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父亲优秀作文

我和父亲优秀作文（精选11篇）

我和父亲优秀作文 篇1

小时侯我与爸爸的感情很好，晚上散步时我们总是勾肩搭背的走――因为那时我还很矮，爸爸总要迁就着我，弯下身子，现在想起来，那姿势一定很难受吧?再往前推，我还能记起曾把爸爸当马骑，让他在屋里驮着我来回爬――想到这，我不禁汗颜：那时爸爸得有多累啊!长大后，或者说是大了几岁之后，我和爸爸一起走时他还是习惯性的拉着我的手，而我却不知是因为羞涩还是别的.什么，总觉得这样很别扭。从小的，在我的潜意识里爸爸是没有妈妈重要的，因为爸爸总是出差，因为爸爸比较严厉。所以当我长到现在这个岁数，性格中出现些须叛逆与不安定的分子时，就最容易暴露给爸爸――每当我郁闷或不高兴时，爸爸就成了我的撒气筒，我的态度会变得蛮横无礼，甚至是大吵一架。我一直都觉得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觉得爸爸和我不够亲密。

我和父亲优秀作文 篇2

从小到大, 我总觉得爸爸很严肃, 很有距离感。那一天早上, 爸爸突然告诉了我一件事, 他说他刚才做了个梦, 梦见我走丢了, 找了很久也找不到, 把他都给吓哭了。我听了后, 满不在乎地想:只不过是个梦嘛, 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我却记得爸爸说过的话。他说:“女儿啊, 你是爸爸的未来, 是爸爸的希望, 你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呀, 你要是真出了什么事, 爸爸可就活不下去了啊!”突然, 我觉得我的鼻子酸酸的, 好难受啊!其实, 我知道, 爸爸是爱我的, 他对我的爱觉 (绝) 不比妈妈对我的爱少。不过, 爸爸只是不擅于表达而已, 总喜欢将事情憋在心里, 不愿说出来。听妈妈说, 儿时的我晚上总喜欢“折磨”人———放到床上就号啕大哭, 每一次总是爸爸抱着我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哄着我睡。有一次放到床上, 他刚歇了口气, 没想到我又大哭起来, 没办法, 爸爸又得把我抱在怀里摇。长大后, 爸爸又要关心我的学习, 一遇到难题, 他总是会耐心地给我讲解, 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是啊, 小时候不懂事, 爸爸怕我到处跑, 会摔着。冬天, 一个人睡, 爸爸怕我会着凉。我常常认为这些都是做父母的应该做的, 长大后, 才明白, 他们想用自己所有的爱去呵护自己的子女, 让我们幸福、快乐。我们不高兴时, 做父母的要比我们还伤心;我们开心时, 做父母的要比我们还开心百倍、千倍。我想:这就是真正的亲情, 就是世间最伟大的爱吧!

我的家虽然不是很富裕, 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家里有爱我、关心我的爸爸、妈妈, 我应该很幸福了吧!

13岁的廖雨梦是四川省什邡市湔 (jiān) 氐 (dǐ) 镇龙居中心小学一名六年级学生, 5月12日的那场大地震, 夺走了她花朵般的生命。

那天下午, 大地震来临的时候, 廖雨梦的爸爸廖继均和妈妈姜跃洪正在田里插秧, 当他们意识到发生地震后, 第一反应便是娃娃可能出事了。10分钟后, 他们便赶到了女儿廖雨梦所在的学校。在废墟中, 廖继均跑遍了每个角落, 他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女儿的名字, 终于, 在一根横梁下他看到了女儿的衣服, 还有头发。曾经美丽的笑脸, 在这一刻都瞬时化成悲伤的回忆, 这个乐观的汉子再也支撑不住, 跑到操场上号啕大哭起来。

几天后, 学校老师打来电话, 告诉他说在废墟里找到了一些雨梦的东西, 是一本作业本、一本字帖和一份期中考试语文试卷上的作文 (如前文) 。

作文中爸爸的噩梦不幸成为现实, 仅仅一个月之后, 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就让这个年仅13岁的六年级女孩与父母阴阳相隔。

廖继均说, 当时女儿的老师曾跟他说过, 那篇作文写得确实很好, 要不是发生地震, 老师准备推荐到作文书上去发表。

这个憨厚的汉子没有太多的文化, 但是老师的话, 给了这个家庭一丝前行的希望:“将女儿的作文发表出去,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有一个优秀的女儿。”他怯怯地向他人询问、打听, 眼神里却一次次浮现失望的神色。妻子的泪水一次次滑落, 廖继均安慰妻子, 他说地震了大家都不容易。

廖继均是一位轻度残疾的农民, 但为了维持生计, 他只能常年外出打工, 平时跟女儿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为了多陪陪女儿, 去年六一儿童节, 在甘肃打工的廖继均特意赶回到家里, 就是为了看女儿儿童节的表演。这次, 他说他什么都不要, 只想女儿的文章能够发表。

我和我的哑巴父亲 篇3

辽宁北部有一个中等城市,铁岭,在铁岭工人街街头,几乎每天清晨或傍晚,你都可以看到一个老头儿推着豆腐车慢慢走着,车上的蓄电池喇叭发出清脆的女声：“卖豆腐,正宗的卤水豆腐!豆腐咧……”

那声音是我的。那个老头儿，是我的父亲。父亲是个哑巴。直到长到二十几岁的今天，我才有勇气把自己的声音放在父亲的豆腐车上，替换下他手里摇了几十年的铜铃铛。

两三岁时我就懂得了有一个哑巴父亲是多么的屈辱，因此我从小就恨他。当我看到有的小孩儿被大人使唤着过来买豆腐,不给钱就跑,父亲伸直脖子也喊不出声的时候，我不会像大哥一样追上那孩子揍两拳,我伤心地看着那情景，不吱一声，我不恨那孩子，只恨父亲是个哑巴。尽管我的两个哥哥每次帮我梳头都疼得我咧嘴，我也坚持不让父亲给我扎小辫儿了。我一直冷冷地拒绝着我的父亲。妈妈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大幅遗像，只有她出嫁前和邻居阿姨的一张合影，黑白的二寸照片儿，父亲被我冷淡的时候就翻过支架方镜的背面看妈妈的照片，直看到必须做活儿了，才默默地离开。

我要好好念书,上大学,离开这个人人都知道我父亲是哑巴的小村子!这是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我不知道哥哥们是如何相继成了家,不知道父亲的豆腐坊里又换了几根新磨杆,不知道东来夏至那磨的没了沿锋的铜铃铛响过多少村村寨寨，只知道仇恨般地对待自己,发疯地读书。

