了其影响力和权力，使个体中心网络层级上升；同时产生一定的聚集和辐射效应，网络成员通过网络结构获得更丰富有效的资源，逐渐提升网络成员乃至社区的生计安全。相反，当单个家庭生计脆弱情况下，它的交换和传导功能低下，个体之间缺乏有效互动，面临风险时个体压力增加，致使网络局部承压能力和抵御风险能力降低，导致其社会网络可能发生坍塌遭到破坏。（5）生计安全的协调控制和实现形式是由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习惯，非政府组织的非正式规则、社会系统的正式制度安排和社会的组织管理方式所决定。

根据研究农户生计狭义的定义中生计安全实质表现在：（1）环境/背景安全。环境/背景包括人们生存变幻莫测的外界环境和循环性不稳定因素影响着农户生计和资产的有效使用。环境/背景安全能够提高农户的风险意识从而拥有抵抗冲击的基本能力，促进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系统两者的和谐统一，也可在风险环境变化中获取福利。（2）生计资本安全。根据DFID模型体现出生计资本的具体内容有：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生计资本是农户生活的重要积淀，更是抵抗风险的重要依据，因而在农户生计活动过程中生计资本处于最突显的重要位置。（3）生计策略安全。生计策略指农户利用已拥有的剩余资源选择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取更大的福利，它是农户实现生计安全的重要手段，其策略主要包括：生产策略安排、投资策略安排和生育策略安排等。随着外界环境的变化，生计策略应作应对风险的措施，以使资源配置及生产、投资类型和比例的最优化。（4）生计成果安全。生计成果是生计策略的产出绩效，高产优质的生计成果能提高收入、增加剩余福利、提高农户安全感、保持食物安全和可持续利用资源；而低产劣质的生计成果则会减少生计资本，导致农户生计不稳定，降低安全感。

三、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困境

农民作为一个“遗民”遗民：原指亡国之民，前朝留下的老百姓。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或者社会阶层，农民是传统农业社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几千年农耕文明中的主体和代表。近代化进程应使其大量转移为产业工人，只有一小部分农民变成从事家庭经营的是以营利和参与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农业劳动者，却因种种原因没有完成这一使命。到了工业化社会乃信息化社会，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民，农耕社会的主体（农民）具有相对滞后性，这是转型期的必然。从这个角度上讲，农民是遗民群体。 群体的变异体，从过去的战争、灾荒、封建土地所有制到有土地可以依靠，虽然生活不稳定，但是算得上是可勉强维持生计的一种状态。这一局面与现代化的生活相比大相径庭，由此可见，农民的市场化、社会化、市民化进程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根据现阶段农户的生产水平可分为三等，分别为：富裕地区农户、一般地区农户和贫困地区农户。这三等农户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程度与其相应的生计安全成正比关系。富裕地区农户发展水平高，剩余收入逐年递增，抵抗风险能力强，能满足当代及子孙后代的生计，无生计的后顾之忧；一般地区农户发展水平稳定，剩余收入可以满足当前的需求，但抵御风险的能力不足，满足当代自给自足的生活水平不下降；贫困地区的农户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或家庭风险中勉强维持生计，面朝黄土背朝天，靠天吃饭，满足不了当前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更没有抵御风险的能力。结合现实情况来看，第三等农户（贫困地区农户）已经被社会边缘化并遭受社会排斥。当前，贫困地区农户的生计存在以下困境：

（一）原有的生计环境遭到破坏，替代生计还未完全开发

贫困地区农户继续延续祖业，发展种植业，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种植农业为生计，以土地为基本生产资料、粮食生产为主进行小规模的重复性劳作和自给性的消费[3]。对于中国绝大多数农户来说，传统的种植业不仅能满足当前的生活需求，而且还能满足未来的生存需要。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户的认识不断进步，传统生计受到农作物成本增加、种植产量成本增加、产品销售市场不健全等外在因素影响，农产品产量低水平上徘徊并长期停滞不前。近年来，受计划生育与户籍制度的影响，农民人口数量呈现上升趋势，土地的平均占有量逐渐减少，据2005年国土资源部调查，全国耕地面积为122亿公顷，人均耕地面积为009公顷，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4]。人口的增多更导致了土地的保障功能严重欠缺，土地对农民单位组织的保障能力不断弱化。目前，种植业仅能满足最基本生存的需要，而达到社会公认的基本福利水平，固有的生计遭到破坏。

社会飞速发展，农户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与增长缓慢且无持续发展潜力的生计之间的矛盾，促使了贫困地区农户被迫寻找其他替代生计。替代生计在满足农民的基本生计情况下，使面临的压力和打击得到恢复；能够在当前和未来保持、加强其能力和资产，同时又不破坏自然资源基础[5]。畜牧养殖、开采自然资源、从事流通和服务业、外出务工等都可以成为贫困地区农户替代生计。畜牧养殖业要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动物瘟疫严重，投资大、风险高，受外界影响大；开采自然资源，如肆意挖煤采矿和捕猎采集稀有野生动植物，破坏了当地的生态平衡，甚至造成环境污染，与可持续发展原则背道而驰；流通和服务业，竞争激烈并受当地经济水平制约严重；外出务工，工资收入不稳定，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缺乏基本社会保障，并破坏流出地的人口结构，致使劳动力不足，土地撂荒。由以上替代生计的现状可以看出，贫困地区农户在遭受自然灾害、市场经济、环境保护政策等外力的影响下，被动放弃原有的生计，却没有成熟的替代生计，这导致其返贫率高，难以可持续发展。

（二）生态环境保护与农民短期经济利益冲突

贫困地区农户多分布在自然资源环境匮乏区域。农户为了生计对有限的资源和脆弱的生态环境进行无限的掠夺式开发以满足生存需求，这样致使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耗竭。据统计，2000年西部地区人口总数35 531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743%，人口密度为53人/平方公里，森林面积为5 938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868%，低于全国平均1392%的水平。西部地区人均森林面积0178公顷，人均森林储蓄量1908立方米，只有世界人均森林面积和蓄积量的20%和28%左右，可见，西部地区人口对资源压力显著[6]。众所周知，贫困农户赖以维持生计的生存条件有：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矿藏资源、动物资源、气候资源等自然资源，政府保护政策使农户对资源的利用受到了限制和禁止，农民的生存空间不足，生产生活和经济活动的来源及收入减少，生活水平下降，与农户的短期经济利益产生了矛盾。

目前，由于受国家政策的影响，农户单位组织有效耕种土地面积减少，收入减少，剩余资产不足，经济增长乏力，人口与土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加深，加之生态补偿政策滞后或补助标准不合理、林业产权关系模糊等政策性因素的影响，对生态环境系统的保护和补偿不对称，成了可持续利用生态资源的障碍。农户的利益受损、权益无法保障，对于保护生态环境失去积极性和利益导向机制，最终导致可持续发展无法实现。

（三）低水平均衡陷阱

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R.R.Nelson）在《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中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它描述了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情况下人口增长与国民收入持久的均衡状态，揭示了经济在没有外力推动的情况下是一种高度稳定的均衡现象。而贫困地区经济处于低等循环阶段，生产力水平低下，市场经济不发达，流通渠道狭小，福利获取能力低，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层次低，逐渐陷入一种自给自足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中难以自拔。

