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精选6篇）

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篇1

[摘要]新农村社区建设要解决的首要理论问题就是“路径选择”问题，其中包括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界定、基本单位、模式等方面。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既要考虑现有农村居民居住方式。也要遵循农村城镇化趋势，即要依据不同区域农村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定位。依据与城镇的距离远近，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可选模式分为：城郊型、集镇型、村落型三种模式，不同区域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不同模式。

[关键词]新农村社区；定位：模式

[中图分类号]F30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9)08-0061-04

相对于城市社区建设，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鉴于此，有必要对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研究。其中首要的就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问题，这一基本理论问题涉及到：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内涵界定、新农村社区建设基本定位、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等方面。从已有的研究可以看出，对农村社区的理论研究主要是从农村社区的概念界定人手，从社区治理、社区服务、社区管理、社区组织等角度探讨农村社区建设问题，这为我们研究新农村社区建设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但是，这些研究在强调社区治理在农村社区建设中的重要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一个最显著的区别，那就是农村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是经济发展，农村社区建设必须要以产业为支撑。因此，有必要从新农村社区概念重新界定人手，从农村社区经济发展、文化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民主政治建设等多方面，深入探讨新农村社区建设基本定位、模式等问题。

一、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理论内涵

社区在中国是一个外来语，20世纪30年代初，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最早将这一概念引入中国。进入20世纪80年代，社区这一概念才逐渐进入我国学者的研究视野。由于研究视角不同，国内学者们对社区概念的定义也存在较大差异，但一般认为，社区构成必须具备固定地域、规模数量居民、服务设施、特定文化、社区意识、管理机构等六大要素。

人类最早的社区形态是农村社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现代工业社会，因此西方学者对社区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传统的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其社会结构简单，封闭程度较高，日常生活通过其特定地域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国内学者中最早研究传统农村社区的费孝通先生曾经以“熟人社会”加以表征。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农村社区正在发生着重大变化。农村社区已不再是封闭的、与外部隔绝的、自给自足的、缺乏分工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与外部、与他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和依存度。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农村社区的转型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社区是指一定地域范围内，以小城镇为中心地，以自身为腹地，具有一定互动关系和共同文化维系力的人口群体，并进行一定的社会活动的社区类型；其具有人口密度低，同质性强，流动性强，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受传统势力影响较大，社区成员血缘关系浓厚等特点。

传统农村社区向现代农村社区的转型，为新农村社区建设提供了现实条件。

目前，虽然还没有学者对“新农村社区”概念进行明确界定，但已有一些学者开始探讨如何将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的问题。徐勇认为，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基点和平台。当下要建设的农村社区不是以传统自然村落为基础的文化共同体，而是能够不断满足人们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现代社会生活共同体。甘信奎认为，要通过农村社区建设与自治机制的构建力求实现七个根本性转变：即在社区理念上，以“民为”取代“为民”思想；在社区规划上，以集中居住取代分散居住；在社区治理上，以社区自治取代“村民自治”；在社区组织上，以社团组织取代家族组织；在社区文化上，以现代市民精神取代传统伦理观念；在社区功能上，以社区服务取代行政管理；在社区目标上，以居民需求取代政府绩效。

基于以上学者们对农村社区及其发展变化趋势的研究，笔者将“新农村社区”这一基本概念进行如下界定：新农村社区是相对于传统农村社区而言，既具备传统农村社区的一些特点，又同时具备城市社区一些特征的现代新型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社区相比，新农村社区应具有以下特点：(1)从事现代农业将成为社区居民的主要谋生手段，此外，从事二、三产业的工资性收入也是社区居民的重要生活来源；(2)社区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有所增加，集中居住取代分散居住；(3)人口流动性增加、同质性相对下降；(4)城市的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对社区的影响越来越大；(5)居民生活水平、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等与城市社区的差距越来越小；(6)以社区自治取代“村民自治”。同时，新农村社区也区别于城市社区。首先，新农村社区处于农村地域范围，农业(现代农业)依然是农村社区的主要支柱产业。其次，发展社区经济是农村社区居民的生存基础，而提供公共服务和加强社区治理是城市社区的主要功能。再次，农村社区的存在主要以地缘、血缘和业缘为基础，而城市社区主要依据居住地域(居民小区)进行划分。简言之，本文所界定的“新农村社区”是农村地域范围内，以一定规模人口为基础、以一定产业为支撑、以地缘和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社区组织及其相应的治理机制为保障、以满足社区居民基本需求为目标的新型农村社区。

基于以上对新农村社区概念的界定，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内容或任务应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是发展社区经济。发展社区经济既是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物质基础，也是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的一个显著差异。集体经济和家庭经济是新农村社区的主要经济形式。新农村社区经济主体不仅包括农业，而且还包括第二、三产业在内的建筑业、加工制造业、服务业、商贸流通等多种产业。农业也不再是传统农业，而是实现了规模化、产业化、市场化的现代农业。而农业收入也不再是新农村社区的唯一收人来源，二、三产业将逐渐成为新农村社区的主要收入来源。通过建立社区型企业，发展壮大社区集体经济实力，增强社区辐射能力，造福社区居民。

二是发展社区文化教育。在传统的农村社区，受传统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影响，社区文化发展受到极大的制约。在新农村社区，发展社区文化将成为一个新的亮点。社区的各类学校将得到快速发展，不仅幼儿园、小学、中学等义务教育得到长足发展，各类成人学校、培训班、文化活动室等也将不断兴起。此外，社区居民的文化活动将不断得以丰富，社区居民的基本文化素养将得以不断提高。

三是改善社区环境。传统农村社区中，村民居住相对分散，各种基础设施条件差，社区环境差。在新农村社区中，村民居住相对集中，社区基础设施条件将大大改善，通过村容村貌整治，社区生态环境、生活环境、居住条件也会不断得以优化。

四是完善社区社会保障。在传统农村社区，由于存在着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村民们无法享受到城市居民拥有的各种社会福利，社会保障水平极为低下。在新农村社区，通过逐渐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

度、不断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制度和其他社会福利制度，社区居民不仅可以看得起病，还可以逐渐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五是建设社区民主。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建设社区民主也就是实现社区自治和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新农村社区民主建设是实现农民政治利益诉求的制度保障。通过实现社区村民自治、改革社区管理体制、大力培育社区民间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培养农民民主意识和政治诉求能力。