我终于考上了大学,父亲特地穿上了一件新缝制的蓝褂子,坐在傍晚的灯下,表情喜悦而郑重地把一堆还残留着豆腐味儿的钞票送到我手上，嘴里哇啦哇啦地不停地“说”着。我茫然地听着他的热切和骄傲，茫然的看他带着满足的笑容去“通知”亲戚、邻居。当我看到他领着二叔和哥哥们把他精心饲养了两年的大肥猪拉出来宰杀掉，请遍父老乡亲庆贺我上大学的时候，不知道是什么碰到了我坚硬的心玄，我哭了。吃饭的时候，我当着大伙儿的面给爸爸夹上几块猪肉，我流着眼泪叫着：“爸，爸，您吃肉。”父亲听不到，但他知道了我的意思，眼睛里放出从未有过的光亮，泪水和着高粱酒大口的喝下。我的父亲,他是真的醉了,他的脸那么红,腰杆儿那么直,手语打的那么潇洒！要知道，18年啊，他见过我几次我对着他喊“爸爸”的口型？

父亲继续辛苦地做着豆腐，用带着淡淡豆腐味儿的钞票供我读完大学。1996年，我毕业分配回到了距我乡下老家40华里的铁岭。

安顿好一切以后，我去接一直单独生活的父亲来城里享受女儿迟来的亲情，可就在我坐着出租车回乡的途中，我遭遇了车祸。

出事后的一切是大嫂告诉我的……

过路的人中有人认出我是老涂家的三丫头，于是腿脚麻利的大哥二哥大嫂二嫂都来了，看着浑身是血不省人事的我哭成一团，乱了阵脚。最后赶来的父亲拨开人群，抱起已经被人们断定必死无疑的我，拦住路旁一辆大汽车，他用肩扛着我的身体，滕出手来从衣袋里摸出一大把卖豆腐的零钱塞到司机手里,然后不停的画着十字,请司机把我送到医院抢救.嫂子说，她从来没见过懦弱的父亲那样坚强而有力量！

在认真清理完伤口之后，医生让我转院，并暗示大哥二哥，准备后事吧，因为当时的我，几乎量不到血压，脑袋被撞的像个瘪葫芦。

父亲扯碎了大哥绝望之间为我买来的寿衣，指着自己的眼睛，伸出大拇指，比画着自己的太阳穴，又伸出大拇指，摇摇手，闭闭眼。大哥终于忍不住哭了。父亲的意思是说：“你们不要哭，我都没有哭，你们更不要哭。你妹妹不会死的，她才20多岁呀，她一定行的，我们一定能救活她！”

医生仍然表示无能为力，他让大哥对父亲“说”：“这姑娘没救了，即使要救，也要花很多的钱，就算花了很多钱，也不一定能行。”

父亲一下子跪在地上，又马上站起来，指指我，高高扬扬手，再做着种地、喂猪、割草、推磨杆的姿势，然后掏出已经掏空的衣袋儿，再伸出两只手反反正正地比画着，那意思是说：“求求你们了，救救我女儿，我女儿有出息，了不起，你们一定要救她。我会挣钱交药费的，我会种地、喂猪、做豆腐，我有钱，我现在就有4000块钱。”

医生握住他的手，摇摇头，表示这4000块钱是远远不够的。父亲急了，他指指哥哥嫂子，紧紧握起拳头，表示，“我还有他们，我们一起努力，我们能做到。”见医生不语他又指屋顶，低头跺跺脚，把双手合起放在头右侧，闭上眼，表示：“我有房子，可以卖，我可以睡在地上，就算是倾家荡产，我也要我的女儿活过来。”又指指医生的心口，把双手方平，表示：“医生请您放心，我们不会赖帐的。钱，我们会想办法。”

大哥把手语哭着翻译给医生，不等译完，看惯了生生死死的医生已是黯然泪下！

伟大的父爱，不仅支撑着我的生命，也支撑起医生抢救我的信心和决心。我被推上了手术台。

父亲守在手术室外，他不安地在走廊里来回走动，竟然磨穿了鞋底！他没有掉一滴眼泪，却在守侯的十几个小时里起了满嘴大泡！他不停地混乱地做出拜佛、祈求天主的动作，恳求上苍给女儿生命！

天也动容！我活了下来。但半个月的时间里，我昏迷着，对父亲的爱没有任何感应。面对已经成“植物人”的我，人们都已经失去信心，只有父亲，他守在我的床边，坚持地等我醒来！

他粗糙的手小心地为我按摩着，他不会发音的嗓子一个劲儿地对着我哇啦哇啦地呼唤着，他是在叫：“云丫头，你醒醒，云丫头，爸爸在等你喝豆浆！”

为了让医生护士们对我好，他趁哥哥换他陪床的空挡，做了一大盘热腾腾的水豆腐，几乎送遍了外科所有医护人员。尽管医院有规定不准收病人的东西，但面对如此质朴而真诚的表达和请求，他们轻轻接过去。父亲便满足了，便更有信心了。他对他们比画着说：“你们是大好人，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治好我的女儿！”

这期间，为了筹齐医疗费，父亲走遍了他卖豆腐的每个村子，他用他半生的忠厚和善良赢得了足以让他的女儿穿过生死线的支持，乡亲们纷纷拿出钱来，而父亲也毫不马虎，用记豆腐帐的铅笔歪歪扭扭却认认真真地记下来：张三柱，20元；李刚，100元；王大嫂，65元……

半个月后的一个清晨，我终于睁开眼睛，我看到一个瘦得脱了型的老头儿，他张大嘴巴，因为看到我醒来而惊喜地哇啦哇啦大声叫着，满头白发很快被激动的汗水弄湿。父亲，我那半个月前还黑着头发的父亲，半个月，好象老去20年！

我剃光的头发慢慢长出来了，父亲抚摩着我的头，慈祥地笑着，曾经，这种抚摩对他而言是多么的奢侈的享受啊。等到半年后我的头发勉勉强强能扎成小刷子的时候，我牵过父亲的手，让他为我梳头，父亲变得笨拙了，他一丝一缕地梳着，却半天也梳不出他满意的样子来。我就扎着乱乱的小刷子坐上父亲的豆腐车改成的小推车上街去。有一次父亲停下来，转到我面前，做出抱我的姿势，又做个抛的动作，然后捻手指表示在点钱，原来他要把我当豆腐卖喽！我故意捂住脸哭，父亲就无声地笑起来，隔着手指缝儿看他，他笑得蹲在地上。这个游戏，一直玩到我能够站起来走路为止。