贫困地区对外沟通有限，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理性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收入，不断寻找替代生计。由于他们长期采用单一生计，缺乏必要的素质训练，可能导致对替代生计的准备不充分，风险认识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替代生计成果达不到合理预期甚至打击了小农的自信心，使农户依旧维持原有生活水平甚至资产减少或负债，仍然处于一种低水平的生存状态中。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均土地面积进一步减少，农户生计压力增加。农户资金积累低、投资水平有限、市场风险认识不足以及相关技能缺乏等一系列收入的不确定性因素造成了以劳动力投入为主的投资方式，家庭收入的增加是以劳动力参与替代生计为前提，这样又造成了劳动人口加速增长，人均可支配收入又下降到最低社会公认福利水平以下，形成一个循环，还是在最低社会公认福利水平上达到了均衡。由于贫困文化的自动调控，农村人力资本存量不足[7]。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小学文化程度占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8]。贫困地区资金的边际生产率低，吸纳不到足够有效的投资，又受技术革新缓慢和贫困的长期累积等因素的影响，内在力量无法克服低水平均衡，在缺乏外界推动力量情况下，贫困只能延续。

四、贫困地区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机制

贫困地区农户生计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机制是贫困农户生计与脆弱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在贫困地区，普遍存在着传统生计与替代生计共存的现象，传统生计是农户的生存保障，替代生计是农户的发展需要。目前，贫困地区农户的传统生计仍是主流经济模式，替代生计依赖于传统生计。畜牧、流通、服务等替代生计是当地主体经济的衍生物，对主体经济有较强的依赖性，与主体经济呈正相关。贫困山区的自然资源利用因当下缺乏合理性和有序性而导致以对环境的高损害换来不成比例的低收入。外出务工虽然游离于主体经济之外，但不具备可持续发展性。因此，传统生计目前仍是贫困地区农民生计的根本。

贫困地区多集中在中部和西部呈块状分布，片状分布在山区、丘陵、高原等地带，普遍存在着贫困和脆弱的生态环境[9]。据研究资料表明，我国典型生态脆弱区内约92%的县是贫困县，全国74%的贫困县分布在生态环境破坏比较严重的地区，约86%的耕地属于贫困地区耕地，约81%的人口属于贫困人口[10]。国家扶贫重点县遭受自然灾害的比例是全国平均水平的5倍，且大都分布在西部地区，贫困发生率高达30%～40%。2008年，5个民族自治区和云南、贵州、青海3省的贫困人口，占全国农村贫困人口的比重为396%，且呈上升趋势。我国的生态脆弱区与贫困的地理分布基本重合，说明二者存在高度相关性。

贫困农户直接依赖自然资源获得他们的基本生计需要，如能源、水和生产资料，通常他们生活在生态恢复能力低、环境破坏严重的地区。对压力和冲击的低恢复能力使生态环境趋向脆弱，进而降低农户抗风险能力，在面对自然灾害、气候变化等风险时不能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时只能选取使环境进一步退化的行动，这种行动取决于他们对外界压力和刺激的反应方式和选择余地。在不受外力影响下，贫困农户的生计和脆弱的生态环境形成了恶性循环：贫困的农户生计导致资源的浪费和生态环境趋向脆弱，资源的稀缺导致贫困加剧，致使生态环境更加脆弱；脆弱的生态环境又使贫困变本加厉[11]。

贫困地区的农户主要从事种植业和养殖业，区域经济通常以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和高污染型产业为主，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依存度较高。贫困地区的农户由于资金缺乏，科技投入有限，在现有土地规模下要获得生计就会以资源和环境的无序开发和利用为代价，这种低水平的掠夺式生计开发与经营导致了资源的浪费，使得该区域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能量与物质的输出增多、输入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生态恢复力和稳定性降低，生态环境趋向脆弱。由于资源的稀缺性，恶化的生态环境减少了对农户基本生计必需品的供应，资源的边际利用率也随之降低，另外脆弱的生态环境自我调节功能减弱或丧失，造成自然灾害面积加大和受灾程度加重，导致贫困加剧。在生态系统良性循环阀值被突破和缺乏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的双重约束下，随着人口继续增长，只能靠资源的继续开发满足需求，过度开垦、乱砍滥伐引起边际资源利用率降低，自然灾害加重进一步加剧生态系统破坏，生态环境更加脆弱；脆弱的生态环境使农户赖以生存的土地质量下降，产出和收入减少，生存条件趋于恶化，变得更加贫困。这种生计使其与生态环境脆弱陷入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之中。

因此，脆弱的生态环境制约农户的生计水平的提高，反过来脆弱的生计致使生态环境进一步退化的行动，进一步制约农户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区域更加贫困。脆弱的生计既是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也是其恶化的结果。不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既无法实现农户的生计安全，也无法保护和改善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

五、对策与建议

生计安全为农村减贫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农村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更先进、更系统和更有效的研究途径。农户生计安全是农村区域经济健康增长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它使区域经济具有自主性、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区域经济社会在遭受打击或损失的状况下，能够避免或化解个体或整体的危机。

弱质性农业的固有缺陷决定了只有不间断投入才有可能带来一定的资本收益，因为传统的小农经济立足于自给自足，其增长率低，资本积累较为困难。而我国贫困地区与生态脆弱区基本重合具有高度相关性，敏感且脆弱的农户生计系统与不断增长的人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重大而持久的压力，加之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以牺牲环境谋求发展的传统发展模式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冲击和破坏。在“靠山吃山”的掠夺式生计遭到破坏和变革时，单一的生计策略使其难以找到合适的替代生计，再加上生态环境保护利益机制不健全，生态补偿如果不能完全抵消生态保护政策带来的损失，那么，贫困地区农民将很难维持正常生活，在“低水平均衡陷阱”中难以自拔。据此，要实现个体农户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建立生计安全评价体系并实现农户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

（一）建立农户生计安全评价体系

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发生，在制定各种发展政策的同时，应建立贫困地区农户生计安全评价系统。重点解决农户生计系统的诊断和预警问题，评价其发展状态和发展程度。对某社区或聚落区域农户生计安全状况变化进行定量评价与动态分析，为同类型区域生计安全评价提供参考，也为区域可持续生计发展战略的制定和生计安全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在全国主要贫困区域实施农户生计安全的定点连续监测，掌握准则层的状态和影响因子的变化情况，通过观察，分析信号的变动和级别情况来判断生计安全级别。找到生计脆弱点进而实施立体复合式帮助，调整扶贫政策，提高工作效率，增强管理水平，以防范贫困的发生。

（二）实现农户生计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良性耦合

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下，贫困地区不可避免地受到更深的影响，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协调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的动态平衡，维持代内平衡和代际平衡。据此，要实现个体农户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需要实现农户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

生计系统和生态系统是两个开放的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生计系统内生于或根植于生态系统，耦合程度反映二者联系的密切程度。选择安全的生计，才能通过彼此的有机联系，逐步实现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12]。农户生计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良性耦合的条件是：生计活动必须限制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在生态环境系统的恢复力范围内。目前，贫困地区的生态环境系统已遭受不同程度破坏，普遍具有脆弱性。在这种情况下，恢复生态环境系统是首要任务；其次是保护生态环境系统，理顺利益机制、健全生态补偿机制、保护农户合法权益；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规划和布局生态功能区，促进生计、资源和环境系统的空间均衡可持续发展。以便探索出一种能综合地促进贫困地区“资源—环境—生计”系统良性耦合的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Marc Lindenberg. Measuring Household Livelihood Security at the Family and Community Level in the Developing World[J].World Development，2002（2）：304.