二、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定位

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是在一定时期内对一定地域范围内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总体部署或设计。主要包括新农村社区总体布局规划、经济发展规划、环境保护规划、资源利用规划、基础设施建设规划、社会发展规划等方面的内容。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基本定位首先涉及的就是新农村社区总体布局规划，即要确定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单元、新农村社区在不同农村区域的分布等。

要确定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单元，需要明确的是，什么样的农村社区才是合理的。张兴杰等学者认为，较为理想的农村社区应该具有三个特征。第一，农村社区是一个微观的地域性社会，区别于城市社区，并且因为自然地理条件和人文地理条件不同，农村社区也可相互有所区别。第二，理想的农村社区应该是一个具有较健全的公共服务设施和服务机构、较完善的整合人际关系的社会服务体系的微观地域性社会，应该有较好的公共社区道路、公共图书馆、邮局、文化活动中心、学校、体育活动中心、卫生保健机构、社会工作机构以及从政府到民间的各类社会组织。第三，理想的农村社区应该是一个有利于国家、各类社会组织和各类专门化机构进行活动与管理的微观地域性社会。

按照以上标准，我国的农村社区规划，首先要考虑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点分布的形式和特点。从现状看，目前我国农村居民点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村镇。村镇一般可分为集镇和村庄两种类型，其中村庄又可分行政村和自然村。至于一个农村社区的规模和范围应该有多大，尚无定论，一般认为，“把我国广大农村目前的‘行政村’，作为一个农村社区，进行规划、建设和管理，是通往社会主义新农村美好图景的正确路径”。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不需要打破现行农村行政区划，简单易行。目前我国许多农村社区建设试点地区基本上是在行政村基础上进行规划的。

究竟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应该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还是其他，除了要考虑我国农村地区居民点分布的形式和特点，还应该遵循以农为本、突出特色、生态取向等原则，遵循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这一必然趋势，依据不同区域农村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定位。我国农村地区地理位置、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及居住方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如果都一刀切地以“行政村”为基本单元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难免出现一些新问题。

我国“行政村”这一提法始于20世纪90代初的“乡政村治”及“撤乡并镇”等农村基层改革，目前基本上沿用当时的区划。我国目前的行政村约65万个、自然村约320万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向东部沿海及城市转移，我国中西部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空心村现象”。“空心村现象”主要是指一些村庄，平时只留下了老弱病残者在家，即所谓“青壮打工去，种田老与孤”。这些空心村不仅人烟稀少，而且家庭经济、集体经济、公共服务设施、道路交通等衰败。对待这样的空壳村，我们如果还是硬性地重建农村社区，既是浪费(不经济)，也是与农村城镇化趋势背道而驰的。对待这些空壳村，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已经和将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空壳村”，应早作部署、早作预测，避免重复建设和投资上的浪费；对其留下的少数住户可本着自愿和适当资助的原则，在安排好生活的前提下，集中搬至大村庄和集镇、县城居住，对多出的宅基地和山地、田园，退耕还林，退耕还草。随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及城镇化进程的推进，空壳村将会越来越多，对空壳村的合并重组并以此为基础重建农村社区也会成为一种必然。

例如，5.12汶川特大地震重灾区都集中在西部地区，震前这些地区本已存在不同程度的“空心村”现象，地震又使得许多村庄的生存条件受到严重破坏。生态移民或其他形式的异地重建将成为这些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必然选择。因此，我们不能一刀切地将“行政村”或“自然村”作为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的切入点和基本单元。各地在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规划的时候，既要考虑现有农村居住方式，也要结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村城镇化趋势，必须依据当地实际情况(包括农村村落分布情况、人口密度、生存条件等因素)，对新农村社区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该合并的就得合并，该搬迁的就搬迁。

三、新农村社区建设的模式选择

相对于城市社区建设而言，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一些地区还处于试点探索中，但农村社区的雏形或典型模式已开始在一些试点地区呈现。朱勇、孙玉琴将2006年农村社区建设试点以来，在我国天津、山东、江苏、福建、浙江等地进行农村社区建设试点的模式概括为：城郊型、集镇型、村落型三种不同模式。甘信奎结合深圳、湖北、江苏、山东等地的试点实践，将这些地区的典型模式概括为：城市化扩张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就地城镇化”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村民自治”体制下的农村社区建设模式。

这些已经开始呈现的典型模式反映了我国不同地区新农村社区建设的特色，具有其特殊性和不可移植性。同时，其中一些模式也具有在其他地区推广的价值。我国农村区域差异较大，不同区域究竟采用哪些模式，必须要针对自身实际情况作出抉择。笔者依据与城镇的距离远近，将我国新农村社区建设可选模式分为：城郊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村落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下面分别对这三种模式的特点及其适宜范围进行简单分析。城郊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和大中城市的扩张，以前属于农村的地域逐渐被纳入城市的范畴，以前远离大中城市的农村也逐渐成为城市郊区。处于大中城市郊区的农村地区，可以借助城市化整体推进及城乡一体化契机，对“城中村”或“城郊村”进行社区化建设和管理。深圳是这一模式的集大成者，通过全面撤销镇政府成立街道办事处，撤销村委会成立居委会，使城市社区管理模式迅速覆盖全市。到2004年深圳已成为全国第一个没有镇和村的城市。我国其他许多大中城市，也可以通过城乡一体化的整体推进，加快对“城中村”及“城郊村”的社区化改造，并逐渐按照城市社区标准建设现代新型城郊农村社区。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所谓“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是指以集镇为依托，以中心镇、中心村为中心开展新农村社区重建的途径或方法。这种模式包括两个层次：一是以乡镇政府所在地的小集镇为中心的乡镇大社区模式；二是以村庄合并后的村部所在地或条件较好的自然村为中心的中心村社区模式。“就地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主要途径。随着农村“就地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农村集镇将会成为产业聚集、人口集中的主要场所，农村集镇的规模也会不断

扩大，以集镇为中心的小城镇也会不断地兴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江浙、珠江三角洲等地区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带动了许多新兴小城镇的兴起，也促进了这些地区由传统农村社区向集镇社区的转变。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一些村庄通过经济强村率先致富，在全国脱颖而出，比较典型的如江苏的华西村、山东的岜山村和河南的京华村、南街村、龙堂村等，由于兴办村级企业使村落具有了城市社区自治的色彩。