我和父亲作文 篇4

我和老爸相像之处，何其相貌？连缺点也一模一样。老妈出差之的时候，家里肮脏杂乱如原始民居，起床不折被子、衣服在床上乱放、吃完饭不洗碗，看上去乱昭昭的。幸好老爸每周彻底打扫一次卫生，才避免了我家化为“猴窝”的悲剧。有一次，大姑到我们家作客，看到家里乱成这样，惊曰：“乱如猴窝，乱如猴窝”，随即把我家的卫生大操大办了一番。

用老妈的话说，我和老爸是“一大一小，无不为猴”。

我和老爸还有一共同嗜好，那就是――compntr。可不幸的是我家电脑实在太少，只有一台。于是经常会因为争夺电脑的使用权而爆发战争。为了有效的控制电脑的使用权老爸便下禁令――禁止我玩电脑。我不服，老爸却头头是道：第一，你的眼睛越来越坏第二，我大你小，并且是父女关系，女儿应孝顺老爹第三，玩游戏不能给你学习带来实际上的意义，只是消遣罢了，属于浪费时间的行为。我一听，大叫：“你一天只打网络麻将，其它游戏谁玩？”老爸嘿嘿一笑：“我删了呗！”天呐！我晕！我亲爱的游戏以后再也找不到了。可后来，我却没看见老爸删那些游戏，心里正暗暗高兴的时候，老爸却提出了一个玩电脑的选决条件――每周回家听写单词，全部正确就允许玩一个小时。嘿！这鬼灵精怪的老爸。好吧，总算还有机会，总比一直封杀的好。

我和老爸在学习科目上居然也是一模一样的。我们都偏向形象思维，喜欢语文一遇到长方体、正方体、代数之类抽象思维方面的数学题就头痛不已。但我们都有坚持不懈的好品质。每当在数学中遇到难题，我们都一起讨论、一起思考，直到理清思路，解除难题。每当老师惊异我居然会解这样的难题时，我都会倍感自豪。也许在数学解题这一方面，我们是最好的搭档吧。

我和父亲作文 篇5

乡村的夜是静静的，甜甜的。月光倒影在水中，如此安详。似乎小河正在给月儿唱着催眠曲，更大来了一些惬意。我想，乡村的夜就是如此神秘吧！

我躺在床上睡觉，突然一阵阵隐隐的牙痛把我从甜美的睡梦中惊醒。我感到痛苦和害怕。父亲睁开朦胧的眼，悄悄地走进我的房间，看着我用枕头盖着脸，脸瞬间变得煞白。“怎么了？”父亲紧张地问。“牙痛。”我强忍着痛苦说。“张开嘴让我看看。”父亲顺手开了灯，我吃力地张开嘴。“没有蛀牙啊？”父亲感到不解。“让我揉一揉。”父亲用那温暖的手抚摩着我那红彤彤的脸。我刹时间感到疼痛已经消除，看着父亲那惊慌的眼神，颤抖的手，我感受到了爱的力量。

过了一会儿，一阵阵牙痛犹如针刺般的“侵略”着我无辜的牙床。父亲立刻从床上跳下来，披上衣，带着我去看牙医。那使已经是午夜12：00整了，就连天上的星星也在星星妈妈的怀抱里酣睡着。

“爸爸，我不累。不用背我啊！”我看见父亲那豆大般的汗水感到心痛。我强忍着痛从衣服里拿出纸巾给父亲擦汗。父亲煞白的脸顷刻间有了微笑，我也笑了。这是一种幸福的笑，人间似乎因有了这种微笑而美丽。似乎连星星也忍不住在天上不停地眨眼。父亲背着我走了两条街，看了牙医才背我回来。在回来的路上父亲对我说：“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你，你牙痛了怎么办？”我起先还因为父亲说的这句话而生气，因为他竟然说出这么不吉利的话。而后我却感到父亲的话意味深长。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父亲想让我知道他永远关心我，爱护我，体贴我。感到爱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它就像一场大雨，就算下完了，也残有它的痕迹。

我和父亲作文 篇6

今天和恬蜜老师度过的美好时光，将印在我的脑海中，在我的印象中，最好的老师就是恬蜜老师和邓星老师。休息三天，将可以拿到属于自己的成绩。我回到家中，父母将热气腾腾的茶端到我手里说：“雪莹，其实爸爸妈妈只希望你能永远快乐，至于你的成绩，就当它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吧。”我为自己有个开明的父母而感到自豪。

第二天。，叶蕾来找我，对我说：“雪莹，我得到一个消息。邓星老师在教可英高中，我看到你的成绩正好可以进入可英高中。”我不相信地问：“这……这是真的吗？”“恩，可是我却没有进入自己理想的高中。”说着，叶蕾哭了起来，不知是什么原因，看到叶蕾哭了，我更想哭。

我和我的妻 篇7

我和妻认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在一所大学上学, 妻在学校校门口一家公司上班。我所学的课程中有一门与练习用电脑打字有关, 一位跟我关系很好的同学非常善于打交道, 他不知用什么方法找到了妻的单位, 而他正好与妻是老乡, 妻当时是校门前科技一条街上有点小名气的打字员, 还被她的老板戏称是这条街的“第一打手”。这样, 我的同学就带着我去了妻的单位, 准备跟妻学电脑打字。我与妻之前从未见过面, 而且我从小就不喜欢跟女孩打交道, 除非是非常熟悉的。当我被同学带到妻的单位时, 妻正忙着, 等了一小会, 妻忙完手头的事情, 同学把妻介绍给我认识, 我不知我是怎么了, 感觉妻就是我认识的人, 但不知是在哪里见过, 并且是很久以前就认识了。心里正纳闷, 妻大方地递给我一张纸, 对我说这是学习电脑打字的字根表, 要我回去后认真背记清楚, 背记清楚后就可到她那去开始学打字, 我懵懵懂懂地跟同学回到了寝室。

妻每天工作都很忙, 我为了不经常去打扰她, 就非常用心地背记字根表, 每当我把字根表拿出来的时候, 我就有想快点再见到她的冲动。过了一个星期, 直到我把字根表记熟才再次到妻的单位见她, 告诉她我已经记熟了字根表。她见到我非常高兴, 并且还夸奖了我几句, 说我记忆力真好, 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把字根表记熟了, 一般学打字的人要记熟字根表至少也要半个多月, 她是真不知道我为了早点再见到她所下的苦功夫啊。跟妻学了一段时间打字, 我感觉我越来越喜欢她, 但又不敢表达出来, 闷在心里, 而只是默默地帮她做点小事。