[2]Frankenberger T.Measuring Household Livelihood Security an Approach for Reducing Absolute Poverty[J]. Paper Prepared for the Applied Anthropology Meetings， Baltimore， MD，1996：3.

[3]邹德秀.根石屋文存[M].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出版社，2006：95.

[4]中国网.国土资源部：中国现有耕地1831亿亩 人均降为14亩[EB/OL]. [20060404].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6/Apr/1174556.htm.

[5]杨明，骆江铃，明亮.论替代生计项目在乡村的发展[J].农村经济，2010（4）：101.

[6]童玉芬.西部地区人口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和问题[J].资源产业，2001（12）：3033.

[7]邹德秀.地区贫困与贫困地区开发[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37.

[8]曹永红.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J].科学与管理，2007（4）：89.

[9]佟玉权，龙花楼.脆弱生态环境耦合下的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3（2）：48.

[10]绿色和平，乐施会.气候变化与贫困：中国案例研究（摘选）[J].世界环境，2009（4）：5053.

[11]刘燕华，李秀彬.脆弱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40.

农户安全生产责任书 篇4

摘要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补偿的一种手段，农业保险对稳定和保障农户的生产行为、引导农户生产行为规模化、振兴农村经济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但是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的投机行为等问题也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可以对农业保险提出有效可行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保险；逆向选择；生产规模

[中图分类号]F84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461（2015）06-0086-04

农业保险作为对农业风险损失进行事后定损补偿的手段之一，对于稳定和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村经济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2004年开始农业保险各种模式试点正式在全国启动，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起到了明显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但是农户会产生某些投机行为，这些行为制约着农业保险的发展。因此，通过研究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对策建议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影响

（一）能尽快恢复小规模农户灾后再生产

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诸如干旱、冰灾、洪水等气象灾害；蝗虫、鼠、蚁等虫害；炭疽病、黑穗病等动植物疾病等。这些自然灾害每年给中国造成1 000亿元以上的经济损失，受害人口2亿多人次，其中农民是最大的受害者。例如1998年的特大洪水，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受到严重灾害，受灾面积3.18亿亩，成灾面积1.96亿亩，倒塌房屋685万间，直接经济损失达1 666亿元。

图1为2003～2012年我国因自然灾害而造成的农作物受灾面积及绝收面积。由图1可以看出，自然灾害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受灾的农户没有农业保险的补贴和赔偿，只能自己扛起损失，对我国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而对于生产大户，也遭受不起自然灾害对生产物质的大范围影响。

农业保险是农业生产者以支付小额保险费为代价，把农业生产过程中由于灾害事故造成的农业财产的损失转嫁给保险人的一种制度安排，有利于弥补农户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各种风险所造成的经济损失。可以使投保农户在遭受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后得到经济补偿，增强农户对自然风险的抵御能力。因此，对于农户，尤其是传统型小规模单一制的农户，由于生产物质比较少，标的损失之后带来的影响很大，而农业保险这种转移风险，分摊经济损失的保险机制无疑可以使农户能够及时得到补偿，迅速补充生产物质，增加生产信心，投入再生产。

如图2所示，以能繁母猪为例，笔者通过对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县支公司走访得知，能繁母猪的保险赔偿为每头1 000元，费率为6%即60元，而国家财政补贴50%，省财政补贴20%，县财政补贴10%，农户自己只用承担12元的保费。发生标的损失以后，乡镇动物防疫站就会配合保险公司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收集农户的“一卡通”，拍摄带有耳标号码的保险标的照片，做好记录并出具查勘报告，要求农户对病死猪进行无害化处理，10日内保险赔偿1 000元就会打入农户的专有账户，农户可以迅速的用保险赔偿来补充生产物质，恢复再生产。农业保险有利于帮助农户分散生产风险，对促进农户增收，稳定生产有着重大的作用。从能繁母猪的投保率在90%以上也可以看出，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和支持作用得到了农户的广泛认可。

（二）农业保险对农户实行规模化生产引导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大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我国又是一个以分散型经营为主导的农业国家，有着将近2.3亿高度分散的小规模农户。我国人均耕地不足1.5亩，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40%。同时受传统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影响，农村各类专业合作和互助组织相对缺乏，农户的生产行为较为保守，难以形成规模化生产，产业结构也相对单一，难以形成多元化生产行为。这种分散经营的模式是目前农户生产面临的困境之一，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也起不到有利的影响。

如图3所示，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保护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也引导了农户扩大生产规模，促进生产行为规模化的发展。农户生产的产业化经营把农户组织起来，提高了农户生产行为的规模化程度，从而构成农业保险的组织基础。原来分散的农户通过产业化组织，形成一定的规模，也增加了农户对农业保险的需求。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把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共同参加农业保险，也使得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得到更大地发挥。

比如在农业保险中保险公司对养殖能繁母猪在50头（含）以上或育肥猪在500头（含）以上的养殖大户和种植20亩以上的种植大户会签单到户，单独承保，大户出单，发生标的损失时可以得到优先处理，直赔到户。而小规模的养殖户一般是签单到组，联合出单。农业保险2007年开始实行保费补贴模式试点以来，农业保险对于养殖大户的一定优待政策和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组织与保险公司的配合对农户的生产行为规模化起到了一定的引导作用。由于农业保险起步晚，还在发展的过程中，这种作用还不甚明显。但是按照农业保险的发展趋势和政策支持，这种规模化生产的引导作用会越来越大。

二、农业保险试点后农户生产行为中产生的问题

农业保险自2004年试点以来，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是仍存在有许多不足。在《农业保险条例》颁布之前，农业保险的立法相对滞后，实行的法律法规并未真正涵盖农业保险运作的具体操作内容。因此，农业保险试点以后农户也产生了许多投机性的生产行为。

（一）道德风险行为

1.产生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

在保险市场上，这种行为来自于：第一，保险公司不能观察到投保农户在投保后的个人生产行为；第二，由于保险标的的特殊性，在保险期间大多处于生长期，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可以轻易对保险标的做出主观性的处置行为；第三，现行的保险政策并没有推行奖励机制，农户的个人生产行为也不与信用评级和费率水平挂钩，无标的损失的农户来年也没有费率的减免等奖励政策。既然第二年要交一样的保费，有些农户便在生产过程中人为的制造一些标的损失来换取补偿。在某些市场风险严重的年份，生产物质投入的成本过高而出售价格过低，有些农户在生产过程中故意损坏保险标的，这种行为在养殖业保险中尤为突出。比如育肥猪险种，在2010年猪肉市场低迷，猪肉价格大跌的时候，辛苦养殖担上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可能入不敷出，有农户就故意淹死保育猪或者在生产过程中喂食一些钉子等造成标的灭失来换取保险赔偿。