可以说，以集镇或中心村为中心推进农村“就地城市化”将会成为我国农村城镇化的一种必然趋势，因此，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也将成为我新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村落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所谓“村落型”新农村社区重建模式，是指以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进行新农村社区建设的途径或方法。农村城镇化是必然趋势，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人口会越来越少，传统村落的衰败(如“空心村现象”)也是一种必然趋势，村落的重组变革也在所难免，但村落永远不会消失。正如霍华德在《明日的田园城市》中所说，“城市和乡村都各有其优点和相应的缺点”，二者不能相互取代。目前已在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城市化”现象也表明，乡村具有城市稀缺的许多东西――清新的空气、优美的田园风光、幽远宁静……回归自然是人的禀性，我们不能消灭乡村也无法消灭乡村。

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村落的存在更是一种现实。不仅如此，贫困落后的村落还占有很大的比重。我们在设计新农村社区建设路径时，一方面要加快农村城镇化步伐，吸引落后村落的人口向集镇或中小城镇集中，另一方面要对现有行政村和自然村进行科学规划、合并重组。在对现有行政村或自然村进行整合的过程中，一定要遵循以农为本、突出特色、生态取向等原则。在对传统村落进行改造的同时，也要突出现代新型村落的生态特色、民族特色、文化特色等，通过发展新产业、树立新风尚、打造新农民、构建新环境等途径，将村落型农村社区打造成城市社区居民观光旅游、休闲度假的好去处，使农村真正成为城市的后花园。

参考文献

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篇2

关键词：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路径选择

1 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困难

1.1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资金紧缺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资金紧缺, 这就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 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因资金紧缺而缺乏物质基础, 主要表现在: (1) 农民增收渠道方面。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的主体是农民, 新农村建设若要长期发展必须发动农民这个投资主体。但现实是欠发达地区农民长期以来收入水平低、负担重, 很多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仍很单一，主要靠的是传统的种植养殖和打工，往往只能解决温饱问题。 (2) 地方财政金融支持方面。新农村建设, 离不开地方财政金融的支持。欠发达地区由于区位、信息、经济基础等条件差，加上融资机制不顺，对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吸引力明显不够，且流失严重，经济增长点匮乏。如县级金融机构为降低经营风险，惜贷而不愿放贷，并通过各种渠道向县域范围以外转移资金，造成新农村建设中“失血”。绝大多数中小民营企业贷款难，民营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严重不足，仅靠自身发育发展慢，许多好项目、好企业无法发展，长期只能小打小闹，艰难度日。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难以落到实处。 (3) 国家支持方面。近年来，国家也从多方面支持新农村建设, 但国家支持是有重点、有限度的。欠发达地区地理位置都较偏远, 交通信息相对不便, 农村基础条件太差, 地方财力弱, 缺乏足够的配套建设资金, 缺乏示范效应, 因而在争取国家支持上往往处于劣势。

1.2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竞争能力弱

发展经济学认为，基础设施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战略性地位，它即使不是牵动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是支撑经济发展的车轮，因为最低标准的基础设施是直接经济活动所必需的，如水、电、路等。第一，充足的基础设施服务能大幅度降低其他直接生产活动的成本;第二，完备的基础设施能增强竞争力;第三，基础设施建设增长能够增进社会福利，减少贫困;第四，基础设施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一个组成部门;第五，基础设施有利于保护环境;第六，用于基础设施的公共支出可以作为有效的财政政策工具来调节经济。而欠发达地区地域偏僻，交通、电力、信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整体滞后。基础设施条件仍然远不及其他发达地区并且差距还在继续拉大，这些都成为县域发展的重要障碍：一方面在有限的经济总量与拮据的财力状况下，县乡两级政府仍然首先要挤出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根本无力拿出更多的资金发展经济，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能力低，影响了县域经济质和量的提升;另一方面由于区位劣势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缺乏投资竞争力，使得开放发展和招商引资的难度加大，大型项目难以落户。

1.3 支柱产业还很薄弱，带动能力不足

近年来，一些欠发达地区也提出并实施了支柱产业发展战略，县域内也涌现了一批批骨干企业，但受长期以来短缺经济和重复建设的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缺乏鲜明个性，产品、产业结构趋同，停留在传统农业和传统工业上，工业企业少而不大，土特品种多而不优，龙头企业和拳头产品少，支柱产业发展缓慢，知名度、市场影响力、辐射范围十分有限，没有规模效益和产业化经营效益，对县域经济拉动力较弱，资源优势很难转化为竞争优势和经济优势。

1.4 经济环境不优，发展合力不强

一些欠发达地区“四乱”歪风禁而不止。一些部门受利益驱动，对企业乱检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营运。行政效率低下。有的部门和干部不运用改革方式和市场经济手段抓经济工作，该取消的程序不取消，不该管的事情还在管。有的部门本位主义比较严重，在行政审批和办证过程中，工作效率低下。社会环境较差。有的地方特别是一些城镇郊区，经常有个别人为一些无理要求聚众滋事，阻拦项目建设，使项目实施起来困难重重。

1.5 文明意识滞后，发展氛围不浓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培植新产业和培育新农民。而目前欠发达地区农民文化素质相对较差, 文明程度不高，一些陈旧落后的观念和意识还在一定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导致许多农业新技术、新措施推广速度较慢，这成为影响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当前，落后保守的小农经济意识、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观念、官本位思想仍大有市场，一些干部和群众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不到位，不善于抢抓机遇，不能敢为人先，主动参与市场竞争的行动不多，积极应对市场风险的办法少，想发展、求发展、促发展的氛围不浓。

2 欠发达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效路径

2.1 拓宽政府促进农民增收的新途径。

农村经济的弱质特性，使农民在市场经济中所占资金、信息、技术等资源与其贡献不对称，农民不能依靠不完备的农村市场机制，解决资本投入、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等问题。因此需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建立政府对农业的支持体系，以减少农民进行农业生产的风险和成本支出，确保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一是建立农业投资体系，使农业投入有固定的资金渠道和内在机制。通过立法确定农业投资在国家总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按一定比例从各项基本建设中提取，向各行各业征收农业发展基金，向社会征收农产品消费税等等，通过政策，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动农民增加农业投入的积极性。二是强化农业技术服务体系，大力推广适用技术，以确保在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下，依靠科技提高资源利用率，增加农业产出量，提高农产品质量，降低成本消耗。三是建立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保证体系，以稳定生产资料的供给，抑制其价格上涨的幅度，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四是建立农产品价格保护机制和信息咨询服务体系，以使农民把握住市场动态，使农民生产的产品既产得出又卖得了，即使市场疲软也因政府的补贴而不致利益受损。