妻住的地方离我的寝室没有一点远, 妻晾衣服的地方只要我走出寝室门口就能看见。记得是在一个夏天的傍晚, 我放学后就一直呆在寝室里看书, 突然几声闷雷过后, 天下起了小雨, 妻当天晒的衣服还在外面, 因为我回寝室的时候看见了。我赶忙放下书, 跑到妻晒衣服的地方, 帮妻把衣服收了, 抱着就跑回了寝室。按道理, 那时我拿着妻的衣服应该是很尴尬的, 因为里面还有她的内衣裤, 可我当时啥都没想, 之后还帮她把衣服都叠得整整齐齐, 直到她很晚回来, 我才叫她把已叠好的衣服拿了回去。现在回想起来, 也不知妻当时脸红没红, 有没有生气, 我也一直没有问过她, 对这件事她也没有告诉我她当时的想法。同妻接触也已有好几个月了, 她跟我及我的几位跟着她学打字的同学的关系都非常好, 也有几位同学经常开她和我的一位湖南同学的玩笑, 说我的这位同学喜欢她, 也有几位同学说她的那位老乡非常喜欢她, 我表面上表现出不是很在意, 其实内心真是很着急, 因为我也很喜欢她。有一年, 妻生日的前一天, 我和我的几位同学决定给她过过生日, 通知了她, 还到附近的一个单位食堂订了一桌饭菜, 但当时没有给她买生日蛋糕, 有几位同学还提前各自暗地里给她买了生日礼物, 而我却没有买, 因为我没经过这样的事。妻那天下班回来很早, 我们把她邀请到了食堂, 同学都把礼物送给了她, 妻当时很高兴。我们都坐上了桌, 妻还没坐, 我们在这之前还猜想妻会坐到哪个位子上, 认为她肯定会坐到她喜欢的人身边, 我们几个人的目光都落到了妻手里的凳子上, 看妻会坐到哪个人的身边, 也不知妻当时啥也没想还是特意, 她大大方方地坐到了我的身边, 我心里别提多高兴, 但也有点意外, 因为只有我当天没有给她买生日礼物。直到我们结婚后, 妻才告诉我, 她那时是喜欢我的, 就算这之前她在武汉最好的朋友还告诫她说, 像我这样的学生是靠不住的, 没有任何的安全感, 并且连我的家庭背景也一无所知, 可她最终还是选择了我。

我和妻在互相了解对方之前, 我俩从来没有问及对方的家庭环境, 当然也就不知道对方有几个兄弟姐妹、父母及父母上辈人的身体状况和各自的家庭经济情况, 直到我决定第一次带她到我家时, 我们才相互问及到了这个问题。妻第一次到我家时, 我对父母撒谎说妻是我的同学, 家里人对她还比较热情, 后来在没有征得妻同意的情况下, 我对父母交待了知道妻所有的事情。当时妻家的经济情况没有我家好, 这下家里可就炸开窝了, 今天这个给我讲个故事, 明天那个给我讲个故事, 讲的无非是关于不同地方不同生活习惯和不同的家庭经济条件的人结婚后所带来的麻烦, 但是我已认定了妻。家里人没办法就采取了拖延的战术, 不让我和妻早点结婚, 说只有等姐姐出嫁后我俩才能结婚。

姐姐出嫁时, 我还在上学, 根本就没有钱给姐姐和姐夫买礼物。由于妻当时每个月的工资也低, 每月所挣的钱还要全部交给她的父母, 只是把老板给的奖金和加班费攒了下来。经过商量, 我俩各自拿出自己所有的钱决定给姐姐和姐夫买一辆能变速的山地自行车, 这主要还是我的意见, 妻没有反对。我同妻到中南一家卖这种山地自行车的车行里给姐姐和姐夫买了一辆, 这花去了妻所有的积蓄。我和妻各自骑了一辆自行车高高兴兴地把山地车送回了老家, 可在姐姐出嫁后第二天的早晨, 妈妈就借妻还要上班的理由, 让我送妻到镇上去乘车回单位上班, 还让我把妻送到镇上后就赶紧回来, 我当时也没多想, 就同妻出了门。送她到了镇上, 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妻回了家。没想到, 天居然下起了大雾, 能见度只有两三米远, 班车无法开, 妻只得沿着来时的大路往回走, 因为妻还是第二次到我家, 她感觉她好像迷路了, 只记得不断地往前走, 路上她未遇到一个人, 也不知走了多久, 她终于看到了地上有鞭炮, 并且也突然听到了从村子里发出的公鸡的啼鸣声, 她终于又回到了我家。结婚后, 我问过妻好几次这件事, 问她当时是怎么想的, 是不是对我很失望, 但妻只是笑笑说她当时什么也没想, 只是感觉冥冥之中有人引着她回到了家。

我同妻是在一九九六年三月七日结婚的, 这是我俩最高兴的时候, 不管是以前吃过多少苦和受到多少挫折, 还是以后还要吃多少苦。结婚后没多久, 我和妻都要回单位上班, 我上班的地方在一个小开发区, 妻仍在原来的单位上班, 只是换了老板。现在老板的老娘是这所大学已退休的老教师, 家里就老人一个人, 有多余的房间, 老板就让妻住到了她老娘的家里, 这样妻有了住的地方, 而老板的老娘也有了一个伴。我有时到妻那里住, 妻有时到我那里住, 我们对妻老板的老娘非常好, 老板的老娘对妻和我也非常好, 她也乐意让我们住在她家, 我俩婚后的生活很甜蜜。记得有一次, 是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我下了班就坐车到妻那里去了。由于妻一直加班到很晚, 菜场早已关了门, 没办法, 我同妻只好买了一袋榨菜回了住的地方做饭吃。老板的老娘也非常愿意我俩在她家里做饭吃。这天正好老板的老娘不在家, 她到老板家去了, 老板家离她家并没有多远, 大约只有四五分钟的路程。我俩用自己的小电饭煲煮了饭, 就依偎着看电视。等饭煮熟后, 我俩就用一个小碗把榨菜盛好, 就你一碗, 我一碗, 你一根榨菜, 我一根榨菜, 把一小电饭煲饭都给吃完了。现在回想起来, 当时我和妻是多么的满足, 虽然我们后来也有过几次这样的生活经历, 但还是感觉到那次是最快乐的。