2.监督机制缺位导致灾后生产积极性缺乏

由于农业保险试点过程中，气象、水利等部门没有协调推进，基层监督体制也不完善，导致许多农户在遭受风险以后，抱着反正有保费赔偿的心理，生产积极性大打折扣，甚至不事生产等待赔偿，没有尽到保险义务。通常农业保险中的保险标的具有一定的修复能力，但是投保农户想到风险损失可以转嫁给保险公司，就不会在灾后对保险标的进行妥善处理。比如在水稻保险中，由于水稻种植业受地理因素影响比较大，那些土地靠近河堤的农户容易受到洪涝灾害的影响，往往投保很积极，但是灾后的生产行为中却带有明显的倦怠性。比如2011年坝塘镇发生洪涝灾害以后，有些农户存有侥幸心理，觉得反正有保费赔偿，在开展的救灾生产当中积极性不高。

据统计，投保方的道德风险行为给保险公司造成的冤枉赔款要占保险赔款的20%甚至更高。这种种的生产行为严重扰乱了保险市场。使保险公司承担正常概率之上的赔付率，破坏了保险市场均衡并导致了保险市场的低效率。农业保险发展的不完善导致农户产生了这些投机性的道德风险行为，而正是由于这些生产行为又加剧了农业保险市场的失灵，长久以往就会阻碍农业保险的良性发展。

（二）逆向选择

农业保险试点以来，保证了农户生产的积极性，但是在规避生产行为中的风险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往往会产生逆向选择行为。农业保险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和自然风险的不确定性导致了保险公司事前不能确定投保农户的风险程度。低风险的投保农户在投保后一般不能得到实际效用，可能会慢慢地退出保险市场，只有高风险的农户才会愿意在面临生产过程中的高风险时选择投保。保险公司的单位费率是根据风险单位的平均损失率确定的，保险公司为了不致亏损不得不提高费率，这样又将有一部分中低风险农户不再投保。这样的循环无疑会导致农业保险需求不足、市场失灵，削弱了农业保险对农户的积极引导作用。

三、促使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产生积极影响的对策

由以上分析可知，农业保险试点引导农户生产行为的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农业保险对农户来说就是一颗“定心丸”，遭受风险损失之后农户可以很快地恢复生产行为，农户的生产信心得到了保障，积极扩大生产行为，形成规模化生产。但是由于农业保险发展的一些不足，农户产生了诸如逆向选择和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下面从三点探讨如何完善农业保险，最大化的发展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以及减少农户生产行为中的投机行为。

（一）加强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支持

1.贯彻实施农业保险法律条例

《农业保险条例》历时六年终于在2012年10月24日国务院第222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13年3月1日起施行。它表明我国政府对建立现代农业风险管理制度的坚定信心。条例中明文规定为切实保证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依法使用，规定禁止以虚构或者虚增保险标的、虚假理赔、虚列费用等任何方式骗取财政给予的保险费补贴。《农业保险条例》填补了《农业法》和《保险法》未涉及的农业保险领域的法律空白，标志着我国农业保险业务发展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政府在支持农业保险发展的同时要严格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同时要尽快出台配套性的细则，规范农户生产行为，杜绝道德风险产生。

2.加强基层服务体系建设

农业保险的主体中，基层政府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宣传、执行工作，对农业保险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有些基层政府缺乏专门的管理部门，或者干脆把行政支持变成了行政干预。制定行政支持的具体措施，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又要尊重保险公司的自主权，避免过度干预。乡镇基层政府应设立专门的农业保险管理办公室，配备专业人才，对从事农业保险的业务技术人员进行培训，组织各种农业保险组织的业务技术人员，交流经验、学习、研讨提高业务技术管理水平，合理协调农业保险的发展。

（二）保险公司应完善服务体系

1.完善监督机制

与其他机构相比，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保险公司更有可能去履行监督职责。为最大程度地控制投保人的投机行为，保险公司不仅在签约之前需要对投保农户的个人情况和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进行了解，在合同签订之后也不能放松，必须随时监督保险标的的风险情况和被保险农户的生产行为情况，避免产生主观损坏保险标的的生产行为，并协助被保险农户做好防灾防损工作。

如图4所示，通过尝试借助农村基层组织（农技站，村委会，气象、水利部门和乡镇动物防疫站）的力量建立农业保险中介组织。通过农业保险中介组织提供的信息、调查、分析和监督等活动获取被保险农户的行为信息后，保险公司就可以比较准确地判定标的损失是由于意外风险还是投保农户的主观生产行为有意造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减少农户投机行为的发生。以能繁母猪和育肥猪为例，要强化耳标监管体制，对能繁母猪和育肥猪的实际存栏数量进行逐场逐户核查，做到“四见”：见猪、见人、见标、见榜。承保分户清单、理赔分户清单、财务支付清单三单必须一致，理赔到户，杜绝以死代活等骗取保险赔偿的生产行为。

2.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

由于近几年大灾风险少，而很多农户把保险看成一种投资，认为只要投入了就一定要有受益，而在风险比较少的年份农户投入保费得不到实际的经济效益有可能就会导致损坏保险标的的道德风险。因此，可以构建合适的奖励机制，建立投保人的信用评级与费率水平挂钩的制度，对于当年保险责任范围内没有发生保险事故的投保农户在第二年投保时可以适度的对保费进行优惠；而对发生过损坏保险标的等投机性生产行为的信用评级恶劣的投保人实行惩罚性费率。这样既可以鼓励农户积极投保，调动农户防灾防损的积极性，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支持引导作用又可以避免人为损坏保险标的的行为发生。

3.加快农业保险产品创新

完善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要着眼于创新保险产品和开发多元化险种。第一，加快对传统产品的改造，认真分析保险经营中存在的漏洞，合理使用免赔额既可以减少农户投机性生产行为，又可以减少处理小额赔案的费用，降低保险成本。第二，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种植业，如水稻、小麦和养殖业猪、鸡等实行强制保险，对生产经营达到一定规模或经济上有能力投保的农户也实行强制保险。在实行过程中要注意对收入低下，无力承担保费的农户加大补贴力度。对其他农产品的生产可以实行自愿投保，或者以村为单位，应保尽保。这样不仅可以避免逆向选择，还可以增加保险的有效需求，降低保险费率，减轻保险公司的压力，缓解市场失灵问题。更好地发挥农业保险对农户生产行为的引导作用。所以在实行强制保险的过程中，要依靠政府对农业保险的补贴。

（三）提高农户的诚信意识

安全生产责任书 篇5

1、积极解决生产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地质问题，对疑难地质问题，及时向科长及分管领导汇报。

2、及时深入现场，负责收集采掘工作面所揭露的地质资料，做好原始记录及实测地质素描工作。

3、建立健全相关地质台账及原始资料整理工作。

4、根据生产计划做好采掘巷道地质预测预报工作。

5、严格执行《煤矿地质工作规定》，做好本专业质量标准化工作。

6、在主任工程师的带领下，负责对矿井“三书”及地质工作年、季、月度工作计划、工作总结的编制工作。

7、积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努力提高专业技术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参与技术革新和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工作。