2.2 加快工业化进程，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支撑力。

工业化是发展农村生产力、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始终坚持把加快工业化作为第一要务，以工业化推动农业产业化、现代化，实现农村经济的大发展。要继续坚持以项目推进为主体，以全员招商、全民创业为两翼的发展战略，构筑以工业制造业为主体，以农业产业项目、龙头型商贸物流为两翼的招商引资新格局，在不断创新中转变招商引资思路，在谋划全局中突出招商引资重点，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同时利用国家、省扶持政策和专项资金，大力培育农副产品加工重点龙头企业，加快农业产业化进程。大力发展“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农户”等产业经营形式，把农产品基地变为工业企业的“第一车间”，推动农业生产经营的市场化、集约化和规模化，着力用工业化的手段提升农业，用工业化的力量硬化农业，切实改变农村面貌，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生态良好的新局面。

2.3 大力发展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欠发达地区大多处于江河源头, 生态资源丰富, 具有发展特色生态高效农业的明显优势。进一步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农业主导产业发展的扶持力度, 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特色种养基地建设的扶持，推广龙头企业带基地、公司连农户、产加销一条龙等多种模式，打造一批特色产业强县强镇强村。大力发展循环农业，积极发展节地、节水、节肥、节能等节约型农业。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按照自愿、依法、有偿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

2.4 培育新型农民，营造有利的环境氛围，增强农民建设新农村的信心。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形态已成生产力的内生变量，直接进入生产过程创造价值，并且成为提高劳动效率和剩余价值率的主导因素。知识对一个生产者来说，既是资本，又是生产资料。农民收入增长的创造能力，将更多地依赖知识;要实现农民增收目标最重要的途径是靠自己“去弊除疾”、“强体健身”，即变革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陈旧观念，加强知识武装和储备，使知识的掌握和使用成为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支撑。在现阶段，要重点搞好农民的农业生产知识和实用技术的培训;发挥助学贷款的带动作用，积极引导农民家庭增加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文化教育消费，使新生代农民更广泛地掌握从事二、三产业所需要的知识与技能，为增收奠定长远基础，塑造知识型的中国农民形象。积极促进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实施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加快农村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继续增大在农村水利、乡村道路、生态建设、清洁能源建设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不断提高农村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其次按照“三贴近”的原则，大力开展“三下乡”活动，结合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切实加强乡村文化阵地建设，以丰富多彩的群众性先进文化满足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继承和发扬农村淳朴优良的乡风民俗，挖掘民间文化，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努力塑造和谐融洽的文明乡风。尊重并确立农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健全和完善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村民自治机制，不断增强农民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能力，使广大农民群众真正拥有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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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篇3

关键词:执政文化建设;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09)04-0001-05

On the route choice of the Party's culture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period

LU Shao-qiu

(School of Politics and Law,Fuyang Normal Univerisity,Fuyang,Anhui 236041,China)

Abstract:The governing culture is both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ing theory of the Party,and a coreelement of improving her governing capacity.To strengthen the Party's cultural construction involves constant promotion of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theoretic equipment,active guidance of various erroneous cultural thoughts,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corevalue system,and activ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ways and methods of such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summarizing historicalexperience.

Key words:governing cultural construction;the Party;governing capacity

很多问题都可以从文化的角度得到研究。从文化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就形成了执政文化研究的视阈。当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达 到其经济和政治上的目的,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不断推行文化全球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形成了日益严峻的风险和挑战。 因此,如何在世情、国情、党情发展变化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正确引导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在 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执政文化建设的新途径和新方法,对加强党的执政文化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具有核心价值和 根本意义。

一、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

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的极端重要性,努力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的历史任务,颁发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和决定,建立健全党的理论宣传和教育机构,加强干部理论教育和理论学习,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际相结合,成功地开展了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进一步解决了指导执政文化建设的一系列 重大理论问题。党的理论创新、理论武装和干部教育的基本经验,也给执政文化建设提供了许多值得借鉴的有益启示。

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这是增强执政文化建设战斗力和生命力的有效途径。理论创新的价值在于实践,理论武装的价值在于使理 论的价值得以实现。通过理论创新推动执政文化建设内容创新、方法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吸引 力。通过武装头脑、通过指导实践、通过推动执政文化建设来追求科学理论的价值实现,这是理论武装的价值所在,使命所系。理论一旦 武装人,就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而理论要掌握人,必须通过理论学习、理论教育、理论宣传等重要环节来实现。

当前,我国文化思想理论战线,既有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也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意识,还有一些反马克思主义的错 误思想;既有社会主义的主流思想,也有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想和腐朽观念,还有封建主义的残余思想。这种“多元”的思想理论格局决定了在 推进理论创新的同时,理论武装一定要同步跟进。同时人民精神文化需求日趋旺盛,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 显增强,对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个“多变”的思想领域,反复经受考验的一个主题是,如何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 整合多样化的社会思想。社会越是多元,人们越是需要科学的理论。思想越是多样化,越是需要主心骨。弘扬主旋律、巩固主心骨 ,必须加强理论武装。

因此,“要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1]。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的指导地位,必须坚持、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科学体 系。恩格斯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2]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 结合的过程中,富于创新精神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六大以来,党 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推进理论创新,为党的理论武装注入了新的 内容、新的活力。要求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在全党深入学习毛泽 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全党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加强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继续全 面巩固和发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果等。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工作,才能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富有活力 、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是理论创新的必然要求,也是理论武装的必要条件。一种理论是否具有吸引力,不能靠自我标榜,而在于它在 实践中的作用,影响群众的深刻程度。《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近160年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 步、与人民群众共命运,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感召力。