自我同妻结婚后, 我俩几乎没有离开过对方超过一个星期, 就算是离开几天, 我俩不是给对方发短信就是给对方通电话, 互报平安和生活中的快乐事。我俩也从未因为钱的事情跟对方红过脸, 要用钱总是互相商量, 决不乱花一分。我是独生子, 在老家总是被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宠着, 自己也不愿意吃苦。在我俩艰苦创业的时候, 我有时还要耍些小性子, 但妻从来没有因为这些事跟我吵过, 还总是默默地把所有的事干好。有时由于加班时间长点, 她还让我去休息, 从来没有说让自己先休息, 还说我是我俩这个家的主心骨, 只要我能坐在店子里, 她就有使不完的劲, 现在回想起来, 我那时真是太自以为是了。

经过几年的打拼, 也是因为有很多老师的帮助, 特别像晓苏老师, 我们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可妻是一个生活节俭的人, 从不与人攀比, 也从未给自己及家人买一件既贵又不适用的高档名牌衣服或生活用品, 而总是买一些既适用又便宜的, 并且能让我们在别人面前也不矮人三分, 反而觉得很自豪, 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自己辛勤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换来的。

我和父亲季羡林 篇8

1951、1952年姐姐和我高中毕业，分别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和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我是去北京参加高考的，就住在父亲翠花胡同宿舍的堂屋里。翠花胡同那一所大宅院，当时是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所址，但在历史上它却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正门在南面。深宅大院，几层几进，不知道有多少院落。那时，大门是开在翠花胡同路南一侧，其实是大院的后门，而父亲则住在从南面数第二个院落里，也就是从北面看是倒数第二个院落的西屋里。白天大院里有人工作，到了晚上，灯光微暗，阴森恐怖，只有一个人在临街的门房里值班，绝少有人敢深入大院。父亲就住在这样的环境里，使我感到非常惊讶。姐姐当时也到北京来了一趟，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们亲眼目睹了父亲的孤独生活。父亲带我和姐姐吃过东来顺的烤肉和馅饼，喝过北京的豆汁，也在沙滩北大红楼外面街边的地摊上吃过豆腐脑和烙饼。除豆汁外，沙滩附近一家小饭馆做的猪油葱花饼加小米绿豆粥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记得，在父亲的住处，还有美国铁筒装的白砂糖，那恐怕是他在德国时的“战利品”，我很惊讶，他竟能保存到那个时候。有时，我就把砂糖夹在馒头里当饭吃。

我的学校位于宣武门内石驸马大街西头的一所王府里。父亲则远在海淀中关村的北京大学工作。两地虽有公共交通，但很不方便，因此很少见面。他每个月都是通过邮局给我寄零用钱15元。因为当时学校免费供给伙食，所以作为零用钱，15元这个数目也不算少了，在学校里我是“中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大部分钱，我都用去买书，少部分零用，有时还接济实在困难的同学。每次父亲汇款，在邮寄汇款单的时候，总附有一个短信给我，上面一律写着：“今寄去人民币15元，请查收。”仅此而已，再多的话是没有过的。我看了觉得很生分。在三年的时间里，我独自去中关村看过他若干次。他除了问我学校里都学些什么课程并认为科目太少之外，对我的学习、生活和今后的打算从不过问，我也不敢对他谈什么心里话。我感到，父亲对我一直是一个生疏、冷漠的人。

1955年暑期，我和姐姐同时毕业。下半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父亲为了我们姐弟俩参加工作，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块手表。他亲自带我们两个去王府井，在亨得利钟表店里挑选。在当时每块大约一百几十元，是个不小的数目。后来我自己又花了27块钱在内联升鞋店买了一双皮鞋，在当时这已经是够奢侈的了。这是我平生穿的第一双皮鞋。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期天去看父亲。我所工作的科学院近代物理所是中关村的第一个研究所。我的宿舍离父亲住的北大中关园公寓，相距只有几百米远，在我们的办公大楼楼顶上就能看见他住处的灯光。可我从来没有一个人在平常的时间里去看过他。姐姐住在马神庙建筑设计院的宿舍里。我们和父亲仍然很生疏。去看他的时候，所谈的都是国家和天下大事，几乎没有谈过与家庭和个人有关的事情，大家就像是陌生的朋友。我和姐姐虽然感到很不舒服，也经常讨论如何才能改善这种状况，如何才能增进父子之间的感情，如何才能使父亲真正融入我们的家庭。我们特别担忧父亲和母亲的关系，觉得如果他们那种冷淡的关系长期继续下去，这个家恐怕就要瓦解了。当时我们看到，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村北大的宿舍里，房间无人收拾，卧室由于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很多灰尘，父亲就蜷曲着睡在床上，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以后很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位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那么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有个照顾呢？那时我和姐姐就是想让他们团聚。于是我们决定先由我们做起，尽量多与父亲接触，增进感情，然后再解决叔祖母和母亲与父亲增进感情的问题。可是，也许我们做的不够，也许是父亲不肯敞开他的感情之门，我们的努力收效甚微。

一般说来，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我们两个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而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则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有一次，我和姐姐去看父亲，终于涉及到家庭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家庭团聚的事免谈。我们失望至极，此后我们有很长时间就再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195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哪里有时间谈论家庭的事。但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后，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挣扎过活，这使我和姐姐不能忍心。我们吃不饱的时候，就想到她们也在挨饿。我们时时牵挂着她们。于是我和姐姐下决心旧话重提。这次我们的决心是一定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如父亲不同意，就让她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再也不能让叔祖母和母亲孤零零地在济南生活了，当然也不愿意再看着父亲过单身汉的生活。我们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于是我便开始行动。我于1961年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北京，就住在中关村我的宿舍里。我同时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报告。这样，叔祖母和母亲就回去到济南搬家，不久她们就到北京来和父亲团聚了。我和姐姐的果断举动，实现了家庭的团聚，但究竟是好是坏，难以预测，只有以后走着瞧了。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来看，父亲对我和姐姐虽有不满，但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冲突。只不过这件事仍不免是我们家庭内部难以理顺的问题。

家庭从形式上来看是团聚了。叔祖母和母亲内心自然高兴，可是也并不踏实——她们能和父亲和睦相处吗？

为了保护父亲，我们干了几桩蠢事

“文革”一开始，我和叔祖母就干了一些蠢事。我们想把父亲的许多旧信处理掉。于是我就在楼后面焚烧。正烧之间，恰巧有一队红卫兵走过，立即过来询问并把火浇灭，把尚未烧完的信件拿走。于是这便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无独有偶，红卫兵在剩余的信件中发现了一张蒋介石的照片（这是父亲在德国留学时大使馆赠送的），这就成了父亲的一大罪状，为此吃了不少苦头。我和叔祖母为这件事感到非常内疚。不过蠢事却不断地发生。