8、负责对采掘工作面的水情水害分析及预测预报工作。

9、负责收集水文地质资料，并做好分析、整理和保管工作。

10、负责对地表水体、降雨、井下各涌水点等相关资料观测记录工作，及时总结矿井水文地质变化规律，做好水害事故的预防工作。

11、负责井下采掘工作面及含水体的探放水设计编制及工程监督落实工作。

12、参与矿井水害预防和处理计划的编制。

13、加强对地表塌陷区及周边煤矿的调查工作，并及时 将调查资料绘制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上。

14、负责做好周边煤矿水文图纸资料的交换工作。

单 位： 责任领导：

责任人： 时 间：

地测科科长安全生产责任书

1.在矿长和总工的领导下，负责地测科全面工作，对本科的安全工作负责。

2.认真学习贯彻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规章、规程、标准和技术规范，做好业务保安工作。

3.贯彻执行“三下”采煤、勘探等地测方面的有关技术政策、规章制度和规定，为矿井安全生产服务。

4.参与组织制定矿井防排水计划和有关安全技术措施，并认真贯彻执行。

5.经常深入现场，检查有关地质、测量、水文、钻探等方面的安全技术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对重大问题，要边处理边向矿领导汇报。

6.负责向有关部门提供正确的地质测量图纸和资料，指导安全生产。7.组织搜集、整理和保管各种地质、测量、水文、储量有关技术资料，参加矿井有关安全会议和安全大检查。

单 位： 责任领导：

责任人： 时 间：

地测科主任工程师安全生产责任书

1.在总工程师和科长领导下，负责提供地测、水文资料及储量管理资料，并做好业务保安工作。对全科的业务管理和地测防治水安全工作负责，是全科安全技术工作的第一责任者。

2.组织编制采区设计、作业规程技术措施、计划和有关设计方面的资料，并参与上述内容的审核工作。

3.负责全矿水文地质工作，熟悉水文地质方面的技术政策、规章制度和有关规定，并认真贯彻执行。

4.积极深入现场，了解地质、水文变化情况，总结矿井水文地质规律，做好井下突水事故的预防工作。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重大问题向科领导汇报，并参加研究处理。

5.负责组织整理全矿地质资料、图件和地质成果，以及上报、归档工作。负责做好全矿地质质量标准化工作，严格按标准做好地质基础管理工作。

6.负责组织定期召开业务检查和会议，提出工作计划，讨论研究疑难地质问题，督促全室人员做好地质业务的安全管理工作。

7.积极做好全矿地质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推广工作，搞好地质技术创新工作。

单 位： 责任领导：

责任人： 时 间：

测量主管安全生产责任书

1.在科长的领导下，负责测量专业的业务保安及安全思想教育工作，对全矿井上下测量管理工作负责。

2.负责测量管理工作，为采矿设计、现场管理及领导决策，提供正确的测量资料。提供作业规程、生产计划方面的有关测量资料，并参与审查。

3.经常深入现场，熟悉井下生产布局及采掘状况，经常检查中、腰线延伸情况，对出现的问题及时处理，重大问题及时向科长和总工程师汇报。

4.负责制定测量安全技术措施，审查测量相关图纸资料及作业规程等工作。

5.负责测量开口、过巷及贯通等主要测量工程通知单的审查和签字及措施落实、监督工作，确保安全贯通。

6.组织测量搞好地面测量管理工作，掌握地面沉陷情况及建筑物状况，建立好“三下采煤”档案，为三下采煤安全做好管理工作。

7.负责测量人员的安全技术培训，组织测量人员的岗位练兵和技术比武，做好业务保安。

单 位： 责任领导：

责任人： 时 间：

地质储量主管安全生产责任书

1.严格按照《煤矿地质工作规定》、《生产矿井储量管理规程》、进行矿井储量管理工作。

2.负责及时收集采煤工作面相关资料，准确计算工作面回采率及损失率，减少资源的损失。

3.回采工作面结束后一个月内，采区回采结束两个月内，必须编制采后分析报告，采区采后总结的编制必须由副科长牵头。

4.负责矿井资源管理台账、报表、图纸的上报工作，做到准确无误。5.负责监督施工单位是否按规程和技术措施回采，严禁破坏保安煤柱。6.负责矿井储量变动监控及报损工作。

7.参与审查采煤作业规程和采煤专业安全技术措施。

单 位： 责任领导：

责任人： 时 间：

测量技术员安全生产责任书

1.在科长和测量主管的领导下，负责井上下有关测量方面的安全技术工作。

2.认真执行矿井有关测量方面法律法规、标准和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并检查落实。

3.参与会审相关安全技术措施和作业规程，收集、整理测量技术资料，对本专业的业务负责。

4.及时向有关单位提供正确的测量资料和图纸，并参加编制和审查。5.做好巷道开口、过巷及贯通测量的计算、复核工作，并及时发放测量业务联系单。

6.负责定期上报进尺，并绘制在采掘工程平面图上，做到准确及时。7.定期报送交换图等相关图纸，搞好矿井交换图的收发管理，防止丢失。对编制、修绘图纸质量及其业务保安负责。

单 位： 责任领导：

安全生产责任书 篇6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全面落实集团公司各子、分公司安全生产责任制，强化安全管理，有效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维护集团各子、分公司正常的生产、工作和生活秩序，确保员工生命和公司财产的安全，特与签订二零一三年度安全生产责任书

一、责任对象

行政第一负责人是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分管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是安全生产直接责任人，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负全面责任。

二、责任目标

1、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关于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制订本单位安全生产年度计划，并列为本单位的重要议事日程，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安全生产工作例会，研究解决安全生产中的重大问题；每月至少组织一次全面及专项安全生产检查，并有检查记录凭证。

2、加强组织领导，行政一把手要负总责。各单位应当根据人事变动情况及时调整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确保工作不受影响。

3、建立自上而下的安全生产责任网络。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状，责任落实到人。

4、依照“谁的隐患谁整改”的原则，认真抓好各类事故隐患整改和各类危险源监控工作，遏制重特大事故的发生。要对本单位内的重、特大事故隐患进行普查、登记、建档，并及时进行整改，通过整改达到无隐患的目的。一时难以整改的，必须采取有效监控措施。隐患整改完毕后要有完整的报告。

5、各单位要建立和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管理体系建设，队伍配齐、人员到位，必要的设施设备。

6、认真贯彻《安全生产法》并抓好宣传培训工作。扎实开展好“安全生产宣传月”、“安全宣传周”等一系列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安全氛围，提高员工安全意识，并做好安全技能培训工作。新工人的三级安全教育率达100%，特殊岗位人员持证上岗率达100%。

7、按照“四个不放过”的原则（即事故原因没有查清不放过，事故责任人没有得到处理不放过，广大干部职工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同类事故的防范措施没有落实不放过），严肃查处各类重大事故。对发生的事故要在国家规定的期限内结案，结案率达100%，重特大事故应按要求及时向上级主管部门写出书面报告。