过去,我们党内一度存在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曾经给革命带来危害。今天我们认识和研究马克思主 义理论,首先就要认真区分哪些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原理,哪些是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错误理解和不适当的附加,哪些是过时的个 别论断,需要重新认识和理解。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必须立足于实践,而不能凭主观想象任意评说。最重要的是要领会其精神实质,把握其 基本原理和科学精神,学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条件下用它来解决各种问题和指导我们的各项工作。同时,在研究中着力培养、造就一 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特别是中青年理论家。毛泽东曾主张,要培养一百到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同志,认为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并加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其次,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思想战线、新闻战线、文教战 线等方面的领导,深入研究新形势下各种受众群体的接受习惯和心理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做好宣传工作,努力提高舆论的引 导能力,重视舆论的社会效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在宣传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关系问题。马克思 指出,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和“多元化”的社会思想并存,几乎是任何一个阶级社会 的共同特征。问题在于执政文化建设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经验是:对 意识形态领域存在的各种文化思想等,应该坚持原则,区别对待,正确引导。所谓坚持原则,就是对于提倡什么,允许什么,限制什么, 反对什么,必须旗帜鲜明,不能含糊。所谓区别对待,就是对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和反社会主义应当有所区别。所 谓正确引导,就是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

推进理论创新,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还必须深入回答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加强和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理论武装和 理论教育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能回避现实中的难点、热点、疑点,敢于触及敏感问题。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理论自身的真正威力,才能教 育干部,影响群众。在方法上,注重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把深奥的理论还原为朴实的道理,通俗地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尽 量用事实说话,采用鲜活语言。马克思认为,理论越少从外面灌输,而越多由受教育者自身去体验,它就愈具有说服力、吸引力和渗透力 。

二、积极引导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的巨大成效,是在批判和抵制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其影响力的。一般而言,社会文 化思潮是在世界进入普遍联系的时代,围绕着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而产生的,它反映了一定的民族、阶级、阶层或社会团体的根本利益 ,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我国当前发生的社会文化思潮大多同国内社会矛盾和突出问题的激发、国际霸权主义的策划以及社会变革中的趋 向引发等情况有关。由于其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和理论色彩,往往抓住人们心理层面的浅层次意识,进而通过深化和提升,对人们的价值 观念产生影响。如历史和现实中的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等,宣扬民主宪政、福利保障制度、私有制永恒 论、市场教旨主义、追逐私利的人性论、多党轮流执政等,对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进行攻击,也给人们原本十分清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造成冲击,致使一些人在价值评价和行为选择上感到迷茫困惑,甚至无所 适从。这就迫切需要发挥执政文化建设的引领作用,对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中片面的、错误的甚至反动的观点进行剖析和批驳,使人们认清 这些社会文化思潮的真实面目和潜在的危害。同时,在纷纭复杂的价值碰撞和选择中,给人们提供可供选择的核心价值标准,尤其是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出明确、清晰的界定,就显得越来越迫切和重要。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概念,从而深刻揭示了 执政文化建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的关系。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中共执政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而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是执政文化建设的核心和灵魂。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人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创造和实现价值的过程中,必然要形成 一定的价值观念。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长期共同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中,必然要形成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居于 核心地位、起主导和统领作用的就是其核心价值体系。任何社会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这是一定的社会系统得以运转、一定的社会秩 序得以维持的基本精神依托。旧社会的解体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崩溃为先声,新社会的诞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形成为先导,社会的 稳定和发展也往往以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和完善为支撑。

20世纪末,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从根本上说,就是其在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冲击下,执政文化建设对社 会核心价值体系的消解与抛弃的恶果。这个教训值得我们深刻记取。当前社会转型背景下,各种社会文化思潮挑战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和 马克思主义如何应对的问题,成为执政文化建设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大课题。应该说,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中,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实际上为执政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这就表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所在和先进性质; 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价值目标和主题诉求,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凝聚力和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 神动力,有别于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价值观;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体系的精髓和支撑,体现了先进性和广泛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继承性和时代性的辩证统一;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 指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所应坚持、反对、倡导和抵制的基本界限。虽然,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我们党在不同时期都强调过 ,但把它们联系起来作为一个整体,并上升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这是执政文化建设在新时期新形势下的一个重大创新。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主动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既尊重差异、包容多 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4]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引领各种社会文化思潮中的重要作用。任何社会 的意识形态都不是铁板一块,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分化,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哲学上讲,分化与整合是对立统一的。但是 ,如果这种意识形态的分化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和限度,就会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从而影响社会的良性发展,这是执政文化建设必须 把握和观察的敏感点。新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之所以取得重大成效,除了政策和策略的娴熟运用外,执政文化在社会文化 思潮中的引领作用以及日益占据主流和核心地位,与其在思想战线、新闻战线、文教战线上有力回击各种错误社会文化思潮有关,从而实 现了执政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流地位。

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核心价值体系中的指导地位。如果动摇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会动 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根基,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导致思想混乱乃至社会动荡。同时,牢牢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建设的前进方向,对多样化的社会文化思潮加以有效引领和整合,对群众思想中存在的各种疑惑作出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解答 ,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事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信念和信心。另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应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并不排斥社会思想观念的多样化,这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 有之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一切有利于建设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各种不同声音、各种不同价值诉求予以尊重、保护和 发扬,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但是,包容绝非放任自流、任其发展,也并非放弃引导、不加制约,应是在坚持核心价值体系主导地位 基础上的包容,是将各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限制在秩序范围内的包容。这种包容,既不会削弱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又可以在核心价 值体系正确导向的基础上,使具有差异的不同价值观保持必要的张力,并达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和互补。当然,在注重对多样化社会文化思 潮进行引导、整合时,还要警惕西方以“和平演变”为主要内容的意识形态渗透,构筑防止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文化基础,使“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5]显而易见,这一举措会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产生 相应的抵消作用,也有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深入推进。

因此,只要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正确分析和准确把握那些存在于现实社会中有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各种国内外社会文 化思潮,并加以积极引导,就能更好地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会走向歧途,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就不能得到有效传播和大力弘扬。

三、坚持推陈出新,探索执政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

执政文化建设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要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和对执政文化建设的反思总结为前提、相伴随的。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 ,是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革命传统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也要清醒看到,传统文化中有消极的思想, 执政文化建设中也有一些过时的东西,这些都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文化建设产生不利的影响,必须加以扬弃、清理和总结,进而推陈出新, 探索执政文化建设的新途径新方法。