北大抄家之风骤起，气氛极为恐怖。叔祖母害怕放在厨房里的菜刀容易为歹徒使用并且为了给自己壮胆，就将一把菜刀藏在自己枕头下面，这显然是一件幼稚而迷信的举动。红卫兵来抄家，发现了这把菜刀，他们硬说是父亲图谋杀害红卫兵用的，并且在批斗会上亮出了那把刀，真是铁证如山，有口难辩，父亲只好承受拳脚惩罚。这件蠢事又使叔祖母懊悔不已。

按照红卫兵的命令，父亲把自己住的四间屋子腾出两间，由原住楼下的田德望夫妇搬进来。父亲的许多家具无处搁置，只得堆在田家的一间屋里，占了很大的面积。时间久了，田夫人不满。叔祖母是个急性子，便和我商议要把一些家具卖掉。我随即便把一套高级沙发、一个七巧板式紫檀木组合方桌、两把紫檀木太师椅等几件家具送去西单旧货店卖掉了。一共卖了50块钱。第二天，家具店认为估价太少，又给添了5元。我们哪知道，那沙发没什么，可那套紫檀木家具却是宝物，那是清朝末年重臣赵尔巽家的珍贵陈设，是父亲在解放前夕购买的。父亲那时在农村，回来后得知他心爱的家具被我们卖掉了，大为心痛。叔祖母和我又干了一件蠢事，又一次懊悔不已。

可是我们干这些事，的的确确，都是为了父亲好，虽感到懊悔但于心却无愧。叔祖母和母亲来北京没有几年，就要和父亲共度艰难岁月，相依为命，真是令人难以接受。可是，叔祖母个性坚强，不畏艰难，不怕危险，无论看来有多么大风险临头，她总是咬紧牙关，坚韧面对，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情况越险恶，她的意志越坚强。她是我们家的一个擎天柱。她说话不多，但临危不惧，处之泰然。我母亲则以她那与生俱来的憨厚，面对这场她根本无法理解的灾难。她们俩总是想方设法为父亲做点可口的饭菜，用无言的支持帮父亲度过一次次难关，注意父亲不要做出轻生的事。

父亲被关进了“牛棚”，我和姐姐也不敢回家，只有她们俩带着孙子过活。我有时冒着风险偷偷地回去看一看，送点钱，安慰一下，如此而已。有一次我回去，正好碰到父亲被放回家准备参加下午的批斗大会。所谓准备，就是要自制一块大牌子，上面写上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如“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再用红笔在自己的姓名上打上个大叉子。姓名要倒着写，表示反动并且已被打倒。他见我来，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如法炮制，只是在挂的绳子上做了点小手脚，选了根稍粗一点的绳子，以免脖子吃亏。父亲一句话没有说，他表情严肃，正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灾难。他虽然念过许多书，走过许多地方，可谓见多识广，但对那场史无前例的疯狂政治运动，除了愤怒之外，也是茫然无知。

我和姐姐单位的“文革”运动也开展起来了。我们中止了在安徽的“四清”运动，被调回北京参加“文革”。我所在的原子能研究所，属中科院和核工业部双重领导，运动也是双重的。我当时担任原子能所中关村分部一、三、四、十一研究室党支部书记和赵忠尧副所长的秘书、党总支委员、共青团总支书记。官衔不少，级别只不过是副科级。我没赶上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一段时间，可是一到所里也是大字报迎接。我觉得我还算不上当权派，也有积极参加运动的愿望。可是革命群众总不买我们的账。我们这些所谓中层干部就整天关在屋子里无所事事。我觉得这样不行，就和大家讨论要主动参加到运动中去。大家，包括党总支书记、分部副主任在内的全体干部，都表示让我出头组织一个“中层干部革命造反小组”，以赢得革命群众的信任。二机部的运动比科学院的要落后一些，我们自觉有了底，造反有理，便去核工业部煽风点火，闹革命。就这样到了部里就和那里的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二机部革命造反总部”。我由于是中层干部的代表，又来自运动较为先进的科学院，竟然被选进了总部勤务组，成为一个勤务员，进而又被推选担任组长，俨然成了二机部“文革”的重要领导人。从1966年年底到1967年2月，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经历了一系列重要事件，直至所谓“一月风暴”夺权后离开。

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大开眼界，饱受考验。我作为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亲身体验了什么叫群众运动，也看到了共产党在执政仅十几年后在群众关系上存在的严重问题。在“文革”初期，造反派确确实实整了大批群众的材料，即所谓“黑材料”。当我看到那堆积如山的材料和部分内容时，我心中真的感到恐怖。

我老婆在国家科委工作，她是所谓的铁杆保守派，她保所有的领导干部，不管他们是好还是坏。她在保一位副主任××时特别坚定，甚至顽固。当时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争执，我并不知道她对我的态度。直到后来我挨整的时候，她才表示，如果我是“五一六分子”，她就和我离婚。

我姐姐在二机部设计院工作，“文革”中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只是普通的一员。造反派里有许多人确实和我姐姐一样是较为正直的人。他们对我们党的一些做法有意见，特别是对整人的做法不满。他们有别于那些有个人野心、行为上胡作非为的人。我觉得对造反派也要有所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姐夫则抱定他的人生哲学，谁也不得罪，对谁都没意见，什么派也不参加，平稳地度过了“文革”。“文革”是一场浩劫，但它却考验了每一个人，包括季家的每一个人。

我和我的父亲作文 篇9

我的父亲，他十分普通，既不是大户人家，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从来都是一个典型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他经常教育我，长大后，一定要出人头地。所以从小到大。他一向对我十分严厉，总是会用许多规矩来约束我。

我曾想，如果人的一生要用四季来比喻，那么生机勃勃的春天是幼年，充满活力与激情的夏天是青年，落英缤纷的秋天是中年，白雪皑皑的冬天则是像老年一样，不如生命的尾声。

对我而言，爸爸的爱像大海一样，他是由不同的河流组成的，慈祥，严厉。那慈祥如火山旁的温泉，使我舒服惬意，充满自信，那严厉像冰山旁的寒水使我保持清醒的头脑，不会迷失方向。

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夜幕降临，皎洁的月光覆盖了整片大地，那是深夜十点多，我还正在急忙写着作业，睡意渐渐要侵占我的意识。在那一瞬间时，父亲推门而入，他看了一下我写的作业时，脸色顿时黑了下来，仿佛晴天霹雳。他大声责骂我，问我是否还要写作业，他一边训斥我，一边拿起我的作业本指着问我：“你看看，这些都是什么字?你是怎么学的。”面对着火冒三丈的父亲，我的睡意瞬时被父亲吓跑了，看着眼前的这个父亲，我被吓傻了，在那站着沉默不语，我看着我的作业本。父亲直勾勾地盯着我，也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他也就离开了。看得出来，他的眼神中，对我满是失望。