8、认真完成好集团公司部署的安全生产方面的各项工作。

三、本安全生产责任书一式两份，各子、分公司及集团公司安全管理部门各留一份。

责任单位：

农户安全生产责任书 篇7

但也有的学者认为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并不必然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不利的影响。Rozelle et al认为,尽管迁移对农业产出的直接影响是负面的,但是这种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迁移者给家中的汇款带来的家庭资金增加所抵消[6]。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于1994年对四川和安徽2个省的调查资料研究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并不必然导致农业生产的下降。在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中存在着资金对劳动力的替代:在现金很紧缺的地方,外出就业带回的现金收入对农业生产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在现金不是很紧缺的地方,外出户的农业生产不如非外出户;劳动力的外出就业并不构成对农村劳动力积累的必然障碍[7]。唐晓腾等指出,正常的农民流动能自发地调节人口大量增长和土地资源紧缺之间的矛盾,从而对农业生产产生促进和推动作用[8]。吴晓娜利用在宝丰县的调查数据证明,劳动力流动会影响外出户的作物种植结构,但并不影响外出户的农业产出[9]。盛来运分析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不仅没有导致农业生产的萎缩,而且推动了传统农业改造和现代农业的发展[10]。单玲玉通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关系的实证分析,证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农业生产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11]。

从文献回顾可以看出,虽然目前学者们对农村劳动力外流对于农业生产的影响仍然存在争议,但争议的重点仍然停留在对农村劳动力外流经济效果的正反评价层面上,并未进一步深入探究在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既成事实下,农户家庭如何化解由劳动力外流而带来的农业生产危机。基于此,笔者根据2009—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农村劳动力项目调查数据,对全国18个省48个县的465户贫困地区农户样本进行研究,使用Heckman两步法从微观层面上考察了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贫困地区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并深入分析了农户家庭如何弥补由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对家庭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期对已有研究有所完善和突破。

1 研究方法

1.1 模型及方法

根据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情况,本次研究建立如下农业生产模型:

式(1)中:Yk为第k个农户家庭上一年(2008年)的农业收入;xi为第i种生产要素投入情况,包括劳动力、种子、农药、化肥以及土地投入,其系数是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值;zj为第j个控制变量,包括家庭控制变量以及地区控制变量。

可以通过OLS法对式(1)进行估计,如果只选择2008年进行过农业生产并且拥有农业收入的家庭作为样本利用OLS进行估计,由于选择影响的存在,其结果存在偏差。因此,采用Heckman两步法进行修正[12]。具体步骤为:首先估计家庭中参与农业生产活动的probit模型:

式(2)中:若Pk*>0,Pk*=1,则表明第k个家庭2008年有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反之,若Pk*≤0,Pk*=0,则说明第k个家庭2008年没有参加农业生产活动;Zk为方程的解释变量。在式(2)的基础上估计出参与外出务工的逆米尔比率:λk=Φ(αZk)/Φ(αZk),将其带入收入方程(1),以纠正选择性偏差:

一般来讲,如果不参与农业生产的农户是期望农业收入较低的农户,则逆米尔比率的系数为负值[13]。

1.2 数据与变量选择

数据取自2009—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对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调查范围覆盖了全国东中西部3个地区的18个省,东部省份为福建、广东、辽宁3省;中部省份为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西部省份为陕西、青海、甘肃、宁夏、贵州、广西、云南。48个县,每个县抽取1个行政村,采取随机抽样的方法对465户农户进行调查。表1是对样本户家庭特征及农业生产特征的描述性统计分析。考虑到不同地区农作物不同,单纯以产量衡量农业生产能力具有片面性,在此将农产品产量乘以市场价格产生的农业收入作为标准来衡量农业生产状况。本研究通过设置虚拟变量来考察样本家庭中是否有劳动力流出,从表1可以看出,93%的家庭中存在非农就业的劳动力,说明农村家庭中非农就业已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在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上,化肥和种子以资金投入考虑其投入程度,另外设置了耕地面积和地块数来考察家庭拥有土地数量对于农业收入的影响。考虑到党员和村干部在农村社会中具有一定的地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一定影响,故加入党员和村干部虚拟变量。当一个家庭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水平较高时,不但会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4],同时也会提高农村劳动者外出概率[15,16,17,18],造成农业生产劳动力流失。因此,在调查中考察了家庭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以家庭中劳动力总的受教育年限除以劳动力人数产生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

2 结果与分析

2.1 模型估计

使用OLS Heckman两步法对非农就业对农户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进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2。

2.2 实证结果分析

(1)在选择方程中,比较显著的几个变量是家庭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是否存在水土流失以及是否能够贷到款几项。家庭人口越多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性越大,而家庭中平均受教育年限增长,农户越有可能放弃农业生产。如果是土地生产条件较好、没有发生水土流失的地方农户有可能进行农业生产的投入,贷款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

(2)在收入模型的估计中,大部分农业投入要素对于农业收入都有显著的正面影响。但是对于存在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家庭而言,由于务农劳动力流失,其农业收入水平比不存在非农就业劳动力的家庭低。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显著,可以说存在非农就业对于家庭农业收入影响不大,这间接证明了我国现阶段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由于农业劳动力过剩,这种转移对于农业收入的影响效果并不显著。相反,务农劳动力人数对于农业收入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但这种促进作用不能说明农户应该加大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因为增加1个劳动力只能将农业的年收入提高973元,反而不如参加非农就业。对于存在非农就业的情况而言,其不显著的效应说明了农业生产部门存在劳动力过剩的现象,在家庭劳动力数量一定,需要进行劳动力资源配置时农户会从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角度考虑其投入,由于非农部门的收入水平普遍高于农业部门,因而促进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流向非农部门,但并不意味着农民会完全放弃农业生产。因为在我国农村,农业生产仍然是农民生活的保障,农户不会轻易放弃农业生产,由于农业生产具有显著的季节性特点,这就促成了大量的农村兼业劳动力存在。对1999—2008年农户就业情况的回顾中也可以看出,虽然10年来全年在外务工的劳动力呈迅猛上升的态势,但是处于兼职状态的劳动力仍然较为稳定,说明农户在参与非农就业时仍然会留出部分劳动力来保证自己的农业生产稳定不受影响。另外,在家庭雇佣劳动力方面,存在家庭雇工的家庭比没有雇工的家庭农业收入要高近2 000元,一般雇佣工人进行农业劳动生产的家庭本身具有良好的农业经营状况,并且在自家劳动力不足时才会作出投资雇工的决策,雇工一般具有更为熟练的农业技能,这体现了农业生产分工的优势,也说明了外出务工产生的“资本化劳动”能够弥补劳动力流失对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

注:***表示在1%水平下显著,**表示在5%水平下显著,*表示在10%水平下显著。

(3)在家庭其他生产要素方面,种子和化肥投入对农业收入的影响很显著,尤其是种子投入,土地投入也与预期相同,对农业生产有着显著的影响。而农村中的公共物品(公路、村民互助组织)以及自然状况(坡地、水土流失状况)则极为显著地影响了家庭的农业收入水平,也说明了现阶段需要从公共物品和环境保护方面入手来开发农业生产的潜力。

(4)最后,从逆米尔比率为负可以看出,放弃农业生产的农户为农业收入期望较低的那部分农户,表明这是农户进行生产活动时理性选择的结果,他们并不会轻易放弃农业生产,也证实了笔者之前的假设。