列宁指出:“在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旧社会之间并没有一道万里长城。革命爆发的时候,情形并不象一个人死的时候那样,只要把尸体抬出 去就完事了。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尸体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6]新民主主 义革命推翻了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和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但是,由于传统文化与人的紧密联系,由于传统文化向现实生活的广泛渗透性,以 及现实社会中还有封建腐朽思想的残余影响赖以存在和发挥作用的条件。所以,肃清封建腐朽思想对执政文化建设的不良影响,任务仍然 十分艰巨。毛泽东曾尖锐地指出:“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 麻烦的民主制度”[6],刘少奇在对干部进行民主精神教育时也说过:“中国是一个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一般人没有经过民主训练 ,不懂民主。而我们党内,也有很多党员不了解民主。……有些同志到地方上去工作,不懂民主的一套,结果弄成了官僚。”[6]这 种“官本位”与“民本位”的执政理念是格格不入的,妨碍着执政文化建设中科学精神、理性精神和求实精神的确立。在对这些现状和问题作一 番清理的同时,必须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执政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这是促进执政文化建设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首先,执政文化建设要与现实国情相结合。产生于中国革命特殊环境中的执政文化,直到今天仍是影响中国政治发展最为关键的因素之一 。近代中国社会的沉伦,使国人逐渐意识到,中国传统执政文化无法挽救中国的政治命运,西方资产阶级执政文化也不适合中国的现实国 情。执政体系的选择必须是执政文化基础上的择优,建立在相同或相近的执政文化基础上的执政体系容易移植和融合,建立在不同执政文 化基础上的执政体系的转移嫁接则存在着先天的基因冲突。盲目的崇拜而照搬西方的执政文化模式,一定不能解决所面临的各种政治危机 。任何一种政治制度或执政体系的存在,都离不开特定国家的历史传统和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都有与其相对应的执政文化支撑。如果缺 少或没有这种执政文化的依托,政治制度就不能稳定和顺利地发展,甚至会成为国家秩序混乱的祸根。

其次,执政文化建设要与制度建设相结合。对于执政党来说,制度建设具有根本性作用。邓小平在总结过去教训时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 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 ,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提问时 更是一语中的地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使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通过现代 政党制度建设来铲除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其他不良影响,实现从革命政党向现代政党转变,在执政体制、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等方面进行制 度创新,促进执政文化建设的良性发展。

最后,执政文化建设要与方法创新相结合。局部执政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宣传方式和方法,比如报纸、广播、书 刊、动员大会、墙报等来传播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不过,传播媒介比较单一。如果在全面执政的条件下,完全搬用传统的宣传手段和 方法,显然是不合时宜的。那种在信息传播媒介非常稀少,信息资源十分稀缺的情况下,依靠简单的信息源控制和信息单向灌输就能奏效 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代中国正在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革,面对社会阶层结构日益复杂化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在科学技术迅 猛发展,信息传播手段日新月异,信息传播途径和信息量急剧增长的信息时代,执政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必须创新。这就需要我们从实际 出发,探索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思想形成、变化和发展的规律,研究信息传播的各种规律,研究人们在新的社会条件下接受信息的各 种规律,寻找执政文化建设的切入点和有效途径,充分利用新的信息技术手段,利用各种为我们所掌握的优势资源,不断提高执政文化的 传播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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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72.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论党的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316.

[6]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333.

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篇4

一、重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

重庆市从2003年开始进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试点工作;2007年1月, 开始全面建立和实施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保障人数和保障标准逐年提高。当前, 重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表现在:

(一) 覆盖范围扩大, 但仍显狭窄

随着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社会保障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低保覆盖面有较大幅度的扩展。截至2008年12月底, 重庆农村低保人数为78万人, 占农业人口的3.31%, 比上年增加6.15万人, 增长8.5%。但目前农村还需要低保政策扶持的贫困人口以及已确定为低保对象但还没有享受低保待遇的困难群众仍占很大比重, 这对推进农村最低保障制度工作是一个大的挑战。

(二)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二元化拉大了城乡低保差距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政策规定和内容上都各不相同, 明显表现为制度的二元化。城乡不同的保障标准及由此造成的实际补助的差别, 使得城乡差距越拉越大。2009年城市低保标准是223.8元每人/月, 实际补助是159元;而农村低保标准是98.1元每人/月, 实际补助是59元, 城乡差距分别是228%和269%。由于这种人为的制度安排, 城乡低保差距被拉大, 致使农村低保对象生活艰难, 低保家庭除了维持日常生活支出外, 基本无力购买日常耐用消费品。

(三) 财政收入增加, 但救济经费不足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 国家财政收入增加, 国家对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支持力度也大幅提高。但低保经费保障的力度远远小于经济增长发展所带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幅度, 加之区县政府在利用社会救济经费时往往先保障经济效果明显的其他项目, 延迟对低保的补助, 救济经费的滞后使得低保工作开展缓慢。

(四) 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但基层办事缺乏科学性与公平性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指导思想, 保障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生存问题, 克服现实生活中的困难, 帮助他们尽早脱离贫困。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在实施过程中由于其工作量大且繁琐, 加之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的难确定性, 使得部分低保工作人员在完成工作时因缺乏相关低保法律的支撑, 做事时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

二、重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 低保对象和低保标准难确定性分析

家庭收入是农村各地区确定低保对象的唯一依据。农村家庭收入分为固定收入和非固定性收入, 其中非固定性收入又分为隐性收入和临时性收入。农村家庭收入构成存在着多样性和不稳定性, 使家庭收入界定困难。同时, 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 导致各地区低保标准差异也较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实力雄厚, 保障水平相对较高;受财力限制的中西部地区, 低保标准则相对较低。

(二) 城乡二元化指导思想分析

城乡二元化思想使政策导向程度不同。1999年, 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 对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进行了改革, 现已基本实现了统一管理, 制度化、规范化、社会化程度有很大提高, 运行机制开始趋于成熟。与城市相比, 针对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 国家只是从政策层面提出全面建设的要求, 却没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保障规范。一些地方由于城乡二元思维定式, 对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制定不科学, 各地方各自制定制度, 缺乏统一指导, 使低保工作落实难度大, 运作不规范。

(三) 低保资金缺乏原因分析

目前, 重庆各区县已普遍将低保资金列入了财政预算, 有效地改善了低保资金的供给状况。由于各地财政状况参差不齐, 在地方政府财政预算安排时, 因考虑地方经济发展效益优先的原则, 最低保障资金排序前后不一, 使得某些地区尤其贫困地区的低保资金供给也参差不齐。同时, 低保资金筹集工作比较滞后, 宣传、募集、资助的力度不足, 使得部分社会救济经费在归到慈善机构后被分散利用。