父亲的爱是伟大的。它像一场大雨，就算下完了，也残有它的痕迹。

我和父亲的故事作文 篇10

星期日，我和公司的几个同事正在外面吃饭，父亲的电话又来了：“儿啊，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当时聊得正欢，我信誓旦旦：“除夕回来。”挂了电话，也就没再想这件事。

等了几天，父亲的电话又来了：“除夕只有三周了，你什么时候回来？”我笑：“爸，不是还有三周么？我一忙完，就回来。对了，橘子熟了吧？”父亲在电话里笑：“熟了，熟了，都摘了等着你回来呢。”我笑：“我就知道爸最好了，什么事都想着我。”

离除夕的日子越来越近，父亲的电话也越来越频繁。除夕前三天，父亲的电话又来了，父亲说：“你今天就表个态，今年除夕你到底能不能回来？”望着手里的一大堆事情，我有些无奈地说：“爸，你就不要再烦我了，等我有空了，我就回来。”电话那头没有说话，半晌后，唯有一声长长的叹息。

晚上，突然有敲门声。是父亲，背着一麻袋橘子。我连忙帮父亲提进来，又替他擦汗，我说：“怎么这么晚过来了。”父亲说：“你妈见你不回来了，怕橘子坏掉，便让我送过来的。”

我想留父亲过夜，可他摇摇头说：“你妈还在家里等我，我得回去交差啊。”从家里到这里，骑车要两个多小时，何况还是晚上，见我担心，父亲笑着说：“我走惯夜路了，没事的。”父亲说的是事实，我读大学那几年，下了晚自习后都是父亲接我回去的。

我不知道，父亲一个人在这漆黑的夜里颠簸两个多小时，是什么感觉，但我知道，那橘子吃在嘴里，甜在心里。我没忘记回家的约定，第二天早上，我匆匆处理好公司的事情，借了辆车回了家。

本来想给父母一个惊喜，谁知刚到门口，就听见里面有说话声。在后屋的院子里，摆着一张石桌，三副碗筷，父母端坐其中，父亲说：“儿子是看一眼，就少一眼，可是有什么办法呢。他太忙，回不来，我们就不再等了。”父母端起酒杯，朝空杯碰了一下，父亲说：“这第一杯酒祝儿子事业节节高升。”

我再也忍不住了，跑了过去，大声说：“爸爸妈妈，我回来了。”父亲惊讶地说：“你真的回来了，太好了，我们等了你整整五个春节，你终于有空回来了。”我含着热泪说：“我怎么会忘了这个温情的约定呢？”我举手端起杯子，一饮而尽。

我和父亲的五年之约 篇11

“我要写作，我要成为一个作家。”拿到大学毕业证的前一个星期，我在电话里告诉父亲。

“写作是什么？写作能干吗？”父亲问。

“写文章，写故事，写书，可以成为一个大人物。”我说。

父亲一言不发。电话里传来风扇转动的声音。

“律师呢，为什么不做律师？或者做法官呀。”

“不，不，我要写作，让我做这个。”

“写作到底是个什么破烂玩意儿，迷了你啊？写作有权有势有地位？做体面人，干体面事，把写作丢一边去吧！”父亲吼了起来，“二十多年了，你难道还不明白，乡亲们都尊重的是谁吗？所有的人都盼着你当大官发大财！你现在这样，是要让你爸永远抬不起头来吗？”

“不，爸，我会出人头地的，给我五年时间。”

他再次沉默。沉默太折磨人了，我挂掉了电话。那是我第一次没说再见就挂掉父亲的电话，也是第一次和他说起要成为一个作家的梦想。

父亲是不会理解我的。读高中时，我问他知道哪些作家。

“李白、杜甫呀。”

“不，说些离我们近的。”

“鲁迅、郭沫若。”他停顿了一下说，“对了，还有那个写郭靖、黄蓉和韦小宝的。”

我们家曾经是村里最穷的几家之一，粮食永远不够，劳动力也是。父亲上学时成绩优异，但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了，被爷爷拉到田里做农活。

不到二十岁，他就跟着村里打工的人潮出去，辗转天津、上海、浙江、安徽，最终在马鞍山留下来。在那座以钢铁闻一名的城市里，他做了一名铁厂工人。

这么多年过去了，父亲依旧是个民工。

我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父亲把光宗耀祖的期望都寄托在我身上。他常常从我那被地主处死的曾祖父说起，说三代以来家里一直受人欺负，被人看不起，直到我这一代，全家才看到希望。

当天夜里，父亲又打来电话，让我回家考公务员。我感到人生被绑架，变得愤怒起来。父亲也怒了，在电话里痛骂。我听着他说出以前从未说过的脏话，心底愈发坚定当作家的梦想。

末了，他气冲冲地说，要来长沙，要来学校找我。我说，我去看你吧。随后挂掉电话。

铁门之内的生活

拿到毕业证后，我第一次来到马鞍山，来到父亲打工的地方。

出了火车站，父亲就站在出站口右边的走廊上。我叫了一声爸，他回过神来，点点头，打量了我一番，要帮我提包，被我拒绝了。

我们坐上火车站小广场对面街道的公交车，驶过低矮的楼房、破落的街道，到了一片荒凉之地。下了车，他带着我，穿过一片杂草丛生、污水残留的土地，走到一扇锈迹斑斑的门前。

我四下张望，有些害怕，二十二年了，我有些害怕看到父亲真正的生活。那不是书中的，不是电视上的，也不是校园里的，而是在铁门之内真实的生活。我努力挤出一个微笑，推开门，走进去。

有工人正在一间屋子里打牌，另一间屋子里小孩哭个不停。父亲把我带进他的房间，是一个土砖房，刷在土砖上的泥已经剥落。没有天花板，斜顶极高，十五平方米的空间摆满了杂物，吃住全在里面。

父亲搬来一把小木凳，让我坐着。他打开风扇，从外面打来水，让我洗脸，自己开始做饭。我洗完脸，要求帮忙，被他推开。

出门倒水时，我查看了父亲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房子全部是有几十年历史的土砖房，墙角有掉落的泥土屑。最右边是一间宽阔的厂房，正中间有一个大火炉。火炉高约两米，三人才能合围。厂房的两侧，摆着很多废铁和钢球。这就是父亲的工作：把废铁倒进火炉里熔烧，然后把沸腾的铁水倒进一定形状的模具里，变成新的钢铁器材。