3 结论与讨论

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较为粗放,很大程度上依靠对劳动力和土地的投入来获取高水平的农业收入。虽然农业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不可避免会对农业生产产生影响,但是从农户层面上来看,家庭中存在非农就业对于家庭农业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劳动力数量对于家庭农业收入水平仍然存在极为显著的影响,这是由于农村中大量兼业劳动力以及农业雇工的存在抵消了劳动力流失产生的不利影响。另外,其他如种子化肥等生产要素的投入以及公路、村民合作组织的等社会公共资源的存在也会对农户农业收入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实现农村劳动力战略性转移同时减小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应做到:一是在劳动力方面,完善农业劳动力市场,促进以资本换劳动来转变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以家庭为单位的劳动力供给状况,推动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二是进一步推进良种补贴和科技支农政策,为农户提供高效的农业生产要素。三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步伐,完善农村中公共物品的供给,改善农村生态环境,为农业生产提供良好的服务和外部条件。

摘要：根据2009—2010年北京林业大学农村劳动力项目调查数据,使用OLS与Heckman两步法从微观层面上考察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对于贫困地区农户农业生产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会通过兼业或者资本换劳动的形式弥补非农就业导致的劳动力流失对家庭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并以此提出加快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稳定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

农户安全生产责任书 篇8

摘要：依据2014年对黑龙江和湖南省这两个水稻主要生产省的7个地级市的75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水稻生产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户主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农户家庭收入对其外包的影响则主要在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价格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显著为负；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显著为负；农村村落的专业化服务队组织对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主要在农田整理环节；农村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水稻种植不同生产环节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性。

关键词：水稻生产；服务外包；农业生产率；生产环节

中图分类号：F325.1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3-0125-05

引言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时期。对于农业而言，我国农村人口过多，农业水土资源紧缺，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土地规模经营难以推行，传统生产方式难以改变。随着农村人口逐步向城镇转移，农民人均资源占有量相应增加，可以促进农业生产规模化和机械化。这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农村规模经济的发挥。而从本质上来讲，这两个问题是殊途同归的，在于农村生产率或规模经济的提升。目前，我国对农业规模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地经营流转方面，较少文献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角度考察，后者对于农业生产性服务提供者而言，是一种生产环节上的规模经济。这对于我国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将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对于农产品生产环节外包决策，国外的研究相对较早。Kruseman.G模拟了农户农产品种植和技术选择决策时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投入组合，研究发现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可以实现农业规模经济[1]。Gillespie 等人的研究也得到了相同的结论。新近，我国国内也开始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进行了研究[2]。王志刚等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本质和现状，并基于全国8省24个县（市、区）2 381户不同规模稻农的调查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3]。蔡荣、蔡书凯利用安徽省水稻主产区农户调查数据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4]。江雪萍基于“技术进步—产权细分—环节外包”的分析框架，对农户农业生产环节的可外包程度进行实证测度[5]。也有学者对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效率进行了考察[6]，如胡宜挺等。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需求研究中[7]，而对于需求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更多集中于户主特征，较少研究从生产外包价格进行考察。而对于农村农业生产环节外包而言，目前的服务市场并不是完全竞争的，并且政府对外包服务商的经济补贴现象较普遍。这意味着，在分析农业生产环节外包时，需要考察外包价格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利用2014年对黑龙江和湖南省这两个水稻主要生产省的7个地级市的75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对影响农村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

一、理论假设、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从土地解放出来，从农业生产活动转移到工业或服务业生产。识别出农村土地生产环节外包的内在机理，对于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推进是至关重要的。而农户是否将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受到农户的水稻生产偏好、水稻生产外包服务价格、消费者收入水平、要素充裕程度、替代商品的价格等影响。

（一）理论假说

本文提出了以下假说：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受到农户偏好、水稻生产外包服务价格、家庭收入水平、要素充裕程度以及替代产品价格的影响。同时，根据替代要素的差异，水稻生产中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的生产环节受到农村家庭劳动力数量、价格以及机会成本的影响较大；而技术密集型的水稻生产环节，则受到地区水稻专业化生产商的专业化程度的影响较大。

为了验证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我国农村水稻生产外包到底受到哪种因素的影响，以及不同要素替代差异下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与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下的影响差异，本项目将利用2014年对黑龙江和湖南省这两个水稻主产省的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二）数据来源

为了实证检验上述假说，本课题组于2014年310月对这两个水稻主要生产省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时间选择方面，本文问卷调查时间跨度涵括春耕、夏种和秋收这三个典型的农忙时节；包括了单、双季水稻生产季节，具有很好的代表性。在问卷调查样本方面，采取了分层抽样调查的方式，从这两个省份中抽取了7个地级市的75个行政村进行调查，共收到问卷502份，其中有效农户问卷457份，占91.04%。对于样本农户，我们选取的标准为：水稻种植是该农户家庭中粮食生产的主要方式。此外，为了考察村落这一外部环境对村庄内的居民的影响，也即存在村落的固定效应，课题组也对村落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调查，包括村庄地貌、人口数量、耕地、农村合作社、水稻生产专业服务商、农业生产补贴等。而对于农户家庭情况，我们调查了农户家庭的基本特征、水稻生产环节的外包情况、外包价格等。

（三）变量选择

根据本研究第二部分的经济学学理分析，将从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价格、农户家庭特征、农户家庭劳动力要素、地区水稻专业化服务、土地要素、地区水稻生产补贴政策等方面来考察我国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如表1所示。

表1影响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主要因素

影响因素变量含义衡量指标

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价格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实际交易价格或正常价格单季稻或双季稻的晚稻的生产环节外包价格

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对农户家庭的基本情况进行概括，包括户主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家庭总收入等特征全部样本被分为低收入（A）、中低收入（B）、中等收入（C）、中高收入（D）和高收入（E）共五组

农村劳动力要素用农户家庭的劳动力充裕程度来表示包括家庭的劳动力数量与平均劳动力工资这两个指标来衡量

农村土地要素土地要素的丰裕度包括水稻种植面积和土地细碎化程度

水稻生产专业化服务程度当村落内存在农业物质固定供应点、农村合作组织、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机构等，意味着水稻生产的专业化服务程度较高用不同指标来衡量专业化服务程度

农业生产补贴农业生产补贴用以衡量与水稻生产有关的促进政策包括农机购置补贴、水稻良种补贴等

注：（1）对于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价格，不同价格的水稻生产成本和投入具有很大的差异性。为了使得外包价格具有可比性，对于双季稻采取晚稻作为生产环节的外包价格；（2）农户户主的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I）、“初中”（II）、“高中或中专”（III）、“大专及以上”（IV）这四个等级；（3）当土地越细碎，采用机械耕种的成本会越大，农户选择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会越低（王志刚等，2011；蔡荣、蔡书凯，2014）；（4）农业生产专业化服务机构包括机耕队、机插队、机收队等；（5）对于农业生产补贴，不包括农业直补金、农资综合补贴等，也不包括水稻最低收购价补贴