(四) 农村低保相关法制缺失分析

目前, 有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 没有专门规范农村低保工作的全国性文件和专门的法律法规。在低保工作开展方面, 各地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多是依据各地方政府自身制定的有关政策开展, 操作程序不规范。且大多数地方的农村低保由民政部门下属的社会救灾救济科室来负责, 没有专门的科室负责, 由于缺乏制度性约束, 工作中的随意性较大, 造成工作中缺乏科学性和公平性。

三、建设重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路径选择

(一) 科学合理地确定保障对象和保障标准

按照重庆市规定, 人均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才能享受差额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收入是核定能否成为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的唯一依据, 因此要求工作人员在核算家庭收入时须分类计算, 对家庭固定收入采用逐项计算;对非固定性收入采用家计调查的方式。同时必须登门走访, 反复核查, 避免漏报、错保现象的发生, 力求公平、公正。重庆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条件的差异较大, 在设定保障标准时也应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合理科学地设定本地的保障标准。

(二) 统筹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缩小城乡差距

重庆是西部地区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 城乡统筹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重庆作为我国首个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首先应统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应彻底摒弃城乡有别的传统观念, 城乡统筹发展;结合不同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 以维持各地贫困居民最基本生活的物质需要为依据, 因地制宜, 科学实施。自2007年起, 重庆已开始建立城乡统筹低保制度, 将实行“工作机制城乡统筹、保障标准地区有别”的原则, 农村困难群众将享受与当地城市困难群众一样的保障标准.

(三) 拓宽低保资金筹措渠道, 规范资金监管

最低生活保障的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 在有限的财政收入下, 有效的资金筹措机制是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正常运行和持续发展的保证。重庆市目前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筹集以区县财政为主, 市财政为辅, 同时鼓励多渠道筹集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对于低保资金的规范管理, 应实行专项管理, 专项核算, 专款专用, 严禁挤占挪用。同时, 健全基层社会保障机构, 设立专门的资金管理机构负责, 确保低保资金的安全与合理使用。

(四) 建立健全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法律法规

社会保障实质是一种法律保障, 是法律赋予每个公民在不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 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标准向其提供最低物质生活需要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就要有法可依。首先, 通过国家立法, 对最低生活保障的对象主体的权责做出明确的规定和说明, 使其规范化、法律化。其次, 建立健全有关农村最低生活保障项目的规章制度, 并使之与我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接轨, 真正做到城乡统筹。

四、结语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国家和社会为了保障收入难以维持最基本生活的农村贫困人口而建立的一种社会救济制度。它的最终目标是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作为社会救济制度的延续和延伸, 是社会救助制度的法律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做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秩序、繁荣经济的重要保障。

摘要：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保障农村社会和谐稳定的关键环节。该制度从建立至今, 已取得显著成效, 覆盖人群不断扩大, 保障水平也逐年上升。然而, 随着低保工作的进一步推进, 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通过深入分析重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的根源, 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措施。论文对于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 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重庆农村,保障制度,保障对象,路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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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篇5

一、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是高等学校的职责

无论是农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还是农民的致富，都离不开教育的支持和参与。高等学校要牢固树立“以服务为宗旨，在贡献中发展”的思想，强化服务“三农”的决心，更加积极主动地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当中去。要坚持“农科教”、“产学研”紧密结合，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服务工作。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切实发挥农业、科技、教育网络联盟的优势，建立知识、信息、技术和人才培养培训的公共服务平台。

高等教育承担着为新农村建设培养、输送各方面人才，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促进科研成果转化和服务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是实现农业科技进步，促进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科技要素与农村结合是新农村建设的有效切入点，要把优化科技要素配置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要致力将现代科技植根于农村一线；加强科技创新，把科技成果引入农村一线；加强机制创新，把科技人员引入农村一线；加强人才培养，把科技知识引入农村一线。

高等农林院校为新农村建设培养高质量、高层次的生产、经营和管理人才，大力推进农业科技创新。现有科技成果中，有23％来自高等农林院校；国家级奖项中，有27％是高等农林院校获得，这都显示出高等农林院校是国家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农林院校还要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推广工作，围绕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参加农业部和各地组织实施的科技推广活动，要通过示范，推广先进适用农业技术，为改善农业生产生活条件提供科技支持。

二、支持新农村建设是高等学校的时代使命

(一)高等学校的时代使命——为新农村建设提供“智力”与“人力”支持

“智力”与“人力”的支援对于新农村建设既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支援。也是一种更具有持久性、长效性的支援，是具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生产生活面貌的支援。“十五”期间，高等农林教育除了培养了一大批农林人才之外，还在为农村培养第一线的实用人才和带头人的人才培养而努力探索：一是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培养干部；二是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中发挥重大的作用；三是要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中发挥巨大作用。

(二)高等教育的方针与任务——促进新农村建设

教育发展的核心目标与任务是为现代化建设服务。现阶段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工程、关键工程是新农村建设。高等院校，特别是高等农林院校要坚持的发展道路，要高度重视现代科学问题和前沿技术的研发，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还要高度重视人才、知识、技术优势面向“三农”第一线，解决实际问题，造福农村百姓。

(三)现代大学的职能——高等学校为新农村建设服务

高等学校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实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科技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另一方面就是要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方式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上来，也就是科教兴农。中国农村发展的根本路子还是科教兴农、人才强农，在这方面，农林院校可以施展的空间无比巨大。

三、拓展高等学校为新农村建设服务的路径

(一)协助地方政府。培养新农村建设的带头人

高校要创新办学思路，一是走教学、科研和产业一体化的方式，利用师资力量，与地方政府联合，深入到县或乡镇，举办实用人才短训班；乡镇干部培训班、乡镇企业干部培训班等；二是利用教学基地，培养新农村建设人才，农业院校可利用教学实习农场，培训农村技术人才，其他高校可利用实习基地，培养某方面技术人才；三是利用各地区提出的“村村大学生”的有利政策，争取政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方式，为农村培养带头人。

(二)加大面向农村培养人才的力度，培养新农村建设需要的各类人才

一是与劳动就业或农业部门合作，针对性地开展技术培训；二是学校抽出骨干教师深入农村或扶贫点开展技术指导，开展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或开展文化培训，提高农民的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经营与管理水平；三是争取政策，降低贫困地区高考分数线，使更多的农村孩子到高职读书，并回当地服务；四是与政府联合，减免农村困难学生的学费，吸引农民子女到高校读书，减轻农民负担，使农村孩子得到更多的实惠。对适合减免学费的农民子女，实行哪来哪去的原则，毕业后回当地服务。五是高校针对性地开展免费培训。