晚饭后，父亲去上工。我一个人看了会儿电视，也去了厂房，看见父亲脱了上衣，手里拿着铁铲，正铲着一大铲的铁块往火炉里投，一遍又一遍重复这样的动作，手臂上的肌肉随着铁铲的运动有规律地鼓胀着。汗一层层地从他的身体里溢出，滴在地上，迅速蒸发。

他用眼神的余光扫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

我看了几分钟，脊背上已经渗出汗滴，默默离开厂房，走到外面的草地。工厂的烟雾冉冉升起，随风曲折。

将近凌晨时，父亲下工回来，我被吵醒，但仍假装睡着。他跑去一个大水缸里洗澡，回来后把风扇转过来完全对着我，便躺下睡了，一小会儿后就打起呼噜。

我睁开眼，月光透过破墙的角落照进来。前面房间的人仍在打牌，吵闹声隐约可闻。这就是父亲生活的地方，二十岁的时候是，现在仍是，命运从不眷顾他，贫穷低贱一直笼罩着整个家族。出人头地，是的，只有这样，才能把那该死的贫穷一脚踢走，过上富足的生活。

我起身把风扇转过去，对着父亲。他翻了个身，继续打呼噜。月色照在墙上，映出不规则的图案。

离开马鞍山的前一天，父亲带着我逛商城，说要给我买钙片。

“你身子骨从小就不健朗，多吃点钙片有好处。”他边走边说，好像忘了我都二十二岁了，骨骼已经定型。

买完钙片，他又带我买棉衣，准备过冬。我说大夏天的哪里有棉衣卖。他不信，带着我到处找，在一个隔间的小衣铺里，终于找到了棉衣。我试了几件，样式老土，没有一件好看的。父亲摇摇头，作罢。

回工厂后，我从商店里买来一台电风扇，告诉父亲，等我走后，可以用一个风扇吹上半身，一个风扇吹腿。他默默地把风扇放在了角落。

我还没成功，父亲却走向衰老

从马鞍山回来后，我一方面寻找各种途径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开始阅读和写作的生活。

和父亲的电话越来越少。我们不知道该谈些什么，他的儿子走上了自己选择的道路，未曾妥协，但离出人头地还遥不可及。乡亲们没有多做议论，大概是淡忘了。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像祖祖辈辈一样，我们家还是无人问津，贫困挥之不去，木房子也在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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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后，我写完一本小说，给父亲打电话，说我要一举成名了。

“像平地一声雷，轰地一下，就是那样。”我描述道。

父亲在电话那头一言不发，一如两年前。“世上的事有那么容易吗？你不要想着一下子就成功。”父亲终于说了话。

“我会的。”

“你缺不缺钱花？缺钱的话我给你打。”

“我不缺。我自己能养活自己。”

“还有两三年，要写就好好写。”

“嗯，好。”

挂掉电话后，我呆在原地。父亲似乎不那么反对我了；或者是，他觉得反对也没什么用。

那本书至今未能出版，我渴望的成功还有些缥缈，而父亲却一步步走向衰老。

他腰疼，头也痛。腰疼是年轻时打架落下的，后来一直做重活，就从没消停过。头痛不知道缘由，风一吹，头就炸痛，里面嗡嗡响个不停。啤酒肚太大了，坐下去都难。夜里睡觉，翻来覆去，全身不舒适，总是睡不了多久就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脑子里想各种事情，主要是为他的儿子担忧。

这些都是母亲在电话里悄悄告诉我的，她成了我和父亲之间的桥梁。母亲让他别在铁厂干了，回家过小日子。父亲犹豫再三，为了挣钱，还是决定做下去。用他的话说，“还没有老到动也不能动。”

父亲年轻时身体很结实。大雪过后，山里有许多被大雪压断的树。他跑进去，用斧头和锯子把树根弄断，一整根一整根地往家里扛。大树总有一两百斤重，他翻越那些小山头，唱着山歌，扛了回来。我在家写作业，听到他唱歌的声音和大树被放下的声音，就知道他回来了。过了一小会儿，脚步声便又走远。

小时候度过的每个春节都是有雪的。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烤火，火炉里烧着自家的炭。父亲说着在外打工的经历，其中的辛苦却只字不提，仅仅说些趣事。小小的我以为外面的世界都是有趣的。听父亲说话的时候，窗外的雪已经下了起来。我打开门，跑到雪地里，任雪花落在自己的身上，捧着小手，接一朵雪花，跑到父亲面前，让他把雪花吃掉，他就一口吃掉了。

雪后，父亲总是站在木屋东头的岔路口，望着远处的人家，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雪落在他壮硕的背影上，让他看上去像一个肥胖的雪人。碰到去山里捕鸟的乡亲，他寒暄一番，有时也请进屋坐，谈收成，谈外面工厂的盈亏，谈各自的孩子。我躲在窗口偷听，父亲提到我时声调高亢，说儿子天生聪慧、成绩第一，言语间透着骄傲和深情。

过完春节，土地干了，乡亲们开荒、犁地、把枯草一把火烧掉。我知道，又是父亲离开的日子了。

临行前一晚，父母在炉火旁，聊到很晚。我早早上床，假装睡着。父亲半夜来到我的房间，不开灯，只是帮我把被子盖好，站了片刻，然后离开。第二天凌晨我起床，他已经走了。每次都是凌晨三四点走的，到天亮时，他正好走到乡里的街上，去搭乘第一辆中巴车，去县城，再去马鞍山。

也是，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呢

父亲老了，儿子的责任日益重大。我所要求的五年，我所过的生活，都是任性的。

我常常想，自己不该如此。我应该去做一份稳定的工作，每个月给家里打固定的钱，每年多陪陪父母。这样简单的幸福，却因为我自认为的理想，难以实现。

毕业后的第三年，因为在一些平台发表文章，得到了一些读者的喜爱，我偶尔拿到了稿费，之后出了三本电子书，纸质书也要在毕业后的第四年出版了。

四年了，离我与父亲的五年之约还有一年。四年中，读书写作不仅仅是理想，更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我和父亲开始了更多的交流，他甚至给我讲了许多他听过和经历过的奇闻，希望能对我的写作有所帮助。

观念上的鸿沟当然存在，父亲在电话里还是会说，有份稳定的工作，安安稳稳，到老了可以拿退休工资就挺好。生活嘛，都是那个样子。我开始不反感他说这些，渐渐理解他的想法。

我对父亲说，我还年轻，心野，想多闯闯，多跑跑，多写写。

他一改往日的沉默，顿了顿，说：“也是，谁没有年轻的时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