（四）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在表2中，我们给出上述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将水稻生产的环节分为五个部分：农田整理、育秧、移栽、病虫防治、水稻收割。这对于这两个农业大省而言，不同的村落其气候环境会有较大的差异。因此，为了使得不同气候环境下的水稻生产具有可比性，我们将样本地区的病虫防治环节中的农药成本去掉。此外，根据调查样本可以发现，这457个农户中，仅有1.3%的农户使用了育秧外包服务，有效样本较少。为了避免模型估计结果的误差，在模型的实证部分，我们将育秧环节去掉。

二、实证分析

根据上文理论，将农户的水稻生产外包行为（Y）设定为二元Logit模型：当农户选择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时，此时变量Y取值为1；当农户选择自己进行水稻生产时，此时变量Y取值为0。其中，农户的水稻生产环节包括四个子项目，分别为农田整理、移栽、病虫防治、收割。解释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农村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水稻生产专业化服务程度、农业生产补贴等。同时，为了控制村庄地貌等特征的固定效应，本文也引入了村庄特征变量。

（一）估计结果

利用Stata12.0软件，可以得到表2所示的回归结果。

对于教育程度，我们设定了三个虚拟变量，分别为EDU1、EDU2、EDU3，分别表示初中、高中、大专及上的情形。此时，小学及以下被设定为了基准组。对于家庭收入变量，我们同样设定了四个虚拟变量，分别为INC1、INC2、INC3、INC4，分别表示中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中高收入组、高收入组的情形。此时，低收入组被设定为了基准组。

（二）结果分析

1.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价格对农户外包决策的影响。在表2中，水稻生产环节的外包价格对水稻外包产生了负向作用：水稻生产环节的外包价格越高，农户愿意将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意愿越低。这说明，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服务作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商品，同样遵循了商品基本的供给与需求价格规律。在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征较为明显的移栽外包环节中，价格的影响机制并不明显，这在病虫防治上也是类似。这四个水稻生产环节相比，农田整理和收割这两个生产环节对水稻产量的影响相对较弱，而移栽和病虫防治这两个生产环节对产量的影响相对较强。因此，根据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对水稻产量较弱的生产环节上，生产环节外包价格对农户水稻外包行为的影响相对较弱；反之则较强。

2.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对农户外包决策的影响。农户户主年龄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决策的影响，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与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上存在着较大的不同。在农田整理和水稻收割这两个环节上，农户户主年龄对农户的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具体来讲，随着户主年龄的增大，农户在劳动密集型环节的水稻生产中，将会选择外包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对于技术密集型的水稻生产环节，选择外包的意愿较低。

从家庭收入来看，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最大的是移栽环节。但从四个环节来看，家庭收入对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这说明，随着农村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农村机械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目前农村水稻种植中选择农田整理和收割环节外包的农户已经非常多，这一现象在低收入农户中也较为常见。但整体来看，收入越高，选择外包的可能性也相应越高。

3.农村劳动力要素对农户外包决策的影响。在本文中，通过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平均收入水平来衡量家庭劳动力要素充裕程度。从劳动力数量来看，劳动力数量对移栽生产环节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农村家庭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家庭选择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越低。农户作为农业生产市场上的理性经纪人，在选择外包服务和自己投入劳动力种植水稻时，首先会考虑家庭内部的劳动力。当家庭劳动力数量充足时，不会考虑利用外包服务；而只有当家庭劳动力数量不足时，农户家庭才会选择采用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服务。

而对于家庭平均收入水平，家庭成员的平均收入越高，选择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越高。这一方面是由于家庭成员平均收入更高时，选择自种水稻的机会成本会相应增加；同时，也只有当家庭成员平均收入较高时，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来选择外包服务。

4.农村土地要素对农户外包决策的影响。根据表2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农户家庭的水稻种植面积对选择外包服务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在本研究中，笔者考察了单季稻和双季稻的生产环节外包可以发现，由于水稻的生产季节性非常强，特别是水稻种植期间的天气情况会明显影响水稻的产量。因此，为了提高水稻的产量，农户会非常重视水稻种植的时节。而对于种植面积较大的家庭而言，则难以依靠家庭成员在相应的时节完成水稻的生产作业。而在水稻种植的不同环节中，移栽和收割环节的季节性相对更强。而种植面积较大的农户更愿意将这两个水稻种植环节进行外包。

5.水稻生产专业化服务对农户外包决策的影响。对于农村物质固定供应点，对于农户是否选择病虫防治服务外包具有负向作用。这也和现实情况吻合：当农村有农业物质固定供应点时，农户购买化肥农药会相对容易和便利，这进而降低了农户到其他乡镇购买农药的成本。因此，农户将病虫防治生产环节进行外包的概率也相应降低。

对于农村合作组织，对农户选择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都不显著。这可能的原因是，目前我国的农村合作组织仍处于初步构建阶段，在农户互助、合作等方面的组织功能并不健全，因此，农村合作组织并没有发挥预期的作用。专业化服务队伍对农户的水稻生产环节外包有一定的影响，在农田整理和收割环节，存在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这说明，当农村村落存在着如机耕队、机插队、机收队等专业化服务队伍时，农户更倾向于选择生产环节外包。

6.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外包决策的影响。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的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农田整理和收割这两个环节，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为负。这可能的原因是，存在多种农业补贴政策。例如，目前政府对农户的农机购置会给予较大额度的补贴。因此，在农机购置补贴的政策刺激下，农户购置农机的积极性会增加，进而会减少其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可能性。

三、结语

基于2014年对黑龙江和湖南省这两个水稻主要生产省的7个地级市的75个行政村的调查数据，本研究实证分析了中国农村水稻生产外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过程中，农户户主对水稻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主要在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而农户家庭收入对其外包的影响则主要在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2）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价格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显著为负：随着外包价格的增加，农户将选择自种而非生产环节外包。但在技术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上，水稻生产环节外包价格的影响有较大不同：技术密集型生产环节上，外包的价格机制更加明显。（3）家庭劳动力数量对农户生产环节外包的影响显著为负。（4）农村村落的专业化服务队组织对农户水稻生产环节外包存在着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农田整理环节。（5）农村的农业补贴政策对农户水稻种植不同生产环节的影响具有较大差异性。

通过分析认为：（1）政府应推进农村生产外包服务市场的建设，这对于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现代农业发展都将起到积极的助推作用；（2）政府应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一步挖掘农村生产环节外包的市场潜能和需求空间；（3）加强农民只能技能培训，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拉力”；（4）降低农村农业生产环节外包的交易成本，并加强农业技术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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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ording to the year of 2014 survey data of 75 villages in two major riceproducing provinces of Heilongjiang and Hunan， this paper mak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behavior of rice production outsourcing in Chinas rural areas. The study found： （1） The impact of household heads on rice production outsourcing is mainly in laborintensive production processes， while the impact of their family income on outsourcing is mainly in technologyintensive production processes； （2） The price of the rice production chain outsourcing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farmers production processes outsourcing； （3） The number of family labor force also has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farmers production processes outsourcing； （4） The rural professional service organizations have certain influence on farmers rice production chain outsourcing， mainly in farmland consolidation； （5） 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subsidies on ricegrowing farmers in are greatly different in various production proces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