(三)加强高等学校面向新农村建设的科研协作与攻关

对新农村建设的科学研究不仅应体现在农村经济发展的层面，同时也应体现在农村文化建设，政治民主建设的层面。我国各种层次的高等学校可以围绕新农村建设这一主题，选择科研课题，组织科研攻关，使高校科研工作与新农村建设形成紧密的结合。贵州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在毕节地区开展的山羊产业基地建设、黔西县太来乡芭蕉村蔬菜花卉集约化栽培技术开发、黔西县林泉镇韦寨村立体生态养殖及资源综合开发示范项目(省新农村建设示范项目)、农村畜牧学和兽医学综合集成技术发展畜牧业示范推广、规模养猪产业基地建设、畜牧优质高产技术研究与示范、畜牧混播及优质牧草高产种植及利用产业基地建设、山羊养殖技术示范项目等研究取得重大进展。

(四)促进高等学校机制创新支持新农村建设

一方面要以更好的政策导向和更有效的激励机制，鼓励高校毕业生投身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另一方面可在全国高等学校继续实施支持农村发展的行动计划，鼓励各级各类高等学校同农村发展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加强对口支援。形成一种广泛的、积极的社会舆论，倡导高等学校的各种教学机构、科研团体、甚至师生个体，深入农村、定期或不定期地服务于农村。加强高等学校与农村发展的双向互动与交流，以使高等学校的发展与新农村建设形成相互促进的局面。

新农村礼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篇6

【关键词】税务；党支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思考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税务系统基层党支部作为机关党委的下属党组织，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主体责任责无旁贷。

一是要正确看待和重视党支部主体责任。基层党支部是党在基层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其主体责任落实的好坏，关系到能否调动税干积极性和创造性完成各项任务。特别是当前我国财税改革不断深入，各种矛盾交织，税干思想活跃。在这关键时刻，需要基层党支部深入税干，引导正确观念和认识，释疑解惑，疏导矛盾。要把落实党支部主体责任提高到为单位创造良好软环境的高度来认识。党支部除了党内管理工作外，承担着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这些工作不可能立竿见影，但它是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积淀。只有常抓不懈，使党员税干经常受到理想、道德、文化、纪律教育，才能逐步提高党员税干的整体素质，在单位形成一种人人心情舒畅，积极性得到发挥的文化氛围。

二是积极主动落实党支部主体责任。首先，作为党支部书记，要经常和各部门非党员税干交流沟通，通报党支部工作，主动做好税干思想政治工作，解决工作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其次，党支部委员要经常深入到党员税干中去，谈心交朋友，了解税干的心态，听取意见和呼声，有针对性地做好思想工作。同时，基层党支部要经常主动向上级机关党委汇报工作，接受指导，及时了解有关精神，有效落实主体责任。

三是以敢于担当精神落实党支部主体责任。落实党支部主体责任既要保持好的传统教育，又要以敢于担当的精神，不断探索新思路、新方式、新途径。首先，要拓新点。采取多种形式加强党员学习教育，组织参观纪念馆，组织观看主旋律电影，寓教于乐。其次，要抓重点。组织税干看警示教育录像，召开党风廉政座谈会，参与干部考察、考核和民主测评，抓好党员税干教育，以良好的形象树起一面旗帜，影响和带领其他税干完成各项任务。第三，要举亮点。结合工作特点，抓住阶段性、突击性工作中涌现出的先进事例和人物，大张旗鼓宣传表扬，树立先进，弘扬正气。这些发生在党员税干身边的事，大家看得见，摸得着，学有榜样，赶有目标，生动有效。

怎样更好地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精神，不断落实好主体责任？根据目前的现状，税务系統基层党支部应着重突出“五大工程”：

（一）体现人文关怀，构筑凝心工程。各项工作的主体是人，税务系统必须有一个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增强党支部对党员税干的凝聚力和吸引力，做到相互尊重，不玩个性；相互交往，不扯是非；相互信任，不搞欺骗。这是评价基层部门党支部是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的重要标准。基层部门党支部应认真做好与党员税干密切相关的各项工作，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事，坚持不懈做好事，切实把各项利民之策、惠民之举落到实处，人人做到以德服人，以德感人，以德聚人。

（二）倡导平等竞争，构筑素质工程。在工作中，基层党支部所倡导的公平竞争是否真正能提高党员税干的综合素质，在党员税干中形成一个人人比贡献、个个创佳绩的良好工作氛围，是检验基层党支部工作是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的具体标准。基层党支部应加强党员税干的职业道德教育，教育党员税干积极弘扬中华文明，做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先进模范。同时，应创造良性互动的学习氛围，督促党员税干不断加强政治理论、业务知识和科学文化的学习，提高自身素质。

（三）健全制度管理，构建阳光工程。基层党支部制定的各项制度应科学实用，必须真正能管得住人。一是应健全科学的用人制度，通过实施双向选择、聘任试用和绩效考核等制度，营造鼓励党员税干干事业、干成事业的制度环境。二是健全民主决策、民主议事制度，推进党务公开，建立公开透明的工作制度，使党员税干广泛参与到党支部事务中去。三是完善内部的绩效制度，在坚持效率优先的同时，做到兼顾公平，并把公平问题放到重要位置，认真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能够使大多数税干满意的绩效制度。

（四）完善机制创新，构建满意工程。用纳税人的满意度来检验党员税干的工作业绩，用社会的认可度来衡量党支部的工作程序，这是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具体体现，也是基层党支部是否落实好主体责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基层党支部应完善机制创新，要求党员税干在工作上“三分三合”：即职能上分，思想上合；工作上分，目标上合；责任上分，决策上合，形成一个人人争先创优，个个干事创业的浓厚的工作氛围，创造出令人满意的工作业绩。

（五）传承税收文化，构建品牌工程。税务文化是全体税干在工作实践中共同创造出来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基层党支部工作是否落实好主体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并且不断丰富自身的税务文化，不断提升文化品位。因此，基层党支部应传承税务文化，以党员税干综合素质的提高为基础，以有效执行和责任追究为突破口，培养和确立党员税干共同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构建精神文化、管理文化、物质文化为一体的文化体系，全面提升工作品牌的含金量。

参考文献：

[1]党支部工作手册编写组.党支部工作手册[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14.

[2] 中央纪委监察部驻环境保护部纪检组监察局.牢牢扛起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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